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故事

日本古代故事篇1

木曾义仲(1154年-1184年3月4日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著名的武将，全名源木曾左马头义仲，出身名门河内源氏，源义贤的次子，源赖朝及源义经为其堂兄弟。木曾义仲在源平合战中大败当权的平氏一门，威震四方，人称“旭将军(或朝日将军)”，一度有君临天下之势。但由于年轻气盛，加以特殊的成长背景下所形成的骄傲粗暴性格，之后众叛亲离，迅速败亡。木曾义仲短暂的30年生涯充满了传奇性，崛起与灭亡的过程犹如一场壮丽的悲剧，是日本传统的悲剧英雄之一。

日本古代故事篇2

(一) 走婚

古代日本婚姻的样态与传统意义上的娶媳妇, 也就是女方嫁到男方的家中形式不同。古代日本家庭中以女性为中心, 婚姻的基础是女方家庭迎接男方, 男方到女性家中生活。男性在15、16岁时寻找结婚的对象, 可以自己寻找, 也可以通过父母或熟悉的人来寻找心仪的女性。对方女性同意时, 开始在女方家中生活。男方晚上去女方家, 早上回自己的家中, 白天男女双方在各自的家庭中工作劳动。

结婚的时候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 男性连续三天在去女性家中, 第三天的夜晚两人共同吃年糕, 早上在女方家中与女方的家人共同吃女方家人准备的饭菜, 与女方的父母或家人正式见面。在《万叶集》和《日本灵异记》中, 记载了许多男方到女方家中同居与女方家人共同生活的妻方居住婚。虽然男性去女方家中, 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同居关系, 中途因为审美疲劳、上了年纪、女性怀孕生产、或女性拒绝男方再到家中来等原因, 婚姻生活因此结束。男性可以到新的女性那里重新生活。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关系的成立, 是受到了母系社会生活传统的影响。

(二) 孩子的养育

新出生的孩子由女性与她的父母兄弟共同抚养。也就孩子是在母亲的家中抚养长大的, 虽然男性可以和多数女性交往, 但是, 在女性家中出生的孩子们由母亲抚养。母亲在家中的权威是具有压倒性的。在家庭中, 以母亲为中心进行团体活动。家庭中如果有财产的话, 一般都是由母亲传给自己的女儿。

《万叶集》是日本古代末期的和歌集, 记录许多庶民生活感情的歌曲, 歌中反映男女之间的性爱非常自由, 女性对喜欢的男行非常露骨的表达爱慕之情。男性频繁的到心仪的女性家中, 男女结婚之际, 最具影响力的意见是母亲的意见, 女儿根据母亲的中意程度与男性进行交往。

《万叶集》中歌颂父母的歌曲有100首, 大部分都是歌颂母亲的歌曲, 歌颂父亲的歌曲只有一首。《万叶集》中歌曲的数字反映了, 即使父亲没有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三) 女儿结婚的发言权

年轻女性的婚姻, 不完全由自己做主, 与之进行交谈的人是母亲。父亲对女儿的婚姻不发表意见, 因为男性在经济上附属于女性。古代女性继承父母的财产, 女性一生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庭, 结婚后离开家庭的人是男性, 男性进入女性家庭中衣食住行受到女方家庭的照顾,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进, 进入平安时代, 家庭开始出现, 古代的生活共同体开始解体,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开始形成。家庭以社会的、经济的单位个体进入到社会组织当中, 承担赋税。

这种新的家庭组织中, 出现了代表家庭的户主, 各个家庭成员被排列在了户主的名下。户主由家庭中男性、父亲作为户主。但是女性并没有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女性依然拥有自己的财产。从这个时期开始父亲开始对女儿的结婚对象具有了决定权。家庭生活中丈夫、父亲的权利开始变得强大起来。

(四) 女性的宗教地位高

在古代日本女性的宗教地位非常高, 日本人认为能够将人们的希望传达给神灵的人是女性, 女巫能够听到神灵的声音。在佛教传到日本以后, 人们也是同样认为的。在佛教的世界中强调男尊女卑, 但是日本的佛教并不这么认为, 女尼在佛教中承担了人们认为的女巫的作用, 因此, 在中国和朝鲜女尼很少, 而在日本女尼的数量非常多。

在母系社会中, 以贵族为例, 大臣以及朝廷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在社会地位方面, 男性的社会地位由父亲传给儿子。在孩子长大成人后, 儿子从自己的家中走出去, 进入到结婚的女性家中。母亲和女儿一直生活在一起, 父亲和儿子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但是, 知道谁是自己的儿子, 这样儿子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的社会活动中, 社会地位高的活动基本上很少。只是, 有时会出现女性天皇这是因为没有规定天皇必须是男性, 女性才有机会成为天皇。

二、镰仓室町时代的女性

镰仓室町时代从古代末期到中世初期, 也就是从10世纪开始到12世纪的这一段时期。女性依然被认为是离神灵近的具有宗教特征的神圣的特征。随着武士的出现, 结婚的形式逐渐由走婚变为女性嫁入男性家的嫁娶婚。武士是战斗集团, 男性基本上像军队一样在共同的生活区域聚集, 能够很快联络上。另外, 在男性外出打仗时, 需要有人从事守护家庭, 管理领地等工作。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必定是妻子, 因此, 结婚后, 丈夫将妻子迎娶进自己的家中, 平时在家中丈夫与妻子共同合作管理家中的事物。

进入到丈夫的家中以后, 在家庭内女性的权利被削弱。但是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因此进入丈夫家庭以后, 因为有从自己娘家继承的财产, 在丈夫家中也非常的受到重视。加上女性在丈夫家中管理家庭事务, 因此, 无论是在武士的镰仓幕府中, 或是在朝廷的贵族中, 都可以看到握有政治实权的女性。

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 开创镰仓幕府的初代将军源来潮的妻子北条政子来看, 当时女性社会地位还比较高。源来潮在1199年去世后, 北条政子指挥年轻的儿子以及镰仓幕府的重臣管理幕府。北条政子在丈夫死后, 虽然出家当尼姑, 但是在对镰仓幕府的15年的指挥管理中, 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人们都把她称为尼将军。

三、江户时代的女性社会地位

在江户时代, 更加强调男尊女卑, 无论是武士家庭, 还是一本的平民家庭, 女子都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 “三行半”是当时的休妻书, 女子即使没有过错, 男子随意以任何理由, 在纸上画三道线就可以将女性赶出家门。三行半, 既是离婚书, 也是再婚的凭据, 没有三行半女性不能再婚, 同时男性也不能再婚。但是离婚也并不是丈夫单方面的任意行为, 大部分要经过协议离婚。

江户时代有“贞女不侍二夫”的贞操观念, 但实际上, 到1799年, 大名百家、旗本百家女性的离婚率约为11%, 再婚率为59%。 (1) 这表明在江户时期, 人们并不抵触离婚、再婚。这些虽然不能证明女性的地位高, 但是可以表明在这一时代的女性也没有都受到虐待。

四、小结

以上的研究内容表明,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而不同, 在平安时期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高, 女性从事家庭管理、孩子抚养等工作。女性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结婚后新婚的夫妇要住在女方的家中, 男子在经济上依附于女方。另外, 离神仙最近的女巫的社会地位特别高, 平安时期日本的社会是母权制的社会。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女性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影响, 镰仓室町时代, 政权移到将军手中, 男性的地位变得比女性的地位高, 这样, 新婚夫妇的女性嫁入到男方家中, 在男子出外征战时, 女性发挥守护家园的作用。也就是只有在战时, 女性才能成为家中的主人。到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 日本社会也进入到了全新的父权制社会。

摘要：日本宪法、民法规定了男女在家庭, 社会中的权利。宣告了男女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两性关系。但是, 在这以前由于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的变化, 男女的关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变化, 本文从家庭、社会、宗教等方面研究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研究发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而不同。

关键词：女性,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女性のデータブック/Women’s date book, 2004 (第4版) .

