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法制教育制度

青少年法制教育制度

青少年法制教育制度 篇1

一、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按照普法规划要求，按照教育部、同法部等四部委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把法制课列入学校课程范围，并采用多种形式（诸如参观展览、专题讲座、司法人员讲法等）积极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

二、全面实行校务公开制度，学校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决策、学校的财务收支情况、福利待遇以及涉及教职工权益的其他事项，及时向教职工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广泛征询育人大计，共商学校管理策略，以保证教职工对学校重大决策的知情权和民主参与权。

四、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建立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慎重管理学籍档案，不瞒报、漏报或者随意毁弃学生学籍，依法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做到一般不开除学生。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符合法定程序。

五、建立家访、信访、电话访谈等多渠道的家访制度，定期召开家长会，做到全方位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了解学生，接触学生，共同会诊学生的成长与进步。

六、积极配合行政执法部门清理整顿校园和校园周边环境，坚决制止未成年人涉足酒吧、网吧、舞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杜绝学生从事吸毒、贩毒、赌博和参与黄毒等非法活动，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提高学生拒腐蚀、防蜕变的能力。

七、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交通安全、1

校园安全的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网络，加强对学校教学、生活、活动设施的安全检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建立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增强预防和妥善处理事件的能力。健全学生安全和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机制和报告制度。

青少年法制教育制度 篇2

关于保护处分的名称, 各国并不相同。《日本少年法》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均直接称为“保护处分”, 德国、俄罗斯、法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则多称为“教育处分”或者“强制性教育感化措施”, 无论是称为保护处分, 还是教育处分虽然从名称上不尽相同, 但从少年法制的基本理念来看, 其基本内涵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在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的指导下, 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设立的对罪错少年采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制度。

一、保护处分在我国的缺失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保护处分一直以来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有些学者认为, 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保护处分制度, 除刑罚以外, 现有的收容教养、劳动教养、工读教育等一些非刑罚性措施基本不具有保护处分的性质, 原因在于它们不能替代和避免刑罚的适用, 而且存在这较浓的报应或者是防卫色彩;还有学者将保护处分看作是保安处分的一种特殊存在, 因此认为保护处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早已存在, 我国的刑事立法和行政法上存在数量不少的取代保安处分的部分功能并且在性质上与国外保安处分相接近的各种犯罪预防措施。但笔者认为, 严格意义上的保护处分在我国并未存在, 有关保护处分的概念以及使用在我国的法律中也并没有规定。这是因为我国的一些法律中规定的以上类似的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 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性质类似于国外的保安处分, 但并非保护处分。而我们所说的保护处分代之以教育方法对待非行少年, 它是以保护少年为目的。不管是保安处分, 还是保护处分, 国外上诉对其适用一般须经过诉讼程序, 但我国的上诉措施, 并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 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 其不仅是在机构建设还是在制度建设方面, 少年法庭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少年法庭及法官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同时,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 为少年法庭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遇。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对少年司法领域展开了诸多主动的探索, 一些国外对犯罪少年的处遇方式被引进来,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长宁区法院对少年犯罪人所适用的监管令和社会服务令, 同时, 各地法院少年法庭开展审判延伸工作, 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例如建立“失足未成年人帮教基地”, 上海高院开展的观护回访工作, 广州中院面向社会聘请社会观护员、社会调查员, 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展亲职教育工作等一系列的探索, 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虽然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取得了很多成功, 司法上也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力度, 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 从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犯罪通过实证分析看出, 虽然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以及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率持续下降, 但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明显,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还未深入人心, 因此构建我国少年保护处分制度, 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存在的相类似性的保护性措施及评价

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中并无保护处分的规定, 但是实践中, 我国刑事法律、其他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了较多的类似于保护处分的措施,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在我对犯罪国的刑事法律中规定了8种非刑罚措施, 分别是责令管教、收容教养、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礼道歉、责令赔偿损失、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犯罪分子予以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等, 这些可以从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第36条第1款、第37条等法条中可以看出。第二, 在一些其他法律规定中也能看出收容教养、劳动教养、强制治疗、强制戒除等类似保护性措施的存在,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等。第三, 在我国的一些行政法规或者规章也可以看到劳动教养、工读教育、收容遣送、社会帮教、社会救助等的身影。

笔者认为, 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权利保护角度来说, 现行的收容教养制度应该废止, 因其制裁的严厉性和刑罚相差并不明显且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而劳动教养弊病早为各界所批评, 废除劳动教养的呼声日高, 笔者认为, 虽然废除劳动教养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也不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需要, 但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必然的, 也是可行的。从现行的法规来看, 对于少年的劳动教养也已经做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劳动教养对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有很大的干涉性, 且不正当的惩罚性措施更易对心理波动性大的青少年产生负面效果, 因此有必要严格劳教对青少年的适用, 以至于废止, 以达到对青少年“减少监禁措施的适用, 以不脱离社会矫正为主”的目的。1955年7月1日, 我国在海淀建立了第一所工读学校, 它是参照苏联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目前工读教育的适用对象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虽然各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工读教育的具体适用对象在年龄界限或者行为类型上会有差别, 但是对这些少年适用拘禁式的处分显然过于严苛。适宜将其改革为学校式感化教育性措施, 而且将审批权从教育行政部门转归为少年法庭, 由少年法庭按照保护处分程序决定适用。

除上述三种之外, 还有拘留、收容教育等都需要废止。虽然这些措施形式上类似于域外保护处分措施, 但其在与刑罚的关系、适用的对象、范围、及程序等方面均与域外的保护处分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 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措施基本上不具有替代刑罚的性质, 其充其量是刑罚的补充, 而且大都是属于行政处分措施的范畴, 另外在适用程序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权自决系统, 少年无法获得必要的程序救济, 而且有的并未区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例如劳动教养, 在当今世界中, 各国的少年刑法大都以保护处分制度为核心内容, 而我国由于少年立法的落后, 保护处分欠缺正式的法律地位, 也未形成系统性的保护处分体系, 现有的类保护处分性措施不仅并未优先适用的地位, 而且绝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惩罚性, 与保护处分所注重的“保护”理念并不相符, 因此, 为使少年刑法“以教代刑”的理念能够切实贯彻, 构建我国少年刑法保护处分制度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我国少年保护处分适度的若干考量

