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精选7篇）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1

在传统的农村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手段,有了土地就等于拥有了生存的权利.而从建国开始,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农地所有权几易其主，从最初的农民个体私有最终形成目前的集体所有.然而，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出现了农民土地被大量征用的情况.而对于农民的补偿,是相当的不合理的.由于政府通常是行政性地以“国家建设需要”作理由,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经过适当“整理”之后,再以市场价出售给开发商,或以“准市场价格”向投资者优惠,这就形成了中间政府获得利润的差价.而政府对农民的补偿,还要经过层层划拨,到农民手里的,也只有所剩无几了.其实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而来的农村土地减少当属于正常.问题在于,城镇化有两种操作模式:一种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另一种是政府集引导,主导于一身,直接走上前台扮演主角.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城镇化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而这种方式不太符合”化”的内在规律,政府作为主导作用无法满足权益与经济相平衡的条件,使农民在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时同时也失去了权益的保障.而且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和每届领导的变换也影响到成片耕地的“流失”,辖地归属不断变动,每届领导的思想不同,都使土地处于一种开而不发的境地.可这苦的最终是没有实权的农民, 他们大多是没有知识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懂得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农民权益该如何得到保证呢?

首先,政府领导应当明确一个发展方向,避免农民土地的大量流失.并且政府应该完成一个角色转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作为一个引导的作用,让市场经济发挥主要作用.同时,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民的援助力度,从财政等诸多方面向农民提供有效的支持,为农民提供非农化和进城求职的机会.然后这部分农民应该有一个组织代表,让他们表达出他们的思想,发出他们的声音.在今天这个城镇化时段,应当有一个专门保护农民权益的政府部门.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失去土地这个靠山的时候得到生活上的保障,不至于使农民的生存陷入困境.对于全部或大部分土地被征收的农民，拥有城镇户口时应当纳入当地城镇社会保障范畴。应明确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注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保金与征地补偿费脱钩，征地补偿费的发放与社保

金的收取应为两条线.保障他们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他们的子女应当与当地城镇居民的子女教育受到同等待遇.与此同时,当农民另寻他路时,应当承认这群弱势群体的社会价值, 他们应当有一个社会地位,也应当受到尊重.就像刚落成的海南省图书馆,竣工的白色大理石上,参建民工名录上就镌刻着农民工建设者的名字,626位外省民工名字赫赫在目,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承认他们的价值啊.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到这个社会需要他们,他们才可以感谢这个社会!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2

利益是每一既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首要表现, 追求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权利是获取利益的手段, 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权利结构下参与利益的分享, 并由此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就是权益格局。权益格局形成之后并非稳固不变, 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 引起了产业布局、收入分配等变化, 从而推动着权益格局的演变。

权益格局的演变意味着不同主体间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暗含着激励功能, 刺激各主体改变要素投入状况, 最终影响经济的总供给;同时, 各主体间收入水平的差异还影响到各自的消费投资支出, 影响到社会总需求。二者共同作用影响着总体经济的发展。但是, 如果权益格局的演变导致经济利益分配出现严重失衡, 则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最终会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引发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下滑乃至经济的全面衰退。因此, 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要求利益格局做出相应的调整, 维系利益分配在各主体间公正合理的非均衡性,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最优化地配置各项社会生产要素, 以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前提是利益的矛盾性, 即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是为了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 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 各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 总存在矛盾和冲突。利益的矛盾性为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 即制度是被制订出来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解决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伦理规范。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利益分配的均衡性。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权益格局的演进, 导致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的出现。由于制度的本质在于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 所以当新的利益关系随着权益格局的演进而产生时, 原有的制度必须发生相应的变迁, 才能解决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协调新的利益关系, 使各主体重新处于均衡的利益关系之中。

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变, 是为了协调新的利益关系而对原有制度做出改进、替代或创新的过程。一种非均衡的制度安排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最优化利用, 各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经济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对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变迁, 使之符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才能刺激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相反, 如果制度没有随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变迁, 那么新产生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无法得到解决, 各主体仍然处于非均衡的利益关系中, 这样无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也容易造成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 从而不利于调动弱势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甚至当这种矛盾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 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土地权益与我国经济发展

