四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四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精选6篇）

四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篇1

保留意见

无法表达意见

否定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最普通的审计报告。据国外文献统计，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90%以上都是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国的比例可能低一些，主要与企业的质量有关。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报表符合合法性与公允性，没有在审计过程中受到限制，且不存在应当调整或披露而被审计单位未予调整或披露的重要事项时，应当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决定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如果认为审计报告不必附加任何说明段、强调事项段或修正性用语，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标准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适用于被审计单位没有遵守国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或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只有当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报表就其整体而言是公允的，但还存在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才能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所报告的情形对会计报表产生的影响极为严重，则应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被视为注册会计师在不能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下最不严厉的审计报告。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只有当注册会计师确信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和歪曲，以至会计报表不符合国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未能从整体上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注册会计师才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据充分、适当的证据，进行恰当的职业判断，确信会计报表不具有合法性与公允性时，才能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据文献统计，注册会计师很少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四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篇2

一、文献综述

国外的研究者对审计质量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论证了规模大、品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确实能比较小规模、知名度弱的会计师事务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Becker, Defond, Jiambalvo和Subramanyam (1998) 发现相比非“六大” (现在为“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 “六大”会计师事务所能更好地抑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

国内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 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高, 如曾亚敏和张俊生 (2010) 以中国2006年以来的8起重要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例为研究对象, 运用修正DD法和盈余响应系数法两种研究方法, 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409家客户审计质量的影响, 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完成后, 客户企业的可控性应计显著下降, 盈余信息含量显著提高, 即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 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不一定高, 如王良成和韩洪灵 (2009) 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下的特殊配股现象, 把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区分为高盈余管理的公司和低盈余管理的公司, 并以此来研究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即国际大所和国内十大, 以下简称“大所”) 的审计质量对这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 大所具有“相机决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 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审计质量, 大所的审计质量并不是一贯的高。

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主要是指审计意见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否有用, 进而对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对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都呈现不一致观点。

刘爱东和朱威 (2005) 选取沪深两市2000年至2002年样本的综合数据和各年度子样本数据, 运用超额收益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对各解释变量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价值相关性及审计意见类型对股价超额收益的增量解释能力进行了研究。联合价值检验显示, 审计意见类型和其他相关因素的联动作用与审计意见类型单独作用相比, 对样本累计超额收益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侯国民、恽碧琰和宋常 (2007) 以2000-2002年间沪深两市A股被连续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运用超额收益法, 发现对于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 市场具有负向的市场反应, 但是对于保留意见, 市场反应并不显著。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 理论分析

准租理论认为, 规模较大、品牌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要高于规模较小、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所能提供的担保品的价值大小, 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关键因素。担保品的价值越大, 会计师事务所机会主义行为败露后所承担的损失也越大。因此,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 拥有的客户越多, 品牌越优良, 其作为担保的客户资产价值越大, 对于该品牌的资源投入就越多, 一旦机会主义行为被揭露, 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会更大。

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主要是指审计意见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否有用, 进而对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审计意见作为审计活动的最终结果, 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是否公允的信号, 是对企业能力从专业方面提供的鉴证与说明, 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因此, 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发表, 将会引起报表使用者以及公众的一系列反应。

(二) 研究假设

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被审计对象在会计制度上违规并公开揭露这种违规行为的联合概率。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师的能力和独立性两个基本因素 (Deangelo, 1981)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恰好来自对审计师能力和独立性的影响。

结合之前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的信号效应和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相关解释, 本文预测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比合并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应该向投资者传递出更强的市场信号, 投资者信心增强, 上市公司的CAR也会出现积极的反应。也就是说, 在合并前后如果均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 那么投资者会出现更强的正面反应;相反, 如果合并后出具的审计意见较合并前的差, 那么投资者会由正面反应变为负面反应或者是由原来的负面反应变为更强的负面反应。

本文中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称为“标准审计意见”, 其余类型的审计意见均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在审计意见 (年报) 公开披露后的较短时窗内, 证券市场对合并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有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我们选取2000年至2010年之间经历过合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样本。要求对应的上市公司在合并前后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同时上市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具有观测值。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匹配的上市公司将被剔除掉: (1)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时间不详。 (2) 合并的成员所均不具有审计上市公司的资格 (即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的资格) 。 (3) 在年度审计报告中找不到相关的审计意见类型的上市公司。 (4) 加入或被并入国际所或者与国际四大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 (5) 由于实证研究中需要用到累计异常回报率 (CAR) , 所以存在以下问题的上市公司要剔除:审计报告出具的日期缺失 (影响事件日的选取) ;年报公布日前后交易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 且要求年报公布日在1月1日到4月30日之间 (控制年报延迟披露对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影响) 。 (6) 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在经过以上研究样本的剔除之后, 本研究最终选取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样本63个, 匹配的上市公司样本498个。

(二) 数据来源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资料及合并信息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CICPA) 网站及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办的中国会计视野网。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 (CSMAR) 。数据处理采用Excel 2010和SAS 9.1。

