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共7篇）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篇1

理雅各《礼记》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以理雅各英译的`<礼记>为蓝本,对其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理雅各采用了一些主要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脚注、音译和释义等方法来翻译文化负裁词以实现其翻译目的.

作 者：宋钟秀 SONG Zhong-xiu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外语系,福建,三明,365004刊 名：三明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ANMING UNIVERSITY年，卷(期)：25(3)分类号：H315.9关键词：《札记》 文化负载词 翻译策略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篇2

作为中国的“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对家乡的风土人情、俚语俗话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娴熟的驾驭力, 其作品处处渗透着魅人的乡土气息和异域风情。奈达 (1993:110) 认为对翻译而言, 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还重要。由此可见, 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举足轻重。该文以戴乃迭和金介甫译本 (以下简称戴译本和金译本) 为研究对象, 探讨《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传译。文章发现译者文化意识影响其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

1《边城》中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

“文化负载词指有一定文化背景或深刻文化意蕴的词语, 包括在一定历史阶段沉淀下来的谚语、典故、特殊的人物名称等, 以及现行的熟语、习语。” (方梦之, 2004:121) 奈达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 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 (1964:91)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 文化学派挣脱了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束缚, 瞄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 凸显文化因素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于译作的影响。笔者在将《边城》原文及戴译本、金译本对照阅读后, 对戴乃迭、金介甫在各自译文中如何处理原文蕴含文化信息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梳理。按照奈达对文化的分类, 我们选举一些实例来详细探讨。

1.1 生态文化

[1]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岨。掌水码头的顺顺, 当真请了媒人为儿子向渡船的攀亲来了。

(沈从文, 2009:119)

[a]Sure enough, someone comes bearing gifts to Green Stream, the go-between sent by Shun Shun to approach the ferryman on behalf of his son.

(Gladys, 2009:118)

[b]A man arrived at Green Creek Hill bearing gifts.Dockmaster Shunshun had indeed asked a matchmaker to go to the ferry to seek matrimonial relations for his first son.

(Kinkley, 2009:89)

碧溪岨是撑渡船的祖孙俩——翠翠和爷爷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里门前有小溪, 屋后有白塔, 四周为蜿蜒曲折的山路所环绕, 故而得名“碧溪岨”。仅此三字, 勾勒出一幅清新淡雅的山水泼墨画。其中“岨”为行声字, 表示“需要加把劲儿才能翻越的山”。戴乃迭在翻译时, 删除了该文化负载词, 将其直接译为“Green Stream”, 未能实现对原文审美品质的传达。金介甫采用直译, 将其译为“Green Creek Hill”, 从内容与结构上都忠实再现了该词所蕴含文化元素。

1.2 物质文化

[2]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 有大把的粉条, 大缸的白糖, 有炮仗, 有红蜡烛, 无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 回到祖父身边, 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

(沈从文, 2009:13)

[a]All she sees in the grocery impresses the girl:the stacks of vermicelli, the huge vats of sugar, the fire-crackers and red candles-she will talk about these for hours when she gets home.

(Gladys, 2009:12)

[b]What she would see in the general store—big pile of 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 giant vats of sugar, firecrackers, and red candles—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her.

(Kinkley, 2009:9)

粉条又称粉丝, 是由豆类、大米、薯类等原料加工制成的丝状或条状干燥淀粉制品, 营养价值丰富, 爽口宜人。按形状可分成圆粉条、细粉条和宽粉条等。戴译采用文化替换的方法将其译为“vermicelli”, 迎合了目标读者的阅读性与接受性。而金译采用意译的方式, 将其译为“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让目标读者窥见了这一富含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词的制作工艺, 充分再现了原文的文化元素。

1.3 社会文化

[3]傩送美丽得很, 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 只知道为他取一个诨名为“岳云”。 (沈从文, 2009:29)

[a]And Nuosong was such a fine-looking boy that the Chatong boatmen nicknamed him Yue Yun. (Footnote:Son of Yue Fei, a brave patriotic general of the Song Dynasty, who fought against invaders.Yue Yun is presented on the stage as a handsome and courageous young fighter.) (Gladys, 2009:28)

[b]Nuosong was exquisitely handsome.The boat people of Chadong were hard put to find words for his good looks.The best they could come up with was the nickname Yue Yun.None of them had ever seen Yue Yun, that most handsome warrior of the Song dynasty a thousang years earlier, but they thought they saw a resemblance to the dashing Yue Yun figure who appeared onstage in local opera. (Kinkley, 2009:22)

此处是对主人公之一——船总小儿子傩送的描绘, 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包含社会文化词“岳云”。戴乃迭采用了音译加脚注的方法, 一方面保留了源语形式, 顺应了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通过脚注, 将人名所含社会文化意义, 宋朝抗金英雄岳飞之子——一位品貌非凡、慷慨忠勇的中国古代武士形象呈现在目标读者面前, 准确再现了原文文化元素, 传播了中国文化。金译本亦采用了音译, 为便于读者理解, 加入了“that most handsome warrior of the Song dynasty a thousang years earlier”这一额外信息, 在保证目标读者阅读完整性的同时, 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从而使目标读者享受和原文读者同样的审美愉悦。

1.4 宗教文化

[4]过了四七, 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 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 作为二老的媳妇。 (沈从文, 2009:211)

[a]Four weeks after the funeral, the wharf-master summons the groom back to town and proposes again that Emerald should move to his house. (Gladys, 2009:210)

[b]When the fourth week of mourning had passed, Fleetmaster Shunshun sent a man to ask the horseman back to town.He proposed that Cuicui come to his home, as the future wife of No.2.

