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精选7篇）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1

摘 要：近年来，我国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也会阻碍社会的良好发展，更会严重冲击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效率，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这就要求政府能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去管理公共危机，把危机损害降到最低，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转危机为机遇，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修复、提升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政府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5-0056-02

公共危机是指由于自然灾害、人为因素等引发的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它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安全的事件，这就要求政府能够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危机，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化危机为转机，化悲伤为力量，这不仅能够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一、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处于危机中的人民群众正处于惶恐、无助、害怕等状态，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关注和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危机，减少损失。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工作予以肯定、赞扬和感激，对政府今后的工作充满信心，这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它不仅需要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积极应对，更需要联合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应对已发生的危机事件，在政府与公众齐心协力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不足的原因

1.政府危机公关意识淡薄

政府危机公关指的是政府危机的公共关系处理，即政府为了处理给公众带来损失，给政府形象带来危害的危机事件所采取的公共策略和措施，也就是政府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对危机的产生、发展、变化，采取或实施的有针对性的一系列控制行为，其内容主要对违纪进行预防和处理。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现代管理科学与艺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司，而是广泛的被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公关就是其中的一种。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说，政府公关意识淡薄，对于很大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于公关关系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手段方法等一窍不通又不愿意去积极的学习实践，也不注重与公众、媒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他们的危机公关意识不强，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在政府工作中，政府的每个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代表的是整个政府形象，也没有意识到政府危机公关的最终目标是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如何把握好时机采取积极措施对政府形象进行及时挽救、修复和重塑，如何更好地加大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不断提高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众对政府的认可与信任。

2.政府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而我国政府的层级比较多，政府上下级部门信息、政策等传递需层层递进，导致传递速度慢，容易出现偏差，面对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政府不能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猜疑，引起不必要的骚乱，甚至对政府失去信心。另外，我国各层级的政府部门较多，但分工不明确，使得近年来如“踢皮球”等事件层出不穷，引起广大群众对政府意见较大。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政府部门里依旧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之间的沟通较少，沟通渠道不畅通，这就导致政府与公众、媒体间不能有效共享公共危机信息，不利于政府危机管理活动的开展。

3.政府公务员的带头示范作用不强

目前，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如因权力异化造成的腐败，寻租等问题阻碍着我国良好的政府形象的塑造。在我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一些公务员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因其不恰当的言行或者是不作为的表现，更有甚者乘机谋取私利，以一种不屑一顾、居高临下的姿态乘机作威作福，这不仅没有体现出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素质和责任，反而阻碍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使得政府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良好形象毁于一旦、功亏一篑。

三、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我国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1.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塑造责任型政府形象

目前，在我国责任政府的形象已在不知不觉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建立责任政府的道路上，应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立足于当前的基本国情，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责任制度建设方面入手。针对当前的政府管理情况，可以从三方面着手来实现责任政府的建立，分别是：

（1）政府应当转变自身的执政理念

目前，在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都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所以政府改革是我国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难的一部分。政府需要适时地转变自身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起服务经济、服务市场的意识，积极改进政府管理方式，转变政府发展职能，使之真正做到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应当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保障

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政府执政的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价值要素，是我国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重要里程碑，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在我国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任何人都得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所以，在政府危机管理中，要建立责任政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有效规范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3）健全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主要是指对政府活动过程中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求进取、平庸无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态度冷漠、作风粗暴等行为进行问责，在当前我国这些行为时有发生，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能够明确责任，为提高我国的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积极应对公共危机，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必须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明确责任归属。

2.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塑造透明型政府形象

透明政府是指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框架下，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政务活动原则建立起来的以行政程序法制保证公民实现政府信息知情权和政务活动参与权的政府。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我国政府根据经济政治的发展需求，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提出进一步将我国政府打造成透明政府，这是我国遵守WTO透明度原则的需要，是近年来我国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必然选择，是遏制政府腐败的根本对策，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在21世纪我国各类公共危机频发的时期，为积极加强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塑造好良好的政府形象，早日把我国政府建设成为透明政府是当前迫切需求，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建立。

（1）完善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

在我国，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公共危机事件的消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都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变化，无论这些公共危机事件与他们是否有关。在公共事件发生后，有关信息大部分都由政府来提供的，因此完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进程，也密切关系着公众对公共危机知情权的需求，更是我国建设透明性政府的迫切需求，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各种媒介手段与公众、社会进行信息沟通互动。公共危机发生时，特别是刚开始真相不明的突发事件，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危机信息，不仅会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揣测和恐慌，导致遥言的传播与扩散，还会对政府的良好形象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立法等形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保障公众对所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知情权，建立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从在社会公众心中树立积极进取、公开透明的良好的政府形象。

（2）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以增强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它成为“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的代言人，是我国现代政府政务公开的一种重要手段，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新闻媒介的管理，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一定要做到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积极作用，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指导和监督，以免过分夸大事实，造成不良影响。这就需要媒体在危机发生后必须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把社会公众因公共危机的发生所造成的恐惧心理引导到有利于公共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使他们尽早走出阴霾。在危机发生后，公众最想知道的是他们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损失等情况，所以新闻媒体一定要尽可能的满足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不接断的对公共危机进行跟踪报道，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担心和过度紧张。另外，需要建立严格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积极加强对政府的政策宣传，塑造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良好形象。政府新闻发布部门及相关人员应该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应该认真负责的对公共事件进行如实报道和解释，充分发挥新闻媒介在政府与公众间的桥梁作用。

（3）激发民众的广泛参与能力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我国现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团结他们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后的恢复阶段他们的作用尤为突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积极的向民众科普宣传关于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灾害发生后的自救呼救等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与公众的沟通联系，保证他们的知情权，避免社会流言的传播所引起的不必要的惶恐。公众应该充分发挥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主人翁作用，理智的应对各类危机事件，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参考文献：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2

一、事件回放

2011年7月23日, 在温州双屿下岙路段, D3115次动车与D301次动车发生追尾。事故发生后, 铁道部等相关部门展开了救援。但是救援过程及其善后处理仍然遭到各界的质疑。政府被迫围困在各类舆论的洪流中, 公信力一度降低, 形象遭受到极大损害。2011年7月10日, 日本本州岛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7.3级地震, 并且引发了大范围的海啸。随后, 日本政府反应迅速, 日本国民自发组织起来避难逃生。整个事件下来, 伤亡情况屈指可数。实际国民经济损失被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二、比较维度

比较维度一, 政府危机意识与危机预警系统的拟定与建立。政府的危机意识不仅指政府本身, 而且还指政府对人民危机意识的培养。一方面, 中国正热衷于推进动车大跃进, 却忽视了大跃进过程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 据多数幸存者反映, 他们根本不相信危机会发生在在自己身边。同年, 日本政府应对7.3级地震的从容与我国政府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中写到的“也许除了犹太民族, 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家园情结。”日本政府在不少地区设有“灾难模拟设施”, 可以让国民在体验“灾难”的过程中加深现场感。

在了解了事故发生的前后, 不少人追问:在D3115动车停车后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通知随后而来的D301次动车?这几分钟内, 动车的预警机制为何反应如此之慢?这其中其实存在着不科学的预案和预警系统。预警系统并非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联动每个环节需要我们深刻地研究。反观日本地震的危机管理, 可谓是有条不紊。这背后其实是科学有效的危机预案以及预警系统起作用的结果。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实时地震预警系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铁道技术研究所已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国性地震预警系统, 也由日本人建立。在预警系统争取来的10秒中, 日本国民可以迅速躲避逃生。

