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精选7篇)
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
本文比较了中西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不同认知图式及其相关的`制度背景,在场域的视角下对科技情结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以厘清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我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总体上追求“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而在于追求经济场域的自主化,以促成我国产业科学与公共科学的进一步分化.
作 者:王大洲 关士续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哈尔滨,150001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17(1)分类号:C919 G301关键词:科技情结 创新 场域 制度分析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就业,数量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呈现出阶段新特征
1、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出现背离
从图1近15年的情况来看,2000年至2007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量随着GDP增长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二者表现出向上的一致变动趋势。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连续两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量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减少, 直到2010年才因为经济的逐步复苏而增加,这期间二者表现出先降后升的一致变动趋势。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渐放缓,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但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却继续保持平稳增加的趋势,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和非一致性变动。
2、全国城镇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上升
在经济增长和城镇新增就业之间出现背离的时间点前后, 通过对2010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就业弹性进行测算 ( 注 :此处采用弧弹性 。) 发现 ,2010年的城镇就业弹性是0.021,而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城镇就业弹性分别是0.024、0.039、0.039和0.032,由此可见我国的城镇就业弹性自2010年以来是有所上升的。 而在2000年, 我国的城镇就业弹性是0.10,可见在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城镇就业弹性出现了阶段性的上升,但是整体水平较本世纪初期仍有大幅的降低。
3、经济增速换挡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及失业率保持稳定
2000年到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登记失业率逐步上升,登记失业人口从595万上升到800万,登记失业率从3.1%上升到4.3%。但从2004年到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基本保持稳定,呈现出刚性,其中: 登记失业人口基本保持在800- 900万之间,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 两个指标均没有因为经济增速的提高而下降, 或者因为经济增速的减速换挡而抬高。 另外,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失业率约为5.1%, 更加客观地表明失业保持基本稳定的趋向。
二、经济增速放缓后就业保持稳定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 双重转型”阶段,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 人口结构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国情,这些都是影响当前劳动力市场出现阶段性特征的独特因素。
1、经济体量快速增大,带动就业的能力明显增强
2010年我国GDP是39.8万亿,2014年我国GDP增长到63.6万亿,约为2010年GDP的1.6倍,约为2000年GDP的7倍。 在2000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约88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2010年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约112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 到了2014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约179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 因此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是经济基数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城镇就业。
2、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作用有效发挥
