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精选8篇）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篇1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作者：像把刀子

有人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什么时候中国人有了精神生活，纪录片就有了市场，中国现在最缺乏精神生活。几十家电影台每天都在播放什么节目，电影院除了放那些所谓的大片，还能做些什么？中国缺乏纪录片，这看起来是一个事实。但中国有人喜欢纪录片，这也是一个事实。在北京的著名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听说就有个很不起眼的小咖啡馆，在这里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热闹的纪录片看片会。这个活动完全自发，由一些对中国纪录片感兴趣的人组成。尽管条件简陋，但大家还是很热情，现在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交流各自的感受，大家倍感幸福快乐，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满足。

而在当下的中国，电影院和电视节目一味娱乐化，庸俗化、形式化、缺乏内容的影像、大部分作品缺乏社会和人的心里和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看这样的节目，但这些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一些人就转向寻找纪录片。纪录片更有意思和价值，也有他们想要的真实生活的面貌，也更接近与生活的真实本质。现在中国影像市场上纪录片选择也很有限，为了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纪录片节目，有的人在音像店四处搜集，能找到的也大多是外国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几乎不见踪影。有些中国独立导演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获奖，但是在影像市场很难见到，既买不到碟片，也无法在影院看到，这就是当下中国纪录片的真实状况。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我觉得大家看重纪录片，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可以真实极大的记录我们身边人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并且纪录片的特性要求她必须是独特的，所以纪录片有她的价值和生命力。

现在纪录片在国外的市场已经非常大。记录片非常专业的制作公司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便坐拥160个国家和地区10亿用户，许多国家都把纪录片当成宣传国家形象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国际纪录片市场发展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电视节目却在整个业界追求“收视率”。我们现在缺少的应该是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不断发展的现在，我想媒体应该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自己的纪录片。

媒体一个劲的炒作所谓的大片电影，还有不断的炒作娱乐明星的花边新闻，电视选秀节目，这算什么文化？这算文化吗？当媒体把方向不断指向一个个八卦消息、个人隐私的时候，它几乎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有谁希望把自己的隐私被别人拿出来嗮在哪里？我想没有的。我觉得用影像去记录一个发展的国家所有发生的变化和一些具体的事件，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它和电影剧情片和电视的媚俗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现不同的价值。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篇2

一、独立纪录片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虽仅有不到20年的历程, 但其历程却十分曲折:早期与体制对抗, 中期与体制的暧昧, 后期体制对独立制作的包容。可以说, 在任何一个时期, 独立纪录片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同时也存在印有每个时期烙印的难以解决的矛盾。

独立纪录片诞生初期, 就被赋予了强烈的对抗色彩, 体制内外的力量演绎了一场官方与民间的对抗。1990年之前, 中国的纪录片都以“专题片”相称, 旨在宣传主旋律或用电影来娱乐人民。1989年之后, 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沉默期。但凡是有一定觉悟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 都在表达上感到乏力。《流浪北京》的出现突破了此前专题片创作的模式, 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模式。1991年12月, 时间、王光利等人组成了“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放映了《流浪北京》、《天安门》等作品, 都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 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这些影片在小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 直接影响了段锦川、蒋樾等人。1993年,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开始在国外电影节中获奖。次年,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8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 其中, 时间“待查后通报” (1) 。但独立纪录片仍然在地下继续发展, 一种“自筹资金, 独立制作, 出国参赛”的模式成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立纪录片的主要生存模式。这样一种没有商业回报、没有市场空间的艰难的生存方式, 成就了一批坚定的以独立制作为职业的电影人, 同时, 也给更多渴望用影片去记录和表达的人开辟了空间。

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期始于1997年前后, 其对抗性逐渐减弱, 与体制合作的案例增多。1997年, 段锦川的代表作《八廓南街16号》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 而这个作品由中央电视台和西藏文化传播公司共同投资, 实际上是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套拍项目。段锦川和蒋樾在1997年拍摄的《沉船》和《三峡》, 也是中央台纪录片部“时代写真”系列的一部分。而张元等曾经被审查的多名导演也逐渐走进体制内拍摄。从此, 独立纪录片自觉的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开始减弱, 而倾向于表达上更加人性化、情感上更加细致。因此, 在此之后, 独立纪录片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录价值, 而不是展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姿态。例如康健宁最重要的作品《阴阳》, 拍摄了宁夏“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一个叫陡坡村的小村庄, 以一个阴阳先生徐文章贯穿主线, 通过打井、算命等故事, 用一种批判精神审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由此塑造的民族性格。

独立纪录片进入“黄金期”的标志性事件是杨天乙和朱明传的成功。1999年, 两人分别用手中的DV拍摄的作品《老头》和《北京弹匠》均在日本“山形电影节”获奖。他们的作品令影视界大为震撼:他们的作品可能不专业, 可能粗糙, 但却有动人的质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 这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标志着新纪录时代———DV时代———的到来:门槛低、作品多、视角广、激情高。电影制作的门槛被无限降低, “人人都可以做导演”已不再是梦幻。大量业余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浮出水面, 各城市的民间观影社团相继兴起, 比如上海的101工作室、北京的实践社、南京的后窗看电影等。独立纪录片展也在全国各地兴起, 虽频遇阻力, 但为数不多的独立影展创造了一种气氛,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独立纪录片, 培养新的独立制片人。在题材上, 独立纪录片作品更多地选择深入本土, 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无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如何, 至少这样一些记录时代、记录生活的作品是中国民族影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意识形态标签不再是“反主流”、“非主流”的, 而是更加地倾向于“个人化”、“民间化”。可以说, 独立纪录片作品反映的是这个国家普通大众的生存处境, 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部分真相。从播放渠道上看, 央视、上海纪实频道等电视台也开始播放部分独立纪录片, 使得部分影片走上独立制作、体制内流通的道路。部分地方电视台 (如湖北电视台) 也开始资助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因此, 可以说, 独立纪录片在近几年的发展趋势越发壮大, 但问题也与之同在。

二、独立纪录片矛盾的现实境遇

从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独立纪录片制作的主流人群由一种专业化制作逐渐走向半专业化与业余的制作方式并存的局面, 因此,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的活力增加了、作品增多了, 但问题也同时涌现。

1、表现:激情与粗糙并在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给国际舞台带去的最强劲的冲击就是充满激情。这是中国独立电影与西方最大的差别, 西方的独立制作可能在镜头语言、画面结构、背景音乐等效果上非常精致, 但不如中国独立纪录片那样更能给人带来激情与冲击的感觉。毕竟, 中国电影在经过漫长的压抑的岁月之后, 民间影像力量终于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中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来宣泄其表达欲望, 所以, 无论是艺术家、学生还是普通职工, 都试图通过影像来表达自我, 个人化、个性化的风格普遍流行, 个人倾诉欲望比较强烈。《疯狂的脸子》可以说是对这种状态的比较完全的阐释。一群年轻人在贵州拍摄历史片《脸子》, 同时将一群人如何拍摄《脸子》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疯狂的脸子》, 展现了这些影像青年真实的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状态。 (3) 自2003年开始的“云之南”独立纪录片影展更是会聚了一群有强烈拍摄与纪录欲望的制作人。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虽然激情四射, 但其质量粗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大多来自体制内的电视台或者电影制片厂, 其在技术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因此, 在这一阶段, 独立纪录片的质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直到DV兴起, 独立纪录片全面兴盛以后, 技术便成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粗糙的镜头、拙劣的镜头表达、模糊的画面是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特征。因此, 大部分低成本、小制作的独立纪录片都仅限于一个小范围内的流通。2007年, 云南一批学者开展了“社区影视教育”的活动, 将DV交给当地缺少文字教育的村民, 让他们自主拍摄, 试图寻找一种原生态的声音和信息。 (4) 在2007年的“云之南”影展上, 两位云南普通村民的作品成为影展的一部分, 与他们的片子一起放映的则是周浩、冯艳等人的作品以及小川绅介、土本典昭的作品。这样的尝试在中国独立影展上并不罕见,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 几乎不计任何质量而只关注其内在意义的一种展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是否要永远这样粗糙下去, 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2、心理:希望与失落同在

