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共8篇）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1

xx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共xx委领导的县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主要职责是团结教育广大会员，进行爱国、守法经营，协助政府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工作；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参政议政；代表并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为会员提供信息和科技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融资、咨询等服务；引导会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投身光彩事业。多年来工商联就是严格按照这样的职能与任务要求来思考、探讨和实践工商联工作的。从而形成了府谷工商联丰富的历史。回顾一下工商联在各个时期的情况。

解放前情况：县商界，清时设“行社”。公举乡耆主持其事务。行社权力等同商业行政机关。民国元年（1912），县商界成立“商会”，在县旧城西关观音殿办公，清时之行社遂，并于xx、xx设分会。十六年（1927）以前实行会长、会董制后，改名“商民协会”。十七年（1928），复称“商会”。并在xx等处设事务所。至二十年，改行委员制，设执行委13人，监察委员5人，产业常务委员、主席各1人。三十二年（1943），商会改组，设理事5人，常务理事1人，监事3 1

人，常务监事1人，候补理事2人，候补监事1人，书记2人。每年改组1次。民国元年会长是xx，后相继有xxx等任此职。商会除商界事务外，供应军差为其要务。

解放后情况：1950年3月，xx工商业者联合会成立。xx先后任会长。1952年10月，召开全县工商业者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xx工商业者联合会”。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任xx，副主任xx。工商业联合会设有工业股、商业股、总务股、调节股、组宣股和秘书室等机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业联合会停止活动，机构瘫痪。

恢复工作后的情况：x年x月x日恢复县工商联组织，并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五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xx为主任委员，xx为副主任委员。根据省联文件精神，经县委同意，x年xx工商业联合会增挂“xx商会”牌，其领导人称会长、副会长。x年x月x日至x日，xx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召开。六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xx为会长，xx为副会长。x年x月x至x日，xx工商业联合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召开。七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xx为会长，xx为副会长。x年x月xx工商业联合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八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xx为会长，xx为副会长。x年x月，县委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并设在工商联，副会长xx兼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书记。x年x月x日xx工

商业联合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九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xx为工商联、商会会长，xx为工商联副会长，xx为商会副会长。x年x月x日xx工商业联合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xx为工商联党组书记，xx为工商联主席，xx为工商联副主席。

x年x月xx任工商联党组书记、商会副主席，xx任工商联主席，xx任非公党委书记，商会副主席；xx任副主席。

目前，我会共有x名驻会工作人员，有执委xx人，会员xx户，其中企业会员、团体会员xx户，个体会员xx户，基层乡镇分会x个（xxx），同行业协会x个（xxx）；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到xxx户，从业人员xx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市政协委员xx人，县政协委员xx人，占县政协委员总数的x%，担任省人大代表x人,市人大代表x人，县人大代表xx人，占县人大代表总数的xx%；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xx个，其中党委xx个，总支x个，支部xx个，联合支部xx个，党小组xx个，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xx%，非公有制企业中有党员xx名，占企业人数的xx%；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党建示范点xx个，市级领导联系我县非公有制企x户，县级领导联系非公有制企业x户，县、乡商会领导联系非公有制企业x户，执委联系非公有制企业x户。

本会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的布线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为国内市场带来了5类布线系统, 支持频率最高达100MHz, 真正支持10Mbps和100Mbps的以太网传输。当时中国布线市场可以说是被国外企业所垄断, 而且价格十分昂贵。因此, 南京普天凭借自身技术队伍和制造装备, 于1997年推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套5类综合布线系统, 开启了国产布线市场的序幕。

1997年时, 进入中国的国外综合布线制造商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京普天的综合布线是新生儿, 在市场上没有知名度。布线和智能化技术又是新兴产业, 国内很多用户对综合布线基本无认识, 只能看到国外厂商对综合布线市场的宣传与推广, 许多人在选用产品时都会优先考虑进口品牌, 这对刚刚推出的本土品牌普天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南京普天布线在发展中, 始终坚持自己产品在技术方面与国际标准看齐。为了让用户了解国产布线, 2000年4月, 普天布线召开新闻发布会, 现场将其综合布线产品与一些国外的产品进行现场对比测试, 让用户切身体验国产品牌的质量, 打消用户心中的顾虑。

从1999到2005年, 普天坚持免费对用户进行了广泛的长时间、大面积的技术培训, 普及推广综合布线知识。在短时间内公司的产品门类、品种迅速增加扩大, 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地域优势, 通过持续努力宣传南京普天产品, 确立用户使用国产品牌的信心, 使得南京普天的品牌形象逐步确立。

2 品质不是口号

随着21世纪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布线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于5类线缆在传输速率上已不能充分满足需求, 超5类线 (155MHz) 开始被用户普遍认同, 成为布线工程的首选。伴随着电信工业协会 (TIA) 在1999年冬季正式批准了超5类标准, 2000年4月, 南京普天楼宇公司推出中国第一套超5类综合布线, 并被列为“建设部2000年重大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指南项目”。

品质决定了市场, 品质决定了生存发展。如果要进入电信、金融、政府等高端行业, 高品质是必备的条件。普天成立了专门的质量把关部门, 无论在产品早期研发过程中, 还是在中期生产过程中, 甚至在后期客户反馈过程中, 力求对产品进行规范、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测试, 不断锤炼出精品品质。逐步地, 普天布线开始被市场广泛接受与认同, 在国内一些重点项目中成功应用并受到好评, 2001年当年实现销售200万信息端口, 次年2月, 全面通过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各厂家大显身手, 国外知名品牌多足鼎立, 积聚多年力量的国内厂商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一些国产品牌开始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当时, 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开始大规模建设中国宽带网, 南京普天提出了以太网方式的宽带小区解决方案, 并成功应用于中国第一个运营商级商用宽带项目。此后, 以普天楼宇为代表的国产综合布线产品由于较高的性价比被广大运营商接受, 成为运营商宽带市场主流产品, 宽带建设为未来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基础。

与小区宽带建设同等重要的是国内家居布线市场的崛起。南京普天楼宇结合国际标准和国内应用需求, 推出中国第一套国产家居布线产品。解决了信息到户后, 家庭内部网络的规划管理, 提高家居生活的信息化水平。由于全新的消费理念和较高的性价比被广大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接受, 相关产品理念和开发标准成为市场主流, 众多国内厂家也纷纷加入家居布线产业中。近年来, 普天楼宇不仅逐步改进自身的家居布线产品, 还积极参与起草推行中国自己的家居布线产品标准的工作。

3 用户由认知到认同

布线市场发展初期, 一些大型项目在采购时不选择国产布线厂商, 原因主要是对国产布线产品不信任。宽带市场的机遇终于使用户逐渐认同并接受了国产布线品牌。随着普天楼宇等国产布线厂商在宽带市场的成功, 一些行业市场的用户也逐渐把眼光放得更宽。

经过几年布线市场的发展, 用户在逐步的成熟与理智, 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布线仅是使网络连通, 而对布线方案的合理性、可延续性、扩展性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时很多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用户选择某一布线产品的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产品的技术性能, 而不再仅仅只是价格。

随着用户对网络速率的要求日益提高, 布线技术也在不断发展。6类综合布线系统传输频率由5类的100MHz增加到250MHz, 满足千兆网络传输。用户在投资建设高带宽网络系统时, 通过使用6类布线系统, 可以大大减少在网卡、交换机等网络设备方面的投资。