[2]高群逸枝.招婿婚の研究[M].日本:理論社, 1953.

[3]江守五夫.婚姻の民族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M].日本:吉川弘文館, 1998.

古代日本为何出不了玄奘篇3

日本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收藏于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法隆寺之中，这幅绘于1364年的地图被冠以《五天竺图》的名字。地图中印度（天竺）占据了人类世界（南瞻部洲）绝大部分，中国（震旦）不过是东北部的小国，而日本则是地图边缘孤零零的小岛而已。这就是当时的日本人对世界的认知。

印度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既有印度的僧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亦有法显、玄奘、义净这样亲身踏上印度土地的中国僧人。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可以说是长时间、多方面的，而在与印度距离非常遥远的日本，是否也有人曾经踏上过印度的土地呢？首先，我们从那些试图西行的日本人开始讲起。

“西天取经”的日本僧人

从日本前去印度的头一位，要数平城天皇的皇子高丘亲王。这位皇子卷入政变被废位，不得已出家为僧，取名真如，并于861年入唐求法。在长安短暂学习之后，真如决心到印度去。于是，他经由湖北、湖南至广州，由海路出发向天竺而去。遗憾的是这位虔诚的贵族僧最终死于马来半岛，未能平安到达印度。镰仓时代庆政的《闲居友》中记载了一个更为悲惨的结局，说真如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路遇猛虎，命丧虎口，令人不胜唏嘘。

其后试图西行印度的著名人物是后世被当作日本禅宗祖师的荣西。这位台密僧年轻时就曾渡海到过中国，拜访过江南的阿育王山与天台山。之后的1187年，年逾中年的荣西再次从日本出发，决定一路西行，经中国去印度，巡礼释迦牟尼八塔，以忏悔罪障。

到达杭州之后，荣西当即向知府提交西行的申请，希望能够得到南宋朝廷颁发的出国许可。但此举很快被杭州府否决，理由是北方的金国已经阻断了西行的道路，关塞不通，去印度已不可能。失望的荣西“忧愁若亡”，不得已乘船欲归，不料海上突然暴风骤起，荣西的船经过三天的漂流之后，着陆于温州瑞安县。于是，荣西再次上岸，并于此后登上天台山，拜入万年寺虚庵怀敞门下学习禅宗。

几乎与荣西同时的京都高山寺僧明惠，也曾“恋慕西天遗迹，深厌恶东土旧居”，于1202年时决心前往印度。第二年，明惠寓居纪伊（和歌山），与志同道合的僧侣谋划西行的行程。然而，当地一位“橘氏女”突然被春日大神“附身”，发出“神谕”制止了明惠的远行计划。于是，尚未出发的印度之行不得不终止。在此之后，日本僧的入宋、入元成为一时风气，但直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以前，尚未有日本人踏上印度的土地。

“渡海而来”的印度祖师

那么反过来，有没有印度人到达日本呢？在奈良时代有一位“婆罗门僧正”，名叫菩提迁那，据说是南天竺人士。为礼拜五台山，驾船入唐，而后乘归国的遣唐使船东渡日本，被任命为僧正，还担任了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会的导师。如果菩提迁那的身份货真价实的话，他或许是十六世纪以前抵达日本的第一位印度人。

然而在之前还有一位“法道仙人”，也被认为是天竺人士。传说法道本是灵鹫山的一位仙人，于七世纪的一天忽然乘紫云向东，一路飞过中国、百济到日本，去了播磨的法华山。这位仙人据说能让手中的宝钵四处飞来飞去，收取人们的供养，因而又被称为“空钵仙人”。据说一天，一位叫做藤井的船师载着官租而过，法道仙人便飞起宝钵索取供养物，藤井不许，钵便腾空飞去，没想到船上所载的粮食也随着宝钵飞走了。这类关于法道仙人的神奇传说尚有不少流传于兵库县的山岳寺院之间。

而在“渡来日本”的印度人之中，最为重量级的人物自然要数达摩与善无畏。在中国活动的他们并没有真的到过日本。但是，关于二人东渡的传说却为数不少。

达摩为南北朝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被后世尊为禅宗初祖。在中国的禅宗故事之中，达摩于北魏时圆寂，葬于熊耳山。然而在日本的《元亨释书》之中，达摩却在八十六年后来到日本，以乞丐身份示人，在奈良的片冈山遇到了圣德太子，二人经过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后，太子赠送了衣食，其后达摩入寂于此，太子掘开他的坟墓，见唯有空棺而已。如今在片冈山尚有达摩寺、达摩坟。

当然，达摩不曾到过日本，但在日本的平安至镰仓时代的传说之中，达摩曾在中国遇到慧思和尚，劝其到日本去传播佛教，而后慧思真的转世七次，成为圣德太子，达摩便如约与其相会于日本。这故事的来由、演变如今已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不在这里展开。而后随着禅宗传入日本，达摩渡来的传说更是大为盛行。“祖师”级别的印度高僧渡来传说，并非只有达摩一人，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密宗祖师善无畏。

据《溪岚拾叶集》里说，约莫八世纪初的时候，印度和尚善无畏从中国来到日本，发现日本尚无密宗的弘传，十分遗憾，于是到了奈良的久米寺，在寺里建了座塔，将大日经梵本七卷与佛舍利七粒纳入塔中，还作了一篇缘起文，里面说：未来必有一名大乘菩萨打开这座塔，弘通此经。并不难想象，这位预言中的开塔人就是后来的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

这个故事与密宗流传的龙树开南天竺的铁塔得金刚顶经的传说如出一辙，可以想见是后世空海信仰发达之时模仿创作出来的故事。

首位从印度抵达日本的传教士

法道仙人、达摩、善无畏，三位印度人的东渡可以说荒唐无稽，在唯一一位“疑似印度人”菩提迁那来到日本之后，长时间里并没有一个印度人从遥远的西方东渡而来。而日本人西行的努力也往往止步于中国。

尽管如此，日本的僧侣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创作着有关印度人东渡的故事。人若不能东渡，则努力寻找来自印度的佛像、舍利、菩提树，乃至让印度的山岳也都能“飞来”日本。

印度真正有人到达日本，还要等到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那是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西班牙人，他在一位乘坐欧洲人的船只来到印度的日本人的带领下，登上了日本鹿儿岛的土地。这就是知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此后，沙勿略也自称是来自天竺的僧人，以“天竺宗”的名义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其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日本，日本人才渐渐得以了解印度。编辑/麦婉华

，它是蛇的形象，扣子是蛇嘴咬蛇尾的设计，蛇身则可以按照需要增减，并使用了珐琅、黑玉、绿松石来装饰。她介绍的一款银艺品更用了鲤鱼的元素来创作。“这些都是受东方风格、中国风格的影响，因为墨西哥文化中并没有这些元素。”

《古代的日本》教学反思篇4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应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历史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基于这样的理念，作为历史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取得新的教学成果，也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再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在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下，受益匪浅：

第一、必须从教学实践出发，分析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以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独立完成作业，使新课程理念下的历史课堂充满生机活力，提高教学效率。新的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师要从一个支配者的权威地位，向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角色转换，让学生自我探究，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第二、作为老师，教材是必须要了解学握的，不仅要研究所教年级的教材，还要研究整个中学阶段的历史教材，首先要知道在初中阶段历史课程的知识体系，以便合理高校安排教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历史文化素养，同时让学生在轻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中愉快的学习知识。

