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

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精选11篇）

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 篇1

摘要：目前，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主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有配额制度、固定电价、税收优惠等，相比之下，我国发展生物质能的政策措施尚不健全，建议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生物质能，政策措施，配额制度，固定电价。

生物质能指利用具有能源价值的植物和有机废弃物等生物质作为原料生产出各种形式的能源。随着现代生物质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质能将在未来的可持续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生物质能。

一、国外发展生物质能的政策措施

为了促进生物质能的发展，各国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了积极务实的鼓励政策，主要有配额制度、固定电价、减免税费、财政补贴、重视研发等。

1.配额制度

配额制度是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度，主要是对电力生产商或电力供应商规定在其电力生产中或电力供应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并通过建立“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来实现。绿色电力证书是政府为了促进发展清洁电力而颁发给生产清洁电力企业的证书，该证书还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电力生产商或电力供应商如果自己没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或达不到政府规定的配额要求，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绿色电力证书”来实现，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卖出“绿色电力证书”可以得到额外的收益，激发出企业发展清洁电力的动力，从而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生物质能发电)的发展。目前，欧盟的许多国家都在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

2.固定电价

固定电价就是根据各种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特点，制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电网企业按确定的电价全额收购。按照不同的电价水平进行收购，从而保证了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都能获得比较合理的投资收益，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对于处于成长初期的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固定电价制度无疑有利于促进其发展。欧盟通过立法方式，规定电网企业必须高价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的是生物质能发电。

3.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也是各国促进生物质能发展的重要鼓励政策。从1982年至今，巴西对酒精汽车减征5%的工业产品税。，美国参议院提出了包括生物柴油在内的能源减税计划，生物柴油享受与乙醇燃料同样的减税政策。德国对可再生能源实行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如对乙醇、植物油燃料免税，对生物柴油每升仅征收9欧分的税费(而汽油则每升征收45欧分)。

4.财政补贴

由于生物质能产业市场尚未成熟，企业投入较大，所以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对此，各国纷纷出台补贴政策以推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如瑞典从1975年开始，每年从政府预算中支出3600万欧元，用于生物质燃烧和转换技术研发及商业化前期技术的示范项目补贴。丹麦从1981年起，制定了每年给予生物质能生产企业400万欧元的补贴计划，这一计划使目前丹麦生物质能发电的上网电价相当于每千瓦时8欧分。意大利从1991到1995年，对生物质利用项目提供了30%~40%投资补贴。

生物能源技术研发的巨大投入促进了各国生物质能的发展。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在“生物能源作物研发项目”投资90万英镑，研究能源作物的基因改良和农村环境保护。生物能源研发的巨大投入促进了英国生物质发电和生物燃料生产的快速发展。巴西经过30多年对酒精燃料的研发和应用，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高科技人才，掌握了成熟的酒精生产和提炼技术，以及酒精汽车制造技术，建立了强劲的酒精动力机械体系和完善的酒精运输、分销网络。

二、我国发展生物质能的政策措施及完善建议

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政府运用了相关政策措施推进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但由于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还不健全，与国外生物质能发展较好的国家相比，存在不够完备、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不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与先进做法，在原有政策措施框架的基础上，完善不足之处并推行新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

1.配额制度

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 篇2

20世纪以来, 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一直在高速增长。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排放出巨大的CO2以及SO2、氮氧化合物等温室气体致使气候逐渐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目前, 全球每年消耗化石能源的数量是能源消费总量的90%, 按此使用速度计算, 全球现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将在今后一百年内枯竭。化石能源的污染性、不可再生性及稀缺性逼迫人类开发和使用新能源。20世纪90年代至今, 联合国实施对高碳经济管制。1990年, 联合国在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中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并在1997年通过署名《京都协定书》中确定各缔约国减排承诺。英国于2003年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提出减少CO2排放及确保能源安全措施。2009年,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如何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是城乡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70%, 农村实施节能减排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议事。当今农村强化节能减排除应对降低消费化石能源带来对大气的污染外, 还要应对农户将秸秆、薪柴、荒草等作为直接燃料从而在空气中产生的CO2气体和烟尘、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的浓度增加的问题。农村的秸秆、薪柴、荒草等资源具有普生性, 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持久性的影响。目前, 农村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使用秸秆、薪柴、荒草等能源初级产品。改善农村能源资源粗放消费现象, 利用秸秆、薪柴、荒草等资源生产生物质能, 对贯彻落实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应用现代生物质能是农村实施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生物质是源自动植物的积累至一定量的有机类资源, 秸秆、薪柴、荒草等属生物质常见性资源。从能源学视角看, 利用具有能源价值的生物质, 通过直接使用或作为原料间接生产出各种产品的能源称为生物质能。生物质能有传统生物质能和现代生物质能之分, 生物质直接燃烧利用历史由于由来已久, 习惯将此称为传统生物质能;现代生物质能是把生物质资源通过热化学法、生化法、化学法和物理化学法等利用技术, 转化为热量、电力、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等二次的能源, 现代生物质能产品主要有沼气、秸秆气化、燃料乙醇、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柴油等形式。