从产业构成的角度看,2010年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是10.1%、46.8%和43.1%,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是9.4%、43.7%和46.9%, 第三产业的占比较2010年提高3.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来看,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达到36.7%、28.7%和34.6%,2013年三次产业就 业人员占 总就业人 员的比重 分别达到31.4%、 30.1%和38.5%,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提高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该比重的提升速度略微快于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的提升速度。 另外在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数量分别为11.29万户、45.3万户、208.21万户, 同比增速分别为38.40%、35.93%、57.47%,第三产业中的新增企业数的增速明显高于其它产业。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超过第一产业逐渐成为吸收就业人员的首要阵地,能够较好地吸纳新增就业人口。
3、简政放权有力推进,民营企业的活力不断释放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坚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改革创新,推行简政放权,取消和下发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工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金融支持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就业和创业的市场活力。 在2013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250.27万户,比上年增长27.63%,其中私营企业232.73万户,增长29.98%。 个体工商户新登记注册853.02万户,增长16.39%。 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或创业人员达到1184.48万人,占全部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4%。 在2014年前三季度,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24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264.8万户,同比增长52%,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4亿人, 比2013年底增加2165.73万人。
4、劳动人口持续下降,就业矛盾得到缓解
2011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 不含60周岁) 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4%, 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在随后的2012年,劳动人口数量也开始出现首次下降,减少345万,占比降为69.2%。 2013年数量减少244万,占比67.6%。 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是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持续下降,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了,在就业岗位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依然增加的情况下,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对缓解就业矛盾有一定作用,使得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出现刚性稳定。
三、建议
1、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增长和就业的良性互动
经济增长是就业稳定的重要保障,就业稳定是推进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 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虽然换挡进入中高速增长, 但在全球范围来看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体量也居世界第二。 考虑到我国的人口结构情况, 当前只要保证经济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就不会对就业稳定产生大的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保持经济稳增长,另一方面要关注保持就业规模来实现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推动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2015年,按照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190万的能力计算, 如果GDP增速达到7%, 则可以保证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与2014年持平达到1322万,这样也为后续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2、加快经济和就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和就业之间形成更好的匹配
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我国就业最重要的途径和最大的潜力。 要在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就业结构,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更好匹配。 一方面要通过转型升级、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创造和培育更多技术密集型岗位、智力密集型、人口密集型岗位。 另一方面要利用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创造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
3、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