(三)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累积异常回报/累积超额收益率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简称CAR) 是非正常回报的累积值, 某支股票的非正常回报 (abnormal return, 简称AR) 等于该股票的实际回报减去该股票的预期回报。本文采用市场调整模型来计算超额收益率。在预测超额收益率AR时, 将年报公布日定义为第0日, 即事件日。以 (-180, -30) 共150天的时间作为预测窗口期, 计算出在 (-1, 1) 和 (-3, 3) 两个研究窗口期的CAR, 用以揭示年报公布前后的较短时窗内证券市场对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反应。日市场回报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的流通市场加权平均市场回报率, 日个股回报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的日个股回报率。

2. 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见右上表。

3. 回归模型设计。CARi=a0+a1OPi+a2OP×POSTi+a3 (1-OP) ×POST+ΣλiControli+ε。其中, i表示上市公司, 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ε为误差项并服从期望值为0、方差为σ的正态分布, 即:ε~ (0, σ) 。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略) 。

5. 回归结果分析。首先, 在 (-1, 1) 和 (-3, 3) 两个窗口期内, 回归方程均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 回归方程有效。其次, 在上述两个窗口期内, OP×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其中在 (-1, 1) 窗口期内显著性水平为10%, 在 (-3, 3) 窗口期内显著性水平为1%;而 (1-OP) ×POST的系数都是负的, 但是均不显著。这就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在审计意见公开披露后的较短时窗内, 证券市场对合并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有差异。具体来说, 投资者对合并前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反应出显著为正的差异, 当同一家上市公司继续收到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准审计意见时, CAR会发生正向变动, 即相比合并前收到的标准审计意见, 市场会出现更加积极的反应;同时, 回归结果显示 (1-OP) ×POST的系数是负的, 但由于其在统计上不显著, 无法验证投资者对合并后继续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有更加负向的反应。但是, 这也说明投资者对合并前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反应不同。并且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不管是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还是非标准审计意见, 其传递出的信号都会更加强烈。结合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相关解释, 标准审计意见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传递出积极信号, 再加上该审计意见是由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信息的可靠性增强, 投资者自然会提升对相关上市公司的预期。这种对上市公司预期的提升反应到股价上去, 就会出现CAR的正向变动。这就为OP×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提供了解释。

四、研究结论

本文将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理论分析相结合, 以2000-2010年间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例及对应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法, 来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的投资者对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有不同的反应, 而且这种差异是显著为正的;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也有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虽然最后的回归结果没有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 但是相比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 证券市场对于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更加强烈, 说明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其规模和品牌有所提升, 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的信号, 且这种审计质量的提高能被市场所感知。

另外, 本文预测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非标准审计意见也应该有不同的反应, 回归结果中对应的系数为负值, 但由于其在统计上不显著, 我们不能得出类似于标准审计意见的结论。这种市场对于不同类型审计意见反应的不对称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 .曾亚敏, 张俊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审计研究, 2010, (5) .

[2] .王良成, 韩洪灵.大所的审计质量一贯的高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 2009, (3) .

[3] .刘爱东, 朱威.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意见的预测价值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 (9) .

审计报告的类型依据与格式 篇3

一份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可以把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性质以最小的“漏损率”传达给信息使用者眉前实务中对审计报告进行类型划分的做法以及报告格式,包括形式和措词的沿革均是会计界为提高与公众沟通的效率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不科学的类型划分和报告格式会降低审计报告的质量,也会给审计意见变通提供便利,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改进措施。

一、审计报告的类型依据

在确定出具何种类型的审计报告时,重要性这一概念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实务中,会计师一般依据经验和判断,确立一个重要性水平,并将已经发现的问题和重要性水平进行对比,如果没有超过重要性水平,则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如果超过了重要性水平,则问题越严重,出具性质越严重的审计意见。在目前各国颁布的审计准则中,对何时应该出具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都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可以说,对审计意见按性质严重程度进行有色彩梯度的类型划分,这有利于提高审计报告的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比性,从而缩小会计师模糊意见的空间。例如,我国修订的报告准则中就对出具无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等情况做出了规定,此外还有“重大疑虑”、“重要”、“公允反映”、“不至于”等判断词语。

共识是存在的,但遗憾的是,理论和现实总是存在着那么一段很难攀越和驾驭的距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怅然感觉。“重大”、“非常重大”,这些词语的界限在哪里?不同意见类型之间选择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在哪里?没有确切的答案,只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重要性水平并不由注册会计师来决定,而是“存在于社会公众中并被法律认可的一种观念,……实质上是源于会计报表使用者或者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重要性的认识而引发的对审计重要性概念及其水平的要求(赵火昌,)。”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对报表使用者是重要的,重要性到多大程度才能影响和改变其决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精确界定的问题。另一方面,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总是与个例休戚相关:经营环境、是否面临诉讼,破产、是否面临盈亏平衡点内部控制、管理层的意图、审计报告的使用者、使用会计报表的目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均可能对重要性水平产生影响,最后,事项重要到什么程度,应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延展的空间,不同注册会计师有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既为会计师展示其专业能力提供了舞台,也为其进行变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空间。因此,如何对审计报告进行规范,以缩小变通的空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充分利用实践扰其是法律诉讼的检验力量