(Kinkley, 2009;160)

烧七又称“斋七”、“做七”、“守七”是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丧葬礼仪中的一俗。从死者卒日算起, 每七天一祭, 依次至七七, 丧家逢七烧纸祭奠, 为亡者修福, 俗信可以超度亡魂, 使之免入地狱。其中“三七”、“五七”最为重要。过了“三七”, 亲人们不必呆在家中守护亡灵。这一宗教习俗反映了忠孝的民族传统心理。对本例中所含文化负载词“四七”戴乃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将其译作“Four weeks after the funeral”, 与该词隐含文化信息不符, 更没能传播这一独特的丧葬文化。金介甫也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将其译作“When the fourth week of mourning had passed”, 较为准确地传达了该词隐含文化元素。

1.5 语言文化

[5]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 水是各处可流的, 日月是各处可照的, 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沈从文, 2009:127)

[a]There is nothing strange in these parts, where folk have a saying:There is no place on earth where fire cannot spread, water flow, sun and moon shine, or love make its way.

(Gladys, 2009:126)

[b]A common saying in the borderlands was:“Fire can burn and water can flow anywhere;sunshine and moonshine also reach everywhere;and so, too, does love.”

(Kinkley, 2009;97)

茶峒人爱情自由, 此处所引俗语足以为见。该俗语用“火”、“水”、“日”、月”四个众所周知、易于理解的意象类比爱情, 句式工整对称, 节奏感强, 富有韵律,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生动再现了湘西人民古拙的文化色彩。戴乃迭和金介甫不约而同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其中戴译将四个排比句构成的俗语, 译成包含一个定语从句的简单句, 句式简炼, 但违背了原文风格, 未能再现这一俗语的美学特质;金译相应地采用了排比和“So does...”句型, 句式工整, 既愉悦了预期读者, 又成功再现了湘西语言的异域色彩。

[6]翠翠自言自语说:“人那么多, 有什么三脚猫好看?”

(沈从文, 2009:115)

[a]“All this fuss about nothing?”she mutters.

(Gladys, 2009:114)

[b]Cuicui mumbled to herself:“Why all the commotion?Did somebody find a three-legged cat?”

(Kinkley, 2009:86)

又一个端午日, 翠翠受傩送之邀到他家吊脚楼上看龙船竟渡。心中本是无限期待, 却碰上以碾坊做陪嫁、准备上门提亲的乡绅母女。于是翠翠思绪万千, 再无看热闹之心。俗语“有什么三脚猫好看”恰当地传达了翠翠当时嗔怒之情。此处“三脚猫”比喻新奇罕见的事物。戴乃迭将其意译为“All this fuss about nothing”, 准确再现了该文化负载词的内涵。金介甫将其直译为“a three-legged cat”, 忽略了该文化信息, 与原文背道而驰。

2 译者的文化意识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1989:28) 认为, 身份问题与意义和价值相关, 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定会导致个人做出价值判断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取向。就翻译活动而言, 译者的文化身份 (包括性别、语言、民族、职业等) 必然对其译介产生决定性影响, 并导致不同的译介行为和译介结果。 (付文慧, 2011)

以下笔者仍从《边城》戴译本和金译本所选译例出发, 总结各自翻译方法, 从文化角度, 探讨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戴译1) 文化替换, 如例[2]中的“粉条”;2) 删除原文化词, 如例[1]中的“岨”;3) 意译, 如例[4]中的“四七”和例[6]中的“三脚猫”;4) 直译, 如例[5];5) 音译加文外作注, 如例[3]中的“岳云”。金译1) 音译加释意, 如例[3]中的“岳云”;2) 直译, 如例[1]中的“岨”、例[5]和例[6]中的“三脚猫”;3) 意译, 如例[2]中的“粉条”和例[4]中的“四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二人在译文中对文化负载词通译或阐译的程度略有不同:杨译本倾向于归化, 而金译本则是异化为主, 归化为辅。但无论是戴译本还是金译本, 从笔者考察的这些译例中, 却难以发现一以贯之的翻译策略。对于这些现象,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 戴乃迭和金介甫均为母语为英语的译家、学者, 从文化角度而言, 他们的英语文化意识必然占据主导。众所周知, 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从语用的经济原则出发, 双方达成一种默契, 对共有的文化背景常常是“不言而喻”。这一现象被我国学者王东风称之为“文化缺省” (cultural default) (1997:55) 。当文学作品被译入其它文化系统的文字时, 这种默契便不复存在, 为弥补阅读时的意义真空, 译者势必对原作中的文化缺省现象进行策略上的补偿。对于《边城》的两英译者——戴乃迭和金介甫都能从英语文化的角度出发, 较易洞察原文本中的文化缺省现象, 并在译文中做出相应地补偿性尝试。

其次, 需要指出的是:1) 戴乃迭的双重文化身份。英语虽是其母语, 但长达半世纪旅居中国的生活, 使其文化身份悄然发生改变。多重文化立场使她能立于文化比较的高度, 从文学审美角度而非政治意识形态层面, 译介不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主流文学所接受的作品《边城》。为英语世界读者打开了观察与思考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窗口。2) 金介甫的特殊文化身份。他是美国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作为沈从文研究专家, 他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 第一个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他曾七下湖南, 十多次拜访沈从文, 写出了长达三十多万字的沈从文传记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徐敏慧, 2010)

戴乃迭和金介甫因各自独特文化身份在《边城》的译者中独树一帜, 但无法改变居于主导地位的英语文化意识。故而忽略或误解了原文本中一些文化元素, 如金介甫对例[6]中的“三脚猫”的处理和戴乃迭对例[4]中的“四七”的传达。