2003年初, 普天楼宇推出了中国第一套6类布线产品, 在带宽、抗衰减及串音干扰、回波损耗等方面性能优异, 顺利通过了信息产业部权威检测和入网。

从2003年, 南京普天布线作为国产布线产品, 频繁中标一些中高端项目并得到甲方和施工方的一致认可, 已从根本上说明国产布线完全有能力为高性能的网络传输提供保障。

4 核心技术战略

2001年宽带建设使国产布线厂商异军突起, 经过几年苦练内功, 国产布线厂商不再只有性价比的优势, 在6类系统等高端的系统上也有了国产布线厂商的身影。迄今为止, 南京普天楼宇已经获得了包括6类产品系列的FT2-55H型单面8对高频接线模块、模块的簧片及空间排列方式等近20项国家专利, 掌握了综合布线产品的核心技术, 打破了国外厂家在技术上的垄断。2004年, 普天楼宇结构化6类综合布线系统通过国家级验收, 公司“亚洲博鳌论坛年会布线工程”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网络大会上荣获“公共与服务领域优秀典范奖”。

南京普天楼宇公司在不断开发核心技术的同时, 紧随国内外综合布线行业标准的要求, 在满足链路级测试指标的同时, 接插件产品通过检测大多达到元件级水平, 性能指标超越标准更高余量。另外, 普天还积极参与了综合布线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促进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早日出台。先后参与了《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11-2000)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T50312-2000)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光纤配线系统的设计与施工检测技术白皮书》、《住宅布线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CECS119:2008) 等技术规范和技术白皮书的组织编写工作。另外, 普天还加强与信息产业部质量认证检测中心开展检测工作。

伴随着2008年2月超6类国际标准ANSI/TIA/EIA 568B.2-10的正式颁布, 南京普天楼宇推出了中国第一套超6类综合布线系统, 性能指标超越了国际标准要求, 传输带宽达到500MHz。

5 技术以市场为导向

我们关注新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产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新技术本身需要市场商业化过程来消化接受新技术, 需要好的商业模式和成熟的市场应用来为这个技术买单。

2008年下半年,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对于任何一家布线品牌厂商, 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公司, 这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南京普天及时调整战略, 利用金融危机这个机会,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适应市场变化。同时增强与最终用户、各地代理商、集成商等所有业务合作伙伴的有效沟通, 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另外, 公司在不断改进提升老产品的同时, 不断研发新产品和新的应用系列, 让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跨上新的台阶, 适应更宽泛的市场应用, 使施工安装更便捷、尽量减少因施工差异带给网络性能的变化。产品性能参数达到更高的水平, 短链路, 多接点, 轻松应对复杂的网络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数据中心的建设已经越来越多, 但是数据中心并不是简单地将IT设备进行堆积, 这其中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以提升数据中心的运营效率, 同时尽量降低对能源的消耗。

南京普天楼宇公司推出新一代数据中心开放式机架, 产品性能完全满足TIA/EIA 942数据中心电信基础设施标准要求, 在质量、性能和可靠性上均达到了数据中心物理层解决方案的高标准。专门针对灵活安装、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效率、改善可靠性并保护网络基础设施组件的需要而设计制造。这种创新型开放式机架产品与同行业各类数据中心产品兼容, 能够高效地管理各种系统, 为客户的网络基础设施组件和需求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南京普天楼宇公司作为民族品牌企业, 通过近12年的积累与发展, 其布线产品性能已全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2008年, 作为北京奥运多个场馆的综合布线供应商, 接受了奥运赛事过程中大业务量、高可靠性检验, 为网络高效平稳快速运行提供了充分保证, 得到奥运专家组好评。继成功应用奥运场馆之后, 公司又成功参与2010年广州亚运会建设项目选型, 得到亚组委好评;同时为2010上海世博会场馆建设提供6类布线系统产品。

目前我国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 各个行业都存在智能化建设需求, 综合布线作为智能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更是呈现出好的景象。虽然金融危机给市场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并不影响整个环境的全局发展。很多公共建筑对信息网络改造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国内综合布线厂家完全有能力生产出高品质的线缆和各种接插件, 用于满足国内各行业对布线产品的需求。

南京普天楼宇作为国产布线的代表, 未来将继续加大技术投入, 持续关注智能建筑领域的发展方向, 关注基础通信领域;住宅建筑;教育、金融等各行业信息化进程中的需求, 为国内外各行业用户提供优秀的布线及楼宇智能化产品, 一如既往的与建筑、通信及同业的朋友们加强沟通合作, 为中国综合布线产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3

[关键词]上海青浦；社队企业；发展；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 F27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4-0017-03

社队企业，是指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涉及农、林、牧、副、渔、工商等各个行业，由于社队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人们有时又称社队工业。在1984年以前，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以社队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发展走在上海市郊的前列，其发展经历了初具规模、曲折发展和异军突起三个阶段。社队企业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是农村多种经营的一项重要尝试，在当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回顾青浦社队企业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

社队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初具规模

社队企业萌芽于农村早期普遍存在的副业和手工业。青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域面积大，可用耕地面积相对于临近郊县要少得多，不少地区的农民因人地紧张，所以很多人都有从事手工业的传统。1954年，全县就有手工业自然行业94个，从事手工业的有3479户，9132人，占全县人口的3.16%，年产值656.2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33.79%。[1]在合作化运动中，这些手工业者逐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它们成为青浦社队企业的重要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政府除加大重工业的投资外，还鼓励公社、大队、生产队农村各级组织兴办小型工厂。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社办工业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构想，人民公社将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他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为此，中央要求人民公社从农业生产中抽出一部分人力、物力来搞工业。

青浦根据国家政策，按照投资小收效快作用大的原则，订出计划，要求各公社在1958、1959两年内大办社队企业。练塘人民公社设立工业交通部，建办酿造厂等10个社办工厂；沈巷人民公社设财贸工业办公室，建办针织厂等6个社办工厂。卫星人民公社（1959年8月改为赵屯人民公社）设立工业部，建办农具厂、砖瓦厂等；金泽人民公社设立工业交通部，建办农具机械厂，至1959年5月，相继建办10个社办工厂。红旗人民公社（1961年起改为朱家角人民公社）设立工业部，建办钟表电器厂等11个社办厂；赵巷人民公社建办粮食加工厂、酒厂、上海铁路局隧道砖窑厂等7个社办厂；观音堂人民公社（1965年改为凤溪人民公社）建办矿筛厂；重固人民公社设立工业交通部，建办针头厂、酒精厂及公私合营碾米厂；商榻人民公社设立工业部，建办酒厂、矿灰造纸厂、草织品厂及窑业联合组。据1958年末的统计，全县已办有社办工业企业172家，务工社员7734人，完成产值767万元。

社队企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曲折发展

“大跃进”时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办企业引发了很多问题。首先，“一平二调”（穷富拉平、平均分配，无偿调动劳动力、调拨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现象严重。据统计，1958年，县手联社工业企业中，除造船厂和农具修配厂转为地方国营之外，其余50家手联社工厂（社、组）相继下放到所在地公社，转为公社企业，从事手工业者2003人，被平调的资产累计270多万元。同时，企业职工大量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而且是被无偿调用。其次，出现了社队企业与国营工业争夺原料的现象，造成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这一结果显然与创办社队企业的初衷相悖。