第三、历史课堂教学应以问题为主线，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来调动学生思维的参与，激发其内在动力，使学生真正参与学习活动之中，达到学到知识、训练思维的目的。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以“问题中心”的心理参与学习活动，教学过程也要在解决问题中完成。通过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一方面可以激发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使其智力活动达到最佳激活状态并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日本造园历史漫谈之一古代园林篇5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始于汉代，日本古代女皇卑弥呼派遣使者于汉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入汉称臣，中日关系史话从此开始，这些历史详载于中国的史书之中。

日本历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和现代四个时代，每个时代又分成若干朝代。园林历史阶段亦据此而分成古代园林、中世园林、近世园林和现代园林四个阶段。古代园林指大和时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园林（日本国都经常搬迁，每个朝代都是以国都所在地命名，如奈良时代的京城在奈良），中世园林指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南北朝的园林，近世园林指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园林，现代园林指的是明治时代以后的园林，包括明治、大正、昭和及大成时代的园林。

从总体上看，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从汉末开始，日本不断向中国派出汉使，从汉末到平安时期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期间655年全方位学习中国文化。平安时代后期，停止派出汉使，以后又有恢复，但大不如前，日本人开始把中国文化进行日本化（也称和化）。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民间来往增加，以及中国学者艺人的东渡，日本造园技术又进一步提高。

古代园林

一、大和时代园林（公元300年至公元592年）

按中国《史记》记载，日本远古时代（约公元一世纪）曾有一百多个小国家，东汉公元57年，日本派使者向东汉王朝称臣，东汉光武帝赐之以“汉倭奴国王”金印，此印至今仍存。至公元三世纪，其中之一的大和民族在广袤的大和平原上兴起，经过多年征战，在公元五世纪，终于统一了日本，建立大和国。大和国亦不断向中国派出使者，向中国学习文化，其中园林艺术就是一项。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成书于公元712年，它与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记》都提到了皇家园林情况，虽然细节不清，但亦可追到一丝踪迹，如掖上池心宫、矶城瑞篱宫、泊濑列城宫等。

掖上池心宫是孝照天皇（传说公元三至四世纪天皇）的皇宫，宫内有园池。矶城瑞篱宫是崇神天皇（传说公元二至三世纪天皇）皇宫，宫内有篱笆。泊濑列城宫是武烈天皇（年代未知）的皇宫，内有洲岛。这些皇家园林特点是宫馆环池、环墙或环篱，苑内更有池、泉、游、岛及各种动植物。穿池起苑，池内放养鲤鱼，苑内奔走禽兽，天皇在园内走狗试马，远足田猎。史记履中三年（公元403年）条下载：“天皇在余盘市的矶池中，造两只游船，携皇后妃子，浮泛其中。”显宗元年（公元485年）条下载：“举行曲水宴。”曲水宴指的是仿中国园林中在每天春天三月三上巳日举行文人会集的游园活动，所有人环立于曲水之侧，待上游流下酒杯时作诗一首，否则罚酒一杯。武烈八年（公元506年）条载：“皇居内穿凿水池，构筑苑园，饲养禽兽。”

从类型上看，大和时代正值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220年至581年），故园林在带有中国殷商时代苑囿特点的同时，也带有该期的自然山水园风格，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而且园中有游船，表明日本园林一开始就与舟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源流上看，日本园林一开始就很发达，并未经过象中国那样长久的苑囿阶段，而且园中活动也很丰富和时髦，进一步表明了日本园林源于中国的史实。从技术上看，当时园林就有池、矶，而且是纯游赏性的，可谓技术先进。从活动上看，曲水宴的举行和欣赏皆是文人雅士所为，显出当时上层阶级的文化层次之高足以达到审美的境界。

二、飞鸟时代园林（公元593年至公元710年）

飞鸟时代国都定于飞鸟地区，历时117年，是以推古朝为中心的时代，钦明大王之女推古天皇即位后，圣德太子摄政，总揽一切事务，开始推行改革，定冠位十二阶，制《宪法十七条》，对隋实行平等外交，派遣隋使和留学生，传入佛教，虽然物部、大伴和苏我三氏矛盾加剧，但氏姓制、国造制、部民制，以及以皇室为中心的统治体制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

此期园林亦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所有古园今已不存，但是，园林史料还是清楚地记载了这一时代的园林，有藤原宫内庭、飞鸟岛宫庭园、小垦宫庭园、苏我氏宅园等。

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12年）条下载：“百济国（现南朝鲜）的归化人（指到日本谋生的人）路子工（也叫芝蓍麻吕），在皇宫之南构筑须弥山和吴桥。”百济的造园技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皇家园林也借助百济园匠。须弥山原是佛教经典中的山，佛教于钦明十三年（公元552年）传入日本，时百济王遣使送金铜佛像、经论和幡盖等物给钦明天皇，当时把持朝政的有：兵部的大伴氏、刑部的物部氏、祭礼的中臣氏和财物外交的苏我氏，其中苏我马子极力引进佛教，其它人极力反对，最后，推古朝摄政王圣德太子折中两派，只准苏我氏把佛教作为个人信仰。苏我氏拜领佛物之后，舍宅为寺，再后来，苏我马子因辅佐圣德太子推行改革有功而得势，崇佛派取得胜利，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佛寺、修佛塔、度僧尼、行法会。

《日本书记》中四次提到须弥山，齐明三年（公元657年）条下载：“飞鸟寺西面建造须弥山像。”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条下载：“甘橿山东的河边建造须弥山。”齐明六年（公元660年）条下载：“在池边石上建造须弥山，其高度如庙里的塔那么高大。”上述的须弥山是在飞鸟川东面，在1936年的考古中发掘出一个高2.4m的须弥山石像，分上中下三段，下段有两上吸水孔，中段周围有五个喷水孔，石像边还有石组铺地。吴桥是指中国江苏一带的桥，可见，日本古代园林与东吴一带的园林还有密切的关系。园中有池、岛、山、桥，池泉园风格明显。

齐明天皇（594-661年，655至661年在位）不仅建宫庭内苑，还建远郊离宫，他在吉野川边建成吉野离宫，齐明二年（公元656年）条下载：“吉野离宫建成。”天智天皇（公元626至671年，公元662年至671年在位）在滋贺县近江建造大津宫，临水筑滨楼，远眺琵琶湖。天武天皇（？-686年，672年至685年在位）还在京城以外的郊野建离宫，如在京都府山城瓮原、滋贺县近江紫香乐、大阪的摄津难波、和歌山县的纪州玉溲岛、奈良的高园山等地分别构筑了河之家、海之家、湖之家和山之家，皆以家为园名，以河、海、湖、山等自然山水为特色，其中水景为多。称德天皇的别庄则与西大寺一起敕建，两者比邻。

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条下载：“苏我马子死，飞鸟川边苏我家南庭中有水池和小岛，时人称苏我马子为岛大臣。”这是日本园林史上的第一个私家园林，园林依旧是池泉园，苏我马子当时拥有财政大权，又得圣德太子宠爱，其宅园之盛可想而知。

天武十年（公元682年）条下载：“橘岛宫的苑池中放养着周防国敬献的赤龟”，从此可见，天武天皇晚年所建的皇家内苑，寿龟始作为灵物在园林中开始走上园林舞台，岛上种橘也是宫苑的特色，并以此命名.朱鸟八年（公元694年），国都迁到藤原，命名为藤原京，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国都迁至平城京，结束了飞鸟时代。

