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状与民主宪政

中国现状与民主宪政（精选5篇）

中国现状与民主宪政 篇1

令很多人困惑不已的是：就在中国经济以世界罕见的速率持续增长，许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全社会却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仿佛危机将至的气氛。有智者出来解惑，说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回避了长期积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矛盾沉积，形成潜在危机；于是出现发展与危机并存的奇观。有人因此恍然大悟，有人却更加糊涂：既然矛盾重重，怎么还可能快速发展？既已持续发展，怎么较之落后停滞的国家，如印度南美非洲，我们的危机感更加迫切深厚？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与政府都是一对矛盾。社会所滋生的一切矛盾危机，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政府要么解决这些矛盾；要么暂且压抑，实际上是将矛盾吸附上身，集中起来。当这种矛盾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与它的载体--政府同归于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矛盾爆发的方式及其对政权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矛盾之所以构成危机，是因为它有能量。此种矛盾能量大致可分为三类： 1，体质性矛盾产生的能量：如经济落后，资源贫乏；这都是社会本身体质不济所形成的弊病，难以遽然改观。2，结构性矛盾：因为社会的组织秩序制度等等，不适应于变化着的现实，从而滋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3，人们在现实中，对各种矛盾的感受情绪和态度，所产生的心理能量精神能量。显然，前两种矛盾是第三种能量得以形成的基础，但前两种能量最终必须通过第三种能量才能爆发出来，产生作用；第三种能量能够加强前两种能量的作用力度。在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宪政社会，政权与政府是分离的。政府入股的是有限责任政府，政权与政府之间有着明晰的防火隔离墙。社会矛盾的积累爆发，只会促使政府下台，权力易手；不会根本伤及政权，也不会破坏整个社会制度。同时，定期普选以多数形式表达的民众自愿选择的授权方式，给了社会矛盾所积蓄的心理能量一个遵循规范途径发挥作用的机会。重新投票选择执政者的过程，就是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心理能量得到发泄释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能量的渲泄依然遵循既定的途径和程序，仍然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约束。因此，它是温和的，很少破坏性的，一般不会演变成全社会的危机。选举完毕，心理能量一般也就释放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自愿选择，有什么好埋怨的？还不满意的话，下回再来吧--同时，社会成员重新选择执政者的过程，同样也是社会就解决体质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执政方案重新作出选择，再次达成共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关注的各项问题都会有一个令大多数人最为满意的方案被选出；各方面都有所着落，社会趋于平静。社会危机演变成政权危机是传统非民主社会独有的顽疾。在传统社会，政权所入股的是无限责任政府;政府由政权完全授权，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政权与政府两位一体，同生共死。同时，社会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没有根本性的正常渲泄渠道（舆论放开可起一些作用；但也可能起反作用。总之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的爆发总是在矛盾忍无可忍，制无可制之际。因此，这种爆发必然是激烈的，充满破坏性的。心理能量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总爆发，不但能摧毁政府，摧毁政权，往往同时还要摧毁政权所维护所配套的许多现有社会秩序和制度。[!--empirenews.page--]社会组织秩序和制度的建立，一个基本功能就是约束人类本身的破坏力，约束人对其他人的伤害。社会的秩序制度被打破，就相当于分子由固态解放到气态，必然要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没有约束的能量当然是破坏性的，社会往往因此陷入动荡。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天下大乱。而欧美等民主社会，虽然也有政府因丑闻（如水门事件）而下台等情状，但其间政权依然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制度仍在运转，社会依然平静。因此，可以说，号称有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政治结构其实是最缺乏稳定性的。天下大乱后，虽然社会存量遭到重大破坏，社会体质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是矛盾所积聚的心理能量得到释放，结构性矛盾被瓦解，社会反而趋于平稳。所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久乱易治”，就是这个道理。可见，社会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是诱发危机的主导因素。因此，人心向背历来就被作为衡量政权危机程度的首要指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社会内，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非没有道理。虽然历代圣贤都有教诫:应付危机，疏胜于堵。但由于制度的缺陷，面对王朝末期日益迫近的危机，从来也没有人能从圣贤那里找到有效的疏通矛盾之法。因此，政权危机是非民主社会独有的危机，也是它摆脱不去的最致命的根本性危机。一方面，政权因为应对和压抑矛盾，吸附了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和危机因素，并通过这种吸附的聚焦作用和压缩作用，将危机的能量显著放大，而政权本身在危机爆发时也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对于民选政府，人民尚能容忍其部分失误--毕竟是自己亲手选出来的;人非圣贤，事有多端，难免有所失误;实在不行，下次不让他再上来就是了--对于非民选政府，正确则成为必须，成为政权正当性合理性的必要背书，政权背负着自我证明的巨大责任和压力。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危机在迫近的首要原因。政权危机的爆发，有两个社会临界点。第一是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相当部分人生存条件恶化;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这种临界情况多发生在传统社会自我封闭时朝，首动者往往是社会低层，如陈胜吴广是也。第二个临界点是由于矛盾的积累，社会百病丛生;政府面对巨大的内外危险，无力应对，处置无方;社会普遍对政权丧失信心，不再抱有指望，于是转而自救，寄希望于政权更替。这种情况多半有外来危机的引发，首动者往往是社会精英，如孙中山毛泽东是也。不同于民主社会普选制下的公民自愿同意公开授权的法定方式，传统社会的政权取得常常是由武力较量来决定的。但武力的较量，其中可能也包含着人心的向背，也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民众授权;因此，不可简单地一概视之为不正当不合法。