同时作为译者, 在实现文本旅行的过程中, 必然要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 生活年代以及对原文本价值观的认可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 在戴乃迭译介《边城》之时, 普通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 当然更谈不上认可《边城》的内涵或价值观了。在此情况下, 若译者仍坚持将对受众而言陌生的文化元素全盘移植到译文之中, 定会适得其反, 产生文化隔阂, 在阅读时使目标读者有挫折感, 影响阅读效果。因此如上文例[3]中的“粉条”戴译采用了文化替换, 而例[1]中的“岨”则干脆删除。但无论是文化替换还是删除文化词, 都是她从跨文化身份出发,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而做出的尝试。在全球化的今天, 随着中西交流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英语世界读者品位有所变化, 他们更期待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有鉴于此, 金译与戴译相比更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如例[1]中的“岨”、例[3]中的“岳云”。

3 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二个译本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1) 两译者对于《边城》中文化负载词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从而呈现风格迥异的文本风格;2) 译者不同风格与译者的文化意识休戚相关。了解译者的文化身份、所处时代和面对读者群, 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戴译并非单一的归化, 金译也不是从一而终的异化, 两译本均是兼而有之。由此可见如何再现原文本的文化元素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只有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通盘考虑, 才会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故而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传译, 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M].DellHymes:Allied Publishers pvt.Ltd,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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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 1997 (6) :55-60.

文化负载词的描述翻译研究 篇3

摘 要：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学理论，本文从奈达提出的语言文化特征五个方面对《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大陆版和台湾版两中译本翻译策略的效度进行描述性研究。最后指出文化的多样性和规范的多变性决定了译无定则，在文化转换中应采取多样化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描述翻译学研究；《哈利·波特》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202-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51

1 . 引言

现今，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已毋庸置疑。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也是记录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重要媒介。而词汇作为语言的最基本的单位，特别是负载着某种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即文化负载词，也叫“词汇空缺，这些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包惠南等，2004：10），“因此其在源语中的功能和含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张南峰，2004），因此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寻求文化负载词的最佳翻译策略。而本文以《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简体中文译本和台湾皇冠出版社繁体中文译本为案例分析，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学理论，对两中译本翻译策略的效度进行描述性研究，但对两个译本的优劣不予置评。以下首先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然后进行案例分析即两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最后结语。

2 . 理论基础

翻译与文化关系密切，传统的翻译观已不足以解决翻译活动的难题。随着文化翻译观进入人们视野，它为翻译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发挥了巨大作用。奈达在其《语言、文化和翻译》中辟有专章探讨文化与翻译，提出语言文化特征分为五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巴斯内特在《翻译、历史和文化》提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控制》指出任何文学翻译都必须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都会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总之，文化翻译观表明：在翻译活动中，应以尊重文化差异为前提，不应忽视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意义的复杂性；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同时受到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

西方的描述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图里提出以译语为导向进行研究，研究译者在文化环境中实际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去规定应该怎么做，把译著视为译语文化中的既成事实，不去判断译著的优劣，只做客观的描写，而进行描写翻译研究目的就是发现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实际抉择，即翻译规范。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种：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其中操作规范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属于影响翻译作品的微观因素。因此本文采用描述翻译研究方法，根据奈达提出的五大文化特征，对上述两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一方面论述了操作规范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指出文化的多样性和规范的多变性决定了译无定则，在文化转换中应采取多样化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3 . 案例分析

3 . 1 生态文化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一书提到许多有关魔法的植物和动物，以下是大陆版和台湾版对比分析（为了便于对比，本文把台湾版的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

原文：but they were still allowed to swear

loudly if the Venomous Tentacula seized them unexpectedly from behind. （P. 205）

大陆版：但是当曼德拉草的毒触手猝不及防地从后面抓住他们时，他们至少可以大声地念咒。（P.170）

台湾版：但至少在万一不小心被“毒触手”从背偷袭时，他们还可以大声咒骂出来。（P.285）

“Venomous Tentacula”是一种有魔法的植物，是罗琳女士创造出来的。Venoumous是有毒的意思，Tentacula是拉丁语，相对应于英语的tentacle，意为触角；触手；触须。大陆版翻译成“曼德拉草的毒触手”。曼德拉草是生长在欧洲南部的一种草，有像人形一样的根须。曼德拉草对于读者来说较为陌生，此处加上毒触手便容易理解，从此翻译可看出大陆译者做了充足的功课，对异国的文化和对罗琳女士关于魔法方面的生造词有一番研究。台湾版采用借译，直接翻译成“毒触手”，用引号以示一种植物，另外原文借用拉丁语，较为正式，台湾版翻译为“毒触手”可能稍显随意。由此看来译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同，使得在译本的处理上产生了不同。

3 . 2 物质文化

原文：…apart from a scrawny fox that had

slunk down the bank to nose hopefully at some old fish-and-chip wrapping in the tall grass. （P.25）

大陆版：只有一只精瘦的狐狸偷偷溜下河岸，满怀希望嗅着深深的杂草丛中几只炸鱼和炸土豆片的包装纸。（P.15）

台湾版：只有一瘦巴巴的狐狸悄悄溜下河堤，满怀希望地望着草丛中几张吃剩下的炸鱼薯条包装纸。（P.39）

中国饮食与英国饮食非常不同，像例句中的“fish-and-chip”是英国一种特色食物，英国快餐店把炸鱼和薯条放在一起售卖，通常打包带走。大陆版翻译成“炸鱼和炸土豆片”，会被误认为是两种食物，并且“chip”是薯条，不是薯片（crisps）。台湾版翻译成炸鱼薯条虽说有点陌生，但是较正确，而且现今西方快餐在中国盛行，读者都能理解。