无论独立纪录片被赋予多少光环,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国外电影节频频获奖, 使得关注独立电影或正在从事独立创作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独立纪录片方面, 从1993年吴文光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在日本“山形电影节”获奖开始, 中国至少有10部独立纪录片在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中获奖、至少有5部在“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获奖、3部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奖项。在这些光环的笼罩下,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制作人似乎看到了非常光明的前景。与此相比, 国内知名的电视节, 如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等, 其纪录片类的奖项大多由体制内制作的专题片获得, 因此, 独立纪录片想要在国内获奖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始于2003年的中国 (广州) 纪录片大会对于独立纪录片有了更多的关注与包容, 但是, 其影响力仍然不及西方电影节。所以, 部分学者认为, 西方电影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独立纪录片, 而国内的评价体制则束缚了纪录片的健康发展。

虽然在国际获奖为纪录片制作人带来了希望与动力, 但不得不说, 近几年制作人的失落多于希望。从2005年以后, 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国外电影节上的获奖数有所减少, 仅有的几位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品都是独立剧情片, 而获奖制作人都是在声誉上有一定的原始积累的导演。毕竟, 《老头》和《北京弹匠》这样粗糙的DV作品可以感动评委一次、两次, 但是不可能永远都让人感动。因此, 可以说新一代的独立制作人正在面临一个严峻的危机, 那就是“失宠”———在国际电影节上失宠。新一代的制作人将很难达到他们的前辈们曾经达到的高度。在最近两三年中, 不少独立制作人为了迎合国际评委的口味, 在题材上为了边缘而边缘、在观念上为了先锋而先锋, 但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独立纪录片最初独立于体制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表达空间, 如果现在完全为了获奖而制作, 那独立纪录片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独特价值。因此, 如果新一代制作人在观念上一直没有更新、技术上一直没有进步, 国际电影节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宠爱他们。

3、姿态:决绝与暧昧并存

独立纪录片从诞生初期就宣布与体制决裂, 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但是, 独立纪录片从诞生开始就与体制有着难以割离的关系。早期独立制作人如时间、康建宁、吴文光、郝志强等都有在体制内的电视台工作的经历。从技术层面上讲, 他们在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为他们的独立制作提供了技术保障。现在, 越来越多的独立制作人 (比如张元、李玉、朱文等) 也开始拍摄他们体制内的电影。

在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 制作人也常常为了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与体制内的电视台等机构合作。如段锦川拍摄《天边》、《八廓南街16号》、《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采用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和西藏文化传播公司的资金。2002年, 段锦川、蒋樾、康建宁、李红的四部纪录片经修改后, 也在中央台播出。《幼儿园》的导演张以庆则是直接从他所供职的湖北电视台获得资金拍摄。

体制对于独立纪录片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宽容。创办于2003年12月的中国 (广州) 纪录片大会从第一届开始, 独立纪录片作品即和其它体制内的作品一起参赛, 并在相同的环境下与国外纪录片买家进行交易。到2005年, 大会规格已经升级为国家广电总局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承办的“国家级大型文化活动”, 也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纪录片专业活动。作为一档官方的活动, 独立纪录片能进入其循环之内, 本身就说明了体制的宽容以及独立纪录片本身的发展。 (5)

除此之外, 电影局的领导也开始表示将不计前嫌, 为了中国电影的繁荣, 支持年轻导演的工作。新的电影政策中, 与拍摄相关的一项是简化了剧本审批程序, 除特殊题材以外, 制片方只需要向广电总局交一份故事梗概备案。《南方周末》2007年5月在文化版面用显著位置介绍了《三里洞》, 在2008年底《南方周末》最佳电影的的候选名单中, 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与冯艳的《秉爱》分别列在第一、二位。影像的价值与它是否是独立制作并没有关系, 真正能够不朽的作品, 将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三、突破困境之策

独立纪录片发展到今, 自身的矛盾现状并非不可调节。其需要内外多重力量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独立纪录片更加健康的发展。

1、突破题材与个人话语的桎梏

对内而言, 独立制作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题材的选择过于狭窄。题材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成败的关键因素。如上文中所述, 目前独立纪录片在题材上为了边缘而边缘、在观念上为了先锋而先锋, 题材狭窄, 视野不够开阔。表现少数民族的, 多是奇异风俗;表现社会问题的, 多是艰难坎坷;人物纪录片则多是孤寡、残疾、病患。 (6) 。这些边缘化的题材本来是可以传递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的。但是, 物极必反, 过度追求边缘化必然会造成题材狭窄的现象。如此一来, 独立纪录片就失去了关注主流社会、关注全球性问题的视野空间。其实, 即使是在西方, 独立纪录片的题材也是相当广泛的。以2008中国 (广州) 纪录片大会参展影片为例, 其中表现全球经济问题、自然问题、环境问题的外国影片并不占少数, 其中甚至包括外国导演对中国生态的反思, 如由法国导演杜拉睹耶兄弟拍摄的一部反映长江沿途水资源生态问题的影片《长江探险》。即使在艺术的沙漠澳大利亚, 也有表现艺术家一生的纪录片《画家费尔维泽》。但中国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仍然停留在满足观众好奇心的过度独特性、边缘性、接近性题材中。

独立制作人过度沉溺于个人话语的创作也是其一大诟病。目前, 部分独立制作人将个人价值判断放在了过高甚至无限高的地位, 与受众、市场发生了严重的脱节, 最终导致目前独立制作孤芳自赏的局面。例如, 唐丹鸿在《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中, 不仅记录了自己及朋友们的痛苦、压抑的个人生活, 在镜头前追问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体罚教育, 甚至直接呈现了自己的身体, 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让父母以“背靠背”的方式讲述几十年来痛苦的婚姻生活。 (7) 此种实验性的叙述方式, 难以引起观众广泛的认同感, 也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正是如此, 中国大量的独立纪录片表现出一种精英化的立场, 制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兴趣或激情, 而没有将观众放在考虑范畴中。