(一) 农民土地权益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性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 农民最主要的利益与土地紧密关联。土地不仅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发挥着生产功能的基础性作用, 而且还具有承担农民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 稳定心理归属感的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两大核心内容。促进经济发展, 要求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所以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必须反哺和支持农业、农村经济的再发展, 以确保社会公平, 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 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工业化中期的到来而改变“以乡养城”的状态。政府的行政调控和市场的利益驱动使大量资源在城乡之间非均衡地配置, 城乡差距重新拉大, 二元经济结构迈向刚性, 结果导致农民的经济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而经济权益的长期侵害必将引发农民社会权益、政治权益的缺失, 这又会加剧经济权益的缺失, 使农民掉进权益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和底层化, 成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

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巩固和发展的根源性问题。

(二) 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日益严峻

经济发展进程的实质是资源要素重新配置以及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土地的稀缺性使得非农地的扩展总是以农地的减少为代价, 土地的固定性决定了农地非农化转移的本质是农地所附有的各项权益的转移。在转移过程中,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缺陷, 农地资源配置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冲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首先, 在将部分农地非农化以满足工业化、城市化需要的同时, 农民的土地权益严重流失。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征地前的农业经营收入为依据一次性发放补偿的形式不合理, 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 造成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逐渐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特别贫困群体, 由此引发农民集体上访、群体抗争等诸多社会矛盾。

其次, 由于我国土地使用制度上的缺陷, 农民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的权益大量流失。如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甚至收回农户承包地;用行政手段频繁地调整土地承包期;由于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信息不对称导致个体农户在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无法争取到合理的权益;一些农业企业或农业大户强势圈占农地、非法赚取土地增值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名义在土地流转分配中趁机截留、挪用流转收益等。

再次, 无论是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 还是在通过资本深化及技术进步来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过程中, 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地方政府通常推行“廉地引商”政策, 以低成本的农地利用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 强制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 牺牲农民土地权益以“改善”所谓的投资环境, 最终迫使农民以低价租赁的方式流转农地使用权, 大大侵害了农民长期的土地权益。

三、制度创新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

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 必须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其中根源在于解决农民权益, 尤其是土地权益的保护问题。只有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 对我国的农地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 才能全面遏制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大量流失的危险局面, 并以此带动我国经济转入良性互动发展轨道, 最终破解“三农”难题, 走出二元经济困境。对当前我国的农地制度进行创新, 前提是坚持国家对土地最终产权的所有,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总体框架, 原则是以人为本, 兼顾公平与效率。具体措施如下:

(一) 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 减少因产权模糊和主体不清造成的土地权益流失

乡 (镇) 一级基层政府的管理范围过大, 且没有深入农民和农地, 可能造成监督管理费用过高, 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具体实践中不能很好地代表农民的利益, 所以不宜作为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村民小组由农民自身组成, 代表农民利益是毫无疑问, 但在现实生活中, 村委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没有很好地行使权利维护农民利益。村民委员会应该被明确界定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代表农民行使权利,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

(二) 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体系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通过其仅有的要素资料 (土地) 提高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获取较好的谋利机会, 因此, 无法取得较为可观的财产性收入。这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受侵害紧密相关。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

1、要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的使用权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核心, 农民应该享有对土地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以及适当的处分权 (不能与土地的所有权相冲突) 。具体内容应该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开发权、收益权、转让权、租赁权等。

2、使农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成为一种物权, 而非债权。虽然实际生活中我国农民的土地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权的性质, 如承包经营权就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 但是现行的制度并没有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进行明确界定。

3、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农地使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农地制度运作的效率。对于“长期”的界定, 现行政策中延长土地承包期限至30年的规定仍不算“足够长”, 只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才能稳定农民对农地的长期预期, 促使农民进行长期规划, 减少其短期行为, 才能是农民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农地资源。此外, 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 以约束村委会以土地调整等名义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的行为。

