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讲稿

秦汉文学讲稿（精选6篇）

秦汉文学讲稿 篇1

梁建邦

编写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2005年6月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秦汉文学概况„„„„„„„„„„1 第一节

秦代社会概况„„„„„„„„„„2 第二节

秦代文学概况„„„„„„„„„„2 第三节

李斯及《谏逐客书》„„„„„„„3 第四节

《吕氏春秋》„„„„„„„„„„4 第二章

汉代政论散文„„„„„„„„„„5 第一节

汉代社会和文学概况„„„„„„„5 第二节

汉代政论散文概况„„„„„„„„7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8 第三章

汉代历史散文„„„„„„„„„12 第一节

汉代历史散文概况„„„„„„„12 第二节

司马迁和《史记》„„„„„„„13 第三节

班固和《汉书》„„„„„„„„22 第四节

《说苑》和《新序》„„„„„„23 第五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23 第四章

汉赋„„„„„„„„„„„„„25 第一节

汉赋发展概况„„„„„„„„„25 第二节

作品选讲„„„„„„„„„„„27 第五章

汉乐府民歌„„„„„„„„„„28 第一节

汉乐府创作概况„„„„„„„„28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作品选讲„„„„„„29 第六章

文人诗歌和文人五言诗„„„„„30 第一节

文人诗歌„„„„„„„„„„„30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31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32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34

秦汉文学的特点和地位

1、时间漫长

秦汉文学从时间上讲，它上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下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约400年时间。期间经历了秦朝、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西汉、东汉等几个历史时期。

2、地位特殊

从文学演变发展的长河来讲，秦汉文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在这一阶段，秦代时间短暂，文学成就不高。而汉代则出现了汉赋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汉赋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汉代文人诗歌的成就虽然不高，民歌却大放异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向来就有汉乐府民歌的称谓。先秦时期的《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则直接影响了汉代《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的产生，《史记》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例，“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传记文学方面也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汉初的政论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另外，《诗经》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楚辞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3、内容多样

在秦汉时期，新出现的文学样式有赋、乐府诗、五言诗（特别是文人五言诗）、七言诗、人物传记、小说等，文学样式是多样的。

4、作家不少

在秦汉时期，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有李斯、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班固、辛延年、赵壹等。

第一章

秦代文学

第一节

秦代社会概况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25年后，在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掉了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巩固这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统一的新生政权。如他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由皇帝总揽一切，实行了一套新的官制，皇帝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官员由皇帝任免，不世袭，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地方行政以郡县为单位，郡县两级主要官员由皇帝直接派遣，又颁布了一套严酷的法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和人民的反抗，秦始皇下令没收了民间兵器，又把六国贵族迁徙到咸阳（12万户）、巴蜀和南阳一带。他又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以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初，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发生了主张封建和主张郡县之争。守旧派强调“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理由。革新派的代表李斯严厉批驳了守旧派的言论，建议秦始皇：“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百家语者，悉诣守，守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后，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攻击，秦始皇即下令追查，把逮捕到的 460多个不满秦王统治的儒生，以“为妖言以惑乱黔首”的罪名活埋了。“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巩固政权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却禁锢并窒息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化为灰烬，文化和学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秦王朝的特点在于：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巩固政权的措施，既有进步有力的一面，又有反动残暴的一面；失天下匆匆享国时间非常短，前后仅仅只有15年时间。对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是“焚书坑儒”和残暴的统治。

第二节

秦代文学概况

一、文学概况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产生于秦代的作品有：儒家著作《羊子》四篇，名家著作《黄公》四篇、《成公生》五篇，纵横家著作《零陵令信》一篇，还有“杂赋”九篇。这些都没有传下来。甚至连秦始皇让博士做的《仙真人诗》也失传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使令乐人歌弦之。”

现存有秦代民歌一首：“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又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李斯与其他人创作的刻石文等。李斯的奏章如《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刻石文有七篇，有琅琊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

产生于秦代以前的秦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有《吕氏春秋》和李斯《谏逐客书》等。

有人把《吕氏春秋》（《吕览》）和李斯《谏逐客书》作为秦代的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吕氏春秋》集体创作于秦王八年（前239），李斯《谏逐客书》写于秦王十年（前237），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

因此，有人提出了秦无文学的观点。客观地说，秦代文坛是寂寞的。不发达的，但肯定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包括民歌在内，只是没能更多地流传下来罢了。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产生于秦代的一些作品，还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刻石文。《汉书·艺文志》还曾说黄公“作歌诗”，《汉书·贾捐之传》也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这些都说明秦代还是有一些文学作品的，可惜的是有不少已经失传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

二、秦代文坛寂寞的原因

秦代文坛寂寞的原因有三点。

1、文化底子薄。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一向为其他诸侯国是轻视，称之为“夷狄之邦”、“西秦”。秦国的文化底子是很薄的，产生于秦国的著作和产生于秦国的有名思想家是不多的。另外，从秦国的音乐就可以窥见秦国文化的一斑。真正的秦声，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者。这种简陋原始的乐器，粗野单调的乐曲，不但不能同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韶虞》、《武象》相比，就是和当时内地流行的俗乐“郑卫之声”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2、文化专制政策的禁锢和摧残。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特别是“焚书坑儒”禁锢并窒息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化为灰烬，文化和学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持有不同政治思想和学术见解的知识分子遭到了镇压，极大的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窒息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局面，于是便自然地造成了全国范围的一次文化大倒退。

3、建国时间短暂。秦王朝立国时间短暂，前后只有15年时间，从时间上来说，来不及出现更多的作家和产生更多的作品。这是秦朝文坛寂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能说是一个决定原因。

第三节

李斯及《谏逐客书》

一、李斯生平与创作

李斯（？——前208），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做到郡小吏。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今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后与韩非子一同从学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看着眼馋而不能吃），人面而能强行者耳（看起来像人，却没有人的志气和本领）。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说什么看不起世俗，讨厌名利，把自己装扮成与世无争的样子，这不是士人的真实思想）。故斯将西说秦王矣。’”遂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仕为郎中，并拜为秦王嬴政的客卿。秦王并天下，以李斯为丞相。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始皇死时，李斯和赵高合谋，矫诏杀死太子扶苏，谋立胡亥为秦二世。秦二世即位后，赵高当权，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

李斯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鲁迅先生说：“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现存散文有20 多篇。清代人严可均把它收集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中。比较有名的有《谏逐客书》、《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李斯所写的石刻文，质而能壮，开汉晋碑铭的先声。李斯的小篆被称为“李斯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也有李斯的功劳。

二、写作背景与郑国事件

《谏逐客书》选自《史记·李斯列传》，题目是后人加的，或称为《谏逐客令》、《上秦王书》等。它写于秦王嬴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客”，指客卿，是秦国人对六国在秦国做官人的称呼。“书”是一种文体，是臣下给君主的书信和意见书。题目的意思是，规劝秦王不要驱逐客卿的上书。

李斯写《谏逐客书》同“郑国事件”有关系。李斯拜为秦王客卿后，韩国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当间谍，企图以兴修水利（修有郑国渠）来消耗秦国的人力和物力，达到削弱秦国的目的，结果其阴谋被秦国发现，秦始皇十年，秦国宗室大臣劝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采纳了宗室大臣的意见，遂下令驱逐客卿。逐客事件的导火索是“郑国事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客卿在秦国影响了秦国贵族的势力。所以他们就排斥客卿，劝秦王把客卿全部驱逐。当时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在被驱逐的途中李斯写了这篇《谏逐客书》，主要列举客卿对秦国的巨大贡献，论证秦王驱逐客卿的过失，劝说秦王收回逐客令。

刘向《新序》说，李斯“道上上谏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骊邑，得还。”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 由此可以知到，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客卿制度。并且秦王又提拔李斯为廷尉（最高的司法长官）。

三、作品串讲与分析

全文三自然段（或为四自然段），每一自然段为一部分（四段者一二自然段为一部分）。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提出观点，指出逐客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以秦国重用客卿取得成功的历史事实，说明任用客卿对秦国有利，驱逐客卿对秦国无益。（谈客卿）

第二部分：联系实际列举秦王爱好异物外乐的事实，指出贵物轻人的危害，进一步说明客卿对秦国有用。（谈外物）

扬恽《报孙会宗书》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酣耳热，仰天扣缶，而呼乌乌。” 《古文观止》评论道：“秦王性好侈大，故历以纷华声色动其心，此善说之术。”

第三部分：指出逐客对秦国的统一事业不利，劝告秦王任用客卿以自强。（谈霸业）

四、主题

文章从秦国统一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强有力的事实，深刻地分析了逐客的错误和危害，提出了招贤纳士任用客卿成就秦国帝业的正确主张，奉劝秦王收回逐客令，任用客卿以自强。

五、写作特点

1、着眼点高，分析透辟。逐客事件本来是因为“郑国事件”引起的，但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文章中从未提及“郑国事件”，而是从秦国统一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分析“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和危害。这样便避开了不利的话题，有很自然地抓住了秦王想称霸的心理特点，终于使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林希元说：“之就逐客一事生枝生叶，反复顿伏，有无限态度、无限精神。真秦汉间第一等文字。”（见《史记评林》，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299页）

2、运用事实进行论证。此文没有抽象地大讲道理，而主要是靠摆事实，运用比喻和类比推理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第二段以秦王喜好异国珍宝色乐的事实，说明这是一种看重异物而轻视人才的表现，与“王者不却众庶”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又以异国珍宝可以玩赏，异国色乐可享用，类比说明异国客卿可用，从而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逐客的错误。

李涂说：“李斯上秦始皇书论逐客，起句便见实事，最妙。中间论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独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复议论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废言也。”（见《史记评林》，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299页）

3、在表现形式上，采用排偶铺陈、正反论证和对比等手法，使文章具有了雄辩的气势。文章中的排比句很多，随处可见。如“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铺陈描写，如写惠王用张仪之计取得成就时，就从西北东南四面写起。使文章既有战国时纵横家文章的余韵，又开了汉赋铺张夸饰的风气。此文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是由先秦散文向汉赋过渡中的桥梁。李兆洛《骈体文钞》称《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正反论证方面，文章是以正面论证为主的，以反面论证为副的。有时反面论证只是隐藏在正面论证的背后。如写异国宝物之美，实际上就隐藏着秦国物玩的粗略低贱；说客卿对秦国功劳之大，实际上就隐藏着秦国宗室大臣的平庸无能。反面论证又多用假设推理。如“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等。对比手法运用的更为广泛。如以秦国四君同秦王对比，以客卿同秦国官吏对比，以纳客同逐客对比，以外物同秦物对比，以外乐同秦乐对比，以人同物对比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并且列举《谏逐客书》为例，对李斯创作给予了教高评价。

第四节

《吕氏春秋》

一、成书过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目的在于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故号曰“《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后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秦始皇父）为人质，认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子楚归国嗣位，为庄襄王。因以吕不韦为相。秦始皇年幼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政。《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之强而自己不如战国四公子养士之盛是一种耻辱，便大招门客以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便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此书悬挂公布于咸阳市门，并悬千金于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千金。吕不韦在此书的《序意》中宣称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此书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体例内容

《吕氏春秋》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左右，有严密的体例，全书分为 《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又有一篇《序意》（即《序文》），共 161 篇，今存160篇。

由于《吕氏春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内容庞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其中有的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实说理颇为生动。有的类比推理，有的用事实说明。其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寓言故事说理。据统计，全书寓言故事多答200多则。其寓言故事，有的是从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而来。有的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如《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便连用了“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来说明。其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论理贴切。

三、寓言选讲

《荆人涉雍》：荆人欲袭郑宋，使人先表（标志，测量水深浅并做标志）澭水。澭水暴益（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如）坏都舍。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引婴儿投江》：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领着、牵着）婴儿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很快）善游哉？

第二章

汉代政论散文

第一节

汉代社会和文学概况

一、汉代社会概况

汉代从汉高祖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到东汉献帝建安末，共历时400多年。这一时期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汉初经济的凋敝与恢复。

经过几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战胜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刘邦开国之初，国家经济困顿凋敝。一方面是城乡荒凉残破，人口大量减少。《史记·高祖功臣侯表》说：“天下初定，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另一方面是生产萎缩，粮食物用不足，物价上涨。《史记·平准书》说：“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为万钱）。”比秦时的最高价格要高出三倍多。当时“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储备）”。汉朝政权建立后，摆在它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西汉初的几代皇帝，如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稚、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都十分注重恢复生产。在统治思想上，汉初主要是“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刘邦即位后，马上颁布诏令：“兵罢皆归家，以有功行田宅。”号召并鼓励逃亡在山泽的老百姓还归乡里；释免奴婢，一律免为庶民；又“薄赋敛，省徭役”，“轻田租”，抑制商人，强令中小商人弃商务农；还制定了奖励人口的措施。高祖七年下诏，民产子免役两年。汉惠帝六年也下诏，规定成年女子不出嫁要收算钱（人口税，每人一算钱，为20钱），高于常人五倍。到了文帝、景帝两朝时，经济进一步发展了，出现了所谓“蓄积岁增，户口寝息”，“众庶街巷有马，仟佰（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的兴盛丰足的局面。人口也增长了三、四倍。这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汉王朝统治者也注意总结和吸取秦王朝亡国的经验和教训。发展生产和总结前朝亡国教训的内容，在汉初政论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汉武帝时国力的强盛。

汉武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施展了自己的雄才大略。汉武帝实行了盐铁国有的政策，打击豪强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又治礼作乐，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注意总结和发展学术文化，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又继续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对内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对外扩张，在北面，出击匈奴，将匈奴追出漠北数千里；在西面，通西域，伐大宛；在南面，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样既结束了边境骚扰的局面，又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汉初以来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基础已经十分雄厚。《史记·平准书》记载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边疆、边远地区）廪（米仓）庾（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于汉王朝的空前统一、经济的繁荣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汉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

汉初，在文化思想上对战国时代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都曾经提倡过。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和儒学在当时有一些斗争，各自的势力在不同时期有一些起伏。这些学派都曾适应于一定时期的政治情况，为统治者服务。最初，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思想，适应了当时与民休息的政治趋势而占优势，成为汉初的重要统治思想。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就逐步抛开黄老而转向儒学。到汉武帝时，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同汉武帝的积极有为、谋求扩张势力和建立统一巩固的封建王朝的意图便显得格格不入。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比较适合统治者的利益。于是汉武帝便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今文经学（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的传授儒家思想的经学学派，有别于古文经学）。这一措施，对当时政治的统一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但同时它也窒息了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它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大部分作家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一般政论文，如奏疏等，大都蒙上了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很少有生气。

4、东汉中叶以后的黑暗统治。

东汉中叶以后的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的，如和帝刘肇10岁即位，安帝刘祜13岁即位。他们刚即位时因年幼而不能掌握权力，只能由母后临朝听政，依靠外戚辅政。而外戚又专横跋扈，威胁皇权。当皇帝成年以后，又依靠身边的宦官来诛杀擅权的外戚，又宦官掌握权力。这种外戚同宦官之间的争夺权利的斗争，在东汉中叶以后就发生了多次，给社会和人们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东汉后期，又发生了两次党锢事件。宦官同大官僚、太学士（各郡的儒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第一次收捕党人200多人，第二次收捕党人1000多人。东汉宦官外戚之间的斗争和党锢事件，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激烈斗争，是东汉王朝政治危机和社会黑暗的表现。东汉中叶以后的政治争斗和黑暗统治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汉代文学在政论散文、历史散文、辞赋、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涌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和作品。

第二节

汉代政论散文概况

一、汉初政论散文

汉初政论散文的发展，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汉初散文作家，继承了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借鉴；或论时事政治、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作品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富有强烈的感情，能够畅所欲言，有纵横游说之辞的遗风，辞藻华丽，多用对偶排比句式，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

秦王朝立国十多年便迅速灭亡了，这不能不引起在它以后建国的汉初统治者的高度注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呢？汉初的许多将相大臣、谋士文人都对这一问题探讨过，谈论过，想从中找出对汉王朝有益的教训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刘邦就曾主动要求陆贾为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刘邦“乃谓陆生（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也记载说：“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贾谊的《过秦论》也是为总结亡秦教训，巩固汉朝统治而写的。汉初经济萧条，殛待恢复发展，所以策士大臣也多对朝政，特别是经济生产发表意见。如贾谊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言农事疏》、《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募民实塞疏》、《削藩书》等。

二、西汉中末叶的政论散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家为一尊，加之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使得西汉中末叶的政论散文，大都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披着儒学说教的外衣，行文呆板，格式僵化，既没有诸子散文奔放多姿的气势，也没有汉初政论散文的充沛感情。如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等人的策论文，开头一段总是说什么，“臣闻古之王者”如何如何，“臣闻《春秋》之义”如何如何，先讲一段经义，然后再指出目前有什么弊政，应该如何加以匡正，以恢复古道等等。汉武帝曾要求臣下回答问题时，应该“具以《春秋》，勿以纵横对”。在这样的思想要求和指导下，当然根本就谈不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

西汉中期，值得提出的说理散文是刘向的《淮南子》（略）。西汉后期，值得提出的政论散文作品是桓宽的《盐铁论》。桓宽，字次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盐铁论》是桓宽的名著，共十卷，60篇。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贤良60多人，同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盐铁论》就是根据这一次会议的文献加工而成的。它采用对话体，写文学、贤良同御史丞相双方的彼此诘难，内容上能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针砭时弊，保存了许多经济思想史料，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风貌，文字简练锋利，能传达出出场人物的感情和神态，在汉代的散文中独具一格。

三、东汉的政论散文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预言吉凶祸福、隐语应验）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汉光武帝刘秀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汉明帝和汉章帝又继续加以倡导。于是，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所以当时正统的政论散文都充满了谶纬迷信和经学的气味。

但从东汉以来，也不断地产生着反对谶纬的科学思想。一些作家作品，如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却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反对谶纬之学，揭露黑暗政治方面，很有战斗力。

王充（前27——约95），字仲任，会稽（今浙江上虞）人。他一生志在纠正世俗虚谬，写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书》四个集子。《论衡》是当时思想界一部最富有强烈战斗精神和进步意义的著作。他对两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的“谶纬迷信”的神学思想勇敢挑战，否定了“上天”创造万物、主宰人类社会的说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又用唯物主义认识论批驳了当时谶纬迷信者所宣扬的神秘的先验主义。在《知实》篇中，王充列举事实证明孔子并不是先知的。如其说，有一次，颜渊煮饭时把落上灰尘的饭粒扒出来自己吃了，孔子却认为是颜渊在偷吃饭。又有一次，“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同“馈”，赠送）孔子豚（小猪，指蒸熟的小猪）。孔子时（同“伺”，暗中窥探）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论语·阳货》）说明孔子并不是先知的。《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等篇更对儒家的两位圣哲孔子和孟子提出了一系列质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论衡》还表现了王充进步的文学观点。他认为文学要有助于教化；要重实用，反对虚华；要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言文一致，通俗准确，反对模拟，贵在创新。

王符（约85——163），字节俗东汉安定临泾人。少好学，终生隐居，著书30多篇，讥评时政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官吏的贪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仲长统（179——219），字公理，性情倜傥不群，敢直言，不拘小节，时人谓之狂生。著有《昌言》34篇，10余万言。今存其中的《理乱》、《损益》、《法诫》三篇。仅存的这三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如《损益》篇指出，当时统治者“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长幼不分，男女淫乱）骨血（亲骨肉之间），以快其情”。同时对老百姓的疾苦，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其文辞畅达，条理分明，是政论文中的优秀作品。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一、贾谊《过秦论》

1、作者生平及著作情况

贾谊（前200——前168），只活了33岁，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少有文才，“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0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皇帝在学术方面的咨询官），后升迁为大中大夫（掌议论之官）。曾多次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得到汉文帝的重视。但却因此受到一些守旧权贵如周勃等人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辅佐君主或王侯之官）。四年后，被汉文帝召回，问鬼神之事。贾谊一一对答，具道所以。汉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为此，李商隐曾写了《贾生》一诗，讽刺汉文帝，对贾谊给予无限同情：“宣室（未央宫前殿，时文帝刚举行过祭祀，坐在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徒然向前移动），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任梁怀王（文帝少子刘揖）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太傅无状，加上政治上受到排挤，怀才不遇，只活了33岁就抑郁而死了。

贾谊怀才不遇的悲惨遭遇和抑郁早死，引起了后人的无限同情。历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到了长沙，都会想到贾谊。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适长沙，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放逐在外）就（在朝任职），又爽然（舒适的样子）自失（丢弃了过去的想法，即把道理想通了）。”杜甫在《发潭州》诗中说“贾傅才未有”。清朝人注释说：“公（指杜甫）至湖南，每怀贾谊。”柳宗元在湖南时也以贾谊自比，在给刘禹锡的诗中说：“更似谪长沙。”宋明两代，人们干脆用长沙来指代贾谊，如明末张溥篇的贾谊集，旧称为《贾长沙集》。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所著文章58篇，刘向编其为《新书》（又名《贾太傅集》）10卷。《新书》已残缺，后人辑其文为《贾长沙集》。其政论文《过秦论》、《陈政事疏》（即《治安策》）、《论积贮疏》和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2、题解

《过秦论》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篇，也有人将中、下合为下篇的。《过秦论》集中论证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三篇各有侧重。上篇过秦始皇，中篇过秦二世，下篇过秦王子婴。贾谊过秦，是想从中找出对汉王朝有益的教训来。《过秦论》下篇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些话正是给汉文帝说的。

3、主题

作者援引大量历史事实，集中论证了秦王朝衰亡的原因，希望汉朝统治者能够以秦王朝为借鉴，施行仁政，以免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

《过秦论》（上）集中论证秦始皇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①——④），写秦国的强大过程和秦始皇统一后的残暴统治。第二部分（⑤），写强秦的迅速灭亡。第三部分（⑥），论证秦国灭亡的原因。

4、艺术特点

① 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集中论证观点。文章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叙事，先概述了秦国兴盛的历史，然后记叙秦王朝的灭亡。在中、下两部分中也有历史事实的叙述。这些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在为后面的议论蓄势，是作为论据而出现的。

② 欲抑先扬。作者创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秦王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始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极写秦王朝的强盛。秦王朝在作者的笔下，已经被描绘成至强至盛的形象，但正是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却不仁不义，一夫作难而七庙毁，为天下所取笑。这样，便从根本上贬低批判了秦王朝。由此可知，在写秦强的过程中，已经有秦弱的因素在里边，这正是作者要过秦的地方。

③ 大量运用反衬手法和对偶排比句式，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如作者在写秦与六国的斗争时，着力渲染六国的力量，用以反衬秦国的强大；在写秦国的灭亡时，则着笔描写秦统治天下的赫赫声势，用以反衬人民力量的不可抗拒；描写陈涉的贫穷庸弱，用以反衬秦王的不堪一击。文章中的对比很多，如强秦同弱秦的对比，六国同陈涉的对比，秦朝同陈涉的对比，秦朝同汉朝的对比（言外之意）等。通过对比更加有力地说明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文章用不少对偶、排比句子铺张渲染，颇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雄辩气势。

5、贾谊的地位和影响

贾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家。他的政论文明显地受到了战国策士和诸子散文的影响但又有所革新和发展。秦以前的文章，大多重在著述，其形式为经、为史、为子，而不为集。如《山海经》、《孟子》、《老子》、《韩非子》等等。从汉朝到六朝，文人才开始由著述之体变为单篇散文，这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迁。郭绍虞先生曾把这种变迁比作为“好似小说之由长篇而变为短篇，戏剧之又多幕而进为独幕，诚是一种进步。”（《中国文学批评史》633页）而贾谊的散文，正是这种进步的开端。

贾谊的《过秦论》，又开了史论体裁的先河。以总结历史经验，借古谏今，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写文章，是从贾谊开始的。曹冏的《六国论》、西晋陆机的《辩亡论》、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论》、北宋苏洵的《六国论》、明朝宋濂的《隋室兴亡论》等都明显地受到了贾谊《过秦论》的影响。

另外，贾谊的散文已经具有了后来某些汉赋的特点。如其文章铺采攡文，排比夸张等。这说明汉赋受到了贾谊等散文作家散文的影响。当然，贾谊本人同时也是汉初的一个著名的辞赋家。清代章太炎曾指出：“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丰盛），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国故论衡·论式》）

历代文人对贾谊散文有过极高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文引录了《过秦论》，并且十分赞赏地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西晋左思《咏史》诗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等文章，“皆为西汉鸿文（巨著、大作），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二、晁错《论贵粟疏》

1、作者生平及著作情况

晁错（约前200年——约前154年），汉朝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和景帝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和散文家。他早年曾研究过申不害和商鞅等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任太子（后来的汉景帝），家令，曾屡次尚书建议改革政治，很有辩才，当时号称为“智囊”。汉景帝时担任了御史大夫（副丞相），协助汉景帝改革法令，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各诸侯藩王的势力。晁错给汉景帝上了《削藩书》后，立即引起了诸侯藩王的攻击和诽谤，当时压力很大。以至于晁错的父亲也从颖川老家赶到长安，劝说晁错赶快罢手。晁错不为所动，认为削藩关系到汉王朝的安危。他对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这样以来，“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父亲看劝说无效，回到老家便服毒自杀了。不久，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起兵叛乱，并且打出“请诛曹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说晁错离间了“刘氏骨肉”，把攻击矛头集中到晁错身上，给汉景帝施加压力。汉景帝害怕七国连兵，为了推卸责任，妥协让步，便把晁错杀了。《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后来人们便以“东市朝衣”指大臣被杀。《汉书》出《晁错传》。晁错流传下来的政论文一共八篇，都是不、给皇帝的上疏，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和《荆燕吴传》，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言农事疏》、《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募民实塞疏》、《削藩书》等。

2、题解

这篇文章选自《汉书·食货志》。题目是后人加的。“贵”是以动用法，以什么为贵，也就是重视的意思。“粟”，本来指谷子（小米），后来用作粮食的代称。这里可以引申为“农业”、“农业生产”或“粮食生产”。“疏”是奏议文的一种体裁。《汉书·晁错传》记载说：“错复言守边备塞、当世急务二事。”班固将“守边备塞”部分列入《晁错传》，将“劝农力本”部分载入《食货志》。因此，有人认为，这两篇实际上应是一篇文章。

这篇奏疏大概上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西汉建国初期，高祖刘邦等皇帝采取了一些压抑商贾、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商贾不得穿丝织品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等。当时，凡是国家需要征发兵役和徭役时，第一等是征调囚犯，第二等征调的就是工商业者（二等囚犯）。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给农民带来多少利益。少数地主及商人聚敛了大量财富。汉文帝时，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日益兴盛，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破产逃亡，生活异常痛苦，同地主、商人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另外，经过若干年的战争，粮食成了汉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时边防上屯集着许多防备匈奴的军队，边防上的粮食和粮食运输问题十分严重。晁错看到朝廷这些燃眉之急，于是上书汉文帝，谈自己对当时政治经济的看法。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汉王朝统治的，是为汉朝统治者谋划长治久安之道的。但文章中“贵粟”的主张，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主题

作者结合实际，针对时弊，论述了当时积蓄空乏、人民困苦、社会**和商人兼并农民的根源，揭露了富商的高利盘剥行为，提出并论证了重农贵粟的具体主张。

第一段（①——②），结合古今实际，论证不重视农业的危害和重视农业的重要意义。

第二段（③），论述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并以当时农民的痛苦同商人的逸乐作对比，指出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表达了作者重农抑商的思想。

第三段（④），归结全文，正面阐述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

4、艺术特点

艺术特点：① 结构上层层相因，环环相扣，逐层显志。文章开头先进行总说，提出圣王在位的职责，概括了全篇用意。然后列举尧舜商汤的事例加以证明。接着又从古及今，古今对比，指出当时蓄积未及的原因在于“不农”，得出明主要“务民于农桑”，就必须贵粟；要贵粟，就必须贱珠玉金银；要贱珠玉金银，关键在皇帝的结论。而要使皇帝心服口服，就还得进一步说明珠玉金银的弊端和粟米布帛的好处。而要贱珠玉金银，就得抑商；要抑商，就得贵粟；要贵粟，就得贵农。要贵农，又必须以粟为赏罚。作者就是如此步步深入，说理严密透彻，一气呵成，使人读之而不得喘息。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思维的严密性。

② 表现手法上，强烈对比以及排比对偶和顶针句式增强了文章的表达力和雄辩气势。本文的对比是比较多的。如古与今对比，务农与不农对比，命君与当今皇帝对比，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对比，农夫与商人对比，当今法令与以粟为赏罚建议的对比等。通过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排比对偶和顶针句式则增强了文章雄辩气势，使文章具有一种不容反驳的力量。如“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归农也。”前两句是对偶，后三句是排比，而后三句又是前两句意思的具体化。顶真句式，如“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着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既说明了民贫的根源，又说明了不农的严重后果。排比对偶句式，能给读者一种激切的感觉，好象作者胸有成竹，仗着浩然之气，有一肚子话要道出来似的。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据理从容相争，丝毫不显得急噪和窘迫。

5、关于晁错作品的评价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高度称赞晁错的散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三、《淮南子》

1、作者

《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著而成。刘安（前179？——前122），为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历王刘长的长子。汉文帝前十六年袭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子》。汉武帝元狩元年，有人控告他谋反，下狱自杀而死。

2、内容

《淮南子》，共21篇，十几万字，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刘安自己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以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的法典。实际上此书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在表现手法方面，《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复有序，注意语言修饰，句式整饬，多用排比句，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的先河。如《原道训》开篇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下来就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又引用有关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如何得道而昌，如何失道而亡，来说明“道”之所以为“道”。又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之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第三章

汉代历史散文

第一节

汉代历史散文概况

一、《史记》以前的历史散文

两汉时，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论散文，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历史散文。最有名的是《史记》和《汉书》。另外，《新序》、《说苑》、《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成就也比较高。而《史记》和《汉书》又是纪传体史书，可以称之为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事迹，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是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不同于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它必须既注意到史料的运用，讲究历史的真实，又必须注意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塑造，不失其真而又有其文是传记文学的主要特点。