原文：“Madam Rosmertas finest， oak-matured mead，” said Dumbledore， raising his glass to Harry， who caught hold of his own and sipped. （P.51）

大陆版：“罗斯默塔夫人最好的栎木催熟的蜂蜜酒。”邓布利多说着朝哈利举了举杯，哈利抓住自己的那一杯酒喝了一小口。（P.37）

台湾版：“罗梅塔夫人用橡木桶酿的上等蜂蜜酒。”邓不利多说，举杯向哈利敬酒，哈利握住他的杯子啜了一口。（P.71）

英国自古擅饮蜂蜜酒，这种酒一般是用木桶酿制而成。“oak-matured”大陆版译成“栎木催熟的”，较直译的翻译方法，台湾版“橡木桶酿的”，相较来说是意译。oak指栎木或橡木，不过橡木较为常用。但“催熟”会造成误解，让人感觉oak似乎是催化剂，而“橡木桶酿的”准确表达了此处的文化涵义。

从上面两例可看出台湾译者对西方饮食文化的了解较准确，和他们较早受西方影响有一定关系。

3 . 3 社会文化

原文：“Good afternoon.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a Mrs Cole， who， I believe， is the matron here？” （P.247）

大陆版：“下午好，我跟一位科尔夫人约好了，我想，她是这里的总管吧？”（P.204）

台湾版：“午安，我和科雨太太约好了，我想她是这里的护士长？”（P.305）

“matron”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这是一个较古老的词，此词通常理解为学校的护士长。但在此处科尔夫人是一所孤儿院的院长，大陆版译为“总管”，采用归化，涵义传达较为准确。台湾版译为“护士长”则较为牵强，局限于科尔夫人仅管理护士一职。此处可认为台湾版译者由于疏忽没有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此词的意思。

3 . 4 宗教文化

原文：“Maybe hes broken his Hand of Glory，” said Ron vaguely， as he attempted to straighten his broomsticks bent tail twigs. （P.124）

大陆版：“也许他打坏了他的光荣之手①。”罗恩一边用力把他扫帚上的弯树枝扳直，一边含糊地嘟嚷说。（P.101）

①西方巫术中的一种护身符，一般取被处以绞刑的人的手用曼德拉草或其他草药缠裹并浸泡而制成。持有该手的人可用它在黑暗中照明，但其他人却看不见。

台湾版：“也许他弄断了他的光荣之手，”荣恩有点心不在焉地说，他努力要把扫帚里弯掉的尾枝扳正。（P.160-161）

“Hand of Glory”和一种巫术有关，源自于法语“main de glorie”。大陆版和台湾版都译成“光荣之手”，但是大陆加有注释，台湾没有。从文本类型来分析，大陆版与原著一样定位于儿童文学，而台湾版面向的读者比较广，预期读者有更高的理解水平。

原文：Youre making Stan a Scapegoat， just like you want to make me a mascot. （P.325）

大陆版：你把斯坦·桑帕克当替罪羊，就像你想把我当福神一样。（P.267）

台湾版：你拿史坦当代罪羊，就跟你想拿我当护身符一样。（P.399）

“mascot”是指把一样东西作为象征，认为可带来好运，这个词源自法语，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大陆版译成“福神”，加入自身宗教文化，带有佛教色彩。台湾版译成“护身符”，没有特别的宗教色彩，但也很好地表达了文本的含义。此处可以看出大陆的很多词语受到佛教影响，而且很多词都源自佛教。

3 . 5 语言文化原文：

Why Are You Worrying About You-Know-Who？

You SHOULD Be Worrying About

U-NO-POO

The Constipation Sensation Thats Gripping the Nation！ （P.113）

大陆版：你为什么担心神秘人？

你应该关心

便秘仁——

便秘的感觉折磨着国人！（P.90）台湾版：

你干嘛要担心“那个人”？

你应该要担心的是“怎么拉”——

造成全国恐怕的便秘问题！（P.146）

原文“You-Know-Who”与“U-NO-POO”谐音，一个指伏地魔，一个是指两兄弟经营的店铺内售卖的一种治便秘的药。大陆版不仅准确表达了含义，而且谐音也做得很好：“神秘人”和“便秘仁”。台湾版，相对来讲，译成“那个人”和“怎么拉”，涵义没有明显表达出来，而且原文搞笑谐音也没有体现出来。此处谐音译出与否，对意思理解并无大碍，但若巧妙地把谐音译出可以看出一个译者文字功底以及对翻译得尽善尽美的追求。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版和台湾版中译本各有自身的特点，或优或劣，不易评判。

4 . 结语

本文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学理论，对《哈利·波特和“混血王子”》大陆中译本和台湾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两个译本各有特色，文化转换中方法呈现多样性，并不是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另外，对这两中译本的选取，一方面《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本身充分体现了异国文化，另一方面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也有截然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体现了案例的说服性。但文中所举例子并不尽然，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色彩，而且本文只涉及微观层面译者在翻译策略上的选择，还有待于进一步做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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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4.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篇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间的转换,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转化模式。Christiane Nord (1991) 曾用跨文化交际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 , 而Andre Lefevere (1992) 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化交融。王佐良指出, 译者不仅仅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 因为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黎昌抱, 2009:31)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2001) 也强调掌握文化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然而, 不同的民族由于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别, 其文化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 如何处理好文化负载词 (culturally-loaded words) 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译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