(三)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提高补偿额度, 应该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依据, 而不是征用前的农业产出;按照土地级差原理和市场增值原理, 让农民参与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完善征地程序, 设立征收用地公告或通知程序, 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异议权, 增加听证制度;在产权主体真正确定之后, 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 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土地征用的谈判, 积极维护农民的权益;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转用渠道, 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收权和范围, 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

(四) 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目前, 我国农村有些农民想弃农转业却没人接收自己的土地, 他们只好抛荒或者倒贴转让;而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使得那些想多种地的农民无法承包到更多的土地。这种农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源于现行农地流转制度的缺陷。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加速, 许多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这就使得农地的流转成为一个急切的现实问题。至于如何改革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浙江、重庆等地的许多改革试点措施行之有效。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必须有严密的制度规范, 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 必须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否则容易造成耕地的流失, 使农民失去唯一的生活保障, 损害农民权益。具体措施包括土地承包权出资入股、土地反租倒包、土地有偿转让、土地信托服务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55.

[2]、陈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3]、刘志伟, 曹明宏.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及经济影响[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7 (10) .

[4]、胡元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M].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6.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3

关键词：农民权益保护 集体土地流转 土地承包

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农民对土地对地承包拥有经营承包权，土地流转自发进行，不过在这个时期土地流转规模较小，据有关资料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土地流转率仅为1%左右，因此出现的问题也较少。进入21世纪后，土地流转增加迅速，与之伴随问题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损害严重，这成为了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集体土地流转有是提高农民土地产权效益的必经之路

（一）承包责任制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一次变革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制的诞生。它的出现使我国农村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提高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1]。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营低下问题日益明显：首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下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两者之间的边界不清，地方政府滥用职权，经常会对农民合法权益进行侵害；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实际应用中产权期限随意性强，这样对土地利用和开发十分不利[2]。虽然我国一堆土地承包制度有了明确规定，第一次承包期为15年，第二次承包期为30年，但这在我国许多区域都对其进行了多次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加大了调整花费成本，进而增加了土地承包成本，另一方面承包者只看重眼前效益而不注重对土地的长期开发。再次，采用家庭承包制虽然对农民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着一定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利于现代农业形成规模，无法形成规模效益，限制了农业收入的提高空间。因此，寻找对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进行改革迫在眉睫

（二）农村土地流转是目前提高农民农地产权价值的最佳选择

承包地作为农民和农作的主要财产，它具有巨大产权价值。从法学和经济学上来看土地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保护价值、交换价值以及使用价值[3]。

目前，我国农业使用价值由于受农村分散经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土地产出价值严重下滑，农业征地的不规范也导致了农地的保护价值大大降低，在这样背景下，除了采取措施对阻碍进行排除，逐步提高农地保护价值外，更加要注重提高农地交换价值。目前，农地流转是提高农地交换价值的有效途径。土地流转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通过合法手段对承包权进行保留，并对其进行合法转让[4]。土地的流转形式有、互换、转让、入股等。无论采用哪种转让方式，集体土地流转都会使农地产权价值都有所提高，它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重点在于创新制度

在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制度。所以，要想解决农民權益受损首先要创新制度，解决制度缺失问题，多方面对农民权益进行保护。

（一）对有关法律和政策进行构件和完善

首先要对土地关系进行明确，很多人认为对于土地的改革就是对土地进行私有化。不过就我国国情来看在我国农村社保制度并不完善，如果对土地进行私有化那么将会导致社会资本大量流入农业，致使土地兼并严重。这样会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业，引发社会矛盾，引起农村社会混乱。因此，对于土地改革必须在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行。其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界限要通过法律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土地使农民生活的保障，为了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必须确保农民对土体具有长期经营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物权以及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让农民对土地具有使用、占有、收益以及对权益进行处分权利。再次，要提高农民自身法律意识，很多时候农民权益受损都是由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薄弱造成的。因此，加大和土地相关法律宣传力度是十分有必要的，提高农民法律常识，增加自我保护。同时，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对于政府基层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二）对土地流转流程和方法进行规范和完善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具体、规范操作可行的土地流转程序，避免基层政府通过暗箱操作来对土地流转进行控制，确保农民权益不会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受到剥夺以及克扣。其次，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流转服务。政府通过土地流传市场对农民土地流转进行服务，是土地流转过程透明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损失。