保护处分是对违法犯罪少年所采取的一项教育保护措施, 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目的, 它有利于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我国的少年刑法在指导思想上有诸多称道之处, 然而在制度建设方面, 尤其是立法方面却十分落后, 缺乏刑罚的有效替代措施和制度保障, 在少年刑法方面, 刑罚仍然不得已不成为抗制少年犯罪的的主要手段。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 对于采用非刑罚、非监禁处置的少年, 我们面临着无法对其有效监管、教育的窘境, 成为困扰少年司法机关的重大问题。反观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少年刑罚, 均在刑罚之外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保护处分制度,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构建我国少年保护处分制度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重大任务。

(一) 立法保障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因此要确立保护处分制度首先必须在立法领域有所突破。我国目前的法律模式只规定了青少年犯罪适用单一的刑罚处罚模式, 无法承载对于犯罪少年“教育”、感化、挽救”的美好愿景, 主要还是我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少年法律体系, 有关未成年人罪错的处置措施主要规定在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 笔者认为, 从少年法发展的方向看, 在未来建立单独的少年法是必然的趋势, 在少年法当中规定保护处分是最优的立法方式, 这是因为单独的少年法可以将少年司法的基本原则、实体、程序、措施等予以集中规定, 有利于实现少年法的系统性与法典化, 将保护处分以专章置于少年法之中, 有利于少年法的完整性, 同时也有利于避免立法的前后矛盾。

姚建龙老师在其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一文中分析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 也具有一定的经验和人才储备, 关键的是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经济基础和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皆已经具备, 笔者对此比较认同, 少年法院作为一种机构配备必须具有一系列实体法、程序法的支撑。但如若将少年刑法放在刑法的后面, 容易弱化少年刑法特殊性意义, 如果再将保护处分在现行刑法中专章加以规定, 总会给人一种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感觉, 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中, 具体的法律条款原则性和号召性过强, 混淆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少年事件的处理落实和立法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不相同步,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法规自身设计不科学和可操作性不强。因此笔者还是坚持在制定少年法的基础上在少年法中以专章加以规定, 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 真正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和“优先”保护。

(二) 适用对象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国外少年保护处分的适应对象不应该仅包括犯罪少年。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将我国的少年违法行为分为三个层次:一般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 很全面的概括了少年违法行为的现状。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章对少年一般不良行为作了规定。少年一般不良行为是指少年所实施的, 轻微违法或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 笔者认为此种行为应该排除在少年保护处分制度之外, 不管是基于“预防”还是“保护”的角度, 此种行为都不需要我们从法律上进行保护和调整, 这也是基于保护处分的谦抑性, 避免对于少年过度干预产生标签效应的考虑。保护处分的适用基础是“罪错”, 所以一般意义上保护处分的对象即是犯罪少年或实施了严重不良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按照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 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刑法所规定的8种重罪承担刑事责任, 16周岁以上则需要对所有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 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按照成年人的刑事法律进行施以刑罚, 这种情况不利于少年犯罪的预防, 不利于犯罪少年的重新回归社会, 还背离司法的基本理念, 应当予以改变。对少年的行为属于严重不良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程序进行处理, 由于在适用时过于严厉并且缺少司法审查极易造成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侵害。笔者认为, 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 出于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考虑, 除了犯罪少年之外, 应将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作为保护处分的适用对象, 避免这些少年进一步实施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将具有一般不良行为的交由其他的社会机构进行辅导、教育, 排除保护处分的适用。

(三) 体系设置

构建我国的保护处分制度, 应当在立足我国的现状的基础上, 对我国现存的那些保护性措施有选择的废止或者改革, 同时, 还可以对少年司法实践探索中的一些措施进行吸收利用, 例如社区服务令还有监管令, 或者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吸收新的保护处分措施, 从而建立我国的保护处分体系。在这过程中, 应尽量较少限制剥夺自由类的措施, 扩大社区类措施的适用, 总体上达到一个逐步由宽到严、衔接顺畅而又和少年刑罚有序过渡的效果。

1.社区性保护处分

社区性保护处分是指“以开放式社区为执行载体的, 不以少年人身自由的剥夺或者限制为主要形式的保护处分。”它应当是在未成年犯所生活的社区进行的, 为了适应少年裁判个别化的需要, 社区处分宜多样化, 我国现有的处置罪错少年的非刑罚措施中, 有多种可以在社区性保护处分中加以改造适用, 同时可以参照域外社区保护处分的种类, 设置一些新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 用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1) 非刑处置的继续使用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或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根据案情的不同情况, 可以采用相关的措施, 如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同时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训犯罪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有体现, 这些非刑处置措施训诫、具结悔过、罚款、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责令严加管教都可以作为社区性保护处分的内容加以适用, 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实际, 同时也符合的社区性保护处分制度的精神, 因此可以为我国的保护处分所用。

(2) 新增社区保护处分措施

社会服务, 是责令少年从事公益劳动或者到某一指定的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的社会服务劳动。我国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 但我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探索, 上海长宁区法院的社会服务令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服务时间、服务场所都进行了规定,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得到推广, 如河北省人大制定的《河北省预防少年人犯罪法实施办法》, 将社区服务令以法规形式明确下来;安徽省来安县法院出台的《关于推行社会服务令的暂行规定》等, 社区服务是在保证少年正常的受教育时间前提下, 在一定范围和场所进行的, 使其在劳动中补偿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接受教育和疏导, 并可以在劳动中反省和认识自己,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假日生活辅导是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所规定的少年保护处分制度之一, 其中规定了少年之假日辅导的次数范围, 三次至十次, 规定了由少年保护官基于少年法院的交付在假日的时候对少年进行个别或群体的品德教育, 并对其学业或其他作业进行辅导, 少年保护官为了养成少年勤勉以及守法的习惯, 可以命令其进行劳动服务, 将其交付适当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 并对其指导, 此外少年保护官有权根据辅导的成效决定辅导的次数。我国的假日生活辅导的次数、执行方式等均可参照于此, 由少年法庭执行, 或者由少年法庭交由青少年社工执行, 少年法庭负责监督。