“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使国民经济不得不进入调整时期。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社队企业成为首当其冲的整顿对象。1960年，中共上海市青浦县委提出：发展公社企业，绝不允许采取“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1962年，手联社从15个人民公社上调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50个，总人数2040人，恢复手工业管理体制。县委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公社除保留部分直接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农具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外，大部分社办企业关、停、并、转。1962年底，全县社办工业企业减少到40家，1965年减少到17家。

“文革”使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受到严重影响，国家政策重新转向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同时，青浦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控制相对较弱的地区，有着悠久手工业和农副业的传统，社队企业重新找到了发展契机。

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要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理网。会议指出，毛主席曾提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已经过去15年了。必须切实抓紧今后10年的工作，大力发展小钢铁厂、小煤矿、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五小工业”，以促进农业机械化。为落实会议精神，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进一步要求社队企业逐渐增多，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基础。[3]

“五小工业”发展战略，使得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独立发展工业的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陆续办起了一些农机修理、修配厂（站），许多大队办起了农机修理点，随后又在这些厂（站）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批机械加工业，从而使社队企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贯彻北方农业会议关于“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援农业”的精神，制订发展社队工业的方针。青浦县当时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大办社队企业，并得到无息贷款400多万元，分给各公社办工业企业。为适应日益增多的农机维修需要，实行“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全县各个公社先后建立了农机修配厂，解放公社（渔业公社）建立了渔业机械修配厂。全县各个大队则纷纷办起了农机修配站。

这些社队办的为农服务企业基本上延续了“大跃进”前后社队企业设备简陋、技术粗糙、管理混乱的特点，多数经济效益不高。为了改变微利和亏损的状况，他们纷纷外出寻找加工任务。当时，全国处在“文革”中，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上海为了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到郊县农村寻找协作伙伴，扩散零部件的加工业务。一些社队企业主动与城市工业对接，县内一些离市区较近的社队企业开始为城市大工业加工、配套，后来逐步扩大。加工产品也由机械粗加工发展到制药、棉纺以及外贸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为大工业加工、配套服务的生产任务，均由委托方负责安排。这就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了较为稳定的产供销渠道。同时，城市大工业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业、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整体向郊县农村扩散转移。

尽管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时起时落，发展缓慢，但其所积累下的创办企业的经验成为日后各种类型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笔丰富的制度遗产，很多社队企业都成为了后来青浦乡镇企业中的佼佼者。对于许多原来从未涉足过工业的农村社队来说，发展工业不再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因此，一旦政治环境变得相对适宜，社队企业就又寻找到了发展机会。

社队企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异军突起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社队工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社队工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为促进社队企业的发展，青浦县政府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社队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县内社队企业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县属工业。县委、县政府于1979年12月成立社队工业管理局，进一步完善条线管理和服务机构，加强工业行政指导工作，各公社也进一步完善工业领导机构，相继成立了工业办公室（工业公司），主管社队工业行政业务工作。

在具备了种种相对有利的条件后，青浦县的社队企业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了下来：1976年，青浦县社队企业增加到708家，从业人员28618人，工业总产值7543万元， 实现利润1945万元；至1984年全县社队企业547家，从业人员75379人， 占到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3%，[4]当年工业产值4亿53527万元，实现利润6456.5万元。[5]

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年），全县社队（乡村）工业企业户数、职工数、产值分别以年均2.9%、12.6%、26.6%的速度递增。在此期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经营上取得了成功后，改革重点转向社队工业企业，普遍推行集体承包经营责任制；国营和集体联营工业企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很快。如1980年，与上海五洲服装厂联营的重固公社服装厂和练塘公社服装厂，是县内最早的两家工农联营企业。 一些社队企业甚至成为利用外资，用加工补偿贸易营利的“吃螃蟹者”。1981年，白鹤服装厂继1979年与美商签订补偿贸易协议后，又与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分公司联营，成为上海郊县规模较大的出口服装专业生产工厂。这种依托国营大工业和外贸部门的雄厚实力与乡村工业的场地优势和较为灵活的经营机制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国集联营工业企业，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提倡、支持和鼓励下快速发展，不少乡村兴建了一批规模较大、水平较高、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工农联营企业和贸农联营企业，成为全县工业重点骨干企业。

与此同时，社队企业也成为青浦县外向型经济的“开路先锋”。为外贸出口服务，是社队工业“四服务”宗旨之一，特别是从1978年党中央制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县内社队工业与上海市服装、丝绸、轻工、玩具、针织品、五金、抽纱等行业的进出口公司联合，走“贸工农”路子，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逐年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六五计划时期，（全县）社队工业出口产品产值累计达3.23亿元，平均每年以26.8%的速度增长。社队工业走外贸出口的路子，也为青浦后来众多三资乡镇企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结论：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作用

回顾1958年至1984年青浦社队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出现在人民公社体制中的这类企业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深受国内政治局势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演变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它依然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社队企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地区农业振兴。尽管一直在不少方面仍遭受政策歧视，国家财政也很少给予支持，但社队企业依靠自身的积累逐渐壮大， 提高了农村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青浦处于典型的江南农业社会，尽管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但农业生产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社队企业几十年的发展增加了农业发展的后劲，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然半自然经济农业向商品经济的农业转化，促进了单一经营的农业向综合经营的农业发展。青浦的社队企业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一方面吸纳了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适当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其次，社队企业的发展有力地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由于青浦社队企业已颇具规模，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龙头，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走向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青浦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以镇办工业为主体，带动村办工业的发展，在原有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再次，社队企业的发展为农村走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社队企业作为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我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从青浦社队企业发展的轨迹和特点来看，这些乡村里发展起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国家规划的，而是由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国家计划中没有它的位置，各级经委和工业主管部、局也不管它，因而，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供应上都没有可靠的来源；产品的销售也没有正式的渠道。所以它一开始就同市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都是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它不仅预示着今后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打破了城乡封锁、条块分割的局面，为青浦农村走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大大地加速了青浦工业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4][5]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青浦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73.204.145.

[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27.

[3]马杰三.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37.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办公室主任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4

周末的时候整理了一下一直在书房书架上“静卧”的各种用过的考研资料，忽然有那么点感觉。写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对下14年立志考研的同学，特别是像我一样的大龄的考生，有那么一点帮助。

一、心路历程

考研是为了什么？正在考研路上奋斗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吗？

我觉得，读研是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重新做一次选择。毕竟我们的本科专业，大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的，我们只是“被专业”了而已。我大学读的是某工科专业，一所普普通通的211大学，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周围的好多人嚷嚷着考研考研，很多人也就跟着买来复习全书，装模作样的在图书馆翻着。我也一样，根本没考虑为什么要考，考了能怎样。只是随大流，后来，也像大部份当初嚷嚷着要考研的同学一样，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2009年7月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由于本科学的是工科，就业面很窄，又不想去工厂那种地方去工作，所以就找了一些与本科专业无关的工作试着养活自己。吃了一些苦也碰了一些壁，想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发现人家的招聘要求很明确：“经济、金融、管理专业毕业„„”，说白了，把自己的简历投过去，人家基本是看都不看，直接删掉。虽然我说那工作我能干，甚至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有毛用？

2013年4月的一天，阴差阳错的溜达到西单图书大厦，转到了考研图书区，忽然有了考研的想法：我要换个平台，我要更好的发展，这，可能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于是，抱着高数线代概率的教材、二李的复习全书、张剑150篇和真题，肖秀荣的政治„„还找了几本管理学专业课的书籍，走到了收银台前„„