（三）发展农民各类组织

在土地权益问题上，农民同集体经济组织相比一直都处于弱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没有组织。首先，要在农村完善村委会制度，利用民族选举，选出正真为农民说话的代表人，其次，国家需要财政、金融等方面多农村予以扶持，使各类农民专业化组织可以得到发展。

结束语：近年来，土地流转发展迅速，农民权益受损主要集中原因在于土地制度不完善。要想改变农民权益受损，就要在制度进行创新，这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最有效方法，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土地流转、健康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林广瑞，刘钢.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2）：30-31.

[2]蔡继明，邝梅.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5）：9-11.

[3]刘金海.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12-13.

[4]姜晓萍，衡霞.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农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1（6）：72-73.

姓名：孙小涵 电话：13039199990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国土资源局二道江直属分局 邮编：134003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与对策 篇4

①农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传统观念强，现代法制观念淡薄。“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至今基本上仍上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单位生活，形成了各种相互牵连，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人们不愿意为了一般的权利纠纷而严格依法处理，伤及这种社会关系，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3]农民工的这种传统意识和较低的文化素质，使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法治观念极难为他们所接受。这样，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民工既不能以传统方式保护好自身利益，也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②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户籍固定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许多面向城镇居民的优惠政策农民工无法享有。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居留多久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地位;相反，城市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人和城市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而对他们采取歧视性政策。因为过量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城市政府管理均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难。

③农民工的无组织性。“如果农民散落在城市而没有自己的组织，成为流民，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从流民角度而言，他们的利益无法‘自致其上’;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也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无法对他们进行有序的组织化管理。”[4]

2、经济原因。在城乡互动关系中，劳动力受客观经济规律作用自由流动时，有几种可能的情况：①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各种待遇基本相当。城乡居民间的对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如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法。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农业投资收益与工业基本相当，农民待遇与产业工人基本相当，人员对流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②农村居民待遇优于城镇居民，劳动力由城镇流向乡村。这一般只是特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煤炭行业整体亏损，一部分矿工回流到农村当农民。③城镇居民的待遇优于农村居民，劳动力由乡村流向城镇。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城乡对比中，农村远比城镇差。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低，农业增收十分困难，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有很大变化。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存在的另一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法律救济的不经济。从劳动争议的解决到拖欠工资的追讨，如果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正常程序一般要经历几个月。而农民工涉案标的额一般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之间。因此，除涉案金额较大的工伤案件外，很少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而事实上，去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就达400多亿元。由此可见，农村条件相对艰苦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城镇劳动力需求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就业竞争激烈，即使是信誉度不高、工作辛苦甚至高危险的就业岗位仍可招到农民工。同时，法律救济的高成本使农民工理性地回避事后救济。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每况愈下。

三、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对策

法律保护是一种普适性的制度保护。法律保护必须切合实际，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如前文所述，农民工虽可根据《劳动法》寻求权益保护，可农民工实际所受到的保护远远低于劳动法。根源在于城乡差距悬殊，农民工就业竞争激烈，农民工自身保护能力差以及我国事实上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具体管理制度。因此，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必须标本兼治，既要注重对农村政策的宏观改变，也要清除不合理的城乡隔离制度和对农民工不合理的排斥措施。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对农民工的保护更是十分必要。

1、配套措施的改革。对农民工的保护只是一个浅层面上的问题。要真正保护好农民工的权益，必须提高农民的地位，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只有提高高于农民的待遇才能吸引农民工入城，同时城镇的发展也必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反之，农村政策不合理，农民不合理地流向城镇，不但增加城镇的压力，而且农民工权益保护也将是空谈。因此，对农村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逐渐降低农业税率;②控制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对农资生产部门进行扶持;③鼓励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④减少农业管理成本，加强农业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只能以立法的形式通过宏观调控予以实现。着力发挥基层政府的服务功能，限制缩小其管理功能，农业才可能按市场要求合理布局，真正向现代农业方向迈进。同时，国家也要改革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项不合理的制度，城市必须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的限制，禁止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本文认为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最大的障碍。我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农业和非农业定式的两大类分类管理。这一不合理制度在现实操作中有很大弊端：①城镇无法对大批流入的农民工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②农民工作为城镇临时流动人口在生活工作方面多有不便。为了加强管理，城市推行暂住证制度，客观上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刚刚被废止的“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孙志刚