2、完善流通、发行、评价体系

相对于体制内的纪录片, 独立纪录片在发行、流通、评价上更加困难, 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导致的。在中国的文化体制下, 进入流通渠道的作品需要广电总局的“身份认可”。而获得这样的身份认可对于大部分独立纪录片而言代价过于昂贵———不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同时也包括对片子不断的剪辑与修改。因此, 大量的独立纪录片在国内处于地下交流的状态, 少数片子能在海外市场卖出部分版权, 收回一定的成本。如, 在“云之南”影展上展出的影片大都未能进入正式播出渠道, 甚至连正版与盗版DVD市场都未能进入。这些影片基本不能收回成本, 而导演们则需获得其他经济来源来维持纪录片的制作。如此, 独立制作犹如无源之水, 永远停留在小成本、低投入的状态, 并进入无资金来源的恶性循环中。因此, 独立纪录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找到合适的赢利模式, 即走商业化道路, 其中包括向电视台销售、进入DVD流通渠道以及进入院线播放等。中国 (广州) 纪录片大会就尝试将纪录片推向影院。2008年的大会在4家影片2所高校中播放了110余部纪录片、短片, 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部分影片的上座率达到90%。因此, 完善流通与发行体系对保证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独立纪录片过于向外的评价体系也是其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独立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仅有不到20年的历程, 但西方纪录片从《北方的纳努克》算起也有至少80年的历程, 因此,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想要在20年中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评价体系是异常困难的。目前, 中国独立纪录片评价体系的核心基本是能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奖。奖项越高, 对于导演而言, 其声望就越高。导演就演变成了为西方电影节拍片而不是为中国人拍片。完善国内的独立纪录片评价体系, 首先需在各大电影电视节中扩大独立纪录片的获奖份额。中国 (广州) 纪录片大会尝试将国内的独立纪录片纳入其评价体系中, 这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如国内其它电视节也能更多地接纳独立纪录片或为独立纪录片设立专门的奖项, 就能平衡独立纪录片过于“向外”的趋势。其次, 需产生一批专业的影评人, 或者来自高校或者来自业界, 其评价能通过公开的渠道发表而不是仅通过网络博客等途径实现。再次, 要完善纪录片的理论体系。西方纪录片从“浪潮人类学”、“电影眼睛”直到后来的“真实电影”、“直接电影”, 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8) 纪录片拍摄不仅是技术上的工作, 同样需要理论指导。完善中国的纪录片理论体系对于评价和指导纪录片工作尤为关键。

3、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建立纪录片商业化运营体系虽至关重要, 但是其前提为国家需放松对文化产业的管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目前, 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大多都集中在对文化服务市场以及文化素质教育市场上, 对体制外文化产业的支持微乎其微。尤其是对独立制作, 体制内负责人似乎带着一副放大镜, 随时关注其有无新的“反主流”动向。既然言必“反对”, 又谈何支持?在独立纪录片已多元化、分众化的今天, 如能从国家文化产业的大蛋糕中切分一小部分给体制外的独立制作, 必然为这部分力量带来新的动力。韩国的影视作品在规模、制作、题材上都不及中国的影片, 但韩国政府对于影视业的营销、宣传给予大力支持, 帮助韩国影视走向亚洲。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可提供的题材与资源远远胜于韩国, 如国家能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对独立制作予以一定的支持, 这将是独立纪录片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需要国家在政策上对独立纪录片予以支持。据悉, 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制订并出台了青年导演资助计划, 包括王小帅、贾樟柯、宁浩等在内的16位青年导演成为首批资助对象, 每人新创作的优秀剧本将获得50万元的资金扶持, 并在剧本论证、影片发行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虽然这16位导演中专门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并不多, 但此举已明确表明了国家政策对独立影像的支持。经济上的扶持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国家能够为独立纪录片提供一个宽松的制作与创作环境。

独立纪录片已经走过了艰难的起步期, 虽然有颇多曲折, 但毕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因此, 可以说,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史就是中国近20年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及言论表达空间的扩大, 独立纪录片将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 走到地上、走上舞台, 成为中国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2) (5) (7) 詹庆生、尹鸿:《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备忘》, 《文艺争鸣》2007-5

(3) 宁小象:《一个个人影像时代的到来---访“中国独立影响年度展”策划人王方》, 《传媒观察》, 2007.11

(4) 易思成:《云南民间独立纪录片概述》, 《当代艺术与投资》, 2007.7

(6) 欧阳宏生:《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发展》, 《电视研究》, 2002.10

关于中国软件发展的思考 篇3

关键词：软件技术；历史；现状；规律；发展趋势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计算机技术迅速从军事应用逐步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直至今日，人们的现代生活几乎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如果从1930年范内瓦·布什制造出的首台模拟电子计算机开始算，到七十年代Internet网络正式出现，再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计算机真正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在现在看来，计算机技术不仅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本，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计算机最初发明出来作为一件可以为人们工作提供效率的工具，可以说是人类智力的结晶，在现在社会的各项事业中都已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几乎无可代替的角色。了解计算机相关技术的进化过程，对理解软件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一、我国软件行业发展状态

我国软件行业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起步，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学习，借鉴，创新开发，逐步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一个个令人自豪的里程碑，直到现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先导产业，并在2015年取得4万亿元的经济效益，兴起一批批如金蝶，东软，华为，中兴等优秀的企业，并在慢慢形成了多个重要的软件产业基地，据统计，全国以软件业务为收入的排名前列的多个城市，其总收入占据全国软件行业收入的近九成，其中的几个如上海，北京等软件重要城市更占其中的60%以上。软件产业已经成为这些城市的经济支柱。我国软件产业不仅仅在规模上高速增长，同时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科研和技术、基础和应用、人才培养、产业链等完整的相互关联的产业结构体系。

二、我国软件行业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发达国家软件行业体系的成熟，我国在软件与网络行业仍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从事行业人员结构分布的差异。随着中国软件业规模不断发展扩大，对软件人员的需求亮也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层次结构的矛盾却日益显得突出，比如对上，缺乏高水平的设计师，研究人员，对下也缺少从事基础性开发的人员。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前所经历的正规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并不能与目前发展所需求的技术接轨上，甚至是落后，而整个行业目前都需要大量的优质的复合型人才，这就出现了明明从事软件行业的人很多，却有种无人可用的滑稽现象。再者，当前国内软件行业入门十分简单，这就造出了相关企业众多，但是无一例外规模都较小，多数企业在几十人以下，成规模的寥寥无几。即便那些很早就开始走这条路的前辈如瑞星，华为，东软等与国外的软件大公司相比依然相差悬殊。与其他行业一样，规模过小竞争力就会打折扣。比如，做一些大的软件开发，如果规模太小，即便有技术优势，消费者也不放心。因为买了你的产品，无法判断三五年以后其企业是否还存在能否得到保障。因此，消费者往往出于安全、稳妥考虑，宁可选择购买大公司比较昂贵的产品以获得安心，也不选择小企业即便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这种普遍心理造成了：大的越来越大，小的越来越小。这就是国产软件业的竞争力差的本质是我们没有形成相关规模，把有竞争力的个体集合起来。