各种意见类型之间的取舍标准不仅仅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改进。公众认可的重要性水平,反映了公众对审计服务质量的期望,是注册会计师确定其重要性水平的基准和依据。虽然这个重要性水平非常难以把握,但还是可以通过实践这面镜子窥到其模糊的身影,其中健全的法律诉讼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工具。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增强法律的可诉性,使信息使用者能够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证明损失和注册会计师过失是否存在着因果联系的过程中,公众和注册会计师对重要性水平的认知就得到了直面接触和交流论证。这个检验过程对缩小注册会计师和公众对重要性的认知水平,缩小公众期望和注册会计师现有执业水平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在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时树立更为明确的责任标准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由于人类认知有限性、会计核算技术和手段的局限性以及会计信息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任何财务报表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错报和漏报,更何况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总是对错误留有余地(即至少存在着重要性水平之内的差异)。即使是标准无保留意见也不是准确无误,绝对可信赖的。所以,什么是会计报表“客观”、“公允”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操作的标准。笔者认为,从可操作意义上,应该明确规定以现有国家已经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制4度为准,即注册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核查两者的符合程度,而不是其他。

(三)考虑在重要性和审计意见类型选取的标准上制定―些可供参照的标准如果注册会计师背离此标准太远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提示和警告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重要性水平运用的巨大差异,一方面表明了会计师执业水平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会计师对重要性水平的运用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是一些较为拙劣的答卷,而制定可操作的标准或许可以改善目前的混乱状况。Nichols and Price(1976)认为,如果执业准则规定比较含糊,会计师就可以使其遵从企业意愿的行为合理化,不会担心招致监管部门的惩罚。而如果会计和审计准则更加规范化,执业准则中需要会计师主观判断的内容有所减少,审计职业界在职业判断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同时,监管部门发现并惩罚会计师不恰当行为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会计师遵从企业意愿的情况就会有所减少。Michael C.Knapp(1985)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如果公司与会计师发生冲突的问题在执业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客户可能得到令其满意的结果。因此,对重要性和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的出具制定较为详细的规定,可以减少审计职业判断存在的随意性,减少其变通的空间。

二、审计报告的格式

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模糊性会影响审计意见的效果,审计报告的格式也会对报告的效力产生影响,并成为变通意见的一种技巧。从第一份审计报告到目前使用的“简式”标准化报告这100多年来,审计报告的措词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英、美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语和措词方面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类型 篇4

2、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检验和保证，并为内部控制提出改进意见;完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内部审计的目的之一。

3、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互为手段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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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企业的四种类型分析 篇5

2001年商务部出台中国流通20强以后, 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推动下, 引发了一场持续几年的有关“做大”与“做强”讨论, 达成了一些套话式的共识, 如“先做强后做大”、“大不一定强”、“强不一定大”等等。

如今, 在经济不景气、租金与人力成本不断攀升、顾客分流与网络零售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 几乎所有的零售企业都感到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收支越来越难以平衡。结症何在?出路何在?

从我国零售业发展过程来看, 过去三十年主要围绕“规模”与“管理”两个目标交替发展。先是规模扩张型公司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然后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通过强化管理实现优化经营, 粗放型管理逐渐过渡到精细化管理。按照“小规模与大规模”、“粗放型与精细化”两个维度, 可以把中国的零售企业大致分为四类 (如图所示) 。

一、LF型 (大规模+精细化)

大规模与精细化相结合, 这是最完美的理想状态。

在快速做大思路支配下, 内资零售业实施了“苍蝇也是肉”的发展策略, 无孔不入, 颗粒归仓, 积小成大, 实现了多业态的规模化发展。这种模式在特定地区内发展虽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全国扩张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阻力。另一种是单一业态的规模化, 如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 先是外资主导, 近年来在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下, 家电连锁公司迅猛发展, 居然连续5年占据连锁百强的榜首。

在我国, 初具规模的连锁公司大致可分为三类: (1) 国际零售集团; (2) 全国性大型连锁公司; (3) 区域性龙头连锁企业。

国际零售集团可以说是我国零售业人才培养的摇篮, 再加上咨询公司的努力和企业自身的持续改进, 近年来我国大型连锁公司在流程化、标准化、制度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建设都有显著进步, 形成了零售管理的基本套路。其发展进程大致是:编制度, 定流程, 建系统, 办培训, 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数据挖掘与利用;第三阶段是客户需求管理。第一阶段是基础, 第二阶段是关键, 第三阶段是未来发展的核心。

这部分企业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二:

1.有些企业虽然建立了系统, 也产生了一系列报表, 并且有分析, 但由于受现行经营模式的限制而无法实施商品淘汰与结构调整, 所以, 信息管理系统仅仅发挥了最简单的数据处理功能。

2.连锁企业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内部导向”的营销模式。虽然会员制方式已经非常普遍, 但对客户需求的了解与把握, 还远远不够, 而单纯依靠POS与单品管理的营销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消费者需求。过去说, POS是零售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如今世道变了, 过去的数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未来的销售更取决于变化中的消费者的认知和即时的体验。所以, 通过调查把握消费者的感受, 并有效地反馈到商品与营运管理中, 这才是未来零售的根本出路。

二、SF型 (小规模+精细化)