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工商、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完善扶持创业政策体系,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形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 同时,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不动摇,尊重劳动者和企业的市场供求主体地位,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形成有利于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体系,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加强和改进公共就业服务,加快实现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促进劳动力供需双方的有效衔接。
4、推动重点人群就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人力资源
简论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系 作者:胡进军
来源:《科学与管理》2005年第06期
再论科学技术与人工自然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与人工自然是人创造物,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证.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作 者:霍玉枝 HUO Yu-zhi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 图书馆,福建 龙岩 364000刊 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5(2)分类号:N0关键词:科学技术 人工自然 人类社会 生产实践 和谐 创造
1 艺术设计的本质和目的
1.1 艺术设计的本质
艺术设计的本质是创新, 是设计者自身综合素质的体现, 反映着设计者的想象力、表现力和感知能力, 涉及社会、经济、市场和科技等众多方面, 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结合, 同时也是现代化社会的必然产物。
1.2 艺术设计的目的
艺术的目的是表现美, 带给人美的震撼或感受, 使受众心情愉悦, 并与作者心意相通。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在为人所用的同时兼具审美功能。
2 艺术与科技的历史渊源
从语源学看, 古希腊文字艺术一词为“tekhne”, 之后在英语中演变为“technology”, 而该单词的中文意思即为“科技”或“技术”。在以拉丁语和英语为主的印欧语系中, 单词“art”同时有着“艺术”和“技术”的双重含义, 而古汉语中的“艺”更是包含了多种技术与艺术形式。中外文字的意义演变均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艺术与科技有着极深的渊源, 同源同宗, 血脉相连, 并且在之后的发展中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并行演进, 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人类社会分工日益细密, 艺术与科技分别沿着美和真的轨迹向前发展, 并分别构筑了完全不同却均十分丰富和完善的体系。尽管如此, 艺术与科学之间仍存在着本质性关联, 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又一个交集, 且两者间的每一次碰撞和结合均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痕迹。较典型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异彩意大利绘画艺术, 其作为当时欧洲艺术的第一高峰,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进步。文艺复兴时期很多重要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科学家, 几乎所有画家和雕刻家都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 如达芬奇、阿尔伯蒂等, 他们重视艺术技巧, 并将艺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 以自然科学的先关理论作为艺术技巧和手法的基础。而与近代造型艺术密切相关的透视学、解剖学等学科基础, 均由当时的造型艺术家构建起来, 而非专业的自然科学家。
追溯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会发现想象力是科技发明创造的源泉, 而相对于更擅长逻辑思维的科学家, 那些具有一定科学知识, 且创造性思维极强的艺术家更适合担当发明创造这一工作。艺术界是“梦想家”的集聚地, 他们思维活跃, 擅长幻想、解构和新的构建, 勇于采用新的艺术形式, 乐于探索使用几乎不合逻辑的或充满浪漫色彩的方法去讲述一切新的、充满疑团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思路和问题。通过各种媒体, 这些新的尝试会给予科学家启悟和灵感, 激发出科学家的创新热情, 使其投身于艺术所创造的奇异景象和神奇的逻辑推导中, 并予以试验论证, 最终变幻想为现实, 从而产生出科学奇迹。
3 当代数字科技对艺术设计思维的变革
艺术设计作为一门应用型的美术种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影响着现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类在实践过程所取得的新的科学技术也影响着艺术设计, 改变着艺术设计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人类商业历史上第一种销量超过百万件的商品是托内特椅, 这种椅子首先出现于19世纪中叶, 很快成为当时十分著名的酒店椅子, 而其被发明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托内特工厂发明了弯木与塑木新工艺。托内特椅子直接启发了之后钢管椅的诞生, 而这种商品至今还是咖啡厅中最常见的椅子。
技术是艺术设计人员实现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有力工具,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艺术设计者提供了更多新工艺和新材料, 对于拓宽艺术设计者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对艺术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如, 在汽车领域, 福特汽车流水生产线的发明降低了汽车生产成本, 使汽车成为普通大众消费得起的商品;而汽车商品的大众化使工作地点与生活地点的分离成为可能, 在工业时代各种城市化问题凸显的背景下, 方便了城市中的中产阶层迁居到城市郊外生活, 进而改变了城市各种功能区的布局设计和规划。对于建筑业, 钢材料的应用和建筑技术的进步直接催生了摩天大楼的设计, 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 对商品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前提是拥有庞大而均匀的市场, 消费者必须购买标准化的产品, 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对市场拥有较强的控制力, 使得广告设计行业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