三、中国软件的未来发展趋势

以当今软件行业的发展速度，把握好起发展的方向对软件的未来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从现在形势上看，软件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一下的几个方面：1、软硬结合更加紧密：由于软件给硬件提供的更加高效的操作，必然使其结合得更加紧密，可以遇见，人们将来的生活都是不需要自己再亲自直接去操控这些机械，而是通过统一的管理随时随地完成想要的操作。本质上硬件与软件就是相辅相成的，通关软件硬件才能充分发挥，更加容易使用，通过硬件，软件在其装载上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所以，未来软件与硬件的发展脚步将保持一致。2、移动技术：随着各种无线技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应用，我们得到了巨大的便捷服务。移动办公和娱乐可以说逐渐成为现在的主流。而且这并没有停缓的迹象，我们的身边正出现越来越多类型的移动设备，软件对移动服务的兼容性也越来越完善。人们在移动服务上的追求也越来越精细。所以，移动技术依然是当今最大的需求之一，移动开发的火热程度将有增无减。3、软件行业智能化：智能化可以说是软件开始出现后就一直是人们追踪的目标。为的是在大量基础信息的作用下实现相关信息的自动识别，这将极大程度上提高工作生活学习研究等等的效率。而软件会具有感知能力，感知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更具有记忆和思维能力，即能够存储感知到的外 部信息及由思维产生的知识，同时能够利用已有的知识对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比较、判断、联想、决策；而且可以学习和自适应，即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不断学习积累知识，使自己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并且在行为上可以进行决策，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形成决策并传达相应的信息。这些都不仅仅是猜想，在未来这可以是必然出现的。4、VR技术：即虚拟现实，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其定义是集合仿真技术、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多种领域技术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计 算机仿真系统，能够创建并让用户感受到原本只有在真实世界才会拥有的体验。

总的来说，中国的软件行业就像祖国现阶段一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可以说处于初级阶段的我们，需要太多的学习，借鉴，开发，总结，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篇4

2020中国医生战疫版观后感

作为2020年的高考生，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听闻新型冠状病毒的噩耗，我不觉恐慌。每天醒来看到手机最新的新闻总是感染人数又增加了多少、某地又增加了多少、疑似病例多少等令人惊骇的消息。21世纪以来SARS、MERS以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你们一直在前线战斗，从未退缩。“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军事家孙子这样描述一支强大的军队。疾和病组成疾病。疾，在汉语中也有快的意思，用“疾如风”“侵掠如火”来形容一场烈性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是毫不夸张的。而你们，不惧艰难竭蹶，不畏艰辛苦楚，在前线为国家争分夺秒，在医学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任何经历过非典的医护人员都十分清楚这次的病毒感染有多么严重，可是你们依然没有退缩。武汉的15名前线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于1月28日上午十一时出院。协和医院西院胡医生表示，出院后，希望能尽快回到抗击疫情的一线。“做好科学防护，相信党和国家，相信一起奋战的白衣战士，一定会守护好我们的城，一定能打赢这场硬战!”你们感染治愈后立刻回归岗位的时候，是最美的;你们治愈一个一个的感染病人的时候，是世界的逆行者，是我们的照明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全国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涌现出一批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先进典型。

放弃假期，首个请缨，奋战在抗击第一线的中心办公室主任罗黎，下班回家后，一直关注新冠肺炎感染新闻，敏感地意识到了防疫事态的严峻，立刻向中心领导表示，取消春节期间外出计划，留守待命，随时听从中心的统一调度及安排。1月24日罗黎接到中心副主任佘毅的电话，辖区有一名密切接触者，需要立即转运到指定观察点。接到命令后罗黎立刻出发到中心，在中心守到凌晨收到任务取消的消息后，才返回家中。回到家中已是11点过，看着家人端上来的汤圆，没顾上吃晚饭的罗黎才想起今天是正月初一。“面对疫情，我选择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兑现一名共产党员庄严的承诺。”罗黎说。罗黎是家人的宝贝，更是祖国的坚守者。

中心医务科科长罗娟坚守岗位，大爱无疆，连续工作近10天。戴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穿隔离防护服，是罗娟在发热门诊每天开始接诊前的首要工作。“这套防护装备的防护性虽好，但透气性确实不佳，常常会发现自己的发丝、眉毛上都沾满水汽。”罗娟说，“穿起这套防护装备，就不能像往常一样自由的转动头部，坐诊时间又基本在6小时以上，等离开诊室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时，会觉得如释重负。但是为了患者和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坚持住。”罗娟是医护人员，更是抗击病毒的逆行者，国家的坚守者。

众志成城，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展现，大爱无疆，是你们的职业品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们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站在了防控疫情的第一线，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心头、护在身后。你们是疫情来袭时最美的逆行者!是国家沦陷时最伟大的坚守者!

2020中国医生战疫版观后感2

时光好似列车，我们都是旅客。

这趟列车，行驶在通往未来的轨道上。或许是特意留给人类十二年的时间，反省自身过错，去规避天灾人祸。可惜一路上旅客会换，却总有装睡的人们不愿自觉下车、累及全人类陷入祸患。

你还记得吗?

上一个十二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二零零八。

南方持续大规模雪灾、三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乌鲁木齐特大火灾、汶川大地震……

彼时的我们还年少，懵懂无知地依偎在父母怀里，零零后的我们被保护得太好——所以压根不知道祖**亲经历了什么苦难而变得伤痕累累，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奔波在路上，更不知道千里之外有多少和我们相似年纪的孩子、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们依稀听到奥运会上的人声鼎沸，看到神舟七号点火那一刻的激动澎湃;却无法感受到那时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和挫折的中国人，是如何衣衫褴褛地造出核弹火箭和太空站，如何以捏泥土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夺得满满金牌。

十二年后的今天，此时的我们已长大。

国难当前，零零后也已到达抗疫前线——这一次，我们知道祖**亲也一定能够挺过难关、春暖花开的日子不会遥远，我们知道来自四面八方的逆行者赶赴的是同一个方向，我们也知道保护好家人和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帮助，我们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爱。

感动中国二零零八特别奖的获得者是——中国人。

二零二零，又何尝不是如此?

截至此时，新型冠状病毒——确诊77269例，疑似3434例，治愈24948例，死亡2596例。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民。

因为这些数字，有多少家庭被迫隔离、无法在除夕夜团聚?

因为这些数字，有多少医护人员将生死置之度外、夜以继日地扎根在医院里?

因为这些数字，又有多少普通人急白了头发、哭干了泪水?

我是多么多么地希望，我们的祖国从此繁荣昌盛、生生不息。

可是如果，如果十二年后，人类再次遭遇始料未及的灾难。那么请中国人民，不要怨天尤人，拿出身为中国人的精气神来吧，昂起头吧，去赢得我们志在必得的胜利与明天。因为我相信十二年后，也一定会有第二个“钟南山”、第二个“柳芳”“龙巧玲”，更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汪勇”。

我以为，人不是为了伟大而活着，而是因为活着才伟大。可是却有那么多人，不甘愿苟且地活着，而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们身体力行地告诉世人，这就是民族精神。在此，我不知道如何单单用笔墨去歌颂他们的事迹，因为他们是历史浪潮中的中流砥柱啊，岁月淘尽沙和浪花，抹不去的是他们在人民心中如金子般闪烁着的姓名。

2020中国医生战疫版观后感3

著名的“蝴蝶效应”，大意说的是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从“蝴蝶效应”中，不难看出事物、事情之间细微相连、相互影响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正在全球蔓延，在这互联互通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当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援助之手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当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中国及时向有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道义与担当、大爱与大义、风采与风范。