小规模而精细化, 这一类型的主要代表是专业特色零售商, 以提高生活质量与生活格调的服务业为主, 如小型服饰店、便利店、面包店、早餐店、咖啡店、书店、音像店、进口食品店、首饰店、鲜花店、美容店、网购代理店、酒品店等。

这里所指的“小规模”有两层含义, 一是单店面积较小, 从几平米到几十、几百平米不等;二是连锁规模不大, 因为这些商品一般不是生活必需品, 是休闲或即兴购买的商品, 所以, 对店铺发展的地域、商圈、立地条件有很严格的要求, 这就会使连锁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个城市的现代化, 不仅需要大店铺的支撑, 随着店铺租金的快速提高、电子商务方式在各个领域的快速渗透以及店铺资源的快速消耗, 店铺小型化应该是一个发展趋势。

这些店的精细化, 有三层含义:一是目标顾客群非常明确, 个性化与差异化显著, 一店一特色。由这些店铺所组成的商业街, 消费者越逛越有味, 如改造前的上海南京东路, 如今的豫园商城底楼的小店铺。二是服务过程人性化, 不像大型连锁公司, 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腔调, 如塑料机器那样没有可塑性。真正的温馨服务就在这些小店铺。三是组织体系简化, 通过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应用, 提供低成本的、便捷的顾客服务, 如网上沟通与店铺售卖的结合。

三、SE型 (小规模+粗放型)

小规模加作坊式, 这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对于这样一些活着的“城市遗产”, 最关键的并不是把它们改造成为“现代商业”, 而是应该顺应民意, 保留传承。

最近上海推出小作坊生产加工的有关规定:《上海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准许生产证发放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首批食品品种目录》, 从规范角度来说是好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有了这个规定, 没有获得“准产证”的小作坊就有可能被判定非法了。有些部门与某些官员“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事情时有发生, 政府太多情,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管不好的瞎管, 甚至越俎代庖, 这样的作为就是“伪作为”。

在不诚信的商业环境下, 消费者觉得, 不管是老牌还是大牌, 都存在忽悠消费者的迹象, 倒是家门口的“杂货店”更亲近、更实在, 还有那既便利又便宜的“网络购物”。所以, 尽管大卖场、便利店、专卖店贴身开店, 弄堂口的“杂货店”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并作为多元化城市的一道古老而亲民的风景线而紧紧地粘连着市民。但这样的城市元素, 有些正在“愚蠢的城市规划”下渐渐远去, 如上海的“七浦路服饰市场”的改造升级、静安别墅内的“丝袜奶茶铺”被迫歇业, 再有就是要求店铺门头要一致的做法, 也极傻极可恨!这就是城市“伪管理”的结果。城市的多元化, 需要零售业态的多元化, 因为零售是服务城市的行业。

四、LE型 (大规模+粗放型)

大规模加粗放型, 这是最最危险的。这类企业被自己高高筑起的围墙阻挡了瞭望外面世界的视野, 所以只能“坐井观天, 固步自封”。

这类企业曾经也是小企业, 从小发展到大, 从成功走向成功, 这就更坚定了自信心。然而, 世事难料, 尤其是多变的零售, 不进则退, 在规模扩张以后仍然沿用“人管人、人盯人、人治人”的传统管理思路, 在人事管理上推行“非专业管专业”的办法, 使公司上下都成了应声虫, 于是, 整个企业渐渐地出现了“老化+僵化+退化”的局面。新的优势难以建立, 而老的优势也渐渐退化, 甚至成为弱点。这样的企业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被其他企业瓜分或重组。

大规模与小规模、粗放型与精细化, 都是相对的概念, 上述两个维度与四种类型的划分仅仅是对我国零售业的一点逻辑思考。总体来说, 我国零售业尤其是国有背景的零售集团, 主要要做好减法与乘法。

做减法是一项“健康运动”。如一个人, 肥胖就会出问题, 健康问题多了就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情。做企业也是这样, 担子重, 胆子小, 经营就不会有大的发展。经营要发展, 首先要减肥, 要做健康运动。减法, 就是减成本费用, 减管理机构, 减无用之人。要实施新的战略, 首先要调整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 要改变公司的面貌, 首先应该改变上层的作风, 上面花钱不眨眼, 下面浪费不心疼。这样的企业会送命。乘法, 就是要发挥组织力量,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 以良好的内部服务体系来改善对顾客的服务。

总之, 做强做大都是套话, 做实才是真本事。与其做强与做大, 还不如“做实”更实在, 做实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做企业, 第一要赚钱, 第二要发展, 这是最实在的两个指标。

论戏与戏中戏的四种关系类型 篇6

自古以来, 有许多作品都出现了“嵌套”现象, 就是一个故事里面还套着一个或几个故事的手法, 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卜伽丘的小说《十日谈》等。戏剧中也有嵌套现象, 我们称为“戏中戏”, 它是戏剧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在现实空间里, 演员扮演角色, 为台下观众演了一出戏, 在舞台空间里, 角色通过扮演, 又为剧中人演了一出戏, 形成戏中有戏的嵌套结构。这样, 对于演员扮演的角色来说, 就具备了双重身份, 成为角色中的角色。对台下的观众来说, 既能看到演员演出的戏, 也能看到角色演出的戏。