毕业的几年里，看的书不多，更别提这种用来应试的书了，公共课有那么点底子，但也忘的差不多，特别是英语。没办法，得一点一点来。晚上下班，吃完饭就开始看书，最晚的时候能看到夜里2点，第二天6点半起床上班去。单位有时候会开一些无聊的会，我就偷偷跑到写字楼WC的“单间”里，把马桶盖放下来，坐在上面背单词，等会开完了再回办公室。到周末，就到住处附近的大学里找空教室看书，不是那的学生所以没有饭卡，食堂不卖给我饭，中午就去校旁小摊买个卷饼啃然后回教室继续看书„„

日子很忙碌很辛苦，但我不觉得疲惫，反而觉得很充实。原因？可能是为“梦想”而不是“负担”。

10月，报了名：管理类。从工科跨到管理。通过和父母的沟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辞职全力准备考研。每天6点起床，24点以后睡。每天严格按我的复习计划来看书、做题、背书„„天气越来越凉，北京供暖比较迟，白天还好说。晚上看书的时候就比较冷，我记得那段时间，晚上我穿着冬天才穿的棉袄，甚至还戴着帽子，坐在我的小台灯下看书。临近考研，压力也越来越大，每天起床我都会告诉自己“这是最后的机会，坚持！”

2014年1月，我从考场走出来，做了几个深呼吸。

2月底，我忐忑的点开成绩查询的页面，380分，排名前10。

4月初，复试。

4月末，录取名单上我的名字赫然在内。

二、经验分享

在考研的路上，除了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之外，也结实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他们之中，有当时和我一起奋斗的同学，也有已经读了研究生的，他们同样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

结合我自己的心得体会，说给大家：

（一）计划很重要

执行更重要！中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都要十分明确，这个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来统筹安排，把要看的书，要复习的内容，都要明确的列入自己的计划表里。严格按着计划来，我当时是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内容，每天要看多少东西看哪些东西，上午看什么下午看什么晚上看什么，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写到本本上，完成一项打一个勾，每天的事情都做完了，才睡觉。

其次，选好要看的书，市面上的书五花八门，其实谁都知道，都是利益驱使，我把我用过的书和使用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1．政治

每年教育部出的红宝书必不可少，考试就是围着它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大约9月时候出版，我觉得至少看三遍。至少！肖某某的知识点精讲精练和1000题这两本书，对于我这种出身工科的考生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它要比红宝书系统，而且也更容易理解。题目也大都有详细的解释。再就是考前冲刺要背诵的书了，我选择的是草根出身的田某彬，他的书写的很认真。我不是书贩子，其他的书我没怎么看过，所以无法给予评价。

2．数学

（三）高数线代概率的教材，需要看一遍，重要的公式定理公理要记住，怎么推导而来的也要熟知。然后复习全书，这个我觉得是必备的，而且现在走到图书馆，只要是考数学的同学，每个人基本都会有这么一本。因为高数所占的比例最高，我着重准备了一下高数的内容，推荐一本书，绝对吐血推荐，张宇的《十八讲》，这本书实在太太太精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我本科时候高数是两次“挂科”的货。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实在很大。

3．专业课

专业课：管理学。专业课我打了145分。当我考完专业课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就有把握，专业课140+肯定没问题，谈起这门课，就有很多要说的了，我本科是工科，完全没有接触过管理学的相关知识，所以只能自己苦逼的准备，周三多的这本管理学的书，编写的很系统。我在6月到8月，把这本书整体看了两遍，在市面上也买了相关的专业课的资料配合着来看，不过买来的资料，毕竟用着很不顺手，而且也没有太突出的重点，毕竟学校在09年之前考的不是周三多的这本书。后来我就自己一点点的总结，一点点的整理整个管理学的脉络图、重要章节、记忆模式，还报了个新祥旭的辅导班，这门课系统的理解十分重要，在考试中，是有“活题”的，完整的答案出自于书的不同章节不同位置。

同时，也从已经上研的同学那里找到了一些他们用过的资料，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最后一个月，我把整个管理学备考的内容整理在纸上，每天就拿着这些纸在看，在理解、背诵、总结。在考前，我还特意总结了10个问题，我觉得考的可能性非常大，也预测了材料题大概会从哪几大章出，结果，实话实说，2013管理学第一大题简答中的6个小题，共60分，我全部都押中了，材料题也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最后145分的成绩，也在我预料之中。

（二）复试

管理学的复试笔试是两门课，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北工商这几年商学院很火，所以，试卷的难度我觉得不小，同样，这两门课我没有接触过，也是从零学起。从已经上研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两门课程的笔记，也是Ta复试时候用的，我看了两遍教材，看了朋友给的笔记，同样，用我自己的方法结合“前辈”的资料整理出来了两门课的重要内容，同时，根据往年容易考的重点，我也总结了重点内容、重要章节和题目，后来的复试结果80+（已经上研的朋友告诉我，据他所知，今年复试80+的一共就四、五个）。

昆山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篇5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9年撤县设市以来，昆山完成了一个由传统农业县向现代工商城市的跨越，走出了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昆山之路”。实践表明，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昆山人才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昆山人才工作也为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昆山人才工作历史回顾

昆山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大致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建国伊始，百业待兴，人才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步前进。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十年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我市人事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克服“左”倾思潮的影响，几经反复，初步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由政府统包统配高度集中的人才工作体制。但是尚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人才的作用认识也不到位。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主，注重人才的政治历史，忽视文化素质，大多数专业人才遭受到打击和批判，人才工作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解放思想，打破束缚，人才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恢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决策后，相继提出人才强国和科教强国的国家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步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市的人才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人才工作被摆上了新的位置。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上解放人才，从组织上优待人才，恢复、调整和建立了6000人的人才队伍。每年人才引进的数量从1976年的16人，猛增到1984年的258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才以满腔的热情，贡献知识，贡献才华，为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昆山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与时俱进，深入改革，人才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破浪前行。东风春来满眼绿，人才工作迈向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阶段，我市建立了市人才服务公司，后来更名为人才交流服务部，继而更名为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人才工作进入了体制化的时代。1992年，全省第一期大型人才市场在昆山举行，在全国开创了县级城市举办面向全国的人才市场的先河。人才市场进入了昆山人的视野，逐渐成为昆山人力资源配制的主渠道，成为昆山人才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此后，昆山人才网也开始起步，人才中介纷纷出现，人才服务社会化、市场化逐渐起步。在这个阶段还相继出台了《昆山市引进科技人员及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昆山市引进人才实行工作暂住证的暂行规定》，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在全国最早实施人才柔性流动战略的城市之一。昆山开始了大规模人才引进工作，1995年，我市人才总量超过万人，达到了13350人。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科学发展，人才强国，人才工作在服务科学发展中开创崭新局面。2005年，昆山被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事厅正式列为省“人才特区”苏南试验点。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贯通毕业生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之一，也是全国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史上第一个按照人力资源业务特点规划的市场。2008年，昆山市首开全国先河，实施亿元人才新政，把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用于人才工作。相继出台《昆山市关于加快优秀人才引进与培养的若干政策》和《关于引进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计划实施意见》，人才工作走向新的辉煌。截至2009年8月，我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总量超过17万人，其中博士140人，硕士2316人，有合作项目的长江学者和两院院士达到21人。昆山人才队伍建设呈现总量增长快、结构优化、层次提高的良好态势。