保护观察是由特定的少年保护 (观护) 机构履行对罪错少年实施监督、提供服务和援助以及接受咨询等。它在国外被看作一种最重要的社区保护处分, 具有以司法的权威为背景的权力关系以及承载社会福利性或教育性的机能的非权力的人际关系的双重特性。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社区矫正措施, 带有保护观察的色彩, 但是却存在依据不足、部门职责不明确、协调不顺畅、专门机构不健全、社会参与力量薄弱、适用率低等问题, 笔者认为, 结合我国现在建立的社区矫正制度,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少年保护观察制度, 由少年法庭决定对谁适用, 设立专门的观护官, 组建专业化、职业化的观察员队伍, 并大力培养少年社工队伍和志愿者队伍, 共同促进保护观察工作的顺利展开。保护观察可以对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采用, 也可以作为刑罚替代措施对犯罪少年采用, 也可以和普通刑罚配合, 附加适用, 根据我国近年来司法领域的一些实践性的探索和创新, 可以结合“四缓制度 (缓处考察、暂缓起诉、暂缓判决、缓刑) ”来使用, 这些都无疑体现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很大程度上切合了保护处分制度的理念。

2.中间性保护处分

中间性的保护处分是介于社区性保护处分和拘禁性保护处分之间的过渡性的保护处分, 它是基于对罪错少年施以社区性的保护处分不足以达到教育保护的效果, 而给与机构性的保护处分又过于严厉而设立的一类折中性的保护措施。在1997年修改的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中, 新增了一个中间性的保护处分措施———安置辅导, 它是将罪错少年安置在相关的少年福利性机构之中, 如儿童福利院、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志愿家庭等。我国大陆目前缺少这种中间性的保护处分措施, 从长远来看, 应设立这种类似的机构对于罪错少年施以教导、矫治, 以增强保护处分的弹性空间。

3.拘禁性保护处分

拘禁性保护处分是以剥夺或限制罪错少年人身自由的保护处分措施, 这是最严厉的保护处分措施, 它是在罪错少年的人身危险性比较大, 适用社区性保护处分及中间性保护处分不足以达到教育保护的目的而实行的。一般而言是在穷尽其他非拘禁性保护处分措施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在国外, 这类措施主要拘禁于培训学校、移送教养院、少年院等。我国现行法中存在的一些非刑罚性的措施中, 具有拘禁的性处分很多, 例如拘留、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 这些措施惩罚性比较强, 在实践中适用过多且收效甚微, 与少年罪错处置的非监禁化理念多有背离。笔者认为, 对于其中不必存在的可以废止, 考虑保留工读学校 (可将其改为学校式的感化教育措施) 、强制治疗、强制戒除等, 但是应当祛除其行政处罚的色彩。另外, 还要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 在严格遵循司法处分原则的基础上, 严格适用的条件, 避免因为拘禁性措施的过多适用而带来的对罪错少年标签化的负面影响。

(四) 程序设计

保护处分虽然是以保护、教育少年为宗旨的, 但毕竟其是对罪错少年权益一种处分, 其本身就具有对少年的限制性, 如果适用不当, 就有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权利, 为了保证其在实践中规范运作, 必须从立法上进行严格的程序设计, 以实现保护处分优先的理念。少年法院 (我国是少年法庭) 作为制度的中心, 其管辖权的界定, 需要首先进行明确。在日本, 由家事裁判所专属管辖少年案件, 而且享有“先议权”, 如果家事裁判所认为少年犯罪需要进行刑事处罚, 必须将案件移送检查机关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日本少年法》第20条的规定, 原则上家事法院对于不满16周岁少年的相关案件是不能作出移送检察院的规定的, 除非发生人死亡的结果, 在这之中, 家事法院对是否将少年移送, 是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少年关于将少年案件移动检察官的规定基本相同, 少年法院享有决定权, 即先议权的制度。同样也规定少年检察认为若少年案件符合公诉条件的, 必须提起公诉, 应适用保护处分的, 移送少年法院。在美国, 主要是通过年龄、移送管辖听证会、共同管辖下由检察官作决定等形式来确定少年法院的管辖权。上述国家和地区中的刑事程序是以保护程序的启动为先的, 但是在我国进行构建时要结合我国国情,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保护处分的主体应该且必须是少年法庭, 借鉴域外的保护处分的适用程序, 建议我国少年保护案件的基本程序如下:

1.调查和决定

调查是少年司法制度程序性规则中的重要内容, 它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在程序上的体现。只有在充分把握少年的品格、经历、家庭状况、生活、学习环境等背景资料基础上, 才能对少年实施的罪错行为的原因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仅仅依靠庭审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法官无法作出全面的判断。这是基于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调查分为一般调查和特别调查, 一般调查是指少年案件应当先由专门的少年警察进行调查, 调查结束后, 均直接送到少年法庭审理。特殊调查是少年法庭在审判前对未成年所做的社会调查, 是由少年法庭专门设立的社会调查官进行的, 社会调查的内容是围绕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学习、性格、心理等展开的, 调查完毕应当制作社会调查报告。

少年法庭的法官根据两项调查的结果, 初步审查后作出以下决定:按照少年保护案件开庭进行审理;决定不交付审理;认为构成刑事犯罪的, 移交相应的少年检查机构提起公诉。

2.审理和裁判

在少年、法定代理人以及监护人等的参与下, 遵照规定的程序, 通过法官的开庭审理, 有利于少年等相关人员充分理解保护处分的宗旨, 提高保护处分的效果。我们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保护案件时, 应坚持不公开原则避免给少年带来不利的影响。少年的父母、监护人应当出席法庭, 必要时还可以邀请其他近亲属或者教师出庭。对于少年保护案件的审理方式可以采取符合少年身心特点的方式, 例如圆桌审判的方式。法庭审理程序以弹性为特点。