昭和时代的三个考古发掘亦不断证实飞鸟时代的园林概况。昭和十年（1936年）和昭和四十六年（1972年）两度发掘了藤原宫及内庭，发现在太极殿东有东殿，东殿东西向，南北接以回廊，殿东园林区域，园中有一池一屋。池为曲折形水池，南北约65米，东西约40米，最狭处为15米，池边采用洲浜缓坡入水的形式，这是中国园林所没有的，就此也证明了，日本在飞鸟时代就开始模仿本国景观，不知不觉走向个性化道路。池南的建筑东西长南北窄，南北向，称为滨台或滨楼，是平安时代钓殿的始祖。昭和四十八年（公元1974年），考古学家在奈良的橿原地区明日香村石舞台北面发掘了飞鸟时代飞鸟岛上的皇宫庭园遗址，园中有一个边长为15米和35米的长方形水池，池底铺以30厘米的鹅卵石，池壁用稍大河石砌成，北岸中部有直径30厘米，长约八米的木管，管上盖15厘米的盖板，水管从南面高地上引水入池，由此可见当初的给排水工程。次年在明日香村还发掘了小垦田宫苑遗址，园区位于宫殿的南面约20米的地方，园中有一个不规则园形水池，池西南有一条S形曲沟，池底和沟底铺卵石较小，池壁砌卵石较大，从中可见曲水流觞的往日情景。

从造园水平上看，此期造园远胜于大和时代。从技术源流上看，来源于中国经朝鲜传入。从内容依旧是以池为中心，增设岛屿、桥梁建筑，环池的滨楼是借景之所，也是池泉园的标志之一。从文化上看，在池中设岛，与《怀风藻》中所述的蓬莱神山是一致的，表明园林景观受到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已在园林中表现；还有，在水边建造佛寺及须弥山都表明佛教开始渗透园林。从类型上看，不仅皇家有园林，私家园林也出现；不仅在城内有园林，在城外的离宫之制亦初见端倪。从传承上看，池泉式和曲水流觞与前朝一脉相承。从手法上看，该时代还首创了洲浜的做法，成为后世的宗祖。另外，动植物的橘子和灵龟都因其吉祥和长寿而登堂入室。

三、奈良时代园林（公元711年至794年）

奈良时代定都于奈良的平城京，该朝历时不过84年，后十年迁都长冈京，相当于中国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到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年，历元明（女）、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光仁和桓武八帝。虽然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政治斗争，班田收授法收效甚微，但大化改新和班田制的实行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在外交上加强对唐关系，不断派出遣唐使，在唐文化影响下，《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最古的一批史籍出现。此期日本全面吸取中国文化，整个平城京就是仿照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而建，史载园林有平城宫南苑、西池宫、松林苑、鸟池塘和城北苑等，另外还有平城京以外的郊野离宫，如称德天皇（718-770年）在西大寺后院的离宫。城外私家园林还有橘诸兄（684-757年）的井手别业、长屋王（684-729年）的佐保殿和藤原丰成的紫香别业等。不过，这些往日庭园皆成过眼烟云，埋入历史的尘土之中。

称德天皇是个女皇，是圣武天皇的次女，母亲光明皇后，幼名阿倍和高野姬尊，学汉学于吉备真备，曾在749-758年和764-770年两度临朝，初次即位尊为孝谦天皇，为东大寺大佛开光，让位于大炊王淳仁天皇，后迫令淳仁天皇退位而重祚，尊为称德天皇。他在位时乘敕建西大寺之时，在其比邻之地建她的离宫，供其闲适时与道镜和尚偷情。

长屋王是天武天皇的孙子，高市皇子的长子，母为天智天皇之女御名部皇女，721年藤原不比等死后充任右大臣，724年，圣武天皇即位后改任左大臣，成为对抗藤原氏的势力，在其辉煌之时，建造佐保殿，内有庭园，繁荣一时。729年被人告密，邸宅被围，奉天皇命偕妻自杀于宅中，佐保殿沦为他人之手。

橘诸兄是美努王之子，母县犬养橘三千代，光明皇后的异父兄，初名葛城王，736年改籍臣下，遂名橘宿祢诸兄，翌年，由于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相继病死，诸兄遂经大纳言、右大臣，晋至左大臣，与留唐归来的玄昉、吉备真备结成新兴势力，青云直上，遂扩宅造园，名之井手别业。但终因升迁过快，根基未稳而于藤原广嗣之乱、恭仁京经营失败以及营建大佛困难等问题而遭藤原仲麻吕挟制而一蹶不振。

藤原丰成是藤原氏的成员之一，向来在皇宫中得势，虽几经起伏但势力很大，他在郊区建私园紫香别业，是其权力的象征。

考古发掘的平城宫东院庭园和平城京内几处庭园让人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奈良时代不到百年的皇家园林做为和所达到的成就。昭和五十年（1976年）发掘的平城京左京三条二坊4 200平方米，结果发现东西60米南北70米的范围内为奈良前期到后期时存在的庭园，园北高南低，凿一条细长曲水，北方从菰川引水，先入一个石组围成的沉淀池，从木管暗道流出，再经300：1的坡度向南流去，曲流平均宽1.5米，最宽处为5米，流长55米，流时约为3分钟。曲流做法上还是如前朝，池底为小卵石，池壁为大卵石，池中还有种植水生植物的石砌植坛。平城市的另外几处庭园的考古发掘，如平城京左京三条一坊四坪庭园，面积东西10米南北5米的园池内有铺卵石的中岛；左京区一条三坊十五坪和十六坪的庭园有园池，池边有卵石铺成的洲浜。

从造园数量上看，奈良时代建园超过前朝。从喜好上看，还是热衷于曲水建制。从做法上看，神山之岛和出水洲浜并未改变。从私园上看，朝廷贵族是建园的主力军。

四、平安时代园林（794-1185年）

平安时代是日本伟大的时代，是以平城京（即京都）为都城的时代，历桓武、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阳成、光孝、宇多、醍醐、村上、一条、后三条、白河、鸟羽、崇德、皇白河、高仓、安德十八位天皇398年，相当于中国唐朝中期、五代、两宋、辽、金等十个朝代。桓武天皇迁都主要是因为奈良地区水源缺乏，而京都地区有加茂川和高野川，水源丰富。

平安时代按政治形态可分三个时期，前期（794-967年）律令松懈但正常运行，班田制崩溃，口分田初名田取代，庄园制确立，摄白政体出现（指摄政和关白两官架空天皇的政体），十世纪天皇恢复亲政，两次派遗唐使，输入大唐天台和真言两宗，辑成《文华秀丽集》（汉诗）、及《续日本书记》等五部国史，创假名文字，894年，唐朝接近灭亡，唐文化衰弱，根据菅原道真建议停派遣唐使，此期依旧在吸取唐代文化。中期（968-1068年），摄关政治全盛，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庄园-使百姓依附于庄园而生活，终致武装反抗，武士阶层兴起。朝廷利用源、平两家迅速堀起的武士集团平定内乱。此期正值北宋时期，私人贸易发展显著，日本依靠自己力量把前几朝吸收的汉文化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佛教与日本神道教融合，文学巨著《源氏物语》问世。后期（1069-1185年）为院政（皇权政体）与平氏政权时期，皇权回归的同时，武士集团争权，导致幕府产生和皇权的最终旁落。