二、昆山人才工作的历史经验 经过六十年的人才工作实践，昆山人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各类人才总量稳步增长，素质不断提高，结构得到改善，建立起与昆山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人才作用更加凸显，各类人才投身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事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才工作的机制不断优化，基本形成了以人力资源市场为基础，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一）六十年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推动昆山人才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法宝。昆山的人才工作实践表明，不解放思想，人才工作就不能从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就不会确立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更不会建立起在全国有影响的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不解放思想，全省第一期大型人才市场就不会在昆山举行，全国第一个县级城市中的博联会就不会在昆山成立，全国首个把财政收入百分之一用于人才工作的城市就不会是昆山。不解放思想，昆山就不会成为全国人才交流协会唯一的县级市常务理事单位。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更是永无止境。昆山人才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人才工作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就是要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获得新的目标、新的路径和新的动力。

（二）六十年实践表明，坚持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是保持人才工作旺盛活力的源泉。让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新意识、创造激情、创业愿望，才能实现人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市场的驱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就不会形成网络招聘、现场招聘、猎头招聘等八大方式的立体招聘模式，就不会形成每年超过百万人进场的规模。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形成人才招聘、人才派遣、人力资源外包业务的全面发展。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产生众多的职介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就不会形成社会化的人才工作机制。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形成昆山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今天的发展，昆山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就不会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规模。

（三）六十年实践表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昆山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昆山人才工作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解放人才，把“人才是目的”、“人才是主体”、“人才是尺度”的思想贯穿于人才工作始终，才能激发人才的积极性，才能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才能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待人才、激励人才的良好环境。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有“亿元人才新政”的引才气魄和力度。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具备足以产生博士联谊会、留学生联谊会等联系高精尖人才的团体的土壤，不会为高端人才与政府对话构建起畅通的通道。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成立优秀人才服务中心，建立起为优秀人才提供后续配套服务的各类绿色通道，不会形成一流的人才服务环境。不坚持以人为本，就无法叫响“聚人聚力汇资源、连才连智通天下”的理念，就不会形成鼓励人才创新，支持人才创业，激励人才成功，宽容人才失败，有利于各类人才干成事业、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六十年实践表明，坚持服务大局，紧贴中心工作，是实现昆山人才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促进发展，这是人才工作的灵魂和方向。我们只有把业务工作放在全局的高度，放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去思考、去谋划，才能不断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才能实现人才工作可持续发展。昆山人力资源市场要紧紧围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个大局，拓宽思路，主动服务，寻找人才工作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切实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三、昆山人才工作展望

目前，昆山人才队伍的整体规模、素质能力、机构分布还不太适应昆山创新型城市的建设需要，高层次创新人才还比较匮乏，高技能人才还存在短缺现象，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亟需提高，人才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才工作机制的障碍需要进一步突破。面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趋势，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科学发展，更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未来昆山人才工作主要发展方向是：一是要进一步增强以扩大就业为主的公共服务功能。致力于解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6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一(1951年—1957年)

新生：

小荷初露尖尖角

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从1954年拥有了统一的名称，到最终确立了发展章程，农村信用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获得了新生。在国家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在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很快成为新中国打击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力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如同春雷般响彻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历史迎来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信用合作事业在旧时代被压抑的热情开始萌动。崭新的政治环境、积极的政府态度、明确的发展战略……一曲波澜壮阔的农村信用社发展序曲就此奏响。

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进行战略发展规划。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团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将包含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事业发展纳入到党的战略讨论中。

紧接着，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战略规划：“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这标志着新中国已将发展信用合作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发展规划。

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已经土改的地区，由于生产的恢复，农民逐渐富裕，要求积储余粮，扩大再生产；少数农民因翻身不久，家底薄弱，一旦遇到意外，便会借贷无门。有计划地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薄一波、程子华将会议讨论的内容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这份名为《关于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满足农民的普遍要求，必须单独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由银行领导，信用社单独成立后，其存款、贷款、存实、贷实由信用社办理。”

信用社的身份信息

对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发展战略明确之后，如何确定组织性质、功能定位以及业务范围，成为接下来亟待明确的问题。

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在会议上指出：“信用合作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的合作组织，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己的资金，调剂有无，以解决社员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银行给以资金周转及业务上的支持，并可代理银行的一些委托业务，以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生产。”

紧接着，为了推动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记账办法草案》。在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信用社在短时间内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1953年底，全国试办的信用合作组织在数量上已超过了25000个。当时，由于各地都是在国家指导方针之下自主组织信用社，因此当时信用社的名称在各地并不统一，这为信用社的整体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此，1954年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按共同纲领规定称为“信用合作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名称上有‘信用合作社’与‘信贷合作社’之称，从‘信用’与‘信贷’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却容易引起基层工作同志的误解。因此，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有统一的必要。今后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的名称，应按共同纲领规定统称为‘信用合作社’。”

紧接着，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从规章制度上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至此，在中国已经诞生多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终于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统一的名称，有了统一的组织章程，有了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一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从1954年到1956年，全国信用合作社运动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全国信用合作社的数量超过了16万个，社员达到9500多万人，包括6800多万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左右。这一波发展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发展信用合作社为主，此前建立的一些信用部和信用组的组织形式，也逐步转为信用合作社，全国8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农民借贷方面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二（1958年—1978年）

成长的烦恼：

在折腾中迷失方向

这是一段充满波折和混乱的发展时期。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发展策略的频繁调整、管理主体的几经更替，使得刚刚走上发展正轨的农村信用社在历史的折腾中再次迷失了方向。在这段时期内，农信社先后被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贫下中农组织管理，基本上成了基层社队的财务部门。而后，农信社又被交由国家银行管理，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金融机构，从此走上了“官办”道路，彻底迷失了合作金融的本性。

对于在革命中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而言，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历史经验的缺乏，急于求成的“极左”情绪的蔓延，让新中国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发展时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混乱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最根本的是在农信社定位方面缺乏共识，农信社在“折腾”中迷失了发展的方向，合作金融的本性被迫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官办管理时期的到来。从1958年到1978年，对农信社而言，称得上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在这20年里，农信社在混乱中历尽坎坷，经受了四次“折腾”。

第一次折腾

从1951年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开始到1958年，农村信用社均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从农信社发展的现实效果来看，这段时期的管理是成功的。但从1958年开始，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信社的命运开始出现逆转。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两放、三统、一包”。

此后，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将农信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称为“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导致了“所社合一”和“政社合一”两种局势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农信社的发展。首先，“所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将集体所有制的农信社资产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的资产混为一谈，造成了双方在财产资金和财务上的混乱；其次，“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客观上使农信社走上了“官办”的道路，逐步失去了在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

第二次折腾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同年5月，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收回了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把信用社从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离了出来（实际是所社分离），下放给生产大队，变为“信用分部”。信用分部开始沦为生产大队平调社员财物的工具。

1962年，中央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将农信社的领导权从生产大队收回，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垂直领导。同年11月，中央政府又批转了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恢复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重新明确了农信社组织的独立地位，重新赋予农信社在业务方面的自主权，信用社干部的待遇按照人民公社同级干部的待遇标准执行。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农信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又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次折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农信社又被文化大革命卷入了动荡的漩涡。“文革”开始后，不少人在对待农信社的职能是什么、该为谁服务等问题的态度上再次出现了分歧。