事件即为典型案例)。假设户口是可以自愿合理流动，暂住证有无必要?“三无人员”是否存在?农民工权益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保障?有无必要采取更多的其他措施来保护农民工的这项权益?答案很明显。

2、法律保护措施。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一方面是要提高农民地位，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减少城镇压力;另一方面是要改革不合理的具体制度，消除城镇对农民的不合理壁垒。同时，根据中国现实条件有针对性地从法律角度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也是必要的。由于以劳动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是针对一般劳动关系而设立的，具有一般代表性，是劳工权益保障的一般性标准，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特殊性缺乏针对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套以劳动法体系为标准的，以农民工为保护对象的特定法律法规体系及其相应执行机制来适应当前农民工权益的需要。笔者试作以下设想：①根据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的服务工作的通知》，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制定出具体实施细则，逐步建立起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②各级工会设立组织指导农民工团体的专门机构，协调指导农民工团体的活动，确定合理的职责范围;③农民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可以设立农民工社团组织，负责团体内部成员的自治管理，维护团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④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积极主动地查处劳动违法案件，及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⑤劳动仲裁机关和法院根据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特殊情况建立起合理合法的简易的劳动诉讼仲裁程序;⑥建立起适当的律师援助和诉讼仲裁费用减免制度。

「注释」：

[1]牛凤瑞：《多样化：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人民日报》205月13日版。

[2]洪亚敏：《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尊重规律》，《人民日报》年5月13日版。

[3]刘广安：《中华法系的再认识》

[4]伍彪：《再看老祖宗》，《法制日报》2003年5月9日版。

「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2003年1月-7月。

[2]《法制日报》2003年1月-7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4]劳动部政策法规司编：《地方劳动法规和规章汇编》，中国劳动出版社。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5

3月1日，中国颁布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对集体经济组织随意处置农民的土地做出了严格限制，这为全面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那么，我国农民土地财产保护的现状怎样呢？

一、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面临的可能侵害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中可能受到村社集体的侵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签订的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由于土地承包合同不甚规范、合同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村社集体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无论是在土地发包中，还是在土地承包关系存续期间，也无论是在土地利用经营中，还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都存在着村社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比如，许多由村社集体操办的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如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反租倒包等，都暗藏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强势剥夺和事实上的侵害。

以集体经济组织操办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例，虽然通过股份量化把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但是，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实物上的土地财产权利，农民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中价值形态的股份。看上去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依靠股份收益也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是相当于物权的保障，而股份收益的保障是一种债权保障，其保障程度取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一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不好，股份分红很低，在农民难以再收回自己土地的情况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然要受到侵害。而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很好，在集体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少数村社干部“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也同样会受到侵害。

2．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国家土地征用中可能受到侵害

土地征用是国家为了实施土地利用规划、实现土地利用的公共目的而强制取得私人占有的土地并给予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我国对于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建设以外的建设用地，涉及集体农地转用的，一律实行由国家统一征用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权力来征用农民的土地。虽然这种统一征用制度，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效率，并使土地规划用途差异引起的土地财产价值增值由政府统一收归公有，但是，问题是现行农地征用制度是建立在农民的承包地可以随便调整和非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观念之上的，在土地征用补偿中并不完全承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性质，所补偿的并不是完全的.土地资产价格；并且在补偿对象上实行集体和农户的两级补偿，许多地方征地补偿费在集体截留后实际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的已经很少。这种借助国家权力、对农民的土地财产进行不对等补偿的国家征用，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深利益。