从与大唐关系及文化特征上分前后两期，平安开朝至废除遗唐使之制正好一百年，史称弘仁贞观时代。弘仁贞观时期狭义地指弘仁到贞观之间（810-877年）的68年，在文化史上泛指迁都后一百年的文化形态。此时由贵族官吏形成宫廷文化，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故又称为唐风文化。在科教方面有和气工的弘文馆、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在原氏的奖学院，讲授明经、纪传、明法、算学诸项；在文坛有僧正遍昭、在原业平、文屋康秀、僧喜撰师、小野小町、大友黑主六歌仙；书法有空海、嵯峨天皇和橘子汁逸势三笔；此外，建筑、工艺、音乐、绘画、戏剧和舞蹈等都很有特色，但这些都是以唐朝文化为基础。废除遣唐使以后近三百年称国风文化，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唐风文化，形成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假名的产生，“国文学”的繁荣，出现《古今集》、《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漥物语》、《源氏物语》、《土佐日记》、《紫式部日记》、《枕草子》等著作；净土教发达；美术、建筑、园林、雕刻和绘画的民族化。如果说奈良时代是吸取盛唐文化的话，弘仁时期就是吸取晚唐文化，藤原时期就自身民族文化形成的日本化。

与奈良时代园林尽毁不同的是，平安时代的园林还有部分遗存，如城内的神泉苑、冷然苑、淳和院、朱雀院及城外的嵯峨院、云林院等。最著名的就是神泉苑，它是平安时期第一代天皇桓武天皇建造的宫苑，虽然园林已毁，但从“田中家藏古指图写”和现存考古资料上可清楚地见到园林的格局。首先，从命名上看，以神泉为名，表明是池泉园的规制。泉水从东北高处流向西南低处的园池，池中设岛，方广133米和183米，中轴明显，池北正中面南为乾临阁，两侧有曲廊接两阁，廊南折在端部终于临水的钓殿。神泉苑面积很大，东西2町（1町为40丈见方），南北4町。平安第二代天皇嵯峨天皇的离宫嵯峨院，园中除了大泽池仿中国洞庭湖外，还有日本化的瀑布石组，名古曾泷。

在模仿皇家园林的过程中，在国风时代创造了私家园林的寝殿造园林。国风时期的人物代表是藤原氏，从藤原良房（804-872年）开始，以外戚出任摄关职成为藤原氏专权起点，一直到江户时代近千年世袭摄关两职。平安中后期达到鼎盛，故常把这一时期又称为藤原时期。藤原氏各家多筑有私家园林，如东三条殿、堀河殿、土御门殿及高阳院等。而寝殿造园林则主要是藤原氏一族的宅邸庭园。从面积上看，私家园林比皇家园林小，大多为1町见方，大者为东西1町，南北2町，如东三条殿、堀河殿和土御门殿，高阳院为最大者，达2町见方。

寝殿造园林形式依旧是中轴式，轴线方向为南北向。园中设大池，池中设中岛，岛南北用桥通，池北有广庭，广庭之北为园林主体建筑寝殿，寝殿平面形式与唐风时期不同，不再是左右对称，而是较自由的非对称，池南为堆山，引水分两路，一路从廊下过，一路从假山中形成瀑布流入池中，池岸点缀石组，园中植梅、松、枫和柳等植物，园游以舟游为主。平安中期公卿藤原兼家（929-990年）的东三条殿始创于平安前期，焚后于藤原时代再建，重建后打破原来对称格局，中心建筑寝殿一侧衰退，重心偏移，形成非对称配置方式。与其同时期建造的堀河殿与东三条殿格局相似，而土御门殿则是藤原兼家五子，平安中期公卿和摄政藤原道长（966-1027年）建造的宅园，其寝殿左右东西对屋皆存，显然为早期寝殿造格局。

高阳院是藤原道长的儿子藤原赖通（990-1074年）的宅邸，占地2町见方，其规模和形态可从至今留存的古绘卷〈驹竞行幸绘卷）中略见一斑。〈荣华物语〉载：“寝殿之北南西东皆有池，中岛建钓殿”，又东西北三对屋皆备，庭园内景点丰富，《高阳院水阁歌合》道：“棹影穿波着南洲，阶下异草杂树，奇岩怪石，千名万形，不可见（此字左为尔字旁）缕。”1039年的一场大火把高阳院烧毁，藤原赖通再建时园林格局大体相同，只是建筑的东对屋消失，表现出后期的成熟形式。《春记》说：“其广不异巨海欤......造营无极见，壮丽不啻金玉”，“其费以千万可数，天下亡弊只在此事欤。”

在佛教进一步巩固地位的过程中，末期（12世纪70年代）源空开创净土宗，提倡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可升往西方极乐净土世界。佛家按寝殿造园林格局演化为净土园林，流行于寺院园林之中。当然净土园林的来源也有说是源于净土变的院前池沼的佛画，不管如何，它还是与寝殿造园林有十分相象的格局，只不过把寝殿改为金堂而已。许多舍宅为寺的寺园和皇家敕建或贵族捐建的寺院大多体现了净土园林特点。园林格局依旧是中轴式、中池式和中岛式，但建筑的对称性明显保留下来。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是大门、桥、水池、桥、岛、桥、金堂和三尊石（指仿佛教的三座菩萨的石组）。为与宗教仪式相结合，园林与戒坛结合，用植栽、木牌、垣墙、地形、地物、道路或帷幕把道佛界和俗界分开，石组布局用三尊佛教菩萨作为像征物。

平安时代的现存园林大多以寺院园要形式保存下来，如藤原时期的净土园林的作品有藤原道长的法成寺庭园、藤原赖通的平等院庭园、白河院的六胜寺园、鸟羽院的安乐寿院、胜光明院、待贤门院的法金刚院、藤原基衡的毛越寺庭园、藤原秀衡的无量光院、藤原基衡夫人的观自在院、藤原成衡夫人（德尼）的白水阿弥陀堂、一乘院惠信的净琉璃寺庭园、藤原忠通的法性寺殿庭园、后白河院的法住寺殿庭园等，另外，还有仿观自在王院和平等院的无量光院（平泉）、法金刚院（京都）、净琉璃寺（奈良）、园成寺（奈良）等。其中以法成寺、法胜寺和平等院最为典型。法成寺用围墙围成佛界，中轴明显，用四周回廊围合中心水池，水池中设中岛，金堂在北，左右对称。法胜寺三面围墙，一面沟壑，中轴明显，水池偏心，但中岛居中，上设九重塔，金堂出两庑，左右对称，水池曲折向东北，池边建钓殿。平等院则中轴很弱，前池不规则，名阿池（即阿弥陀佛池），中间建中岛，上面建左右对称，平面如凤凰展翅的的凤凰堂（又名阿弥陀堂），以应凤凰涅槃的佛语。

从审美意趣上看，汉文学应是原动力和最高标准，其中以白居易的诗文最受欢迎，《白氏文集》在平安初期传入日本，一时洛阳纸贵，上层阶级人人能诵。白居易的《池上篇》及序对园林的影响不仅在格局上，更重要的是在审美上。京城内被称为“池亭”的庭园及为其作的序《池亭记》皆原于《池上篇》：“予六条以北，初卜荒地，筑四垣，开一门......地方都庐十有余亩，就隆为小山，遇洼穿小池。池西置小堂、安弥陀，池东开小阁、纳书籍，池北起低屋、著妻子。凡屋舍十之四，池水九之三，菜园八之二，芹田七之一。其外绿松岛、白沙汀，红鲤白鹭，小桥小船，平生所好，尽在其中......”