此外, 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新媒体迅速发展, 信息传播日趋快捷, 数字科技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 改变着人们的沟通和互动方式, 甚至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同时, 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着艺术设计的工具、载体、传播介质和表现方式, 影响到艺术设计的思维层面, 深刻影响艺术设计的美学功能, 导致艺术设计对设计师素质要求的改变。
4 数字时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态势
数字环境为艺术设计构建了一个新的发展环境, 同时也对设计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在现在的艺术设计中需要使用大量新技术和新工具, 这要求未来的艺术设计者必须具备熟练使用数字科技的能力, 并具有流畅的数字设计思维。
4.1 艺术设计行业范围更广
随着数字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 网络媒体成为集信息、通信及影音传播为一体的新媒体的核心, 强大的网络互动功能与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构成了今天的数字信息时代, 也催生出一个以提供服务和非物质产品为基础的社会, 同时派生出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新的艺术设计门类和品种, 如数字动画、网页设计互动和数字媒体设计等, 使艺术设计行业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
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变得相对便捷和公平,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信息交流渠道, 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着人们的信息感知习惯。如, 人们的生活被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切割, 注意力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为了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信息的面貌必然会趋于视觉化、动态化、多感官化和界面化, 以实现外貌的悦人程度并减少互动的障碍, 这也要求信息的制作更加专业, 带来了艺术设计应用在计算机和网络、媒体等领域的拓宽和深入, 扩大了行业范围。
4.2 艺术设计门类更加多样
在数字时代, 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会被非物质化的数字视觉信息传达设计逐渐取代, 在商业的推动下重视吸引受众注意力。人们关注一个主题、一个事件或一种行为的持久度是有限且无法复制的, 因此, 动态形象取代静物形象、数字化的视觉形象取代纸媒印刷形象、多媒体感官体验取代单媒体视觉感受、虚拟非物质数字产品取代物质的纸媒产品、数字手段取代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会成为艺术设计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由于激烈的注意力竞争, 设计者会寻求更丰富的表现、方法和形式。
在环境艺术设计方面, 设计者在设计时不再单纯依靠手工制图来实现设计构思, 甚至可以不再进行手工制图。数字化技术为艺术设计提供了更丰富的设计语汇, 如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使设计在现场直接模拟完成, 环境艺术设计也不再拘泥于真是的空间布局与六个界面和陈设的处理, 其设计范畴可以超越到“虚拟现实”场景的搭建, 或者利用计算机三维技术生成多样而逼真的设计形象。数字时代对服装设计最大的冲击来自虚拟现实的数字化人体数据采集和应用, 上述技术使“人体工学”的探索得以实现, 服装产品从设计、打版到剪裁和制作均可以实现自动化, 为艺术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实现路径, 客观上也使艺术设计门类更加复杂多样。
4.3 艺术设计教育思维发生转变
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发端于美术教育, 在“实用美术”和“公益美术”等基础的传统设计教育中发展而来。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一直依赖精英教育大背景下学生个人领悟能力和个人审美素质的自然养成, 强调对学生个体表现技法的培养。这一教学传统形成了固定的教育模式, 且根深蒂固、影响力巨大, 这决定了将数字化融入艺术设计教学会是一个逐渐深入地缓慢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设计行业开始引入数字化设计手段, 尤其平面设计和三维设计方面使用较多。因其多样化的设计工具和便于修改和储存等数字技术所起特有的优势, 设计软件吸引了大量设计者使用, 数字化辅助设计很快在行业中流行开来。相应地, 各大院校设计专业也陆续将计算机辅助设计引入教学, 并在教育中占据了越来越多比重, 甚至成立了电脑美术设计等专业。
5 结语
总之, 艺术设计与科技有着天然的联系, 艺术设计发展的历史透露了科技发展的轨迹, 科技发展推动着艺术创作的变化。在今天的数字时代, 艺术设计与科技形成了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科技与艺术的渗透必将给双方带来更多活力,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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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人之生命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其以有限生命追求无限价值、实现永恒超越的实践活动。推动这一活动持续发生的两大主体即为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一般将其表述为:研究者致力于教育的形而上抽象思考,实践者从事教育的形而下具体操作;研究者指导并概括教育实践,实践者贯彻并检验教育研究,双方在互动中共同促进人之生命的趋善近美。然而,这只是一种主观上的善意期待,并非真实、具体的教育本身。当下其间双方缺乏信任的相互攻讦令人窘迫:研究者指责实践者“漠视理论”,实践者抱怨研究者“脱离实际”,以致出现“教育理论难以承受指导实践之轻和教育实践难以承受理论干预之重”的紧张关系。如何消解紧张、促使二者和谐共生是必须予以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域对此加以分析。