1968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条关于学校管理的指示，被迅速应用于对农信社的管理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信用社干部大换班，或者大批下放回家，人才的大量流失对信用社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经过近3年的折腾，贫下中农管理、“亦工亦农”的经营管理体制对信用社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的信用社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为此，197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重新明确了信用社职工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再要求信用社走“亦工亦农”的道路。197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贫下中农的管理任务，应该是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对信用社职工进行改革教育，它是权力机构，不是执行机构。会议明确要求，信用社要积极自主开展业务，加强财务管理。这次会议彻底收回了贫下中农组织对信用社的管理权，重新赋予了农信社在业务上的自主权。农村信用社开始踏上了回归自我的道路。

第四次折腾

1977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再加上过去把信用社下放给基层政权管理的教训，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为贯彻上述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78年5月就信用社的机构设置、人事管理、业务经营、财务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统交银行管理。信用社再次被打上了“官办”的烙印，沦为银行的附庸。

在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发展方向一再偏离了合作的性质，管理体制几经折腾，信用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被蚕食殆尽，既丧失了合作组织的特征，也丧失了金融组织的特征。信用社的干部队伍、资金和业务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三（1979年—1996年）

找回自我：

“信用合作号”离岸起航

对于经历了长期迷惘阶段的农信社而言，这是一段向合作金融组织本性回归的历史，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社“官办”体制的反思和初步调整。1979年农行恢复以后，农信社进入农行代管时期。虽然对农信社的管理仍带有“官办”因素，但农信社在业务开展上的自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开始得以恢复，尤其是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以后，农信社正式踏上了全面恢复“三性”、由“官办”到“民办”的回归之路。

自创办之日起，农信社就是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太多人为的外界因素的干扰，让它逐渐丧失了自我，成为银行的附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春风，开启了农村信用社的回归之路。

迎来改革春风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其中，对农信社的归属、机构设置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现在信用社的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信用社由省、市、自治区确定编制，抓紧配齐。信用社职工的管理、政治待遇和口粮要同银行职工一致起来。信用社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挪用信用社的资金。”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各地在抓紧恢复农行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农信社的领导。在坚持农行领导的管理体制下，农信社的改革开始启动。1984年6月，农行就农信社改革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8月，国务院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报告指出：“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必须抓紧改革，同时改革又是十分谨慎的，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隶属关系。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信社的改革发展史上，这是一份富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指导文件，它不仅标志着信用社以恢复“三性”为主的改革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地铺开，而且明确了农信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的改革方向。

县联社应运而生

在从1984年开始的这轮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当属县级联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县联社的建立，对于加强基层社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恢复和加强农信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都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建立不仅增强了农信社的内部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的县联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交纳会费，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另一类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投资入股，除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外，还从事调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余缺、组织清算等信贷业务。

虽然当时县联社工作的开展，仍然必须坚持农行的领导，日常工作仍由县支行合作股负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县联社管理体制建立前相比，农信社在经营自主性以及内部管理方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独立自主的组织地位得以逐步重塑。

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经营活力不断增强，业务发展日益活跃，在调节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到1988年末，农信社机构、网点近40万个，建立县联社2200多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80%以上。从业人员76万多人，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12亿元，向国家提供资金约600亿元。

1989年，农信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在这一阶段，通过清股、扩股，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行社脱钩”水到渠成

随着农信社实力的不断增强，关于“行社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1996年7月13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明确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同时，会议也对推进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式作出了明确安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由上而下地进行，先按合作制原则改革乡镇信用社，再完善充实县联社，经验收再把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农行转到人行。经批准，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试点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的组织体制。”会议要求，加强县级联社的建设和管理，为下一步行社脱钩做好准备。在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之后，农信社真正看到了实现独立发展的希望。

1996年8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发布《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宣告农信社与农行脱钩。从9月开始，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400多个县联社逐步与农行顺利脱钩。这标志着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与等待之后，农信社重新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登高星河近，创新天地宽，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农村信用合作号”正式拔锚起航，驶向属于自己的明天。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四（1997年-2002年）

独立发展：

改革航船乘风破浪

这是一段包含着合作制价值回归、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模式探索“三重意义”的改革发展时期。从1996年开始的这轮改革，其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这是一段农村信用社价值核心由“官办”银行向“民办”合作金融组织回归的历程。

站在今天的历史台阶上，回顾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这段历史，与农行顺利脱钩无疑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它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征程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合作金融组织、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提供了前提。

重塑合作制

1997年，对于重新踏上合作制发展正轨、开始自己新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农村信用社而言，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1997年2月，全国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自“行社脱钩”以后农村信用社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下一步如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指明了方向，初步勾画出了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的主体框架。

规范合作制、加强自主管理、组建自律组织、创新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新的概念成为改革中新的关键词，一场围绕这些改革关键词而展开的新的改革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1997年3月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意见》，对按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主要内容、政策以及实施步骤作了具体安排，标志着以合作制规范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程正式启动。

在推动以合作制规范信用社改革进程的同时，1997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监管职责，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农信社改革的监督管理，防范和化解农信社的风险。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全面承担起了对农信社改革的领导、监管职责。

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社管理规定》。11月，又颁布了《农村信用社章程（范本）》和《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章程（范本）》。这是一系列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规性文件，它们为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以及县级联社的监管，为规范其行为，保障其依法、稳健运行，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正式走上了按合作制原则规范、改革和发展的轨道。

50年的风风雨雨，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按合作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农信社，不仅是管理体制上的一场革命，也是一场在思想观念、经营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省级自律体制初建

在按合作制原则加快推进农信社规范工作的同时，另一项对农信社改革影响深远的工作——组建农村信用社省级自律管理组织也在悄然酝酿之中。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越发意识到农村信用社改革规模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单靠人民银行的监管力量很难全面覆盖整个农村信用社体系的改革，因此组建省级行业自律组织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4月，中国信用合作协会筹备办公室宣告成立，其使命是指导各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行业自律组织，这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在系统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工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9年4月28日，全国首家信用合作协会——黑龙江信用合作协会在哈尔滨率先成立。建立农信社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对于全国农村信用社逐步建立以农信社自主经营、自我约束为基础，以县级联社、省级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管的新型合作金融管理体制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至同年11月末，全国首批五省（黑龙江、陕西、四川、浙江、福建）省级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组织试点工作全部完成，试点省份的农信社行业管理职能也逐步移交给了行业协会，中国人民银行由此顺利地实现了与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和监管职责的分离。至此，农村信用社开始真正走上了自主管理的道路。

在上述五省完成通过省级自律组织实施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管理探索之后，1999年12月18日，全国首家省级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创立，标志着对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体制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升级。

新产权模式探索启程

随着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全国农村信用社经营活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农村信用社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的探索和呼声也开始日益高涨。200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江苏省视察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了解和听取了各方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最为重要的是，此次座谈会初步明确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探索的态度。

2000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一场全面清产核资、建立统一法人体制的改革运动在江苏掀起高潮。统一法人后，江苏省原有的1746个农信社合并为82个独立的县级法人。这种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体制，解决了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社会信用较低的问题，同时，在改革支农服务、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也显现出了良好的成效。

2001年末，全国首批农村商业银行在江苏张家港、常熟、江阴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有了重大突破。农村商业银行产权模式和经营机制的尝试，也使得我国农村信用社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渐明朗。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五（2003年6月—今）