问题是这种授权是一次性的，其合理性正当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滋生积累而发生变化。传统政权形式缺乏一种自动定期地接受人民再次选择的规范机制;实际上，不管社会危机是如何的迫切深重，政权本身是如何的臃肿腐烂，这种政权一般始终都会坚持自己自我延续的本能。这大概就是政权危机必然以冲突性破坏性形式爆发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最终必然要面对的最根本性问题:人物有生死，世事有古今，不管再怎么扩大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政权总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这正如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营养锻练，总免不了临终一死;如果不能解决好政权怎么平稳更替的问题，人民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遭受危机折腾，社会就走不出治乱因循的怪圈，历史就不能正常积累起进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它方法都只是治标，此处下药才是治本。[!--empirenews.page--]如果说，政权危机聚集和加速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一切传统人治社会的固有特征，那么几千年的大国意识，100多年的对外屈辱史，今天被排挤在国际主流秩序之外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实，则是我们对外来竞争和压力极其敏感，危机意识极其强烈的又一根源。这种危机意识滋生出的社会心理能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渲泄渠道，最终会指向现有政权;它可能会推动政权危机加快奔向自己的第二个临界点。这就是民族主义话语权对于传统政权总是一件必备工具的奥秘所在。如果说上面两点(政权危机和外来危机)说明了百年中国的独有困境，那么今天的中国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以改革为旗帜的社会转型，是一场社会结构利益的大调整。其间社会变化节奏加快，人们本来就面临心理适应的难题，积累了相当的负面心理情绪;而且，转型过程中的所得所失，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各有不同。当改革进入攻坚期(现在就是)，相当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可能会暂时受到损害;而历史和心理的惯性，又会把这种损害所造成的负面心理放大加强。因此，民众的反应将极其强烈，并聚集起强大的社会心理能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渲泄渠道，这种能量最终也会指向政权，并推动政权危机驶向它的第二个临界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反腐惩贪，也是传统政府的一大必备工具。如果在社会转型期间，有部分人连基本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心理能量就有可能聚集起来，将政权危机推向它的第一个临界点。此时，政府将不得不优先考虑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也就成为必须，此时即使可能因此而拖累改革和发展，政府也在所不惜。因此，说危机是改革的副产品，“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三大独有的危机(政权危机外来危机变革危机)，与社会本身的矛盾交缠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的险境。民众的危机感其来有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政权危机，纵然经济落后一些，发展缓慢一些，社会也不可能发生颠覆;如果没有外来压力，人民纵然过得差一些，国力纵然弱一些，迭经**，也不会有亡国灭种之虞;如果不搞改革，人民纵然更穷更苦更没有尊严自由，但如果从来就是如此，现状即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不满和抱怨，也不一定会有今天这么集中和强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金融生活状态，等等，固然都有问题，固然都潜伏危机;但最迫切的危险，还是来自上述三个方面;最核心的危机，是政权危机。前述种种潜在危机，都有可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闯过政权这一难关，就一切都是白搭。要化解政权危机，舍民主宪政外，似乎现在还别无良方;其它的方子都只是缓解症状，不断根。中国如果迟早都要走民主宪政之路，就应该尽早准备，未雨绸缪。有人担心以中国社会巨大的结构惯性，会不会死活不肯搞民主？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民主之于中国，不是会不会肯不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要不要搞民主宪政，就要问民主宪政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民主宪政于今之所以成为必须，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并没有多少现实说服力:历史常常会迂回而行);也不是因为它真的就能“确保公民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它纵或能起一些作用，也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更不是因为它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模式(即使它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这也并不足以构成我们就要向它转轨的充分理由--因为社会转型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利不十，不变法;功不百，不易器”)。我们需要它，是因为它确实能够使社会摆脱政权危机的困扰，能够解决统治权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合法性不是问题。从来是先有政权后有法，制度不同法也不同)。从政权的角度而言，如果现行的政治模式仍能运行下去，仍可以维持大局，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就暂无必要;如果危机加深了，这一套运转不灵了，国将不国了;为避免政权与社会在危机爆发下同归于尽，自然要求法变通--在可供选择的成法之中，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成为首选。[!--empirenews.page--]“能不能”顺利转型，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到临头，往往就来不及了:新的社会秩序制度体系价值体系，要凭空创造出来;旧的保守势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社会转型可能会释放出矛盾积蓄的破坏性能量，引发潜在危机。新的制度秩序能否成功嫁接在旧的环境土壤上，确实不容乐观。为此，政府应该具有足够的远见和胆魄，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开放一些公共领域，使民间力量获得必要的自我生长发育的空间;社会上的有识有志之士，也应该及早行动起来，为未来作好准备。在这方面，张祖桦先生有个“新三民主义”(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讲得很好，可作为参考。至于改革所可能引发的并发性社会危机，确实没有万全之策可以应对。行路摆渡三分险，只有集合各方力量，努力将风险降至最低。社会转型最终能否平稳着陆，还要看中国的运气是否足够:历史会不会提供一个各种因缘具备，适合于解决问题的天赐良机;以及我们能不能发现和把握好这样的机会。

