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故事优秀

陈独秀故事优秀（精选5篇）

陈独秀故事优秀篇1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陈独秀个人事迹篇2

革命初期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革命后期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监狱。

抗战时期

伟大建党人物素材——陈独秀篇3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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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关于爱国主义文章三篇篇4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

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一九一九，六，八。

爱国者与自觉心

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辙。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者之所为。昵于智者，辨理析疑，权衡名实，若理学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莫如厕平，愤世忧国，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迭世谛，骑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极臭。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被，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巾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国家之义既明，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谓吾华人未尝有爱国者亦可，即谓吾华人未尝建设国家亦无不可。何以云然?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呢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

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德、奥、日本，非所谓立宪国家乎?其国民之爱国心，非天下所共誉者乎?然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推，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日为德意志民族面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日，世界戚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日，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奥之于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不惜亡国破军，以图一逞，即幸而胜，亦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耳，于国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维亚，若比利时，乃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也。若舆地利，若德意志，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臭。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也。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日本维新以米，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六师，目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疲，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馁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夫帝国主义，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觅君主民奴之制复兴，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赌其益。土耳其宪政初行，国基未固，不自量度，与意争衡，一战而败，军覆国削。今复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权，欲一旦悍然夺之，吾恐其国难之将作矣。俄之败于日也，越国万里，且非倾国之师，日率国力，岂堪久战，介美行成，诚非得已，而其国民愤置当涂，不自审矣。墨西哥名为共和，实则其民昏乱，无建设国家之力。枭雄争权于朝，地主肆虐于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觉，附美为联，其人民自由幸福，必远胜于今日。必欲独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风不易革也。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绌。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达情势，辱国丧师，元气大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然当国者袭故相以夷制夷之计，揖盗自损，同一自损，敢之甲得乙失，我何择焉。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诸国所行，岂无一二壮烈之为。吾人所敬，惟不自觉其国之情势，客气乘之，爱国适以误国，谋国者不可不审也。

假令前说为不谬，吾国将来之时局，可得而论定矣。自爱国心之理论言之，世界未跻于大同，御侮善群，以葆其类，谁得而非

之。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谬说，若夫怀抱乐观之见，轻论当世之事，以为泱泱大国，物阜民稠，人谋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见之疏也。中国而欲为独立国家，税则法权，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细，非战备毕修，曷其有济，欲修战备，理财尚焉。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中国经常岁入，约银三万万元，新旧外债约有银二十万万元，利息平均以五厘计之。每年不下一万万元，应还本金，年约五千万元，本利合计，年约一万五千万元。已占岁入之半，此事宁非大异。国非不可举债，若中国之外债，则与他国异趣。中国之外债，乃以国税铁路为抵偿，列强据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无论君主共和，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扃，终无由脱。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千，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若其不揣事情，期于速效，徒欲朘削贫敝之民，残民耀武，以为富强，不啻垂死病夫，饮酖以求淫乐也。其或激于事变，过涉悲观，怵瓜分之危，怀亡国之痛，以为神州不振，将下等于印度，朝鲜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见则甚愚也。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阴谋，成之已久，特来实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盏无益而难能也。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锄而去之，国难自已。此盲甚壮，此计亦不得以为非，惟恐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诫，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膏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以此为政，国何以堪。又或谓；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此亦书生之见也。站无论国体变

更，非国人所同愿。满清末造，政迹昭然，其亲贵旧勋，嚣有容纳当涂部曲革命党人之雅量，欲以此广舆论之涂，兴代议之制，不其难乎。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面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成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来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傒予)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藏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投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l其欲保存怨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实，其言又何啻梦呓也。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的无。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颠连无告之状，殆不可道理计。不睱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至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我之爱国主义

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

何以言之？世之所重于爱国者何哉？岂非以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

在，子孙食息之所资，画地而守，一群之所托命，此而不爱，非属童昏，即欲效犹太人流离异国，威福任人已耳？故强敌侵入之时，则执戈御侮；独夫乱政之际，则血染义旗。卫国保民，此献身之烈士所以可贵也。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

世有疑吾言者乎？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

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

夫所贵乎爱国烈士者，救其国之危亡也，否则何取焉？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上，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曰勤