古代成语故事带故事篇6

周公旦为了西周的政权稳固，夜以继日地工作，打败了自己兄弟与商纣王儿子武庚勾结的叛乱，任劳任怨地辅佐朝政。

周公旦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哥哥姬发领导的攻伐殷商的事业中，起了很大作用。担起辅助朝政的重任后，他忠于职守，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呕心沥血。

周武王死后，由周公旦辅助成王执政。有些贵族猜忌他，在成王面前造谣，说他有篡位的野心，有的兄弟还和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武装叛乱。此外，东方的夷族也乘机作乱。

但周公坚韧不拔，遵照武王的遗志办事，他消除了成王的误解，击败了武庚的叛乱和夷族的反抗，制定了礼法和刑律，继续分封诸侯，并建筑洛邑(今河南洛阳)，设立了东都成周。

由于为国操劳过度，周公在东都建立后不久就去世了。临死前，他还谆谆告诫大臣们，一定要帮助天子管好中原的事;自己死后要葬在成周，以表示虽死不忘王命。

日本古代故事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日本古代寺院,案例,特征

寺院是一种特殊的园林和建筑类型。从公元前开始, 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日本全方位地向中国学习,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种文化在寺院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特别是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期, 禅宗思想导致了中国佛教建筑空前发达, 也引起了日本各地摹仿中国样式寺院的一个高潮。本文选择日本古代寺院建筑和园林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日本古代寺院建筑中的体现, 以期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做出有益的探索。

1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当日本诸岛处在原始氏族公社制阶段时, 与之隔海相望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高度文明时期。大约在这一时期, 先进的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逐渐传入日本。《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灭卫氏古朝鲜, 在其地设乐浪等四郡进行统治。东汉初年, 倭奴国已与当时的东汉王朝建立官方往来。在今日本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也发现了中国王莽时代的物品, 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汉文化的吸收。《魏志·东夷传·倭人传》中记载, 在中国的三国时期, 北九州的倭女国已通过带方郡和魏国通好。大量秦人、汉人处于避乱、逃难等原因迁往今日本地区, 他们带去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也大大推动了当时日本的发展。但这种影响相对较为缓慢, 一部分先进的日本人迫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明之都的中国中原地区直接吸收学习优秀的中华文化。到了隋唐时期, 日本派遣大量使臣、留学生前往中原地区交好、学习, 大规模地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其它各种文化, 直接推动了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的以“中国化”为最高理想的大化改新。宋代以后, 日本开始快速吸收和消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即儒学。自大化改新一直到公元12世纪后期, 完整的、专事儒学传播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日本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成为重要的官僚教育机构。南宋时期, 中国禅宗佛教蓬勃发展, 通过朝鲜半岛或禅僧东渡跨海传播到了日本地区, 这也促进了当时日本武士精神的陶冶和民众文化追求与性格的塑造, 对日本寺院建筑也带来重要影响。[1]

2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日本古代寺院的影响

在众多的文化传播中, 与各种文化都息息相关又具有独特魅力的建筑文化格外醒目。随着对中国的长期学习, 日本也逐渐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并在寺院建筑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2.1 布局形式

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布局特征体现较为明显的是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早的佛寺之一, 又称元兴寺、法兴寺, 建于公元6世纪, 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代表寺院之一, 位于今奈良县高市郡。它采用规整的中轴对称的合院形式布局, 主体按照单塔中心式布局, 由3个金堂围绕1座高塔组成, 中金堂、高塔与塔前方的中门、中金堂后方的殿堂构成了全寺的中轴线, 东、西金堂位于塔的对称两侧, 由一道穿过中门的回廊将三堂一塔围合形成院落[2]。

2.2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是日本古代寺院受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第一个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代寺院法隆寺建筑群在这一方面的体现较具代表性。法隆寺全名为法隆学问寺, 又名斑鸠寺, 属木结构佛教寺院, 始建于607年, 位于今奈良县生驹郡法隆寺村。全寺分为两院, 西院的金堂、五重塔、中门等为飞鸟时代的建筑, 东院以八角堂的梦殿为中心, 主要是天平时代的建筑。其他堂、门等为后世陆续所建。

以西院为例, 金堂和五重塔均采用了十分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样式。法隆寺金堂建于石台基上, 各面有石阶, 底层周围有副层, 总长13.9m, 总深10.7m。平面为矩形, 底层面阔5间, 上层面阔4间。柱为粗短圆柱, 有收分。单檐, 出檐较深, 檐部由云形斗拱等支撑, 方檐头。上层有栏杆, 嵌万字纹。歇山顶, 正脊两端封以鬼头瓦。首层正面中央采用板门, 两侧设竖权窗, 槛墙抹白灰。内部外区采用细格嵌板天花, 中区采用四周凹圆形细格天花。木构件刷丹土, 端头刷黄土, 一部分刷青绿。堂内有壁画。五重塔为楼阁式檐塔, 也建于石台基上, 主要建筑做法与金堂基本相同。塔平面呈方形, 共5层, 首层有副层, 出檐较深, 檐部依次递减, 总高31.9m。4层以下面阔3间, 5层面阔2间。塔内中央建中心柱, 伸屋顶, 塔顶为方攒尖形式。

2.3 建筑装饰

建筑装饰也是日本古代寺院受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影响较为明显的一个方面。以唐招提寺为例, 它建于759~773年, 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时主持建造, 位于今奈良市西京五条。主要建筑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 奈良时代后期的金堂, 镰仓时代的鼓楼、礼堂及天平时代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

金堂是唐招提寺主要建筑之一, 面阔7间, 进深4间, 第一进形成柱廊, 中间5间设门, 正中1间为正方形, 两侧依次为矩形。屋顶为单檐庑殿式。柱子粗壮, 柱头为覆盆形卷杀, 表现出一定的装饰意味。各窗为连子窗, 在采光的同时也兼具装饰性。殿身以红、白二色为主, 外立面绘制有彩色纹样;殿内柱、梁、天花多绘有彩绘[3], 保留了浓郁的唐代特色。

2.4 建筑意境

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 建筑被寄寓着反映宇宙天地万物哲理的希望。于是, 中国传统建筑注重建筑意境的营造, 在有限的建筑空间中, 通过塑造建筑意象来形成超越有形空间的深远意境。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对建筑意境的塑造和追求对日本古代寺院影响很大, 并且经过长期的学习发展, 日本古代寺院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早期日本古代寺院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手法, 主要通过栽植真正的树木花草来营造建筑意境。如上文提到的唐招提寺, 寺内广植树木花卉, 如来自中国的松树、牡丹、芍药、桂花以及“孙文莲”、“唐招提寺莲”等, 郁郁葱葱, 可以起到烘托主体建筑营造寺院氛围的作用。随着发展的深入, 日本枯山水逐渐形成并完善, 开始成为营造日本古代寺院建筑意境的重要手法, “以砂为水、以石为岛”。它受到中国山水画和禅宗的影响, 在日本禅宗寺院中比较常见, 龙安寺就是其中一个的典型案例。

龙安寺又名隆安寺, 位今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区, 以其石庭的枯山水而闻名。石庭位于方丈堂的南面, 大小约200m2, 地面铺满了白砂, 呈现出直曲各异的纹路, 在白砂上放置了5组共15块大小不一的山石, 高低错落, 有聚有散, 起承转合, 形成丰富深远的视觉和意蕴效果。从东侧起, 第1组山石是组团形式, 共有5块, 以一块较大的山石为主体;第2组是卧石形式, 石块位于全池东西方向上约东1/3的位置, 靠近南部。第3组也是组石形式, 是全园山石的核心一组, 用体量均较小的3块山石组合而成, 位于全园东西方向上约西1/3处, 略偏南, 形成了与方丈堂之间的空间张力, 增加了景深。第4组以表现动感为主, 位于东西方向上约西1/4处, 南北方向是上约1/4处。第5组山石在全园西侧, 与第1组遥相呼应, 南北方向上约北1/4处, 与第4组形成收束。[4]通过白砂和山石的组合, 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塑造了相对无限的观感, 形成了广袤的意境。