中国现状与民主宪政 篇2

一、出亡日本

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地主家庭,在深重的民族苦难中度过他的童年。进入青年时代后,清政府的腐败,民族的危亡给宋教仁以深刻的刺激,方兴未艾的民主革命思潮也给他巨大的鼓舞和熏陶。1903年,当他就读于武昌时,“即抱改革大志”“昌言排满”,在同学中被称为“最激进者”。1904年,他相继参与发起和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华兴会决定在当年阴历十月,以长沙为中心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宋教仁担任常德一路的起义领导人。但计划先期暴露,为逃避搜捕,宋教仁被迫出亡日本。

东京当时是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宋教仁呼吸着浓厚的革命空气。他和陈天华等革命志士“时时相与过从,谈天下事”;还参与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爱国主义”相号召,鼓吹革命。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来到日本,收到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宋教仁多次和孙中山见面,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倡议,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并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还担任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里程碑。宋教仁的革命活动也由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二、对民主宪政的热烈追求

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目标,也是宋教仁执着而热烈追求的理想。为了抵制革命,1905年,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唱起了“立宪”的高调。资产阶级的右翼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代表也鼓噪而起,要求“开国会”“行立宪”。“立宪”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宋教仁握笔奋起,写下了《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他指出,“宪政”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但“西太后纵发大慈悲,也不会害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的举动”。这篇像匕首一样的短评揭露了慈禧太后侈谈所谓宪政的虚伪性,表达了宋教仁鲜明的革命态度,可以说是他对宪政问题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书。