走进新时代：

沿着市场化的航向前进

这是一段对农信社长远发展方向及策略进行重新思考和选择的历史进程。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成为有着50多年发展历史的农信社摆脱历史泥潭、踏上快速发展轨道的历史转折点。回顾以往几次农信社改革，在改革方向及策略选择上基本都是以行政力量为先导，而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则转向以市场为先导。无论是产权模式选择，还是管理体制变更；无论是经营规模和地域的扩张，还是资产重组乃至市场退出，是否符合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向成为考量改革成败的唯一关键词。

“合作制”价值理念的回归让农信社重新找回了自我，但金融业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却让坚守“合作制”的农信社感到无所适从。单纯的合作制产权结构、与市场经济脱节的经营模式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横亘在农信社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一份文件揭开了农信社向现代金融企业改革的历史新篇。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在浙、鲁、赣、贵、吉、渝、陕、苏八省市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历程由此开始。

突破——

省级政府主导央行资金扶持

针对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新改革试点方案指出：由省级政府承担辖内农信社的管理和风险责任；可以选择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继续维持合作制等制度形式，推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吸收各类经济主体和自然人入股；给予八省市部分农信社保值储蓄利息贴补及适当税收优惠政策；农信社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专项票据的方式核销农信社自2002年以来的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的一半。

新一轮改革明确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责任，使得农信社改革在地方上不再是没人管的孩子，省级政府的全面介入，也使得农信社能够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改革发展之路。而发展体制的多样化选择，也使农信社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不再刻板地死守着“合作制”的概念。

最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央行的资金扶持和税收上的优惠措施，让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农信社获得了发展急需的资本金，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央行所设定的票据兑付条件，也为推进农信社改革带来了动力和信心。

实践证明，按照改革试点方案设计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信社所有者缺位这一根本问题，抓住了农信社改革的要害。试点地区农信社改革的示范效应，大大激发了其他省份农信社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范围，新增加21个省区市作为改革试点。一场农信社改革的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与此同时，来自央行的资金支持也逐步到位，给在改革道路上前进的农信社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2004年3月4日，首批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共向8省（市）272家联社发行中央银行专项票据119亿元。而改革的效果也更明显地显现出来，当年全国农信社历史性地首次实现了轧差盈利。

挑战——

垄断松动“一家独大”成历史

2006年，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彻底宣告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时代的来临。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项旨在通过引入全面竞争来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举措，为改革步伐有所减缓的农信社带来了“威胁”和压力。

新举措不仅大大刺激了商业金融的投资热情，也使民间资本的金融热情出现空前高涨。一时间，多家金融机构开始申请前往农村开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民间自发组织的资金互助社也开始进入谋划冲刺阶段。原本由农信社“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开始响起他人的声音。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坚持市场化改革”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既然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然一切都应按市场规律来操作。

对于长期在历史泥潭中停滞不前的农信社而言，它距离市场化的发展语境还很远。产权不够清晰、机制不够灵活、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农信社被市场淘汰的隐患。农信社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的步伐，严格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提高自身素质。

趋势——

改革触角纵向延伸

2007年8月10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海口市举行了挂牌仪式。作为全国最后一家挂牌开业的省级联社，它的诞生，标志着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面建立，标志着从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挂牌，成为全国首个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制而成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同年12月21日，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成为全国合作金融系统首家省级金融控股公司。随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改革触角开始纵向延伸。

2010年9月，银监会出台《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通过并购重组加快推动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化解。《意见》旨在指导各地农信社在地方政府扶持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并购重组化解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提升“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指明了农村中小银行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的目标：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总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0%左右，杠杆率总体不低于4%，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总体高于100%，拨备覆盖率总体高于150%，拨贷比总体达到2.5%，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商业化成为未来深化改革的主旋律，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表示，今后将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全面取消资格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

姜丽明表示，要在保持县(市)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前提下，稳步推进省联社改革，逐步构建以产权为纽带、以股权为联结、以规制来约束的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之间的新型关系，真正形成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利益共同体。

工商联历史回顾及发展历程 篇7

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阶段

1、1979~1984年为初创阶段,主要是为经济特区的建设打下初步基础。利用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和特区的优惠政策,通过吸引“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积累建设基金、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阶段主要是“杀出一条血路”,以市场为取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首先在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基建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大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2、1985~1992年为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深入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深圳在这一时期全面推进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例如,率先进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改革金融体制,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险体制等。这些改革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累了经验,发挥了特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初步形成了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3、1993~2003年为增创新优势,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阶段。这一期间深圳继续充分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优势,全面建设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到199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十大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例如,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推进了金融体制创新等等。

4、2003~2020年左右为打造国际化城市,加强深港合作,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阶段。进一步推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创建服务型责任政府。大力推进CEPA以及泛珠三角经贸合作,实现区域内的共同繁荣。2003年年初,广东省委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以建设国际化城市为目标。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有利于开拓深港合作新局面,推动深港产业合作进程,打造双赢格局。

二、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

l、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1979年~2006年,深圳市从生产总值1.96亿元增长到5813.56亿元,年均递增34.46%,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四位;工业总产值从0.71亿增到12278.48亿元,年均递增43.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从0.17亿元增长到500.88亿元,年均递增34.43%,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三;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69450元,年均递增19.2%,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居榜首。

深圳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占据了一半的产值,第三产业也得到发展。1979年~2006年,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36.2%,第三产业年均增长26.3%(以1979年为基期)。三次产业结构为0.1:52.5:47.4,形成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深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67元,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9.72平方米,每百人拥有电话机221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创造了脍炙人口的“深圳速度”,其综合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2、经济外向性程度不断提高。

截至2006年底,深圳累计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783个,累计合同外资539.18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37.69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投资项目共计44个,投资总额24.89亿美元,合同外资6.84亿美元,均名列广东省第一。至2006年底,列入历年美国《财富》杂志排名世界500强企业累计有141家进入深圳,兴办实业341项,累计投资总额122.63亿美元,合同外资45.7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19亿美元。内地驻深企业、机构近9000家。1979年至2006年,进出口总额从0.168亿美元增长到2373.86亿美元,年均递增42.47%,其中出口总额从0.093亿美元增长到1360.96亿美元,年增长42.65%。至2006年累计进出口总额达到126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累计6886.3亿美元,出口总额连续14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深圳已形成海陆空全方位开放的口岸,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分别占全国的50%和80%。深圳对外开放成就显著,已成为我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度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3、城市枢纽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截止2006年,深圳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21.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累计4561.4亿元,更新改造投资累计606.6亿元。基本建成了适合现代化城市需要的适度超前的供电、通信、排污和交通网络,城市道路总长4547.9公里,特区内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6.1平方米,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3.7%。集装箱吞吐量17598万吨,稳居全球集装箱枢纽港第四位,机场旅客吞吐量1836万人,初步形成了以现代化海港、空港为枢纽,以高速公路、铁路为骨架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物流枢纽和区域性运输中心。以金融、商贸、旅游、信息等为主体的现代化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资金、商品、劳动力、人才、技术流动的聚集地,对内对外的辐射能力、带动作用日趋突出。深圳在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试验、探索功能的同时,正在日益显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