比较维度二, 透明危机管理的信息, 面向媒体大众。公共危机是指政府面临的一种危机情势, 在这种情势下, 社会系统的各方面价值和准则将会受到威胁, 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比较模糊紧张的情况下做出关键性决策, 采取应对措施。当危机发生时, 常常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在媒体成为第四权力的象征的时期, 真诚的面对媒体大众, 利于危机的处理也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

在动车脱轨事故救援中, 政府由于未能及时公开信息造成了社会多方质疑与误会。譬如在救援中掩埋事故车厢、事故死伤人数等问题上, 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 在与媒体打交道上, 政府还缺少相应的技巧。媒体发言人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也影响着危机管理的进展和政府形象的塑造。如今网络上流行的“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恰好折射出我国政府应对媒体的疲乏。7.3级地震后, 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通报了政府掌握的死亡人数及救灾举措, 表达政府透明处理灾难的态度。这样的举措让民众感觉到政府救灾的坚决和诚意。此外, 日本政府在各机构的网页也同时公开信息。例如, 首相官邸网页上开设了“东北地方太平洋地震应对”专栏, 介绍首相和官房长发布的命令、应对措施和主要记者招待会的录像。

比较维度三, 公共危机善后。它是危机应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环节也是政府形象补救的重要环节。危机管理善后过程中, 政府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公众利益, 不能过于考虑成本。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要适当的安慰, 必要时要辅之以心理干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即要吸取教训, 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然而对照之下, 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理差强人意。且不说政府是否向受害民众带去心理安慰。从铁道部门与受害民众围绕着赔偿问题争执不下的事件看来, 政府连最基本的善后处理都没做好。而日本政府在7.23地震的善后处理中, 却未见多少负面新闻。相反, 首相对民众的慰问以及致歉、承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三、总结与启示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关系着政府形象的塑造。中国铁道部在事故处理中表现出来的不成熟, 使得其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反之, 日本政府对地震危机的从容应对却在国民心中乃至整个国际塑造了一个“震而不乱”, 坚强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形象塑造与公共危机管理需要与世界接轨。通过中日两个实例的比较, 我们可以归纳出公共危机管理的正确途经:通过树立危机意识, 拟定预案和建立预警机制, 防范于未然。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要正视危机, 了解危机的真相, 这是处理危机的前提。并在处理过程中, 不忘公开信息, 面向媒体大众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多方助力, 而且能够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提升政府形象。最后, 危机过后, 有效的善后和总结是政府形象的补救的重要一环。

摘要：近几年来, 公共危机的频繁发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伤害。在公共危机中处理中, 政府责无旁贷地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而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本文通过比较, 分析中日两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同方式, 从而探究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塑造的关系;通过归纳两者处理方式的异同及所带来的形象塑造差异, 探究出公共危机管理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形象塑造,多维度比较,途径

参考文献

[1]孙迎光、韩秀景:《组织形象塑造——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版第26页[1]孙迎光、韩秀景:《组织形象塑造——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版第26页

[2]朱晓宇:《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青年记者.http://www.cnki.net[2]朱晓宇:《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青年记者.http://www.cnki.net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3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政府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57-01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公共危机的频发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说:“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的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这一切都迫使相关的政治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安全与秩序。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的合法性。因此，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当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公共危机事件在全球各国都普遍存在，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还给民众带来巨大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注重提高政府应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意义重大。

一、公共危机中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

首先是透明度高、公开范围广的阳光型政府。之前出现的SARS危机事件，有关政府部门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自认可以控制疫情的扩散，为了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采取了隐瞒或者谎报疫情的方式，可在疫情再度大范围爆发时，不但引发了民众更大程度的恐慌，也给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有了前车之鉴，在后来的雪灾以及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国政府开放信息，允许新闻媒体准确、及时的将现场情况传达给民众的做法受到了广泛好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建设透明高、公开范围广的阳光型政府的决心和成果。

其次，责任政府。在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形势下，政府建设的核心工作就是建立切实保障人权、承担责任的责任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向因天气原因被困火车站的旅客道歉，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也及时采取抚慰行动，无论道歉还是抚慰，只是一种形式，但正是这一举动体现了我党执政理念的进步以及重视和民众之间相互理解、信任的和谐关系的建设，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政府正视过失、主动承担责任的气度，使广大民众充分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关怀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责任性政府形象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国内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人本政府。我党一贯奉行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对宪法的修改，正式在宪法中确立起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在重大的雪灾面前，中国政府发动五十余万官兵确保春运期间的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在地震灾难来临之时，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第一线，指挥十余万官兵进行灾后救援工作。雪灾和地震过后，有关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组织受灾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工作，为灾区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同时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并积极关注灾区民众的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最后，学习型政府。所谓学习型政府，就是指政府通过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重视教育机制和体系的建设，促成积极学习的新局面，从而提升政府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府，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提升政府收集信息、分析问题以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效能的提高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建设学习型政府就要求政府要不断学习、注重把握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事物以及新的管理方式，避免在突发事件面前，因为对所涉及领域的相关知识不了解而束手无策。在雪灾和地震灾害面前，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这是经历多次磨练，在总结多次失败教训的基础之上，不断学习的结果，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断学习、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勇于创新的学习型政府。

二、完善我国政府形象的建议

首先，完善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中国政府应尽力建立起包括危机预警、协调以及善后机制的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危机征兆，并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就有效的降低了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投入，将灾害的损失控制在最低水平。将危机管理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安全监测以及预报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平台的资源共享系统是当前危机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建立危机协调机制，可以有效的改善当前由于部门之间分块管理所造成的不能有效的因对和处理突发危机事件的状况，现阶段，中国政府在建设危机协调机制时，可以在国家主席的核心领导下，通过国务院对各个权力部门做出协调和安排，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关的对策，由各个地方政府负责贯彻实施的协调模式；善后机制就是危机过后的恢复以及重建机制，政府要高度重视灾区的生产恢复和家园重建工作，帮助受灾群众走出灾难的阴影，及时组织心理咨询团队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抚慰，安抚其因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受伤心灵，帮助其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

其次，加强民众的危机意识。政府要积极开展对民众的危机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民众应对突发状况的应对技能。公民危机意识的教育要从基础抓起，并将其贯穿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并且要注意根据各个阶段的受教育人群的特点和接受能力，采取相应的形式，从而使民众真正树立起危机意识。

最后，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全球化形势下，公共危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危机处理的中枢指挥系统。这是处置危机事件最核心的部门。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表明，危机管理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权威、高效、协调的中枢指挥系统。中国政府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信息沟通、总结别国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并有效的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探索符合我国需要的危机应付方案。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但能够获得相应的国际援助，还有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树立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王敬波,何毅亭.公共危机管理案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典型分析.研究出版社,2009

[2]张成福,唐钧,谢一帆.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肖鹏军.公共危机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4

专业名称： 公共事业管理 姓 名： 王 珍 珍 考点名称： 准考证号： 联系电话： ***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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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2

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2

三、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2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性„„„„„„„„„„„„„„„„„„„„„„„„„„„3

（二）公共危机的多发性„„„„„„„„„„„„„„„„„„„„„„„„„„„„„„„3

四、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3

五、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3

六、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4

七、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坚持的原则与处理措施„„„„„„„„„„„„„„„„„„„„„„6

（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应坚持的原则 „„„„„„„„„„„„„„„„„„„„„„6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措施 „„„„„„„„„„„„„„„„„„„„„„„„„6 结论„„„„„„„„„„„„„„„„„„„„„„„„„„„„„„„„„„„„„„„„9 参考文献„„„„„„„„„„„„„„„„„„„„„„„„„„„„„„„„„„„„„„9

浅谈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

摘要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近年来,大量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在不同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导致了社会经济的衰退,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正常生活,同时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和各区域、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断升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而我国政府在这项社会工程中无疑担任着主体的角色。政府如何应付各类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将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从介绍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与应急管理的目标，阐明了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并提出了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原则与措施。因此，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采取的措施对于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 公共危机管理； 原则； 措施