1906年,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规定立宪预备期九年。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在同一年则发表《开明专制论》,鼓吹“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提出所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的谬论。面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和立宪派的挑战,宋教仁清醒的看到了斗争的尖锐。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证。”决心勇敢的站到捍卫民主立宪的斗争前列。1911年,在清王朝面临末日,倒行逆施更为猖獗,立宪派争取立宪活动十分活跃的时候,在《钦定宪法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只不过是日本“钦定主义”宪法的翻版。又在《中国古宪法复大纲》一文中指出这个宪法大纲中规定“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不过是“今古史上”第一专制君主秦始皇帝之大一统也,同秦始皇“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如出一辙。在《希望立宪者七失望矣》一文中,他指出:《钦定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他还在《宪政梦可醒矣》一文中,尖锐指出立宪派乞求清政府立宪是“真做梦矣!”

三、《鄂州约法》的起草人

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宋教仁热烈的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书很勤奋,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最吸引他的是政法一类的书籍,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定的论著,兴趣更浓。从1906年1月到6月,仅半年时间,他就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亚利制度要览》《俄国财政制度》《英国制度要览》《奥匈国财政制度》《美国财政制度概要》等论著。宋教仁这样如饥似渴的探索,不仅使他对西方政法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坚定了他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信念。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胜利了。这是宋教仁翘首盼望但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匆匆赶到武昌,这时,湖北革命军政府已经建立。革命党人提出制定约法,宋教仁毅然承担了起草的工作,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就是著名的《鄂州约法》。这是一部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指导的大法,也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法性质的革命文献。它的出现,表示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真诚愿望。这正是宋教仁梦寐以求的,是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结晶。

四、努力建设“良政治”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家们对此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宋教仁也一样,他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决心“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

宋教仁所说的“良政治”,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希望以“政党政治”,建立“责任内阁”,制定“良宪法”来求得民主宪政的实现,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他说:“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政策足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他还说:“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有人说他极力主张责任内阁是自己想当内阁总理。宋教仁对此坦然处之。他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其胸襟是何等的坦荡。

这样,宋教仁开始了为“良政治”而奋斗的紧张工作。他发动了对同盟会的改组,极尽捭阖纵横之能,组成了国民党。接着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他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地南下竞选,到处演讲游说,显示了这位政治活动家的卓越才干。他宣称:“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他说:“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还说:“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取得人民的信赖。人民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的言论,他的风采博得了广泛的热烈欢迎。在他的家乡,他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国会的参议员。选举的胜利,使他信心倍增,踌躇满志。他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

五、为民主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理想,却为袁世凯所不容。宋教仁自己则没有认识到袁世凯使他所追求的“良政治”的大敌。在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宝座之前,他还说“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但他自身的悲剧,也正源于此。

黄金白刃,是袁世凯君临天下的两件得意工具。袁对宋教仁“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由此宋更为袁世凯所仇视。宋教仁在南方倾全力奔走于国会竞选时,有人曾对他说:“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他坦然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为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併力赴之。”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是正义的、崇高的,却不知道实现这样的事业和理想,在当时的中国终是一种幻想。当他把政党内阁翻到政治日程表的最前页的时候,袁世凯也就用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满载国会选举胜利的喜悦,准备离沪时,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杀手暗杀。3月22日,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青年政治家与世长辞。他临终时还请他的好友黄兴为他代拟了致袁世凯的电报,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他带着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死去了。至死也不知道,扼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杀死他的正是他寄予厚望的袁世凯。这是宋教仁的悲剧,也是中国近现代民主宪政运动史上的悲剧。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亲自撰写挽联,称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参考文献

[1]姚琦.宋教仁与民初政党政治[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2]杨小辉.宋教仁的政治人格——透过具体而微的历史事件的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3]张耀杰.蔡寄鸥《鄂州血史》的虚拟代言[J].粤海风,2012(7)

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 篇3

（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上的演讲）

主持人：各位读者、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贺卫方教授为我们演讲。贺卫方先生，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介绍了，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专家。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贺卫方教授演讲！