3．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农业的公司化、企业化经营中可能受到侵害

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农业公司化、企业化经营有了一定发展，公司、企业进入农业可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组织程度、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的整体竞争力。然而，问题是在推进农业的公司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中，一些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真正目的不是经营、开发农业，而是为了圈占并能够长期支配土地。这些公司、企业与村社干部合谋联手，以促进土地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由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强制收回或租回后再长期承包或租赁给公司、企业，公司、企业事实上长期控制了农民的承包地，农民要想收回承包地已经很难，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

二、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1．依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土地财产权之所以会受到侵害，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产品分配形式中出现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债权特征，并长期由政策规定、合同约定，一直没有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确立起其完整的、稳定的物权形态。由于在法律上农民的土地权利性质不明、内容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户对自己土地财产权利的信心，影响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自愿、有偿的处置，为各方面利

益集团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便利。刚刚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对集体经济组织随意处置农民的土地做出了严格限制，这为全面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当然，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还必须通过制定和完善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法典》，最终完全纳入民法的保护体系。

2．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

我国农村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选择，决定了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制度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农村将面临土地财产权利制度建设和土地市场建设的双重任务。在土地财产权利制度不甚规范和不够稳定的条件下，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就必须始终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在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让农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土地流转的形式和对象。除了完善相关土地法规以外，在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安排中，必须对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的资质和经营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和规范，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坚持以农户为主体，农户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农户与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直接谈判做出决策。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中介作用，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搞“捆绑式”的土地流转。要依法引导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因地制宜地选择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可以通过“公司 农户 基地”的方式组织生产经营和配置土地的，就可以不搞土地租赁或土地转让；适宜与农民签定产品合约的，就可以不签定土地要素合约；适宜短期土地租赁的，就不要轻率地签定长期土地租约。

3．配套完善地方法规，确保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土地保障

在统一制定和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依法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规范和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确保农民自愿、有偿地流转土地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地方法规的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土地流转、保有和利用的政府调控机制。在农户土地保有量的调节和控制上，一方面要对农户尤其是纯农业户的土地转让行为在法律上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引导，提早防范因土地转让等形成无地农户，因土地继承、分割等使土地过分细碎化；另一方面要防止因土地兼并、囤积等使一些土地保有者的土地保有规模过大。在土地保障上，通过开展平田整地、地块归并、废弃地复垦、闲散地利用、未利用地开发、公地发包等土地整理开发活动，提高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为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个别农民提供社会救助和土地保障。

4．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

在运用法律手段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构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体系的新形势下，必须配套改革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无论是公共目的还是私人目的的土地征用，都要建立在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参照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充分考虑土地作为财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各种因素，确定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土地征用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在土地征用补偿对象上，直接瞄准被征地农户，实行针对被征地农户的全额、对等补偿办法，严格禁止集体经济组织截留征地补偿费用。

5．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6

2009年4月下旬以来,义和塔拉镇司法所接到的民事调解案件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数是土地方面的纠纷,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调解。

这些纠纷有以户为单位的承包纠纷、承包家庭内部纠纷、土地四至不明而引发的纠纷、相邻土地界边界限纠纷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等等。由于有的土地承包年代久,承包合同不明确以及以前土地分配过程中操作失误等因素的存在,增加了调解和调查取证的难度。为此,针对不同案件,司法所工作人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案件都请村委会参与调节,在旁协助,对于地边临界纠纷本着“和为贵”的原则,重证据,公平处理,为争议双方重新划分土地界线；对于土地因四至不明而引发的纠纷,查明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长、宽等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如果争议一方所载明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符,另一方土地承包合同上所载与实际不符或提供不出证明,按土地实际情况与土地合同相符的来办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天, 土地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切实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的管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此，第一, 要向广大农民宣传好、解释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要深入持久地把政策送进农村，送到农民手中。第二, 要进一步规范完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订立手续。明确合同双方的责、权、利。承包合同应公示、听证、公证，以避免各类纠纷的发生。乡村也要妥善保存原始资料，做到一旦发生纠纷，有据可查,这样，操作起来有法可依，可以有效避免纠纷的发生。

第三, 要健全仲裁机构。村委会、乡政府都应成立调解委员会，选配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为调解员。县、乡镇要对调解员定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调解纠纷的能力。