3 日本古代寺院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体现特征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到, 日本古代寺院深受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影响, 归纳如下。

3.1 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在儒家等级思想的影响下, 在建筑群布局上多呈现出中轴线对称的合院格局。日本的寺院特别是在早期也表现出这种轴线对称的秩序, 基本是由主要的门和堂形成中轴线, 两侧对称布局, 四周以回廊加以连接形成院落。

3.2 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艺术

日本古代寺院在建造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建筑的精髓之处, 从结构体系到建筑形制基本仿照当时中国的建筑样式建造。它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榫卯技术, 采用斗拱、梁、柱的传力系统, 借鉴各式门、窗、顶的建筑形态, 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

3.2 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朴素风格

在中国传统建筑发展到后期, 建筑形象逐渐趋于复杂丰富,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对结构体系进行装饰。例如斗拱的结构作用逐渐弱化, 而强调了其对檐部的装饰性, 露于外部的结构构件表面也多进行繁复的彩画装饰或雕刻。而日本古代寺院在借鉴了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之后, 往往将结构构件原样暴露在外, 一般没有丰富的装饰, 保留了中国唐宋及之前时期的朴素建筑风格。

3.4 发展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境营造

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 建筑意境占有相当的地位。日本古代寺院受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 早期使用植物实体营造建筑氛围, 后来逐渐完善形成自己的意境营造手法即枯山水, 这也形成了日本寺院的一大特色。仅以色彩和材质都很纯粹、形式和体量极为有限的白砂和山石为工具, 巧妙组合, 构建出变幻万千的宇宙世界, 蕴含着丰富的哲思, 恰当地烘托出了寺院建筑的气氛。

4 结语

日本古代寺院在其漫长的诞生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 受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在布局形式、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和建筑意境几个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博大精深,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探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日本古代寺院中的体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提供裨益。

参考文献

[1]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12 (18)

[2]高履泰.受中国建筑文化影响的日本古建园林[J].古建园林技术, 1999, 03:21-33.

[3]窪寺茂, 温静, 唐聪, 包慕萍.日中寺院建筑彩色意匠与施工技术的关联性——关于东亚彩画纹样誊写技法的传播及其发展的考察[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4, 02:230-268.

日本古代故事篇8

关键词：夹苎造像；螺钿；“仿洋漆”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17-01

一、关于古代日本文化输出中国的高峰期

上世纪70年代末，胡锡年先生在《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1979）中，通过对《宋史·日本传》、《天工开物》、《东西洋考》、《日本国志》等古代历史文献的查找梳理，主要从“逸书的保存和归还”、“刀剑和鸟咀铳”、“泥金漆和螺钿”、“折扇和软屏”这四方面对隋唐以后至明清这段时间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文化“逆输出”[1]这一概念。佐藤孝、陈振昌两位学者在其论文《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输出与逆输出》（1996）中，对《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隋书·倭国传》、《旧唐书》等史料进行查找，考察了汉代至唐代期间日本交流使带往中国的手工制品。佐藤孝、陈振昌（1996）在胡锡年（1979）的基础上，通过考证进一步得出结论：唐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输出日益明显，且创新成分不断增加，并指出从这一趋势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日本在文化上独立性的增强，才推动了文化上的“逆输出”。

进入21世纪，关于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研究不断涌现[2]。在诸多研究里，关于中日古代交流部分，强调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居多，却很少提及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是否也有影响，表现在哪里。北京大学滕军教授主编，2010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是关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出版时间较新、内容较全面的一本著作。该书以历史文献整理加实地考察的方法，按时间脉络将秦汉时期至清前期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呈现给读者。关于日本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出这一问题，该书中有多处记载。如在宋代，日本僧侣将中国早已失传的佛典、经传带到中国，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做出贡献；元末明初，日本多次将优良畜产输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良马的输入；明代，日本知名画僧雪舟等杨[3]把自己精湛的画艺带到中国，另当时中国画界大为惊叹；从清代开始，一些失传的中国医学典籍也开始由日本回流中国[4]。但是，这样的记载只零星散落在每个章节里，并没有成为体系。

佐藤孝、陈振昌（1996）中认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一般发生在大规模接受大陆文明影响之后，如秦汉、唐代等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及其以后。基于先行研究，可以总结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是秦汉时期，《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邪马台国对曹魏[5]几次朝贡时所赠的礼品，这可以看作是日本文化的首次输出[6]。第二次高峰发生在宋代。日本在经过充分模仿、大量吸收唐朝文化之后，迎来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新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手工业制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且民族创新成分越来越多[7]。进入宋代以后，日本虽已废止遣唐使的派遣，但其佛教研究水平提高，中日两国间的佛教交流兴盛，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僧侣担负起传播日本文化的角色。第三次高峰期在明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遣明使数量和规模庞大，且在勘合贸易[8]履行期间，日本大量物品得以进入中国。可以说，邪马台国对曹魏的成功朝贡，北宋时期日本僧侣的巡礼佛迹，明朝的勘和贸易都为日本文化进入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提供了可能性。

二、古代日本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专项研究

如前所述，目前从相关历史文献、文学作品、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者、僧侣所携带的物品中，可以零星看到当时日本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产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出的记载。国内也有学者做过该领域的专项研究，如前文提到胡锡年先生的《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1979）。上世纪80年代，周启乾先生在其论文《折扇--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1986）里认为，折扇本出自日本，明代流传到中国之后，因携带方便，中国大量仿制而迅速普及并一直流传下来。之后，王勇教授在《日本折扇的起源及在中国的流播》（1995）中，通过查找历史文献及文学作品，考察了折扇在日本的产生、传入中国的途径、折扇代替中国团扇风行于明朝、最后中国开始模仿制作折扇这一过程。可以说这些研究是少有的考察古代日本文化中的某一具体事物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的专项研究。

胡锡年先生在《古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1979）中，专门用一节讲到了“泥金漆和螺钿”。他认为，泥金画漆技艺本产生于中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日本莳绘。明朝时，中国再派人去日本学习这种技术。关于螺钿，胡锡年先生认为在中国盛唐时就已非常流行，而当时在日本还很少见。到了宋代，形式完全颠倒，中国螺钿技术衰落，日本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在王勇、上原昭一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1996）中的序论部分，也对东亚螺钿技术的交流进行了梳理考察。2002年，中国学者程红梅发表了《古代中日漆艺交流论述》、《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与漆器交流》两篇论文。前者按时间顺序勾勒出了从唐以前到清朝，中日两国间漆器交流的历史概貌，并又从技术交流的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漆工技艺，考察了古代中日两国在漆艺方面的交流。后者专门对明代时期，中日间漆器交流的品种、漆艺的交流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但这两项研究还是以中日两国间漆器交流的横向比较为基调，以中国漆器的发展历史及中国漆艺对日本的影响为主。在日本，涉及中日漆艺交流的代表性著作是日本东京美术大学渡边素舟教授的《漆工――その伝統美の系譜》（1979）、漆工艺研究者沢口悟一的《日本漆工の研究》（1972）、日本美术评论家冈田让的《日本の美術38――日本の漆工》（1975），但都主要讲的是日本漆艺所受到中国强烈的影响。

因中日两国漆艺种类繁多，漆制品数量浩如繁星，本文仅就一两点进行说明。笔者想通过这次的资料整理，管窥古代日本在面对绝对强势的中华文明时所采取的态度及日本文化中的某些特质。