贺卫方：谢谢李馆长，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能够在广东学术论坛作一次学术报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很惶恐。我知道出席这次论坛的学者，阵容非常庞大。主办单位也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我能够成为这个阵容中的一员，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做一次报告是需要有很大胆量的，我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术理论的项目。本来上次应该过来演讲的，但是在漂流的时候，腿被严重伤着了。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漂流危险记》。主要说的是一个事物在给我们带来好的方面的时候，往往同时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次演讲主办单位有四家，除了我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这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的图书馆以外，还有中国改革杂志社、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我自己和南方报社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到期间，我经常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我亲眼目睹了广东报业的发达和繁荣。这使得北京的报业工作人员感到惭愧。我自己特别要向《南方都市报》表达一份敬意！因为这一份报纸在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在广东发生的事情变成了跟全国都有关联的事物，使得广东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情，成为推动中国制度改革的动力。我相信跟这份伟大的报纸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请原谅我用“伟大”这样的词汇，因为我看到这些总编、编辑们、记者们为中国的事业所做的艰苦的努力，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所以，请允许我在这对南方报业集团表达我自己的一份敬意。

广东省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前列。而且现在提出建设现代化事业不仅仅是小康，而广东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学术界。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领军力量，这个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人对去年在广东发生的某些事件感到不理解，说为什么广东会出现这么多事？为什么广东的警察会打人？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的解释是，与其说广东出现了这种事件，不如说是广东的媒体把这些事件报道出来了。其他的地方可能发生的更多，但是当地的媒体是不能报道的。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异步监督，就是只能到外面报道负面事件，不能报道本地的事件。这样的情况，极大的妨碍新闻监督的能量的发挥。而广东新闻界，尤其是去年的新闻界，为报道本地的一些事件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去年到上海去，发现那里的新闻跟广东不能比。我自己私人花钱买的两份报纸是《足球》和《南方周末》。

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可以说是多方面构成的。地方经济的发达，正好反衬出我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方面的一些进步。昨天应当是李曙光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一直在和曹思源研究跟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制度。也叫“曹破产”，他是恨不得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搞破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相信通过他的演讲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要求有跟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度。

大家记得100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严复到英国去留学，本来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是这位小伙子对社会科学非常感兴趣，他养成了一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到法院里面去听法庭庭审。你们也知道这是学语言的最好的途径。一个人能到法庭上去听辩论，可以说这个人的语言功夫基本上已经到家了。但是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后，突然感觉到怅然若失，他说听了几天的审判以后，他突然有所顿悟，他发现英国富强的根源不在于他有舰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他有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每一天都在伸张公理，法官每天把正义送到家门口，无论一个人地位多少弱小，无论被起诉的对象的势力多么高强，他都有信心在这个国家的法庭上获得正义，严复认为这是这个国家富强的根源。其实，我们国家也有早一批的学者，他们早早的发现我们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学习舰船利炮，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法律政治制度。要深入到制度背后的一些东西上，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我们老早就意识到宪法、宪政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早期的时候也开始了自己的立宪运动，包括晚清的时候制定了一部所谓的宪法，我们发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宪法，所以我们要制定我们的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总是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宪法中承诺给我们种种的权利，能够得到严格的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这种状况能够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政治 篇4

一个内部崇尚民主且对民族前途高度负责的共产主义执政党，正努力通过民主的方式领导和执掌着国家政权。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干成的惊天动地的三件大事，可以说，这85年也是党领导全中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英勇奋斗、不断探索的艰辛历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主的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人民幸福的途径。把实行民主共和视为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唯一手段的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巨大政治冲击力使得任何恢复专制政治秩序的图谋顷刻破产，民主共和的思想流传广远，民主革命的洪流势不可当。在它爆发后的10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政治舞台。早期的共产党人大多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革命的失败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中国需要一场更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俄罗斯“劳农专政”的新型民主制度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反思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自己的民主观，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是最广大的人民参加的人民大革命，不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包打天下的行动。大革命时期，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这“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因为这个阶级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且具有彻底革命的要求、高度的阶级觉悟和与农民天然的联系，因此在未来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必然是领导阶级，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第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为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环境。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型民主政治建设的艰辛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党首先在军队中废除了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军事民主，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广泛成立了权力机构工农兵代表会，由民众或代表选举产生政府的委员会，在基层政府的委员会中强调贫农的成分比例，并在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组织建设过程中，耐心地向群众解释他们和权力机构代表会、代表会和执行机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使群众得到初步的民主知识训练。抗战时期，在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党领导和组织了基层的民主选举工作，并由下而上选