审理结束后, 少年法庭可以作出如下裁定:不予保护处分;决定适用一种或者多种保护处分。对于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少年刑事案件, 少年法庭享有免除刑罚适用保护处分的权力。对于保护处分决定可以通过事后程序来寻求救济。事后程序有两种, 第一种是保护处分的撤销变更, 第二种是上诉, 这些事后程序都是少年法在审判制度上追求绝对真实的必要措施。

(五) 机构配备

理论界认为“中国少年刑事司法组织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 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少年保护处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相关配套的机构和设施, 我国现阶段, 公检法机关对少年事件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不足, 协调整合不全面, 为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少年矫治工作, 建立体系化的少年保护处分机构是必须的。第一, 警察位于面对各种犯罪的最前沿, “少年警察是指专门负责处理少年案件的警察, 包括设在警察部门内的专门处理少年事务的分支机构和一般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少年事务的警察人员”, 目前, 设置专门的少年警察机构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例如美国的“少年警官”和“少年警官协会”、日本的“少年警察课”或“少年警察股”, 英德的“少年分局”或者“少年部”等, 尽管我国1987年颁布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以及在1991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体系的通知》等文件都已经对负责少年案件的专门人员或机构的设立进行了概括的规定, 但鉴于各地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发展, 大部分地区至今仍未设立专门少年警察机构, 这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国家应积极促使在普通警察机构中设立少年科, 并加强对少年警士的训练和少年犯罪侦察的特殊训练与研究, 以帮助他们提高解决少年犯罪问题的能力。”这些少年警察一来要具备心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 二来要定期进行专业的应对罪错少年技巧培训, 例如针对不同的少年, 采取的措施也应各有侧重, 针对犯罪少年, 侧重全面调查, 针对一般的不良行为少年, 侧重辅导、引导、和忠告等, 这样少年警察才能更好的完成其职责。第二, 伴随少年司法改革的浪潮, 虽然我国的少年检察机构要么建成了独立的少年检察机构 (包括科、处两个级别, 称为少年检察科) 要么成立了半独立性的少年检查组, 即使在没有具备建立少年检察机构条件的地方, 也确立了一至二名少年检察员对少年犯罪案件进行专案专办,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的看到, 这些机构在工作模式、稳定性、工作环境、专业人员配备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亟需建立独立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的设立是伴随少年审判机构独立化的必然趋势, 对规范少年检察工作、强化检察工作的专业性以及发挥其挽救教育失足少年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 建立专门的少年法院现今已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工作的普遍做法, 我国保护处分制度的建构和顺畅运转, 也离不开少年法院的构建。第四, 完善社会帮教机构, 整合社会力量, 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的责任, 加强这些组织之间的配合与协作, 共同签署安置帮教协议书, 明确职责, 落实帮教工作, 最大化的实现社会帮教安置帮扶犯罪少年、不良行为少年以及刑满释放少年的主要功能。

(六) 后置保护

未成年人记录封存制度是指如果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未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的刑罚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应当对其相关犯罪记录封存。这是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给予保护的一大进步,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获得被依法封存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这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进行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然需要。2012年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制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矫正的特殊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所应遵循的方针、原则、方式以及保密性等相关规定, 这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中都有相关体现, 体现了对少年犯隐私的严格保护。在了解以上法规的精神的基础上, 我们对经过少年保护处分的少年案件, 在对其相关的保护程序处理后, 其相关记录也应进行消灭。为了避免这项制度的滥用, 可以规定在保护处分执行期满两年后方可消除。

为了弥补因家庭私力监护不足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国家监护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社会保障机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国家一方面通过相关机构对未成年人监护进行外部监督, 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家庭出现监护不力或者不能的情况下由国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近年来, 未成年权益遭受侵害的热点事件接连发生,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缺失造成的。目前, 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正筹备建立和完善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国家干预制度, 对事实上无人监护状态的未成年人给予高度的重视。此外, 对于如何评估监护人的监护资质以及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干预机制, 国家应该着手制定相关的规定, 及时拯救“监护不及格”魔爪下的未成年人, 通过建立以及完善相关的儿童福利制度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好的生存与成长环境。笔者认为, 对于少年法庭审理的保护处分的案件, 如果符合国家监护的条件, 可以裁定适用, 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发展与改革 篇3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理念；发展；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 A

一、少年司法制度的法理渊源

(一)从“国王亲权”到“国家保护主义”

在古代，统治者以天子自居，自命为上帝派来主管人类万物生灵和一切事物的主宰，“国王亲权”观念便是产生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国王亲权”观念最直接转化为有关法律制度的内容，是从罗马法的监护制度开始。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部分地继承了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这种“国王亲权”的观念。到17世纪，英国衡平法院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管辖范围，扩大到了一般的未成年人，特别强调对于那些身心发育不正常的未成年人和孤儿的保护和教养。

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各种进步思想的出现以及法学等领域的发展， “国王亲权”的观念逐步被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亲权”观念所取代，特别是在19世纪后，随着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少年法的诞生， “国家亲权”的观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通过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制化而发展成为“国家保护主义”。所谓“国家保护主义”是与“国王亲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国家保护主义”的观念中，国家取代了以前国王的地位，强调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加以保护和教育的责任。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对“国家保护主义”的观念提出了疑问，从联合国历届防止犯罪会议的精神来看，开始用“公平对待”青少年的概念来取代以前“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就体现出这一转变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标志着预防犯罪体系从“消极性的策略”向“积极性的策略”方面转化。