“事实再次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法国、德国、英国等多国领导人通电话时强调，“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当前，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疫情扩散的渠道更多、速度更快。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全球战疫，必须携手奋战，才能合力攻坚;唯有同舟共济，方能战胜疫情。共同面对波及全球、影响世界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就要以包容的胸怀尊重彼此、相互鼓励，以合作共赢的理念解决难题、应对挑战。

团结合作是最强武器，共克时艰是唯一正解。只要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抓牢疫情防控“生命线”，唱响国际合作“最强音”，定能让合作共赢的暖阳驱散疫魔肆意的阴霾。

2020中国医生战疫版观后感4

为众人报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题记

正值新年，街道上空无一人，在本该张灯结彩的日子里，一种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从武汉开始发病并向全国各地蔓延，迅速袭遍全国。

人们疯狂地逃离武汉，想着能离多远就多远的时候，却有一群人逆着人流而上——他们就是最美医护者!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义无反顾的站在对抗疫情的第一线。

我曾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世上并没有所谓的白衣天使，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和死神在抢人罢了”，瞬间泪目。是啊，他们也都还是一群孩子，有的才刚刚大学毕业，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如今却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最前面。累了，扛着;渴了，饿了，忍着;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吃了，喝了，从病区里出来了，他们的防护服就浪费了，又要重新再换一套。同样，为了节约，不少医生穿上了“成人纸尿裤”，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救治病人上，又能让更多的人穿上防护服。可是，这里面有多难受，我不懂，你也不懂，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2003年，中国出了两位英雄，一个顶天，一个立地，顶天的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立地的，就是医学专家钟南山。

说起钟南山大院士，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这位在03年的非典中立过大功的大英雄，如今坐上了驶向武汉的列车，即使被安排在嘈杂的餐车一角，也没有丝毫嫌弃，一落座便拿出文件研究。到了武汉就马上投入到战斗当中：实地了解疫情，研究治疗方案，上发布会，解读最新情况，钟南山教授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井井有条。

对于今年的重大疫情，钟南山说：谁都别去武汉，但我可以。在此，我向以钟南山为代表战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致敬!

雪崩时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不参加大型聚会，不聚众，尽量不出门，出门必戴口罩，这也是一种贡献。

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有信仰。相信在医护人员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2020中国医生战疫版观后感5

此时已莺飞草长，冬雪消融;春暖花开，绿上枝头。一别前日草木枯黄，衰叶飘零之景。二零一九年的冬天太过漫长，在春节前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悄然来临，仿佛就在一刹那，一幅幅从未想象过的画面，展现在眼前，一个个从不熟悉的字眼，砸向心头。似乎一夜之间，一座灯红酒绿，热闹繁华的大都市，成了没人守候的“空城“。纵使遥隔万里，也让人像是心中堵了一块石头，不时的翻看最新的消息，祈祷着疫情赶快消去。顷刻间，十四万万人民的心，开始共同凝聚在江城大地。

回望疫情爆发伊始，盼着月明日升，已经过了一月之多，有感动，有泪水，在这同承一脉的华夏儿女中，我看到了一个个英勇无畏的身影，看到了一个个心系他人的天使，更看到了我们民族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某一刻，心中的理想之火开始熊熊燃烧，或许多年之后，在某个特别的时候，我要像李医生一样，坚持真理，纵使会化做白骨一堆，也要不顾一切，为人民的安危殊死拼搏;我要像那些风华正茂的护士一样，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着着一袭白衣，在世界的尽头从死神的手中夺回那些宝贵的生命;我要像那一农民大哥，从四十多里外的地方，给在战“疫”一线的人们，送来新鲜的蔬菜，不为称赞，只为“他们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救死扶伤”而由衷的感动;我要像从马来西亚靠人力驮运口罩的大哥一样，或许一点小小的努力微不足道，可生为华夏子孙，手足有难，纵然倾覆所有，也定当毫不退缩;我要像钟南山院士一样，拿毕生所学，在年近七旬之时，仍能再次“挥戎杀敌”，舍弃自我，别人不敢去的，他去，别人无法攻破的，他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别人承受不了的压力，他一个人抗着，实为不负"国士无双”的称号。

我想成为的，不仅仅是他们，而是万千为疫情防控无私奉献的人们，病毒带来的是恐慌，带走的，是冰冷的身体，如寒风之刺骨穿心，而那些不畏生死，逆风而行的勇士，带去的是暖暖情意，是流淌着同祖血脉的奔腾着热情，是一如同家人的无微呵护和亲密无间…

冬雪已经渐渐消融，就像被十四亿颗心凝聚的炽热光芒融化;万物已经复苏，就像被十亿祈祷的声音唤醒;明日的太阳和动听的歌声，又在春风来临之际，纷至沓来，是十四亿人们共同谱写的新的诗篇。

关于中国圣诞节的思考 篇5

文/关心和爱护下一代

一定要将圣诞节中国化，虽然是洋节日，虽然这节日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中国人过圣诞节已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恐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节日早已有了浓厚兴趣和感情了。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也应该继续关注和引进这一节日包括有关它的各种盛典和庆祝活动。

圣诞节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甚至是最重要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春节。相信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对于过年都会记忆深刻，也会非常盼望。有了这种感觉那就好理解了，西方人对于圣诞节的盼望也正是这种感情。

所谓中国化，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上使用的。涵义之一，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涵义之二，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践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本来既是文化的东西，又是外国的东西，但为什么在中国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呢？因为在早先时候，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她的魅力，大胆地引进过来，将其中国化、本土化、大众化，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因而适合了中国的国情，最后从根本上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国民素质，中国人民也从此站立起来和富强起来了。

圣诞节也不例外。在当今国际化的大潮之中，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国际交流如此频繁，来华的西方人都在过着圣诞节，海外的中华儿女也都不得不过着圣诞节，那么在中国大陆本土和台港澳地区，不流行过中国式的圣诞节才奇怪呢！但我们既然把圣诞节引进过来了，就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进一步繁荣昌盛的重大问题，一切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主题。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想那么多那么远，但作为觉醒了中国文化人，作为中国政府，应该想得深一些想得远一些。