最后，基层司法所要发挥应有职能,切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土地纠纷处理难度大，牵涉面广，司法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敢于从严、敢于碰硬，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保障群众利益不受侵犯。

农民土地流失与权益保护分析 篇7

一、土地征用中农民权益受损的表现形式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 农民权益受损、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 直接影响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一) 土地征用补偿分配不合理, 农民获取的补偿偏低。

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 需要支付补偿费用。但是与土地增值总额相比, 农民得到的收入和补偿微不足道。据有关调查证实, 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中获益甚微:被征地农户中, 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 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 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1]廖洪乐通过对2005年土地出让金的测算发现:每公顷土地纯收益为167.1万元, 其中政府收入 (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之和) 138.7万元, 占83%;集体和农民收入28.4万元, 占17%, 政府与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益之比为4.8∶1。[2]高亮之的测算是:政府出让农村土地, 必要的开支不超过出让金的10%, 但实际分得的却是86%～90%。[3]可见, 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 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的补偿都不合理。

(二) 土地征用后, 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面临风险。

土地征用势必会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将面临着出路和退路问题。出路即就业问题, 土地征用后, 被安置就业的只是少数。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原因, 失地农民群体失业情况十分严重。退路即失业后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二元制度安排, 失地、失业农民与市民所享受的保障待遇迥然不同, 目前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用不到1/3比例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 迁徙权因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约束,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4]农民失去土地而得到的补偿不足, 就意味着教育、医疗、养老保险能力的丧失, 农民不可能得到切实的基本保障。

二、农民权益受损的制度因素分析

土地征用中农民权益实现与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中国土地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的二元性, 即城市与农村在土地权利、管理与市场上处于分割状态, 因此我们必须审视农民权益保护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一) 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或虚置, 农民土地产权残缺。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 具体表现为“乡 (镇) 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制度中没有指明任何确定的主体, 而是几种主体共享土地所有权, 也就是说, 所有权同时被三个类型的农村集体组织享有, 而没有明确到底谁是最终的享有者。这种模糊概念和规定实际上暗含了谁也不是主体的意思, 因此, 事实上否定了任何一级对土地的处置权, 造成集体主体的虚置。所有权名义上的主体实际上掌握的是残缺的所有权, 凭借这种残缺的所有权和国家对抗的能力就非常脆弱。在产权博弈中, 并没有真正的主体能够积极参与和国家的博弈活动, 对国家来说这实际是无人博弈。[5]在现实中, 村民委员会往往充当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代表, 村民集体所有变成了村长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这种法律制度安排导致集体所有权能残缺和农民土地产权的缺失, 致使农民土地产权不断遭到来自政府、村委会等势力的剥夺和侵犯。

(二) 土地征用制度直接造成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根据法律规定, 在我国, 公益性、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都纳入征地范围, 征地补偿标准不按土地市场价格, 而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原用途当然是农业生产, 于是具体标准就是按农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倍数计算, 并规定最高限额。我国现行政策征地制度的实质是农村集体土地低价国有化, 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政策, 农民奉献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大量资本原始积累。党国英的测算表明:1952年～2002年, 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 535亿元;2002年农民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 858亿元, 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 (按照银行利率3%计算) , 而累计支付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 000亿元。[6]目前,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如果土地征用政策不改革, 那么农民权益就会继续受损, 连基本的公平都达不到, 更不用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了。

(三) “土地财政”侵蚀农民权益。

1994年分税制后, 财政中央集权, 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巨大的利益诱惑, 大大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驱动着地方政府热衷于经营土地。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达14, 239亿元, 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7]地方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名, 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低价征用农民土地, 以此牟取暴利, 造成民怨沸腾。而中国现行体制下“官民”之间缺少委托代理机制, 权责不对应、权大责小的状态难以改变。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土地征用中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强迫农民流转, 以权力寻租, 侵害农民利益了。

(四)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本来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目前农村土地仍具有较强的综合保障功能, 养老、医疗、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都附着其上。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盖范围窄。只要农民群体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 只要非农产业收入不能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并使农民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 土地征用后农民的出路和退路就一直是个大问题。