记载历史的散文，早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之。如先秦时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但他们的特点在于，都是断代史而不是通史。有国别体和编年体之分，而没有纪传体。《左传》、《战国策》虽然在记叙历史事实描写人物方面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仍然是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的，没有把写人物放在首要位置。

二、《史记》

司马迁《史记》的出现是空前的，它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3000的历史。《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史记》首创了纪传体体例，其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是以再现历史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把历史和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汉书》

班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共229年的历史，与《史记》齐名，并称为“史汉”。司马迁和班固并称为“班马”。《汉书》它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但略有改变，它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全书共12纪，8表，10书，70列传，共100卷，70多万字。《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四、《新序》和《说苑》

《新序》和《说苑》的作者是刘向。《新序》原有30卷，今存10卷，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以记载春秋故事为主。《说苑》也是历史故事集，以编辑诸子言行为主，多为哲理性的格言。《新序》和《说苑》所记人物鲜明生动，语言精练，富于形象性。

五、《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吴越春秋》的作者是赵晔，内容是叙述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但掺杂了许多传闻异说。

《越绝书》的作者是袁康，现存19卷，内容也是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可以和《左传》、《国语》、《史记》等互相印证和补充。《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属于杂史散文，介于历史散文和小说之间，所以有人也将它们列入小说类。

六、汉代散文的地位和影响

汉代散文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进步作家常常以其为学习的榜样。初唐陈子昂叹息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韩愈曾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他掀起了古文运动，要恢复古文之道。明朝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后七子更主张“文必两汉”。由此可知，汉代散文在后世作家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节

司马迁和《史记》

一、司马迁生平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说法。王国维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郭沫若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详，大约在汉武帝末年。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韩城市）人。当然，也有人说司马迁是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其理由有，1、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和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2、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向南流去，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3、元代王世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说：“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而太和坊就是现在山西河津县太阳乡西辛封村。解放前此地称“太和里”，村口还树有“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石碑，现在该村还住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4、《河津县志》记载说：“三贤祠在县治东，祀卜子夏、司马太史、王文中子。明代县令雍焯建，刘达修。”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自己祖辈的世系情况。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世代担任“太史”之职。但从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到祖父司马喜几代曾经中断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曾做了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等，也兼管朝廷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司马谈精通天文星历、《易经》和黄老之学。《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学天官与唐都，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10岁以前，曾跟父亲住在家乡，“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10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了长安，诵读古文。他曾向当时的古文大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曾向当时的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在司马谈和当时大家名儒的直接教育下，司马迁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年轻而博学的人。

从20岁开始，司马迁思想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47岁前，司马迁企图是汉武帝那样一个国势强大的时代，为当时的统治者干出一番事业来。47岁时，司马迁遭遇了“李陵之祸”，对现实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生平中与创作《史记》密切相关的有三件大事。

1、三次漫游。20岁时，司马迁出游江淮齐鲁，实地访问名山大川，考察古代逸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进行了第一次大漫游。这次漫游从长安出发，游历了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地。他到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凭吊里屈原和贾谊，到湖南的九嶷山、江西的庐山、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舜、禹的事迹，又在在江浙一带考察了越王勾践、春申君、韩信等人的事迹和逸闻轶事，了解了楚汉战争中项羽、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重要人物的事迹。又到山东搜集了有关孔子的资料，了解了孟尝君养士的情况。在大梁又搜集考证了魏公子信陵君的故事。这次漫游大约用了一到三年的时间。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就做了郎中官。元鼎六年春（前111），司马迁（35岁）受汉武帝指派出使西南，到现在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他有机会了解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36岁）动行到泰山，亲自参加了汉武帝举行的“封禅”典礼，游历齐鲁山东半岛，又向北到了河北碣石山，经过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九原（今内蒙）一带回到了长安。有机会考察了中国北部和东部许多地区。三次漫游，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黄河、长江流域，大大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丰富了他的知识，为后来著述《史记》奠定了基础。

2、担任太史令。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从西南出使回来，到洛阳看望了临终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接受了父亲要完成著述史书的遗嘱。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被任命为太史令。四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3、遭遇李陵之祸。又经过了六年，到了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遭遇极大的不幸，遇上了李陵之祸。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于天汉二年作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偏师率步兵5000人远出漠北攻打匈奴，结果遭到了匈奴主力数万骑兵的围攻，矢尽弦绝，兵败被俘，投降匈奴。汉武帝为此震怒，“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朝中大臣也纷纷翻脸责骂李陵。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李陵投降之事的看法时，司马迁为了扩展汉武帝胸怀，回击大臣的翻脸行径，便斗胆在汉武帝面前讲了一些本可以不讲的公道话。不料却因此而获罪，被处以死刑，并于天汉三年遭受了宫刑。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的极大不幸，给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了惨重摧残，但司马迁思想因此而升华，认清了封建帝王和酷吏政治专横残暴的本质，看透了世态炎凉，认真思考了人生价值，痛苦地抉择了生死荣辱，完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荣辱观，树立了更高更实际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史记》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使司马迁从主题、思想倾向、选材、语言表达、艺术风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了重新思考和编写审定。

司马迁受刑出狱后，又曾担任了中书令（负责领导尚书出入奏事）一职。大约又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史记》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终于完成了。

二、《史记》成书的原因

《史记》一书在汉武帝时代由司马迁完成，有着一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主要有：

1、时代的需要。在《史记》以前没有通史问世。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诸侯国的史官修史，无不是以自己的所在国作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通史这样的史书。秦始皇统一后，由于时间短暂，尚未来得及考虑撰写通史问题，况且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处于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之下，害怕触犯禁忌，也不敢大胆尝试。而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统一的汉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力等诸多方面都比任何前代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对过去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学术成果等进行整理和综合，编写一部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已经成为汉帝国时代的迫切需要。一种通史的出现已经带有某种必然性。

2、社会环境的许可。汉朝开国后，经过六七十年恢复经济的努力，到汉武帝时代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初经济残败凋敝的局面，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这些都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编写一部贯通古今上下、综合百家学说的新史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3、家学渊源的影响。司马迁的远祖曾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复为太史令，他生活在史官世家，奠定了强烈的史官职业和责任意识。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曾着手撰写史书，但未能如愿。临终前便把此事嘱托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当时“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主观原因主要有：

1、司马迁具有卓越的历史知识和高尚的品德。司马迁三次漫游开阔了眼界，担任太史令，又可以查阅国家丰富的藏书，占有了大量的资料。没有这些有利条件，要写成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认清了封建帝王和酷吏政治专横残暴的本质，看透了世态炎凉，认真思考了人生价值，痛苦地抉择了生死荣辱，完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荣辱观，树立了更高更实际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司马迁“发愤著述”，对历史进行再评价都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2、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终于历史，敢于“不同圣人同是非”，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任何思想的司马迁“一家之言”。他能够比较冷静地评价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打破了帝王将相独占历史典籍的局面，记载了古今社会中各类人物的事迹，并能不为统治阶级忌讳。后人把司马迁的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

3、司马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司马迁的撰写《史记》的强烈的责任感，来自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学渊源和他父亲司马谈想撰写一部史书理想的影响。他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想继孔子之后，继《春秋》，写《史记》。他具有立德、立行、立言的崇高理想。当立德、立行的理想破灭后，便以周公、孔子、屈原等倜傥非常之人为榜样，“述往事，思来者”，把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史记》的创作之中，《史记》成了他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所在。这时候，司马迁心里所想的除了未完成的《史记》以外，可以说是别无所求。只要能完成《史记》，哪怕是蒙受比死还要可怕的羞辱也在所不辞。《史记》高于司马迁的生命和荣辱，他已经完全属于《史记》。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和人生追求，才使得司马迁选择了受宫刑，而隐忍苟活，最终完成了《史记》。

三、《史记》的体例

《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

本纪：本意是将事件的始末用年月时间加以贯穿和记载的意思，主要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各朝代的兴废始末和各帝王的大事。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 如《史记》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

表：《史记》的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世代年月列表记载历史大事。东汉应劭说：“表者，录其事而视之。”“表”的用意，就是按年月次序提纲挈领得列举历史大事，使人一目了然。如《十二诸侯年表》就是逐年列举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和吴（夷狄之邦，本不计为数）等13个诸侯国以及周王朝的大事。《秦楚之际月表》则逐月列举了秦、楚、项（羽）、赵、燕、魏、韩等国的历史大事。

书：书是对古代社会的经济概况、文物制度、风俗习尚以及山川水利等进行专门记载，反映的是整个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面貌。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八书”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

世家：取“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主要用以记载诸侯王的大事。清朝赵翼说八书“用之以纪王侯诸国”。如《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等。其中也有记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如《孔子世家》。

列传：主要记载诸侯王之外的人臣的事迹。唐朝刘知己《史通·列传》认为列传是“录人臣之行状”。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卓异，洒脱不拘），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七十列传记载了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事迹，有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说客、策士、游侠、刺客、隐者、商贾、俳优、酷吏、少数民族等。可分为本传、和传和类传三种。如《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儒林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

四、《史记》的思想内容

作为一部通史，《史记》的内容是应当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3000的历史。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主要针对本纪、世家、列传而言），《史记》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哲学、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为人们塑造了古今100多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华。对作者认为需要进行歌颂肯定的人物进行赞扬，对作者认为需要批判讽刺的人物进行揭露和指责。如他肯定了陈涉在推翻秦朝斗争中的“首事”作用，从正面形象地反映了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情景，揭示其失败的原因；他歌颂了反抗暴政的仁人志士，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豫让、聂政等，歌颂了众多的爱国英雄，如廉颇、李广、屈原等。而对历史上的坏人坏事，司马迁则进行辛辣地讽刺和严厉的批判，哪怕是汉朝的统治者也不肯放过。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就进行了极大的讽刺。据说，现在《史记》中的《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记载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但我们现在从《史记》的其它篇章中，仍然能够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讽刺。如《封禅书》中列举事实说明古代帝王封禅不成的原因是他们“德不洽”和“功不至”。又描写武帝封禅的不顺利和不吉祥。汉武帝封禅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逼死了提议和筹备封禅的几个大臣。在封禅过程中，也不像先王那样专心地“修仁行以”，以“积善累功”。而是一味地迷信方术，梦想着能会见神仙。真是荒唐可笑。《酷吏列传》揭露和批判了酷吏的罪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汉武帝。如其中写王温舒“好杀伐行威而不爱人”，“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大行屠杀，以至血流十余里”。按照汉朝的惯例，春天不得施刑杀人。王温舒曾顿足叹息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而“天子（汉武帝）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五、《史记》的艺术成就

1、具有强烈的“实录”精神。作为史书，《史记》的特点在于注重“考信”、“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历史。

2、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史记》写人记事，常常并不是冷静地无动于衷地进行叙述，而是在字里行间激荡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他通过素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结构、谋篇布局、谴词造句和篇末的“太史公曰”，或公开或隐蔽地表达对所记人物及事件的看法与感情。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从而“成一家之言”。表达他对古今社会变迁和人物作为的看法。

3、选取主要事件、典型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塑造出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常常通过选取主要事件展示人物的历史。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可知他要选取的只是有关天下存亡的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必须舍弃的。如《项羽本纪》主要记叙了四件大事，有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吴中起事”重在表现项羽起事的暴烈迅速；“钜鹿之战”重在表现项羽出众的军事才能和胆略，刻画出项羽叱咤风云、气盖一世、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鸿门宴”重在表现项羽坦率少谋的豪爽胸襟（不杀刘邦，出卖曹无伤）；“垓下之围”重在表现项羽英雄末路的悲壮。这样便再现出秦末和楚汉战争时叱咤风云的项羽的悲剧性历史。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将相和三个场面去表现廉颇和蔺相如的形象。通过典型细节表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如《李斯列传》中李斯观鼠的细节描写，就深刻揭示了李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他“学帝王之术”的卑鄙动机，并说明了造成李斯结局的原因。又如《酷吏列传》的《张汤传》描写了张汤少时“劾鼠掠治”的故事，突出了张汤自幼就显露出来的“如老狱吏”的气质。说张汤“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盗鼠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记录囚犯口供的文书），讯鞠（审问）论报（判罪），并取鼠与肉，具狱（狱案已成，指判决书已写成），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史记》也常用个性化的语言去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如同是观看秦始皇出巡。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表露了他没落贵族后代的神态和他身上足以代表的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复仇心理，语言极为坦率，表现了他强悍爽直的性格。而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表现了刘邦当时作为一般贫民阶层想占有权利的欲望，说得含蓄委婉，显露了刘邦贪婪多欲阴险的性格。另外如《淮阴侯列传》中刘邦同韩信的一段精彩对话：“上常（尝）从容与信言诸奖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说话人各自的心理活动、神态、表情、口气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史记》为鲜明地再现人物，常常把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思想、行为和性格。

4、创造并成功运用“互见法”，巧妙全面再现历史人物。《史记》主要以单篇人物传记结构，这样就很容易写得冗长和相互重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司马迁创造并成功运用了“互见法”。其互见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详彼略、此主彼次或提示性互相照应的选择材料组织文章的方法。如《留侯世家》中有：“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等。又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是详写，在《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哙列传》中是简写。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使作者能够集中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性格服务。另一种是在不同的传记间巧妙选择组织分布材料，表达作者爱憎感情，全面地再现人物，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写了项羽英勇善战的非凡才能、豪爽坦率的性格和英雄末路的悲惨情景，而项羽的缺点却放在其他篇章中加以表现。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曾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计划，谋划）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指出了项羽不能发现和重用人才的缺点。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再一次表现项羽疾贤妒能和不能重用人才。一次王陵对刘邦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日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以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另如对刘邦的描写，《高祖本纪》虽然指出了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毛病，但却没有具体描写。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写了刘邦不少的缺点。如《项羽本纪》记载了刘邦自私无赖的事情。一次刘邦同项羽军作战，刘邦战败逃命，路上碰到了前来寻他的儿子（惠帝刘盈）和女儿（鲁元公主），夏侯婴便把两个孩子拉到车上。车重难行，刘邦曾几次把自己的孩子推到车下。在另一次战斗中，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要挟刘邦投降，扬言不投降就要烹死刘邦的父亲。刘邦听了不但不悲切，反而不在乎地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郦生陆贾列传》则借骑士之口，描绘了刘邦的流氓行经。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司马迁的爱憎感情显露得十分巧妙，人物形象也更加符合历史事实而完满丰富了。当然，互见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麻烦，如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就必须翻阅与他有关的其他人物的传记。

六、《史记》的流传和影响

《史记》在汉代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等。《史记》之名是《太史公记》的简称。有人认为这一称谓起于东汉桓帝时期，有人认为起于魏晋之间。

《史记》在成书以后的二十年间是默默为闻的。一直到汉宣帝时，经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讲述才公开流传。杨恽是汉昭帝丞相杨敞的儿子，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被封为平通侯和中郎将。《史记》到东汉班固时130篇已经空缺了10篇，篇目未详。三国时魏人张晏对所缺篇目作了说明，认为所缺的是《景帝纪》、《武帝纪》、《礼记》、《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并且认为有一个叫褚少孙的博士曾为其补阙，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傅靳蒯成列传》。而范晔《后汉书·杨终传》载，在章帝时，《史记》曾被杨终删除了10多万字。可见早在汉代，《史记》的面目就已经被弄得有些模糊了。

后人对《史记》也曾有过不少非议。班彪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厚），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则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王允之则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金代的王若虚可以说是自汉代以来攻击《史记》最激烈的人，他在《史记辩惑》中说《史记》“冗而杂”，“前后参差，殆不可晓”，完全“不足观”，“不足为法”，甚至认为司马迁“罪不容诛”。这些攻击和指责正好从反面给我们说明了《史记》的价值。《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在史学方面，其影响主要是：

1、体例有开创之功。宋代史学家郑樵对《史记》的体例予以极高的评价，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事实上，自班固的《汉书》一直到《明史》、《清史稿》众多的正史，虽然在名目和门类上有所改变，但都有纪有传，都是通过几个门类相互补充来反映历史的。它们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

2、“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1、创立了传记文学。《史记》以前的史书是因事记人的，事件是记载和描写的中心，记载的是同一事件中的不同人物，人物处于次要地位。而《史记》则是因人记事，把人物放到了中心地位，记载的是同一人物的不同事迹，人物形象突出鲜明，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开创了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

2、把散文的发展推行了更高阶段，描写手法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史记》描写人物事件的艺术手段，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反映历史个现实的方法，以及优美的语言等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到清朝的古文学家顾炎武等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无不以《史记》作为自己吸取营养的对象。

3、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如元明时期的戏剧、传奇、小说取材于《史记》的就很多。《元代杂剧全目》中收录的《史记》戏就有180多种。如无名氏的《冻苏秦》、尚仲贤的《气英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金仁杰的《追韩信》等。明人杂剧如叶宪祖的《易水寒》、朱权的《卓文君》等。明人的传奇如张凤翼的《窃符记》等。明人的平话小说如《汉李广号飞将军》、《冯唐直谏汉文帝》、《卓文君慧眼识相如》等，都取材于《史记》。

七、对“无韵之《离骚》”的理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原因主要有：

1、《史记》同《离骚》一样，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史记》以写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录人物生平事迹，塑造鲜明、生动、众多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再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实在的社会内容，真实的反映了历史社会的面貌，富有现实主义的强烈色彩。

2、《史记》同《离骚》一样，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史记》在描写历史人物时，不是纯客观的冷漠的无动于衷地实录，而是在描写中处处蕴涵着作者的褒贬爱憎感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把作者的思想倾向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人物形象本身有了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强烈的感染力。明朝茅坤在《与蔡白石书》里说：“读游侠列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列传，即欲养士。”足见《史记》文章感染力之大。

3、作者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司马迁遭遇不平而发愤著述，通过著述而向天下和后世鸣不平，同屈原被放逐后而赋《离骚》是十分相似的。《史记》一书，常常流露着司马迁的隐痛和不平之气。司马迁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寄托于形象描写之中，又具有屈原抒情长诗《离骚》那样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具有《离骚》那样的诗情画意。在文学特性上，《史记》同《离骚》是可以化等号的。所不同的是，《离骚》是韵体文学作品，而《史记》是散体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八、作品选讲

1、《报任少卿书》

（1）、写作背景：任少卿，名安，司马迁的好朋友，在担任益州刺使时，曾写信给司马迁，要他利用在汉武帝身边任中书令的便利条件向朝廷推贤进士。当时司马迁已经受了宫刑，没有能及时给任安回信。到太始四年11月才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当时任安因事下狱，情况十分危急。单后来汉武帝赦免了任安。征和二年，戾太子刘据发兵杀死丞相江冲等，太子兵败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曾接受了刘据的命令，但却按兵观望，没有参战。汉武帝以任安“持两端”，将其腰斩于咸阳。

此文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或称为《报任安书》。此文和《太史公自序》是研究司马迁家世、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2）、作品分析

全文可分为4段。第一部分（①——②），说明久未回信的原因。

第二部分（③——④），叙述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回答来信问题。其中：③以刑余之人为由，说明自己没有条件“推贤进士”，回答来信问题。④言今非昔比，若“推贤进士”则“轻朝廷羞当世之士”。

第三部分（⑤——⑧），叙述李陵之祸的始末和自己忍辱苟活的原因。⑤言自己竭尽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有出乎意料者。⑥叙说自己遭遇李陵之祸的经过。⑦言人们以不辱为重。⑧叙述自己沉溺缧绁之辱和忍辱苟活的原因。

第五部分（⑨——11），叙写忍辱坚持写作《史记》的原因。⑨叙述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发愤著述之事。⑩叙说自己所以忍辱蒙诟写成《史记》的情况。（11）讲述自己受刑后的心情，归结到“推贤进士”与自己的态度相违背，再一次答复来信问题。

主题：在此文中，司马迁以极为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悲痛，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并且表现出他为实现自己创作《史记》而甘受凌辱的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写作特点：①饱含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自白书，它对汉武帝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对世俗观念进行了批判，哀伤自己的不幸遭遇，对朋友推心置腹，倾诉衷肠。总之，作者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把自己长时间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痛苦和牢骚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②引古喻今，夹叙夹议。③起伏跌宕，首尾呼应。开头直接回答来信问题，说明久未回信的原因，感情还比较平和；接着写“诟莫大于宫刑”，“刀锯之余”不能“荐天下豪俊”，则感情激昂；写“待罪辇毂之下，二十余年”，情绪又比较缓和，但一想到“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愤激之情又不可按奈。下来写自己以前竭“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感情又舒坦起来，然后接写李陵之祸，感情的波澜又冲天而起。以后又便比较舒缓，但最后归结到不能“推贤进士”，悲愤之情又再一次迸发。

（3）、对司马迁李陵之祸的认识：司马迁为开脱汉武帝的心境，为回击大臣的翻脸之辞，仗义讲了一些本可以不讲的话，结果因此而惹怒了汉武帝，被汉武帝判处以死刑，最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完成《史记》，而接受了宫刑，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是汉武帝残暴专横的结果，却因而而成就了司马迁和《史记》。

《古文观止》曰：“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

2、《项羽本纪》

①作品分析：《项羽本纪》记载和塑造了项羽形象，热情歌颂了项羽在推翻秦王朝中的巨大功劳，表现了对项羽失败的无限同情，展现了项羽失败的原因。文章主要记载了项羽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四件大事。

②项羽形象分析

项羽是反秦斗争中产生的一个英雄，为推翻秦王朝建立了汗马功劳，他英勇善战，气盖一世，直率少谋，恃强残暴，政治上显得很不成熟，具有明显的缺点。在《鸿门宴》中项羽恃强虚荣，直率少谋，为人不忍，缺乏政治家才干。项伯“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就击中了项羽的要害，使他改变了“击破沛公军”的主张而“善遇之”。刘邦一阵马屁拍的又是项羽忘乎所以，为了表明他够朋友、讲义气，便随便说出了曹无伤。他显得少于谋略，态度变化无常，显得很不成熟。刘邦则多谋善变，机警聪明，富有政治才干。在逃离鸿门宴时，他借故离席，又招樊哙出，并且想到了告辞道谢，又脱身独骑，足见刘邦的多谋和善自为谋。他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制定新的策略。由“拒关，毋纳诸侯”，变而接受并实施张良建议，向项羽道歉，终于变被动为主动。向项羽解释，表现了刘邦的聪明和善于言辞。其政治才干，一是表现在善于利用敌方的矛盾，二是善于调动和团结集团的内部力量。另外如樊哙的勇中有谋，粗中有细；张良的机智忠诚，公斤细心；项伯的为友通敌，诚实不欺；范增的老练多谋等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后人对项羽的遭遇寄予无限同情。杜牧《乌江亭》诗说：“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胡曾《鸿门》诗说：“项羽鹰扬六合尘，鸿门开宴贺亡秦。樽前若取谋臣计，岂作阴陵失道人。”李清照《绝句》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③艺术特色

通过主要事件塑造项羽形象，通过对比、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性格特征，蕴涵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可用《史记》的艺术特点来说明）

清·郑板桥《潍县署中寄舍弟第一书》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次数段耳。”

3、《陈涉世家》

1、作品分析：

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到“不可胜数”）记载陈胜农民起义发生原因、起义经过、建立政权和巨大影响。先记叙了陈胜少年时的壮志，交代了陈胜领导起义的思想基础；这叙写了起义的原因和准备，表现了陈胜、吴广的智慧；然后描写起义的经过、政权的建立和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部分（“葛婴至东城”到“立怀王孙心为楚王”）记叙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建立政权后攻打秦军的经过、起义军内部的互相残杀和起义的失败。先记叙了起义军建立政权后对秦军的进攻和失败；然后记叙了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和自相残杀（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杀吴广、诛邓说、杀陈王）；最后又记载了起义军余部的投降和失败。

第三部分（“陈胜王凡六月”到最后）进一步揭示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先记叙了陈胜杀故人；再叙写起义失败的其他原因；最后赞扬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地位和影响，交代了刘邦对陈胜的纪念，又说明了将陈胜列入“世家”的原因。

2、主题：文章正面真实的记载了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塑造了陈涉、吴广等英雄形象，歌颂了陈涉的远大志向和超人谋略，以及陈涉在灭秦中的巨大作用，也客观记载和揭示了陈涉、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

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陈胜忘记了“苟富贵，无相忘”的诺言，寡恩忘旧，脱离群众；二是用人不当，信用那些“以苛察为忠”的官吏，结果诸将不亲近，内部分裂；三是起义军互相残杀。

3、写作特点：①注重塑造陈涉、吴广形象。陈胜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机智聪明，有谋有略。起义后，陈胜脱离群众，用人错误，错杀故人，又不能左右形势，缺乏统一指挥的才干，最终竟然被自己的车夫所杀。吴广平素爱人，有政治理想，聪明机智，勇力超人，敢于反抗强暴。起义后没能很好地指挥军队灭秦，骄傲自大，不知兵权，警惕性差，结果被周市、田臧等人所杀。

②对比描写揭示历史规律。有起义过程和失败过程的对比，有陈胜、吴广前后形象性格的对比等。

③通过个性化语言、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如陈胜辍耕之垄上的话语，陈胜同吴广谋划起义的话语、起义时对戍卒的动员等，都很有特点。“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天下苦秦久矣”等，都十分形象生动。细节如“辍耕之垄上”、“鱼腹藏书”、“篝火狐鸣”、“指目陈王”、“故人求见”、“杀故人”等，都极富形象性。

第三节

班固和《汉书》

一、班固生平和创作概况

班固(32——92)，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汉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汉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汉书》、《白虎通德论》、《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咏史诗》等。《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二、《汉书》体例和规模

《汉书》由12纪、8表、10志、70传组成，共100篇，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汉书》的内容，有一部分是袭用《史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班彪的《史记后传》65篇整理补充而成的，其8表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天文志》由马续协助班昭完成。

三、《汉书》的特点和文学成就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袭用了不少《史记》原文；又大量地援引他人的文章；史料可靠性强。在文学成就方面，《汉书》总体上赶不上《史记》，但也有不少篇章文学成就较高。班固对于一些忠直爱国之士给予了肯定评价和热情歌颂，对于某些坏人坏事给予批评和抨击，保存了中国古代“良史”的某些优良传统。在写法上，全书结构谨严，组织严密，事实较为详尽，语言简练，偏重于华丽辞藻，时有骈语，开后世骈文语言之先河。

四、作品讲析

1、《苏武传》 ①作品分析

《苏武传》记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主要写了缑王谋反、苏武两次自杀、两次拒降、北海牧羊、南向号哭等事情，集中表现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节、不辱命的爱国思想及优秀品质。②苏武形象

苏武是一个爱国使者形象，他忠于汉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节、不辱命的爱国思想。

③艺术成就

围绕中心选择典型事件，叙事详略得当，集中突出苏武形象；运用人物语言、细节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突出苏武性格特征。

2、《杨王孙传》 ①作品分析

《杨王孙传》通过杨王孙要求裸葬的故事，批评了当时厚葬的社会风气，塑造了一个旷达的敢于反对封建礼教的不同于世俗的人物形象。

第一部分（①），写杨王孙嘱咐裸葬和其子往见祁侯。

第二部分（②—③），写杨王孙辩驳祁侯的观点，表示坚持裸葬。第三部分（④），交代祁侯认错，裸葬杨王孙。②人物形象

杨王孙笃信黄老之术，不同流合污，坚决主张裸葬。其主张裸葬用以反对厚葬的世风，在客观上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奢侈，对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封建礼教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以身作则，带头裸葬，是非常难得的。他的理论根源于道家学说，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对人、形、神三者关系的解释，又不免坠入了道家玄而又玄的神秘境地。再说其裸葬的主张，有点不近乎人情，为一般人所难于接受。

③艺术特色

①选材典型；②结构简单；③以对话展开情节。

第四节

《说苑》和《新序》

一、《说苑》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编辑而成的历史故事集，主要编辑诸子是言行，多半属于哲理行的格言，收录先秦至西汉的史事、遗闻、佚事、传说，共784则，今存66则，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辩物、修文、反质等20卷，每卷前边大多有一段总说，介绍其类内容，然后排列故事。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兴亡、成败得失的道理，在政治教化、历史研究、文学欣赏等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刘向（前79——前8），原名更生，后改名向，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

二、《新序》

《新序》东汉刘向编著，成书于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以春秋时事为主，汉朝时事不过几条。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互相出入，从史学角度看，可以弥补诸书不足。本来有30卷，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经过曾巩的整理和校订，只保存了10卷。有杂事（5卷）、刺奢、节士、义勇、善谋（2卷）等。从其所选故事中，可以看出，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主张维护刘氏政权，主张选贤进能，省刑罚，薄赋敛，对人民宽厚仁爱，反对战争，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有一定的讽谏。其故事内容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

第五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一、《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历史散文，主要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属杂史一类的散文，东汉赵晔著。赵晔，字长君，东汉山阴人，生卒年待考。少尝为县吏，上峰令其迎接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家出走，跋涉至蜀地犍为郡资中，拜杜抚为师，学韩诗，积２０年，绝无音信，家人以为已死，为之发丧制服。抚卒，晔经营丧葬毕，乃归。州官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闭门著述，直至老死。著《诗细历神渊》、《吴越春秋》。《后汉书》有传。

《吴越春秋》共10卷，第一、吴太伯传；第二、吴王寿梦传；第三、王僚使公子光传；第四、阖闾内传；第五、夫差内传；第六、越王无余外传；第七、勾践入臣外传；第八、勾践归国外传；第九、勾践阴谋外传；第十、勾践伐吴外传。《吴越春秋》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宾是记叙吴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写作特点：（1）在记录历史中加加入虚构和传说，编写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故事；（2）刻画人物手法的细腻传神；（3）忠正耿介的伍子胥、深谋远虑的范蠡等成功的人物形象，都在不同方面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越绝书》