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环境中, 在一定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的条件下, 通过微生物发酵作用产生的可燃气体, 其主要成分为甲烷CH4, 其燃烧的主要产物为水和一氧化碳, 沼气是一种清洁无污染、品质较好的可再生能源。秸秆气化 (秸秆燃气) 是利用生物质通过密闭缺氧, 采用干溜热解法及热化学氧化法后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 主要原料源自稻草、玉米秆、高梁秆、稻壳、谷糠、树枝、杂草等植物, 秸秆气化实现对大气CO2气体零的排放。它有效地解决秸秆直接燃烧引发空气污染的问题, 促进大气环境的净化。燃料乙醇也称燃料酒精、生物燃料、乙醇汽油、汽油醇等, 属液体燃料, 它是通过微生物作用或化学合成方法生成液体燃料, 是生物质的间接液化。燃料乙醇在实施节能减排其大有作为, 以木薯燃料乙醇为例, 与普通汽油相比, 木薯乙醇汽油CO、HC、PM、GHGs (CO2、CH4、N2O三种温室气体) 排放降低;燃料每吨E10乙醇汽油可向空气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0.44吨。同样以每吨E10计, 它向空气中排放CO、HC、PM分别减少0.02吨、0.02吨和0.035吨。如广西省府南宁市, 按照规划到2014年生产30万吨的燃料乙醇, 如将30万吨的燃料乙醇若全部用于车用乙醇汽油, 则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13.3万吨。物质成型燃料是以农林剩余物为主原料, 经切片—粉碎—除杂—精粉等等工艺, 制成成型环保燃料。价值高、燃烧充分, 燃烧后排放的烟灰和SO2远低于重油, 是一种可直接燃烧的新型清洁燃料。生物柴油是一种具有长链脂肪酸的单烷基酯, 具有接近于柴油的性能。生物柴油不含硫和芳香烃, 十六烷值高, 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远低于该植物生长过程中所吸收的二氧化碳, 生物柴油用于交通能耗使用能有效降低尾气有害排放。从上述对生物质能主要产品的辨识看, 生物质能具有明显的清洁性、可再生性与化石能源的替代性, 目前, 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生物质能源并大力推广使用。中国在《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 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超过5 000万吨标准煤。其中, 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1 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780亿千瓦时, 生物质年供气220亿立方米, 生物质成型燃料1 000万吨, 生物液体燃料500万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节能减排正向效用发挥与生物质能产业化的协同发展

生物质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的重要目的是缓解气候变暖等温室气体的减排、遏制环境恶化, 从此意义上看, 生物质能产品具有公益性属性, 但生物质能作为产业来发展, 产品必须走市场化发展道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供给商品能源的企业, 要求投资能获得盈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 不能因为追逐利润而有悖发展低碳经济的本义, 节能减排正向效用发挥与与生物质能产业二者需协同发展。

1.加快开发建设大中型的沼气池供气和秸秆气化的发展。沼气和秸秆气化是充分利用农林废弃物及生活垃圾进行制作的能源, 是有效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生物质能产品。它们的利用形式均有户用和集中供气两种。户用形式主要是自产自销, 但不少农户因宅基地紧张等原因无法采用户用形式。近些年, 由于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 原有户用比如供气的维护与管理力量不足, 加之专业社会化服务不到位, 户用形式的继续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 大中型的集中供气商品化发展具有较大空间。集中沼气池供气和秸秆气化的发展, 一方面避免农民家家建设沼气池的重复建设弊端, 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土地粗放使用状况,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鉴于中国生物质能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以及具有公益事业的属性, 促进大中型的沼气池供气和秸秆气化的建设发展, 一是需将其纳入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体系;二是必须进行科技攻关, 通过技术力量解决远距离送气的输送问题;三是进一步探索现有户用使用的市场化服务机制与模式, 促进农村沼气和秸秆气化进入商品化时代。