三、土地征用中保障农民权益的改革路径

(一) 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 保障农民土地产权。

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革, 方案有农地国有永佃、农地私有和维持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三种。在现阶段,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在现有国家法律框架内, 先把纸面上已经承认允诺的权利, 尽快理清落实。建立明晰的土地权利范围和土地权利归属, 在微观层面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都在这方面作了有代表性的探索, 2008年1月, 成都市发布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 (试行) 》, 吹响了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的号角。改革对农地使用权的完整性进行了全面梳理, 包括了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组织成员的重新界定、承包权的长期固化和宅基地确权的洗牌。确权之后, 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 这些土地的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组织, 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8]土地所有权的清楚界定有利于减少因主体模糊虚置而造成的权力寻租空间。

(二)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选择, 在现有土地征用制度框架内, 主要靠增加征地补偿费等行政手段来改进, 按照一般流行的解释是: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规范征地程序和严格土地执法。缩小征地范围主要就是要界定公共利益界限。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有一定难度, 现阶段至少我们可以先把用于工商用途的土地, 排除在国家强制性征地范围之外。至于提高补偿水平, 关键是把土地出让金在政府、农民集体、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寥洪乐认为“政府与农民集体、农民的权益分配比例1∶1∶1比较合适”, [2]高亮之认为“1∶2∶7比较合适”, [3]各地因地制宜。但是这种方案仍给了政府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 比如公益性的界定。第二种选择:打破现有土地征用制度框架, 以农地入市为突破口, 进而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 主要靠土地市场机制来实现。具体是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征收, 补偿主要参照土地市场价格, 政府应学会从农民集体手中“购买”土地所有权;商业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 与国有土地享受同等的市场地位。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也不允许买卖, 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即出让、出租和转让等。显然, 第二种改革方案的难度与艰巨性大于第一种改革方案, 但理论上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实践中, 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已经自发生成, 并在个别地方打破了“非经政府征用, 任何农地不得转为非农用途”的传统。如2005年5月17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 (100号令) , 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等权利”。[9]因此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尽快形成规范化的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这样一来, 农民的土地权益靠土地市场机制得以实现, 农民也能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了。

(三) 改革“土地财政”, 构建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匹配的财政制度。

土地财政是农民利益受侵蚀的重要原因, 根源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相匹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当务之急是从制度安排上弱化地方“以地生财”的冲动。一方面, 亟待完善土地收入管理使用办法, 变寅吃卯粮式的一次性“透支卖地”为每年都有土地收入的平稳开发, 并且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卖地资金, 确保卖地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另一方面, 按照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 给予地方更多的资金支持, 使其能够有财力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7]最后必须通过严密的监督和制约体系将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纳入法制的框架下, 以防止其权力的滥用, 避免对农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四)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 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 政府利用引导性政策, 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落实进城落户农民的市民待遇。对进城农民一旦具备长期稳定的生存条件, 就应在制度上使其真正转变为市民, 用城市制度平等解决、甚至倾斜支持解决他们的住房、社保、就业、子女就学等问题。二是在农村内部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切实落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五保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 消除农民土地征用的后顾之忧。

摘要：在土地征用中, 由于土地制度和保障制度的缺陷, 导致农民权益受损。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需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 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土地财政”;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土地征用,制度缺陷,权益保护

参考文献

[1].夏宁, 夏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11:66～70

[2].寥洪乐.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与完善[J].管理世界, 2007, 11:63～70

[3].高亮之.中国农民有财产吗——兼谈农民承包地的补偿问题[J].炎黄春秋, 2008, 9:4～12

[4].李钢.农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J].财经科学, 2009, 3:85～90

[5].刘圣中.国家和集体压力下的农户产权——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及其缺陷的政治学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4:17～24

[6].党国英.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J].中国改革, 2005, 7:31～35

[7].“土地财政”还能维持多久[EB/OL].新华网, 2010-04-01,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4/01/c-1211807.htm

[8].成都推动农地确权改革明确土地流转主体[N].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