《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属杂史一类的散文。此书作者，久有争论，或以为东汉袁康著，或认为东汉的袁康和吴平只是辑录者。袁康，东汉初期方志学家、史学家，绍兴人，生卒年待考。从南宋流行之本直到今本，实际上都是一种残本。这些现象在古代当然并不奇怪。今本存15卷19篇，不仅记载了于越春秋阶段的历史，而且通过人物活动，也记载了与于越相邻并滋生纠葛的吴、楚部分历史。此书内容广泛，体裁驳杂丰富，《四库提要》誉之为“纵横曼衍，博奥伟丽”。从方志角度而言，《越绝书》把越、吴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为今人保存了早期会稽山地和太湖流域的地理形貌。不仅如此，为凸现越吴霸权之争同时也是国力之争，《越绝书》还记载了牧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资料，凡有关发展生产、流通经济等内修国政的问题，均有较详论述。如在“地传”篇，就描绘出一幅当时以山阴城为中心的于越手工业分布图，例如冶金工业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造船工业地船宫，木材采伐地木客，纺织工业地麻林山和葛山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部杂史都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内容有很多相同。它们在写作上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而外，还虚构了一引起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如《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似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它们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两书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例如《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击绵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特别是《吴越春秋》，它集中写了伍子胥奔吴及破楚报仇和勾践发奋图强、灭吴雪耻的两段历史。它虽依傍史籍的记载，又不完全照钞，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对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有很好的表现，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更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来奔，所以处身行事都显得十分谨慎。后半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因而出言激切，无所顾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迹的记叙，为后世有关这一人物的小说、戏曲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第四章

汉赋

第一节

汉赋发展概况

一、赋的定义

赋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文学体裁，受《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产生并形成于汉代。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内容多用于状物，形式上句式长短不齐，散韵相间，多设主客问答，辞藻华美，多为长篇巨制。

二、汉赋发展概况

汉赋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代辞赋鼎盛，仅西汉一代就有作家80多个，作品1000多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录有西汉辞赋家78家，1004篇作品），作家作品众多。汉赋的发展经历了西汉初骚体赋、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东汉末抒情小赋三个阶段。

汉初骚体赋阶段，也叫做楚辞余波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也属于骚体赋。骚体赋句中多有“兮”字，“兮”字是骚体赋在形式上的特点。汉初骚体赋主要追随楚辞的优良传统，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屈原自况，其实是一篇表达他政治上不平的很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吊屈原赋》开头写道：“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包含着作者深沉的自吊意味。他的《鵩鸟赋》写鵩鸟（猫头鹰）飞如自己的屋里，同自己对话，借鵩鸟之口，抒发了自己的郁郁不平和对现实遭遇的不满，表达了一种所谓人生祸福无常应该知命不忧的思想。

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杨雄的《甘泉赋》、张衡的《二京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其中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散体大赋的形制，标志着汉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猎、观涛和论理等七件事启发太子，使其霍然病愈。后来曾形成了如《七激》、《七兴》、《七依》、《七说》等的一种“七”体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标志着汉散体大赋已经成熟。《子虚赋》和《上林赋》通过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的辩论，宣扬汉帝国的豪华和声威。它假设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先生“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糜，窃为足下不取也”。但同时他却把齐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多夸耀了一番。而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的对话，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以及天子射猎的盛况，从而压倒了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其它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等也都属于这一类赋。扬雄年轻时极为喜好司马相如的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他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时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这四篇赋处处仿效司马相如，在内容上都是歌颂汉王朝功德和声威的。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以西都宾向东都主盛赞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富丽、壮伟，东都主则赞颂当时朝廷的盛事，体制宏伟，多有警句，是模仿司马相如大赋的名作。张衡生活在东汉由盛转衰时期，他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最著名的散体大赋是《二京赋》。《二京赋》虽然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但在模拟中有自己的创造，写得更加铺叙夸张，内容也更加丰富，篇幅进一步加长，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他还写有《南都赋》。总之散体大赋以反映汉帝国国威和贵族生活为主要内容，如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富，宫室苑囿富丽以及皇室贵族们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在形式和写法上，散体大赋结构宏伟，词藻华瞻，繁文密绣，散韵相杂，句法参差，多用僻字和主客问答，动辄东西南北上下，物物件件铺排一番。比方《子虚赋》描述云梦时，就先写面积，次写山，再写土，又写石，至此仍然意犹未尽，又从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加以渲染。从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说，作者一方面对当时国势和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自豪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资财追求享乐的行为流露出不满，进行委婉的劝说和讽谏。但这种讽谏批评和夸耀宣扬相比起来，只是“劝百讽一”，微乎其微。

东汉末抒情小赋的主要作家作品有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和《应间》，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抒情小赋。这种赋形制比较短小，文字清丽，多通过咏物来抒发作者的怀抱和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的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政治。由长篇巨制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的统治阶级生活变为抒写个人胸怀情志，这就是散体大赋转变为抒情小赋的显著标志。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巨大变化，社会黑暗。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以后还发生过演变，此后还有骈赋（徘赋）、律赋、文赋等几个阶段。（可看《陕西电大》84年1期拙文《赋的演变》）

三、汉赋形成的原因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也者，受命（名）于诗人，拓宇（开拓疆域）于楚辞。”说明了赋的渊源，他认为赋是从《诗经》和骚体变来的。其实，我们说，是“赋”得名于《诗经》，又借助了楚辞的宏阔的结构和丰美的辞藻。从汉赋的形式来说，汉赋是楚辞的发展和变种，它始于战国末期，完备并兴盛于汉，至唐宋而衰微。赋兴盛于汉代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两种原因。

传统原因：指汉赋受到战国末散体赋（荀赋）和屈原、宋玉等的辞赋的影响。战国末期，荀卿写了现存最早的以赋名篇的作品——《赋篇》。《赋篇》采用对话体，压韵，体物写志，又用了不少典故，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对汉赋有着很大影响。如其写蚕有云：“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写针有云：“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战国末，在楚地也出现了赋作，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和《对楚王问》等，其特点是以铺叙为主，讲究辞采，篇幅相应加长，采用问答形式，这些都为汉代文人提供了可以模拟的范本，被汉赋特别是汉散体大赋所继承。

现实原因：一是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空前强盛，统治阶级生活豪华，为汉赋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时代的需要。汉王朝空前强盛，需要一种“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宣扬国威的作品，而赋体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正好应和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三是统治阶级的提倡。汉代帝王祖籍为楚国，都喜好辞赋，汉武帝更是喜爱赋这种文体，因而赋便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极盛。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倪宽（御史大夫）、孔臧（太常）、董仲舒（太中大夫）等，也“时时间作”。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对赋的爱好程度。因而出现了一大批以写赋为能事的文人士大夫，有的人也因能写赋而显赫一时。

四、对汉赋的评价

赋作为一种文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坛上兴起的又一文学样式，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体裁，自然是一代文学的代表。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势，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增进文学描写技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封建社会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认为正宗的赋都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班固、张衡等人的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等内容的散体大赋。建国后，人们对汉赋多持批评态度，似乎汉赋成了汉代散体大赋的代名词，认为它们反映贵族生活，一味地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我们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文坛上兴起地又一文学新样式，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体裁，自然是“一代文学”的代表。另外，从汉赋本身来看，无论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个作家，往往创作了不同思想内容和不同艺术形式的赋作。因此，对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该笼统地评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是那些汉代散体大赋，尽管它们有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完全抹煞的。首先，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势。其次，它们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增进描述山川景物、宫殿建筑、都市生活以及田猎等场面的技巧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汉赋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东汉时人们才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更不要说汉赋还包括有汉初的骚体赋和东汉的抒情小赋那些富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汉赋是堪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于世的。

也有人把汉赋的发展，分为形成期（贾谊、枚乘）、全盛期（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模拟期（扬雄、班固、张衡）转变期（张衡、赵壹、蔡邕、祢衡）四个阶段。也有从内容上分为宫殿、游猎、纪行、述志、咏物等类别的。

第二节

作品选讲

一、贾谊《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以屈原自况，是一篇表达贾谊政治上不平的很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包含着作者深沉的自吊的意味。

《吊屈原赋》是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太傅，途径湘水时写的，屈原的事迹和自沉汨罗引起了作者的共鸣，于是他借悲悼屈原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作者哀悼屈原的悲剧命运，描写了黑暗现实，揭示了造成屈原悲剧的原因，表达了对是非颠倒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自己因被谗遭贬产生的愤世嫉俗的激愤感情。

其艺术特点是：①篇幅短小，骚体赋形式。②浓烈的哀伤感情。③以比喻、寄托抒情。

二、贾谊《鵩鸟赋》

贾谊谪居长沙所写，写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住宅，作者认为不吉祥，作《鵩鸟赋》，以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且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排遣。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思想倾向。

写做特点是：①属于骚体赋；②采用主客问答形式；③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句。

三、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标志着汉散体大赋的成熟，它通过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的辩论，宣扬了汉帝国的豪华和声威。

《子虚赋》假设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王在云梦泽游猎的盛况非齐王所及；乌有先生不服，便进行诘难。《上林赋》写亡是公详述汉天子在上林苑校猎的壮观，非齐楚诸侯之国所能比；最后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两赋规模宏大，铺陈细腻，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品，对后来的辞赋影响很大。

艺术特点是：①铺陈描写，散韵相间，文采斑斓；②主客问答；③夸张描写。

四、赵壹《刺世疾邪赋》

1、作者简介：赵壹，字元叔，生卒年不详，东汉末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体貌魁梧，身长9尺，持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作品还有《解摈》、《穷鸟赋》、《非草书》、《报皇甫规书》等。

2、主题

《刺世疾邪赋》严厉揭露和斥责了当时社会上的黑白颠倒、正直难行的邪恶风气，探究了产生这些社会弊病的原因，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不同流合污、坚持操守信念的鲜明态度和对国家的深切忧虑，同时也流露出一定的哀叹人生短暂、不待盛世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3、艺术特点：①感情强烈，直抒胸臆；②语言锋利，讽刺性强；③赋末作诗寄意，开后世诗赋合流先河。

4、《刺世疾邪赋》在赋发展史上的地位：①年内容上摆脱了西汉散体大赋借咏物写事歌功颂德、劝一讽百的习惯，转向了抒情言志。②在风格上，变散体大赋的板滞为疏荡，变典雅为通俗，变含蓄为直率。③在形式方面，篇幅短小，句子长短不齐，富有变化。末尾用两首诗寄意，开了魏晋南北朝诗赋合流的先河。

第五章

汉乐府民歌

第一节

汉乐府创作概况

一、乐府的含义

乐府最初为封建朝廷的音乐机关，乐指音乐，府指机关，其任务是创制曲谱、收集民歌、培训演员和演奏歌舞，或言其最早创建于汉初，或言其在秦朝时就早已有之。南北朝时，人们又将在汉代乐府机关里配过乐的歌诗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便又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二、汉乐府创作概况

据班固统计汉乐府有138首，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只有将近40首。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收录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它将汉至唐的乐府诗分成12类，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四类中。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后三类中。

三、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诗的精华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内容主要包括：

1、揭露统治阶级罪恶。

2、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生活，表现他们的怨恨和反抗情绪。

3、揭露和描写战争灾难。

4、描写恋爱婚姻生活，歌颂坚贞爱情和反抗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的斗争。

四、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征

其艺术特点要点是：

1、以叙事为主；

2、善于通过言行表现人物性格；

3、善于运用比兴、铺陈和对白等手法；

4、形式自由多样，句式灵活，以杂言为主，趋于五言；

5、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五、汉乐府民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汉乐府民歌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诗歌高峰；

2、杂言体和五言体具有开创之功；

3、叙事、对话独白、心理描写、细节刻画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具有很大影响。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作品选讲

一、《东门行》

《东门行》通过一个城市贫民拔剑出走，真切反映了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人民被迫铤而走险的事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其艺术特点的要点是：⑪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刻划人物，表现心理活动，塑造形象，揭示主题。⑫形式自由，语言明快。

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通过一个少年当兵、白头始归的老兵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残破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和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艺术特点主要是：⑪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选材典型，以小喻大。⑫以“家”字结构全诗，集中描写无家的惨况。⑬通过言行揭示主人公心理活动。⑭语言口语化，浅显平易。

三、《陌上桑》

《陌上桑》通过罗敷机智地拒绝和痛斥太守的无理调戏和纠缠，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卑鄙无耻和愚蠢，热情歌颂了罗敷的坚贞聪明，活泼勇敢，敢于斗争的胆识和善于斗争的智慧。罗敷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年轻美貌，热爱劳动，不畏权势，不慕富贵，坚贞善良，聪明机智，敢于反抗强暴，是一个劳动人民妇女形象。

《陌上桑》艺术特点的要点是：⑪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⑫运用侧面烘托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⑬精于剪裁，以对话展开情节。⑭夸张虚构，富于喜剧色彩。

四、《上邪》

是一首民间情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爱情的坚贞。艺术特点在于：①奇特的想象；②多事喻一事；③语言精炼，感情充沛。

五、《孔雀东南飞》 题解：此诗最早见于(梁)徐陵《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署名为“无名氏”。产生时代有东汉、魏晋南北朝、（刘）宋初等说法。现在一般认为其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文人加工。

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人公及悲剧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第一部分：写焦母休妻和刘兰芝被遣归和告别的情景。

第二部分：写刘兰芝回娘家后被兄母逼婚的不幸遭遇。第三部分：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诀别自杀。

第四部分：交代刘兰芝死后的情况，通过想象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感情。

主题：《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给予了无限同情，又通过幻想形式描绘和歌颂了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刘兰芝形象的要点是：聪明美丽，勤劳善良，忠于爱情，不慕富贵，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具有反抗精神。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的忠贞是刘兰芝性格中最光彩的地方。焦仲卿形象的要点是：性格具有抗争和妥协的两面性，反抗的性格占主导方面，他同情和挚爱刘兰芝，对爱情坚定不移。起初他对现实抱有幻想，常常委曲求全。最终他“自挂东南枝”，为爱情献身，是其反抗精神的最强烈的体现。

焦仲卿也是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牺牲品，性格有发展变化，具有抗争和妥协的两面性，对未来抱有幻想，有过动摇，但其性格主导方面依然是反抗封建礼教的。

焦母、刘兄：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专横顽固，冷酷无情，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

《孔雀东南飞》艺术特点的要点是：

1、繁简结合，情节紧凑巧妙；

2、起兴发端，神话结尾，寓意深刻；

3、运用铺张描写，渲染气氛，塑造形象；

4、用对话展开情节；

5、叙事抒情相结合，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文学史上的地位：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峰，有中心事件，有曲折的情节，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共355句，1775字。

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为“长诗之圣”； 沈德潜《古诗源》称其为“古今第一首长诗”；胡应麟《诗薮》称其为“古今绝唱”。

刘兰芝被遣归的原因：众说纷纭：①焦母嫌刘兰芝出身门第低下；②焦母嫌刘兰芝纺纱织布少；③是刘兰芝无礼节；④刘兰芝和焦母矛盾激化；⑤刘兰芝、焦仲卿夫妻恩爱超过或取代了焦仲卿和焦母的母子之情；⑥是刘兰芝婚后没有生育。

第六章

文人诗歌和文人五言诗

第一节

文人诗歌

总的来说，汉代时文人诗歌创作处于低潮。文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被吸引到了汉赋的创作中，文人诗歌创作处于低潮。但还是有一些文人作品的。一是楚辞体诗歌。如《史记》中记载的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瓠子歌》，赵王友的《饿歌》，张衡的《四愁诗》，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等。一是文人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赵壹的《嫉邪诗》，以及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等。

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赵王友《饿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财（裁）。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梁鸿《五噫歌》：“陟彼此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梁鸿《适吴诗》：“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遥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傥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英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出生年不详。鸿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宛中。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诗经》中有五言诗的萌芽，为五言四句，独立成章，但没有独立成篇的只是一首诗中的一部分。如《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三章四句五言的诗歌，其中一章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战国末期出现了五言诗的雏形。如《孟子·离娄》所载楚国的《孺子歌》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所引秦代的《长城歌》说：“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已经独立成篇。

两汉时出现了大量的五言歌谣和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出现是东汉时期的事。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此后，则有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共三首）、辛延年的《羽林郎》、郦炎的《见志诗》、赵壹的《嫉邪诗》、蔡邕的《翠鸟诗》等。而成就比较高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郎》。《古诗十九首》则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诗歌咏的是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班固《咏史》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首叙事诗共16句，五言形式已经具备，但就其艺术而言，的确很一般，正说明当时文人还没有完全掌握五言诗这种新的诗体。钟嵘《诗品》评价说：“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谈到文人五言诗，还应提及一下“苏李诗”。“苏李诗”指的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10多首。其中李陵《与苏武三首》、苏武诗四首最早见于《文选》“杂诗”类，列次《古诗十九首》之后，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此外散见于《古文苑》、《艺文类聚》及《初学记》等书。“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渔洋诗话》），大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感伤人生，情调凄怨，是一些艺术相当成熟、形式较为完整的五言古诗。如：“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都很著名，六朝隋唐以来广泛传诵。钟嵘《诗品》评李陵诗为上品，《文选》择优选录，杜甫也说“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十二首》）。但这批诗在六朝已被疑为拟作或赝品。南朝宋颜延之认为“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太平御览》卷586引《庭诰》)。刘勰则据汉成帝诏命刘向校录歌诗三百余篇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指出“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文心雕龙·明诗》）。此后，自北宋苏轼至近代许多学者，从苏武、李陵事迹、诗中地域、避讳以及诗的风格等不同方面论证其伪，当可成为定案。

“苏李诗”大体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无名氏作品，约为《古诗十九首》同时前后的产物，也被视作五言诗成熟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它的成就稍逊于《古诗十九首》，还由于六朝拟作风行，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六朝人的拟作。近人梁启超据刘勰、钟嵘的评论只提李陵而不及苏武，怀疑“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拟苏武的那几首”是“魏晋间作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这就是说，今存“苏李诗”中可能杂有六朝人的拟作，同时也反映出它在六朝拥有五言诗典范的地位，影响深广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一、张衡《四愁诗》

1、张衡及其创作概况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曾任太史令、河间（河间王刘政）相、尚书等职。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精于天文历算，曾发明过浑天仪和侯风地动仪。他的赋作有《二京赋》、《思玄赋》、《归田赋》等，以《二京赋》最为著名。诗歌现存三首，有四言的《怨诗》、五言的《同声歌》和七言的《四愁诗》，以《四愁诗》最为著名。现存有集本《张河间集》14卷。郭沫若对张衡有高度评价，他在张衡的墓基石上写有“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赞语。

2、《四愁诗》的思想内容

《文选》选录此诗，在诗前有序文道：“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顺帝年号）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豪门大族）。衡下车（到任），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中认为此诗有寄托，是作者伤时忧世的作品，应该可以相信。

全诗分为四章。第一章叙写主人公思念东方的美人，路途遥远艰险莫从，无法送达回赠品的忧伤烦愁。第二章叙写主人公思念南方的美人，水深莫从，无法送达回赠品的忧伤烦愁。第三章叙写主人公思念西方的美人，路途遥远艰险莫从，无法送达回赠的忧伤烦愁。第四章叙写主人公思念北方的美人，雪大莫从，无法送达回赠的忧伤烦愁。

“五臣注”：指初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对《文选》作的注释。“六臣注”：指的是五臣注加上李善对《文选》的注释（合刻本），即成“六臣注”。

主题：叙写了主人公怀念四方美人的愁怨，寄托着诗人伤时忧世的思想。

3、《四愁诗》的艺术特点

①整齐的七言形式。全诗四章28句，每句都是七个字，是现存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因为其中每章皆有两句有楚地语气词“兮”或“倚”字，所以后人又称其为骚体七言诗。这首诗在七言诗的发展和完善上有一定的地位。

②回环叠唱，逐章显志。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此诗采用了《诗经》回环叠唱的形式，后三章只是分别各变动了第一章的16个字，其所表达的思想情绪都是一致的，都是叙写主人公思念美人而无所致从的烦愁，不过越往后，其烦愁越浓烈。东西南北竟然没有一方可以致从，可见这种烦愁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脱和安慰的。

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平子《四愁》，千古绝唱。”

鲁迅在1924年10月3日，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曾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此诗明显受到了张衡《四愁诗》的影响，其诗为：“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二、辛延年《羽林郎》

1、作者及题解

辛延年，东汉人，身世情况无史料记载。

此诗最早著录于《玉台新咏》，列在辛延年名下。《乐府诗集》列入《杂曲歌辞》。“羽林”是汉代的皇家禁卫军。“羽林郎”是禁卫军中的官名。《汉书》颜师古注云：“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引申卫箭）之疾，如林之多。一说，羽，所以为主者羽翼也。”至于此诗为什么以“羽林郎”为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认为，题为“羽林郎”，诗中又称“金吾子”，除了表示豪奴的骄横外，可能还有招摇撞骗的意思；一种说法认为，“羽林郎”是乐府旧题，本诗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2、思想内容

第一部分（4句）介绍冯子都。第二部分（中间10句）介绍胡姬。第三部分（18句）写胡姬反抗冯子都的调戏。清代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此诗可能是借历史题材讽刺东汉和帝时代外戚窦氏而作。当时窦显为大将军，一门兄弟窦很骄横，尤其是担任执金吾的窦景，常常怂恿部下强夺民女和财物，老百姓当时把他们看作是寇仇。

主题：此诗通过酒家女胡姬反抗强暴，拒绝豪奴调戏的故事，歌颂了胡姬的勇敢、坚贞和聪明，揭露了封建权贵豪奴的娇纵和放荡。

3、艺术特点

①运用夸张手法。此诗运用了夸张手法，对胡姬衣着装饰的描写，有夸张的成分。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②运用双声、叠韵、对偶、铺陈等修辞手法。双声词如“依倚”、“连理”、“煜爚”、“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娉婷”等；对偶句如“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等。铺陈描写主要体现在对胡姬衣着装饰的描写上。这些都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已经趋向成熟，并且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受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

一、名称来源和作者

古诗十九首，指《文选》中收录的失去作者姓名、诗题和绝对创作年代，内容风格相近的、题名为“古诗”的19首五言诗。其“古诗”是六朝人对那些流传已久、难以确定绝对创作年代的无名氏诗篇的称谓。它们属于文人创作，代表了东汉桓、灵时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二、思想内容

主要反映的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感情，大体上分为写游子思妇离别之苦，和写求官不遂、仕途失意的苦闷悲哀两类。

三、艺术特征

①浓郁的抒情味；②善于运用比兴手法；③质朴自然的风格；④简洁明快生动的语言。

四、地位和影响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东汉桓、灵时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特别是文人五言诗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作品选讲

1、《行行重行行》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是一首伤离怨别的作品，主要抒写了一个女子对远行异乡的情人（丈夫）的深切思念，表现了她分离和思念的痛苦。也有人认为此诗写的是对远行朋友的思念。从诗篇的情感看来，说是思妇之词比较妥当。

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就胡马思北，越鸟思南衬一笔，所谓‘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缓’字极妙。”

陈祚明《采菽堂诗话》：“人情于所爱（夫妻关系），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情。”

艺术特点主要是：①反复咏叹，逐层加深感情。②变用民歌诗句，汲取民歌营养。③比兴夸张，感情委婉深厚。

2、《迢迢牵牛星》

此诗在《古诗十九首》中为第十首。

有关织女牵牛的故事，在此诗以前大概是不完备的。《诗经·大东》“維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則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牵牛、织女还只是人格化两个星星，并不是一对情人。班固《两都赋》有：“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也未有所超出。只有到了《古诗十九首》，才算有了爱情故事梗概，和后世传说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大致吻合。

张庚：“欲写织女之系情于牵牛，却先用‘迢迢’二字将牵牛推远，以下方就织女写出许多情致。”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十首，描写织女牵牛爱情的不幸遭遇和长期分离的愁苦情绪，借以表现现实中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

艺术特点主要是：①想象丰富，形象鲜明。②写景抒情相结合，使全诗情景交融。③叠字词的大量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创造了优美动人的意境。④咏物拟人相结合。

3、《今日良宴会》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四首，批判当时占据高官要职行欢作乐的世俗，并对诗人自己无才“策高足”而“守穷贱”、“长苦辛”的境遇进行了嘲讽。

吴淇《选诗定论》：“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脑，以下无限妙文，皆回顾此二字。盖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邀，所可据以行乐者，惟‘今日’耳。下‘飙尘’之喻，正谓今日之难长保耳。”

陆时雍：“‘何不’、‘无为’，正是欲而不得。”

近人黄节所藏《古诗赏析》：“诗人代申其意，似劝实讽。”艺术特点：毫不掩饰痛快淋漓的心理表白。张玉毂《古诗十九首赏析》：“感愤自嘲，不嫌过直。”王国维《人间词话》：“‘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鄙词者，以其真也。”

4、《冉冉孤生竹》 此诗在《古诗十九首》中为第八首。关于此诗的主题，有两种解释，或认为是“此结婚之后，夫有远行，而有是作。”（闵齐华《文选瀹注》）“写女子新婚久别的怨情。”（余冠英）或认为“是怨迟婚之作”（方廷圭、朱自清）。皆是根据诗中的一些字词诗句而各执一词的。

主题：此诗抒写了一个新婚妻子对丈夫久别的愁怨。

秦汉文学讲稿 篇2

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国, 在国内近20年的时间正值俄罗斯诗歌复兴的“白银时代”, 他说:“诗歌从没有如此普及, 甚至普希金的时代也无法与之相比。我是那个阶段的产物, 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 (1) 1919年流亡国外后, 他仍对俄国文学保持关注:“有年龄和才能各不相同的独立作家, 有作家的小团体和派系, 里面一些年轻的或年少的作家, 有的很有天分” (2) 。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俄国形式主义一派, 影响巨大:“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 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 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 (3) “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 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 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 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 说成唯一正确的看法。” (4) 如此重要的批评流派, 对俄国文坛保持密切关注的纳博科夫不会没有接触, 也很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英美“新批评”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中叶成为美国批评界的主流, 纳博科夫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氛围中完成《文学讲稿》, 约翰·厄普代克写道:“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 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活动场所。” (5) “新批评”与纳博科夫的主张有所共通。当我们比较考察纳博科夫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在文学观念上和批评实践方面的联系, 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

一

在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 三者都强调文学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的加工, 具有独立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独立于社会生活和各种意识形态之外:“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 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 (6) 从创作过程来看:“任何艺术都使用取自自然界的某种材料。艺术用其特有的程序对这一材料进行特殊的加工;结果是自然事实 (材料) 被提升到审美事实的地位, 形成艺术作品。” (7) 纳博科夫则以“大魔法师”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文学的加工方式及其与现实的距离:“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 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 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开始发光、熔化, 又重新组合, 不仅仅是外表, 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 (《文学讲稿》, 第2页) “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也表达了相似观点:“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 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 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 (8)

在研究方法上, 俄国形式主义与纳博科夫、“新批评”都主张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 不赞成外部研究。雅克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作品的“文学性”,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9) 纳博科夫也认为, “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 (《文学讲稿》, 第1页) , “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 (《文学讲稿》, 第1页) 他对《包法利夫人》研究时保持着对其结构和风格的内部关注, 他还指出是作者在指挥影响主人公性格形成的一些外部因素:“小说中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福楼拜的头脑中。”故而反对在女主角“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 (《文学讲稿》, 第114页) 。他拒绝从现实社会对人的影响角度分析作品人物, 只是把人物作为作家作品世界中的独特设计, 因为“这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 (《文学讲稿》, 第128页) 。《文学理论》也指出诸种外部研究无法“很恰当地分析、描述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 第110页) , “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 (《文学理论》, 第154页) , 并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表示赞赏。

在研究对象上, 三者都主张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相统一。形式主义主张研究文学内部的“形式因素”, 但也注意到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形式与内容的约定对立, 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 (10) 纳博科夫也说:“我很反对将内容与形式区分对待” (《文学讲稿》, 第6页) , 他的批评实践也是如此, 例如在《包法利夫人》讲稿中, 他将小说文体特征“and”结构与形成的意象效果联系起来分析, 在阐述叙事转换手法的同时把内容解读融入其中。韦勒克也认为, 文学的外部研究像“知识社会学”一样, 有同样的问题:“应用到文学上时, 也因无法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而暴露了它的缺陷” (《文学理论》, 第110页) , 并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反对内容、形式二分法表示支持, 认为“这种分法把一件艺术品分割成两半: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的、纯粹的外在形式” (《文学理论》, 第146页) 。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纳博科夫都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文学。日尔蒙斯基认为:“诗的材料不是形象, 也不是激情, 而是词。” (11) 他们主要从语言学角度、从微观层面研究诗的音韵、词的形式、句法和词的语义。“新批评”代表之一瑞恰兹提倡“细读法”, 认为“诗歌的优点不存在于强加给它的某种东西, 而是它自己的结构、构造和语言声音的集合。” (12) 纳博科夫也说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应该注意和欣赏细节。” (《文学讲稿》, 第1页) 他在批评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 如《包法利夫人》讲稿中提到的郝麦温度计算的错误、几处蓝色的意象以及讲稿最后对文体和意象的分析等, 都能看出他细致入微的品读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三者都将文学作为独立的艺术品, 在文学研究的方式、对象的认识上具有一致性。文学之外, 纳博科夫还是位蝴蝶爱好者和研究专家, 科学理性的思维对其文学观影响深远:“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 (13) “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科学化” (14) , 它与英美“新批评”同属于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批评流派, 其文学批评主张与纳博科夫的批评方法都体现着一种客观、理性的思维。

二

在文学与作者意图、读者的审美感知之间关系的阐释上, 纳博科夫与“新批评”的主张较为接近, 同时在其批评实践中又与之有所差异。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读者审美体验对于文学艺术性特征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其“反常化”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 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 (15) 艺术手法的运用旨在唤起、延长或增加接受者的审美体验, 换言之, 读者的感受是文学性产生的原因, 文学性要在与读者之前的阅读、生活经验的对比中实现。此外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读者的感知影响了艺术性的完成:“作品可能有下述情形:一、作为散文被创造, 而被感受为诗;二、作为诗被创造, 而被感受为散文。这表明取决于该作品所具诗意的艺术性, 乃是我们感受方式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尽可能被感受为艺术作品。” (16)

“新批评”与纳博科夫则都认为, 优秀作品的价值客观存在, 不以读者的感受为转移。韦勒克说道:“体验与诗永不相当” (《文学理论》, 第153页) , 研究读者的心理学的结果“就是造成对诗歌价值认识的莫衷一是、怀疑和完全迷惘” (《文学理论》, 第154页) 。纳博科夫则认为读者的不同阅读体验源于读者自身的情况, 因而对读者有所要求, 以更好地领略艺术的魅力, 也即艺术价值不以读者感受为转移。他在创作中亦坚守此道:“我想一个艺术家不该去管读者 (观众) 是谁。他最好的观众是每天早上刮胡镜里看见的那个人。” (17)

纳博科夫在文学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上没有陷入“新批评”相对主义的误区, 他并不否定“恰当的读者”, 也没有像《意见谬误》那样认为不必探究作者意图, 而是充分肯定优秀的作家与优秀的读者, 认为二者相互独立, 在艺术领域共同努力。他把文学比作山峰:“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 只是他登上山顶, 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 他们就永不分离。” (《文学讲稿》, 第2页) 读者的目标是充分理解作者的艺术技巧, “文学巨匠当初运用想象写出了一本书, 后来读这本书的人也要运用想象体会他的书才是。” (《文学讲稿》, 第3页) 在《包法利夫人》的讲稿中, 他说道:“我们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应当与福楼拜本人的创作意图相符。” (《文学讲稿》, 第113页)

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都割裂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关联, 其研究对象限于文学本身的性质。而纳博科夫虽然重视艺术本身, 但还是将社会历史、作家的意图等外部因素纳入分析的背景, 并不孤立地进行解读。《包法利夫人》讲稿中, 纳博科夫一开始便点出故事的时间、政治背景和作者的创作进度, 并与同时期作家比照, 这与他总结出的小说大事年表一起, 构成深入研究的认知背景。他还多次结合福楼拜的信件, 印证或辅助对艺术手法的解读。

纳博科夫在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上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十分接近, 在《文学讲稿》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批评实践范本, 同时又避免了两种批评的弊端, 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研究作品, 将被“新批评”所怀疑与否定的作品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桥梁重新架起, 提供了一套符合艺术规律的优秀读者、作者的客观标准。

参考文献

[1]I.A.Richards.Practical Criticism[M].New York an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2][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著, 刘佳林, 译.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16纳博科夫, 著, 王家湘, 译.说吧, 记忆[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3][荷兰]佛克玛, 易步思, 著.林书武, 等, 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 1988.