二、文化负载词及其红楼梦翻译现状介绍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 指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 (包惠南, 2004:10)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 都有着其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负载词是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准确恰当地理解他国文化中的信仰、习俗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同时 , 忠实地传达本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 , 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中国近代的文学作品, 还是当今的社会生活, 都包含了大量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词汇。而在加大中国文化对外输出这一宏大文化战略考量的语境下, 研究这些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不仅能促进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作品的交流和发展, 而且能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加深世界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鸿篇巨制。这部描写中国封建时代末期社会风俗的小说中, 处处体现了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色。作为一部文学经典, 《红楼梦》已在异域文化里广泛流传, 目前已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 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翻译和介绍的兴趣和热情。从183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摘译、节译或全译, 《红楼梦》先后以18种语言、48个版本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刘泽权 , 2006:94) 。在《红楼梦》的9种英文全译本中, 最早的是前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 (Bencraft Joly) 于1892-1893年翻译并在香港出版的二卷本《红楼梦》。另外两个影响较大的全译本是由中国翻译家杨宪益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 (Gladys Young) 合译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 以及由英国汉学家霍克思 (David Hawkes) 及其女婿闵福德 (John Minford) 翻译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 其中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译, 后四十回由闵福德完成。

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

彼得·纽马克是英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理论以简明扼要, 短小精悍见长。综观当前国内各家译论, 援引纽马克翻译论点者不在少数。这足见其翻译理论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纽马克翻译理论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这两个概念的提出 , 既扩展了长期以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直译和意译的概念 , 也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彼得·纽马克在他的力作《翻译初探》 (Approaches toTranslation) 中, 首次引入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这两个概念。他本人是这样定义这两个概念的:“交际翻译试图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一种效果, 这效果要尽可能接近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试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传达原作的确切上下文意义。” (Newmark, 2001) 交际翻译以译语读者为着重考虑的对象, 尽力让译语读者接受原文的内容, 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而语义翻译以原文作者为出发点, 竭力将原文的信息贴切地传达出来。

从理论上讲, 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语义翻译注重对原作的忠实, 处理方法带有直译的性质;而交际翻译则强调译文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处理方法带有意译的性质。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原作的思维过程, 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而交际翻译关键在于传递信息, 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 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产生效果的功能 (原虹, 2003:2) 。总的来说, 语义翻译较客观, 讲究准确性, 屈从原语文化和原作者, 力求翻译原文的语义, 只在原文的内涵意义构成理解的最大障碍时才加以解释。但语义翻译也不能忽视向读者传达信息, 因此, 原文如果不是现代作品, 也要用现代语言来翻译, 以使译文更接近读者;而交际翻译较主观, 只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 使原语屈从译语和译语文化, 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有一种流畅、亲切与自然的感觉。

四、《红楼梦》英译文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分析

能最好体现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例子是《红楼梦》的两个译本, 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版本 (以下简称杨译) 和霍克斯版本 (以下简称霍译) 。其中杨氏的翻译是语义翻译 , 霍克斯的翻译是交际翻译。根据纽马克的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理论, 就《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两译本进行分析。

例1:世人都晓神仙好。 ( 第一回)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杨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霍译)

“神仙”是道教概念, 道教主张“无为”, 认为“天、地、人”合而为一 , 人死后都渴望升天、成仙。此处霍译将“神仙”译为“salvation should be won.”但是根据基督教的说法 , 人们生来是有罪的 , 所以要不断地赎罪以求上帝拯救其灵魂 (salvation) , 带有基督教的价值取向, 这种交际翻译法有利于西方读者来了解中国文化。杨译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 , 他的翻译更利于外国读者了解到文化信息。

例2: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 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杨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霍译)

中英两国的地理差异造就了中、英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以米为主食, 而英国人的主食是牛奶、面包。汉语中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富饶的地区 , 英语中则会用“landflowing mild and honey”。这种饮食差异也反映在上面两个译文中。对于杨宪益先生来说 , “没米的粥”自然就是a meal withoutrice, 而霍克斯则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它转换成bread withoutflour。可见, 文化差异下的翻译取向。

例3: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七回)

Baochai Chases a Butterfly to Dripping Emerald Pavillon.

Daiyu Weeps over Fallen Blossom by the Tomb of Flowers. (杨译)

Beauty Perspiring sports with butterflies by the Raindrop Pavilion.

And Beauty Suspiring weeps for fallen blossoms by the Flowers’Grave. (霍译)

原文中的“杨妃”和“飞燕”实际上是一种借代的修辞手法, 其中“杨妃”即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代指较为丰满的美女;而“飞燕”, 即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则是代指较为苗条的美女 (冯庆华, 2006:11) 。在原文的具体语境中, 分别代指体态略显丰腴的薛宝钗与身材瘦削的林黛玉。如此委婉的表述形象而生动, 唤起读者种种美好的联想。考虑到西方读者不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字回目中完全理解中国古代的这两个历史人物及其指代的含义, 杨译开门见山, 直接将标题中的“杨妃”和“飞燕”的本体“Baochai”与“Daiyu”译出, 这显然是译者为译语读者着想, 不会产生因语言文化的障碍而造成累赘而费解的效果。而霍译则把“杨妃”译成“Beauty perspiring” (出汗的美女) , 丰满的薛宝钗应该是常常要出汗的;把“飞燕”译成“Beauty suspiring” (叹息的美女) , 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确是常常叹息的。这种联想是何等的巧妙, 而且无论在拼写还是音韵上“perspiring”和“suspiring”都很和谐。由此可见, 霍译的交际翻译成功地传译了原文目的意义和意境。