4、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6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价值6306.3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4%,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技术产值比重57.9%: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1811.82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的31.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61.3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经济增长点。截止到2006年底,深圳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505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393家,其中超10亿元的企业有59家,超20亿元的企业有36家,超50亿元的有16家,超100亿元的有11家,超200亿元的有6家,超500亿元的有3家,超1000亿元的有1家。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3340种,实现产品产值5484.02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86.9%;万元GDP水耗29.79立方米,万元GDP能耗保持下降趋势,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1.8万元/人,深圳经济增长方式初步实现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5、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试验。例如,率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形成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局面;率先进行物价改革;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率先改革干部调配制度,通过招聘选拔干部人才;率先改革金融管理体制,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银行。率先进行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架构;率先推行企业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开辟金融、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等市场,加快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步伐;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率先进行失业和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并逐步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和试验,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l、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深圳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等问题。随着深圳的资源短缺,土地等要素价格的提高,通过加工贸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发展模式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弱。深圳的土地面积共1952.84平方公里,可开发利用土地不断减少,土地资源储备不足,土地基础开发的单位面积投资成本不断上升,对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入驻己构成了某种障碍,难以满足国内外投资者的需求,土地集约化使用度有待提高。深圳也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4,广东省的I/5。淡水资源的缺乏将影响重型工业的发展。2006年深圳市常住人口达到846.43万人,若以1979年为基期,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3%,人口增长压力过大并且结构不合理。人口的过度膨胀加剧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严峻等“城市病”的升级。因此,深圳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能源等各种资源,探索集约用地的开发新机制,进一步加强土地资源的精深化利用,打造资源节约型、环保型经济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

2、外贸环境曰益严峻,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自主性迫在眉睫。

深圳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也是国内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城市。从工业内部来看,深圳经济中有过半的工业产值是由外资企业生产,这容易导致深圳经济发展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外商投资很容易受到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深圳的外资比重越高,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近年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影响着深圳的对外出口。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始终排在首位,而在这些贸易摩擦案件中,绝大多数涉及到深圳的出口产品,不但涉及自行车、家具、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且还呈现出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迹象。另一方面,我国出口退税率下调提高了深圳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深圳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都不利于深圳经济的增长。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深圳必须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自主性: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必须要注重优化贸易结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培育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培育一批有世界级水平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3、产业升级问题越来越突出,推进产业高端化势在必行。

深圳经济目前依然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相对而言所占比重较低。"六五"时期以来,深圳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各时期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同期的GDP增速,也就是说,深圳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1979年至2006年,深圳GDP的年均增长率为27.4%,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26.3%,第二次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36.2%,深圳经济GDP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但是,深圳的制造业结构单一,过于集中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第三产业服务于第二产业,并以第二产业为基础,当制造业过于单一时,将会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深圳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调整产业结构时要同时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制造业领域要实现产业高端化,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结构。把服务业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上,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总部经济,通过金融、物流、会展旅游等有潜力的产业发展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4、政府体制创新动力减弱,必须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深圳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比较高,但政府部门运转效率却不如人意。行政官员的权力意识、管理意识仍然比较浓厚,公仆意识、服务意识相对薄弱:市场活动和社会活动依然会受到行政的不适当干预,政府管理的事务过多,既降低了市场效率,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造成低水平、低效率的管理的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创新的动力不足。深圳特区要进一步把改革创新作为立身之本,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全国在重大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探索经验。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建设现代政府的要求,实现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

四、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

1、深圳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与政府的正确引导、规划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深圳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的成功经验有些类似,即由政府主导,抓住机遇,由市场引导企业行为,适时进行产业转型。在近30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深圳与时俱进历经四个发展阶段,有幸遇到并抓住了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直接参与了国际竞争,将自己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促进了深圳经济的发展。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转移。在这次转移中,深圳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和邻近香港的独特区位,大量引入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转移过来的产业,建立了“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达国家将成熟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深圳利用这次产业转移的机会,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和升级,建立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制造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深圳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积极利用海外市场,以出口带动本地工业发展,以工业促进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也逐渐提高。

2、深圳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武术国际化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篇8

关键词 武术 国际化 展望

一、前言

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断挖掘它的多元价值为武术事业的发展服务，是每一位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世界文化交融，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正确了解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进一步推进武术国际化的基础。

二、武术国际化的历史寻绎

（一）武术国际化的起始阶段（20世纪初——1949年）

中国主动把武术推向世界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至1949年前这一段国际传播史中，武术的国际化传播特征主要是以官方和民间组织为主，民间组织是以协会和社团为形式的组织传播行为，传播的对象主要是以侨居海外的华人和华人后裔为主，传播的内容以中国传统武术为主，传承的方式以严格的师承关系为主 。

（二）武术国际化的初步发展阶段（1949年后——1982年12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日益增多，武术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然而由于武术特有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主要通过以“武术影视”和“武术外交”为形式的武术宣传进行传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又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给世界各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武术的声誉和影响 。

（三）武术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及逐步完善阶段（1982年12月——至今）

真正意义上武术进行大规模、广范围的国际化传播，应该说是从1982年12月开始的。原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积极稳步地把武术推向世界”这一方针。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1．武术馆校推动武术走向国际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内武术学校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武术又以其健体，防身，修性，娱乐功能的突出显示和大量的中国武术师傅走出国门，使其日益被外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许多国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武术学校学习武术。又如少林武术国际教学中心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于1998年12月可以正式招收并培养国外留学生。

2．国际武术组织的成立加快中国武术走向国际化

1984年10月，全国武术比赛期间，中国武协邀请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组织负责人在武汉讨论，并共同签署了《备忘录》，一致同意由中国牵头尽快筹备成立国际武术组织。至今，国际武联拥有了5个洲际会员组织，106个会员国，达到了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基本要求。2004年10月，郑州也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这些国际、洲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开始走向联合统一的道路，国际武术运动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武术的国际传播出现了新的局面 。

3．武术人才管理体制走向国际化

运动员、教练员的知识和才能，对于运动训练的成效有着重要的作用，裁判员更是武术比赛的执法者，对武术比赛正常、规范地开展下去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因此，培养一批有道德、有知识、公正无私、廉法奉公的高素质武术裁判员队伍，提高他们执法的自觉性，并通过比赛在赛后对裁判员进行评估，对不断提高其素质及其执法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武术国际化持续完善发展的策略支持

（一）处理好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关系

竞技武术的国际化进程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而传统武术的发展要滞后得多，才使传统武术成了武术国际化的配角。因此，今后武术国际化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能为了武术走向奥运，就抛弃传统武术，武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武术的国际化是维系传统和超越传统的发展历程，只有紧紧围绕着民族文化世界化的目标来进行取舍和创新，才能为武术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进一步推进传统武术的国际化

目前竞技武术的比赛，国际性、全国性以及地方性比赛每年都有。而传统武术竞赛活动则相形见绌，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传统武术竞赛规则与评判标准。国际、国内还没有形成法定的竞赛制度。因此，国家应从政策上加以平衡，对传统武术的赛事，应大力提倡、协助、支持，并会同国际武术联合会为传统武术的国际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中华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武术国际化的起始阶段到武术国际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再到武术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及逐步完善阶段。武术这个项目正在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际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中华武术，是为了把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人民，造福全人类。

参考文献：

[1]朱向中.1983年之前中国武术国际化寻绎[J].搏击•武术科学.2006.12.

[2]蔡宝忠.对现代武术发展的思考[M].体育文史.2001(2).

[3]邱玉相,郭玉成.武术在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体育学刊.2002(6).

[4]张玉景.论中华武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吉林体育学院学报[J].2008.24.1.

[5]王岗.主办奥运会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