[4]方珊, 等, 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 1989.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6][美国]纳博科夫, 著.潘小松, 译.固执己见[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7][美国]纳博科夫, 著.申慧辉, 等, 译.文学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 2005.

秦汉文学讲稿 篇3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汉赋和史传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李斯、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大赋；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散文；汉乐府民歌等的文学成就。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秦汉文学概述

1课时 第二讲：秦及西汉散文

2课时 第三讲：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6课时 第四讲：司马迁与《史记》

8课时 第五讲：两汉乐府诗 4课时 第六讲：东汉辞赋 4课时 第七讲：《汉书》及东汉散文 4课时 第八讲：东汉文人诗 4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周建忠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 秦汉文学概述

教学目标：

1、秦汉文学的基本态势

2、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汉代文学的嬗变与分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起义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秦汉文学就是从秦始皇统一到三国时期魏代汉，这一时期的文学。

一、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 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第一，汉代形成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 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 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 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 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 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 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 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 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 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 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 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 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 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 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 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第二，以文才取士的用人制度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 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 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 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 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 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 取士。

第三、诸侯王养士的风气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 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

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 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 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 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第四，帝王的爱好与提倡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 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 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 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 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 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 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 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 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 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 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 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第五，乐府、东观等设立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 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 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 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 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 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 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 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第六，游宦风气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 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 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 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 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二、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第一，以巨丽为美的审美风尚。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 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 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 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第二，文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 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 5 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 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第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 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 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 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 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第四，从批判到歌颂再到批判的创作态度。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 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 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 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 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 天 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 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 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五，由浪漫走向现实。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 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 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 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第六，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共同繁荣。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 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 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三、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 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 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时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汉代经学教育 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 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 得以实现的。

第一，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 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 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 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 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 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第二，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 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于是五经为 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 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 神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这话有一定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 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第三，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 8 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 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 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 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 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 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 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第四，汉代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 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 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 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 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 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 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 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汉 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 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 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四、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 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第一，赋体的兴盛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 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 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 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 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 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 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 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 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 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 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 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 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 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 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 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 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 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 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第二，叙事散文有较大发展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 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 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 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第三，汉诗的发展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 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 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 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 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 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 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二）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 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 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第二时期：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 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 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 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第三时期：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 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 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 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 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时期：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 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 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 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 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 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思考与练习】

1、汉代文学如何分期？

2、汉赋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

【阅读书目】

1、《赋史》，马积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聂石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讲 秦及西汉散文

教学目标：

1、秦散文成就

2、汉初的政论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西汉散文的特点

2、战国策士遗风对秦汉政论文的影响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秦代政论散文的文学成就。

一、《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体例与目的

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后为秦富商。在赵国遇秦质子子楚（异人），为其入秦活动，使子楚回秦为王，是为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即为，尊不韦为仲父，主政。后被罢官，流放四川，自杀。《史记》卷八十五有传。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 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 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 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 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全书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 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1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但是 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 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 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 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 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可见，《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吕不韦为秦的统 一天下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第一，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 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 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 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 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 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暢，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 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第二，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 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二、李斯

（一）《谏逐客书》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从荀卿学，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定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下令焚书。始皇死，从赵高谋，杀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后被赵高巫为谋反，腰斩于长安市。《史记》卷八十七有传。

李斯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

第一，写作背景。李斯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 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 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 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 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第二，文章结构。的文章先叙述秦自穆 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 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 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 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 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这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 具汉代辞赋之丽，为后世奏疏的楷模。从文体上看，《谏逐客书》属于奏议文，李斯是秦奏议文的代表。除李斯之外，在奏议文章中，还有一篇不太受人注意的制作，这就是秦代名将，万里长城修造总指挥蒙恬(?—前210年)临死前向二世使者的剖白：

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下面列举周公旦“金滕藏书”的典故，以及夏代关龙逢、殷代王子比干的例子，来剖白自己忠于秦王朝的心迹，读来十分感人。虽然这个剖白和李斯的《狱中上书》一样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但是却赖史书留传下来，让今人面对千古赤胆忠臣怆然心动。当然，如果读者想起充满血泪的“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这首秦代长城谣，想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断肠故事，蒙恬这豪气冲天的愚忠，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但从文字上看，此文应是秦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载：“恬尝书狱典文学”；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可见，无论是史家还是民间，都是把蒙恬认作儒将的。这样，蒙恬出口成章、引经据典，作出震憾人心的美文，便不足为奇了。

（二）、刻石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公元前218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刻石》和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这 些刻石的作者，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秦文》，在刻石文下属名李斯。一般认为这 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如《泰山刻石》的庄严精深、《琅邪刻石》的铺张扬厉、《之罘刻石》的剔透颖锐、《东观刻石》的春海朝阳、《碣石刻石》的太平盛景、《会稽刻石》的翔实浑朴、清峻犀利，都给人以美感享受。而这七篇刻石给人的整体感觉，则是气势宏大、典雅峻峭，非四海一家的大帝国不能为。从语言上看，刻石文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 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 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 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 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 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

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 石，以著经纪。

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 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李斯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 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汉代初年政论文的文学成就

一、贾谊

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 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贾谊为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十八岁才学闻名郡中，二十岁被汉文帝征为博士，后遭元老重臣排挤，悲郁而死。刘向辑贾谊文名为《新书》十卷。《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 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一）、专题政论文——《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 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 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 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 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 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 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 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重点分析秦 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16 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 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 为精辟之见。

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 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 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 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 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 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 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 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 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二）、疏牍文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 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 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 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

《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 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 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 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 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 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 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 家。《论贵粟疏》与贾谊《论积贮疏》题材相同，但所论更深一层，以为积贮的前提是务农贵粟。文章与述古代圣王治国之法，联系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深刻剖析了农贫商富所形成的社会 危机。虽然文风朴实无华，但以深刻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恳切质实的情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历代为世人所推崇。

二、《淮南子》

淮南王刘安(约前179～前122)，是汉高祖的孙子，其父刘长是汉文帝刘恒的弟弟。刘安于文帝十六年袭父封地为淮南王，曾作《离骚传》为研究评价屈原作品的开山。刘安“好读书鼓 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流誉天下”，在封国中招致宾客数千，编成十几万字的《淮南鸿烈》。原称《淮南鸿烈》 “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史称该书体例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或曰三十三篇)，又有中篇八卷。现在 存世的《淮南子》二十一篇，一般认为即该书的“内书”。

《淮南子》全书由《俶真训》、《道应训》、《修务训》等二十“ 训”组成，第二十一篇题 《要略》，内有凡二十训的要旨，并说明作书的本意，应是全书的总序。书中毕集阴阳、道、儒、法、名家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这是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对作者、编者的影响所致。

《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 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 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 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 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 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

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 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 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 有特色。

三、董仲舒策对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 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 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 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 深远。

从文学方面看，《贤良对策》三篇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 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 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 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暢，理致 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 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

四、刘向的叙录

刘向（前79－前8），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 ·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 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 类小说之先河。

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 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 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 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 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 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 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 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 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 《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五、西汉散文的特点 首先，西汉散文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 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 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 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其次，西汉散文带有浓厚的先秦遗风。再从西汉 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最后，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富有感染力。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 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 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 旁逸斜出的奇葩。

【思考与练习】

1、谈谈贾谊散文的艺术成就。

2、汉代政论文与《战国策》的关系？

【阅读书目】

1、《吕氏春秋》，巴蜀书社1989年版；

2、《淮南子》，巴蜀书社1989年版

第三讲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教学目标：

1、枚乘《七发》文学成就

2、司马相如及其大赋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赋的产生、嬗变与分期

2、汉赋的发展、思想倾向及其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征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6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汉赋的起源与发展

一、赋体文学的起源

赋，《说文》解为“敛也”。但在现存许慎之前的古籍中这个意义并未被直接使用。《尚书·禹贡》中专有一段讲定赋分国的，原则是“底慎财赋”。而开篇记九州山川原泽(即地理概况)、贡物(物产之优者贡中央政府)、贡道即进贡所必经的道路时，还定下了各州土地的丰腴贫瘠程度，以“厥田惟某某(等级)，厥赋惟某某(等级)”规定了赋税级别。这里赋纯属上交中央政府、或中央政府限定地方政府收缴的田地税。收取赋税至今被称为聚敛，看来敛是田地税引申来的意义。汉初《毛诗大序》提出的诗之作法，有“六义”，其中有“赋”一法，后代注解以“直陈其事”、“铺陈其事”。而在《周礼》中把赋作为“六诗”之一。故尔，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应当宗法于此。

周代官僚阶层在社交乃至外交场合“赋诗断章”，后代注家多解为“不歌而诵谓之赋”，其实理解偏了，这里赋应当是《说文》中敛的意思，即随手拿(敛)来一首或一段诗应酬答对之义。但这种歪曲理解却歪打正着：因为《诗经》本是配乐的，应酬场合很难保证总有乐队相伴，即使有乐队，也很难配合“断章取义”的需要。所以在答对时顺手“敛”来的诗，只有朗诵而无法也没有必要歌唱配乐。《诗经》之后的屈原、荀卿作品，写来就不配乐(其实《九歌》应配乐)，所以《汉书·艺文志》便直接认定他们的作品为赋了。而荀卿，便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赋”为自己作品名篇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称：“孙(荀)卿赋十篇”。现在存世荀卿赋五篇，这就是著名的《礼》、《知》、《云》、《蚕》、《箴(针)》。屈原之后的宋玉，其作品多被称作赋，而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直接以赋命名的作品名动古今。刘勰《文心雕龙·铨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盖本于《汉书·艺文志》所录“秦时杂赋九篇”。这说明，在汉赋崛起于文坛之前，作为文体的赋，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阶段的。以现在所能见到的汉之前赋篇看，抒情赋、咏物赋、纪游赋、说理赋、述志赋等汉代盛行的赋体，都已经出现，甚至有些已成为咏诵千世的名篇。

二、汉赋兴盛的原因

汉代在文学上被称为大赋巨史的时代，汉赋是赋体文学的高峰。赋体文学大盛于汉，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首先，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政策，“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起义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 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而对于文学消费者，一篇好文章出来，既使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也不影响抢购纸张传抄作品。赋体文学不是打油诗，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作后盾的。汉代恰恰为士子们从事大规模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汉代至武帝之前的政治稳定，为汉赋创作出现高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史称：汉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大范围的兵燹水旱等天灾人祸，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士子受教育、文人搞创作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武帝即位后发动开边战争，最初也没有破坏“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储备，反而鼓舞了文人们的大一统气概。这史无空前的太平盛景和充满豪情的大一统气概，在赋体文学的高峰期充溢在散体大赋里。

再次，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宫庭园林的兴建，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汉代开通河西走廊，扩大了对外交往，通商范围远达塔什干、布哈尔、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印度乃至罗马，而据《西京杂记》和《朝鲜考古图录》记载，汉朝和日本、朝鲜也有通商关系。汉赋中罗列的珍禽异兽、奇珍怪物，大都是人们在当时见所未见的，便赖于对外交往的扩大。如前述，武帝即位时国库丰实，财力充足，所建造的甘泉宫、建章宫、上林苑、通天台、飞帘阁等，使得乃祖刘邦都嫌奢侈的长乐宫、未央宫相形见绌。这些富丽堂皇、豪华宏大的宫廷，和“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上林赋》)，遍养珍禽异兽的皇帝苑林，共同构成了炎汉一朝的宏丽风景线，两汉文人眼界大开，自然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

最后，西汉初年倡导的、以清静无为简朴素淡为体的黄老之风，在汉武帝即位之后逐渐告退，为“铺采摛文”的汉大赋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赋体文学的兴盛准备了巨大的市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很快被奉为经典，文人士子以儒学讨出身，开门授徒的硕儒便在故纸堆中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日益繁缛，经书一字，注解或至万言，这无疑助长了文人铺采摛文、构制鸿篇巨制的风气。比如写“郑女曼姬”，无非是体态婀娜、衣饰华美、飘然若仙，在《子虚赋》中就被司马相如写成这种样子：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豀 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这还是静态观察，下面还有在蕙圃中追逐游戏、在清池中游泳，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汉朝廷统治者的提倡，也对汉赋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西汉武帝之前，见于史书的喜好文学帝、王，著名的就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他们招贤纳士，延揽文人，给他们创造闲适的环境，使得他们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日月献纳赋体作品。当时著名的文人枚乘、邹阳、严忌、淮南小山等，都是这些诸侯王的座上宾；特别是大文豪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等诸侯国，皆被奉为贵宾。

汉武帝刘彻本身就是个擅长文学的大才子，他传世的《秋风辞》属诗中上品。据说武帝每逢宴会，必要论及赋体文学的创作。有汉一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以赋得官的，起码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王褒、张子侨、扬雄(以上西汉)；崔篆、李尤(东汉)等。统治阶级的提倡，无疑刺激了文人作赋的积极性，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世的汉赋作品已达九百余篇，知名作者有六十多人(据《汉书·艺文志》)。就这样，在充足的物质条件、安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下，在大汉帝国对外开放商路、对内大兴土木改变都市面貌的全新文化氛围中，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提倡和社会时尚的刺激，汉代眼界大开并且“有闲”的文人们，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了赋体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赋体文学创作的高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大赋巨史的时代。

第二课时

一、汉赋的发展阶段

炎汉以公元9～25年(期间为王莽新朝及淮阳王刘玄时代)为界，分为西汉、东汉两朝，汉赋的发展，则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一朝，经历了汉赋的兴起阶段和全盛阶段；东汉则为汉赋的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汉赋的兴起阶段。时间在汉初至武帝即位之间(前202～前140)的六七十年间。《文心雕龙·诠赋》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汉书·艺文志》录陆贾赋三篇，今具不传。又录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这三个人物，就是汉赋兴起阶段的代表作家，只可惜陆贾的赋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如前述，贾谊是汉初的大才子，廷论口若悬河、动辄一泻千里，文挟战国遗风、势如高山瀑布。而在失意遭贬长沙之后，心境文风判若两人，却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美。这就是他贬谪期间写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而 23 这一阶段的殿军，便是写《七发》的枚乘，此人正好在汉武帝即位那一年(前140)去世，我们把枚乘的去世作为汉赋兴起阶段的结束与汉赋进入全盛期的开端。

第二阶段：汉赋的全盛阶段。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成帝元延三年(前10)的130年间。这个阶段以一段凄迷的文学史上的佳话开始，而以一则文学史上令人叹惋的自我反省告终：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汉书〃卷五十一》

汉武帝的遗憾自不必说，枚乘若非年老不胜路途劳顿(虽然是安车蒲轮)，那继《七发》而起的，一定是“越发”不可收拾。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卷八十七〃下》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法言〃吾子》

扬雄的忏悔式自省，虽然本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但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角度观照，总是要比“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要沉重。扬雄的《长杨赋》作于公元前10年，是汉赋全盛阶段的殿军之作。

汉赋的全盛阶段，以凄迷笼罩的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婉美拉开序幕，又以酸风射眸的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悲凉美落下帷幕。这两种美的诞生，是汉赋全盛期赋体文学弥世大作之万丈豪光在云层后的喷衍!拨开云层、拉开帷幕，我们可以看到赋体文学卓立当时、巉巘后世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可以看到盛世景象的恢宏壮丽，可以看到奢华生活的铺陈描摹，可以看到荒幻离奇的珍禽异兽盖世宝物；当然，也可以欣赏两千年前中国方块字的繁胜丰富、细腻周到，更可以玩味汪洋恣肆与法度和谐熔于一体的大匠神工笔力。与此同时，尚可以饱览赋体文学在其全盛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展妙姿的、各种题材与体裁的蓬勃成长。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虽然道学，但在评价汉赋全盛阶段时，分期是正确的。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他们所说的，就是文学史家乐于称道的武昭宣元成时代，即汉赋的全盛期。扬雄辍笔不再写赋之后，政治也黑暗、混乱了约四十年时间，文学上自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品。这期间，刘向、刘歆父子和 扬雄相继谢世。但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班彪的降生，则似乎是一道闪电，预示了汉赋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成熟阶段（25－218）。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22岁的班彪(班固的父亲)作《北征赋》算起；而这一阶段的结束，则应以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四人同时死于瘟疫为标志。这一年是公元218年。这一阶段历经将近二百年，近于东汉一朝的时间，赋体文学作家前赴后继，虽然没有再现赋体文学全盛时期的辉煌，但却在千锤百炼中从各个方面完善了赋体文学本身，使得后代称作赋者，总难脱出汉赋的窠臼。

在这一阶段，汉赋全盛时期的各种题材几乎都被梳理了一遍：抒情赋又出现了《北征》、《东征》、《述行》、《髑髅》等赋；写物赋出现了著名的《两京》、《两都》、《登楼》等赋；说理赋又出现了《幽通》、《思玄》诸赋等等。这些汉赋全盛阶段创作的赋体文学品种，在东汉赋家手中显得更加圆融，并在体裁、词句使用、表达语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从抒情赋中，派生出了具有市民情调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赋篇，比如《定情赋》、《协合婚》、《神女》等赋；而在汉赋全盛期尚为数不多的咏物赋，在汉赋的成熟阶段却作品迭出，成蔚为大国之势。

建安时代，往往出现同一题目几篇赋篇存在的情况，则大都是文人(比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父子等)聚会时的游戏之作，但由于时代关系，也颇有新意在其中。况且，这又是汉赋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在开创后代诗歌唱和之风方面，功不可没。

综观汉赋的三个发展阶段，汉赋自始至终顽强保持了自己的几个基本特征，即长篇韵文(中可换韵)、故设问答、广陈事理、夸张描写、华丽辞藻、排比连类等，因而篇幅虽有长短之分，但一般说体制都较为宏大，特别是汉赋的全盛阶段，长篇大幅特别多，它的余绪是东汉的《两都》、《两京》。正因为这一点，汉赋才和《史记》、《汉书》一起，被称作大赋巨史。

二、汉赋的艺术特征

如前述，汉赋在自己的兴起、兴盛、成熟过程中，不管题材如何变化，始终保持了体式上的一些基本特征。要把握汉赋这些体式上的特征，就必须理清汉赋在体制上，对前代文学样式的借鉴、继承与发展。同时汉赋的某些特征，也受当时的社会心理、时尚、价值取向的制约与影响。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离开人间，无以完成。但有汉一代在赋体文学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确实让人惊羡它的仙风拂荡。

首先，长篇巨制，是汉大赋最明显的特点。

这固然得益于《诗经》中的颂诗及雅诗中部分史诗，尤其是楚辞构制长篇的艺术润泽。但是，汉帝国的少壮精神与大国气象，无疑是大赋体制宏伟的折射原体。与前代的巨制长篇比，汉赋一扫《诗经》的板滞庄重、《楚辞》的凄怨渺幽，而以雄风鼓荡、恣肆洋洒为体。因而虽为长篇，决无冗遢之累，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

铺陈排比，是《楚辞》与秦汉政论文的突出特点，而汉赋作家拿来构制巨制宏篇，自然艺尽其用。且不说《子虚》、《上林》、《长杨》、《羽猎》等散体大赋，就是《招隐士》之类的缠绵悱恻之作，也决不逊色于《招魂》、《大招》的东西南北上天入地。润色鸿业的汉皇心理、与大汉国民的自豪之情，是汉赋中大肆铺陈排比的精神支柱。

汉赋在结构布篇时常设主客问答以推衍行文，这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语录文的问答样式以及《楚辞·渔父》、《天问》、《风赋》、《对楚王问》等前代文学体式的成功经验。但汉赋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手段，“假设问对以申其志”为目的，其中充溢了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处心积虑的主动创作意识。这一点，是前代文学样式所不及的。

其次，汉赋的节奏韵律，也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四、六结合，韵散相间。

四言句式是《诗经》的主体、六言句式是《楚辞》的主体，汉赋把四言六言融于一体，创造了四、六结合的文体。前期的骚体赋总于行文中带“兮”字，显露出脱胎于楚辞的痕迹，而后期的咏物、说理、抒情赋，又露出骈四俪六的端倪。纵观汉赋发展的全过程，没有脱离四、六句式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体学上，可以说汉赋是散文向骈文过渡的熔炉。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汉赋之所以能完成四、六句式的交融，主要得益于汉赋穷声貌以尽意的创作需要。要极尽风物的姿态，就要进行多角度，起码是正反、对应等两上以上方位的描摹。于是排比对偶句法在汉赋中得以漫延。四六句式是排比对偶句法的最佳元件，自然得以在汉赋中“菡萏溢金塘”，展现其天作之合的无穷魅力。

秦汉之前的散文，如果用韵，便不行散文之法，若有长篇巨制，中间换韵而已。秦汉政论文首创了在散文中夹杂韵文的韵律构建方式。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本应是韵文，骚体赋用韵较密，诗骚痕迹较浓。但汉代散体大赋勃兴之后，韵、散疏宕错落，不斤斤于韵脚切换的流荡之风大炽，形成了汉赋自己韵、散疏宕结全的独特风格，所谓“切响浮声，引同协异”，正是汉赋肇其端。

正是四、六为体，散韵结合的全新表现方式，使得汉赋节奏迭宕错落、变化有致，扫荡了前代长篇巨制容易流于板滞的弊端；同时也使汉赋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是“不歌而诵”，却也醒耳明目，让读者在节奏韵律方面，享受无穷美感。

以上两点是汉赋在体裁上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汉赋在继承、发展前代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体式、节奏韵律，成就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伟丈夫的完美形象。但是汉赋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外部结构形式的完美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表现手法上。

三、汉赋的表现手法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汇丰富。汉代经学盛行，为注经解经需要，小学盛行，而有些大辞赋家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著有小学类著作。因此汉赋中往往奇辞丽句满眼。这样丰富的语汇出现在一篇作品中，在文学史上竟成为空前绝后的现象。

第二，雄辩夸张。战国纵横家、秦汉政论文以雄辩夸张著称于世；而楚辞的 夸张铺陈又泽及后人，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汉赋在这方面虽多有继承，但自己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又是让人拍案惊奇的。汉赋写苑囿、写宫室，写场面乃至写都市，甚至小到写竹扇、洞箫等具体物象，无不淋漓尽致。雄辩而不失温丽、夸张而不失雅信，成就了汉赋独具的美学价值。刘勰说：要想不向司马相如、王褒请教作文之法，而达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境界，则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决非对汉赋作家的溢美之辞!

第三，情理交融。汉赋中说理赋、抒情赋自不必说，就是咏物赋包括咏物赋中的苑林京都大赋，都以情理交融见长。汉赋之前，先秦的说理议论文中带情，是哲人赤血热肠情愫的流露；楚辞中多抒情少说理，但整篇有一两个道理在其中；秦汉政论文虽然表面上看口若悬河似战国纵横之士，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情真意切。他们的情与理，是互相依附中的相互显现，而不是作文者有意为之的艺术表现手法。汉赋从骚体赋开始，就把情理交融作为增强表现力的手法，由于作者毕竟有真情在，读来也能感人至深。值得指出的是散体大赋中的“劝百讽一”，由于汉天子宇内独尊喜怒由心，作家在“风”时便需要更加小心地动之以情，然后才敢晓之以理，故尔往往表现得比较隐晦。至于赵壹敢于对“当今”破口大骂以渲泄疾邪之情，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今上”顾不得动口不动手的文人了，是特例。

第四，物象繁富。这是汉赋在表现手法上最重要的特点。骚体赋以联想虚构喻象，让人重温楚辞的天国漫游；散体大赋实物形象美不胜收，还能倒出笔来悬想琼池瑶圃；抒情赋往往藉所见而发感，咏物赋自能连类而取譬，说理赋又时常托之于人们喜闻乐见或望而生厌的物象等等，都反了汉赋这一文体物象丰富的特征。物象的繁富成就了汉赋内容富赡、构想奇丽的艺术品位。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初的骚体赋，及其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

一、贾谊的赋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文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 步一时。

（一）《吊屈原赋》

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 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 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 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 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 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 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 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 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 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 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二）《鵩鸟赋》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鵩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宅。谊以为不祥，作《鵩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 兮知命不忧”。这是一篇文学内涵丰富的赋篇。从思想观念上，作者借鵩鸟之口，宣扬老、庄对待吉凶福祸生死的旷达态度，因而形成全赋缥渺恢宏廖廓的氛围，又不失论理的精辟独到。在表现手法上，上承《诗经》鸟语人言相辉映(比如著名的《鸱鸮》)、《楚辞》的问答交流渲内情(比如著名的《天问》、《风赋》)等艺术手段，结构成我国最早的以四言为主的问答赋，开创了后代写物赋、寓言赋、说理赋的先河。

二、枚乘与《七发》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策划谋反，枚乘上书直谏，吴王不听。去而之梁孝王。后吴王与六国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纳其策。吴王被灭后，乘闻名于世。汉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好做地方官吏，遂以病辞官，复游梁园。梁孝王薨，枚乘回淮阴。武帝即为后，闻乘名，召入京，道死。《汉书》卷五十一有传。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1、解题。《文选·李善注》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道出了《七发》的写作主旨与结构方式。

2、结构。赋的开篇，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 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 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 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 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 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 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 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 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中作者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与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在赋前面的总序、即吴客阐述楚太子病因，和这结尾的第七“发”中。作者认为：要全生保性身体健康，决不能沉湎于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皓齿娥眉、甘脆肥脓的物质享受中。否则，身体损伤，连畋猎、观涛、游观、欣赏音乐的正常活动都无法参加。而对保养身心有利的，则是清心寡欲，注重丰富精神生活，多和“方术之士”中“有资略者”接触，多听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

3、文学成就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 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第一，《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 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 29 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 批判。

第二，《七发》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使描写对象充满主观情感。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 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 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 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 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第三，《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 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如《昭明文选》就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司马相如的生平

一、司马相如的生平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 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 志向，意颇不自得。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 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 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 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 “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 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 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 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 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 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 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 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 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 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 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 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 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 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 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 而已。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 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 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 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 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 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 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 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 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 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 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 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 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 出很强的独立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 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 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司马相如代表作品《子虚赋》、《上林赋》。

一、解题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 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 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二、内容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 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 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 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 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 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

赋的后半部 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 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 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 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 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 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 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 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 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 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 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 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 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弄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 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 “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 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 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 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 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 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

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 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 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三、结构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 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 贯通，一泻千里。

四、句法

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 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 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六课时

本节讲授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 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 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 相造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这 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为多。其中，以赋 名世并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扬雄。

一、王褒

王褒（约前88－约前55），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 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 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 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 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 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 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 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 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们的 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 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发舒，便专注于这 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 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 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二、扬雄

扬雄（前53－18），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 的作家。

扬雄是一个高产作家，一般以为《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篇赋是他的代表作，而这四篇赋又集中创作在成帝元延二、三年(前11～10)间。史书载，扬雄仰慕司马相如的作品，“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终于得到“文似相如”的社会评价，被汉成帝召进朝廷。

《甘泉赋》是写甘泉宫的。甘泉宫建于秦代，至汉武帝时，在本以奢丽豪华著称的甘泉宫中又增修了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在当时是皇家气派的象征，当然以现代人观念看，则是穷侈极欲的代表。扬雄待诏未央宫承明殿之后，第一次随皇帝出行，便是去甘泉宫。扬雄作为一个“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的穷文人，第一次亲眼目睹天子宫苑的华侈，心下以为不类上古圣王的制式，但这奢华宫室并非成帝所造，扬雄处在“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的两难心境之中，于是在从甘泉宫回来后，写了《甘泉赋》来讽喻成帝。

但是《甘泉赋》的讽喻作用，比起《子虚》、《上林》来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此赋满篇铺写宫苑的奇伟瑰丽，并附以美丽的神话比拟，盛赞甘泉宫“似紫宫之峥嵘”即简直就是上帝的所在。并且在赋的末尾，还以“辉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的马屁词来讨好皇帝。班固在评价此赋时无法向自己

信奉的“劝百讽一”交帐，便生拉硬扯：

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斋肃之事。

其实赋中“似紫宫之峥嵘”，与前边的“配帝居之悬圃兮，像太一之威神”一个意思，是在夸耀宫苑之美时奉承皇帝，说他就是帝，就是太一。而“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并不是皇帝不近女色或扬雄讽劝皇帝远离女色，而是让皇帝在游观甘泉宫时，遐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有了神女相伴，就不喜欢仙女了，是鼓励天子喜新厌旧。至于劝喻皇帝，不该在大典斋戒中带宠妃在身边，更是谈不上。因为成帝这次游甘泉宫，是“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所以扬雄在赋中以“子子孙孙，长无极兮”结尾。此时不带女眷，更待何时!