例4: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七回)

A Stupid Bully Is Beaten Up for His Amorous Advances,

A Cool Young Gentleman Leaves Home for Fear of Reprisals. (杨译)

In pursuit of love the Oaf King takes afearful beating,

And from fear of reprisal the Reluctant Playboy makes a hastygetaway. (霍译)

在这一回的译文中, 杨译采取的是直译、异化, 意在忠于原文。而霍译用的是意译、归化, 侧重传达信息。其中“呆霸王”, 杨译为“A Stupid Bully”, 薛蟠粗俗、愚蠢、蛮不讲理, 横行霸道的形象跃然纸上。霍译为“the Oaf King”。对于霍的归化翻译, 读者很难真正明白“呆霸王”是一种称呼, 指的是横行霸道的呆子, 不能很好地反映原文的主旨、意图。“调情”一词的翻译, 杨译是“Amorous”, 体现了薛蟠的好色。霍译则是“In pursuit of love”, 这样处理后, 读者不但体会不到薛蟠好色, 反而会认为是薛蟠多情, 从而产生异议。对于“冷郎君”, 杨译是“A Cool Young Gentleman”。“cool”一词意思较多, 有“冷静的、镇定的、冷漠”之意, 也有“ (因时髦、漂亮且与众不同) 令人钦佩的”之意等。在《红楼梦》中, 柳湘莲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静、冷眼、冷面冷心, 虽然侠肝义胆, 却又不可亲近, 因而杨译比较准确。至于霍译“the Reluctant Playboy”则完全是意译, 目的是和花花公子柳湘莲打人之后不愿意远走他乡避祸相呼应。可见, 杨译的语义翻译更能传达原著的信息, 比较准确。

通过上述分析 , 可以看到两译本各有特色 , 两家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基本上是两个倾向:霍译为了取悦读者 , 让他们从轻松顺畅的阅读中得到享受, 以交际翻译的目的为主;而杨译为了使英美读者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因而尽量保留源语文化色彩 , 基本上以语义翻译为主。总的来说, 两个译本各有语言特色, 实属翻译佳作, 使读者受益匪浅, 同时他们的精彩翻译也为广大英语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典范, 对于传播中国文化,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译者必须根据原文、译文、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诸多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灵活运用, 才能译出高质量的作品来。

五、结语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在把汉语翻译成英语时, 汉语中的一些文化负载词汇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而当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时, 译文与原文就难以做到完全对应, 跨文化翻译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通过分析, 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及语义翻译理论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因此 , 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 , 应仔细揣摩词语在中西文化中的思想意识内涵 , 尽可能在移植文化时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实和等效, 让译文读者在理解这些词语负载的文化信息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和鉴赏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

摘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承载并反映文化, 两者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文化负载词汇是语言与文化的结晶。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历来是翻译界的难题, 由于中西文化巨大差异,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 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 , 在传递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方面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该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本文将以彼得·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及语义翻译理论为指导, 具体分析两译本并准确理解原文的思想主旨, 灵活、变通地采用翻译方法, 使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能够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并促进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交流。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篇5

关键词：关联理论 《黄帝内经》 文化负载词

【中图分类号】H315.9

一、引言

作为语用学翻译理论模式的关联理论受到翻译界的重视，成为语用学新的研究热点。国内一些英语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也已经将关联理论应用到翻译的实践中。本文拟运用关联理论来探讨《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二、关联理论及关联理论翻译观

关联理论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Sperber 和英国语言学家Wilson在其著作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中提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话语是一个明示一推理的动态阐释和认知过程而非静态的解码过程，是一种语内或语际的阐释活动，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交际行为。因此，关联理论既是一种认知理论，也是一种交际理论。而翻译既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因而两者有很好的兼容性。德国学者Gutt在其博士论文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中将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移植到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翻译实践并丰富了翻译理论。该理论视翻译为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一推理的动态认知过程，是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方的互動过程和两轮的交际活动。因此，好的文本或译文要向读者提供最佳的内在关联性。为了达到翻译的交际目的和效果，译者应充分考虑源语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呈现最佳关联性。把关联语境理论应用到《内经》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中，对研究中医翻译策略，推进中医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三、关联理论下《黄帝内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黄帝内经》中存在大量文化负载词，根据性质主要分为人名类文化负载词、中医名词术语类文化负载词、中医相关哲学概念类文化负载词等。

（一）人名类文化负载词

《黄帝内经》共八十一篇，分为《素问》和《灵枢》，每一篇都通过黄帝和其臣子岐

伯、雷公、少俞和鬼俞区等人对话的形式探讨医学医理。因此，在《内经》全文中多次出现人名，而且由于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名都有一定的典故和背景，其英译值得注意。如：

例1：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耳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Huangdi， or Yellow Emperor， was born intelligent. He was eloquent from childhood. He behaved righteously when he was young. In his youth， he was honest， sincere and wise. When growing up， he became the Emperor.

在本例中，译者使用音译加直译的方法处理“黄帝”译名。用直译的方法可以减少读者的理解困难，读者无需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就能很好地理解文章，译文更接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期待，更易为译文读者所接受。但译者又同时采用音译法，表明“黄帝”一词内涵丰富，远非“yellow emperor”可以表达。另外，译者在第一篇文后进行了注释，详尽地介绍了“黄帝”一词的由来和它的文化内涵，丰富了西方读者对这一词的认知。

（二）中医名词术语类文化负载词

《内经》中多处阐述医理，在中医核心理论当中有很多基本概念类文化负载词，如：肾气、天癸、五脏六腑、阳气、神等等。这些词源于独特的中医文化和中医理论体系，因此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对英语，在英译时多用音译加注或意译的方法。

例2：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苑于上，使人薄厥。

Rage disturbs Yangqi and drives Qi and blood to stagnate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eventually resulting in Bojue.