《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

视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夫资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与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如石田童山是也。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人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此可断言者也。

晰族之勤勉，半由于体魄之强，半由于习惯之善。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傅奕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呜乎！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堕，爱国君子，必尚乎勤！

曰俭

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吾见夫世之倒行逆施者，非必皆丧心病狂，恒以生活习于奢华，不得不捐耻昧心，自趋陷阱。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之定则。况近世工商业兴，以机械代人力，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国民而无贮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调敝，国力衰微，可立而俟。

吾华之贫，字内仅有。国民生事所需，多仰外品。合之赔款国债，每岁正货流出，穷于计算，若再事奢侈，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以为外国工商业纪功之碑，增加高度。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爱国君子，何忍而不出此？

曰廉

呜乎！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

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古人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不图今之武官，既怕死又复爱钱。若龙济光、张勋辈，岂真有何异志与共和为敌；只以岁蚀军饷数百万，累累者不肯轻弃，遂不恤倒行逆施耳。袁氏叛国，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岂有一敬其为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者；盖悉为黄金所驱使。（严复明白宣言曰：余非帝国派，惟有钱而无不与耳）袁氏殁，其子辈于白昼众目之下，悉盗公物以去，视彼监守边郡，秘窃宝器者，益无忌惮矣。

夫借债造路，丧失利权，为何等痛心之事；只以图便交通，忍而出此。乃竟有路未寸成，而借款数千万悉入私囊者，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又若金州画界，胶州画界，利敌贿金，蒙蔽溢与，其罪恶更有甚焉！至于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革命党为何等富于牺牲精神之人物，宜不类乎贪吏矣，而恃其师旅之众，强取横夺，满载而归者，所在多有。此外文武官吏，及假口创办实业之好人，盗取多金，荣归乡里，俨然以巨绅自居者，不可胜数，社会亦优容之而不以为怪。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呜乎！“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此而不知悔改，更有何爱国之可言！

曰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吾人诉之良心而言，亦实足招尤取侮。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衙，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虽在本国人，有不望而厌之者，必其同调；欲求尚洁之晰人不加轻蔑，本非人情。

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闻今之北京求官谋事者，数至二十万众。此二十万众中，其多数本已养成无业游民之资格，吾知其少数中未必无富有学识经验之人，可以自力经营相当事业者；而必欲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此于一群之进化，关系匪轻，是以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曰诚

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以近世事言之，袁氏之称帝也，始终表里坚持赞成反对者，吾皆敬其为人，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而表面竟附赞成之列。朝犹劝进，夕举义旗，袁氏不德，固应受此揶揄，而国民之诈伪不诚，则已完全暴露。其上焉者谓为从权以伺隙，其下焉者诡曰逢恶以速其亡。吾心固反对帝制者也，不知若略迹论心，即筹安六人，去杨、刘外，何尝有一人诚心赞成帝制？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之下：明知故犯，其罪加等！此何等事，而云从权逢恶，则一旦强敌压境夺国，不知其从权逢恶也，更演何丑态，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谓法兰西革命为悲剧的革命，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

若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本诚心赞成帝制者也，乃袁氏一去，或叛袁独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视昔之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前后竟若两人。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称以今上圣主万岁者乎？乃帝制取消时，与其友书，竟有袁逆之称。其他请愿劝进之妄人，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滔滔皆是。反覆变诈，一至于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呼！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曰信

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其最大之恶果，为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当此工商发达时代，非资本集合，必不适于营业竞争。而吾国人之视集资创业也，不啻为骗钱之别名。由是全国资金，皆成死物，绝无流通生长之机缘。以视欧美人之资财，衣食之余，悉贮之银行，经营产业，息息流通，递加生长也，其社会金融之日就枯竭，殆与人身之血不流行，坐待衰萎以死，同一现象。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

之数德者，固老生之赏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其兴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夫国亡身殉，其义烈固自可风，若严格论之，自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故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主义，莫隆于斯。

陈独秀故事优秀篇5

“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江苏省宜兴市汇文中学

何平

摘要：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共“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 中共“一大” 选举人际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陈独秀为何会当选为总书记”，都从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陈独秀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陈独秀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共产主义小组