举产生了边区的各级参议会，由参议会按“三三制”的原则产生政府委员会，保证党外人士在政权中占有2/3的人数比例；在边区基层选举中，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用简陋的手段(如洞选、豆选等)行使了当家做主人的神圣权利。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地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级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从来都是与经济、社会和文化革命联系在一起开展的。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平分土地斗争，改良封建落后的社会习俗，还是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移风易俗活动，抑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革命新风尚的传播，都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可以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民主建设，而且这种民主的实践主体是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几千年来生活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又饱受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压迫和文化愚弄的四万万农民。从这些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领导的民主建设具有广泛性、真实性，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根本无法做到这些。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所进行的新民主政治建设探索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因此，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毅然抛弃了20多年来打着“民权主义”旗号、却一直延长“训政”期限，还搞虚假“宪政”活动，实质推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民主政治，或者说就没有民主的中国。

党的领导保证民主政治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既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继续领导人民进行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在对中国国体的人民民主性质作出明文规定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既在法理上表明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在政治上表明它们都是人民的理性选择。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理论建树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高度概括了“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凸显了“民主”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靠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民主和法制“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突出了法制建设对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提高到了新的历史水平。

在实践成就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人民直接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人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实际保障。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成就显

著，以宪法为核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不断地改进，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在不断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决策机制、行政管理机制、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社会稳定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一切都说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有过深刻教训。但是，这些弯路和教训绝对不能成为离开党的领导来建立所谓“民主”的借口。建国以来，党坚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文革”时期，党的领袖仍然谆谆告诫各级干部不忘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在今天，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民族分布广泛的大国来说，要把13亿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国家将会四分五裂，人民将会形同散沙，民族将会陷入混乱的深渊。到那时，且不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连这一建设所依赖的经济文化基本条件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政治。

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成为世界的潮流。我国自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不断呈现多样化趋势。与之相适应，人民的自主意识、法治观念、民主要求也日益增强。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积极探索新的形势下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和举措。党的十六大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的重要命题。这是在对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方位已经发生了两大历史性变化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

作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唯一且长期的执政党，党内的民主建设不但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更直接关乎着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得失。很难想象，一个自身民主建设不完善的政党能够领导人民建设起完善的民主政治。不可否认，我们党是有着民主传统的政党，但是党内民主的发展也有一个与客观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问题。针对已经出现的若干不适应的情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改革设想：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这些改革不但能够使党内民主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会对党所领导的政权机构、群团组织内部的民主化改革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对人民民主政治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党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所谓“民主执政”，其总体要求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

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据此，目前需要改进的是：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内部崇尚民主且对民族前途高度负责的共产主义执政党，正努力通过民主的方式领导和执掌着国家政权，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高度，一定能够把中国构建成包括“民主法治”要求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这些目标、任务的提出和实践，也是党的先进性在现阶段的重要体现。