2.培育龙头企业, 加快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目前, 该产业发展初期, 利润微薄, 生物质能资源具有季节性强、分布广但零星, 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管理成本较高的特点, 一般大型能源类企业不愿涉足产业链的整合。因此, 培育龙头企业须依托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培育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实力薄弱, 没有政府大力扶持无法获得快速发展。根据生物质能资源特点, 应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积极利用并开发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是使用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 技术研发和市场打造需大量资金投入, 政府除在宏观层面上对生物质能产业进行指导外, 设置专项发展基金, 优先为生物质能龙头企业开辟融资渠道;考虑不同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特点及成熟程度, 建立适应性的各类生物质能技术开发路线图, 整合技术资源, 完善技术研发和推广服务体系统,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针对生物质资源大量分布于边远地区情形, 通过实施绿色通道等政策, 解决资源收集储运环节的困难;引导各种投资主体参与该产业发展, 减少生物质能的资本瓶颈和价格劣势, 增强其长期竞争力。

3.生物质能作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兴产业, 在增速发展同时, 要充分考虑生态承载力。生物质能发展需要大规模使用原料, 原料生产及基地建设涉及土地等问题, 因此, 需协调生物质能源作物与其他作物用地矛盾, 在坚持能源作物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 不与林争地原则下, 鼓励开发利用边际土地种植能源作物, 增加能源作物种植面积, 保障原料供应;加大新品种研究和培育工作, 利用先进的育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 提高生物质能源的原料产量。生物质具有多功能用途, 除考虑能源化功能时, 还要考虑到生物质综合性功能的发挥, 防范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水资源匮乏等生态环境风险, 防止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导致对资源利用超过生态系统阈值现象的发生。

4.解决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中加工环节的排污问题, 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不应对周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 如利用糖蜜和木薯原料的乙醇加工厂不要因为产生的大量废液而影响空气和水的质量;使用沼气时沼气渣、沼气废液不应对环境造成污染等。生物质能产品加工中, 企业自律做好排污, 有关部门加强对生物质能产业化过程中的企业排污监控;同时, 根据其相互依存关系, 合理配置生物质资源, 通过技术创新促使其达到循环利用, 延伸和拓展产业链, 实现秸秆等农林牧剩余物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和产业间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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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木生物质能源发展向何方? 篇3

潜在的“绿色油田”、“绿色煤矿”

我国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有明显的优势。宋教授说，我国适合规模化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的树种资源比较丰富，仅乡土树种就多达几十种。这些树种有的适合作为燃料用于发电，如刺槐、黑荆树、柠条、沙棘等；有的适合开发生物柴油，如麻风树、黄连木、文冠果、油桐、光皮树等。

宋教授说，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培育潜力巨大。我国有5700多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可拿出一部分发展能源林。大量的盐碱地、沙地以及矿山、油田等边际土地资源，都可变成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的“绿色油田”、“绿色煤矿”。

宋教授一一例举了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的好处：可增加森林资源总量，加快我国造林绿化进程；可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及碳汇作用，从而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可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可提供丰富的清洁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缓解我国能源紧张局面；可安排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增加林农的收人，对解决林区“三农”问题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的资源有多少？

宋教授介绍，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主要有两大类资源。一是木质资源。二是木本油料资源。他提供了一些数据，对我国的资源状况加以说明。

据介绍，目前我国陆地林木生物质资源总量在180亿吨以上，可用于生产生物质能源的主要是平茬灌木、薪炭林、林业“三剩物”等。中国现有20多万hm2薪炭林，每年约可获得0.8 亿～1亿吨高燃烧值的生物量；全国灌木林地总面积300 多万hm2，3年～5年就可平茬收割一次。这些都是很好的木质燃料。

目前，估计每年可采集木质燃料资源1亿吨左右。全国现有用材林已形成大约380多万hm2的中幼龄林，如正常抚育间伐，可提供1亿多吨的生物质能源原料。

同时，林区木材采伐、加工剩余物，城市街道绿化修枝产生的枝条还能提供可观的生物质能源原料。我国现有灌木林、薪炭林、林业剩余物，每年可提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生物量为3亿吨左右，折合标准煤约2亿吨，如全部得到利用，能够减少1/10的化石能源消耗。