为了能够自然而贴切地引出戏中戏, 在许多采用戏中戏结构的作品中, 剧作家大多选择那些社会职业本身就是演员的人物作为正戏的角色, 如电影《霸王别姬》里的段小楼、程蝶衣等, 他们本身都是历史上的京剧名角。故事地点也都有意选择在排练场、拍摄现场等, 如《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等, 正戏故事就发生在一家舞台排练场上,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展开戏中戏, 因为演员演戏、排练场排戏都是天经地义的。

在一出具有戏中戏结构的剧作中, 正戏与戏中戏形成了两个人物活动的空间, 两个意义空间, 从而在一出戏中形成了两个文本, 它们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 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现象。所谓“互文”, 一言以蔽之, 即“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 这是法国当代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1969年对“互文”概念所下的定义。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 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就是说, 要理解和认识两个文本中的任何一个, 都需要借助另一个才能进行, 它们之间相互解释、彼此依赖, 如果两个文本间没有任何联系, 不发生任何关系, 那么就没有构成互文现象。互文既是一种哲学认识论的模式, 也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 互文涉及到诸多理论问题, 比如艺术与生活可以构成一种互文现象, 对艺术文本的理解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生活经验, 这个生活经验就是一个巨大的潜文本。再比如,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需要参照别人的创作, 也要参照自己以前的作品, 这也是一种互文现象。所以有人认为, 互文是庞然大物, 不着边际。

互文现象自古有之, 如古希腊戏剧对古希腊神话的使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对古希腊罗马艺术题材的使用等, 20世纪法国神秘派包括科克托、季洛杜在内的戏剧创作都喜欢借用古希腊戏剧题材, 如《地狱里的机器》、《特洛伊之战不会爆发》等, 这说明互文作为一种文本的写作方法, 自古有之。就一个具体文本而言, 互文可以分为内部互文与外部互文两种形态, 内部互文研究一个文本内部两个文本间的关系, 外部互文研究的是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关系, 也就是说, 内部互文中的两个文本都是剧作家一个人创作的, 而外部互文中的必定有一个文本是先在的, 是别人创作的, 最极端的外部互文就是抄袭和假冒。后设戏剧主要研究内部互文现象。就戏与戏中戏的“互文”关系来说, 我们归纳了四种已知的模式。

一、借用

戏与戏中戏的情节大体一致, 它们在情节和意义上相互补充、相互影响, 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不可或缺, 在对比中彰显了意义。这种关系在结构形式上一般都会出现“情节借用”的特征, 借此达到交待前史、补充情节等目的, 形成虚实相间的写法, 从而避免了由于倒叙手法带来的喋喋不休。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情节借用”不同于后现代派戏剧语言之一的“戏拟”, 戏拟也有“情节借用”的现象, 但它是在此文本之外另寻母本。也就是说, 内部互文是自己借自己的文本进行表达, 而外部互文的借用是借别人的文本进行表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部互文的用意。同时, 后现代派戏剧中戏仿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充情节, 而是通过故意的模仿达到对原有文本进行嘲讽的目的。在戏中戏结构的剧作中, 一般都会出现一组对应的人物关系谱, 对应的两个人在功能上可以看作是一个人, 这样每一个人就都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影子, 聪明的剧作家总会利用这种对应关系大作文章, 或让影子成为人格的另一半, 以造成分裂的人格, 或让影子成为某个特定时空中的自身, 以突破舞台的限制完善自己的成长历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由英国福尔斯创作荒诞派剧作家品特改编的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等都是这种结构的代表。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 哈姆莱特让前来献艺的戏班演出一部名叫《捕鼠机》的戏剧, 故事情节与新王克劳迪斯犯下的弑兄篡位的罪行经过大致相同, 国王看后大惊失色, 从而使哈姆莱特证实了父王鬼魂对他说的话是可靠的。这段戏中戏与正戏的情节大体一致, 是正戏情节的预先交代, 从而在解除悬念之后, 把观众的注意力聚集到哈姆莱特如何采取行动上来。此外, 这种处理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在情节上可以对正戏没有写克劳迪斯弑兄篡位这段前史进行补充。我们认为, 这种处理比《雷雨》和《玩偶之家》花费大量的笔墨来交代前史要显得灵巧得多, 戏剧节奏也显得更紧凑, 曹禺和易卜生的处理略显笨拙和拖沓。

《霸王别姬》的戏中戏里, 霸王由于战败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又恐虞姬落入他人之手, 于是逼迫虞姬自杀, 是“霸王别姬”。但在正戏里, 人世浮沉, 扮演霸王的段小楼为了自保, 逐渐疏远了在舞台上与他生死相依的程蝶衣, 最后竟然揭发了程蝶衣, 导致程蝶衣与段小楼的诀别, 是“姬别霸王”。霸王和虞姬, 程蝶衣与段小楼, 戏里戏外, 这两个故事中的死亡动机正好相反, 是一组相对的行动, 在情节借用的相互对比中, 观众能够体会到一份坚贞与屈从的人生况味。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梅兰芳》中, 由于主人公也是一位名角儿, 导演就会借助戏中戏阐发意义。