(二)刑法革命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出现许多社会失控现象，导致青少年犯罪剧增。对青少年犯罪进行预防和控制的传统对策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少年犯罪成为西方国家严重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制定新的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来对青少年犯罪加以预防、控制和治理。在刑事法学领域，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应运而生，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了著名的刑法改革运动，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刑事古典学派提倡的“报应刑主义”发展成为“社会防卫主义”，主张不按罪行轻重，而按犯罪人的类型和犯罪趋势进行审判，强调刑罚的作用不在于对犯罪行为的报应，而在于预防犯罪。这一观点以及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制度，风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证犯罪学派兴起，许多专家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来研究少年犯罪的原因，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新方法和新对策，并促使各国政府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源自北美继而波及许多欧洲国家的“少年法庭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许多法学家和学者认为，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应有专门的立法和法庭来处理少年犯罪问题。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客观上对促使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拯救儿童运动

19世纪末，由美国改革者杰克：素尼首先提出的“拯救儿童运动”蓬勃开展，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儿童进行照管，将少年儿童从犯罪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儿童权利运动有所发展。1959年专门通过了一个《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到70年代，对儿童权利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作为国际儿童年的1979年，这种认识达到了顶点。改革者们认为：儿童和成年人一样是人而不是财富或别的可以任意凌辱和虐待的对象，他们不仅有权得到社会和父母的良好教育和爱，而且还必须象成年人一样同样做为“人”来对待。

二、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一)理念的发展：“双重目的”的矛盾

所谓双重目的的矛盾，即对于违法犯罪少年的处理，既要达到刑事政策的目的；又要达到福利政策或社会政策的目的。既要“恨罪人”，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给予罪犯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罚；又要“爱罪人”，对青少年加以保护，处理少年犯应以有利于少年犯的矫治和更生为原则。而给予少年犯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处则往往不利于对他们的矫治和培养，因此，常常表现出教育、帮助、改造与罪有应得的矛盾，普遍遏制与个别保护的矛盾，保护少年本人与保护社会的矛盾以及立法和司法的矛盾等等。现代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一直没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协调处理好这一问题，一般是在处理少年案件时，采取刑事处分和保护处分相结合，以保护处分为主的措施。无论是从古老的“国王亲权”的理念来看，还是从少年司法制度诞生之初的司法实践来看，少年司法机构在处理少年案件时，都是以一种“父亲”的形象起作用的。这也是当时少年法庭的设计者们所着意塑造的一种形象。因此， “一切为了儿童的利益”、“一切为了儿童的福利”便成为当时少年法庭一切活动的宗旨，少年法一般也是以保护和健康培养青少年为目的，而基本上没有考虑保护社会的利益。随着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人们发现少年法庭对少年犯过于偏袒，其处理过轻甚至纵容了罪犯，少年法庭的司法活动成为促使青少年犯罪增加的一个因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普遍强调少年司法制度在保护少年犯的同时，还应强调保护社会的利益。各国的立法和司法者们一直没有协调处理好这双重目的的关系，使得双重目的的矛盾一直成为现代少年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保护主义的绝对优先地位已经在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中消失了。

(二)少年司法的发展

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的发展，与儿童权利有关的问题在少年司法制度中被提了出来，例如，少年是否有权享有成年被告所享有的一切法定权利(辩护权、上诉权、沉默权等等)，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强加给少年的所谓“保护性处遇”，他是否有权拒绝，在诉讼程序中如何保障这些权利得到实现等等。这些问题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已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以美国为例，在50年代末，有关少年法对少年法庭的司法程序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把少年法庭的审判分为审查与量刑两个阶段。在60年代的刑法改革运动中，美国最高法院又对几个少年案件进行了判决，随后，各州的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相继仿照判决了一批少年案件。在实行判例法的美国即相当于通过一些新的少年立法，导致了少年司法制度史上的又一次程序革命。例如，在哥尔特案判决之后，少年法庭在审理有关少年刑事案件时必须：(1)书面通知被告指控的内容；(2)给予被告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3)给予被告与证人对质并询问证人的权利；(4)给予被告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权利。从此，在少年法庭就出现了辩护律师和公诉人，證据制度和上诉制

度也逐渐不同程度地在少年法庭开始适用，少年司法制度开始逐渐向成年人司法制度接近。

(三)少年司法实践的发展：三种模式

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司法模式”、“福利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还可以分出一种介于前两者的“中间模式”。一般说来，美国、原西德、法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实行少年法庭制度的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属于“司法模式”。而“福利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指的是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原苏联和东欧一些不实行少年法庭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现在国家的性质有所改变，但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时的少年司法制度有其独特的特点，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有较深的渊源和许多相似之处，从其处理少年案件专门机构所管辖范围和处理程序来看，与“福利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类机构处理少年案件的目的在于健康培养青少年，使之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而不仅仅强调促进青少年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这点与“福利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又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为了论述的完整性，仍称这类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为“社会主义模式”。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以后，其少年司法制度有向司法模式靠拢的趋向。

三、比较研究

(一)社会主义国家少年司法体系的特点

综观我国和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有以下几个特征：(1)强调国家对青少年的全面培养教育以及国家、社会各行各业在培养教育青少年和预防、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责任。(2)一般没有制定专门的青少年刑事法规，审理青少年案件时适用法律以有关刑事法规为主，其他法规为辅共同加以规定。(3)处理有关少年案件的专门机构非刑事性特点比较突出，采取的处理措施一般是非刑事性措施，而少年刑事案件一般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4)少年司法机构的体系性比较突出，预防、控制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强调社会各部门的综合作用，强调各种职能部门的相互配合。

(二)刑事司法比较

相类似之处：(1)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a，都是由于青少年犯罪问题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产物；b，少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c，改革的产物；d，不同程度都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e，强调青少年犯罪及其治理的特殊性；(2)设置专门的审理机构；(3)简化诉讼程序；(4)在审理和处罚安置方面，坚持以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身心正常发育为原则。