Endnotes：Bojue（薄厥）means syncope caused by disorder of Qi and blood due to rage.

“薄厥”是病名，是大怒气血上冲，脏腑经络之气阻绝不通而导致的昏厥症，大致相当于今天西医的“脑溢血”。不同于西医在微观层面对其症状进行定义，中医病名着重强调的是人在宏观上作为整体晕厥的现象，以及气血上逆的病因。如果使用西医的对应术语进行翻译，译语读者将无法了解这一中医术语特色。译文中采用音译加尾注的方法保留了源于文化内涵，丰富了读者对中医术语文化内涵的了解。

（三）中医相关哲学概念类文化负载词

在传统哲学影响下，《内经》所体现的中医基础理论包含了很多哲学词汇，如阴阳、五行、道等。与中医名词术语类文化负载词相似，这些词汇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语。译者多用音译加意译副名的方法保留此类词汇的文化内涵。

例3：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The sages in ancient times who knew the Dao （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 followed.[the rules of]Yin and Yang and adjusted Shushu （the ways to cultivate health）.They were moderate in eating and drinking，regular in working and resting，avoiding any overstrain.That is why they could maintain a desirable harmony between the Shen （mind or spirit）and the body， enjoying good health and a long life.

“道”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在《道德经》中最初指万物的本源，或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如“天之道”、“人之道"等，后又提出“道”就是“气"。在此处，“道”则指的是养生的道理。译者将其音译为Dao，向译入语读者表明这一词有丰富内涵，有助于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同时加以意译的“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为辅，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实现交际意图，与原文传达的语境假设最为关联。

四、结语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 分析了 《黄帝内经》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充分考虑了原文语境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以有利于西方读者认知的方式成功地将中医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译文多采用音译加注或音译加意译的策略，既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心理，同时又竭力传达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丰富内涵，拓宽读者对中医文化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Gutt， Ernest 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4-26

[2] 李照国.《黄帝内经 素问》[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3] 张璇 施蕴中.《黄帝内经》常用文化负载词英译[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0）.

论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语音译 篇6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音译法 注释法

一、音译文化负载词

1.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组和短语。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词可以了解到该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例如：压岁钱、粽子、气功等。

2.音译文化负载词。 音译法是文化翻译中常用的方法，在原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时，用音译法把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不仅保存了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吸收外来语，丰富译语语言文化。音译法使单词（尤其是拼音单词）的发音简短有力，贴近原语，更能突显原语特色。

笔者发现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多用音译法来翻译文化负载词，例如：呜呜祖拉（Vuvuzela），风水（Fengshui），关系（Guanxi）等。再以近来流行的热词“土豪”为例，在国内翻译界，这一词的翻译有：rich hillbilly， red necks， newly rich， provincial tycoon， rural rich. 这些翻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和歧义。而下两例是外国媒体对于这一词的翻译：“tuhao” - which loosely translated means “nouveau riche”（BBC）. Tuhao roughly translates as“crass rich，”（CNBC） 。可见，音译加简单注释的方法，在语言上简单明确，语义上便于理解。

二、文化负载词的音译方法

1.音译法。音译法是指直接用源语言的字母或音节来翻译，通常用于专有名词，地域名词和科技术语的翻译。大约在19世纪进入到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主要是对广东话的音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对普通话的英译。例如：点心 Dim Sum 炒面 Chowmein 太极 Taichi 胡同 Hutong。以上这些词都已被收入牛津词典，可见汉语拼音的音译词是可以被英语接受的。

音译词的突出作用在于它可以克服语言文化空缺所带来的表达障碍，沟通两种语言，传播异语文化，减少翻译中的信息流失，促進语言文化交流以增进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中音译词在特定场合特殊的语用功能：一是引人注目，二是标新立异。

2.音译加注释法。因文化负载词包含大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词汇，单纯音译并不能完整展现词语的文化含义，因此音译加解释或注释的方法比单纯音译更具有完整翻译的表达效果。

例如：Weibo： The Chinese Twitter .“hukou”system，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对于现代中国特色特殊名词，如经济生活、网络信息、旅游等方面的词汇可以采取类比的方法，以使英语读者更能理解原词并在本文化中找到相近项，加深理解，如：Renren network - Chinese Facebook， Tecent QQ （personal avatars similar to “Meego”in MSN）。

对于一些节庆、饮食、旅游方面词汇，若能够使用类比法进行加注，可使读者有更直观和形象的感受，如：Zhong Yuan Jie， known as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Jian Bing ， like crepes. San Xia （三峡）has a similar scenery of Norwegian Fjords

三、文化负载词的音译对译者的启示

1.音译词虽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实际使用中，中国译者趋于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采取意译释意或直译的方法，而外国译者则常用音译或音译加注法。这就需要我们：（1）提升文化自我意识。（2）增加对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以更好地进行同类文化因素比较，使注释更贴近英语读者的社会生活环境。

2.当翻译的词汇涉及到文化内涵时，译者是否选择保留文化内涵主要取决于翻译目的。如果语篇的目的是介绍源语的某个传统文化概念，那么文化负载词音译的可能性大；若语篇目的侧重于评论社会现象，即使有文化负载词，其文化意象有可能被忽略。同时，译者也需要注意翻译的题材和形式，若是新闻语篇，则可适当进行加注；若是对外宣传片或纪录片字幕，因有图像和声音的辅助，翻译则需简短准确。

3.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部分，译者要有传播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要意识到使用音译法翻译文化负载词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利于使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好奇心，向往与追求；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1]Hornby， A.S..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The Commercial Press，2009：186.