谈到木本油料资源，宋教授告诉记者，初步查明我国油料植物有151 科697 属1554种，其中种子含油量在40% 以上的植物有154種，可用来建立规模化生物质燃料油原料基地的树种有30多种。如黄连木、文冠果、麻风树、光皮树等。中国现有木本油料林总面积超过135万hm2，主要油料树种果实年产量在200多万吨以上。其中不少是开发生物柴油的原料。如油桐，现在中国约有96.7万hm2，但利用率尚不到1/5。此外，如麻疯树，5年生平均果实产量可达4500kg～7500kg/hm2，可生产生物柴油100kg～150kg以上。如黄连木，面积约26.7万hm2，2.5吨黄连木种子可生产1t燃油。

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还未产业化

宋教授说，林木生物质能源终端产品可按利用属性分为四类：一是利用含油脂转化为生物柴油；二是林木质燃料发电；三是林木质加工成成型燃料；四是木质纤维素转化燃料乙醇。

在木质燃料发电方面，直接燃烧发电和气化发电是目前生物质能转化为电力的两种主要方式。目前木质燃料发电技术处于推广阶段，发展迅速。我国生物柴油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制备技术基本成熟，但是目前生物柴油产业的产业链太短，生产的副产品没有合适的处理方式。在木质纤维乙醇方面，目前中国纤维乙醇转化技术发展很快，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生产总值就达到了21.52亿元。建设了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生物发电厂、黑龙江省庆安县生物发电厂等。据估计，全国投入使用的木质固化成型燃料压缩设备至少在150台以上，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约为1.5万吨，折合标准煤1.1万吨。在生物柴油方面，自2001年起我国林木生物质柴油生产企业从无到有，生产能力迅速扩大。

宋教授评价说，总体来看，中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基本上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但相对于可利用资源总量的生产能力，开发程度非常低，产业化进程缓慢。尽管拥有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的资源优势，但从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林木生物质能源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

什么阻碍着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

宋教授认为，阻碍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步伐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问题。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种类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缺乏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生物质能源收集、加工利用的成本以及能源平衡研究不够。尽管林木资源潜力巨大，但是可规模化利用的资源量少，分布分散，收集和运输困难，费用十分高。科研机构投入人力、物力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未得到企业界的响应，很难形成规模效益。

生物质的用途不同，使生物质有不同的价值。同一树种，作为能源林的价值与作为经济林的价值可能差别很大，同时缺乏统一的转换系数和方法。这就造成了进行比较的困难和不可靠性。统一确定林木生物质利用的经济性是十分困难的。

二是技术问题。林业生物质能源开发是一项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急需加强和加快科技研发与创新。目前除了个别树种开发生物柴油和木质燃料发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外，大多数能源树种从良种选育、高产稳产定向培育到加工利用等关键技术还有待于深入研发。技术成果的示范推广还很薄弱，原料规模化培育、综合利用以及加工利用过程的节能降耗、绿色生产等降低开发成本的技术还有待于研究。

三是政策问题。政府缺少关于林木生物质能源的专门立法，缺少相应的运行机制。开发利用林木生物质能源的经济效益尚无吸引力，国家对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财政投资、信贷、税收优惠和政策性补贴等扶持力度不够，不能激励和调动开发利用林木生物质能源的积极性，缺乏促进生物能源原料林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初始投资高，需要稳定的投融资渠道给予支持，并通过优惠的投融资政策降低成本。我国缺乏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

宋教授说，对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除了资源、技术和政策方面存在障碍，也需要考虑融资环境、市场潜力和政府引导的力度，以及公众环境意识与用户消费倾向、信息传播等方面。由于林木生物质能源仍是非商品能源，在市场渗入过程中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当前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培育与加工企业建立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在加工厂附近就近培育能源林，而加工企业则认为目前没有能源林的地区不适宜建厂。这也制约了林木生物质能源加工企业数量的增加。除此之外，大规模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也必须注意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风景区和环境敏感区，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废水和废气的排放。

加快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靠什么？

宋教授说，林木生物质能源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国外的主要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制定明确的生物能源发展计划与目标；二是通过法律保障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强制推行有关政策；三是实行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推动规模化发展，包括高价收购、投资补贴、减免税费和优惠财政、金融政策等；四是高度重视生物质能研发，不仅成立了联合研究中心，而且设有国家级的生物质能技术研发机构，全面系统地对生物质能原料生产、转化技术、产品市场进行研究和推广，包括生物质能源产品的标准化研究，建立了较完善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市场服务体系。