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通过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男女之间情感的困惑与选择。影片的主线索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具有独特个性的莎拉和贵族青年查尔斯的爱情故事, 而另一条线索则反映了两个演员安娜和麦克在拍摄影片时所产生的感情。两个线索同时进行, 借此进行古代与现代的对比。莎拉受过良好教育, 爱好绘画, 但社会不允许出身贫寒的她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也不允许她拥有爱情和思考的自由。莎拉曾经被一个法国中尉抛弃过, 自此, 她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 将自己定位于“法国中尉的女人”这样一个受人轻蔑的形象。面对不公平的命运, 莎拉选择了抗拒。相对于莎拉来说, 在实际拍片现场的安娜, 生活在高度文明的时代, 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 没有过多的束缚和禁锢, 并且具有更多的自主性。随着安娜拍摄电影的深入, 她与饰演查尔斯的男演员麦克产生了感情。此时, 导演运用平行、对比等蒙太奇手法, 不断地将两个时空进行对照, 借以突出古今两个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 从而吸引观众关注她们的命运。

实际上, 就情节借用来说, 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可能:一是两个戏的人物命运出现“同向”发展的趋势, 两个故事的结局趋于一致, 造成彼此间的隐喻, 如《哈姆莱特》, 戏的故事走向与戏中戏《捕鼠机》大体一致;二是两个戏中的人物命运出现“反向”发展的趋势, 它们分别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霸王别姬》中, 戏是程蝶衣主动离开段小楼, 是“姬别霸王”, 而戏中戏则是霸王别姬, 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命运刚好正反。

二、拼贴

“借用”是把一个整体一分为二, “拼贴”是合二为一。拼贴原是指美术中的一种技法, 是将异质事物并置在一起。“借用”可以理解为线性拼贴, 就是将不同的故事按照拼贴者的情绪要求重新进行组接, 仍然以线性叙述为主, 以表现单一情节发展为主, 仍然像传统戏剧那样, 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整一性情节, 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 两个文本间构成递进关系。这里所说的“拼贴”是一种平行拼贴, 两个文本同时发展, 并置一处, 构成平行并列关系, 并不存在情节借用的现象, 几个故事情节之间并不存在主次关系, 它们只构成一种平行推进、独立发展的关系, 类似于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 如中国话剧《魔方》。对于内部互文来说, 拼贴的两个文本也都是剧作家一个人创作的, 这一点又与外部互文的拼贴不一样。外部互文拼贴的两个文本直接来源于别人创作的原有文本。内部拼贴关系中的戏与戏中戏, 故事各不相同, 情节上相互游离, 意义上甚至截然相反, 但这两种性质迥异的事物可以共置在一起, 产生和碰撞出与两个单个故事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意味。内部拼贴还可以在风格上形成对比, 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 可以在情节上相互隐喻, 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布莱希特《高加索灰澜记》, 也可以是意义的相互否定, 如德国魏斯的《马拉/萨德》、台湾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等。

《高加索灰澜记》有三条线索, 开头的楔子部分是第一条线索, 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两个集体农庄为一个山谷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 最后山谷的原属农庄主自愿将山谷让给对方, 以便山谷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得到山谷的农庄主为山谷原主人上演了一出同样涉及归属问题的戏中戏《灰澜记》。此后, 剧情写一个叫格鲁雪的女仆保护主人家孩子的故事, 善良的她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保全了孩子, 可惜孩子的生母却要领回这个孩子, 这让她有点儿舍不得, 于是就请人断案, 故事情节又叉开去讲法官阿兹达克的故事, 最后法官把孩子判给了养母格鲁雪。这里的两个故事具有意义上的相似性, 在叙事功能上是一致的。

德国魏斯1963年创作的《马拉·萨德》, 最典型地体现了后现代派戏剧的解构特征。马拉与萨德历史上确有其人, 马拉是个激进的革命者, 萨德是个虚无主义者。萨德是马拉葬礼的主持者, 此人喜欢写一些散文和戏剧, 后来他被关进了夏郎东疯人院。在那里他给一些病人排戏。萨德的这段经历启发了剧作家兼导演魏斯。在这部戏中, 萨德组织了一群疯子在排马拉被杀的戏, 病人扮演马拉, 展示马拉的被刺。尽管马拉振振有词, 却是个疯子, 让观众如何能信。萨德的观点与此相对, 却是在排戏, 也是不可靠的。两种价值观念相互否定, 戏与戏中戏两个空间相互排斥, 剧本的意义也由此变得不确定。

赖声川导演的《暗恋桃花源》讲的是《暗恋》和《桃花源》两台戏剧组预定了同一时间同一个舞台排演各自的话剧, 为了排练争夺同一个舞台的故事, 从而巧妙地把《暗恋》与《桃花源》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串连起来。《暗恋》写的是人之将死的江滨柳, 仍念念不忘记忆中40年前的初恋情人云之凡, 听说云之凡早早就到了台湾, 他决定登报寻觅芳踪, 以求一见。而他心目中白色的山茶花云之凡, 早已经嫁人。《桃花源》中的渔民老陶失去了生育能力, 靠打鱼为生, 他老婆春花明目张胆地跟袁老板鬼混。据袁老板说, 上游有大鱼, 结果使他误入桃花源。到了桃花源, 他念念不忘把春花接过来一起过点好日子。回去才他发现, 春花早已和袁老板结婚生子过上了夫妻生活。然而, 当初那个风流倜傥的袁老板, 却变成了一个跟他当初一样怎么都打不开酒壶、遇事就心急火燎一头绝望的红脸关公。两个故事一古一今, 一悲一喜,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却在碰撞之中产生了神奇的效应。两部剧一会儿轮番上演, 一会儿在舞台上同时上演。