(二)概念界定
1. 教育研究者
研究即探索本原、穷尽真理,它是我们人之生命所特有的主动性行为,是人的一种天性,人人皆可从事研究。因此,就绝对意义而言,教育活动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研究者。本文仅从职业角色入手,专将教育研究者定义为以教育学术研究为业并在该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人其称谓一般是教育学者或教育理论工作者主体为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各级各类高校教师。
2. 教育实践者
实践亦为人之天性,人人均为实践者。如上文同理,从职业角色角度,本文将教育实践者界定为具体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的两部分人群:一是教育行政管理者,供职于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所有非经选任或政治任命的一切公职人员。二是在国家法定初等、中等教育组织机构内,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
3. 紧张关系
“紧张”一词在医学和心理学上被表示为人在生理与心理方面不适与不安的非平静状态,如神经紧张、心理紧张等,其同义词一般为焦虑、焦灼、烦躁、惊恐等。在社会学看来,“紧张”的同义词是“矛盾”,其表述的是影响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相互间一种持续性张力,它既是推动事物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和谐共生的内在机制。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内在的积极推动,只有当实践形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它又被理论准确地把握的时候,才会出现理论与实践双方的“内在紧张”。因此,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真正紧张是理论,是不仅面向实践、而且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是理论即将实现自身的状态。本文的紧张关系正是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紧张置身于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职业角色背景之下,所探讨的二者目前相互排斥、缺乏互动,弱化教育本真的一种功利性分离状态。
二、紧张关系的缘由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提出了三个新假设:(1)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追求的是财富与非财富的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质就是这两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源于交易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人自身对环境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3)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收益内在、成本外化,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这三个假设更接近于真实、具体的生命本身。制度即是着眼于人对利益的追求,用来约束其机会主义倾向、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社会博弈规则。
(二)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利益分析
生活在真实具体世界中的有限理性人,对于财富与非财富的最大化追求有赖于其职业角色的尽兴扮演。在理想、真空的原初状态中,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相互沟通,和谐共生,其个体私益与群体公益完全一致,高度统一。但当置身于具体、真实生命世界的时候,受外在教育评价制度的约束,成本外化、利益内化的机会主义倾向被现实地激活,职业角色的扮演就会发生类似于物理学上的折射现象,出现其职业使命的失真。双方受各自具体制度环境的制约,开始主动伺机寻求不同效用函数的私益最大化。自此,二者相互分离,各为其利,教育的本真被弱化、边缘化,紧张关系由此而生。
1. 教育研究者
教育研究者职业角色期待是一个“好学者”,其能淡泊名利、伏案静思、潜心研究,著书立言。现实中,这一角色期待的成功与否,判断的法定标准是文章发表、课题申请以及书籍出版的多寡与级别,而这又与最能体现其职业角色核心利益的学术职称紧密相关。由此,过于注重自身研究成果的数量化累积,忽视甚至无视研究成果现实意义的利益投机行为则是教育研究者的本能选择。教育学术腐败的发生则是这一本能选择的常态反应。
2. 教育实践者
(1)教育行政管理者。
教育行政管理者职业角色期待是一个“好的行政人”,其能依法行使被社会公众所赋予的公共权力,制定并执行客观、公正的教育制度与政策,维护公众合法教育权益、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正义。然而面对自身的“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以及法律制度的漏洞在当前的政治激励体制下,教育行政管理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和改头换面等方式对教育制度与政策以及法律规定做出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修正,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到任务绩效测度的精确程度较高的教育数量化监督之上,应试评比管理因其所具有的客观、公正,以及成本低廉、便于操作而成为首选。
(2)专职教师。
专职教师职业角色期待是一个“好教师”,其能如春蚕、蜡炬一般,默默无闻、甘受清贫,教书育人。对于这个职业角色期待的充分实现,必须以教师全身心地无私投入为坚实基础,其有形成本是巨大的、无形成本是很难估量或者无法估量的。同样,内在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原则和外在的数量化评价制度,依然会诱使专职教师对其具体工作做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选择。应试教育教学同样因其成本低、见效快、便于操作而成为其首选。同时,专职教师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很难对来自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数量化评价制度变迁产生有力影响。因此,保持理性的无知实为专职教师明智之举。