前言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应对挑战、战胜危机的历史。随着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往往引发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均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政府管理的运作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社会灾害，如水旱灾害，地震、飓风、交通事故、工程事故、食物中毒等。日本新泻核泄漏到中国大雪灾、汶川大地震的爆发，一件件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接踵而至，让人们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深切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的机遇可能平地而生。例如在2003年岁初的“非典”危机和2004年春季的“禽流感”疫情以及之后的“猪链球菌”等事件,对政府和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全方位考验,特别是当年的“非典”,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给全球经济造成300多亿美元的损失,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超过39亿美元。还有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即由社会中的某种对抗因素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由一定的社会问题引发，如战争、暴力对抗、恐怖主义事件等。

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我国各类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对党和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及其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我国危机管理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过去危机管理研究在我国学界几乎是盲区，所以，不能对政府及各类组织的危机管理实践提供应

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支持。我国政府和社会经受过各种灾难和危机的考验，在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与发达国家的现状以及人民的期望相距还较远，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尚不尽完善，危机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

纵观当今世界，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国内改革日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对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我国正处于跨越式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危机频发的时期。

加强对危机以及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对于我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型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面对21世纪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及各种不可控灾害相继爆发的局面，我国政府普遍意识到了“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公共危机管理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关注和耗费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因此,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对于国家成功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和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公共危机是指一种突发事件，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公共危机有多种类型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根据主要原因及涉及的领域，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价值危机、精神危机等。

公共危机管理，其核心理念在于以科技化和专业化为中心，把预警机制与危机管理的物质保障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实现公共危机的最全面预防，最及时应对，最快速恢复。司格乐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完善政策和实施计划的过程，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避免自然危险和人为危险的风险或应对这种风险。罗森塞尔和寇自明说道：“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渐次接受了一个更广泛和更复杂的视角。危机不再看作是有着清晰起点和终点的事件，危机是一个过程，不仅为了获得‘危机后的危机’或‘灾难后的灾难’的感觉，而且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一个增长的意识，那就是，危机应该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被认识和管理”。

因此，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

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

简单的说，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尽快消除危机，二是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尽量不侵犯或少侵犯群众的利益。

应急管理是在危机事件爆发的紧急状态中进行的。危机事件通常来势猛，能够让人们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很短，决策很容易出现失误和错误。而应急管理一旦发生失误和错误，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损失，政府的失误和错误往往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甚至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三、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

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转型时期，因此，公共危机的形成会呈现出以下一些

特点：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性

过去，危机常见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一般情况下，政府运用原有的应急方案就能够积极的加以应对，而如今，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快速推进，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如大型的自然灾害、流行性的传染疾病、安全性生产事故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事件等。

（二）公共危机的多发性

公共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特别是一些有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受到社会人文环境、价值观念等的综合影响，因此，政府必须积极介入，采用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方式加以应对。

四、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

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危机管理是提高组织管理绩效的决定因素。

众所周知，危机的发生必然会导致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无序和系统失衡，从而影响政府的管理绩效。实施危机管理可以保证政府组织系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运行．也可以使政府组织实现渐进式的管理变革，促进社会兴旺发达。

2.危机管理是提高政府组织管理水平的必需。

缺乏危机意识，必然会导致管理水平低下。我国的政府组织和企业目前缺乏一种能够预防、察觉和化解危机的内在机制。危机管理包容了政府组织在顺境、逆境之中以及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管理内容，是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思想，因而它是目前较合适的管理模式。

3.危机管理是防止政府组织老化，使政府组织之树常青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学中，根据“帕金森”定律，即政府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日渐倾颓，这也就是说，政府组织存在的最重要职能便是防止老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组织的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因此，要防止政府组织老化，就必需实施和加强政府组织危机管理。

五、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

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造成资源的损失。

危机会直接造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破坏基础设施；由于破坏正常的生产和服务以及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导致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损失；间接的损失包括增加债务的负担、增加财政的支出、减少储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和发展计划的延缓。

2.发展计划的打断。

危机打断了政府和社会正常的发展计划，使发展的资源从所计划的领域转移到危机的回应和重建方面，从而使发展从长期的考虑转到满足近期的需要。

3.影响投资的气候和环境。

危机，特别是在短时间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时间持续较长的危机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对影响。投资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投资气候和环境以降低投资的风险，而危机会引起失业、抑制消费的需求、导致经济的滞胀等，这些都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4.政治的不稳定。

危机的出现无疑是对国家政治和政府治理的挑战，不适当的政府政策、政府管理的失误、政府对危机缺乏有效的回应、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政府责任的丧失等等皆会造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从而对政治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六、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

（一）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淡薄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以前我们有一些危机性事件，但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定位为突发性事件。虽然学术界早就呼吁加强对危机管理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政府的呼应。例如，我国政府从SARS危机得到提醒和警示，政府真正地意识到了我们缺乏应对大危机的准备。公众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公众缺乏海难、火灾等危机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和基本常识，更缺乏危机的防范意识。例如，11月24日莫斯科友谊大学学生宿舍火灾事故中，中国留学生有11人死亡、46人受伤，致使伤亡的主要原因是浓烟、烧伤、跳楼引起的机械性伤害和急救不力造成的混乱，而同住一楼的日本留学生却能沉着冷静地从火中逃生，这就极有力地证明了在危机教育上的重视与否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由于突发事件意识淡薄,突发事件出现时就会措施无力,政府和公众都会存在侥幸心理。在侥幸的过程中,很多机会丧失,突发事件得以蔓延。公众的侥幸心理一旦被摧毁,由于缺少相应的思想准备,便会变得极度恐慌,这种恐慌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突发事件本身更为严重。

（二）危机方法应对得不科学

风险管理指运用系统的方法，确认、分析、评价、处理和监控风险的过程，它要求把风险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政策、规划、资源的管理方面有效地实施风险的防范与管理，预防和降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我国政府管理正缺乏这种全面风险管理，并没有把危机管理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在政府各种政策制定、规划、资源管理方面，都没有把危机风险的分析、确认和评估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和环节来做，往往是公共危机管理发生之后才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由于过去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一直采用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的救援体制和危机管理模式，大规模地区性自然灾害迄今仍使用“人海战术”，投入最多的是部队，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法上，政府有关部门由于“责权利”等诸多因素，“金字塔”式的行政权力结构使得我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采取上级拍板的处理模式，延误了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相对于我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法则更为科学。美国政府于1979年成立了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直接向总统负责，报告并处理灾情。多年来，该机构已发展起一整套“综合应急管理系统”，以应对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天灾人祸。由此可见，科学的应对方法和策略是化解危机的关键。

（三）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滞后

我国在应对“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预防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等等，都使我们看到了建立健全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事实证明，当出现如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时，一个科学的危机管理机制对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暴露出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有待完善等等,都使我们看到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四）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

综合非典、地震、雪灾及手足口病、甲型H1N1等诸多公共危机的爆发，从预防到处理到善后工作，每一环节都凸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一大缺憾，即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以SARS为例。SARS疫情的发生，最早或者第一时间实施应急处理的是医疗卫生部门。但是，医疗卫生部门只能处理已经被感染并且已经发病的患者，无法处理大量已经被感染或可能被感染的潜在患者和受害者，而有效预防和控制疫情真正要解决的是对后者的有效隔离和有效控制，有效阻断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在SARS疫情发生初期，在应对过程中，政府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责任或职业责任的放大，实际上起着躲避自身责任的作用。