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许德珩回忆：“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4）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陈独秀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就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陈独秀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陈独秀的敬意。陈独秀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陈独秀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陈独秀。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就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5）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前就和陈独秀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独秀赴任广东未实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李大钊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陈独秀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董必武、陈潭秋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陈潭秋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陈独秀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董必武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董必武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中共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陈独秀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陈独秀就是通过他们和董必武、陈潭秋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李大钊。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陈独秀。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陈独秀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陈独秀请教，陈独秀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陈独秀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陈独秀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期间，陈公博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陈独秀则不时给予指导。陈独秀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陈独秀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陈独秀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中共“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陈独秀，他说“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陈独秀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李大钊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李大钊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陈独秀。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陈独秀“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李大钊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施存统。他们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周佛海最初认识陈独秀是通过张东荪。周佛海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施存统去日本，陈独秀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共日本小组，并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周佛海就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李大钊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二）和李大钊交往频繁的共产主义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济南党小组的建立是与李大钊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他在整个创建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据《王尽美传》：“尽美同志同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的联系是比较早的。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发展北京以外的第一批会员时，就吸收了尽美同志。”（26）王尽美结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经常以山东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热忱地向这位进步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回到山东后，王尽美以北京为榜样，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王尽美经常到北京去，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也曾代表山东学生界去北京参观学习。李大钊也多次派人到济南来指导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党小组建立以后，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找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研究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陈为人受李大钊所托，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验，对王尽美等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这个期间，陈独秀也写信给济南的老同盟会员王乐平，请他在济南发起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认识陈独秀的，以后一直来往密切。王乐平把信的内容转告给王尽美和邓恩铭，由他们负责组织党支部。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此可见，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付出了心血。但相对来说李大钊与王尽美等人关系要更密切，关系也更近。张国焘回忆：“北京小组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开展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7）可以看出，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党组织对济南党小组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独秀只是通过王乐平和他们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影响没有李大钊那么深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张国焘到上海时，陈独秀还曾专门和他谈过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张国焘回京后向李大钊报告会谈情况。李大钊认为“上海所拟定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7）于是李大钊就和张国焘、张申府一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和北京小组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中间联络员的就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张国焘回忆：“我景仰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和陈独秀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也非常推崇陈独秀。早在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那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张国焘作为学生会干事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9）后来他又在文中赞扬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起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10）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时，就通过《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当时他就对陈独秀很崇敬，但直到191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社会活动较多，刘仁静也没有和他有过多少直接的接触。真正对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指导作用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对这个年仅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称赞他“小小的年纪能奋斗”。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为进步青年提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和著作。刘仁静在他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马列著作，并觉得“自己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活动中，刘仁静也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对李大钊非常尊崇，认为李大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只有像他这种众望所归、号召力极大的人，才能真正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并称他“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灵魂。”（11）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刘仁静又成为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同李大钊建立起师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陈独秀无法比拟的（三）结论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小组的发起人和代表都有直接的联系，且大多关系比较密切。而李大钊除了和北京﹑济南两个党小组代表外，和其他代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就人际关系来说，明显比不上陈独秀。李达也回忆：“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参加大会深表惋惜。”（29）可见，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心目中就已经把陈独秀看成是中共的领袖了。到选举时，大家心里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应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相反，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和“一大”代表们关系不是很亲密，因此落选也就难免了。仅从这个方面考虑，纵观十三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参加最后一次选举中央局的南湖会议，刘仁静回忆说他选的是李汉俊（30），其余十一位代表中，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周佛海应该都会选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则有可能会选李大钊；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过矛盾，态度不明确；至于张国焘，身受“南陈北李”二人的关怀与指导，他会选择谁，我们无法推测，不过这并不影响选举结果。陈独秀的支持率远远在李大钊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独秀和“一大”代表的关系比李大钊要亲密得多，这应该是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范守信《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新时期》1979年第1期；宋镜明、马建离《论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刘舜辉《陈独秀为什么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书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

（3）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尚有争论：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认为是武汉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回忆录》认为是广东代表；刘仁静《一大琐记》认为不是正式代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认为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本文取包惠僧为武汉代表。

（4）

许德珩著《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引自《陈独秀印象》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5）《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转引自《新时期》1980 年第5期

（6）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8）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9）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