三、紧张关系的消解
(一)唤醒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教育良知
1. 良知与教育良知
良知(Conscience)是人之判断善恶、正邪并择善而行,捍卫正义的道德品质,是一个包括了理性、情感、意志、信念等诸多道德意识成分的直接、真实地生命体验,它为“人人共知”、“人人同知”,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和最高原则。在实践中它常常以“良心”这个“生活常识”的面孔出现。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良知性质的千年之辨,而只是想指出无论关于良知的先验天赋论还是后验习得论,其共通之处都在于将良知指向了人之生命本身。即生命不仅“是”善的,而且“应当”是善的,“必须”是善的。生命本身真实的客观存在以康德所言的“绝对命令”要求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理解意味着认同生命是一个“意义”存在,它先天地具有且无需任何权威许诺的合乎道德法则的自由。尊重意味着生命寻求意义、实现价值和不断超越的根本性前提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信任意味着对生命寻求意义、实现价值和不断超越的忠诚期待。依此,我们认为教育良知(EducationConscience)就是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在传承文化,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对生命的理解、尊重和信任,它着眼于生命的本真而最终多向度地指向于教育活动共同参与者的生命品质的趋善近美,圆融无碍。它不仅是其职业角色良心所在,而且更是其实践活动的道德底线和最高原则。
2.教育良知命令下的积极作为
教育良知作为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知”与“同知”,它不能仅存在于心,更重要的是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分,真真切切诉诸各自的职业生涯。
(1)教育研究者
教育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是以对人之生命良知的敬畏,凭借着自身的学术修养对教育存在做出解释性、预测性与解决性的阐述,为教育实践者提供形而上的本原方向和形而下的具体操作,坚守信仰,崇尚理性是其职业个性所致。相比较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他们对人之生命品质养成的关注尤甚。
第一,坚守信仰。在《说文解字》中,“信,诚也。从人言。仰,举也,从卬。”两者放在一起表示人们对某一事物和思想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是非准则的存在状态。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信仰被认为是指在无充分理智认识是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显然,信仰表示的是一种坚信不疑的执著,任何安危荣辱皆不可损其纤毫。教育研究者的信仰就是对生命至真、至善、至美的无比向往和无限追求,这个追求既是目标也是过程。它本身所具有的恒久魅力是教育研究者以其生命的有限去超越无限的绵绵不尽的动力。在其感召下,教育研究者才会以极大的热情自觉地践履自己的天然使命,积极推进教育之学的超越与完善,并将关注生命、研究教育、造福社会,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内容、价值和意义。诚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教育研究者坚守的是生命底蕴上的教育良知,而非否定自我的宗教式信仰和拒斥理性、趋向极端的狂热。
第二,崇尚理性。理性作为与感性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主要是通过概念、判断与推理三种形式对由感性提供的经验予以抽象和概括而得出的对世界的一般性认识。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理性的监督与规范式微的情况下,受感性之本能驱使,人之存在极有可能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和冲动性;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就有可能被“物欲”缠身,降格为“权力”、“利益”或“流行民意”的“合谋者”、“仆人”或者“吹鼓手”。对理性的崇尚可以时时鞭策其保持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畏惧和谦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非“有气无生之水火、有生无知之草木和有知无义之禽兽”,实乃“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的生命存在。唯其如此,教育研究者才能把头上的星空、心中的律令和教育良知融于其身,并通过严谨与完备的逻辑推理,针砭时弊,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捍卫真理,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代言申命。
(2)教育实践者
首先作为公共教育事业的管理者,教育行政管理者在行使被社会公众所赋予的公共权力,制定并执行教育政策与制度的时候,常常面临诸多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道德困境和道德选择。对此,他们必须做出合乎教育良知的审视与批判,并积极承担道德责任。因为面对教育行政管理者“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以及法律、制度的漏洞,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寻求解决矛盾的外在的制度化途径去消弭他们本能化的假公济私寻租行为,因为那样极有可能反而将其完全异化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和毫无生机、刻板行事的工具人;而法律与制度自身也会走向其原本意义上的反面以至于全盘崩溃。对此,我们必须唤起并积极扩充教育行政管理者真切的教育良知,通过诸多外在努力去积极引导、激励他们自觉地去做一个以教育公益为最高准绳的价值负荷人,对其管理对象投以生命化地关照,从而有效弥补制度漏洞的先天不足,积极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正义。