例如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那触目惊心的画面：北京军区某兵工团及时反映组队，救援行动从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历时十七天。先后转战都江堰、绵竹、汶川、北川四个市(县)四十八个作业点，共成功营救出幸存者四十九人，清理遇难者遗体一千零八十具；发现幸存者十二人(交由其他救援队营救)；帮助确认定位三十六人次。我们为每一次进军灾区而感动，为每一个生命的奇迹欢呼，但同时，剥去媒体的聚焦灯，我们看到的除了现场救援人员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缺乏，五六个消防员或是武警战士在一堆废墟旁一块块地手工翻动着那些残垣，其效率可想而知，而对于下面的生命来说，时效性又是何其重要。这方面，美俄日等国的专业性和科技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即搭建现代化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发展。

（五）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公共危机管理处理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危机时刻一切以应对危机为要，权力可以无限授予，公民应以大局为重，公民权利应让位于危机管理”等，这些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实际说明了危机管理中法制的缺失，无论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都应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为解决危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不择手段，最终结果可能会诱发新的社会危机，并对国家的法制进程造成长远的伤害。从总体看，现行的公共危机管理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法律分散性、多元性的状况依然存在。如我国没有在宪法中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也没有制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紧急状态法”，这是其一；其二是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规范，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其三是紧急状态下监督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

要让政府的应然选择变成积极负责的必然行动,尚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近几年事件处置的教训,借鉴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针对我国突发事件的特点,亟需建立准备充分、反应快捷、高效控制、信息沟通、保障有力的应急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各级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理中的责任,用法律保证突发事件处置的高效快捷。我国已经有一套用于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文件,但是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专门针对突发事件处置的专业法律。

因此,我们在大力加强对已有相关法律的宣传、执行和督察力度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各种突发事件实行依法管理。只有把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在面对突发事件采取措施时才能有法可依,才具有权威性。

（六）危机事后恢复的不力

在危机事后的处理阶段，政府一方面需要妥善应对有关政治影响、经济损失等恢复性问题。另一方面还需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修正组织的日常决策和应急处理系统，因此，需要一个完善的恢复机制。而现阶段，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处于“缺位”状态。虽然5.12地震后灾区基础设施、过渡安置房的援建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展开，但仍可以看出我国危机的事后恢复多依靠单方面的国家财政，缺乏多渠道多方式的恢复动员机制。除此之外，危机决策处理的事后校正机制也不够健全。

七、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坚持的原则与措施

（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应坚持的原则

1.时间性原则。

采取紧急处置手段，及时控制危机事态的发展是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2.效率性原则。

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3.协同性原则。

参与危机应对的人员和力量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通信、消防、食品等，协同一致动作特别重要。5.12抗震救灾开始有个阶段出现混乱，之后在绵阳设立了一个统一指挥领导小组，指挥调配各方力量和物资，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

4.科学性原则。

主要针对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如应对这类大型事故、地震、海啸、飓风等不可盲目蛮干，必须注重科学性、技术性，多征求专家的意见。正例：唐家山堰塞湖的处置充分发挥了水利专家的作用。反例：前苏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泄漏事故，因为隐瞒真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二）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措施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强化危机意识。

先进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建立在先进的危机管理意识之上的，危机意识是危机管理的起点。在强调危机意识的同时，要转变公共危机管理观念，把公共危机管理有机地融合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战略之中，特别是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SARS危机处理中，我国主要靠的是政治动员机制，靠的是政府行政手段，社会力量的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要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致力于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使危机管理中不仅有一个忙碌的政府，也有一个忙碌的社会，从而更好地调动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团体、工会、社区组织、群众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化解危机。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

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

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2.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

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

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危机状态管理法则，政府的危机管理权也缺少明确的《宪法》授权。为了使政府的危机管理法制化，使危机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必要抓坚涉及危机管理的立法。如：在《宪法》中对危机状态的确认、实施、政府危机管理权等作出规定；制定危机状态管理法，明确规定危机状态的确认和宣布，危机状态下政府、各种组织及公众的法律责任；制定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配套法规，保护公民宪法权力；以《紧急状态法》为龙头，解决在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通过赋予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来行使应急权力，从而保证应急工作的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害程度。

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包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3.建立官员问责制。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4.建立专业化、科技化的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专业化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可急于求成。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不但要建立专业化危机管理队伍和专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还要加强对救援人员的专业化技术培

养。与此同时，引入高新科技的网络、卫星监测、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一系列技术及其国际前沿的管理方法也是提高危机管理绩效的必要手段。鉴于当代直接加害于居民的危机越来越多,俄美两国都设置了专门负责向受伤害的居民提供救援的机构。这种机构既是危机管理机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行政职能部门，又是专业化程度、技术装备水平都很高的救援行动队伍。美国的民防抢险救援机构是“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该机构通过内部‘综合应急管理系统’应付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天灾人祸,从火警、地震、飓风、爆炸直到危机的最高形式战争无所不管。”例如，俄罗斯的民防抢险救援机构的专业性更强，该机构的全称为“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与消除自然灾害部”,简称紧急情况部。我们需要借鉴美俄政府的经验,重视危机管理机制的科技化和专业化建设，并加大对国民危机教育的力度和资金投人,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从而使民众能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突发性灾难。

一是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

二是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例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

三是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四是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5.建立完善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发布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发布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发布 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

6.培育健康的人文社会环境。

危机不仅是对一个政府管理制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否精诚团结，以健康、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危机，是一个民族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危机的预防管理不仅包括制度的预防，还包括人们精神健康和心理的预防。

一是要建立诚信、友爱、信任、关怀的人文社会环境，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当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应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而不是冷漠、猜忌与排斥。

二是要培养健康的社会心理，提高公民抵抗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危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危害，更有心理的考验，越是对社会公共生活危害比较大的危机，越会造成令人恐惧的效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惧。危机预防不仅仅

是危机本身的预防，还包括心理危机的预防。

三是要加强对公民危机意识的教育，培育公民健康的心态，提高公民的心理承受力，建立健全社会心理咨询和精神援助系统，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结论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从技术上讲,在部分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少部分尖端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产业的角度讲,在整个产业水平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少数产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所以,加强技术预测,选择合适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战略,将有助于切实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使企业在技术的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技术战略管理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无疑进行科学的技术预测,对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准确的技术预测,就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当然，同转型期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中国危机管理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需要做长期的追踪和认真的研究。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相信我国会继续关注危机管理问题，继续研究危机管理问题，也相信我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公共危机的潜伏与不断爆发促进公共危机管理不断完善，同时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高级、更文明、更理智的新境界发展。应对公共危机，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这一时期政府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机遇。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坚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政府一定能找到解决好公共危机的科学的方法。中国人民一定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稳定幸福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汪全报.《公共危机中的消费心理分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2]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3]欧子艳.《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J]，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4]胡杨.《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范式转换—兼论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02期

政府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分析1 篇5

班级：1109402班 学号：110940240 姓名：谭伟

【摘要】危机决策能力是现代政府必备的行政能力。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暴露了各级政府传统公共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与机制的缺陷。我国政府应建立危机的应急决策机制；完善国家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和培训，以提高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防范危机的能力。【关键词】危机决策；困境；创新 引言

纵观当今世界，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国内改革日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对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以巨大的力度和广度冲击与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危机决策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各级政府谨慎而又积极对待的重大问题，超常规的危机管理比任何常规管理都更能考验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能力。因此，加强对危机以及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对于我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型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构建政府危机决策机制的意义

政府危机决策是政府组织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和人力等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即在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某种紧急情况下，如地震、火山爆发，公共安全卫生问题和恐怖事件等，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既定程序，以尽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加强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各阶层和民众都具有重大的观实意义。