他认为，在借鉴国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要促进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需要在政策方面做出积极的调整和改进。

宋教授说，资源政策是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的基础。要对能源林分为总资源量、技术可开发储量和经济开采储量等三个等级，对其发展进行预测、规划，以及项目设计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为能源林种植提供一定数额的直接补贴，为农民提供为期数年的贷款；对农民实行事后补贴，即收购能源作物时再予以一定百分比的补贴；制定一系列标准，例如树种果实含油量达到一定百分比以上，单位发电能力达一定度数以上；鼓励引进国外的优良树种，开展与国外培育领域的合作研究；制定政策保护我国特有能源树种的种子和果实。

在技术政策方面，宋教授建议，一次性提供占技术成本一定百分比的补贴。每年提供一定金额的研发扶持，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购买的技术给予一定比例的成本补贴。坚持促进专有技术转让的政策，鼓励在人员流动计划框架内职业资格的取得。制定政策保护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专利。

林木生物质原料培育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社会资金难以主动进入。对此宋教授的建议是：在发展初期，针对林业生物质能源培育与开发风险，国家应当给予启动资金的扶持，支持大型骨干龙头企业的参与，形成对社会资本投资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挤入效应”。为了促进对社会投资的激励，政府可采取措施，为投资电力设立投资基金，给予投资者一定比例投资成本的补贴，为投资者提供技术帮助。

滞后的市场问题是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瓶颈。宋教授认为，政府应利用行政手段，将生物质能源在政府部门推广使用，扩大市场需求。鼓励消费者使用林木生物质能源，给予一定的消费补贴。除了产业扶持的相应政策措施外，应重视生物质能源标准化的研究，制定严格的产品标准。建立专门的林木质能源交易场所，完善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市场服务体系，从而促进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的推广使用。

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 篇4

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在从事生物制药相关研发工作，但是这些研发成果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市场因素影响，使其很难快速转化为产品，所以本文认为一些有条件的生物制药企业可以与研发机构直接对接，两者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来展开深层次的合作，高校可以为生物制药企业提供研发成果和专业研发人才，而企业可以为高校投入资金来推动生物制药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企业以更小的投入便可以获取更多的研发成果，而对于高校来说在该种合作模式下也可以获得双赢的机会。但是本文认为在研发单位与生物制药企业进行无缝对接过程中需要加强监管，避免一些不当合作导致国家科研经费被无故流失，同时也对避免高校实现商业化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3.2推动生物制药产业升级

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生物制药产业来说其在发展中必须要彻底打破当前不合理的产业格局，改善企业规模小、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来不断推动生物制药产业的整合和重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内不断出现一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物制药企业。再者，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在发展中应以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物作为主要研发方向，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加快一些新药的审批速度来促进其快速发展，同时我国政府也要为生物制药产业设立一个较高的准入机制，避免一些中小企业对国内生物制药产业带来不良影响。

3.3制定生物制药产业专利战略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在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各种专利制度、专利技术以及专利情报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竞争对手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于自身在市场中合理获取良好的竞争优势，对于生物制药企业来说专利是其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与资产，只有拥有大量高质量专利技术的生物制药企业才能在国际上上形成市场优势。因此，我国政府要通过宏观政策来引导各大生物制药企业充分利用好专利战略，这不仅决定了生物制药企业能否在国内市场中获取更大市场份额，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与国际接轨后能否具备良好的竞争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研发和生产技术现状依旧不容乐观，虽然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正在积极推动生物制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国内生物制药产业的布局调整、改造升级依旧要面临较长时期，所以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应利用这一个特殊的发展机遇来实现产业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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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刘立荣。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研发与生产技术现状研究[」]。卫生职业教育，201厌14)。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篇5

第一节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于1849年在德国诞生，它的创始人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xun)，当时他任某市市长，当时德国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农民问题，他在当地组织了60多家比较富裕的人，创立了“清寒人救助社”，为穷困农民提供比较低利息的资金，帮助农民购买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当时它的目的就是反抗高利贷，以后逐步发展和规范，1872年在德国莱茵地区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创立，后来在德国称之为“德国雷发巽银行”。

第二节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最初合作思想是在“五四”运动传人我国，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它当时是雷发巽式的信用社试点。