其次对于从事初等、中等教育教学的专职教师,社会认同一般来源于两个不证自明的定论:一是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二是在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共识,即教师是向受教育者传递人类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才的专业人员。至于其他形式的官方与民间的带有文学色彩的表述就更多了,诸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培育祖国未来的辛勤园丁”、“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等。显然,这是对教师外在性的期待与限制,是对职业角色的应然表示,并非其内在的必然要求。制度性的规定固然有利于教育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和所谓组织目标的实现,但同时因为缺少对教师生命本身内在需求的真切关照,而使得教师由生命色彩极为浓厚的教育者屈尊降格为一般性的食利谋生者,教育被异化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极具功利色彩的互利工具。对此困境,我们必须回归到真实的生命世界。在那里,教师不仅是一个趋善近美的生命存在,而且其存在的方式、价值与意义和被教育者息息相关。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互利”关系,而是生命之间的真诚互动。教师凭借对生命世界的真实体验、切身感悟和敏锐把握对被教育者投以明确地、出于向善地教育性意向,启发并促进被教育者的生命自觉,唤醒“我”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人生命的教育情境中,教师才得以彰显教育者的真正本质。当然,教师也应当具备除此而外的另一些品质,如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掌握教育的原理、技巧与方法,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与能力能够进行反思性实践研究与创造等所有这些都是由上述本质性内涵所派生的,相对来说是居于表层的对教师的规定。
(二)构建私益转变公益的教育评价制度
《教育评价辞典》对教育评价的定义为: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或教育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通过系统地搜集信息资料和分析整理,对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不断自我完善和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来看,其目的就在于约束教育活动中包括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以及被教育者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私利行为,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动态和谐统一。因此这一制度构建的科学、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活动中各方合法私益,并最终会对教育公益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目前对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研究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强调应当。即教育评价应当以人为本,促进被评价者的全面发展,并由此提出所谓的发展性评价、可持续性评价等诸如此类。问题是对于具体如何操作则没有了下文,而且其研究所提出的实施建议在教育活动中屡屡受挫,实效甚微。因此这种应当式的教育评价无异于乌托邦。二是过多指责。即只是一味地批评目前教育评价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模式单一、过于量化,忽视被评价者的主体参与等。殊不知这只是表象而非真正根源,即现有的教育评价缘何钟情于单一模式、量化管理?所以这种指责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生成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对此,我们需要回到事情的原点上,深究人的性质及人的利益需求。
人之生命是自然存在与价值存在的复合统一,自然生命的生物所需与价值生命的意义追寻都是人之生命的利益本能二者相互扶携互为表里在有限时空中,上下求索,直指生命真善美的无限境界。因此人非吸风饮露式的神灵,其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紧密相关,并由此导致利益博弈下社会制度的产生与变迁。既是如此,教育评价制度构建的科学与否就取决于其对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作为真实、具体生命的个体私益引导是否科学,意即是否尊重和肯定其个体私益。正如大禹治水,关键在于疏导,而非鲧之蛮堵。导之可灌万亩良田,堵之则可溃千里江堤。教育评价中的那种禁欲主义、专制主义和理性主义既是对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私益的漠视、人性的摧残,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剧二者之间相互排斥、缺乏互动的紧张关系,而且将在根本上弱化、边缘化教育本真。
教育因生命而严肃,因生命而神圣。是故,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必须在教育良知的命令下,自觉、主动化解个体私益与社会公益的利害冲突,积极寻求私益与公益的和谐共生。而不是将自身降格为一般性的生物存在,为自身私益最大化追求假以冠冕堂皇的本能式借口。
唯其如此,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各自追求私益的紧张关系会逐步转变为积极推动的内在紧张,从而使每所学校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培育人才的大熔炉。
摘要: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相互排斥、缺乏互动的紧张关系是内外因素互激互荡的合谋结果。内因即有限理性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倾向,外因即教育评价制度的利益诱惑。解决的思路在于唤醒二者的教育良知,以绝对命令形式约束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尊重个人私益,构建私益转变公益的教育评价制度。这将最终消解二者的排斥性紧张关系,促使双方和谐共生,积极推动教育本真使命的稳步实现。
关键词:教育,研究者,实践者,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彭泽平,陆有铨.论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2:21-29.