三、置换

也有的戏中戏剧作里, 角色就是平常的普通人, 他们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 在生活中也扮演了一个异于自身的角色, 将身份置换为戏中戏里的角色, 像他们一样生活、行为, 他们不是为了拍戏, 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是自欺与逃避, 虽然没有明确的观众, 但也构成了戏中戏的一种特殊形态, “脱装”后是戏, “换装”后就是戏中戏, 同一人物具有不同身份, 正隐喻人性的多重性和分裂。代表作有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 二战后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日奈的《女仆》、《阳台》等。

皮兰德娄1922年创作的《享利四世》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青年绅士深爱着一位叫玛蒂尔达的姑娘。在一次化装游行中, 他扮演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 他的情敌贝克莱迪暗中刺伤了他的马, 致使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以后, 变成了一个疯子, 处处把自己当作亨利四世。为了满足他的疯狂要求, 亲友们便设法把他的寓所布置成亨利四世皇宫的样子, 还特地雇来4名青年, 穿上古装, 打扮成军机大臣, 整天服侍他。时光荏苒, 整整12年过去了。“亨利四世”恢复了理智。然而, 他心爱的姑娘玛蒂尔达已被暗算他的情敌夺去, 周围每一个人都依然把他看作疯子, 他在现实中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为自己沦为一具历史的僵尸而悲哀。但同时又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 可以任意支配周围的一切, 尽情宣泄他的厌恶和憎恨。于是, 他决定将错就错, 装疯卖傻, 继续戴着亨利四世的假面, 以最清醒的意识, 安度余生。又过了8年, 玛蒂尔达和贝克莱迪夫妇带着女儿弗莉达及其未婚夫诺利一起去探望“亨利四世”, 他们还特地请了一名医生, 准备给他治病。“亨利四世”得知当初贝克莱迪暗害他的真情后, 忍无可忍, 从身边“军机大臣”的剑鞘里拔出宝剑, 向他的仇敌猛然刺去, 贝克莱迪受了重伤。这一回, 他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如今, 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只能永远戴着亨利四世的假面, 以逃避杀人的惩罚。全剧显然存在着两个世界, 一是以玛蒂尔达、贝克莱迪为中心的现实世界, 二是以亨利四世为中心的幻觉世界。前者的价值观是理性, 后者的价值观是疯狂, 当这些现实人物身着历史服装粉墨登场、扮演历史角色进入亨利四世的幻觉世界时, 一场戏中戏就开始了。在戏中戏里, 现实与历史、真实与虚构不断间离和同化, 原来是演员的亨利四世变成了清醒的导演和观众, 而原来自命清醒的观众则成了真正疯狂的演员。

法国的日奈在《女仆》中也运用了这种手法, 区别在于一个是被迫进行装扮, 一个是主动扮演他人。两个女仆索朗日和克莱尔趁女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由克莱尔扮演女主人公, 索朗日扮演克莱尔。这样, 克莱尔就在索朗日扮演的克莱尔身上, 看到了自己。她们每天轮流交换, 表达了她们都想成为女主人的渴望。两个都在对方那里审视自己, “女主人公”骂女仆, 实际上是在骂自己、惩罚自己, 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反省和内心独白。于是, 舞台上所呈现的一切无一不是最为虚假的假象。最后, 两个女仆想毒死女主人公, 假扮女主人的仆人真的喝下了毒酒, 造成了谋杀与被谋杀者的双重死亡。

《阳台》的故事与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颇为相似, 依尔玛夫人主持掌管的妓院, 是一个能够让每一个客人都能美梦成真的好地方。此时, 煤气工人正扮演主教, 发表演讲, 在他身边忏悔的, 有沉溺于充当被告的法官, 也有乐于光荣死去的将军。然而, 妓院之外, 即将爆发革命, 革命者的首领是罗吉, 他是一位曾经在妓院里干过活儿的钢管工人, 镇压革命的首领是警察局长, 是依尔玛夫人的情夫。忽然传闻王宫发生了爆炸, 女王和她的随从们全体同归于尽。其实, 这是女王为了扼杀革命故意传播的假新闻。于是依尔玛夫人扮演了女王的角色, 而她的嫖客们则纷纷饰演了主教、法官和将军。最后, 这些人物自诩他们确实夺取了政权, 事实却是这场革命被制服了。此时, 被打败的革命者首领罗吉来找依尔玛, 他期望成为极权国家的警察总监。当他得知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 他阉割了自己, 最后他被埋葬于这座梦幻之家的一座陵墓里。日奈的剧作中, 人物都是主动扮演他人, 并且是当着“别人”的面扮演“他人”, 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镜像”现象, 每个人都在别人的装扮中看到了自我, “他人”成了“自我”的影子。