关于中国农村家庭教育的思考 篇6

一、农村家庭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农村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良好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李岚清曾提出，家庭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变——由经验教育存在的问题随着农村经济人向科学育人转变，由片面注重书本知识向注重教育孩子正确做人转变，由简单命令向平等沟通转变。作为教育三大支柱之一的家庭教育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未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家长的错误观念 家庭教育意识淡薄，教育观念落后。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将孩子抚养成人，能否成才全靠孩子自己，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没有明确要求，认为“树大自然直”。如在孩子的读书问题上，抱着能读则读，读到哪里算哪里的想法，不苛求 孩子上大学，也不奢望孩子靠读书学知识发家致富，让孩子读书只是“例行公事”，不少父母说是“还债”，让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就还清了“债”。在许多父母眼里，孩子的问题远不如家庭经济建设重要，认为一个人的能耐以房子为标志，有多大的本 事看你能造多大的房子。所以越是贫困的农村，家长对孩子越放任自流。尤其是近几年，上大学交学费，大学毕业不包分配，就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不少家长从眼前利益出发，算起了经济账，觉得高中、大学费用至少也得６万元，工作找不好还不如不读。有这笔钱，无论是给儿子造房子，还是给女儿办嫁妆都对得起孩子了。农村家庭教育过分依赖学校。许多家长把教育单纯理解为学校的事情，认为学校应该对孩子的教育负全面责任。因而这些家长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缺乏与学校、教师的沟通，家访被家长认为是“告状”，成绩较差的学生家长认为到学校去是一种耻辱，干脆听之任之。农村家庭教育中认为分数可以代表一切，有些家长把分数作为衡量孩子好坏的唯一尺度，认为“只要孩子的成绩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并以此互相攀比。也有一些家长只辅导孩子的学习，对学习以外的内容很少过问。他们不理解孩子学习的真正意义，不能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机械地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与明天的就业联系起来。教育方法简单。在教育方法问题上，存在着严而无格、宽而无度的偏颇。农村普遍存在用物质刺激或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的现象，在孩子的同伴或老师面前损伤孩子的自尊，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二）家长态度的差异 一些家长的重男轻女思想大大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有的家长对儿子和女儿的学历要求不同，这样就影响了部分子女的教育水平。农村家庭一般有两个孩子，少数家庭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这些家庭中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父母往往喜欢（或更喜欢）其中一个孩子，或者干脆只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在吃、穿和言语态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结果使不受喜欢的孩子与家长在感情上产生对立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偏爱（以性别差异为主要原因），甚至影响到农村学校里的教师。远远超过男孩，造成小学高年级以后的女孩学习成绩普遍不如男孩。一些原本成绩较好的女孩成绩下滑，老师也因此偏爱男生，一些要强的女生还因此出现心理失衡问题。

（三）家庭内部教育目标不统一 农村家庭中，几代同堂的情况比较多，在教育子女的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祖父母的宠溺和父母的管教往往形成对立局面，甚至父亲和母亲有时也会不统一。在农村，家庭中严父慈母的角色反差太大。许多孩子在父亲面前百依百顺，但并非心悦诚服，因 为大多数父亲采取的高压政策让他们不敢直言；而在母亲面前，孩子则说一不二，母亲只能一味地迁就顺从孩子，对他们有求必应。孩子在这种状态下容易形成不诚实的心理品质和双重性格。另外，在有的家庭中，双亲中谁收入较高谁就只管赚钱，而把教育孩子的任务完全交给收入较低的一方。这样的情况，往往造成孩子的无所适从或盲从一方，使他们不能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事物。

（四）父母文化水平的影响 在农村，有些家长文化水平低下，因而他们的学识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使孩子觉得父母无能，从而对父母产生一种蔑视心态，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父母也觉得孩子越来越难教，越来越不听话，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代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大。而父母本身学历的低下也会使家庭生活中缺乏一种学习的氛围。许多家长认为，学习只是孩子的义务，自己根本就用不着再学习，他们缺乏一种终身学习的意识。对孩子存在的问题，不懂得要先了解孩子的问题，再找出问题的具体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而往往是采取“高压政策”或“放任自流”的方式。另外许多家长不注意言传身教，只会要求孩子，却不注意自身应该树立怎样的榜样，影响了对孩子教育的效果。

（五）父母外出打工的影响 在农村，许多家庭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孩子要么独自在家，要么托付于亲戚家。有的是父母的一方成了留守家长，但是一个人操持家务、田地已经不易，更谈不上家庭教育了。孩子由于与父母接触时间少，寄养在亲戚家里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久而久之，产生了不乐于与别人交往的心理，极易形成孤僻或骄横的心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故意搞些恶作剧，并逐渐产生暴力和破坏行为。

二、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水平的对策

（一）优化家庭教育外部环境 党政有关部门要把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范畴，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消除封建文化残余，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和优秀家庭角色（好家长、好媳妇、好母亲等）及优秀社会角色（好干部、好村民）等评选活动，树立新形象。根据当地情况（人们的爱好），开展绘画、体育、歌咏、书法、讲故事等各类竞赛，建立起适合农村孩子发展、创造、竞争、成才的健康环境。

（二）提高家长素质，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应该为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孩子一出生就在家庭中接受熏陶，因此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极大。家庭和睦，孩子就诚实温和；父母勤奋，孩子一般好学；长辈不和，孩子烦躁；管教粗暴，孩子就易怒。同时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一定要与子女平等相处，要给予孩子鼓励、帮助，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孩子，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做父母的不但要相亲相爱，关系融洽，还要有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家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孩子做榜样，绝不应有赌博之类的不良习气。因为家庭生活中，父母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间毕竟有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熏陶孩子，影响孩子。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思考 篇7

“自媒体” (We Media) 这一概念于2002年前后由美国学者Dan Gillmor在对“新闻媒体3.0”的概念进行定义时提出。2004年7月出版的著作《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对他的“自媒体 (we media) ”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发。[1]2003年7月, Shayne Bowman与Chris Willis联合撰写并由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公开发布了世界公认的第一份自媒体专题报告《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中, 就对“自媒体”的含义进行了说明:自媒体是普通大众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与全球知识信息体系相联系, 提供并分享其自身看法、新闻的途径。[2]

19世纪末, 作为最早产生的一批影片, 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 实质其实就是纪录片。纪录片作为一种很早出现的影视形式, 其发布渠道由最早的电影院线, 到后来电视这一大众传播方式的开始崛起, 后转移到电视平台, 纪录片也重新定义为“区别于电影等其他影视形式的、以纪实为主的独立的艺术类型”。以往, 主流纪录片项目的选题更多是命题作文, 偏重人文、历史性等宏大题材, 居高临下, 审时度势, 缺少人情味, 不接地气;抑或是“甲方纪录片”模式, 即甲方提供资金, 纪录片导演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创作, 最后纪录片都成了宣传片, 属于典型的“WEB1.0特征”, 属于精英文化的产物。[3]

如今, 纪录片的传播逐渐向自媒体渗透, 出现了以自媒体平台为发布渠道的自媒体纪录片。其发布渠道由传统媒体转向自媒体平台, 有以下两种模式:一是以2012年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 其发布渠道并没有局限于往常的传统媒体, 而是在其基础上融合了自媒体的渠道, 据统计, 《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于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期的短时间内, 网站点击量达7亿余次, 微博评论一千万余条;二是仅在自媒体平台进行推出的“体制外纪录片”, 如崔永元、柴静等媒体人自费拍摄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和雾霾调查纪录片等, 都把筹码压在了自媒体平台上, 最终的传播效果表明, 这样的选择也实现了很大收益。

纪录片得以借助自媒体平台的“神力”进行催化和生长, 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 甚至左右着公共事务领域的议程设置, 那么, 自媒体纪录片在传播上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和优势?这将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自媒体纪录片传播特点

(一)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优质的自媒体纪录片一经发布, 便可在短时间内形成极大范围的传播和推广态势。如2012年5月,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单日线上播放指数最高几乎达到了100万;2015年2月, 柴静《穹顶之下》于人民网、优酷网同步推出的24小时内, 国内几大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就达到1.1亿。[4]这其中, 腾讯视频凭借微信平台的传播量便占据了总传播量的半壁江山。可见自媒体纪录片在传播力上的优势。