在表现手法上，《甘泉赋》虽属散体大赋，但多用“兮”字，还有骚体赋的影子。

扬雄的《河东赋》、《羽猎赋》(或称《校猎赋》)、《长杨赋》，在讽喻意义的薄弱方面，与《甘泉赋》并无二致。以至于喜好扬雄的文选家，甚至把班固杜撰的《羽猎赋》写作缘起，硬说成是扬雄写的《羽猎赋序》，近期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某些大学文选教材中，是应引起警惕的。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扬雄的《长杨赋》，简直与司马相如唱反调，让人在玩味其铺张飞动、富于想象的文辞之中，略一思索其旨趣，便不免齿冷。

据《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写《长杨赋》的缘起如下：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敺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麇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我们说扬雄与司马相如唱反调，是因为此赋完全承袭了相如《子虚》、《上林》的手法，只不过人物比子虚、乌有、亡是稍实一点，翰林，笔也；子墨，墨也。《长杨赋》就是翰林和子墨两人的对话辩驳，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来看看在赋中，扬雄是怎么“风”的。

在《长杨赋》中，子墨的身份是客卿，翰林的身份是主人。赋的开篇，是子墨向主人发问：这次浮夸的狩猎活动，历时近一个月，骚扰农民于秋收季节，影响了农民收获的农时，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惑)焉。”谁知翰林听后对子墨嗤之以鼻：“吁，谓之兹邪!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并且声称自己厌倦教诲笨蛋，懒得跟你细说，随便说几条，你自己琢磨去!于是，翰林主人洋洋洒洒，列举了汉高祖、武帝、今朝(即成帝)的烈烈功业，并盛赞成帝长杨搏兽招待胡人，也是了不起的功业，说是通过扰民，慑服了胡人之心，是天下长治久安，永无边陲之患的大功德，“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这正所谓“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36 若子墨者，不见咫尺的盲者而已!这是典型的友邦惊诧论。但子墨的反应却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礼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那开篇时子墨的“蒙窃或焉”哗然冰释，共同赞叹当今皇上“实在是高”!

扬雄这种“风”，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说当时的人(当然包括皇帝)面对扬雄的赋，都能像班固理解的那样，达成“扬雄贯于正话反说”的共识，那么王莽看了《剧秦美新论》就该杀扬雄的头，这不是“剧新美秦”吗?怎能把扬雄由郎提拔为大夫?

扬雄是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赋富于书卷气，又不乏飞扬的文采，在艺术上追求赋的巨丽之美，并用沉郁跌宕、锦簇花拥、飞腾跃动、遐思激扬等纯文学的表现手法达到了巨丽美的境界。在汉大赋的全盛阶段，为赋体文学锦上添花，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在汉末新初的昏暗政治环境中，骨头软点，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古人。

扬雄的《蜀都赋》是东汉京都赋的先声；《逐贫赋》是“土不遇”题材苑囿里的奇葩；《太玄赋》是后代说理赋的先声；《酒赋》是滑稽赋的上品；《解嘲》、《解难》、《反离骚》是抒情赋中的佳醪。都值得一读。《汉书·艺文志》录“扬雄赋十二篇”，如今传世的扬雄赋起码有十五篇，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趣事：沧海桑田两千年走一回，扬雄的赋不但没佚失，反而多出一些篇什来。这也反映了后代文人对扬雄才学的认同感。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思考与练习】

1、汉大赋的结构特点

2、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

3、从《诗经》的“赋法”到汉赋的“赋体”是如何演变的？ 【阅读书目】

1、《赋》，袁济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马积高著，2001年版

3、《汉赋研究》龚克昌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4、《汉赋通论》万光治著，巴蜀书社，1989

5、《汉魏六朝赋选》瞿蜕园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第四讲 司马迁与《史记》

教学目标：

1、司马迁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史记》的叙事艺术

2、《史记》的人物刻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体例

一、司马迁的生平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

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2、漫游交友。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含泪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4、李陵之祸。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部队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

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5、任中书令。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6、自隐而终。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司马迁的史识是欲借《史记》以“立言”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第一，私家著述。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第二，生平际遇。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第三，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

定。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抑或并没有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体制，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个的、与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担撰写如《春秋》一般不朽经典的学者。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说，是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

第一、《史记》首先是筚路蓝缕地整理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涉及朝代兴替、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少数民族、域外风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让人较为可信的历史，或者可供参核的史料。虽然早期的历史是粗线条勾勒，但弥足珍贵，其保留史料的贡献，功德无量。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则详尽真实，足称信史。

第二、客观再现“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真理。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统治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除了记述帝王将相在更迭政权中的事迹与作用以外，还叙写了贩夫走卒、辩士刺客、医师儒生、优伶术士、屠夫游侠等底层百姓。叙写了他们的智慧机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观说明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史记·刘敬叔孙通》中说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42 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完全是无赖吗？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为释狱准备）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司马迁冷峻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司马迁还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司马迁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

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三、《史记》善于处理复杂的场面，显示出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处理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

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第二，《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选择与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环境，突出表现传主的主导性格。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表明司马迁对纷繁的历史事件，是从叙史与传人的角度精心认真选择的。蔺相如的形象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导下的智、勇、义。而作者选择叙写的“完璧归赵”正反映蔺相如的忠与智，“渑池之会”反映蔺相如的忠与勇，“负荆请罪”反映蔺相如的忠与义。李广以勇武闻名于史，以“数奇”同情于人。司马迁在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选择了“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四次叙写。前三次极写其英勇无比，战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隐其“数奇”；第四次统帅卫青徇私贪功，不允李广先锋之请，反令李广远饶东道接应，李广迷路，未能及时赶上，致使不能擒获单于。卫青责罪李广，李广不愿受辱而“自颈”，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其“数奇”令人慨叹。在司马迁精心结撰的《项羽本纪》中，着重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桩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项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这些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的艺术匠心。而从鸿门宴一节的叙述，又使我们窥知司马迁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技巧。从宴前的决定“击破沛公军”，到接受刘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谢罪；从趁谢罪之 47 机以瓮中捉鳖的决策到被刘邦花言巧语的迷惑导致临机措手的犹豫；从项庄樊哙对舞的剑拔弩张到刘邦如厕“间（趁小路）遁”的烟消云散，仅通过筵席的场景把项羽的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匹夫之忍又妇人之仁刻划得深刻形象。还把刘邦的虚伪狡猾、张良的机智从容、樊哙的粗鲁勇敢、范增的深谋远虑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荆轲刺秦王”的环境描写对荆轲品格的衬托：在“易水送别”一节，“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这一环境烘托，其慷慨悲壮，油然而生。而“秦廷惊变”一节，舞阳色变振恐，秦臣怪而异之，荆轲顾笑解释，已是先声夺人。接着是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边环柱逃走，一边拔剑未出；群臣惊愕，提示秦王负剑再拔；侍医夏无且举药囊击轲，方使秦王拔剑击轲。此等场景，如现目前。荆轲的悲壮舍生，越发感人。

二、渲染细节，雕琢对话，精细刻划人物的个性

这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司马迁运用得炉火纯青。陈涉的佣耕之叹可见其素有大志，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可见隐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韩信受胯下之辱以见大丈夫能屈能伸，张汤审盗肉之鼠可见其日后审人之残酷。写士兵“乐从李广”，只“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尽见其因；写周亚夫治军，只“已而至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毕现其严。至于对话描写，鸿门宴张良招樊哙，樊哙只“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足见其忠勇拼命。范增怂恿项庄刺刘邦，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以明刺刘之重要；及至刘邦逃脱，只作如下改：“吾属今为之虏矣！”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韩信平齐，欲代齐王，有以下一节：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暂时代理）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贪婪于齐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挟刘邦封他，野心可见端倪；刘邦自是洞若观火，故而大骂。张良、陈平权衡利弊，附耳建言。汉王亦悟而速改以“复骂”，表示前骂意在亲昵！短短一段的细节与对话，把韩信的贪婪与机诈，刘邦敏捷与虚伪，良、平的审时度势刻划得活灵活现。

三、同类合传，比照衬托，在比较中显现个性。

在列传的构撰时，司马迁用了专传、合传、类传三种形式。专传是一篇一个传主；合传是两人以上的合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类传则是同类之人，合为一篇，如《儒林列传》、《滑稽列传》等。合、类两传，每每打破时代界限，其类比的用心十分明显，这还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司马迁在单篇以及相对独立的篇章中也十分自如地运用比较的方法的。诸如秦廷惊变中荆轲与秦舞阳，鸿门宴中的刘邦与项羽、张良与范增、项庄与项梁，《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与程不识等。对比，是人物叙写中最容易显示不同个性以及区别同中之异、异中有同的方法。

四、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个性。

心理描写在《史记》之前的记叙文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史记》中却较为常见。他所常用的方法有独白，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入仓见鼠时感慨而作的独白；对话，如陈涉与佣耕者的对话；啸歌，如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等。心理描写能直抒传主胸臆，窥其理想志趣。

五、司马迁在记写史实的时候，还用了“互见法”

“互见法”即一篇中已叙之事，它篇省略。如“鸿门宴”一节叙写刘、项，难分主次；而其事既见于《项羽本纪》，则在《高祖本纪》中略去。这固然出于详略剪裁的需要，有时还在于他褒贬历史人物的角度的选择。在《高祖本纪》里，作为本传，司马迁对刘邦多作正面描写，而凡是贬的方面，大多互见于它篇。如《项羽本纪》写刘邦推儿女下车；项羽以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刘邦说“幸分一杯羹”。《淮阴侯列传》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揭露刘邦杀功臣的卑劣等。

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49 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第一，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秦汉文学讲稿 篇4

一、社会概况

1、政治概况

中央集权，八股取士，特务政治，宦官干政，权臣执柄，党派之争。

2、经济概况

工商业发展，市民壮大，市民趣味，新的读者群，文学的商业化。

3、思想文化概况

王学左派（以王艮（gen上声）、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兴起与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对情、欲的肯定成为潮流；冲破僵化的思维，在创作中强化主体意识，弘扬个性；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冲破旧有藩篱的同时，其非理性、非道德的倾向也给文学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1、小说

从讲史话本演变成长篇通俗小说，章回小说的形成，小说话本的整理，拟话本的出现，明初、明中叶、明末三次创作高潮的兴起。

2、戏剧剧的改造，传奇戏创作的高潮，戏曲流派的产生，戏曲作品的整理，地方戏的流行。

从南戏到传奇戏，明杂剧对元杂

3、诗文

流派纷呈，复古与创新，晚明小品，散曲与民歌。

第二章 明代诗文 第一节 明初诗文

一、刘基

名伯温，晚号犁眉公。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终年64岁，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旧属处州府青田县），明代政治家、诗文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名伯温，明朝开国功臣。故时人称他为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为刘诚意。他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一）刘基的诗歌

刘基诗很能反映元末社会现实，尤其是反映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同时，又能反映生活于乱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古体诗以五言擅长，沉郁朴拙，律诗则颇具盛唐风概。

（二）刘基的散文

刘基在散文上的成就与宋濂齐名，其作品中的寓言故事颇有特点，作者往往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郁离子》（共10卷，18章，计195篇作品）是其寓言散文集，其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将作者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体裁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代表作有《狙公》、《卖柑者言》等。

二、宋濂

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在明初文坛上，宋濂与刘基是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作家。宋濂在当时文名甚著，朝廷“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就连“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明史》本传）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其文学观念具有浓厚的道学气。宋濂许多文章是润色鸿业，粉饰太平的，如《阅江楼记》。不过也有一些刻画人物与记事写景的作品由于注意生活基础与艺术技巧，富有文学性，不同于迂腐的说教文字，如《秦士录》、《王冕传》等。其记叙散文简朴清雅，往往不落俗套，其中有些描述，颇有特点，如《送东阳马生序》。

三、高启

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为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与张羽、徐贲、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

（一）高启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一，反映元明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表现身处艰难时局中诗人的惶恐不安及其对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不少作品流露出忧郁、苦闷、彷徨、孤独的情绪。代表作有《吴越纪 游·过奉口战场》、《登海昌城楼望海》、《和周山人寄寒夜客怀之作》等。

第二，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精神境界，如《池上雁》、《青丘子歌》等，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情趣，散发着较为浓烈的个性化气息。

第三，登临怀古之作也较有特点，代表作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二）高启诗歌的艺术特色

高启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横纵百出，开合变化，是明代最杰出的作家。题材颇为广泛，风格多样。其诗众体兼备，七言歌行沉雄奔放，律诗明丽清新，七绝也不乏佳作。

第二节 “台阁体”与“茶陵派”

一、台阁体

（一）概念

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其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二）台阁体流行的原因 第一，与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

第二，永乐以来，明王朝经过初期整休调治，政权相对稳定，国力渐趋强盛，社会呈现出比较安定繁荣的局面，给台阁体营造了一种创作的氛围。

第三，明王朝的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使士人不敢去正视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思想感情。

二、茶陵诗派

（一）茶陵诗派的概念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但由于生活范围过于狭窄，未能从根本上冲出“台阁体”阴影的覆盖。

（二）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人，寄籍京师（今北京市）。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天顺八 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预机务。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文章典雅流丽，工篆隶书。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李东阳的诗歌：

第一，由于长时期的馆阁生活，使其作品还保留着台阁体痕迹。代表作如《元日早朝》（P32）第二，摆脱台阁体束缚，表现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显得清新自然，意趣横生，不带刻琢的痕迹，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白杨行》、《茶陵竹枝歌》等。第三，反映个人的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如《幽怀》其

四、《除夕》等。

第三节 “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

一、前七子

（一）概念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前七子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单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

（二）前七子的文学主张

第一，反对台阁体卑弱诗风和文坛的八股习气，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P33）第二，反对重道轻文的文学理气化现象，提出文学应该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的论调。第三，过分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影响了作品中作家情感自由充分地流露，暴露了“尺寸古法”的弊病。

“真诗乃在民间”，“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李梦阳《诗集自序》

（三）李梦阳

字献吉，号空同子，著有《空同集》。原籍庆阳，后徙居开封。科举入仕，敢于与权臣作对，如指责皇后弟弟张鹤岭“罔利贼民，势如翼虎”，弹劾刘瑾等。敢于直言极谏，仕途偃蹇，为人正直不阿，自谓“至公极廉，脱履富贵，诚利于国，死生以之。”（《与何子书》其一）第一，李梦阳的散文

1、梦阳论文主张复古，提出所谓“尺寸古法”有如“古人影子”，此类作品无甚价值。

2、另有一些作品虽“尺寸古法，”但“罔袭其词”，“以我之情，述今之事”，比较有现实意义，如《代劾宦官状疏》。

3、写实而不拟古的，代表作《游庐山记》等。

4、将一些下层的市井人物作为表现的对象，在其文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商人形象的，如《梅山先生墓志铭》、《潜虬山人记》、《鲍允亨传》等。第二，李梦阳诗歌

梦阳论诗，前期讲求复古，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否定中晚唐诗歌，认为“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晚年意识到“真诗在民间”。其诗重视时政题材，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疾苦，有较为浓厚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代表作有《石将军战场歌》、《述愤》、《离愤》、《自从行》等。

（四）何景明

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人，科举入仕，敢于直谏，性情耿介，鄙视荣利。其治学与创作是经史并重，擅长诗文创作，著有《大复集》，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景明与梦阳同是前七子代表作家，但二人虽皆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景明诗论更全面，他主张“不贵相袭，而相发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不赞成梦阳之“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必须要“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 第一，何景明的散文

何景明的“文必秦汉”，主要是师法古人的“宏伟之观”与“超旷之趣”、“抗志浮云，彻迹九有”。但其多数作品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不过也有一些文章比较有特色，如《上冢宰许公书》与《上杨邃庵书》等，比较能表现作家的个性。第二，何景明的诗歌

何景明诗成就也高，他说“学歌行近体”，除取法于李杜二家以及初唐、盛唐诸人之外，“古作必汉魏求之”，有大量的拟古之作《明月篇》等。景明有一些表现时政方面的诗篇，《点兵行》、《玄明宫行》等，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揭露。此外，景明也将文学表现的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而且偶有佳作，如《津市打鱼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后七子

（一）概念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二）后七子的文学主张

第一，后七子同样强调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本传）第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主张诗文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讲究。

第三，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提出有“有真我而后有真诗”。

（三）李攀龙

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科举入仕，为人简傲，一生业绩，不在政事，而在诗文。后七子领袖，被尊为“宗工巨匠”。编选有《古今诗删》，选各代之诗，影响颇大，后又摘取其中唐代诗歌编为《唐诗选》，成为当时通行的学塾启蒙读本，明清两代，影响超过《唐诗三百首》。著有《沧溟集》。第一，李攀龙的诗歌

1、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难脱蹈袭的窠臼。如拟乐府《有所思》（P42）。

2、七言近体，音节高亢，声调流转，叙事抒情，比较自然。其七律七绝被称作“高华矜贵，脱弃凡庸”，尤其是七绝，“有神无迹，语近情深。”（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八）代表作有《挽王中丞》、《寄别元美》、《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其

一、《席上鼓饮歌送元美》其二等。第二，李攀龙的散文

聱牙戟口，晦涩难懂。也有一些书札类，较有真感情，有家常语。

（四）王世贞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科举入仕，仕途蹭蹬。王世贞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明史·王世贞传》称：“世 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著述甚丰，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第一，王世贞的散文

世贞文学主张与攀龙一致，前期主张“文必西汉”，认为西汉之后的文章不足取，持论较为偏颇。但由于其深厚学养，使得其摹仿秦汉之迹的文章，也自有特色，如《御虏》诸策，虽是摹仿秦汉风格，但有理有据，较为可取。此外，其记序诸作，很能体现世贞博古通今的学术功底。代表作有《仲宣楼记》、《题海天落照图后》等。第二，王世贞的诗歌

1、拟古习气较重，但与李攀龙相比，其拟古之作更显得锻炼精纯、气味雄厚，或时寓变化，神情四溢，乐府及古体体更是如此。如《太保行》、《战城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伤卢柟》

2、世贞绝句体裁的短诗中也有一些清新隽永之作。如《送内弟魏生还里》等。

三、唐宋派

（一）概念

明代嘉靖时期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前后七子倡言复古，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缺乏思想，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唐宋派力矫时弊，提倡唐宋文风，主张学习韩愈、欧阳修、曾巩之文，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

（二）唐宋派的文学主张

第一，总体推尊韩柳欧曾等唐宋古文名家，注重文以明道。

第二，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三）唐顺之

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世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集》。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 受形式束缚。尤以记叙之类的文章最有特色，代表作有《任光禄竹溪记》、《大观草堂记》等。

（四）归有光

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是“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被称为“唐宋派”。著有《震川集》，江苏昆山人。教书授徒为业，人称震川先生。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尊《史记》，又尊崇唐宋诸家。其散文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代表作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此外，归有光也有一些文章涉及民间疾苦和军国大事，表现了作家对现实民生的关注，如《送县大夫杨侯序》、《长兴县令告示》等。

第四节：“公安派”与“竟陵派”

万历年间，以袁氏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又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求新、求变的理论与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抗衡。稍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出来，以其幽深孤峭的境界追求来继续反对前、后七子并修正“公安派”。

一、公安派

（一）概念

万历时期的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以袁宏道为首，因为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第一，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第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第三，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三）袁宏道

字中郎，亦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著有《袁宏道集》。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提倡创作要充分 发挥自己的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代表作如《孤山》、《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等。

（四）袁中道

字小修，亦作少修。湖北公安人。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和有特色。游记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

二、竟陵派

（一）概念

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道，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二）竟陵派的文学主张

第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于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

第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同上）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

第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

（三）钟惺

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见《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著作有《隐秀轩集》。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琢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排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

（四）谭元春

字友夏，著有《谭有夏合集》。谭元春受钟惺影响，两人文学创作主张一致。他提倡诗文抒写性灵，反对拟古文风，提出“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认为摹拟古人词句是“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谭元春《诗归序》）。主张“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万茂先诗序》）。他所提倡的“性灵”是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是“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但他强调的“古人精神”，只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只着眼于湖光、花草及“孤怀”、“孤意”等，致使他创作的题材极为狭窄。加之又提倡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使文风艰涩，往往雕饰字句而忘及篇章，致使后人有字哑句谜、几无完篇之诟。

第五节：明末爱国诗歌与晚明小品文

一、明末的爱国诗歌

明代末年，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多重矛盾的相互作用，终于使得明王朝气息奄奄，最终灭亡在内外交困的层层矛盾之中。而当时的一些正直的文人，如陈子龙、夏完淳等，他们在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写下的一些诗歌作品，可谓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风格或许多种多样，有的豪放，有的悲凉，有的沉郁，有的健朗，但他们所反映的主题却基本一致。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他们有的是反抗斗争中的呐喊，有的是抗战失败 后的彷徨，有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有的是现实苦况的品尝。总之，充分现实化的题材再加上他们各自所固有的深厚的文学修养，使他们的作品达到了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的绝好统一，从而成为明代诗歌的一个响亮的“豹尾”。

（一）陈子龙

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著名诗人、词人、文学家、抗清英雄。陈子龙不仅是明末著名抗清志士，同时又是东南文坛盟主，领袖云间派(云间词派与云间诗派)。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本传）。陈子龙的诗歌创作，早年曾受到前后七子的影响，倾向复古，且多模拟之作。随着政局的变化，他在三次入京，目睹当时朝政日非，奸臣当道，尤其是清人屡屡南下侵扰的残酷现实之后，对国家民族安危的不胜忧虑，诗风为之一变。他将深沉愤激的感受和强烈的民族精神一并注入诗作之中，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其文乃关心社稷，经世致用，为挽救明朝国运，呕心沥血。陈子龙之文章气节，皆堪称后人楷模。

（二）夏完淳

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明朝诗人，爱国志士和文学家，民族英雄。其诗词或慷慨悲壮，或凄怆哀婉，“如猿唳，如鹃啼”（谢枚如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著有《夏内史集》及《玉樊堂词》。就诗歌创作而论，夏完淳无疑是一位早熟的旷古奇才。他早年曾受其师陈子龙的影响，模拟过许多古人的作品，打下了相当坚定的基础。三年的抗清斗争生活，进一步磨炼了他的意志、胆识。这种战斗生活的洗礼与他坚实的文学基础相结合，就使这位少年英雄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诗篇。

二、晚明小品文

指体制短小、结构灵巧、真情流露的“小文小说”，以区别于以往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题材上则不拘一格，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铭、赞等文体都可适用。晚明小品文特点：

第一，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

第二，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代表作家有公安三袁、张岱、张溥等。

（一）张岱

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明末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爱繁荣，好山水，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 鉴赏的行家。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石匮书后集》等绝代文学史学名著。张岱的小品，萃于《两梦》和《文集》中，《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张岱论传人，则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祁止祥癖》）张岱传人撰史，力求其真。自言：“笔笔存孤异之性，出其精神，虽遇咸阳三月火，不能烧失。”（《跋张子省试牍三则》）作者以写真传神为其传撰史的美学追求，力求“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史阙序》）

（二）张溥

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启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应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因此，“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的声势震动朝野。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张溥著作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

第三章

《三国志演义》

明代小说的相关常识：

一、历史演义

指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

二、章回体小说

分章回叙事的长篇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种传统形式，源於宋代平话，确立於元末，以长篇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为成熟标志。

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战争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 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

章回体小说的格式特点：

第一，其特点是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称为“回”。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馀回。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称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如三国演义第一回正文前标有“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每回末有“„„如何，且看下文分解”，如三国演义第一回本“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一回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段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

第一节《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者及其版本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第一，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及两晋以来笔记及各类著述 第二，民间三国故事的流传

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了《三国志演义》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

第—、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或稍后的刊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分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各回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第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志传本”与“演义 本”的不同之处，除了在文字、情节上有出入之外，主要是志传本穿插着关羽次子关索一生的故事。第三、伪李评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昼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第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第二节《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家庭内部的矛盾。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作者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小说中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第一，通过刘蜀政治集团与曹魏政治集团领袖人物的对比：刘备仁政爱民，而与之相对的曹操却是奸猾残暴的典型。表达了作者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

第二，《三国演义》在人格的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

第三，小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

三、《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 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等。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

第一，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

第二，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小说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第三，从语言上看，作者爱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

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数终”实有称快之意。《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原因：

第一，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

第二，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三国志·先主传》）著称，容易被接受。第三，宋元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成为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

第三节《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一、《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第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

第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1200余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如著名的“三绝”（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奸绝曹操）。作者塑造人物主要采取以下手法：一是人物刚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二是善于用烘托、夸张的手法。

第三，战争描写丰富多彩、气势磅礴

《三国演义》描写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在大大小小四十余次战争中，兵力对比、战争进程、规模、结局，各不相同。在作者笔下，写得千变万化，不雷同，不死板，不单纯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着重叙述战争的起因，将帅的性格，正确的和错误的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兵力的配备，转变的契机，胜败的各种要素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有机联系。作者准确地抓住这些，写出了战争的特点。第四，《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

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是《三国演义》语言的一大特点。

2、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语言运用上，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叙述稍显粗疏，往往能以景写人，以事状情。

3、对话有声有色。

二、《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为中国的长篇小说，为章回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开了先河，为后世的戏曲提供了大量素材，它的众多人物形象和生活故事广为流传，战略和智谋都有借鉴意义。《三国演义》早在十七世纪就有日译本传到国外，引起国外读者的广泛兴趣。

第四章《水浒传》

英雄传奇：

其主要人物和题材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一般是从宋元小说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其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有别于历史演义。

第一节《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作者及版本情况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第一，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资治通鉴长编》等其他一些史料的相关记载。

第二，民间流传的有关水浒故事。

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如《醉翁谈录》所记载的有关水浒故事说话名目。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

第三，南宋末年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水浒故事。第四，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曲相继问世。

今存剧目共33种，剧本全存仅6种，其中以《双献功》、《李逵负荆》为代表。《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二、《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作者，主要有三说，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耐庵罗贯中说，但一般认为作者是施耐庵。

三、《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版本最复杂的一部小说，椐统计有一百三十多种。这是因为不断传写或刻印造成的差别，但主要分两个系统：繁本和简本。

（一）繁本与简本的特点 繁本：文繁事简。其特点是：其版本主要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招安后有征辽、征方腊，而无征田虎、王庆事。

简本：事繁文简。其版本更复杂，其特点是文笔简陋，招安后均有平田虎、王庆二传。

（二）繁本系统简介 第一，百回本。

1、明正德、嘉靖年间的坊刻本，是今所见最早的百回本。

2、嘉靖年间刊印的《忠义水浒传》

3、万历年间的天都外臣本

4、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有序本和无序本），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百回繁本。第二，百二十回本。

书名为《全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书前有杨定见的“小引”和李卓吾的“法凡”。有插图120幅。明万历年间袁无涯所刻，故又称袁本。第三，七十回本。

书名《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腰斩断刻本。代表小说评点的高水平。是入清以来最流行的刊本。

（三）简本系统。

简本包括了受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以及宋江被毒死的全部情节。之所以称为简本，主要是文字比较简单，细节描写少。已发现的简本有：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

今存较早的简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第二节《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宋江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在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

三、“替天行道”和“忠义”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

四、《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英雄们的反抗和复仇行为。

五、《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

六、《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

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爱，“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七、《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到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

第三节《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第一，人物的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水浒人物，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军官，林冲为了“保”官，表现了更多的软弱性。杨志为了求官，就有了更多的奴才性；鲁智深既不愿保官，丢了也不愿求，就显示出他彻底的革命性。

第二，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第三，通过行动来刻划人物。第四，注重细节描写。

二、《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完整而富于变化。以第一回作为开端；然后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扣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整体，梁山主要英雄就这样环环相套地逐个引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百零八将都上了梁上，情节达到了高潮，最后以失败结局。《水浒传》以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为全书结构的主线。

三、《水浒传》语言洗炼明快、朴素优美，富于民间色彩和口语化，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特点。

四、《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章

明代杂剧

一、明初宫廷派剧作家的杂剧创作

（一）朱权和朱有燉。

朱权和朱有燉是明初杂剧的核心人物。他们影响着一批文人墨客，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是宫廷派杂剧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