不同之处：(1)在适用法律方面：西方国家少年法庭适用专门的《少年法庭法》，而我国的少年犯合议庭适用的是有关刑事法规；(2)在管辖范围方面，西方国家少年法庭的管辖不仅包括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犯法的少年儿童”，而且还包括无人抚养和被遗弃的少年儿童。而我国现在的少年犯合议庭仅管辖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轻微刑事案件，其管辖年龄仅包括14周岁至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3)在刑罚方法和处置措施方面，西方国家少年法庭可采用刑事的和非刑事的两种措施，而我国目前的少年犯合议庭所能采取的措施仅限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或有关刑事措施。

(三)处遇类型比较

在处理少年案件时，我国有关少年司法机构可采取的非刑事性措施有： (1)警告；(2)罚款；(3)短期拘留；(4)训诫；(5)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6)送工读学校；(7)收容教养；(8)劳动教养；(9)帮教措施；(10)行政处分；(11)其他。有关刑事司法机构可采取的措施有：(1)无罪释放；(2)不起诉；(3)免予起诉；(4)定罪不判刑；(5)缓刑；(6)管制；(7)拘役；(8)有期徒刑；(9)剥夺政治权利。另外，根据刑法规定，还可采取罚金、没收财产、无期徒刑和死缓等刑罚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少年犯很少采用。

国外少年司法机构在处理少年案件时，一般可采取的非刑事性措施有： (1)释放；(2)警告；(3)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4)提出强制性义务；(5)将少年安置在寄养家庭；(6)送交居住性处遇中心；(7)照管、监管或监护；(8)送交医疗机构；(9)罚款、赔偿或补偿；(10)送交有关福利机构；(11)社区服务；(12)送交训练学校或教养院之类的机构；(13)短期拘留或少年禁闭等等。

在处理少年刑事案件时，特别是处理大年龄层次的少年严重刑事案件时，国外一般也是根据各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刑罚类型。此外，少年法庭之类的机构还采取一些富有特色的措施，例如：(1)缓刑考验期；(2)定罪不判刑的考验期；(3)延期判决；(4)不定期刑；(5)准惩性措施等等。象这类刑事性质的措施，在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体系中是很少见甚至没有，并值得借鉴参考的。另外，我国在处理少年案件时所采取的一些刑事性质的措施，例如缓刑、定罪不判刑、免予起诉、管制等等，与国外所采取的有关措施也有相类似之处，但其主要区别是：国外的这些措施一般规定在专门的少年法中，仅适用于少年犯，而我国则在有关刑事法规中加以规定，不仅适用于少年犯，而且适用于成年犯，甚至侧重于适用成年犯。

在非刑事性处遇方面，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比较完善的制度，例如“寄养制度”、“委托人制度”、“监护照管制度”、“居住性处遇中心制度”等等，有关内容虽然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中也有，例如我国的帮教制度，其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比较而言，这些内容在制度化和系统化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同时，还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补充和充实有关内容。另外，国外的有关处遇内容，例如： “向公私机构买服务”、“判决后的继续管辖”、 “累进处遇”和“消除刑事污点”制度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的。

四、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探析

(一)建立体系

立法体系。要加强有关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的法制建设，首先必须有法可依。我国在过去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又正在开始司法改革，各方面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即使暂时还不能系统地制定有关专门的青少年法规，也可以考虑将现行法律法令中有关青少年的规定系统的加以汇编整理，以法规汇编或法典编纂的立法形式对有关青少年的内容加以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同时，一旦条件成熟即着手有关青少年专门法规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法律解释的角度，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形式对法律内容加以充实。

少年司法机构体系。为了建立我国的少年司法机构体系，目前应当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全面总结各地建立少年司法机构的经验并继续有针对性地进行建立少年司法机构的试点工作，同时，注意以理论指导实践，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可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2)加强少年司法机构组织法方面的立法工作；(3)应当建立专门的少年法庭。

(二)在建立健全少年司法制度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应当坚持“相称原则”。所谓“相称原则”，这与传统刑法意义上的“罪刑相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在决定对少年犯采取什么处遇时，既要坚持有利于对青少年的健康培养，又要注意对他所采取处遇的处罚程度与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相适应。

应当坚持处遇的多样化、社会化和刑罚从宽的原则。尽量使被矫治的少年不要脱离社会。对于判处机构性惩罚的少年犯，应与成年犯分管分押，采取不定期刑和假释从宽等措施，注意对少年进行社会、职业技术和文化教育。无论少年犯任何罪行，都不应对他判处死刑，对剥夺自由、监内拘禁和自由刑等也应当严格限制，量刑应当从宽。

(三)健全和完善处理少年案件的具体立法内容

调查。其中包括阅卷调查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指负责审理少年案件的审判人员，为了教育、感化和挽救少年犯，进一步找出少年的犯罪原因，从而到少年生活和学习的街道、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调查了解与少年有关的情况。

审理。在审理形式方面，注意采取适合少年犯的诉讼程序，以启发式、疏导式的教育方式为主要形式；在审理内容方面，注意选择“感化点”。

青少年事务中心学习制度 篇4

为加强事务中心全体社工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创建学习型的组织，提高青少年社工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特定本学习制度。

一、学习组织。参加人员为事务中心全体社工，可根据学习需要安排相关人员参加。

二、学习计划。学习干事负责制定学习计划，确定研讨专题，提出学习要求，主持集中研讨活动，指导和检查社工的学习。

三、学习时间。社工集中学习时间，原则上每月至少安排2次。集中学习研讨时间不少于12天。

四、个人自学。全体社工要积极开展读书自学活动，提倡充分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认真看书学习。

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制度 篇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切实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落实到实处，将法律援助工作向社会延伸，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青少年维权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增强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意识，保证其成为适应跨世纪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四有”新人，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在法律援助工作环节上得到全面落实，推动全市掀起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提高青少年法制意识在法律援助工作环节上得到全面落实，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三条加强对青少年维权帮助和法制教育，有利于让青少年充分享受司法公正，培养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实现国家对青少年的培养目标；有利于创造维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条本制度包括权益保障制度、专人办案制度、一案一载制度、跟踪回访制度、专题教育制度。