1、减少或降低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重要举措

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决策者由于对未来情况的不确定，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决策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决策不当，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危机频发的时代加强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刻不容缓的。提高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是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与财产遭受损失的重要举措。

2、政权稳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性和不可估量的危害性等特点，把握并控制危机事态的发展是政府危机状态下刻不容缓的职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贫富悬殊、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在的社会冲突较计划经济时代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任何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隐藏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难以应付。如果政府危机决策能力不足，不能在危机状态下及时有效的制定对策，对危机局势进行良好的控制，那么，我国政权的稳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变得脆弱，甚至得不到保证，因而强化政府危机决策能力至关重要。3、维护政府权威的有力手段

在危机状态下，政府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及时并正确地作出决策，应对好危机事件，其良好形象和权威就会迅速建立起来。与此相反，政府如果面临危机而惊慌失措，未能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决策，及时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必然使社会和广大民众对政府管治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政府形象、权威受损。因此，提高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二、公共危机决策中遇到的问题

1、信息的有限性约束了政府的决策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行政行为》（1947）一书中，当分析信息的“有限理性”模式时曾提出：①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有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②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决策者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决策状况的信息作出完全正确的处理和分析；③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④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次序的影响。因此，人类虽然企图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来决策，但因为知识及能力上的限制，其最多是以有限理性来从事满意方案的选择而已[1]（p167）。危机决策信息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

2、决策步骤的非程序化及时间的紧迫性约束了政府决策

危机决策属于典型的非程序化决策，这种非程序化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结构不良，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可供遵循，无法用常规的程序和方法来进行，而且决策过程往往表现为新颖、无结构，甚至使人感到似乎没有规律可循。因而在危机状态下，时间紧迫，决策问题和决策背景特殊，决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复论证，危机事态的发展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府决策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和高强度的压力下进行的，要科学决策可以说受到了很多限制。

3、技术支持稀缺约束了政府决策

当前，常规决策日益向着技术化、自动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已经使得过去属于决策者工作范围内的那些常规的程序化决策制定和数据处理，迅速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危机情境下，决策者为实现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和有效救助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设备，但是危机发生后，有些专业技术设备往往会失灵，这就给决策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4、专业人才的匮乏约束了政府决策

公共危机事件往往牵涉面很广，决策者的知识不可能对每个方面、每项技术都充分了解。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危机（如核泄露、有害物品、恐怖主义等）受决策者个人以及群体的先天条件与环境的制约限制，只有在咨询特定专业领域的专家“智囊团”的意见后方能做决策。而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决策系统中，咨询机构建设还不够完善，这也给决策者带来很大的不便。

三、我国政府危机决策机制的缺陷

1、缺乏独立常设的危机管理与协调机构。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的行政设置，缺乏常设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或部门。一旦危机爆发，各个部门往往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将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协调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应急运行规则，跨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每当危机发生后，便临时成立工作小组应付危机。这种临时工作小组存在明显的不足：（1）不具有连续性，危机处理后经验不能够有效的保留；（2）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合作，临时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3）临时小组事前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与危机处理操作方案。

2、缺乏完善的信息系统。掌握充分的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条件。虽然我国政府为支持决策建立的信息机构很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信息系统。但是，从满足政府危机决策的需要来衡量，我国信息系统还存在明显的缺陷。（1）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危机决策。我国的信息机构采取分级管理制，如统计局、信息中心和信访部门等信息机构属于各级政府。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信息部门容易受制于各级政府，从而出现信息失真现象，不利于政府决策。比如下级政府瞒报、虚报有关数据，导致上级政府决策失误。（2）信息机构人员数量明显不足。从目前来看，我国行政设置虽然有许多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信息机构，但总体规模不大，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人员数量明显不足。（3）信息搜集能力薄弱。首先由于我国信息机构缺乏主动搜集信息的动力机制，往往是根据上级下达的指示和任务搜集相关信息，因而对于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和决策机关未明确提出要求的信息不能及时搜集。其次，在信息搜集方法上也缺乏科学性，如单纯依靠下级层层填写、汇总统计报表的方法获取信息等等。

3、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我国现有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存在错位问题，常常出现“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现象，往往直接引起危机者受到惩罚，而在体制上令危机发生者却安然无恙。在我们的绩效考核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理性行为却是尽量“捂盖子”，各行其是，无法明晰职责。地方政府对一些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体制中存在很多纰漏。如对于领导干部的绩效考评，过多的是依赖于一些单纯的经济指标，而忽视了一些综合性社会指标。这也使得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只要本地方的经济管理得好就万事大吉了。在危机面前，地方各级领导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隐满事实，保全自己，而不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危机，挽回损失。

4、决策者综合素质不高。在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综合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1）责任心不强。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决策者并没有重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把危机的处理和自身职责紧密联系起来，而是到了危机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才忙于应付；（2）心理素质差。许多政府决策者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胆怯、退缩、优柔寡断等不良心理，不能当机立断，延误了时机；（3）知识贫乏。许多政府决策者和公务员平时只是忙于行政事务，没有注重扩阔知识面，因而在危机发生时就难以做到对危机事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作出从容的决策。

四、加强我国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的基本构想

对于政府来说，要成功的应对化解危机事件，就必须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的应急决策机制，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要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危机决策意识，从源头上杜绝危机，有效避免危机事件发生；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建立危机的预警系统；加强以绩效为基础的研究以及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和培训。另外重视危机决策事后决策，提高危机决策的水平，确保同类的危机事件不再重复上演！参考文献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6

孙 伟

【1】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行管教研部 孙伟 福建福州 邮编：350014）

摘要：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社会架构在群体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局部性失衡因素，这一定程度上了成为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生态危机频发和社会群体性事件有所抬头的重要内因。应对公共危机，关键依靠政府治理综合能力的提升，即政府执行力。

关键词: 公共危机；政府执行力；公信力

前言

2006年３月５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首次提出了加强政府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把全面提高政府执行力作为打造政府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从2002年至今，近十年时间内，中国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02年底，非典开始侵袭中国，2003年中国全面抗击非典；2005年苏丹红事件，同年，冰城哈尔滨因松花江局部污染而陷入水危机；2006年全国爆发的禽流感沉重打击了家禽养殖行业，一夜之间，诸多人类视之为亲密的伙伴成为洪水猛兽，而唯恐避之不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中国政府众志成城，调动全国之力，终于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同年，因三聚氰胺造成全国数百万宝宝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也直接造成特大企业三鹿集团的破产；2009年，一场小小的病毒性感冒演变为甲型H1N1流感的全面爆发；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同年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都造成重大伤亡。

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给政府部门带来了沉重压力，也为政府自身不断改革，提升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带来了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机会，不断推进政府体制创新，成为目前各级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概念厘清：危机、公共危机与政府执行力

（1）概念：首先，“危机”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曾被广泛应用，尤其《宋书·范泰传》：“如此，则苞桑可系，危几无兆。”即是说的如果国家能够重视农业和种植业，保持农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则社会危机便不会发生。

而美国学者罗森塔尔这样给危机定义：“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其次，有学者认为：公共危机即公共性公关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什 【1】 孙伟，男（1977-），山东东营人，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么是真正的政府执行力？就是把人民的好想法变成行动，用政府的行动变成现实结果的力度。温总理的讲话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执行力的本质。

综上所述：政府执行力是指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共精神的指导下，充分合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威等资源，有效的贯彻落实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战略决策以及执行行政命令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

（2）提升政府执行力——危机下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设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 „„”【2】传统的资源调动机制曾在特殊时间阶段显示出其巨大优越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程度加深，传统的资源调动机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传统执行机制时代，公共危机给予了政府部门巨大的压力，为政府执行力提升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源，但政府执行力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以来，提升政府执政能力，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看做政府执行力的范畴。进入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推进，政府治理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诸多危机在不断演化为大的公共危机事件，把政府执行力提升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目前各级政府最紧迫议题之一。