（二）贾仲明和杨讷。

他们都当过明成祖的御前侍从。除杂剧方面的艺术成就外，贾还善作宴会即景之作，杨擅长猜谜索隐，故双双受到皇帝的欣赏和宠爱。

二、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转型

明代中后期的杂剧创作有其连贯发展的历史，题材不断拓宽，思想渐次深化。嘉靖之后的杂剧大都是南北合套或者纯为南杂剧。王九思和康海都属于明代文坛的“前七子”之列。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写了一位大诗人的激愤；康海的《中山狼》影射李梦阳的负恩，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以徐复柞《一文钱》王衡《郁轮袍》为代表的讽刺杂剧，在戏剧史上也具有一定影响。爱国题材杂剧和爱情题材杂剧也较为知名。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和《文 18 姬入塞》洋溢着一种祖国难离、游子留根的感情。冯惟敏的《僧尼共犯》，孟称舜的《桃花人面》都是较好的爱情杂剧。

（一）王九思与康海

（二）徐复祚与王衡

三、徐渭及其讽世杂剧

（一）徐渭的生平

徐渭是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都有成就，表现了一种离经叛道、追求自由的个性。他曾自称书第一、诗

二、文

三、画四，但其杂剧创作也在戏曲史上享有盛名。

（二）徐渭的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

徐渭著，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专论南戏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论述南戏的源流发展、风格特色、声律音韵等，也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术语、方言的考释。书末附录宋元南戏剧目65种，明初南戏剧目48种，不仅保存了有关南戏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宋元话本及南戏与元杂剧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三）《四声猿》

《四声猿》是一组杂剧，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表现了进步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蔑视，对统治阶级的严厉批判，对非人性戒律的无情挑战，对女性才能的高度重视。

第一、有关《四声猿》创作的几个问题 第二，《四声猿》的思想内容：

1、他以深切的同情对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给予同情和赞颂，对她们寄予希望。勇敢地向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在《女状元》和《雌木兰》中塑造了黄崇嘏和花木兰这两个叛逆女性的形象，写出了她们与男子有同等的智慧和力量，赞扬了她们热情、勇敢和不甘雌伏的壮志，歌颂了他们在文学、吏冶和战争上的胜利。

2、他以满腔的悲愤为刚直不阿的落魄文士打抱不平。《狂鼓史》写汉末文士祢衡在阴间击鼓痛骂曹操。祢衡在人间受到残害但在阴间受到礼遇尊重。杂剧通过人间和阴间的对比，反映出现实社会对正直文士的压抑和迫害。作者借历史上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终生受压郁郁不得志的满腔愤懑，也为无数不向邪恶屈服的刚直之士鸣不平之气。明初，贵族文人撰写杂剧成为时尚，其中也有反映文士生活之作，但多为吟花弄月的无病呻吟。而《狂鼓史》写的却是文士的反抗，这使那些苍白无力之作相形见绌。

3、作者以高度的憎恶给权势者、迫害狂以无情的抨击嘲讽。在《狂鼓史》里，专横残暴、阴险狡诈的曹操在阴间、被降为囚犯，受到祢衡的谴责痛斥和判官的戏弄奚落。作者痛快淋漓地嘲骂着曹操，也嘲骂着历史上一切追害狂，影射当时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的严嵩、张居正之流，和同时代的许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阿谀奉承之作不同，徐渭写出了控诉统治者罪恶、抗议黑暗现实的作品，实为空谷足音，不同凡响。

4、作者还以锋利的笔触给伪善者以深刻的揭露。《翠乡梦》通过玉通和尚违反佛家法规私通红莲的故事，揭露了道貌岸然的伪善者的虚伪与无耻。玉通和尚私通红莲却反归咎他人，又想以圆寂来逃避良心的谴责，正说明了寺院禁欲主义的反人性与脆弱无力。

徐渭汲取南戏的优点，不为杂剧旧规所固，从折数、曲调、演唱方式等方面，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第三，《四声猿》艺术独创性：

1、他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来确定折数。《四声猿》共十出，包括四个各自独立的短剧。其巾《狂鼓史》仅一出，《雌木兰》和《翠乡梦》均为二出，《女状元》长达五出，完全突破了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旧套。

2、在曲调的运用上，徐渭是戏曲史上首次在一剧中全用南曲撰写杂剧的作家。他善于掌握南北曲的不同特点加以运用，使曲调和剧情基调协调。

3、在演唱方式上，《四声猿》根据剧情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采用多种演唱方式。《雌木兰》第二出就分别由众、帅，二军和木兰唱，烘托出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女状元》上场的脚色几乎都有唱词，第二出运用对唱，把各种人物的情态表现得维妙维肖；第五出末用合唱，渲染出洞房花烛、举案齐眉的欢乐气氛。这样由几个脚色分唱、对唱或合唱，克服了一脚主唱单调，枯燥的弱点，充分发挥了上场的各种脚色的作用，使舞台气氛热烈而变化多端。

（四）《歌代啸》

《歌代啸》是一本四出的市井讽刺杂剧，每出故事相对独立。当时民间俗语：“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叫李秃去戴；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写了三清观张和尚的冬瓜被李和尚偷走，自己却相信李和尚编造的冬瓜成精的谎言，拿瓠子出气。李和尚与王辑迪的老婆吴氏约会，被吴氏的母亲撞见，便冒充牙医开了个丈母娘牙痛灸女婿的脚后跟的奇方给她治病。王辑迪以帽子为证，控告李和尚，却使得张和尚入狱。州官奶奶在后堂放火，百姓前来救火，州官不但不赏，反而下令不准百姓点灯的故事。该剧描绘的是一个丑恶的世界，几乎就没有善的存在，全剧没有一个是正面人物。剧作家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揭露了种种黑白颠倒、是非不辨的社会现象，寓歌于哭，以歌代啸，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社会宗教的虚伪和政治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的不满和绝望。

第一，荒诞的戏剧揭露荒诞的现实。徐渭通过这部荒诞剧，来控诉这个虚伪的社会，表现心中的悲愤，在开场的[临江仙]中，作者写道：“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

第二，用荒诞的情节来表现严肃的内容。《歌代啸》全剧弥漫着荒诞的色彩，理性与非理性、生活逻辑与反生活逻辑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情节上的荒诞性，令人捧腹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欺骗狡诈、是非不辩，人性被扭曲的“丑”世界。

第三，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主题。作者把昏暗的政治、病态的社会和虚伪的宗教的面纱彻底撕破，赤裸裸地摊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在笑声中透过现象看清其本质，从而引发出对正常人性的呼唤。所谓狂歌当哭，作者以喜中藏悲、以乐写哀的创作手法，揭露了压抑人性的旧制度，以冷峻超脱而又狂放不驯的喜剧形式，引导读者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指出：《歌代啸》在“明清滑稽剧中最为杰出，不容他人追随者”。第四，以反叛的姿态向传统挑战。《歌代啸》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对传统戏剧的反叛，如结构上对元杂剧的体制有所突破，四个小戏每一段不称“折”而称“出”，“楔子”不再是剧情的一部分，而是以[临江仙]开场来叙说全剧大意，没有定场诗，杂剧正名不放在剧末而是在卷首，人物动作表情不用“科”而用“介”等。此外，剧中人物都是漫画化的，全剧没有正面人物，主要人物都是净、丑角色，而且大部分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用 “张和尚”、“李和尚”、“州官”、“州官奶奶”这些表明身份的称呼，这和西方荒诞派戏剧作品极为相似。

第六章

明代传奇

传奇：

传述奇闻轶事。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元末明初时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范化、典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就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曲剧本的总称。明代的四大声腔：

一、明初传奇概述

明代戏曲在音乐上规格化，宫调系统也比较严密，文词典雅。明初的传奇带有浓厚的伦理教化意味。邱濬《五伦全备记》传奇是明初枯燥无味的道学戏剧的发动之作。邵璨《香囊记》开辟了明代传奇骈俪化、典雅化和八股化的源头。明初百馀种传奇中，较少受道学气和

二、明代中期三大传奇

（一）李开先与《宝剑记》

李开先《宝剑记》。抒发心内愤意、化解胸中垒块，以其充满战斗激情的烈烈雄风，强悍地掠过明代开国后近两个世纪的沉闷剧苑。

（二）梁辰鱼《浣纱记》

梁辰鱼的《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是一出极为崇高而苦涩的爱情悲剧，又是一出沉重的政治悲剧。

（三）《鸣凤记》

《鸣凤记》。传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它堪称戏曲史上较早、较完整地反映当时政治事变的悲剧现代戏。

三、吴江派群体与玉茗堂风格影响下的剧作家

万历至崇祯年间，传奇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以汤显祖为杰出代表的临川派传奇作家，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在传奇的创作和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为突出的创作倾向是张扬个性，批评封建专制。

（一）沈璟与吴江派 第一，沈璟的生平

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吴江（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沈璟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后家居30年，潜心研究词曲，考订音律，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第二，沈璟的曲学理论著作：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蒋孝《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增补新调，严明平仄，分别正衬，考订讹谬，有时还注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沈璟另有曲论多种，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今均已不存。所作传奇《博笑记》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二郎神》，【二郎神】套曲《词隐先生论曲》中说：“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度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音律也难褒奖。”其中以通俗的语言，简要地说明了“合律依腔”和“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据王骥德《曲律》说，沈璟甚至主张“宁协律而不工”。沈璟的声律论，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沈璟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宥于细微末节，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沈璟的“僻好本色”主张，有助于矫正骈丽靡缛之风。惟他对“本色”的理解局限于“摹勒家常语”，失之片面；他推崇元剧语言的“当行本色”，却又只停留在玩味只言片语上，未免取貌遗神。南九宫十三调：

第三，沈璟的传奇作品：

沈璟著有传奇17种，总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即《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沈璟的曲学主张比他的戏剧创作影响大，他的思想保守，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沈璟、吕玉绳曾将《牡丹亭》改编成《同梦记》，引起了汤显祖的极大不满，由此“沈汤之争”展开。

沈璟是明代曲学大家，对昆曲格律十分讲究，影响了一批作家，被称为吴江派作家群。吕天成《曲品》和王骥德《曲律》是明代重要的曲学理论著作。第四，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因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人沈璟，故以此得名。代表人物尚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 等。其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该派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玉茗堂风格的剧作家

临川派：

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今江西抚州)，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该派的代表作家尚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凌蒙初等。汤显祖的思想与李贽、徐渭、三袁同属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临川四梦”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

第七章

汤显祖

一、汤显祖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一）汤显祖的生平

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大师，生活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同时。他少有文名，中年中进士，做过几任小官。当时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宰相擅权，宦官特务横行。他秉性耿直，洁身自好，不附权贵，故仕途坎坷，又因讥评朝政，多次遭贬，晚年隐居故里。

（二）汤显祖的思想 第一，在哲学思想上

汤显祖受王学左派（如李贽、罗汝芳，达观禅师等）的影响，反对维护封建礼教的程朱理学，崇尚真性情，用“情”对抗道学家的“理”。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这种对“真情”的推崇和追求，构成了他蔑视权贵、痛恨暴政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晚年因政治失意和爱子夭折，崇尚佛道，消极的出世思想有所滋长。这在他的《邯郸记》、《南柯记》及部分诗文中都有所表现。第二，在政治思想上

他支持代表中小地主和工商业主利益的东林党人，和东林党早期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有交往。第三，在文艺思想上

他和徐渭及公安派领袖袁氏兄弟站在一起，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倡抒写性灵，不拘格套。表现在戏曲领域，就是反对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的主张。总之，汤显祖的思想是进步的，因而他的作品能闪现耀目的思想光辉。

（三）汤显祖的创作

诗集有《红泉逸草》（26岁印）、《雍藻》（27岁印，已佚）、《问棘邮草》。另外还有《玉茗堂文集》、《玉茗集》存世。戏曲有《紫箫记》与“临川四梦”。

二、《牡丹亭》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共五十五出。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与《西厢记》齐名。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作品取材于明人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但作了根本性的改造。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一）《牡丹亭》的思想性

《牡丹亭》是继《西厢记》后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剧本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批判了趁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并歌颂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杜丽娘的思想性格

《牡丹亭》塑了一系列生动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而杜丽娘是《牡丹亭》中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光辉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她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她的性格核心追求自由，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

（三）艺术成就

1、全剧充满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主人公对理想的追求上，也表现在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上。作者以梦作为剧情发展的关键，构思奇特。一对陌生青年男女在梦中幽会，由梦生情，由情生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这种异乎寻常的爱情，使全剧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塑造，都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

2、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牡丹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提示人物性格。情节的变化促进人物性格的发展，而人物性格的发展又推进情节的发展。在性格与情节的互相推进中，逐步塑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例如，随着情节的发展，杜丽娘逐渐改变了大家闺秀的软弱性格，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成为一个叛逆者。二是细腻的心理刻划。《牡丹亭》虽突出了“情”与“理”的斗争，但直接描写正反人物冲突的场面并不多，作者往往把两种势力的矛盾转化为主要人物杜丽娘的内心矛盾，用大量笔墨和多种方法，去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性格鲜明突出。《惊梦》一出是杜丽娘从大家闺秀走向封建叛逆道路迈出的第一步，它展示了杜丽娘思想情绪的发展过程，线索极其清晰自然。游园前，她流露的是名门闺秀的矜持和自我欣赏，但也透露出春情难遣的寂寞和对环境的隐隐的不满。接着，置身大自然美好春光之中，她先是惊奇，然后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境遇，流露出年华虚度的伤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姹紫嫣红”的“良辰美景”，不正是她美丽青春的象征么？而那全无“赏心乐事” 的“断井颓垣”，不正是她幽禁般不自由的深闺生涯的写照么？想到自己“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良辰美景虚度，赏心乐事乌有，她能不满腹哀怨、春情难遣么？她苦闷彷徨，心旌摇动，只好自惜“颜色如花”，“命如一叶”，喊出了“这衷怀何处言”的痛苦心声。最后，梦中与柳梦梅热烈幽欢，“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梦幻中的幸福，正是她在精神世界上对封建礼教的大胆背叛。所以说，《惊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杜丽娘这个名门闺秀的内心世界。而充满她内心的，也正是“情”与“理”的矛盾斗争。

3、《牡丹亭》曲辞典雅清丽，具有抒情诗的韵味。无论刻划人物，描写景致，点染气氛，都优美动人，美不胜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好诗应是“诵之行云流水，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牡丹亭》的曲辞似之。《惊梦》一出，尤为脍炙人口。宾白饶有机趣，骈俪句式减少，个性化语言增多。

（四）《牡丹亭》诞生的文化意义

第一，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像杜丽娘这样的有情之人，从而拨开了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胸间吹拂起阵阵和熙清新的春风。

第二，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肯定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以及生死相随的美满结合。千金小姐杜丽娘尚且能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逾越家庭与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迈过贞节关、鬼门关和朝廷的金门槛，这是对许多正处在情关面前止步甚至后缩的女性们的深刻启示与巨大鼓舞。

第三，在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五）《牡丹亭》的影响

第八章

《西游记》

神魔小说：

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了编著神魔小说的热潮。这批神魔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

第一节《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作者及其版本

一、《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首先是历史故事向俗讲、民间故事的演变 玄奘弟子辨机据其师口述取经路上见闻而记录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门徒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最早把西游故事神话化，并见诸文字是南宋“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该书新增了猴行者形象。该艺术形象的形成，与我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及道、释两教的故事中长期流传着诸如“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及一些猿猴成精奇闻异说有关。比如唐代李公佐的《古岳渎经》所载的“形若猿猴”淮涡水怪无支祁，其“神变奋迅之状”和叛逆精神，就与取经传说中的猴王相近。

元末明初的话本《西游记》，原书已佚，《永乐大典》卷13139“送”韵“梦”字条有残文。唐僧师徒四人取经故事基本定型。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载有“车迟国斗圣”故事。

最后，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取经故事继续有所发展。

二、《西游记》的作者及吴承恩

（一）《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是谁，迄今无定论，有持宋末元初道士丘处机说、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说以及明代文人吴承恩说。

目前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主要有：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相关的研究请参阅刘脩业的著作及颜景常著《〈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所以现在一般认为，明朝社会宗教盛行，有关唐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传记、传说及其它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以上述的传记、传说、故事为素材，创作了现今我们看到的小说《西游记》。

（二）吴承恩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放浪诗酒，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留世。除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据载有志怪小说集《禹鼎记》，但已佚。一般公认他是中国的《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目前在学术界保持着争议。

三、《西游记》的版本

1、《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或世本。二十卷一百回。

2、《新镌全像西游记传》，简称杨闽斋本。二十卷一百回。

3、《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4、《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白文简称李评本，一百回。

5、《西游证道书》，白文简称证道书本，一百回。

6、《西游真诠》，白文简称真诠本，一百回。

7、《西游记评注》，白文简称评注本，一百回。

8、《西游原旨》，白文简称原旨本，一百回。

9、《通易西游正旨》，白文简称正旨本，一百回。

10、《新说西游记》，白文简称新说本，一百回。

11、《续西游记》，是《西游记》的一部续书，其内容是写唐僧师徒第一次取经见如来佛后，在漫长的返回东土道路中发生的故事。

第二节《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一、通过对神权机构和人间王国的描述，影射明代的腐朽皇权和黑暗现实。

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帝，却原来昏庸无比；十万天兵在金盔金甲的天将率领下威风无比，却挡不住孙悟空的金箍棒；神仙居住的瑶池天宫，西天的极乐净土，竟然是妖魔丛集之薮；法力无边的如来佛，不仅和各种邪魔有姻亲部属的关系，而且说起话来充满铜臭味；以阎罗为首执行因果报应法令森严的地府，却也关系网密布，贿赂公行；取经路上遇见的九个人间王国，国王也多是无道昏君。

二、作品中的妖魔鬼怪，影射明代权臣和作恶多端的各种社会恶势力。

圣婴大王向山神勒索，小妖也伸手逼讨常例；蟒怪不仅吃掉牛马猪羊鸡鹅，还活吞男女生民；如意真仙把控制的落胎泉作为生财之道，老百姓不拿红花表礼，来求水就不给，通天河的金鱼妖，每年要吃童男童女，不按时供应就给颜色看。这和明代官府对人民敲骨吸髓，巧取豪夺的现实如出一辙。许多妖魔和神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亲即故，盘根错节，构成可内外通气，上下勾结的网络，这都如实地影射了当时的现实。

三、通过对道教、道土的抨击，既斥责了神道的虚妄可笑，更是针对着明朝的社会现实。明世宗崇尚道教，把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封为“真人”，委以高官。小说描写了许多倚仗权势，为恶作祸的道士，既揭露了道士的妖言惑众，又影射了明代皇帝信奉道教，以及“厂卫”特务统治的现实。

四、《西游记》最大的思想价值就在于精心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形象。

在前期，他闹天宫，闯龙宫，斗冥府，始终表现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叛逆精神。在后期，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一切妖魔，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难，表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敢。

第一，孙悟空的主要特点是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孙悟空学成了七十二变、一筋斗翻十万八千里的绝技之后，一闹龙宫，强取大禹治水时用过的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神铁，制成了“如意金箍棒”；二闹地府，令冥王拿出生死簿，勾掉了猴族的名字，取得了“不生不灭，与天地齐寿”的权利。经龙王和冥王上告到天庭，玉帝把他招到天宫，封了个“弼马温” 的官职。不久，他看穿了骗局，打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提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鲜明口号。玉帝被迫，给他的齐天大圣名号加了封；接着他又闹了西王母的蟠桃会。把天兵天将打得纷纷大败；即使二郎神拿住他，把他放进老君的八封炉，他还是蹬倒八封炉跑了出来，直“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天界的秩序，神佛的尊严，天界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的威仪，都发生了动摇，齐天大圣成了光彩夺目的、无人可以战胜的英雄。他永不妥协，永不屈服；官位迷不住，天兵天将打不过，八封炉炼不化。他藐视一切权威，反叛到底。

第二，孙悟空具有鲜明的爱憎。他“专秉忠良之心，铲锄人间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他为车迟国的五百名和尚解除了灾难；在比丘国，他降伏白鹿精，救出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在隐雾山打死豹子精，救出了贫苦樵夫；他扇灭了火焰山的大火，不仅开通了西行道路，还解救了当地人民的困苦。在唐僧面前，哪怕自己受尽委屈折磨，对取经事业一直竭忠尽力对唐僧也始终关心爱护；对猪八戒，虽然有时不免挖苦捉弄，却是善意的。而对害人的妖精却毫不留情。

第三，孙悟空具有非凡的智慧才能，具有识破一切伪装的火眼金睛和清醒的头脑。他神通广大，又善于观察了解，他经常找山神土地查询当地情况，或用火眼金睛观察，或变成飞虫深入魔洞，或变成妖魔亲戚，钻进妖魔肚皮，总是无往而不胜。白骨精看到孙悟空武艺高强，无法力胜，就力图从内部分化，施展离间计：先变成十八岁女子，取得猪八戒的好感，又手提食物，正合唐僧师徒的急需；继而变成八十岁的老妇人，以女儿无辜被打死的惨痛哭声牵起唐僧的慈悲；再变成白发苍苍的、失女丧妻的老公公，企图唤起唐僧师徒的同情和对无端连伤二命的孙悟空的怀疑与憎恨。唐僧不辨真伪，廉价同情，猪八戒贪吃爱色，得机就说悟空坏话。只有悟空一人是清醒的，但身蒙诬枉而又不容分说，只好当机立断地把同一白骨精所变幻的三个假象一一杀死，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才能。

第三节《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西游记》成功地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使神话描写和现实批判相结合，这是《西游记》的基本艺术特征。主要表现是：

（一）《西游记》以神魔为主要描写对象，运用大胆的想象和高度夸张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神奇瑰丽的神话世界。神奇的天廷，晶莹的龙官、阴森的地府，神妙的花果山，取经路上五光十色的奇幻世界，各种神仙鬼怪妖魔，奇虫异兽，构成一幅幅神幻的画卷。既倾注了作者的丰富想象和大胆夸张，又是对现实社会的影射，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新精神；

（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善于把社会化的个性、超自然的神性以及某些动物的特性和谐地融化为一个艺术整体。《西游记》中的人物有两大类：神话中的人；普通人。神话人物又有神，半神半人、妖魔这三种，书中塑造得最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是神话人，在塑造神话人时，作者把社会化的个性、超自然的神和某些动物的习性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孙悟空身上，既有劳动人民机警智慧的优秀品质：又有神的任意变化、云里来雾里去的神通；又有猴子的机灵敏捷，腾跳好动的本性。猪八戒原是天蓬元帅，因喝醉酒调戏仙女而被谴谪人间，又错投猪 胎，这就使他的来历和外形都充满了喜剧色彩。他粗笨莽撞，贪吃好睡，大鼻子大耳朵，体现了猪的特色；他会腾云驾雾，会三十六变，力大无穷，他使用钉耙，幌—幌就可以把耙柄变成三十丈长短。又兼具人的特性：他贪图美色，自私顾家，爱耍小聪明而又经常出乖露丑，能吃亏又思占便宜，在妖我之间很有原则性。而在师兄弟间，又不时弄口舌，小嘀咕，这既得于先天禀性，又属于社会化的小私有者的性格。他的性格被塑造得十分鲜明，憨厚单纯。在战斗中是孙悟空的帮手，在敌人面前从不妥协，他力气大，肯干脏活累活，在取经路上，一直挑着一担行李。他的缺点是怕困难，图安逸，有时偷懒，好占小便宜，禁不住外界的引诱；他有一段高老庄招亲的艳史，以至一遇困难就想散伙回高老庄去当养老姑爷；有时候爱打个小报告，在唐僧面前挤兑孙悟空；在取经路上他还攒私房，偷偷请银匠把银子炼成小块塞在耳朵里藏起，充分反映了小私有者的精神状态。作者肯定了他天真憨厚、作战勇敢、忠于取经事业的优点；也以夸张的手法嘲笑了他贪图安逸、好占便宜、弄巧进谗、好色恋家的缺点。这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物。作者把这些完美地融合于一身，赋予主要人物这样综合的特征；增强了喜剧效果。在塑造其他神话人物时，作者还是着力使其富有社会意义，如有一些妖魔，在人间迷惑君王，玩弄权柄，使得朝政混乱，国事日非，这和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妖竖擅权，佞臣祸国的罪行恶果是吻合的。在西天的灵山圣境，思想行为应该是极高的。然而阿傩、伽叶却向唐僧索取好处，唐僧拿不出礼物，就取不到真经，情况反映到如来佛的耳朵里，如来佛反为他们辩护，说是以前卖经卖贱了，将来会叫儿孙没钱用。这分明讲的是人间现实。塑造普通人，写得最多的是唐僧。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封建的知识分子，在困难面前毫无办法，显出老好人的懦弱。等到人家要把他煮熟当作长生不老的食物时，他只能闭目待嚼，而且他胆小如鼠，动不动就滚下马鞍；可是对待孙悟空，—方面离开他就寸步难行，一方面又对他百般猜疑，常常冤枉了悟空。对妖魔伪装不能辨别，一律以“慈悲为怀”。听谗言而不信忠告，往往又是很顽固的，几乎无理可喻，在悟空多次要向他申辩时，他只是念紧箍咒。

（三）幽默讽刺与诙谐有趣的艺术风格。高妙的讽刺艺术，既诙谐有趣，又隽永有味。在比丘国，国丈要用唐僧的心肝作药引，孙悟空变成唐僧，真把肚皮削开，从里头滚出一堆心来，全是各种各样的坏心。这就是作者借题发挥，对世态的揭露和讽刺。孙悟空经常揶揄玉帝，打趣如来，诅咒观音，嘲弄诸魔。处处显得幽默诙谐。五十一回，悟空丢了金箍棒，他飞上灵霄殿见到玉皇大帝。只是“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一种无拘无束的口气，跃然纸上。把全部要求说完之后，却又文绉绉地“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如此文雅恭谨的词语，竟出自老孙之口，前后判若两人，更显得诙谐有趣。作者常把幻想和幽默结合，借机对世俗社会加以针砭，在讽刺中又含严峻的批评。这种手法在猪八戒身上常用，猪八戒认为孙悟空拿妖精是多管闲事，正暴露他思想深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弱点；他贪财好色，弄巧成拙，爱在孙悟空背后说点坏话；他偷吃人参果的神态，腆着大肚子，老是一幅从来也没有吃饱过的贪馋相，总在逗人发笑。唐僧的软弱无能，“慈悲为怀”而又敌我不分，作品也在讽刺中予以批判。

第九章

《金瓶梅》

世情小说：

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小说涉及世情，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制作。之后明清两代的事情小说，或者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的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一、《金瓶梅》的创作、作者、版本

（一）《金瓶梅》的创作

“四大奇书”中，《金瓶梅》的创作唯一没有世代积累过程，它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四大奇书”之一，“世情小说”代表作。《金》虽借用《水浒》片段情节，但其所写世俗人情，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

（二）《金瓶梅》的作者

《金瓶梅词话序》称“兰陵笑笑生”作。两个兰陵：一在山东峄县，一在江苏武进。“笑笑生”之谜：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龙、汤显祖、王稚登、李渔等种种推测。

（三）《金瓶梅》的版本

第一，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又称“词话本”，是今见最早刊本。回目不对仗，方言土语较多。

第二，崇祯本：《原本金瓶梅》，把“万历本”首回的《景阳岗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回目对仗、方言土语多有删改。

第三，张评本：《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又称“第一奇书本”，评语多有价值。第四，洁本：《真本金瓶梅》，又称《古本金瓶梅》，民国15年（1926）存宝斋刊刻，将“张评本”的秽笔删除，首次以“洁本”面世。第五，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排印。

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词话本中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分别于1963年4月和1978年4月影印的本子为最佳。

二、《金瓶梅》的思想内容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一人、一家、一县甚而是“天下国家”的人、事的描绘，暴露了当时（背景为北宋时代，但可以看成明代）社会政治黑暗，经济腐败，世道浇漓，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等等现状。同时，小说还对其中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特别是对以西门庆为首的商人势力依仗金钱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的丑行给 30 予了揭露和抨击。《金瓶梅》还通过对于“财”“色”的贪欲的描写，客观上告诫人们，如果过度的无节制的贪财贪欲，那人性将与兽性没有区别。

（一）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 第一，西门一家兴衰

1-10回从《水浒》“武松杀嫂”敷衍，潘金莲与西门庆均未被杀死，潘嫁给西门为妾；10—79回主要写西门庆暴发暴亡和金、瓶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21回西门死后妻妾流散，全家败落。

第二，晚明社会时尚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金瓶梅》实是从西门“一家”，写及“天下国家”。尤其揭出晚明农本势力没落、资本势力崛起时，去朴尚华的城市风尚，拜金享乐的人生追求；趋炎附势的价值取向。

（二）从暴露社会矛盾到剖视扭曲的人性

第一，通过西门庆贿赂太师、交通官吏、包揽诉讼、霸道横行，深刻暴露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西门庆理刑千户官衔，是为蔡京送寿礼买来。山东巡抚宋乔年、两淮巡盐御史蔡状元为西门庆提供经商特权。西门庆买通钞关钱主事，车船货物大笔偷税漏税；兵马荆都监为升迁用二百两银子打通西门庆的关节；朝廷杨戬坏事牵连亲党，西门庆立即给礼部尚书李邦彦送500两银，李便“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的名字改为贾庆”；杀人犯苗青谋财害主，案发后“打点一千两银子送至西门庆家里”，照例钱到公事办；扬州盐商王四峰被送监狱，“许银二千两”央托西门庆转求蔡太师“人情”。