第二章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变迁

第一节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

1、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创建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的创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应本质“集中统一、城乡兼顾、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力求精简”的方针创建金融机构。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村金融方针。1951年7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合作银行正式成立，当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1952年7月撤销，后来创立了农业银行，建立了省、市、县级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真是雨后春笋。村镇银行、农村财务公司等等。

（2）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试办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种种原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金融体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有“三社”即人民公社、供销社和信用社，但是现在只有信用社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公社已经不存在，供销社在大部分农村也是没有声音。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社继续生从在农村，但是正在改革之中，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我们现在有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也有农村信用合作社。195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了所为的“两放、三统、一包”，人民银行的农村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人民公社信用部，这样农村信用部就成为“所社合一”和“政企合一”的特殊单位。农村信用部受上级人民银行和人民公社管委会双重管理。1959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部由人民银行收回，农村信用部下放给生产队管理，生产大队建立起了信用分部。（当时没有成立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人民银行农村信用部）。

中国农村电商行业发展特征 篇6

如果顺着阿里巴巴的思路再进一步梳理，我们会发现农村电商蕴藏了巨大的潜力，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村电商市场前景具有明显的广阔性。

中投顾问在《2016-2020年中国农村电商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中表明2010年村镇农村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网购总额加网销总额）约209亿元，仅占实体交易总额（采购总额加销售总额）的0.07%。特别是随着农村物流体系的改善、农村信息化的普及、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整个农村电商的增长空间值得期待。再像农产品电商，目前农产品实体市场约2.5万亿元，而网上销售额仅500亿元左右，市场想象空间巨大。

二、农村电商消费具有明显的新生性。

消费者通过网络零售消费的100元中，约61元是替代性消费，也即从线下消费转移到了线上；但是另外的39元，则是因网络购物的刺激而产生的消费增量。但在三四线的县域地区，网络新增消费更高达57元，拉动消费作用明显。目前的农村，可谓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好多东西农民想买却买不到，进城买又不经济，还有很大的消费潜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专门为村民代理网络购物的淘宝代购客，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

如果说传统产业发展要遵循一般产业规律、中西部地区发展还要依靠产业梯次转移的话，则电商在农村的发展打破了这一清规戒律。在阿里研究院公布的首批淘宝村和首批县域电商发展案例中，许多出自非经济发达地区和非改革开放沿海地区。比如山东出现4个淘宝村，不在济南、青岛等大城市附近；河北两个淘宝村也不在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附近；江苏出现的3个淘宝村也不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

在首批县域电商案例中，浙江的遂昌、甘肃的成县在山区，河北的清河更身处内陆。从2010年开始，县域电子商务已从以江浙代表的华东“单极增长”为主，转向华东、华北、华南、华中“多极增长”的新阶段。显然，由于电商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为电商的地域突破提供了条件，这也是一批县域对于电商充满憧憬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电商创业主体具有明显的青年性。

青年是最活跃的创业群体，大批青年返乡从事电商创业，已经成为农村电商的最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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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三农”与电子商务》一书提供的数据可知，农村网商年龄在20-29岁的占75.9%，30-39岁的占18.6%，两个年龄段合计近95%。虽然我们难以期望农村电商也会迅速产生“淘品牌”那样的暴风骤雨式成的长奇迹，但至少可以相信，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农村电商创业群体必将在今后几年中蓬勃发展，形成一批影响农村经济方式的现代电商企业。

五、农村电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产业再造性。

中投顾问农村电商研究员表示电商在农村的发展不仅是渗透到传统产业之中，而是深刻的影响与再造，甚至是催生农村新的产业，这是农村传统产业模式不可想象的。比如目前的农产品上网，普遍面临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电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了系统性的产业链改造，这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电商把盲目的生产逐渐转向依靠市场来定位，拿到订单再生产，可以有效避免卖难。电商带动了配套的生产、加工、储藏、物流和电商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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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碳汇林业和生物质能源 篇7

据《中国林业与生态建设状况公报》，中国政府认为，大力发展林业，不仅是缓解气候变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充分利用太阳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改善能源结构、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通过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森林的“碳汇”功能，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中国森林资源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

为增加森林资源，中国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加快植树造林步伐、提高森林质量，而且还大力发展沼气、改灶节材，以减少森林资源低值消耗，保护和增加了森林资源。