第二章权益保障制度

第五条开通“xxxxxxx”维权热线电话，倾听未成年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为青少年维权开通“绿色通道”，对于青少年维权案件免于审查的经济困难情况，并实行“五优”即优先咨询、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优先结案。

第七条结合办案，维护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结合法律援助入乡村、学校开展开

展法律咨询和法律宣传活动，积极创建“青少年维权岗”。

第三章专人办案制度

第九条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需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保障其合法权益。办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要“调解优先”原则。

第十条对未成年人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审查办理，办理人员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法律法规的人员组成。

第十一条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案情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

第十二条受理机构和承办人员未经法定许可，不得向社会及新闻媒体公布、宣传未成年人个人情况及有关案情。

第四章一案一载制度

第十三条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一案一记载。

第十四条在办案过程中，应当记录未成年人案件的具体情况。第十五条一案一载工作由专人负责记录。

第五章跟踪回访制度

第十六条对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实行跟踪回访，及时向其家长或学校了解掌握其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第十七条有选择地进行回访，总结成功经验。

第六章专题教育制度

第十八条在辖区范围内，立足学校，面向社会，进行法律援助免费帮助青少年维权的宣传。

第十九条不定期地开展“青少年维权宣传”活动。

第七章附则

兴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管理制度 篇6

为保障兴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活动的正常开展，保障俱乐部的健身环境和正常秩序，特制订管理制度如下：

一、球类场馆仅限创始会员及会员运动健身使用；

二、俱乐部要对场地设施定时检查、保养，如发现设施损坏；及时报有关部门进行维修；

三、场内严禁吸烟。严禁乱扔瓜皮果壳、口香糖、废纸杂物等，保持场内环境卫生。严禁携带具有可燃性、腐蚀性、污染性物品入内，违者按实赔偿经济损失。

四、锻炼身体勿忘安全，举止要文明、礼貌、有序。

五、进入场馆内应服从俱乐部工作人员管理和指挥；违反规定者，视其情节严肃处罚。

六、俱乐部员工进入场地活动，要严格按照场地器材使用规定进行活动，严禁违章操作，以防伤害事故的发生。

七、俱乐部员工应自觉爱护场地设施，以防杜绝故意损坏或污染场地的事故发生。

八、任何人严禁在场地内进行危险动作，受伤自行负责，如有损害照价赔偿。

九、俱乐部全天开放；周六、日安排球类运动项目推广活动！

全力做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 篇7

健全法制教育工作机制

以建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长效机制为目标, 加强领导, 健全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由汉沽工委、管委会领导牵头, 普治办、司法局、综治办、教育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部门领导组成青少年法制教育领导小组, 明确成员部门职责和任务, 并做到细化各级岗位责任, 增加专项经费, 加强部门力量, 定期专题调研, 研究部署工作, 形成以教育系统、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机构为主, 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

二是建立中小学法制副校长为主体, 各校政教部门、班主任和团队组织为骨干的法制教育工作队伍, 形成在校青少年法制教育组织保障体系。

三是完善非校生青少年法制教育体系, 发挥公检法司、社区矫正和街镇司法所协调联动机制作用。

四是推行学校和家长协调沟通机制, 在中小学校建立由学生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学校领导组成的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委员会会议, 及时沟通了解学生及家长思想动态,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 以家长委员会为依托, 利用每学期末学生家长会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通过家长言传身教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深化在校生法制教育

一是发挥第一课堂主渠道作用。按照《中小学校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和《天津市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 各中小学校不断调整完善法制教育教学计划, 保证教材、课时、师资落到实处, 尤其在教育内容上坚持预防犯罪与明确权利义务、维护自身权益相结合, 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及心理教育相结合, 对提高青少年学生自我防范、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成效十分明显。截至目前汉沽辖区内36所中小学的法制课开课率达到100%以上。

二是拓展法制教育第二课堂。在校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组织引导青少年学生自编自演法制文艺节目, 编制法律知识手抄报、自办法制教育宣传专栏, 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诗文朗诵比赛, 组织学生参观图片展览, 观看法制教育影片、录像, 举办“法制故事上舞台”演讲会、“我与法律同行”观摩会等适合青少年年龄特点的法制教育活动, 使青少年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增强崇尚法律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 在寓教于乐中健康成长。

三是推进依法治教。坚持不断加强各学校制度建设, 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都依法规范进行。同时, 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教育和管理, 组织他们学习《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法律素质和依法治教的自觉性, 使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学法用法等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

四是强化法制副校长职能。汉沽自2003年起实施法制副校长制度, 由政法机关各部门选派30多名优秀干警担任各中小学法制副校长, 他们定期为各学校举办法制讲座或法制报告会, 协助所在学校开展依法治校活动, 取得了较好成效。六五普法开展以来, 按照汉沽《关于加强法制副校长工作的意见》要求,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法制副校长考核和奖励机制, 推进校园法制教育教学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 更好的发挥了法制副校长职能作用。

五是开展延伸教育。在青少年学生寒暑假、节假日期间, 依托街道社区和镇村, 由政法各部门、街镇综治办、司法所会同学校, 通过组织青少年学生开展法制演讲、法律知识竞赛, 实地观看法官审案、参观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有形活动, 教育熏陶青少年遵纪守法快乐成长。

强化重点人群重点教育

对在校生以外的外来务工青年、刑释解教回归社会社区矫正人员及有问题的重点人群等, 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 确定相关部门, 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法制教育。

一是由法院、检察院、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居 (村) 委会以及学校等单位, 对劣迹青少年 (包括在校学生) 在调查摸底基础上, 强化引导规范教育和管理。

二是由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重点对象定期检查, 掌握动态, 加强重点教育。

三是有针对性的开展外来务工青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2010年, 以外来务工青年聚居的胜佳公寓为依托, 组织开展了以“法律进公寓、劳动更和谐”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现场服务活动, 推动了此类人群的法制教育工作。