所以，危机、公共危机和政府执行力，这三个热门词汇，对于中国政府现阶段改革的意义之大，史无前例。提升各级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标本兼治，消除各类危机隐患，使之变危险为机会，变压力为动力，成为成功应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的困难的最根本的解决路径，也是对危机、公共危机和政府执行力三者关系的最好诠释。

二、公共危机背景下政府执行力现状及原因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提升政府执行水平和能力就一直是各级政府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解放区的很多的具体政府实践，已经一定程度上在探索如何加强政府执政综合能力，在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建国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式的不断风云变化，新中国经历了众多困难考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在执政水平上已经站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众多成绩，但政府执行水平仍然面对着诸多亟须破解的难题和困境。

第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程度的加剧，政府执政综合环境进一步突显内外环境复杂性和执政任务的艰巨性。首先，中国几千的封建社会思想的遗毒并没有完全肃清，由于历史阶段的限制，甚至在局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着影响力，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制化进程，但由于具体国情限制，目前整个国内法治化水平仍然偏低，公民的法律素养和各级政府法治意识依然淡薄，人治的现象还屡见不鲜，公民在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寻求解决的诉求渠道依然有限。政治民主进程虽然已经取得诸多成绩，但距政府执政的综合目标而言，依然有着相当差距。其次，政府监督体系不健全，尤其是第三方监督缺乏力度。中国目前现行的监督体系的基本主体仍然是政府内部监督，第三方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和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人大和政协对于政府体系日常监督缺乏制度化规定和常态性的法律规范，而舆论监督的监督形式还比较单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一，缺乏力度，普通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机关的监督仍需要开拓新的渠道和机制，总之，政府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主体，其与立法机关，舆论监督主体，以及普通人民群众之间，权力有效制衡的有机体系尚未形成，甚至局部还经常出现由于监督不到位，而造成腐败现象有所加剧的局面。

最后，多元经济和多远文化交叉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的复杂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实力大为提高，但经济成分却变得复杂，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多元化的经济也催生了多元化的文化。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文化乱象，而这种复杂性的加剧直接影响着政府机关的执行主体——各级公务员的思想状态，甚至促进了享乐主义、官本位思想的大行其道，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社会主义主流思想基础，在公务员队伍中，清楚毒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成为加强政府执行力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之一。

第二，地方政府间的地缘保护，制约着政府间资源共享和政府整体治理水平提高。首先，中国的现状是地理面积大，地方各级政府数量多，但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限制，各级政府在资源分配，尤其是政策资源和国家财力分配过程中，差别巨大，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的集聚程度，在地方政府间比较都是居于前列。虽然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寄希望通过此举，缓和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水平发展的落差。但这个任务仍是任重而道远，现实版的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依然存在，由于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以及政绩导向性的政策大量出台，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GDP的增加，甚至不惜通过行政命令和非常规的竞争手段来达到本区域的经济产值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社会资源，盲目的重复建设和环境破坏，使已经脆弱的生态环境再次面临着重大危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生态灾难已经警示我们必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条块分割模式下的各自为政式的恶性竞争模式必须改变，政府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决定于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地方政府间资源共享的程度。

第三，执行主体素养与目前政府需要面对的繁杂综合任务而言仍不适应。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作为政府的重要执行主体，在其综合素养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凡进必考”等基本原则的确定，为公务员队伍的执政能力的稳步提高奠定了基础。但公务员队伍整体综合水平仍面临繁重的任务和考验。首先，由于多元文化的冲击，公务员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队伍由于理论思想学习松弛，没有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抵御未来“糖衣炮弹”的冲击方面下功夫，造成有些领导干部价值观偏失，贪图享乐，从而“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局部地区，腐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次，我国政府的执政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近一段以来，我国在大力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逐步根除官本位的意识，但有些领导干部自身道德修养不坚定，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源于人民群众赋予，而把权力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大肆挥霍国家资财，贪污腐败。标本兼治，全方位的根除腐败，已经成为提升政府执行力，维护政府公信力的迫切任务之一。

最后，政府公务员主体是党和政府重大政策出台后，最终贯彻落实的基本载体，公务员对于政策的理解水平和贯彻能力，决定政策执行的质量，影响着整个政策执行体系的成败。但目前政策理解力仍是提高公务员综合素养的重要一环，公务员政策理解力还与政府执行力目标有着很大差距。第四，政策制定的多方参与度及科学性不足，造成政策出台质量不佳。政策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政策制定质量，直接决定政府治理的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在特定的阶段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政策质量不佳的长期困扰。首先，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性程度不足，甚至局部存在着拍脑袋等政策制定模式，主观因素，政绩因素都影响着政策科学性程度的提高。其次，政策的连续性不足，短期性政策、功利性政策等短期看似有利，但长期有害的政策仍然大量出台，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追逐地方短期利益，而不经过科学规划和评估，盲目出台的诸多地方政策，更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同时，由于政策的朝令夕改，也使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

第五，政策执行体制机制不顺畅，还没有形成有机执行的政府执行综合体系。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对滞后，诸多机构的规划和设置有相当多的条块分割，尤其是在局部仍然存在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机构设置现象，与服务型政府的机构设置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其次，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加强中央财政能力和中央权威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目前，中央财力过大，地方财力过小的现实，再次把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划分提到了议事日程，其实质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协调，而迟滞政府执行力的提升，但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中央正在着手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在试图努力改变这个现状，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占有比例，来解决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最后，政府执行流程的标准化程度不足。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集约化，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在市场取得优势地位，必须在企业标准化流程设计方面下功夫，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企业的这种行为对于政府而言也同样适用，目前政府执行流程中的盲目性以及主观人为地因素太多，而规范化、法制化、标准化和科学性严重不足，造成政府政策、决策出台后的整个执行效果的不理想。

三、提升政府执行力的路径选择

第一，创新行政执行理念，培育政府服务型执行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创新，国家发展的动力就会缺乏。传统行政文化的取向总体上说是领导文化而非执行文化，是稳定取向型文化而非发展取向型文化，是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政绩管理型文化而非以社会和民众为核心的绩效管理型文化。政府执行力提升最关键的路径就是创新，政府执行体制和政府执行流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只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把政府公务员、普通民众的智慧不断挖掘，实现智力资源的共享和流动，才能为政府创新提供强大动力源。而执行文化是整个创新体系中的最关键一环，中国几千封建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想，总的说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古代帝王驾驭人民的工具而已，而现代政府其执政的主旨是服务人民群众，权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所以培育各级公务员的服务思想，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培育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中国特色的执行理念和执行文化，成为推动中国政府执行力提升必然路径选择。

第二，打造一流公务员队伍，提高执行主体综合素养，夯实政府执行基础。政府综合执行力能力提高关键在于公务员队伍整体综合素养的提高，我国通过公务员考试和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等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务员奖惩和晋升渠道，尤其是近年来公务员招考一路升温，也赋予了公务员队伍能够招到高层次人才的现实基础。首先对公务员队伍加强思想政治以及专业技能的学习，充分利用党和政府的理论主阵地——党校系统，通过公务员的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利 用党校系统优良师资和先进的网络系统，为公务员队伍应对新形势下复杂的难题和困难不断提供良好智力支持。其次，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务员奖惩体系，奖优罚劣来激励公务员队伍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你追我赶得良性竞争氛围，杜绝卖官、买官等恶劣现象出现。最后，把公务员队伍进口和出口与社会智力资源对接，使之进的来、留得下、干的好，也出的去。把公务员的局部智力资源与社会整体的智力资源对接，形成资源共享，提升公务员队伍竞争力，提升政府应对危机背景下复杂执政事务的水平和能力。