一方面, 一些优秀团队制作的高质量自媒体纪录片可以通过自媒体传播方式获得极大的关注度, 甚至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对公共事务领域、媒体话语进行议程设置;另一方面, 一些偏冷门的小人物拍摄并制作的纪录片也增加了曝光的机会, 借力于自媒体传播模式, 至少可以在小范围内引发关注。相对于传统媒体播出的纪录片, 从传播模式来看, 自媒体纪录片传播在传播速度和范围上都有着更大的优势, 并且能够形成热点事件;而相比于网络自制短视频, 自媒体纪录片在内容质量上的优势则决定了它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热度, 而摆脱了网络事件“昙花一现”的命运。

(二) 人人都是“制片人”

从生产主体角度看, 自媒体纪录片的生产者的门槛降低, 并没有过多限制, 理论上来说, 人人都可以成为“制片人”。在自媒体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是消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者、接收者。虽然纪录片不像文字, 其生产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资源, 但是自媒体纪录片在生产和发布的环节上难度还是降低了不少。再加上在传播这一环节上, 自媒体平台具有巨大优势, 更大地促进了自媒体纪录片的发展。而相对于一般网络短视频来说, 自媒体纪录片则是经过了一层筛选而产生的, 甄选出一些更加深思熟虑的“制片人”。他们往往对所要拍摄制作的纪录片有着宏观的把控和在细节上的斟酌, 这就从侧面保证了其对自媒体纪录片质量的把关以及对内容更为负责。

在自媒体平台上, “大V”们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纪录片的制作和发布, “草根”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只是由于二者掌握的资源不同, 所生产出的纪录片在质量上会有明显的差距, 这也将是影响纪录片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本身具有个人影响力的制片人, 同时拥有着可观的拍摄资金, 组建起优秀的制作团队, 使用精良的设备和先进技术, 其生产的纪录片的优质程度不是“草根”制片人生产的纪录片可以企及的。虽然这样的纪录片屈指可数, 但能够在自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 引起巨大社会影响的也是这样的纪录片。而绝大部分自媒体纪录片是做不到广为传播甚至影响公众议程设置的程度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些造成空前影响的自媒体纪录片的生产者与以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平台的纪录片的生产者作比, 也属于“草根”。无论从制作团队, 还是资金、技术支持的层面来看, 他们都更加公民化、底层化。像崔永元、柴静等, 都是从央视离职的媒体人, 然后以个人的力量制作纪录片。相对于自媒体平台的“草根”们来说, 他们具有更大的能力;但相对于专业生产制作纪录片的机构来说, 他们则显得势单力薄。

(三) 选材多元

从生产客体的角度来说, 自媒体纪录片的题材极具多样性。自媒体平台并没有大众媒介那样严格的审查体制, 每个纪录片生产者都是自己作品的“把关人”, 自媒体纪录片的媒介生态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如此就导致了自媒体纪录片的选材具有多元化、自主化的特点。而自媒体纪录片的选材也并不是无人把关、随心所欲的。与一般网络短视频选材的不同之处在于, 自媒体纪录片的选材避免了同质化、意义缺失以及过度娱乐化的问题, 通常有着较为“严肃”的视角, 而其娱乐性却高于传统媒体播出的纪录片, 矫枉并不过正, 因此可以收到不错的传播效果。

依据拍摄者选择题材的动机, 可以将纪录片选材分为以下的类别:为了体现并宣传地方风貌的纪录片;为了某种情怀, 考察历史事件与人物传记类的纪录片;为了展现某些局部的社会问题、为某些弱势群体谋求社会关注的纪录片;为了调查某些有较大覆盖度的社会民生问题的纪录片等。

能够在较短传播周期内获得成功的自媒体纪录片通常是前面所说的第四类纪录片。抛开其内容, 单从其选材角度及传播效果来说, 就可以看出这类纪录片在选材上都是涉及受众切身实际的问题, 因此更加能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 具有更大的受众市场。

(四) 小结

总之, 自媒体信息以“草根”群体为主要生产者, 每个拥有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生产的文字、图片、视频在自媒体平台进行发布。信息在发布、传播的过程中, 每一个自媒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筛选, 并进行再次加工与再次传播。自媒体纪录片的传播扩散大概也是遵循这样的传播流程和规律。自媒体纪录片的传播特点为大量依赖于自媒体平台, 借助自媒体平台的优势, 进行生产主体与客体都相对自由的自媒体纪录片生产与传播,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行较大范围的传播, 引发互动与讨论。

与一般意义上来自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短视频所不同的是, 自媒体纪录片在内容制作上更加精良, 更加经得起推敲;题材更加具有可议性, 能够引发受众对片子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其快速且广泛的传播更加具有社会意义, 甚至能对社会进步产生推动作用;一般的自媒体视频主要以提供娱乐消遣为目的, 往往昙花一现, 容易被铺天盖地的同质化内容所覆盖, 而自媒体纪录片的传播热度相对更持久, 其传播效果也不仅更加广泛, 并且更加深层。

三、思考

自媒体纪录片在传播效果上几乎可以匹敌大众传播的效果, 一些自媒体纪录片的传播甚至可以达到以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 也就是议程设置的基本假设。《舌尖上的中国》曾引爆受众对我国各地美食的讨论, 并相继产生“舌尖体”等热门话题, 甚至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和纪录片文化;崔永元的《小崔考察转基因》与柴静的《穹顶之下》, 无不引发了受众对“转基因”和“雾霾”现象的大范围深入讨论。这种讨论可以从自媒体等平台的线上讨论深入到现实生活中的线下讨论。所引起的讨论热潮, 甚至促使立法等公共事务部门作出回应。由此可见, 自媒体纪录片甚至可以实现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议程设置。

崔永元、柴静等人拍摄的纪录片可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形成舆论热点的原因在于:纪录片生产者本身为“强势”的自媒体, 即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掌握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多;同时其选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涉及的人群相对较广。自媒体纪录片的发展遵循着自媒体平台自身的规律, 同时, 内容生产的思路和质量也是自媒体纪录片得以受到受众的广泛关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与铺天盖地的一般网络视频相比, 自媒体纪录片在内容制作、生产主体和生产客体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 有着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而自媒体纪录片的问题在于, 自媒体平台提供的相对自由的市场使得自媒体纪录片对自身的“把关”力度仍显不足, 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内容质量, 另一方面造成了其媒介责任的缺失。在自媒体平台上, 受众能够进行公开化和自由化的讨论, 同时也起到对自媒体纪录片进行筛选的作用, 用心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引起轰动, 反之, 不负责任的内容往往经不起推敲, 终究淡出人们的视线。虽然这样可以促进自媒体纪录片往优质、精良的道路上行进, 然而, 单单只靠“市场”对自媒体纪录片的“把关”和调解是不够的, 自媒体纪录片同样需要完善的审查程序和把关制度。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Web2.0技术产生以来, 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发展已开始萌芽。而互联网、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人们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发展异军突起, 逐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普遍使用。自媒体的信息交互途径改变了受众在大众传播时代的话语权地位,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与社会讨论的方式。这些改变对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自媒体纪录片在传播环节有哪些特点进行探索和分析, 并对自媒体纪录片的传播特点有一些个人的思考。

关键词：自媒体,纪录片,传播特点

参考文献

[1]张彬.对“自媒体”的概念界定及思考[J].今传媒, 2008 (08) :76-77.