一、外国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的经验总结
要想利用外部规模经济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首先要了解世界上各国在外部规模经济上的发展情况,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计算机产业园就是外部规模经济的典型成功例子。在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成功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创新和相互学习的文化氛围、质量管理的国际化与标准化。高新技术产业的众多上下游企业在硅谷和班加罗尔集中分布,使各企业享受到了高效率、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在竞争中促进了高新技术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研发。在政府的采购、直接投资、政策、法律的支持下,使个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积极性和发展的机遇。另外,在硅谷和班加罗尔,不同企业之间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技术工人、技术构思、市场信息的交流,从而为企业提高生产率降低平均成本创造了条件,这些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是其他单个企业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规模经济产生的效果不够明显,表现为普遍技术水平较低。
二、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因素
1、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成长、高效益、高竞争、高风险等特征决定了其特有的发展规律:从技术到产品的周期短,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以人才、技术为本,以创新性、独占性取胜等。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特征也就是它的优势所在,这种竞争优势来源于技术创新。然而,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忽视了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或是缺乏资金进行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国产品的竞争力。
2、目前我国统计部门通常只对出口产品数量、金额进行统计,而没有强调出口产品所产生的效益,重数量甚于质量。由于利润空间的下降,企业缺乏资金进行新产品和高产品的研发,只有复制发达国家的现有高科技产品或者进行加工组装。出口总量仅仅是衡量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标准之一,而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
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品牌现在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语言进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作用也日益突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品牌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出现了联想、海尔、TCL、这样一些初具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品牌,这对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品牌竞争力和国外知名品牌,松下、苹果、微软等品牌,仍然差距甚远。作为品牌弱国,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也大打折扣。
4、企业成长技术创新动能不足。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直接影响其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规模小的企业很难投入大量的R&D费用。企业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以大规模科技投入作为支撑。
5、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协作和关联度低下。在一些高新科技园中,尽管中小企业在布局上也相对集中,成群成片,但企业之间除了商业上的联系,生产上相对独立,不能很好地建立技术与营销,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流,并没有完全利用产业集群而发挥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
三、外部规模经济对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
影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解决以上问题,从而有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国内外竞争中站稳脚跟。
1、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利于维持专业化的供应商队伍,培育出可以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和有利于知识的外溢。2006年高新区以高新技术产品实现的出口创汇产品品种达48372种,产品品种比上年又多了4560种。实现产品出口创汇849.6亿美元,比2005年的760.7亿美元增长了11.7%,占高新区全部出口创汇总额的62.4%。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形成最直接的优势是产生了外部规模经济。同行业的企业间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如大批量购买原材料等,不仅使原材料价格降低,也节约了单位运输成本,从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2、高新技术产业园使中小企业通过集群的方式集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高效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从而使得企业的成本优势明显。一方面,企业在长期雇佣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同时,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作的数量,减少工资成本和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在集群内企业流动,有意无意的形成知识外溢,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由于存在着“学习曲线”,即随着时间的流逝,累积产量不断增加,成本也因而不断下降,使集群内专业化高科技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同时,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据统计,全国高新区企业2006年申请专利数量为37872件,占全国申请专利数量的1.1%,其中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有20707件,占全国申请发明专利数量的1.9%。
3、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利于建立区位品牌,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区位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有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是一种无形资产。不仅有利于企业对外交往,开拓国内外市场,确定合适的销售价格,也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形象,为招商引资和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高新技术园内的中小企业,利用外部规模经济,在利用自身直接占有的资源之外,还可以间接地利用更多的非自有资源。园区内小企业不仅可以直接与外国公司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群内企业间接获得关于其它外国公司的信息或与之发生商务关系,拓宽了产品的海外销售渠道,而群外小企业则不具有这种外部规模的营销优势。此外,高新技术园中的高度竞争性也足以使该产业能保持较高的产业效率和竞争力。
5、竞争不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还表现在合作上。外部规模经济不仅使生产成本降低,并刺激了个企业的创新,只有合适的竞争对手能够有助于企业增加持久的竞争优势以及改善所处产业的结构。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内,大量企业集中在一起,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如联合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生产供应链,由此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争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中小企业可以在培训、金融、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出口、分配等方面,实现高效的网络化互动合作,以克服其内部规模经济的劣势,从而能与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使具有市场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不但提高了自身的产品竞争优势,还增强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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