第二，通过西门庆纵欲亡身和金、瓶、梅们贪“淫”丧命，冷峻剖视人欲贪求造成的人性扭曲、人生毁灭。

西门庆妻妾： 陈氏（亡妻）、吴月娘（继室）、李娇儿（二房）、卓二姐（三房）、孟玉楼（补三房）、孙雪娥（四房）、潘金莲（五房）、李瓶儿（六房）。西门庆奸淫的部分女性：潘金莲奴婢春梅、仆妇宋惠莲、如意儿、贲四嫂、惠元、王六儿、丫头迎春、绣春、兰香、贵族林太太、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直至纵欲亡身，死时仅33岁。西门庆的淫滥和疯狂，既有暴发商人的以钱渔色，更具官僚恶霸的残忍暴虐：为霸占潘金莲毒死武大，陷害武二；为谋娶李瓶儿坑害结义兄弟花子虚；为蒋竹山先娶李瓶儿，收买流氓对其毒打；为奸占宋惠莲而陷害其夫来旺，逼宋上吊自杀，把拦棺论理的宋父交衙门打死；为包占王六儿毒打街坊子弟、收监入狱等。西门庆为色不择手段、心狠手辣、戕害无辜。人性严重扭曲，终致耽色败家，纵欲亡身。金、瓶、梅诸多女性的人性扭曲：在社会的规范、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下，似乎只知人生最底层次追求。误将情欲、物欲、性欲作为生命的原动力。终于步入邪恶，在炽烈欲火中焚毁自己。潘金莲的变态：作为良家少女，本来聪明自尊、性情泼辣。

但很快人性扭曲、异化：自尊变为嫉妒；聪明变为阴险；泼辣变为狠毒。而自私、嫉妒、阴险、狠毒，目的都是为了贪淫。

（三）《金瓶梅》的悲剧意义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张潮《幽梦影》）首先，小说通过西门庆、陈敬济的命运深刻表现了16世纪中国商人的悲剧。其次，小说通过金、瓶、梅三大淫妇的毁灭，生动反映了晚明时期人欲放纵的悲剧。

（四）《金瓶梅》的性描写

作者态度矛盾：既欲暴露性的罪恶，以“为世戒”，又对“性”的原生态津津乐道。弄珠客《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常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露骨的性描绘，虽对写人、叙事不无作用，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风潮，但对读者心灵的腐蚀实难讳言。

三、《金瓶梅》的艺术特点

（一）变奇为常，从神到人，“寄意于时俗”。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金》的题材不再是皇祚更替、英雄征战、神魔斗法，而是转向世俗社会，琐碎家事。《金》的人物不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妖魔，而是变为家庭男女，市井百姓。《金》的情节开始关注人情悲欢，世态炎凉，更加贴近现实，直面人生。

（二）由美到丑，从歌颂到暴露

以前章回小说立意在歌颂，而《金瓶梅》则意在暴露。偌大一部作品，没一个正人。张竹坡说：“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是个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贵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之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使，皆是枉为人也。”

（三）从故事到人物，变单色调、特征化为杂色调、立体化

第一，淡化故事情节，注重刻画人物。以前小说往往把故事放首位，《金》则开始把描写中心向人物转

第二，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写人。性格中有善有恶，色彩斑斓。如西门庆凶狠毒辣，胆大包天，但有时也知担惊受怕；爱财如命，贪婪成性，有时又慷慨助人；玩弄妇女，心狠手辣，可专宠瓶儿却有人情味儿。

（四）从线性结构到网状结构

以前长篇，都从“说话”演变而来，其结构是一个个故事贯穿起来的线性结构。《金》以西门庆及其家庭为主线，金、瓶、梅等故事单线又都与家庭纠葛相连。其家庭的小社会又与市井、商场、官府等的大社会横向相连，形成一种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金》的情节不在于离奇曲折、环环相扣，而在于严密细致，自然展开。

（五）从雅变俗，多用市井语、家常口头语

《金瓶梅》几乎不加修饰地展现市民生活原生态，故多用民间市井语、家常口头语。欣欣子《序》说：《金》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张竹坡第28回评说：“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金》大量吸收方言、行话、谚语、歇后语、俏皮话等等，熔铸为“一篇市井文字”（张竹坡《读法》）。

（六）《金瓶梅》的影响世情小说到清代形成多元化格局

猥亵小说，如《桃花影》、《灯月缘》、《梧桐影》、《杏花天》等；才子佳人小说，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家庭题材小说，《红楼梦》、《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和《歧路灯》等。

第十章 “三言”“二拍”和明后期短篇小说

一、“三言二拍”的编著者和作品的时代

“三言”的编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号墨憨斋主人，别号龙子犹，长州（今江苏苏州市）人。晚明著名通俗文学作家和研究家，一生科举仕途很不得意，57岁始得贡生，任过七品芝麻官寿宁知县。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三言”是宋元话本和明“拟话本”的选集，它和凌蒙初的“二拍”一样保存了民间话本小说的精华，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

“二拍”的编著者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曾任过八年上海县丞和三年徐州通判。仕进无门，转而著述小说。代表作《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三言”多为辑选改订，间有冯氏创作，后者主要是凌氏所撰。从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看，冯梦龙和凌蒙初是将短篇小说从书场引向案头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宋代起，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实际就是封建秩序，“人欲”指可能跟封建秩序相矛盾冲突的人的欲望。但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新思潮则肯定“好货、好色”等人欲，用以批判程朱理学，为提倡个性自由寻找理论依据，冯、凌是这一思潮的积极鼓吹者。

二、“三言二拍”的进步思想倾向

（一）对“好货”的肯定

中国儒家道统一向肯定义，否定利，《孟子·梁惠王上》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是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义是合于“天理”的。而明代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孕育了“好货”、“求利”的思想。“三言二拍”中的部分篇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如《滕大尹鬼断家私》（倪太守、梅氏、子断善、述善）中的滕大尹，《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许多商人，《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赵春儿都具“好货”的特点。其中滕大尹等人显然是被作为正面人物受到热烈歌颂的：“只因嫠妇孤儿苦，费尽神明大尹心”。而以程朱理学衡量，滕大尹的作为有悖于“天理”。《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表现“好货”观念的较为典型的一篇小说。篇中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屡

失败，陷入破产境地，于是想到海外冒险。他偶然搭一伙“拼死”走海道的商船出海，临行时带了国内只值一钱银子的洞庭红（桔子），到海外却意外卖了银子八百多两，归途中又意外在荒岛上拣了个内涵24个夜明珠的大乌龟壳，于是摇身成了一个大富商，在闽中沿海“重立家园”。这个故事，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以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表现了作者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再如《叠居奇程客得助》，则写徽州商人程宰经商失败流落关外，有幸得到海神仙女指点经商之道，靠囤积居奇而暴富：他先囤药材，再囤丝缎，又囤粗布，每次都赚了大钱，四五年间，由原来本银十来两赚到五十万两。这种不是从道义角度，而是从获利角度描写经商，确实更贴近商业活动的本质，更准确反映了晚明商人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二）对男女爱情和情欲的肯定即对“好色”的肯定 第一，一般地歌颂男女情爱

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等作品歌颂了排除金钱、门第、等级观念，追求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的理想爱情。《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一个挑担卖油的小贩秦重和一个名满临安的妓女莘瑶琴相爱的故事。秦重作为一个无钱无势、无才无貌、走街串巷的卖油郎，论身价、论财富，他都绝对不能与花魁娘子相比，可他又为什么独占了花魁呢？小说中主要强调了“情”的力量。当初卖油郎挑担经过妓院门口，为花魁娘子的身姿体态深深吸引。可是，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攒足了接近花魁的银子，却又被公然冷落。对方不仅不陪客，反而独自饮酒，酩酊大醉后和衣上床，倒身而卧。卖油郎却不急不躁，夜间给醉酒的花魁盖被子，端茶壶，用自己的道袍袖子接对方呕吐的污物，百般伺候体贴，一直守了一夜后才离开。这使花魁深受感动，第二天直把秦重想了一天，但终因男方是“市井之辈”而没有下嫁的勇气。后来花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受辱，又是秦重为之解了围。后来她终于彻底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主动要求嫁给卖油郎，并表示“布衣疏食，死而无怨”。我们说，花魁平日周旋于王子公孙之间，享尽奢华却感到的是人格的屈辱；卖油郎虽是市井之辈却富于笃厚的痴情。就是这个平等的真情，相互的尊重，使花魁最终从世俗观念中猛醒过来，看到了比声名、身价、财富更可贵的东西，所以才有最后的婚姻。这就突破了“门当户对”和“一见钟情”的传统观念，赞扬了相爱基础上的婚姻。

第二，痛斥负心薄幸行为

如《王娇鸾百年长恨》、《金玉奴捧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赞扬了女子坚贞执着的爱情，谴责了喜新厌旧、富贵易妻，始乱终弃的卑劣行为，揭露了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

第三，把情跟欲相联系，通过肯定欲进而肯定情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况太守断死孩儿》、《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等篇中，受情欲驱使而越礼的行为常受到同情，“失节”妇女常被原谅。《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开篇伊始，就为情欲张目（古今小说69页）：

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吒。”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拣门择户，报高嫌低，耽误了婚姻日子。情窦开了，谁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走差了道儿，那时悔之何及！

“二拍”的《满少卿饥附饱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两性关系的议论：

天下事有好多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显然这里是在抨击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呼唤两性关系的平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写丈夫原谅妻子的失贞。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婚后蒋兴哥长期经商在外，在家独守空房的妻子王三巧耐不住寂寞，又禁不住诱骗，便与外地商人陈大郎私通而失贞，并把夫家祖传的珍珠衫给了奸夫陈大郎作临别纪念。后来奸夫陈大郎与原夫蒋兴哥在苏州萍水相逢，凑巧在一桌上喝酒，虽素不相识，却谈得投机。酒酣耳热，奸夫无意间露出了蒋家的珍珠衫，引起了兴哥的注意，陈大郎一高兴就顺嘴说了他私通一个女子的风流事儿。蒋兴哥听后，“如针刺肚”，又气又恼，连夜收拾行李，次早回家后，万分痛苦地把妻子休了。不过，因过去夫妻感情甚好，事后蒋兴哥又有些自责，他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年少守寡，弄出这场丑来”。所以，后来妻子改嫁给吴知县作妾的时候，蒋兴哥还顾恋旧情，特别为王三巧陪嫁了十六箱金帛珠宝。后来陈大郎经商遭遇强盗，折了本钱而一病身亡，陈妻平氏又改嫁蒋兴哥，珍珠衫才物归原主。这时蒋兴哥还一直挂念着前妻王三巧，一次他把人命官司打到三巧后夫吴知县那里，与三巧相遇，两人抱头痛哭，吴知县问明原委，把三巧又还给了兴哥，兴哥顾恋旧情，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我们知道，在旧礼教中，妇女贪于情欲而失节是极大的罪恶，绝对不可饶恕。而小说中却让夫妻旧情战胜了贞操观念，鲜明地表现出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观念，在新的时代已失去了它的支配作用。这显然反映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其前提是把情欲作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正常要求，这跟《十日谈》中的思想有共同之处。正因为如此，作者对失节的王三巧儿没有判刑，而只给了降级的处分（由妻变妾），而“二拍”比“三言”来得更彻底。对于象莫大姐那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值得同情的失节妇女，也都没追究刑事责任而宽大为怀了。（这类情况在《水浒》中就不可能，《水浒》中闫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贾氏都判了死刑）。

（二）对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地主恶霸的揭露批判

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灌园叟晚逢仙女》等少数篇章，或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或通过恶霸横行最后遭到惩治的故事，歌颂了正义，善良，鞭挞了邪恶、强暴。

（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行为

这类题材未可谓新，但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如《施润泽阙滩遇友》歌颂了小商之间诚挚的友情。《吴保安弃家赎友》写吴保安十年如一日，专心营救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贾石冒着灭门的危险，救助落难的沈链。这些故事都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相反，《桂员外穷途忏悔》则严厉谴责了朋友间忘恩负义的行为，作品结尾让桂富五全家变狗以示惩罚，虽落入因果报应的藩蓠，却表现了作者申张正义的思想。

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反映，其内容也跟历史本身一样复杂。“三言二拍”中表现的思想倾向并不都是进步的。不少作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宿命思想，同《金瓶梅》一样，很多篇目中都有露骨的色情描写。这种现象说明了封建知识分子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矛盾和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时尚造成的人们审美趣味的低下。

三、“三言二拍”的艺术成就

比之于宋元话本，拟话本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更加集中了，情节也更为复杂曲折了，尤其是在人物的塑造上，较之话本更加丰满。首先，其中的优秀作品能够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儿，从跟丈夫的十分恩爱到跟陈商的情深义重，企图私奔；从被蒋兴哥休弃后的愧悔欲死到再嫁吴杰；从再嫁到重新表现出对蒋兴哥的无限深情，人物性格的发展是真实可信的，形象是丰满的。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则由于作者是根据当时新的道德观念而不是根据传统教条来观察人物的。其次，对人物的言行，心理的刻划较前细腻。如《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写贾闺娘因被母亲责骂与孙小官有私情而上吊自尽的心理：“欲待辩来，往常心里本是有他的。虚心痛说不出强话；欲待不辩来，其实不曾与他有勾当，委是冤屈。思量一转，泪如泉涌。道似此一番，防范越严。他走来也无面目。这姻缘料不能够了。况我当不得这擦刮，受不得这腌脏，不如死了，与他结个来生缘吧。”这样细腻的心理描写，在以前是没有的。

清代文学 第一章概

说

清代文学指清初至清中叶这一段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文学现象。

一、社会概况

清朝是满洲族贵族所建立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清朝统治者在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土地荒废，民生凋蔽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清代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史称“康乾盛世”。直到道光中叶，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入，清王朝才开始走向衰亡。清代社会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皇权空前提高。皇帝集大权于一身，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皇帝裁决，君臣关系，完全是主人和奴才的关系。

第二，制定《大清律》、《大清律例》，用极其野蛮的刑法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第三，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鼓吹封建礼教，豢养“理学名臣”，以禁锢人民的思想。第四，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编纂大型丛书、类书、字书、设立严密的文网，以拉拢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付知识分子，使大批知识分子或埋首青灯黄卷之下出入科场；或钻进故纸堆中，为考据而考据；或不幸落入文网，而惨遭杀身抄家之祸。

（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特别严酷。清初，统治者企图抑制人民的反满情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极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例如，他们颁发的“剃发令”，就曾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乾隆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贵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繁重的赋税，使人民群众无法生存。于是各族人民相继爆发了各种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三）思想领域的斗争激烈。在清代，一方面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以加强思想统治；另一方面，反封建专制，反民族压迫的进步思想也非常活跃。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反封建专制、反民族压迫和一系列具有进步性、民主性的思想和主张。由于惧罹文网，清代文人大都钻进故纸堆，故考据学取得了较大贡献，但是有些考据学家，例如戴震，利用考据对理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二、文学概况

清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又孕育着二十世纪新文学的萌芽。无论是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还是新兴的小说，戏曲和民间讲唱文学，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清代文学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就短篇小说而言，虽然白话小说创作成就比明代逊色，但文言短篇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集志怪、传奇之大成，又有新的创造，它代表了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此外，清代还产生了数量很多的文

言笔记小说，其中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最有代表性。清代长篇小说成就更高。其中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最大。《儒林外史》以揭露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我国最成熟的讽刺小说。《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以贾府的由盛而衰为背景，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它不仅是清代—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

（二）清代戏曲在元明戏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方面即将衰微的传奇又产生了《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等三部杰作。尤其是后两部，借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代表了清代戏曲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从康熙末，地方戏开始兴起，经过一番“花雅之争”之后，到乾隆中叶，地方戏终于取代了传奇、杂剧而占据了舞台的主导地位。清代的戏曲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李渔的《闲情偶寄》的有关戏曲部分的论述，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集大成者的作品。

（三）清代的民歌和民间讲唱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以弹词和鼓词成就较高。

（四）清代诗歌不仅数量多，作家众，流派纷呈，风格多样，而且题材广泛，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已经走向衰微的古代诗歌又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其主要诗派有吴伟业为代表的尊唐派、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王士祯的神韵派、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纲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派。各派之外，还有许多优秀诗人。

（五）清代词直承两宋，词人纷起，词派林立，词作众多，其中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为代表。他们代表不同的流派，创作了不少佳作。

（六）清代的古文和骈文也很有成就。就古文而言，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政治散文，魏禧、汪碗、侯方域的传记散文都很有名。清代古文以桐城派为主要代表。方苞、刘大槐、姚鼐号称“桐城三祖”。经过他们的努力，使我国古代散文进一步规范化。他们的散文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但也不乏优秀之作。清代骈文是六朝以后成就最高的，其代表人物有陈维崧、吴绮、袁枚、孙景衍、洪亮吉、汪中等，以汪中的成就为最高。

总之，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但清代文学毕竟是三千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尾声。道、咸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近代文学的新阶段。

第一章 清代的诗文词 第一节 清代的诗歌

一、清初诗歌

（一）清初诗歌创作概况

清代诗歌最富成就的时期是清初时期，此期诗坛大致可分为易代之际和康熙时期两个阶段。明清易代之际的诗坛主要为遗民诗人和由明入清并一度仕清的文人所把持。遗民诗人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他们的诗作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强不屈的斗志，最富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为

清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由明仕清的诗坛名流以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为代表，人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是当时诗坛领袖，对于明清诗风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吴伟业擅长七言歌行，“梅村体”在叙事诗中独具一格，风行一代。康熙年间，随着清初六大家的出现，真正的第一代清诗人走上诗坛。他们大多成长或出生于清朝，大多在新朝应举仕进，同时在地域上呈现南北对峙、遥相呼应的局面。“国朝六家”中，施闰章和宋琬年辈最早，并称“南施北宋”。施长于五言，风格温和，涉及民生疾苦；宋则擅写七言，诗风雄健，偏重个人境遇的描写和自我情感的抒发。比他们稍后的是王士禛和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王士禛标榜神韵，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数十年，影响最大；朱彝尊早年诗作内容充实，多为唐调，后来转而学宋，以学力、才藻见长，为清诗中的浙派的领袖。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赵执信可以说是朱、王对应关系的延续。就社会关系来说，查是朱彝尊的表弟，赵则是王士禛的甥婿。就诗学观点而言，查慎行在朱彝尊学宋的基础上公开标举宋诗，以苏轼、陆游为效法对象，气求调畅，词务清新，在清初学宋诗人中成就最高；赵执信则对王士禛的诗学理论不以为然，主张取法晚唐，自写性情，诗思清新峭拔，有时也伤于刻露。

（二）清初代表诗人 第一，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与著名学者，也是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不论是拟古、咏史、纪游、即景等，都贯穿着抗清复明和坚守气节的中心主题，有不少诗篇描叙了易代之变给江南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抗清志士救危济亡的悲壮之举，具有鲜明的史诗色彩，如《秋山》、《京口即事》等；也有些诗篇抒写了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思和坚决复国的豪情壮志，如《海上》、《精卫》等。顾炎武继踵杜甫，诗歌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诗风沉雄悲壮，苍劲刚健，既有“风霜之气”，也有“松柏之质”，对转变明末清初的诗风起了一定的作用。著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第二，钱谦益

1、钱谦益的一生都随政治风云起落沉浮，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他明末时为士林领袖，南明时谄事阉党，入清后屈身异朝，不久即隐居乡里，秘密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他的诗作就是其坎坷心路历程的写照。《初学集》（明亡之前所作）抒写对党争阉祸的愤慨，倾吐宦海失意的郁闷，表明作者是始终关注着时代的内忧外患的；《有学集》（入清以后所作）熔民众的疾苦与家国的变故于一体，其中也不乏对自己降清的沉痛自责与真诚忏悔；《投笔集》（晚年之作）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山河之思，其内容大抵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及南明永历政权的军国形式有关，被称为“明清之诗史”。代表作品有《狱中杂诗三十首》、《哭稼轩留守一百十韵》、《后秋兴》一百八首等。

1、作为两朝文宗，钱谦益上兆明代诸派，下开有清一代之风，起衰振微，功不可没。其诗初学盛唐，尤其服膺老杜，后转益多师，大力推崇宋元，能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故自成一家。钱诗“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雄”，骨力苍劲，托旨遥深，形成情辞沉郁、词藻富赡的诗风；而且他学养深厚，才思沛然，多有规模巨大的组诗。受钱氏影响，在其家乡常熟形成了虞山诗派。第三，吴伟业与梅村体

1、吴伟业早年春风得意，多风华绮丽，缠绵凄恻之作；其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诗歌的社会内容大大拓展，多苍凉激楚，抑郁悲苦之调。其诗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主题：一是以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现实为题材，描绘山河破碎、人生离乱的广阔图景，反映江山易主、物是人非的历史变故，抒写亡国遗老的黍离之悲、兴亡之慨，这些诗作可备一代史实。二是吴伟业自感出仕两朝，名节有亏，内疚与负罪、悔恨和自责相互交织，心理负荷极为沉重，故表现失节忏悔以求心灵自赎的悲吟，成为他诗歌的另一主题，这些诗作“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情辞哀怨，感慨苍凉，反映了心怀故国、却又被迫出仕的清初文人的共同痛苦。代表作品有《圆圆曲》、《捉船行》、《楚两生行》、《鸳湖行》等。著有《梅村家藏稿》。

2、与钱谦益鼓吹宋诗不同，吴伟业尊崇唐调，两人开创了清代诗歌宗唐、宗宋的不同派别。他的近体诗华艳动人、声律妍秀，有一定特色，但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与成就的还是七言歌行。他的七言歌行能够兼收众家之长，自成一家面目，在清初独擅胜场，被称为“梅村体”。

“梅村体”的主要艺术特征有：

融元、白叙事诗的善于铺排和初唐四杰的才藻缤纷、李商隐的色泽浓丽于一炉，并引进史传文章、明代传奇的曲折变化的叙述手法，使其歌行既沉郁苍凉，又气势磅礴，既笔意纵横，又韵致深曲，在古代叙事诗里独具一格。第二，语言以华美清丽见长，声律以和谐谨严称擅。它辞藻绚丽，工于设色，律度严整，尤擅转韵，同时注意偶句与散句的间错并用，重视音调和色彩的调和匀称，故能做到开阖自如，音色并妙。第三，多以人物的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同时在人物的身世遭遇和荣辱变迁中又牵合着家国兴替，绾系着一代史实，这样，就使得梅村体在题材、格式、韵味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吴伟业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着示范的作用。受吴氏的影响，在其家乡太仓产生了娄东诗派。第四，王士禛与神韵说

1、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王士禛以康熙诗坛之主盟，标榜“神韵”之说，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亦获得“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之称。他的神韵说在理论上着重继承了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严羽的“妙悟”“兴趣”说，而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在创作实践上，则主要奉王孟韦柳等人的山水田园隐逸闲适之作为典范。总的来看，他所追求的神韵是一种意味含蓄空灵，境界缥缈清远，语句隽永清秀，韵致冲淡蕴藉的诗境。神韵说注重诗歌的整体效果，这显然是对明代前后七子支离破碎的拟古模仿和公安、竟陵两派的肤浅轻率的救弊补偏，但它易流为空谈、掩却性灵，也促进了诗坛脱离严肃沉重的人生的倾向，有其偏颇之处。

2、王士禛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但占据主流的仍是其风神绝的神韵诗。王氏的神韵诗多为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的的写景纪游之作，或融情入景，或缘情写景，皆冲和淡远，清新空灵，含情绵邈而出之纡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有天然不可凑泊之致。其诗的音节流利跌宕，词句明隽圆润，深入浅出，言近意远，表现出玲珑飘逸的风神，含回不尽的余韵。他的神韵诗也并非全无寄托，只是它的寓意深藏，如撮盐入水，浑然无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这种神韵，显然只适合于语句凝练的短诗，长篇究非所宜，王士禛即以七言绝句见长。同时这些吟风弄月的诗篇也起了点缀升平的社会功用，表现了所谓的“盛世之音”，却缺乏重大的社会意义。王士禛以亲身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也成为神韵诗

派的开创者。他的神韵诗的代表作有《秋柳》四首、《秦淮杂诗》二十首、《再过露筋祠》、《真州绝句》五首等。著有《带经堂集》，又有选本《渔洋山人精华录》等。

二、清代中期诗歌

（一）清代中期诗歌创作概况

清代中期，伴随着对诗歌艺术的探索，诗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并由此形成了若干流派，诗歌创作进入多元发展的局面。此期首先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氏以起衰复古自命，宗唐而黜宋，欲使诗歌回归古典审美规范；与沈氏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厉鹗，则延续了查慎行标举宋诗的方向，他是当时浙派的盟主，长于山水游览之作，好用僻典，风格幽洁生涩，惜乏大家气象。另一推崇宋诗的诗人是翁方纲，以倡导肌理之说而闻名，受时代学风的熏染，他论诗注重义理、考据。在诗论主张上，与格调、肌理针锋相对的是袁枚的性灵说，袁枚在乾隆诗坛最具影响力，开创了清诗创作的新格局；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蒋士铨，持论和袁氏相近，但创作风格却各自成家。赵翼崇性灵，重创新，其诗议论精警，思想敏锐，风趣诙谐中间杂雄奇豪放之气，有鲜明的个性；蒋士铨诗的突出主题在表彰忠孝节义，思想较为陈腐，但抒写人伦情感，深挚动人，独具感染力。郑燮、黄景仁则在诸派之外，自成一格，郑燮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注重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许多诗篇感时书事，直写民间疾苦，可谓是盛世诗文的别调；黄景仁好作幽苦语，抒写自己身处太平之世的落寞穷愁，成为展示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典型范本，同时也写出个人对社会变迁的忧患，吐露了某种对盛极衰来之危机的天才预感，奏响了封建末世的哀音。

（二）清代中期的代表诗人及诗派 第一，沈德潜与格调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禛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首创“格调”之说，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的观点。可见格调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诗人的性情要合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诗歌创作要中正平和、委婉含蓄，使诗歌为封建纲纪政教服务，企图以此来弥补神韵派忽视内容的不足；二是强调学习“诗法”，亦即诗的“体格声调”，讲究诗格的高古雅正，声调的和谐浏亮。沈氏的格调说本于明代七子，故他于明诗推崇前后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推崇汉魏、盛唐而排斥宋调，为此特地选编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书，风行一时，体现了他复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沈德潜早年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好诗，但大量的诗作则是平庸无奇，特别是做官以后，写诗惟以歌功颂德为能事，艺术不脱模拟，成为典型的台阁体诗人。著有《沈归愚集》。

第二，翁方纲与肌理说

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说，他认为神韵说之弊在于空泛，格调说之弊在于食古不化，因此拈出 “肌理”二字，以补二者之偏，给复古诗论注入新的生机。他所谓的肌理，包括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其肌理说也就是要求以学问作为作诗的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思想和文辞谐和，做到外表空灵，内容质实。翁方纲的本意在于以学问考证的质实，补救神韵、格调之失，有可取之处，但实际上却引导诗人脱离现实，从故纸堆中寻找诗材。后来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翁氏的肌理说推动而

来。在实际创作中，翁氏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饾饤满纸，了无性情，他曾首创以诗体作金石题跋，这是当时文坛以诗入学（学术）以学为诗的表现，反映了乾嘉考据之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著有《复初斋诗文集》。

第三，袁枚与性灵说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尺牍等30余种。

1.袁枚论诗标举性灵，继承和发展了明代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反对并抨击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他所说的“性灵”，首先是指诗歌要表现诗人的真性情，他认为诗由情生，性情是诗歌的本源和灵魂；其次是指诗歌要表现诗人的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必须袒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最后，诗人的真性情还要以高度的诗才表现出来，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另外，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的诗论反映了艺术的创新要求和思想上追求自由的反封建倾向，对于解放受神韵、格调、肌理诸家诗说束缚的清诗，促进其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一味强调性灵而不强调产生和决定性灵的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的片面

2.袁枚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并且显示出向近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征兆。其诗的题材相当广泛，举凡咏物怀古、反映现实、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在他的诗集中都有所涉及，这些作品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皆能直抒性情，富有新的气息。他写有一些关心民瘼、揭露社会弊病的诗篇，更多的却是抒写个人“性情遭际”之作，这种“性情遭际”又大都是关于生活琐事的咏叹和对风花雪月的歌唱，虽能袒露自己真率任情的性格，却缺乏深沉博大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袁诗大都任性而发，浑成灵动，流转自如，清新隽永。他的写景诗能表现出诗人刹那间的感受，笔调轻快，意境明晰，颇有飘逸玲珑之妙；他的咏史诗能在旧题中翻出新意，设想别致，识见不凡，做到了浅近与精警的和谐统一。袁枚性格浪漫，才情奔放，有时写起诗来又不假思索，因此其诗在空灵新巧中，总免不了有点浅薄甚至浮滑。代表作品有《马嵬》、《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湖上杂诗》等。

三、清代后期诗歌

一、龚自珍

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a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后人亦常称之为“龚定庵”。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较少纯粹的写景，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

二、魏源

魏源（1794～1857）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不过他的思想更为开放，对内主张发挥商人作用，对外既坚决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的方针，表现了近代优秀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与气魄。他参加过实际政事改革，他的诗比较集中于揭露批判具体政事弊端和阻挠弊政改革的保守人物，为时人诗中所少见，《都中吟》、《江南吟》、《古乐府•行路难》等组诗可为代表。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内，他集中地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诗四十馀首，全为七律，一诗一事，广泛地反映了鸦片战事的具体内容和国家倾危形势，堪称“诗史”。如《寰海》其九揭露靖逆将军奕山的投降行径：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挟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深珠合向海王倾。全凭空气销兵气，此夕姣宫万丈明。

第二节 清代的词

一、清代初中期词

（一）清代初期、中期词创作概况

宋代以后，元、明两朝词家寥落，整体水平都不太高。到了清代，填词一时蔚然成风，呈现出流金溢彩的壮丽景观，被人称为词的中兴。明末清初的词坛，已经显示出转变的迹象。陈子龙的词在风流婉丽之中寄托了历史兴亡之感，在清词史上占有开山地位；遗民词人王夫之、屈大均等以词诉亡国悲哀，表复国信念，使词作向现实靠拢。在这之后，出现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主要标志就是产生了被称作清初三大家的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他们代表着清初词坛的三种不同流派和风格。清代中期，以厉鹗领衔的浙派盛极一时，厉鹗的词笔调疏淡细巧，意境清幽空灵，又讲究声律词藻，颇得姜夔之长，可惜内容贫乏，意蕴浅薄；其后有吴锡麟、郭麐等推波助澜，清空而流为薄滑，柔婉而近于纤巧，终难扭转浙派没