[3]朱丹.自媒体时代的纪录片模式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 2015 (13) :210-211.

关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篇8

关键词:一流大学 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0-124-02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所进步。1990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专业学位。1998年985工程启动。继而,211工程涵盖了中国100所高等院校,其中34所是研究型大学。985和211工程的学校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学发展的新基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得到重视,教育成为全球化竞争中重要的一环。国家对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清华大学在1985年召开的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3年,国家教育部开始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此后,中国首批进入国家985建设的9所大学相继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规划。

一、关于重点建设目标和整体水平提升的矛盾问题

教育的重要性业已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之中,教育似乎仍处在中心之外的位置。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政治的开明,军事的强盛,经济的繁荣,这些也成为了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推力器。于是,对于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就显得极为迫切,教育的昌盛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的相关系数逐渐上升。各界希望借助大学的力量发展社会事业的渴望也逐渐显露出来。

基于我国的国国情,国家提出了集中建设几所重点高校地计划。从上个世界末开始,接连推出了985工程和211工程计划。鼓励和扶持国内科教水平相对领先的几所高校迈开大步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的重点建设计划确实给一些高校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使得被扶持高校的科教水平得到了提高。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在以往,基本上每个部属或者省属高校都有自己的支柱学科和学科领军人物,但现在的学科带头人基本上都集中与几所著名高校当中。过去的人才培养是让专家以点带面,而现在则是把各个点集中起来堆金字塔,用金字塔的塔尖去靠近世界一流的门槛。很难讲,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中国出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在这种背景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的分化日趋白热化。虽说在我国。早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但自90年代兴起的大学排名的热门现象似乎已成为正常。从小处着眼,高考填报志愿家长会参照大学排名。甚至一所大学所获得的科研经费的也与其大学排名有关。

2008年中国大学前20名排名情况

校名 所在地区 学校参考类型

清华大学北京市 理科类研究1型

北京大学北京市 综合类研究1型

浙江大学浙江省 理科类研究1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 工学类研究1型

南京大学江苏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复旦大学上海市 综合类研究1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 理科类研究1型

武汉大学湖北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 理科类研究2型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 综合类研究2型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网,教育在线http://gaokao.eol.cn/html/g/daxueph.shtml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东部地区的名校显然多余东西部地区,而这些学校又因为良好的声誉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投入,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生源。如此百年陷入了恶性循环,大学发展的马太效应就愈发明显了。第二,这排名前20位的高校均是985高校,985俨然成为了一个名牌大学的俱乐部。加入“985”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力、物力,更好的学生,更大的发展。长期以来,985工程入选的学校并不会被除名,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只进不出的俱乐部会给其会员带来长久的收益。中国有句古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校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果加入到985工程就等于是入了保险箱的话,竞争压力减弱,斗志也会随之减弱。

第四,位列前十的大学均属于34所的行列。985,211开始成为好学校的代名词。

先做一个类比:当年马克思预计的社会主义,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并进行建设。但实际上,却出现在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当年就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封建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同样的道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一定要在985高校呢?笔者认为,事物总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当中,目前看来属于一流行列的大学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当然各方面的支持会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这其他院校的优势专业和优势学科,不排除后来者居上的可能。对于一流学校给以支持,同时对于其他院校也要重视,不能厚此薄彼。这就类似于一个生物循环系统,高级生物的存在,给需要低级生物的营养供给。某一方面的独大,会滋生很多的“不良反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使得“吃皇粮”的学校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力争上游的机会,弱化“马太效应”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关于中国高校科研与世界一些国家的差距问题

注释:n.d表示未收集到数据;①每一百万中科学家的人数/人口;②被引用论文位列前1%的数量③单位:10亿美元④单位:美元⑤单位:千美元⑥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平均要花费的研发经费(单位:百万美元)

转引自: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从表1我们看出,中国在与美英等核心国家相比之下,在研发方面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对于科学领域的探索,知识的创新,传播,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和科研人才,产出科技成果的任务。但无论从科学家的数量和论文成果,以及支出方面,其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使得人们产生怀疑的是,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当我们以某两所我国高校为代表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国人力资本培养的温室。大量的国内一流学生流入国外,出国热一年胜似一年。当国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这些人才后,去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接受这些人才的国家不花费一分一厘变为本国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当这些高、精、尖人才流入国外之时,无形之中,两国的人才贸易顺差形成了,又如何在科研方面实现对中心国家大步的追赶?所以,问题又回到教育的本意上来,只有一个人真正素质上的提高,其不仅在能力上得到发展,思想上也是进步发展的,才能看到对于他的实际的教育成果。

知识帝国的框架在不断充实和发展,作为科学全球化构成的关键之一,研究型大学将科学、学术和新的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为社会培养新的劳动力,发展所需的科学新知识,同时还是全球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十分重要。因而,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学大发展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但是真正意义上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是上述各方面的绩效,还有社会文化的共融。大学产生的高深学问在科学界生产和传播,大学本身的文化无论是后的载物或是教人求真在社会范围内的共荣亦是一流大学应有的引领作用。

科研的差距和教育的差距是不能划等号的,教育的结果往往不直接体现在的成果上。也不能单单凭科研的成果来品评一个大学的好坏。否则,急切的功利思想只会带来高教的唯目的性,大学的人文素质缺失,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

三、关于建立中国一流大学的前景问题

虽然我们认识到建立中国一流大学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仍应客观分析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一定有成功的一天。

第一,中国有大量勤奋的学生,中国的孩子从小在传统文化重视读书学习的氛围下长大,拥有着很强烈的学习动机。但是中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重科研而轻教学的倾向,加之扩招后教学质量明显下滑,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占优势,甚至会成为缺口之一。显然这是对我国创建一流大学不利的。因此,改变现有的教学状况,抓教学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人才,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

第二,我国要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提高科研的能力和水平。诺贝尔奖是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的标志,据统计,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有70%在大学中,特别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而我国真正本土意义上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凤毛麟角。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必然是一名学术大家。我国目前可称得上为大家的人可说比上个世纪还要少了,20多年来,可说没有一个数学家可与华罗庚比肩,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学术比前人还要落后吗?肯定不是。而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科研、学术的心态变了。

第三,要在我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建立起我国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虽然,现在每年教育部都会对个高校进行评估。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弊病。很多学校“大烧纸钱”,购地建房,名义上是迎评促建,实际却是表面工程。把钱用在教育所需的地方,用在更可以提高学校科教水平的地方,是现在中国高校领导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提高高校的软实力要比提高硬件要重要的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是一两个月的评价就能看到结果,中国的高校要有不攀比,不炫耀,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安安心心做事业。而世界一流大学应是“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平和的心态,是成功的基础。

中国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经历风雨沧桑,几起几落而繁盛不衰,其中是我们的教育一脉相承。在将来的岁月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间问题,是努力问题,更是我们的心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廷柱.我国高校推进战略规划的历程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200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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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4]菲利普·阿特巴赫 亚洲的大学历史与未来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5

[5]王伟廉.关于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

[6]张小鹏.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要;张晓鹏.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