这些剧作中的主人公, 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 生不逢时, 周围的社会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迫使他们只能扮演另外一个人, 人变成异于自己的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人的异化。应该说, 这些人都是一些戴着面具的人, 这些面具有的是被迫戴上的, 有的是主动戴上。在这些剧作中, 人物的面具不再掩饰内心和逃避现实, 而是揭露自身存在的不合理, 面具也不具有象征意味, 而是具有怪诞风格。在他们的剧作中, 面具表面上具有保护作用, 但并不保护任何人, 只是一种可怜的自我欺骗, 是一种虚幻的面具, 形同虚设, 是皮兰德娄所说的“赤祼的面具”。这里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同样是描写人物内心两种力量的撕扯和挣扎, 包括易卜生的《野鸭》和辛格《圣井》在内的象征主义戏剧选择的是逃避, 选择有意地忘却和漠视;包括奥尼尔在内的表现主义戏剧选择的是暴露, 选择意识的自由流动和直接地对抗, 选择的是冰冷的面具下涌动的内心;布莱希特选择的是分裂, 是两种属性的并置和共存;而皮兰德娄和日奈选择的是身份的置换, 是戴着面具的“换装”和“错位”。

四、后设

戏和戏中戏形成的后设关系, 是指剧作家在展示一个故事的同时, 还把对自己创作此剧的一些想法和初衷、对戏剧艺术自身的思考和认识等等同时写进戏剧文本中, 故意暴露一出戏从构思到谋篇布局、人物设置直至最终形成的整个幕后过程。这些思考和认识可以针对这一部戏在创作过程中涉及到的艺术问题, 包括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等, 也可以泛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问题, 这样一来, 戏中戏就站在一个比正戏逻辑层次更高的角度, 不仅讲述了故事, 还阐述了戏剧理论问题, 成为“关于戏剧的戏剧”, 形成“后设戏剧”。所谓“后设”, 也翻译成“元”, 希腊文的原意就是“发生在……之后”、“超越”或“比……逻辑层次较高”, 这里的“更高”、“超越”就是指这类文本在戏剧文本之上还兼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戏剧理论文本。一个文本同时承担了两种功能, 一是形象塑造, 二是抽象说理。总之, “后设戏剧”就是指那些在戏剧文本中有意暴露创作过程和创作意图的戏剧。“后设戏剧”也翻译成“元戏剧”或“超戏剧”, 皮兰德娄创作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各行其是》和《今晚我们即兴演出》就是这一类戏剧的代表。

“后设”现象不仅在戏剧中存在, 在小说领域中更多, 美国小说家巴斯的《迷失在游乐场里》、《题目》、《生活的故事》, 中国小说家马原《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都采用了“后设小说”的形式。在这类小说中, 作者不仅交代故事内容, 而且大谈小说的创作方法, 就如何写作的问题同读者探讨, 公开告诉读者, “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编造的”。在小说《迷失在游乐场里》, 作者巴思使用大量篇幅介绍讲解有关写作的各种知识。例如, 叙述者在开篇第一段谈到“文字下面划一道直线, 是手稿上标明排斜体的符号。在印刷品中这斜体字相当于口语中对单词和短语的重读, 也通常用来排作品的标题。”在这篇小说中, 这类解说遍布各处, 而主人公安布鲁斯在游乐场的经历却只是时隐时现地作为陪衬。马原的小说《虚构》也是一部典型的后设小说, 小说开篇就是那句已经成为经典的话语,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子, 我写小说, 我的小说天马行空。”一开始, 作者就制造了小说文本叙述人的混乱。马原, 究竟是小说中的叙述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家, 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篇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马原就是作者, 小说似乎讲述了一段真实的经历, 但为什么自己又否定自己的小说是天马行空的杜撰呢?如果马原不是作者本人, 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 为什么又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呢?况且, 马原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经常刻意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故事是真实的, 这一切都使小说扑朔迷离, 制造了一个叙述的迷宫。英国戴·洛奇在《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把后设行为比喻成行文与世界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短路”。他认为, “造成这种短路的方法颇多, 如明显的事实和露骨的虚构相结合、将作者和创作源泉问题引入作品、在运用传统的过程中揭露传统等等。”这些作者介入到他的作品中来, 实有其人的作者和他自己虚构的人物平起平坐, 与此同时又提请读者注意作品中人物的虚构性, 这种做法不禁使读者大惊失色, 从而对阅读和写作整个过程都提出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有意暴露创作过程中全部秘密的艺术手法, 也是后现代派戏剧经常采用的话语策略, 这也再次证明了现代派戏剧与后现代派戏剧的连续性。在后现代派戏剧的舞台上, 这种“暴露构思”的形式屡见不鲜。在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 也存在这一类剧作, 如曹路生编剧的《谁杀死了国王》等。

摘要：自古以来, 有许多作品都出现了“嵌套”现象, 就是一个故事里面还套着一个或几个故事的手法。戏剧中也有嵌套现象, 我们称为“戏中戏”, 它是戏剧结构的一种特殊类型。就戏与戏中戏的“互文”关系来说, 我们归纳了四种已知的模式:借用、拼贴、置换和后设。

关键词：戏中戏,借用,拼贴,置换,后设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947页。

[2][美]约翰·巴斯《迷失在开心馆中》, 张容编《荒诞小说》,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