推进法制教育基地建设

在各街镇社区和农村建立完善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 利用基地组织政法干警、法制副校长举办法制报告会、模拟法庭、法制图片、禁毒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熏陶和教育。2010年7月, 汉沽首家进城务工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在胜佳公寓建立, 并举行揭牌仪式。依托该基地, 定期举办法制讲座, 对提升外来务工青年的法律素质发挥了促进作用。

发挥媒体宣传教育作用

一是充分利用《法治时空》电视栏目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 从2008年起, 汉沽普治办、汉沽司法局与汉沽电视台联合创办《法治时空》栏目, 至今每月一期, 选取发生在人们身边的鲜活案例, 生动形象地宣传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青少年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对教育青少年遵纪守法, 减少违法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

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现状与措施分析 篇8

【关键字】青少年法制教育；问题；措施

1、现阶段身为社会栋梁之才的青少年们道德水平不断下降，违法犯罪人数持续增长，而且现在的青少年犯罪日益呈现出犯罪人低龄化、犯罪形态多样化、犯罪手段残忍化等特点，令人触目惊心。因此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预防青少年犯罪、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却存在着以下问题：

1.1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手段单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任课老师很多都是由学校的政治老师兼任，但是他们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虽然懂政治却不精通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保证法律基础相关的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在我国学校法制教育过程中，老师用教育模式都过于单一，通常是主动授课模式。这一教育模式忽视了辅助教学的作用，使课堂教学的课堂氛围死气沉沉。兼之法制教育的内容本身就与学生的专业无关，且理论复杂、深奥，更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更容易使学生产生排斥心理，使得法制教育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纵然老师在讲台上面讲解的慷慨激昂、唾沫横飞，也难成其就，学生依然半知不解。

1.2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我国的法制教育隶属于德育，中小学法制教育课程自然也缺乏独立性，也是德育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中小学校的教学大纲虽然已将法制教育课程纳入其中，确保了该课程的授课时间，但是并未对法制教育的教材做出明确规定。现在我国的小学生德育课程是依据《公民》一书，主要普及一些道德常识，教育小学生们要恪守校纪校规，要遵守交通规则等等。“思想品德”一课则是初中生德育的主要课程。到了高中阶段，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等课程组成了德育的课程。在这些教材中，均没有涉及到有关法律方面知识的教学。进入大学之后，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专业学习法律知识之外，其余专业的学生都局限于公共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学习法律知识。从课程设置来看，法制教育课程设置缺乏其应有的独立性和重视度，只是单一的从属于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在2006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方案落实之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课合二为一设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的课时较原先有所减少，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也仅仅占到新编教材的三分之一。

1.3青少年法制教育考評体系落后

学校片面追求智育，只重分数看轻德育，教师大多认为学生只要成绩好即可“一俊遮百丑”，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法制教育便成了单纯的知识了解课，基本上处于应付状态。只要学生明白是什么即完成任务，却不管学生是否这样做，直接导致了学生道德观念模糊、法律意识淡薄。如今日益增长的青少年犯罪率足以证明现行法制教育的疏漏。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无论什么学科，一贯以考试作为唯一的评价方式。由于现行中小学的教学大纲根本没有直接将法律知识纳入到中考和高考的考试范围，所以法律知识不像其他的学科那样受到老师和学生的重视。因此，为了检验中小学法制教育效果，也为了凸显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将法律知识也作为考察要点列入中考和高考的范围中去。

1.4家长教育观念的问题

我国的家长历来只重结果不问过程，过度追求孩子成绩，重智轻法，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德行发展。他们往往紧盯排名，却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视而不见，直至孩子走上犯罪歧途才追悔莫及。在法治社会中，光有好成绩没有好的德行和正确的法制观念是无法立足的。

2针对以上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我将根据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成因，提出自己对于如何加强青少年法制观建设的一些看法和措施。

2.1学校应开设法律课程，要让青少年，知法、懂法从而遵守法律规定。以实际案例为载体，用事实说话，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组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主题座谈会、法律宣传咨询、征文演讲等系列活动。增强青少年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全社会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的意识，不断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队伍建设和基地建设。

2.2从青少年的犯罪案例分析，大多数犯罪的发生都起因于一些生活中的小摩擦，因此，加强青少年处理生活小摩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对于帮助青少年增强解决生活矛盾，学校无疑是最重要的阵地，学校应定期以专题教育讲座的形式开展教育，并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发放宣传手册的方式巩固教育的成果。

2.3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监狱的方式，由学生自己去体会，并可邀请监狱的执法人员对学生就各种典型案例进行教育，使学生从中真正理解犯罪的社会危害。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继续推动制定完善涉及青少年利益的法律法规、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落实。有针对性的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预防和减少青年违法犯罪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2.4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提高家长教育能力

转变家长传统理念，提高家庭法制教育能力。没有人是生而优秀的家庭教育者，所以家长一定要转变重分数轻德育的传统观念，本着对孩子、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摆正德育、智育还有法制教育的关系，把家庭教育的重点放在孩子德行的培养上。通过积极地家庭法制教育，把子女培养成为知法、懂法、护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5加强社会治理力度，优化学校周边社会环境

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不只是学校和家长要付出努力，社会也要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社会环境的好坏是除了学校和家庭之外，也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切实影响到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开展、落实的情况。首先要在学校内按区设立治安岗亭，安排保全人员24小时轮守，做到时时有人来强化治安管理。其次，当地的政府要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取缔学校四周不符合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的餐饮店，关闭不按照法律规定经营的娱乐场所和提供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

2.6加强社区法制教育建设

第一，加强社区的法制文化建设如开办法制教育活动，设立社区图书馆收录法制教育的书籍报刊和杂志，提供学习的场所等等。第二，组织青少年学生和家长一起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法律实践活动，让他们对法律的感情得到升华。第三，社区在制定规章制度、设立工作机构时把维护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考虑进去，充分整合社区法制教育资源，整治社区环境，清除不良社会现象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