宪法与宪政 篇5

所谓宪政，就是依宪法而政治，依宪法而治理。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功能，宪法是人权斗争的产物。宪法对权（权力与权利）的分配可以说是权的第一次分配（基本分配），而司法则可以说是对权的第二次分配（矫正性分配）。以司法来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落实是宪政的题中之意。本文所讨论的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条文的司法适用性，是指宪法规范可以被司法机关援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它只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且普通法律救济途径穷尽的情况下才启用。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几乎没有“正典”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那么，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不能被司法化，还是因为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没有这种必要性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本本中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如果不被适用就会成为一堆废纸而毫无用处。宪法作为法的渊源之一也不例外，它的生命力也在于其适用，而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适用的应有之意。其次，随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不断深入，树立宪法的权威，增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宪政建设的基础性目标。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切实抓好宪法的适用，使宪法走进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使百姓能切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感觉到宪法就在身边，感觉到宪法就是实实在在的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通过宪法司法化，可以纠正公权力主体和私人团体的违宪行为，防止和矫正公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而进一步维护宪法规定的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体制，有利于促进宪政建设。再次，宪法司法化是解决公民“权利虚置”问题之必须。有些公民权利有宪法规定但尚没有转化为变通法律规范权利从而造成了“权利虚置”的状况。当面对“权利虚置”、立法滞后的现实，手捧宪法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以纠正违宪行为保护合法权利时，高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宪法司法化客观上也使国家权力分配更为合理，使我国“大行政”“小司法”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我国宪政条件下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它的前提条件是：应当由法律具体化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直接依据宪法条文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救济。我国宪法上确实存在没有被具体化的公民权利，这也是学者们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根本原因。主张宪法司法化的学者认为：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可以弥补法律漏洞，维护宪法权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我国法院是否可以将宪法司法化呢？分析我国的宪法、宪政体制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等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第一，我国宪法中没有宪法司法化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12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虽然有人将所依照的“法律”解释为包括宪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但毕竟不明确，而且这里的“法律”似应理解为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及行使审判权之程序规则，而不包括以宪法规范作为裁决的依据。宪法规定得过于抽象、原则和概括，政治色彩太浓，导致宪法条文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我国属于在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般遵循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即法律规定是大前提、待决案件事实是小前提、特定法律后果之发生是其结论。所以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异于“法官造法”。而我国法院的现实情况却不容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我国法院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权限不容许其有这样的行为：我国法院相对于立法与行政来说地位相对较低；法院、法院系统内部及法官的独立性较差。其次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个人素质也实难担当起“造法”的重任。我国现有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专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均在“建设”之中。第三，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宪法的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仅限于法律、法令的适用，不包括宪法规范的适用。因此，法院如果直接适用宪法做出判决，必然要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那么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实质的违宪。对宪法解释权专属性的这种规定，使得我国法院行使司宪权又多了一道围栏。第四，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只有少数国家宪法规定宪法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建立了宪法法院，这种直接适用宪法的法院并非全是普通法院。并且他们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严格区分宪法诉讼与非宪法诉讼，防止司宪权的滥用；二是坚守“穷尽其他救济办法”的原则，即使当部门法缺乏具体规定时亦要尽量通过解释部门法的一般条款和具体概括的规定，或法言法语，将宪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避免使用这一救济手段。由些可见，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并不是容易解决的。

三、宪法司法化的实现是不可抵挡的潮流

纵观我国的法律，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做出过明确禁止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正典”的但实际上的宪法司法化实践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是有其生存的可能性与空间的。随着世界各国对人权保护的加强，宪法作为人权最重要的保护手段，其司法性适用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首先，从理论上讲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宪法是法，具有规范性、意志性、物质决定性等法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具有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是母法”不应该成为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理由。其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对于有些法律规范，公、私法这种学理上的划分对他们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宪法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宪法实际上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础，微缩着一国法律体系中私法和公法两者的内容。宪法的这种特性使宪法司法化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其三，对私人团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违宪责任追究的必要使宪法司法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现实。

其次，从我国宪法实践上看，宪法司法化有其生长的土壤与空间。看我国宪法实践的历史，宪法在审判中的引用问题涉及了这样几个司法解释：1955 年“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1986 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法规性文件的批复”；1988 年“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2001 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就是关于被众多学者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的批复，这一批复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宪法司法化研究的高潮。最高人民法院短短的几十字的批复让沉寂了许久的实务界与理论界看到了宪法在司法上适用的进步，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触动这根敏感“神经”的决心，看到了中国宪法司法化蠢蠢欲动的根芽。同年8月发生了青岛三名中学生要状告教育部的案件，2002年1月出现了四川大学学生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证明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已有了根基。宪政体制下对人权保护的加强，也是宪法走向司法化的动力之一。

最后，宪法司法化的国际化趋势也为中国宪法司法化提供了契机。继180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之后，许多国家先后将其宪法运用于司法实践，实现了宪法司法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三种宪法监督体制：普通法院监督体制、立法机关监督体制、专门机关监督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宪法都具有司法效力。所以要使中国宪法与国际接轨，就必须顺应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宪法监督体制，以促进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

二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

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二、（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

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