第三，重塑政府组织架构，提高政府执行效力。古语有云：田忌赛马，只因把赛马的次序变了，胜败的结果就变了。如果引申到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能够把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优化组合，以政府需要解决的复杂社会事务作为改革政府机构，重塑组织机构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广泛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平台把政府组织从以前的垂直状态逐步向扁平化过渡，使中央高层与基层一线之间的联系时间和距离都能得到进一步的缩短，从而使中央决策能够迅速到达基层，同时基层的意见和反馈能够迅速反馈回高层。同时优化政府执行流程，推进标准化建设，如有可能，中央政府应集中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成立政府执行流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通过集中全国智力资源对全国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标准再造，量身定做，通过立法手段，在原则和灵活性的指导下，做到每个政府机构的政府行为都能够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法律规范和可操作性的依据，彻底改变传统行政中，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大行其道，致使效率和效益都难以得到提高的困境局面。

尤其是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实现低运行成本、高效率政府提供了硬件基础。各级政府在推进技术革新方面花了大量气力，政府网站以及政府部门计算机的配备已经日渐规模化，但目前还面临着没有把公务员队伍与技术进步进行有机合成的困难，人机分离，而不是人机合一，这并不是说政府公务员只重视技术，而轻视其他方面，而是通过网络的手段，把公务员队伍从静态的应对工作，转变为动态的应对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凡是能在网上完成的工作任务，就在网上完成，凡是能够通过网络传输的，就尽量通过网络。完善的网络与标准化的工作执行流程，必将可以打造一个廉价政府，或者谓之节约型政府。

第四，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完善监督问责机制，激发政府执行活力。《新元史》卷185《王磐传》：“臣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随其所堪，处以职位。”“能者上，功者奖”。这表明，建立一个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是解决公务员队伍缺乏流动性的重要举措。目前的公务员评价方式和评价手段仍比较单一，而且主观影响因素比较多。尤其是绩效评估主体单一，评估权力集中于政府部门自评，第三方评估主体缺乏有效的评估制度和评估渠道。绩效评估主体单一，同时也滋生了评估内容科学化程度不足。所以，目前一个标准化、科学化、多元化绩效评估体系亟待建立，以解决公务员队伍的流动性和晋升渠道受阻的困境。

绩效评估体系的健全，同时也要完善监督和追责体系，奖优罚劣，必须对工作成绩突出者进行褒奖，而工作不积极者进行惩罚，实现“能者上，功者奖”。作为监督和追则体系的重要一环，必须完善健全投诉举报体系，实现监督主体多元化和常态化，保证监督主体独立监督，发展第三方监督和媒体监督，充分发挥媒体无冕之王的舆论监督效应。责任追究体系也要不断完善，实现制度化和标准化，不因一把手的改变，而无人负责，不因领导干部调动而无法实现责任追究。总之，政府执行力将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将是构成综合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而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执行力，无论战略蓝图多么宏伟或者政府结构多么科学合理，都无法发挥其实际效能。所以，以公共危机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打造政府核心竞争力，实现政府执行力提升，最终为我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1] 唐旭斌,余二亮.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分析及对策[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 2003,(08)[2] 简利君,晏敬东.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障碍与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 2004,(16).[3] 温家宝.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4,(01).[4] 莫勇波.论政府执行力及其组织构建[J]理论导刊, 2005,(06).[5] 汪永成.政府能力的结构分析[J]政治学研究, 2004,(02).附件：

作者：孙伟 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地址：福建福州福马路990号福州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的途径 篇7

一、从归因理论分析公共危机

所谓危机, 一般指突发性、具有危害性的大事件。面对危机事件的突然爆发, 公众一般的反应是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因理论是解释关系中的危机事件的一个有效方法。危机归因可以揭示出组织对危机的责任, 组织责任归因越强, 对声誉的损害越大, 公众的不满也越大。[1]

归因理论提出三个临时性维度:稳定性、外部控制、个人控制。这三个临时性维度为理解组织危机责任提供了一个机制。稳定性是指一个事件是经常发生 (稳定) 或者不经常发生 (不稳定) 。事件越稳定, 个人对事件的责任归因越强。外部控制是指一个事件被某些外部力量控制的程度, 强烈的外部控制会强化情境对事件的归因。个人控制反映了一种意图和个人控制事件的能力, 对个人控制的意识越强越会导致个人对事件的归因。[2]

关于危机的定义很多, 罗森豪尔对危机的定义较接近于公共危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与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 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3]公共危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突发性:危机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 且事态十分紧急。 (2) 不确定性:危机的产生是由一系列不确定因素造成的, 未来的发展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3) 影响的社会性:公共危机影响和涉及的是整个社会, 具有公共性。 (4) 危害性:公共危机具有危害性, 甚至会引起整个社会系统失去正常秩序。

按照2006年1月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行划分, 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四种类型。[4]然而这样的划分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公共危机, 例如谣言引发的危机很难归入其中任何一类。本文拟从归因理论的三维度出发, 对公共危机作以下初步分析。其中, 冲突引发的危机对应《预案》里的社会安全事件, 并增加了谣言引发的危机这一类型。

(一) 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

自然灾害也称为天灾, 指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性突发事件, 包括地震、洪水、飓风等威胁人类生命、财产与安全的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通常无法避免, 因而是属于经常会发生的公共危机。即使政府采取了充分的预警制度, 也只能尽可能避免危机的发生, 而无法完全杜绝此类危机事件的发生。因而, 自然灾害危机属于较稳定、外部控制较强的一类公共危机。

自然灾害发生之后, 社会公众首先关注的不是危机的成因, 而是政府如何紧急应对,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Lerbinger曾经指出, 自然灾害危机发生之后的紧急应对策略主要包括:缓和 (Mitigation) :减少伤害人生命财产的努力;筹备 (Preparedness) :改进因应能力的努力;回应 (Res pons e) :灾难发生之前、当中与直接于发生之后, 立即采取之行动, 以减低危险;复原 (Recovery) :稳定灾区及使其恢复常态的活动。[5]

(二) 人为事故引发的危机

人为事故引发的危机是相对于自然灾害而言的, 指由于人为而非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引发的突发事故, 如工业污染、人员伤亡等。人为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某些方面的管理行为失当引起的, 属于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避免的危机, 并不是经常会重复发生的。因而, 人为事故危机属于较不稳定、个人控制较强的一类公共危机。

人为事故发生之后, 社会公众首先关注的是引发事故的原因, 以及组织的管理行为失当之处。政府在这一类危机事件发生后, 首先要采取较为透明的信息发布策略, 把事故的真实情况与处理的进展及时通报给公众, 并且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并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 公共卫生引发的危机

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是指由影响社会大众健康的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 如重大传染病、严重且范围较大的食物中毒、群众性不明原因疾病等。从以前的SARS、多宝鱼含禁用药可致癌到2008年的手足口病、乳品含三聚氢胺事件, 我国公共卫生危机近几年频频爆发, 对社会大众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从引发的原因来看, 可以分成非人为的危机 (如传染疾病) 和人为的危机 (如食品卫生) 。公共卫生引发的危机属于较不稳定的危机, 如果是非人为的危机则外部控制较强, 如果是人为的危机则个人控制较强。

政府在这一类事件发生后, 应该先迅速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起因, 立即建立信息公开的渠道, 了解事件已经造成的民众健康的损害情况, 及时作出有力的应对措施, 如停售召回相关产品、组织医院免费收治病人等。