随着中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显著增加。中国科学家研究表明，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150.47吨/公顷。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2006年底，来自中国、芬兰、苏格兰及美国等国的6位不同学科的国际著名专家共同对全球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进行了评估。一致认为，1999～2005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

二、建立中国绿色碳基金

中国政府对维护全球气候安全高度重视，于2002年8月正式签署《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中国政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但十分重视工业减排，关停了一批高排放、高耗能企业，而且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等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的措施。中国国家林业局设立了林业碳汇管理办公室，积极推动林业碳汇项目实施。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项目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该项目计划造林4000公顷，预期从2006年到2035年净吸收二氧化碳当量超过60万吨。广西项目是全球第一个被联合国批准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林业碳汇项目。该项目方法学也是全球第一个获得批准的清洁发展机制再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

为推动全社会参与植树造林，应对气候变化，2007年7月，中国国家林业局联合有关单位和机构成立了中国绿色碳基金。该基金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专项基金，旨在通过企业、个人或组织出资造林吸收二氧化碳，并将所造林木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登记在出资方的社会责任账户并予以公布，以此为减缓气候变暖作出贡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先期注资3亿元人民币。

三、大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

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主要是通过工业化利用途径，将富含油脂、木质纤维及非食物类果实淀粉的林木生物质材料转化为多种形式的能源产品和生物基产品，包括液体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固体成型燃料、气体燃料、直燃发电以及生物塑料等。

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 篇8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这已经是连续发布的第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表明了我们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农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变迁始终是我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依然遭遇一些困境。“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和争论，有利于厘清“三农”问题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

何以立国——

20世纪初的关注

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然而，到了20世纪初，“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成为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争论的兴起，与“工商立国”的现实困境相关。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逐渐形成的“工商立国”思潮，到了20世纪初已将近半个世纪，虽然历经大量社会实践，然而距其“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仍遥遥无期。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也未给“工商立国”提供更大空间。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必然引起理论上的反思，“农业立国”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回应。不过，20世纪初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充分阐释，关于“农业立国”的论说更多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远见上立论。

乡村重建——

二三十年代的实验

如果说20世纪初对何以立国的关注是出于对“工商立国”的质疑，那么，随后对农村的关注则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的关注、讨论与期待开始成为最热烈的时代话题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时主要政治力量规划未来的基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选择走向农村，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农村危机、农村破产也成为那个年代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不同背景的学者逐渐汇集于农村研究的阵营。正是不同的背景使不同学者在观察农村社会、设计农村发展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知，但目标却是共同的，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复兴和现代化。

这一时期，对中国农村的理论讨论蔚然成风，重点问题是关于农村社会性质、农村社会发展道路、农村社会结构与组织。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是，社会的困窘和民族的危难促使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更多是从现实切入，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来影响现实，多数学者的社会参与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从农村社会调查开始，怀着改造农村、复兴农村的理想与憧憬，到农村去，提出并实践了诸多乡村重建的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

再兴立国之争——

40年代的论争

20世纪40年代初，何以立国这一问题纷争再起。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反映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20世纪初那场论争的延续，是学者们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思考。

这场论争围绕中国何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展开，一定意义上与中国战后的前途命运和历史选择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在经过先前几番思想的碰撞后，学者们也大都认同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化”的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争中被最终扬弃，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这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这场“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热烈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发展道路全新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虽然此前关于农村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

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探讨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土地改革胜利后，我国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落后、分散、效率低下问题，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在农村发展道路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比较有限，更多侧重于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等。

新时期的新跨越——

改革开放后的解决之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并率先在农村实施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展开，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问题，吸引着学界的目光。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集中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两大领域，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农村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富余劳动力、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等。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和争论变得丰富和复杂，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自治、农业产业化经营、城乡关系等都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不少问题上还有争论，但要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争论，还是近几年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的争论，都反映着人们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其实，“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三农”问题就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百年来的历史演进揭示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也必须从协调它们的关系切入。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强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从协调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关系切入的“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探析 篇9

4.1 中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为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基本完成框架结构，为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电信已建成开通了覆盖全国的数据通信网络。其中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1993年建成开通，是中国电信最早建成的数据通信网络，网络规模目前已经覆盖到2200多个城市，并与世界上23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数据网互联。中

国公用数字数据网1994年开通，目前骨干网已通达所有省会城市，覆盖到个县以上城市和2000多个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接入网建成，网络节点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并与美国等5个国家的12个运营商有直达路由连接。中国公用宽带网目前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会城市，20个省的省内宽带网已基本建成。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主要提供国内信息服务和各种应用。