[2]包惠南.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4：136.

[3]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

《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篇7

近年来, 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中, 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指出“译者 (译品) 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 (胡庚申, 2003;胡庚申, 2004) 。这一观点角度新颖, 论述深刻, 引起了译界的热烈讨论, 得到我国很多学者的支持。那么, 何为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它提倡的翻译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 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 继而依次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 (胡庚申, 2006) 。其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变换, 也要关注文化内涵及交际目的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 (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 的选择转换, 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文 (胡庚申, 2006) 。

自20世纪70年代《围城》英译本出版以来, 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胡定邦1982年在《围城》的书评中对译本问题进行了归纳, 吕林琼运用功能语法和关联理论分析幽默和幽默的翻译, 王卫强对《围城》中前景化语言的翻译进行了研究, 之后他又评析了《围城》翻译中的文化诠释, 张文涛在《外语学刊》上发表文章, 从文体功能看《围城》并探讨语言变异在译文中的再现, 做出了一定的研究。目前, 很少有论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来系统探讨《围城》的翻译, 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应给予一定的重视。有鉴于此, 试图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角度, 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探讨《围城》英译化负载词的翻译, 以期从新的视角推动《围城》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

2 语言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对语言维 (即语言形式) 的适应性选择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胡庚申, 2004:134)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 幽默生动, 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精雕细琢, 读起来琅琅上口。译者在翻译时也格外注重这一点, 力求充分尊重原作的语言特色, 创造性的再现原语, 向他者文化读者展示了中国语言的特色。

例 (1) :汪处厚先出来, 满面春风, 问两人觉得客堂里冷不冷, 吩咐丫头去搬火盆。 (钱钟书, 1991:220)

译文:Smiling radiantly, Wang came out first and asked Hsin-mei and Hung-chien if they found it cold in the living room, then ordered the maid to bring the brazier. (Jeanne Kelly and MaoNathan K, 2003:228)

无论是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 “春”都含有“高兴、快乐”之意。汪处厚见到方、赵二人自然表现的十分高兴, 满面笑容。译者用“Smiling radiantly”十分贴切的表达了此意, 另外, 译文从总体上把握, 适当的调整句序和增加连接词, 使得篇章紧凑、严密, 符合英语语法和表达习惯, 在语言维上做出了适应性选择。

例 (2) :这两位小姐是谁, 天机还不可泄露。 (钱钟书, 1991:222)

译文:The identities of the two young womenare heaven′s secrets and not to be revealed. (Jeanne Kelly and Mao Nathan K, 2003:231)

此处, 译者采用了直译法, “天机”指神秘的天意或上天的机密, 和“heaven′s secrets”意义、效果十分接近, 因此其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较高。

3 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差异, 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 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 (胡庚申, 2006:51) 。译者在翻译《围城》时具有文化意识, 灵活运用翻译策略, 充分传达了原作中的文化信息。

例 (3) :这是七月下旬, 合中国旧历的三伏, 一年最热的时候。 (钱钟书, 1991:1)

译文:It was toward the end of July, equiva-lent to the“san-fu”period of the lunar calendarthe hottest days of the year. (Jeanne Kelly and Mao Nathan K, 2003:1)

“伏”是五行家对季节的另类安排, “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 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 每年出现在阳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其气候特点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在英语中没有与其对应的词语。为了适应译语文化, 使异域文化读者能很好的理解“三伏”, 同时保留原语的文化信息, 译者采用直译法, 而后进行注解, 使得文化信息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4 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除了关注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 更要关注译文中交际意图的传递。“任何信息如果不起交际作用, 都是毫无用处的” (谭载喜, 1999:ⅹⅷ) 。译者在翻译《围城》时力求再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 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例 (4) :“唐小姐,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 我父亲常说, 从前人不中进士, 随你官做得多大, 总抱着终身遗憾。” (钱钟书, 1991:75)

译文:“Miss T′ang, studying abroad today is like passing examinations under the old Manchu system.My father used to say that if a man failed the third-degree examination, no matter how high an official he became, he′d carry that regret arou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Jeanne Kelly andMao Nathan K, 2003:77)

“进士”是中国盛行科举制度时期的一个专有名词, 指中国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该词文化内涵及背景丰富, 解释起来未免显得啰嗦, 目标读者也难以理解, 交际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译者在处理此句时将其简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使异域文化读者易于理解, 因此也达到了交际目的。

例 (5) :“就是她丢了饭碗, 我决计尽我的力来维持老哥的地位。” (钱钟书, 1991:215)

译文:“Even if she does lose her job, I′ll certainly do all I can to support her as her elder brother.” (Jeanne Kelly and Mao Nathan K, 2003:224)

民以食为天, “饭”在汉语词汇里出现频率很高, 例如“饭桶”、“饭碗”、“饭票”等。此处“饭碗”不是指盛饭用的碗, 而是比喻生计、工作。尽管比喻生动形象, 西方读者还是不能和中国读者一样产生共鸣, 因此, 为了达到交际目的, 译为“job”尤为恰当。

5 结论

事实上,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 语言的、文化的、交际的因素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翻译不是两种语言表达形式的简单转换, 也不是语言表面意义的传递, 而是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 (刘艳芳, 2009:18) 。《围城》英译本自问世以来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与好评恰恰说明它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上做了适应性的选择。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探讨了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希望对《围城》的翻译研究提供些许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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