(四) 冲突引发的危机

冲突引发的危机是指社会某利益团体与政府进行抗争, 通过某些极端事件的冲突以使需求与期望得到满足, 并对社会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包括恐怖袭击、社会骚乱等。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社会利益团体对政府的抗争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 解决冲突的主要力量在于政府。因而, 冲突引发的危机属于较不稳定、个人控制较强的一类公共危机。

政府在这一类冲突事件发生之后, 首先应该切实了解利益团体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如果是较为合理并且是可以满足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出适当的缓解矛盾的措施。如果是对抗性明显的, 可以先采取协商的方式调和与对方的矛盾, 尽可能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危机, 防止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带来进一步的破坏。如果利益团体是恶意对抗政府且无法经过协调来解决的, 比如恐怖袭击, 只能利用法律甚至武装力量尽快解决冲突。

(五) 谣言引发的危机

谣言指在社会上出现并流传的未经证实的消息, 一经传播可能造成社会性的大众恐慌。当谣言已经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渠道广为人知, 并对社会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就形成了公共危机。

谣言的类型很多, 包括牢骚性、攻击性、误解性、宣传性、牟利性的谣言。但不管是哪种谣言, 一般都不是经常性发生的, 且并非政府的行为失当引起, 因而谣言引发的危机属于较不稳定、外部控制较强的一类公共危机。当谣言在社会上流传并广为人知时, 社会公众首先关注的是谣言所说的消息是否真实。因而, 当政府一旦发现某种谣言已经对社会生活秩序与公众心理带来明显的影响时, 首要的应对策略是迅速调查真相, 并设立权威的信息来源, 利用权威的大众媒介在最快的时间内把真实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大众。

二、公共危机的沟通策略

从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来看, 业界的研究可以划分成两种路径:一种是管理学取向, 一种是修辞学取向。修辞取向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环节, 探讨危机发生后组织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 旨在帮助组织运用各种话语和符号资源来化解危机, 挽回形象。[6]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班尼特 (Willi am L.Be noit) 提出的形象修复 (Im age Re pair) 理论。[7]

班尼特认为, 危机发生后, 组织应该主动承担责任,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组织形象受损的程度与范围控制在最小的限度。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提出了由五项策略构成的危机沟通管理模式, 包括否认策略 (Denial) 、逃避责任 (Evasion of Re s pons ibility) 、减少敌意 (Re duce Offe ns ive ne s s) 、修正 (Corrective Action) 和自责 (Mortification) , 为组织形象的修复和改善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策略。

形象修复策略存在两个重要前提:其一, 组织被认为对危机事件的发生承担责任。其二, 社会大众对组织责任的看法比危机事件的真相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 当危机发生后, 组织的责任归属并非通过事实来认定, 只要公众认为组织与此行为有关联, 即产生形式上的责任归属。从这个涵义来说, 关于危机责任的沟通效果将决定组织形象得以恢复的程度。因此, 不同归因的公共危机, 由于组织责任归属不同, 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 以期得到组织形象的恢复。

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 (SCCT) 在以往危机公关研究的基础上, 以危机责任 (crisis responsibility) 为出发点, 把组织责任分成受害型、 (无意) 事故型、 (有意) 错误型三类。其次, 他们在语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 以表明立场 (posture) 为切入点, 总结出了否认型、淡化型、重塑型、支持型等四种类型的传播策略。最后, 他们把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 针对不同的危机类型与危机责任程度, 就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提出了13项对策。[8]SSCT的突破在于整合了管理取向与修辞取向的研究成果, 并从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和危机历史 (crisis history) 的角度再进行深度分析。[9]

然而, SSCT划分的三种危机类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公共危机。而且, 危机发生后的处理包括应对阶段与恢复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的沟通策略是不尽相同的。因此, 本文尝试结合归因理论与形象修复理论, 拟根据公共危机的不同归因, 以及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 就沟通策略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 自然灾害危机的沟通策略

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 受灾的地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未受灾的地区公众希望第一时间了解灾区的实际情况, 以及政府应对灾害的具体举措。此时急需政府迅速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案, 派出力量奔赴灾区现场, 抢险救灾,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自然灾害的影响渐渐变小, 受灾地区的重建问题倍受关注, 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灾区重建工作上。

引发自然灾害危机的原因是不可抗力, 组织的责任小、外部控制力量强, 因而从信息的重点来看, 主要的沟通策略不在于辩护、自责等, 而在于支援与修正。根据危机形象修复理论, 自然灾害危机的处理阶段与恢复阶段的沟通策略如表2。

(二) 人为事故危机的沟通策略

人为事故公共危机一旦发生,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生命财产损失是社会与媒体最为关注的, 政府此时应该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 及时地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 组织力量调查事故的起因与责任方。如人为事故中存在政府的工作失职, 应该向社会大众道歉。事故过后, 政府应对事故的受害方进行适当的补偿, 制订新的制度以防止类似的人为事故再次发生。

人为事故危机是由人为的原因引发的, 组织的责任大、个人控制力量强, 因而从信息的重点来看, 主要的沟通策略在于辩护与自责。根据危机形象修复理论, 人为事故危机的处理阶段与恢复阶段的沟通策略如下:

(三) 公共卫生危机的沟通策略

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突发性事件, 具有高度的民生属性, 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而比任何一类公共危机都易引起媒体与大众的高度关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爆发时, 一般情况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众健康受损, 政府的沟通不仅要及时、准确, 而且要饱含关爱, 切切实实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当危机的影响渐渐弱化后, 政府并不能就此结束沟通, 而应进行修正, 制订完善的制度与措施减少类似危机发生的机率。

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是由非人为的原因引发的, 则组织的责任小、外部控制力量强, 主要的沟通策略在于支援与趋小化。如果是由人为的原因引发的, 组织的责任大、个人控制力量强, 因而从信息的重点来看, 主要的沟通策略在于支援与修正。根据危机形象修复理论, 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阶段与恢复阶段的沟通策略如下:

(四) 冲突危机的沟通策略

因冲突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事件, 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十分直接, 政府在此类事件中的处理与应对是媒体与全社会的焦点。在应对阶段, 政府应尽快减轻冲突的程度, 防止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向公众及时传递政府的解决措施, 进行适当的解释。在恢复阶段, 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于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冲突危机政府组织的责任大、个人控制力量强, 从信息的重点来看, 主要的沟通策略在于趋小化与超脱。根据危机形象修复理论, 冲突危机的处理阶段与恢复阶段的沟通策略如下:

(五) 谣言危机的沟通策略

谣言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 但由于广为人知, 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干扰, 如“海南毒香蕉”事件。处理这一类危机, 政府的反应速度与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能够在谣言不至于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之前, 利用权威的信息源与大众传媒遏制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谣言危机引发的来源往往不明, 组织的责任小、外部控制力量强, 从信息的重点来看, 主要的沟通策略在于否认与趋小化。根据危机形象修复理论, 谣言危机的处理阶段与恢复阶段的沟通策略如下:

三、结语

本文尝试利用归因理论与形象修复理论, 根据危机的处理与恢复两个不同阶段, 粗略探讨不同归因的公共危机适合采取的沟通策略。然而, 正如已有学者已经指出的, 这种“行政式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社会现状、机制和权力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事实上, 应该有更多的因素在影响着公共危机的沟通效果。例如, 国外与国内的政治体制与环境并不相同, 文化因素在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力不尽相同, 因网络的出现并非政府处于绝对的“传者”地位, 新媒体的出现与应用改变了沟通的工具等等。这些维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为公共危机沟通策略的真正适用性提出具有价值的参考。

摘要：本文拟利用归因理论与组织形象修复理论, 根据危机的不同归因与发展阶段, 探讨在政府的公共危机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沟通策略, 以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有助于政府形象的恢复。

关键词：公共危机,沟通策略,归因理论,形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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