三、飞鸟奈良时代——夹苎造像

“苎”，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皮含纤维质很多，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苎”一般指苎麻，苎麻的茎皮纤维细长，强韧、耐水湿、富弹力，常用来制作麻布。夹苎造像就是以麻布与漆层层相叠，利用布的张力和漆的粘性，干固后凝结成为坚硬的漆器，再将内部泥土打碎取出，仅剩轻薄的漆外壳。因造像是中空的，所以重量轻，但质地坚固。日本称此技艺为“脱活干漆”或“夹紵”。夹苎造像的创造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盛行行像供养有关。即在某些仪式时需要抬着佛像围城巡绕，此时使用体轻的空心佛像是最好的方式。日本最古老的夹苎佛像是飞鸟时代后期所制做，现保存在奈良当麻寺金堂的四天王立像。此技法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时代曾盛极一时，代表性的作品如法隆寺梦殿的行信僧都坐像、东大寺法华堂的干漆群像[9]等，都是夹苎造像。现存于日本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坐像，是鉴真的日本弟子忍基在鉴真辞世前，制作的一尊近似等身的夹苎坐像，被日本奉为国宝，也是唐代夹纻工艺东传的实证。

四、平安时代——螺钿

日本通过大量吸收学习中国漆艺之后，加以变通，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点。公元894年，日本终止遣唐使的派遣，和中国不再进行官方往来。至平安后期，在以藤原氏一族为中心的贵族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和风文化，此后日本艺术文化也出现了和风化倾向。

“螺”是螺旋状贝壳类的总称，“钿”是钿装的意思，“螺钿”就是把贝壳按颜色、形状做成花样，镶嵌于漆器表面上作为装饰，主要多用于紫檀等木器上1。唐代大量流入日本的螺钿漆器，现大多数珍藏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如“平螺钿花鸟背八角镜”、“平螺钿背圆镜”、“螺钿紫檀琵琶”、“漆背金银平脱[10]八角镜”、“银平脱合子”等20多件螺钿。中国的螺钿技术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的工匠也在不断实践、模仿。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准确判定哪些是在中国制作，哪些是在日本制作，哪些是唐代工匠所制，哪些是奈良工匠所制，但可以肯定的是，螺钿技术传入日本，对日本螺钿漆艺产生了深远影响。且日本四面环海，贝类丰富、品质优良，便利的资源为日本螺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日本此时多将螺钿装饰在马鞍上。如12世纪平安时代的“萩螺钿鞍”，将贝材裁剪成萩草的枝条和花瓣形状，镶嵌在马鞍上，黑漆地与光彩夺目的贝材形成颜色上的反差，使马鞍熠熠生辉。13世纪镰仓时代的“狮子螺钿鞍”，是用贝材剪制成形态各异的狮子像，动作表情各不相同，但都张嘴露牙，狮子的威猛表现的活灵活现。平安时代后期，在黑漆底上洒金，再镶嵌以贝材的技法越来越纯熟，莳绘与螺钿开始相结合2，日本漆工艺逐渐形成独自的和式风格。金银的光泽和贝材的光辉调和在一起，又与黑色的漆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冷峻的奢华表现出了日本独特的“物哀之美”，可以说日本的螺钿工艺进入独创阶段。这一时期的“梨地[11]螺钿金装饰剑”和“沃悬地[12]螺钿金装饰剑”都是莳绘与螺钿结合使用，装饰剑鞘的作品。[13]

983年，日僧奝然[14]入宋，受到当时宋太宗和朝廷的热情接待。为了感谢宋太宗对他的优待，于回国后第3年，派其弟子向宋太宗进献礼物，其中有“螺钿花形平函”、“螺钿梳函”、“螺钿书案”、“螺钿书几”、“螺钿鞍辔”3。1015年，日僧寂照向日本国内募集布施时，藤原实资4施与“大螺钿鞍”[15]。宋人方勺5曾在他的《泊宅篇》中写到：“螺钿器本出倭国，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世人所售者。”6胡锡年先生对此认为，大概是因为在宋代，日本的螺钿制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已经超过中国，所以人们认为螺钿是日本首创[16]。

五、镰仓室町时代――中国制作“仿洋漆”

明朝时期，中国皇室独爱雕漆，中国漆艺走上了单一品种的发展道路。雕漆技术发展，其他传统技法被摒弃，最后逐渐衰落[17]。而这时，种类丰富、工艺精美的日本漆器则通过贸易运输来到中国，满足了中国各阶层的需求。关于当时日本漆器在中国的盛行，高濂7在《遵生八笺》中列举了当时文人书斋的陈列摆设，其中有很多日本漆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漆器惟倭为最，而胎胚式亦佳”、“盖口描金，毫忽不苟”、“倭人之制漆器，工巧至精极矣”、“其费心思工本，亦为一代之绝”、“种种精细，工夺天巧”8。文震亨[18]在《长物志》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生活中的日本漆器，盛赞到：“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极古雅精丽”、“竹橱及小木直楞，……有日本所制，皆奇品也”、“倭厢黑漆嵌金银片，大者盈尺，其铰钉锁钥，俱奇巧绝伦”、“佛厨佛卓，……有日本制者俱自然古雅”。

六、结语

关于日本文化论，中外很多学者都提出过各种学说和假设。王勇教授在论文《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2007）中将各种学说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东方文化论”，即把日本文化归纳到中国文化范畴之内，甚至视为中国文化的支流；“西方文化论”，是因为日本当今的国际社会形象西方色彩十分浓郁；“模仿文化论”，是因为日本通过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实现了古代和近代两次历史性的跳跃发展；“杂种文化”，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中充满着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本土的、外来的等各种要素。除此之外，关于日本文化，还有“独特文化论”、“变形玩偶论”、“组装文化论”、“嫁接文化论”等各种说法。

关于日本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把各种说法综合起来看，应该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外部刺激下，结合民族特点再创造的产物。中国人观察日本文化，往往重视和中华民族相同的东西，“一厢情愿”把日本文化归纳到中华文明范畴之内，而轻视了其中和中华民族相异或属于日本民族特色的部分。正所谓“看似眼熟，未必是模仿；即使陌生，亦并非独创”。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从中国学来的“唐风”，经过本民族的特点加工创造逐渐“和风”化，技术再回流中国并给予中国影响的历史记录散落在双方浩瀚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例如关于瓷器、造纸、织物、印染、医药等方面双方交流的记载。这样的交流不仅局限于物物的交流、技术的交流，以物物交流为载体，古代日本文化给予中国思想上、生活习俗上等深层次的文化影响都是值得思考的。

注释：

[1]胡锡年：《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2]如黄爱民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徐勇、王晓秋著《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冯佐哲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陈小法著《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王建民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等

[3]日本山水墨画的开山鼻祖，被称为日本“画圣”

[4]滕军：《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分别在第70页、第323页、第302页、第319页

[5]220年-266年，中国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为三国中实力最强大，领土最辽阔的国家。

[6]佐藤孝、陈振昌：《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输出与逆输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7]同上

[8]是明代中国和日本（室町时代）进行的海上贸易。为了和倭寇相区别，日方正式的遣明船进入中国海港必须出示明政府制定的一种凭证，即勘合符，因此这种贸易叫做勘和贸易。

[9]指奈良东大寺法华堂内安置的不空罗索观音立像，梵天、帝释天两立像，戒坛院四天王像等夹苎佛像。

[10]高桥隆博著、韩騄译：《唐代与日本正仓院的螺钿》，《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

[11]是一种将漆器与金属镶嵌相结合的工艺。其作法是把金、银薄片裁制成各种纹样，用胶漆粘贴在器面上，再涂上数层漆后研磨，使金银片的纹样脱露出。

[12]荒川浩和：《漆工芸》，保育社，第107页

[13]莳绘技法的一种

[14]莳绘技法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