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 篇10

日期：2011-07-11 13:43 作者： 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旅游咨询网 北京勇先创景规划设计院

本网讯2011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7月6日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等领导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本次论坛以“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经验和前景”为主题，回顾总结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分析借鉴国外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教训，研究探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前景与模式。论坛主要围绕农业增长、结构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农民收入、消费与社会结构转型，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与管理体制变革等专题进行广泛交流、深入研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论坛上发布了《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百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回顾与展望》的初步研究报告。报告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分析了21世纪头20年农业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有关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和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等机构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专题报告。

金融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村金融 金融深化 农村经济 发展

由于我国历史上的传统的原因，我国的农村在“三农”问题和“二元制结构”的双重影响下，其经济的发展一直落后于我国的城市化的建设水平，甚至远不能与国外的乡村经济发展相比较。近些年来，国家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首先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的改革和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对现今农村金融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

（一）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组织形式单一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仅有的是农村信用社这类金融机构。在城市金融体系的建设，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为城市经济发展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撑。虽然，有中国农业银行的存在，但是在乡镇一级的机构都已经撤销，不能直接的与农户对接，显然其作用比较小。与城市建设相比，中国农村的金融机构形式单一，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的动力远远不足。

（二）农村金融机构资本规模偏小

农村金融机构的规模普遍偏小的重要原因是农村金融供给量不足。农村金融量供给不足是现今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一位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严重不足，造成农民手中除了自身必须的消费外，没有其他的资金以供金融体系资金链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信贷结构失调的问题逐渐出现

由于中国目前尚处在“二元制结构”的影响下，农村经济本身的存在具有风险性、软弱性。这样先天的特征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般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撑。而且，由于农户的收入较小，农金融机构为了保证利益，更愿意贷款给收入较多的、信用度好的农户。此种现象在农村金融机构中频繁出现，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存贷比和存贷差的经营指标的恶化正是印证了农村金融信贷结构失调的问题。

（四）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上看，与城市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相比，农村金融市场还处在雏形的发展阶段

现今，城市电子金融市场的发展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是，纵观现今的农村电子金融的渠道发展而言，此种渠道处于空白阶段。而且，除了电子金融市场的发展，债券、股票、投资基金等与农户的接触基本上为零。

以上本文笔者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是，近些年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的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的深化无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的许多权威科学家在分析金融深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一般的都会使用Granger系数的因果检验方法。该系数的检验方法是为了识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该因果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当Y对不包括x的其他变量进行回归时，看加上X的滞后变量后是否会对Y变量的预测精度有显著的改善。如果有，则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则不是此原因。从一般理论上研究而言，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关系。

1.金融深化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这种现象一般归纳为供给推动金融的深化，即通过金融要素将资金转移到那些更能带来投资效益的部门中区，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经济的发展带来消费需求的上升，由此消费带来的金融的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金融市场正在向外的扩展，从而有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和分散了市场风险。

上述两条的理论分析是指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金融的深化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需求出现，从而促进了金融的深化。

3.还有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即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即使存在关系，也是巧合。但是，通过相关专家通过Granger系数的检验可知，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在时间顺序的关系影响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通过Granger系数检验，我们只可以简单的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除了此种研究方法，相关相关研究专家还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的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究。笔者在搜集权威专业人士的研究经验时发现，他们大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如：

一是从因果关系上看，金融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在短期内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结论的成立之时针对金融深化项目中的金融规模的扩大而言的，但是，这种关系从长期来讲是非常微小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正向的冲击作用，如，金融规模的扩大代表农户可以有更多的融资渠道，有了资金的支持，农户就可以更新生产工具、加大生产的投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整体上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长远来看，这汇总冲击效应会逐渐的减少，直至最后趋于稳定的状态。而且，据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也存在一种结果，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相关专家之所以会提出这一结论，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农村非信贷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有限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信贷的真实发展状况也的确如此。从动态的分析结果上看，金融的深化尤其是金融结构的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负向的冲击作用，这种冲击作用最后转化为正向的作用至少需要四年的时间。所以，金融的深化特别是金融结构的改革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贡献率较低。

二、小结

综上所述，现今中国农村的金融发展严重存在不足，相关的工作部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尽管，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关联程度及时间顺序先后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深化必定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沈.中国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