落的命运。与此同时，阳羡词派却渐趋式微，只有黄景仁、蒋士铨、洪亮吉等少数词人沾染了阳羡的余韵流风，以其愤世嫉俗之情、郁勃苍凉之作，矫正词坛的软弱疲沓。嘉庆、道光年间，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则应运而生，他们力图廓清积弊、挽转颓势，把词的创作和理论推向尊词体、重寄托的阶段，是清词中兴第二个高潮到来的标志。此时不依傍上述词派而能独立门户的词人，有道光年间的项鸿祚、咸丰年间的蒋春霖等，项氏之词幽艳哀断，蒋氏之词沉郁悲深，词风与纳兰性德相仿佛，以至谭献评价他们是“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

（二）清代初中期代表词人及词派 第一，陈维崧与阳羡词派

1.阳羡词派是清初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此派的创始人是陈维崧，为江苏宜兴人，而宜兴古称阳羡，故世称阳羡派。阳羡词人崇尚苏轼、辛弃疾，词风雄浑粗豪，悲慨健举，尤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当时在陈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曹贞吉、万树、蒋景祁等，相互唱和，一时颇具声势，为清词的中兴作出重要贡献。阳羡词派的余韵还波及后世，清中期的蒋士铨、洪亮吉、黄景仁等都受其影响。

2.陈维崧是阳羡词派的领袖，他师法苏、辛，使豪放词大放异彩，今存词一千六百余首，创作之丰，为历代词人之冠。其成就如下：

（1）在词学观念上，他推尊词体，强调词的独立价值，以词并肩经史，摈弃词为小道、词为艳科的传统意识，将词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在创作实践中，他敢拈大题目，写出大意义，大量反映民生之哀，大胆抒发亡国之痛，大力表现乡土之情，特别是把明末清初的重大社会问题写进词中，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是古代词史上的一大创举，无愧“词史”之誉。

（3）在艺术成就上，陈词以豪放为主，风格雄浑恣肆，“精悍”“横霸”，工壮语，有气魄，长调小令，莫不纵横如意。其长调往往运用歌行手法，骨力劲拔而神思飞扬，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有吞天地、走风雷之势，从苏、辛处得益颇多；其小令则一反常规，以浑厚雄肆之气开辟“旷古绝今”之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慷慨高歌，豪情满怀，丝毫不为形式所拘，显示出词人的独创之处。代表作品有《醉落魄·咏鹰》、《点绛唇·夜宿临洺驿》、《贺新郎·纤夫词》等。著有《迦陵词》等。第二，朱彝尊与浙西词派

1.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兴起于康熙盛世开始出现之际。此派的创始人是朱彝尊，为浙江秀水人，由于他的词论和词作影响极大，浙西词人李良年、李符、龚翔麟、沈岸登、沈皞日都与他相互倡和，号为“浙西六家”，后由龚翔麟选辑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又名浙派）。浙西词派崇尚南宋的格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注重词的声律、技巧，既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也迎合文人安于逸乐的心态，故能风行一时，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

2.朱彝尊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但两人词作的风格却迥然不同。朱彝尊以姜、张为宗，走婉约一路，其词构思精巧，描写细密，讲究字琢句炼，归于醇雅，力求使词具有蕴藉空灵

的格调与疏淡清远的意境。但由于偏重形式，有时不免失于细巧、空疏。朱彝尊生平经历漫长多变，其词作大抵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参与抗清，依人远游，其词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吊古伤今、体物寄怀都有独到之处，格调也较为激越；后期躬逢盛世，出仕清廷，歌颂太平、咏物集句则成为词作的主流，情绪也趋于平和。朱氏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独具风韵的爱情词，皆收入《静志居琴趣》词集中，记录了他与妻妹刻骨铭心却又难以遂愿的婚外恋情，大都深婉细腻，哀艳缠绵，而又欲言又止，意在言外，可与其诗《风怀二百韵》相互参看。代表作品有《卖花声·雨花台》、《桂殿秋》（思往事）、《长亭怨慢·雁》等。著有《曝书亭集》等。

第三，纳兰性德

1.纳兰性德身为满洲贵族公子，未染汉族士人陋习，为人豪爽任侠而又多情善感，其词的题材大都为家庭生活、身边琐事、儿女私情以及塞外风光，绝少涉及社会重大问题；内容上也多写离情别绪和个人的哀怨闲愁，情调凄婉感伤。纳兰之作，以悼亡词和边塞词最为有名。由于爱妻卢氏早逝，其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以致悼亡之吟不绝，知己之恨绵绵，词集中标明悼亡的有七首，未标题目而词情实是追思亡妇、忆念旧情的有三四十首，成为历代写悼亡之作最多的词人，《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等皆是上乘佳作。他的悼亡词哀感顽艳，凄伤缱绻，声泪俱随，若不胜情者，表达了词人深厚悠长、赤诚真挚的情感，同时也成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纳兰曾任康熙皇帝的侍卫，多次奉命出使边陲，他的边塞词也独具特色。他多以小令反映边塞生活，而且只写自己对边塞奇异风光的一种体验和一番感受，与前人的边塞吟咏大不相同。有《饮水词》。

2.纳兰性德以“词人之词”的当行本色著称于世，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以南唐后主李煜为法。他天分绝高，作词又纯任性灵，其作大都个性鲜明，沉挚自然，表现出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在写法上纯用白描，直抒胸臆，出语天然，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任感情在笔端奔泻。其词以小令最受人称道，长调则声情兼备，既擅婉约，又能豪放。纳兰以其特有的艺术品味，为清初的中原词坛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同时也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王国维推许他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亦可看出其词艺术造诣的高超。代表作品有《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长相思》（山一程）、《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等。第四，张惠言与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发轫于嘉庆初年，大畅于道光年间，绵延于清末民初。因其开创者张惠言及主要作家是常州人，遂以之名派。常州词派诸家不满于浙派末流的一味模拟，寄兴不高，词格卑下，遂起而矫之，词风为之一变。张惠言从正统文学观念出发，推尊词体，认为诗词同道，力图提高词的地位；强调词的内容，主张词要有言外之意，要有比兴寄托；文辞要深美闳约，风格要低徊幽眇。其后，周济补充发挥张氏之说，提出“词史”的观念，认为词应该抒写时代盛衰和反映现实生活；在讲“非寄托不入”的同时又讲“专寄托不出”，使常州词派的理论更加系统明确。显而易见，常州词派是以言志与比兴的传统，来扩展词境，提高词格，深化词意。常州词派不仅转变了清中叶的词风，清代后期的词学发展也大都受它的影响。尽管常州词人对词的艺术有着新的尝试与开拓，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们依然挖掘不出新的意境，仍只能回到传统词人的框架之中。

第三节 清代初期、中期文

一、清代初期中期文

（一）清代初期、中期文创作概况：

清代古文按体裁类型可分为散文和骈文，无论是骈文的中兴，还是散文的起衰振弊，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清代的散文和骈文，蔚为大观，流派繁多，并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初期的散文主要是扭转晚明文风，骈文则酝酿中兴。此期最先起来矫正明末空疏文风的，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遗民学者，他们倡导经世务实之学，创作了许多明道致用、激励民族气节的散文，初步奠定了质朴平实而又比较注重社会功能的清代文风；同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古文三大家，则以规模闳大、出入唐宋的古文扫清了晚明文风的纤佻，进一步促进了清代散文的健康发展。在这一阶段，骈文创作也开始受到重视，其中陈维崧最为突出，他以庾信为法，才力富健，瑰丽雄肆，对清代骈文的复兴起了开张风气的作用。清代中期是桐城派崛起并控制文坛的时代，骈文则出现中兴的高潮。桐城派是当时盛世气象的反映，由此清代散文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此后，恽敬、张惠言创立阳湖派，可视为桐城的分支，他们泛览子史百家，参以六朝辞赋，欲以博丽宏肆之文来救桐城孱弱平庸之病，表现出折衷变通的动向。在桐城一派甚嚣尘上之时，阮元、李兆洛等人极力反对桐城派所提倡的散体单行之文，为骈体大争正统；同时在此际走向鼎盛的乾嘉朴学重学问、尚考据，也刺激了崇学征典、踵事增华的骈文的写作。骈文创作一时间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号为中兴，其中常州派的洪亮吉与扬州派的汪中是此期成就最高的骈文家，二人并称“汪洪”。

（二）清初散文三大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皆以擅长散文而名著天下，为清初正统文坛所推崇，号为古文三大家（亦称清初三大家、国朝三家）。他们的文章，接续唐宋古文的传统，风格淳正，题材严肃，代表着清初文风的转变，同时也为后来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三家虽然齐名，但文风各具特色。侯方域推尊唐宋诸家，尤重韩、欧，其文才气焕发，豪迈驰骤，气势酣畅，流泻自然，一些传记文如《李姬传》、《马伶传》等融入小说家笔法，比较注重细节的生动描绘，情节曲折，形象鲜明，充分展示了作者绘形传神的才华；一些论说文则气盛辞严，排宕驰骋，而又能鞭辟入里，显示出纵横恣肆的特色。魏禧受《左传》、苏洵影响较深，叙事简洁，善于议论，为文凌厉雄杰，富刚劲慷慨之气，其文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内容多为表彰抗清殉国和坚持节操之士，代表作品是《大铁椎传》、《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汪琬原本六经，叙事有法，碑传尤为擅长，其文疏畅条达，醇正质实，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特别注意传主事迹之考核，受到后世正统文士的推崇，代表作品有《江天一传》、《周忠介公遗事》。

（三）桐城派

1.桐城派是清代延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发端于清初，兴盛于清中叶，其余绪直到清末民初，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以名派。上述三人亦被称为“桐城三祖”，其中方苞是此派始祖，刘大櫆续作开拓，姚鼐集其大成，姚氏之后桐城派声势日大，门庭日广，许多入派者已不是桐城人。桐城

派在理论上以“义法”为基础，建立起严密、完整的文论体系，契合古文发展的格局；在创作上讲求凝练雅洁，清通畅达，文从字顺，有利于文章的流传，也有利于扩大影响。但它在思想方面多以程朱理学为指导，在艺术方面有时也失之于枯淡庸弱。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还衍生出一些有各自特色的流派，较为著名的是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和以曾国藩、曾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湘乡派。

2.桐城派深入全面地对古代散文遗产作了审视、研讨和总结，欲从中寻找出散文创作的理论性规范，作为今后古文写作的指导性原则。

（1）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首先树起“义法”说的大旗，所谓义即言之有物，也就是以宣扬理学道统为宗旨的思想内容；所谓法即言之有序，也就是写文章的种种法则和规矩。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义法”说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其次是提出了“雅洁”说，即在语言上要求“清真古雅”，为此必须刊落冗辞，删芟“枝义”，力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这就给散文建立了更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方苞的主张客观反映了要把古代散文从理论上加以规范化、系统化的历史要求，不无可取之处。

（2）作为桐城派的拓大者，刘大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将方苞的义法理论予以深化和具体化，他一方面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充实言有物的内容；一方面对“神、气、音节”等行文之道给予高度重视，大大突破了言有序的范围。二是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把难以把握的“神气”与具体可感的音节、字句联系起来，这就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也使其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3）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上对方、刘既有所继承，也有所修正和发展，从而完善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首先，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和学养统一；又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济为用，以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其次，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主张两者应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这一看法已触及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在美学理论上有着新的开拓。最后，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使桐城派理论更加细密、完整。另外，他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纂》，一为作文示范，一为标榜文统，流布很广。

3.“桐城三祖”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实绩。方苞的古文大多为崇道明经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应用文字，道学气味较浓，但一些记事小品和山水游记写得较为出色，选材精当，剪裁干净，体现出严谨雅洁之风，代表作品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刘大櫆因终生仕途失意，故为文多叹穷言愁，寄愤骂世，充溢着一股比较特异的雄肆奇诡之气，在艺术上以辞采绚烂，音节铿锵称胜。姚鼐一生致力于古文创作，其文材料充实，视野开阔，语言流利清新，刻划生动，颇具文采，特别是在篇章结构上，起承转合，宛转自如，已臻化境。代表作品有《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

（四）汪中

汪中一向被视为清代骈文中兴的最杰出代表。他是当时著名汉学家，工于学问，却又孤标傲世，被目为“狂人”，一生坎坷不遇，因此他的作品都不是率意而为，也不是无所为而为，而是长期郁积于胸中不吐不快的产物。这样其骈体文就突破了“饰其词而遗其意”的传统作风，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思想情感，这也是汪文之所以特出于当世的重要原因。在艺术上，汪中的骈文以六朝初唐为取法典范，但又戛戛独造，卓然自成一家。其文悲愤抑

郁，沉博绝丽，情致高远，意度雍容，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穷形尽相而又宛转自如，文脉流贯而又萧疏淡雅，特别难得的是汪文不仅仅以用典属对的博洽精巧取胜，更以感情的真挚深沉来打动读者，在清代骈文中格调最高。代表作品有《自序》、《哀盐船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等。著有《述学》内外篇、《汪容甫遗诗》等。

第三章

清代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清代是古代戏曲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元明以来兴肇起来的杂剧和传奇，这时仍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当杂剧和传奇衰落以后，又有各种地方戏兴起。戏曲理论和戏曲批评也在进一步成熟。

一、苏州派与李玉

（一）苏州派。明末清初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流派。该派以李玉为首，主要成员有朱素臣、朱佑朝、张大复、叶时章、丘园等。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都有共同的特点，故称苏州派。苏州派戏曲创作的主要特点：

（1）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2）在题材上大都描写重大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市民的生活和斗争；（3）讲求本色当行，注重舞台效果；（4）语言通俗易懂，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5）封建道德观念较为浓厚。

（二）李玉

第一，李玉的生平与创作

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人。约生于明万历末，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以后。出身低微，其父曾是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他也因此受到压抑，不得应科举，到明末始中副贡。入清后无意仕进，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剧作见于各种曲目书中著录的有42种。其中《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等18种，如今存有全本；《洛阳桥》、《埋轮亭》（与朱佐朝合作）2种存有散出；《千里舟》仅存佚曲数句。另外《万民安》、《长生像》、《武当山》等 5种，原本失传，但《曲海总目提要》中有介绍。其余的《三生果》、《虎邱山》、《挂玉带》、《意中缘》、《凤云翘》、《麒麟种》、《禅真会》、《上苑春》、《清平调》、《秦楼月》、《五侯封》、《洪都赋》、《燕双飞》、《铜雀台》、《洛神庙》、《珊瑚屏》等仅见著录，内容不详。另有戏曲理论著作《一笠庵北词广正谱》十八卷，书中选录北曲曲牌447个，向以选录完备著称。

第二，“一人永占”

李玉所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个传奇剧本各取首一字的合称。是李玉明亡之前反映世态人情的四部代表作品。

《一捧雪》写莫怀古被幕客汤勤告密，严嵩之子严世蕃向其强索祖传玉杯“一捧雪”，莫怀古不肯给予，被严世蕃捕获问斩，临刑前由义仆莫诚代主受戮，怀古得以脱身。首

级传至京师，又被汤勤识破。法堂审头时，汤勤又逼怀古妾雪艳成婚。雪艳假意应承，洞房中刺死汤勤，然后自杀。严家败势后，莫怀古一家才得以团圆。《一捧雪》揭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和世风险恶，成功地塑造了卖友求荣的人物汤勤的形象。《审头·刺汤》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惟义仆莫诚的形象，过多地鼓吹了落后的封建奴隶道德观念。《永团圆》是一部讽刺喜剧，写秦文英和江兰芳婚姻事，揭露了嫌贫爱富的种种丑态。《人兽关》据小说《警世通言》之《桂员外途穷忏悔》改编，谴责桂薪忘恩负义，立意与《中山狼》相近。《占花魁》据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写卖油郎秦钟和妓女莘瑶琴的爱情婚姻故事，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主题思想。

第三，李玉的《清忠谱》

是李玉后期戏曲的代表作品，它继承了明代《鸣凤记》的传统，又给《桃花扇》以影响，表现了当代重大的政治斗争，全剧反映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史实，成功地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人义”的市民形象，他们舍生仗义，毫不畏惧，可歌可泣，与胆小怕事、迂腐可笑的请愿书生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剧中描绘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争的场面，在舞台上展示了市民暴动的壮烈景象。这在中国戏曲史上尚属首创。

二、李渔

（一）李渔的生平与创作

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汉族，江苏雉皋（今如皋）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18岁补博士弟子员，在明代中过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于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流。著有《笠翁十种曲》、小说有《十二楼》、《无声戏》等，以及《闲情偶寄》等书。

（二）《笠翁十种曲》（P294）

（三）《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其中《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

（三）李渔的戏曲理论（297）

李渔关于戏曲理论的论述主要见于《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后人辑为《李笠翁曲话》。《词曲部》重点论述了剧本的创作；《演习部》与《声容部》则广泛论及了导演、表演、教习等诸多问题。其具体理论表现如下：

第一，李渔认为戏曲文学与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有自己的特点，“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放在首位，这和前人首重音律或首重辞采就有明显的不同。

第二，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

第三，戏剧语言方面，李渔非常强调语言的通俗化、形象化与个性化，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他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所以剧作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他对以前剧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所提出的批评，是很能切中要害的。

第四，强调剧本的重要性，重视选剧与导演的作用。

三、《长生殿》

（一）洪昇的生平与创作，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出身“累叶清华”的名门望族。但后遭家难，家境败落。科场一直不得志，在北京做了二十余年的国子监生。他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在一些诗文中流露了亡国之恨，兴废之感，其著名剧作《长生殿》于一六八八年脱稿后曾轰动京城剧坛，由于在佟皇后丧期上演，被削职还乡后溺水而死。洪昇颇有诗名，诗作有《稗畦集》、《啸月楼集》。他还嗜好音律，戏曲作品可考知的有传奇九种，杂剧一种。今存杂剧《四婵娟》，传奇《长生殿》等。《长生殿》是他的代表作。

（二）《长生殿》的思想内容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作者一方面通过对李、杨爱情的描写，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理想；一方面又联系李、杨爱情的发展，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揭露了李、杨爱情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流露出作者对国家兴亡的感伤情绪，寄托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长生殿》的爱情描写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剧中描写的爱情生活既有深刻的真实性，又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对马嵬之变以前，李、杨那种具有浓厚宫廷色彩的爱情生活，作了真实的，忠于现实生活的描绘。而将他们在马嵬之变以后的爱情，写成了带有浓厚民间传说色彩，闪烁着理想光华的爱情之花。二是作者以十分矛盾的态度来描写李、杨爱情生活的，既歌颂又谴责。三是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具有鲜明性格的形象，突破了女人倾国，女人祸水的封建历史观的樊篱。

（三）《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1、在创作方法上，作者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文学社竞选演讲稿 篇5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上午好！

我叫XX，来自高XX班，很高兴今天参加文学社的竞选。我一直坚信一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今天站在这里参与竞选的同学中，我的确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坚信，如果大家支持我、相信我，我一定会讲文学社的工作做到最好！水本无波，相荡而起涟漪；石本无华，相撞而起火花。我知道，文学社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释放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热情，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之所以参加这次竞选，就是因为我爱文学，更爱文学社。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去谱写文学社的新的篇章。我爱写作，她似一盏明灯，照亮我开心的路；它如一位纤夫，拉向我快乐的岸；同时，它更像一瓶生活的调味剂，将我的生活调成千滋百味！

其实，我在写作方面还有些差距。所以，我更需要通过加入文学社，与更多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朋友交流。取长补短，获得更大的进步！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戴尔.卡耐基曾说过：“不拍推销自己，只要你认为自己有才华，就有资格去担任这个或那个职务”。所以我想自己做一名出色的采编。文学社是每一个学生神往的组织，我也不例外。我自信在同学朋友们的鼓励与帮助下，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因为文学是我的爱好。我觉的进文学社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己机会，即能提高写作能力，也能促进与同学们的交流能力。若能被选上，我一定定期选出好的文章或者人气旺的文章发表在段刊上，如果落选了，全当是一种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讲：最美丽的语言是，真幸运能和你共度美好的岁月：最甜美的语言是，无论天南海北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关注你：最温暖的语言是，我们共同努力去把握机会！

如果大家信任我，愿意给我一个展示和奉献自己的舞台，那么，就请支持我，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用真诚来感动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秦汉炊具形制演变及设计分析 篇6

一、饮食习惯

不同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不同。东汉王充《论衡》有云:“谷之始熟曰粟。舂之于臼, 簸其糠;蒸之于甑, 爨之以火, 成熟为饭, 乃甘可食。”[1]可以看出秦汉人们日常饮食中十分讲究对农作物的去糠粗加工, 喜好热食、熟食。中国传统的蒸、泡、煎炙、熬脍、腌腊等烹饪方法此时都已经出现。此外, 主食作为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 种类也十分多样, 除前期就很普遍的粥类、麦饭等, 常见的还有干饭、饼饵及各类点心等。其中干饭是将饭进行充分晾晒或翻炒制成, 类似今天的干粮, 易保存、方便携带, 是当时人们外出或行军的常备食物。类似的还有一种叫做“糗”的干粮, 做法和功能都和现代的炒面极为相似。饼饵是此时期较具代表性的主食种类, 深受人们喜爱。在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就曾列举当时各类饼食, 如索饼、金饼、蝎饼、髓饼、汤饼等。相应的制饼器具也有出现。

炊具的发展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食物的种类、烹饪方法及进食方式等与炊具的发展演变联系密切。秦汉时期食物种类的多样以及人们对热食、熟食的喜爱都直接影响着炊具形制的发展。同时, 一日三餐的习俗至汉代已经形成。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使秦汉人们对饮食及其器具提出了更高的实用和审美要求, 体现在炊具上就是秦汉时期炊具种类更丰富、造型更多样、功能更完善、使用更合理。除了传统的鼎、釜、等炊具设计进一步发展外, 还出现了鍪、刁斗 (斗) 、染炉等新型炊具。

二、材料技术

炊具的发展离不开材料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 冶铁技术的逐步成熟和迅速发展使冶铁业成为当时除纺织业之外的重要行业。价廉物美的铁器迅速大面积取代了石器、木器、铜器,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器具。铁制器具的广泛使用及人们需求的增长反过来也促进了冶铁技术发展。至西汉中期, 传统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铁的生产质量和速度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铁质器具的种类也大幅度增加, 造型更多样, 逐渐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了大量普及的铁制农具、加工工具及兵器外, 铁质炊具及其他生活用具也成为普通人生活中的必备器具。东汉末年, 社会生产工具及兵器已经全部铁器化。铁质炊具也已具备一定规模, 其良好的导热性能及加工性能使其成为传统炊具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其热传递快的特点促进了“炒”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烹饪方式的出现, 也使得传统炊具设计又有了新的变化。

冶铜技术在秦汉时期也有了迅猛的发展, 生产规模空前。生产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需求实现材质的差异化配比, 同时掌握了多种表面处理工艺, 如铬化处理等。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秦陵出土的许多铜制品表面就运用了铬化处理的方式, 使这些铜器历经千年而不腐不蚀, 光芒不减。还有在多处汉墓中出土的铜镞表面也均有类似的工艺处理。可见, 汉代冶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伴随着冶铜及铜制品加工技术的发展, 铜质器具造型也更加多样, 更加强调生活化和艺术化。铜制炊具的造型也在先秦炊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各种小型、实用的铜炊具逐渐普及, 种类更加丰富。铜鼎、铜鍪、铜斗、铜炉等都是秦汉时期极具特色的炊具。

图1铁釜

三、炊具设计的演变及分析

陶制炊具是最古老的炊具形式, 至秦汉时期, 陶质炊具仍有使用, 但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铜质炊具数量较多, 在炊具中依然占有较大比例;铁质炊具随着冶铁工艺的成熟走进人们生活, 并逐步得到普及。鼎作为一种典型器具形式, 至秦汉时期, 其功能属性彻底完成了转变, 从早期礼器转变为实用器。其后, 鼎作为实用炊具的功能也逐渐减弱, 除部分上层人士生活中会使用少量鼎外, 鼎大多为随葬品, 用来体现墓主人身份。东汉后期, 鼎有了新的用途, 逐渐演变为香炉, 成为生活器具的另一分支。概括来说, 秦汉时期流行的主要炊具类型有釜、鍪、甑、、刁斗 (斗) 、染炉等。铁釜是汉代主要炊具之一 (图1) 。其造型简洁、端庄, 釜肩多设有对称环形耳, 腹部极为饱满, 从腹部往下收缩为小平底。釜独特的小底造型源于其使用方式:这种小底釜一般与灶结合使用, 小底设计使其极易置于灶口内, 更加稳定。日常使用中, 釜上常配以甑或加盖来扩充功能并提高效率。现代仍在使用的铁锅其实就是由铁釜演变而来的, 是最基本的炊具类型之一。鍪也是在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增大了底部面积, 缩小容量, 有的鍪还添设三足 (图2) 。鍪肩多向上先收缩成颈, 后外侈为唇, 便于倾倒食物。鍪腹部一侧设有长把手, 与肩部的环形耳搭配使用, 便于施力, 操作更加方便。与甑在秦汉时期概念区分不大, 经常可互指。此时多为分体式结构, 加工更加方便, 使用起来也更加灵活。在前期结构的基础上, 对细节结构做了进一步设计, 将下半部炊具釜与上半部甑的结合处由原来的扣合式改良为套接式, 更加紧密严实, 在提高加热效率的同时也更节省能源。此外, 前期的三足形式转变为平底或圜底, 这是为了更好地与灶具结合, 下部釜腹的一周突沿设计可以使其与灶口边缘紧密贴合, 更加稳定, 且防止热量散失 (图3) 。汉代的甑继续发展, 与前期箅的功能进行整合, 直接在甑的底面镂制气孔。这样使用时, 就不必再与箅结合, 减少了操作步骤, 简化了操作。气孔造型常见三角形、菱形、圆形等。至此, 甑具形制基本确立, 现代大部分甑具造型与此时甑具无本质差异。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炊具, 如刁斗。这是当时行军打仗常携带的一种轻便型炊具。刁斗主体与釜类似, 侈口、鼓腹、平底无足, 有长柄。这种刁斗的容量为一升左右, 大约可供一人进餐使用。《史记·李将军列传》 (集解) 有云, “以铜作镬器, 受一斗, 昼炊饮食, 夜击持行”[2], 描绘的就是刁斗的容量、材质以及汉代的兵士们使用刁斗的场景:白天用来做饭, 夜间手持行进。另一种小型炊具斗也常见于汉墓考古资料中, 其造型与刁斗相似, 只是体积略小, 且多设有三足, 部分有流。斗在当时是一种温食器, 相关文献中有“, 温器也”的记载。炙炉是当时主要用来烧烤肉食的器具。不过, 根据《齐民要术》中“便著胡饼炉中, 令熟。勿令反覆”[3]的描写, 炙炉应该也会被用来烤制饼类面食。但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制饼的器具问题仍有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汉代应该有专门的炊具“饼铛”来制作饼类食品, 这种“饼铛”造型就类似于秦汉墓中出土的铜盆状的器具[4]。但真实情况尚不明确。依据现有资料, 笔者认为, 在炉中碚烤制饼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铜盆状器具早在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出土, 但学术界公认其功能应是取暖, 而非炊食。然而从现代烙饼工具的造型看, 确似与此铜盆状器具更具有沿袭关系, 所以此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暂不做赘述。铜炉是此时期另一种特色炊具。上世纪在陕西省西安市延兴村就出土了一款上林铜方炉。该方炉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炉身, 整体为长方体, 炉身底部有多条长方形镂空;下层为底座, 浅盘式, 底部设计有四矮足, 呈兽蹄形。使用时, 上层炉身主要用来盛炭火, 烧烤置于炉沿上的肉食, 下层浅盘底座则盛接炭灰。这种炉具是在原始燔炙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现代视角看, 此设计为产品设计中的独立单体式设计, 其下层独立底座使清除炭灰更加简便, 同时也避免了场地污染。染炉是一种带炉的铜杯, 早期曾被认为是一种染色专用器具。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染炉, 是一种炊具兼食具。其炉体的主要功能是烹煮食物, 而杯体则用来盛放所需调料, 其功能与先秦时期带托盘的异型鼎有些类似, 但结构设计更加完善,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5]。这是一种将人们的操作动作进行系统考虑的设计方式, 设计者将炊具及与之相关的盛具进行组合设计, 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 提升了使用体验。今天的单体火锅应该就是染炉的发展和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方式的变化, 炊具设计也在不断发展更新, 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饮食需要。

四、秦汉时期炊具设计的地位及意义

在经历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和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之后, 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至秦汉时期已经全面崩溃。同时, 秦朝建立的大一统局面为后期社会生产力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炊具设计在秦汉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尤其是汉代的炊具设计取得了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成就。此时炊具的种类空前多样, 结构功能设计也已相当完备与合理。设计中充分考虑了使用者操作过程的便利性, 器具功能组合的多样性及对能源的节约与利用等方面, 如设置了耳与把手的鍪, 将加热、盛放功能相结合的染炉以及充分考虑扣合严密性的汉代等。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炊具设计发展的定型期和成熟期。后世中国人所使用的大多数炊具类型在秦汉时已出现, 一些主要炊具的主体结构和形制在汉代时已基本确立。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炊具设计基本上是对汉代炊具形制的巩固和发展。唐宋至明清炊具设计虽然也不断发展, 但主体形制仍是对前期的继承。可见, 秦汉炊具设计在传统炊具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