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
试述中国古代国家权力中枢组织的变化。
（1）三代时期，以王为核心的国家组织主要分为两个系统：政务官系统，神?官系统。
（2）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国君之下普遍设立总领全国军政事务的长官，或为相，或相、将并立，协助国君治国。
（3）秦汉时期，国家组织的主体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三公九卿”。
（4）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组织突出变化是三省制的初步形成，三省诸部制逐渐取代三公九卿制。
（5）隋唐时期国家组织的核心是”三省六部制”。
（6）宋元国家组织的核心由“二府制”变成一省制。
（7）明代国家组织的核心是内阁――六部制度与宦官制度。清朝国家组织的中枢是军机处、内阁。
明清地方政府与元朝地方政府相比有哪些主要变化？
（1）元代地方实行行省制，实行行省、路、府、州、县多级制，但各行省之下层级并不完全不统一。行省具有很大的权力，行省的权力集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2）明代地方政府的变化主要有：
一、地方行政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层级规范统一。省下有道，为监察区。
二、省一级权力分散，由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行政、监察和司法、军事行政。明中叶以后，地方设巡抚、总督，巡抚、总督的性质、职责当时还不确定，主要是监察地方官吏，但必要时也可以集中一省或数省的权力以处理地方事务，显示分散的权力又开始集中。但省级又形成三司、总督、巡抚的分权与牵制，并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
三、地方自主权比元代减小。
（3）清朝地方政府的变化主要有：
一、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道、府（州、厅）、县四级制。
二、省一级实行总督、巡抚二元化的领导体制，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成为督抚下属。
三、省级督抚的权力集中，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督、抚互相牵制、监督，又受中央的控制。
为什么说秦汉时期奠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基础？
（一）秦朝全面建立起了御史监察制度。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府，各郡设置监御史，隶属于御史府，简称郡监。在军队里设有军监。
（二）汉代在秦朝基础上，奠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基础。
（1）汉代建立了多元化的中央监察机构。分两个系统，三大组织机构：御史府（台），丞相司直，司隶校尉。
（2）监察机构独立性增强。西汉后期，御史中丞为台长，御史台实际上从行政系统分离出来。司隶校尉名义属司空，行使监察权却是独立的，与司空没有关系
（3）建立完整的地方监察制度。十三州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表明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基本形成。郡以下的监察由郡守负责，具体执行监察职能的官员是督邮。
（4）制订了监察法规。汉初有”察辞诏凡九条” ；汉武帝制定《刺史六条》。是汉代监察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5）形成监察组织之间的相互监察制度。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制。
从1928年10月到1948年5月，是国民政府所谓“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军机处
清朝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一个中枢机构。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直到清末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才最后被撤销。军机处的职能是“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主要有：负责下达谕旨的撰拟；参与官员”奏折”的处理；提供咨询，参议政事。军机处在清朝政治 1
生活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是绝对君主制的工具。，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
五院的构成……起初，五院之上设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五院制渊源于孙中山的“权能分治”和”五权分立”学说。从政治体制上讲，五院制有其一定合理性。
但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形成了军事独裁体制。”权能分治”和“五权分立”名存实亡。
从1948年5月到1949年，是国民政府所谓的”宪政”时期。五院之上设立总统和副总统。总统权力广大，可提名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各院院长人选，对行政院重要政策进行“核可”，实际上不受宪法的约束。故政体的实质依旧是个人独裁与专制。
试述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
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因而它除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第一，”三三制”原则。“三三制”主要是指：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的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权建设上的一个创造，这样配备政权机关人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具体表现，它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抗日战争，促进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第二，抗日民主政权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性，是指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之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处于平行地位，而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之上没有再高一级的革命政权机关。这时，国民党所掌握的中华民国政权，还是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而抗日民主政权，则是共产党领导的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政权。抗日民主政权是联合政府，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选举的共产党人和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由于各革命阶级、阶层、党派，参加到抗日战争的行列，因而在政权中亦有相应的地位，共产党必须与他们合作。这种合作是以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为前提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抗日民主政权方针路线的正确实施，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这个联合政府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形式。
古代国体经历了哪些演化阶段？
夏商：奴隶制国家阶段；
西周东周：封建领主制阶段；
秦汉――明清：地主封建制阶段：其中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发展阶段；隋唐宋元是成熟阶段；明清是最后阶段。
先秦贵族君主制的特点有哪些？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君主制度诞生以来，自夏代就形成了王位在王室家族内部世代传袭的制度，并且在不断的强化和神化君权、君主的过程中，使这种世袭君主制披上合法及越来越神秘的外衣。这与古代西欧有些国家君主由诸侯选举产生确实大不相同。
第二个特征，君权受到贵族，主要是宗法贵族的限制。这种限制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君权受到来自贵族长老的制约。第二个层面，是分封制对君权的分割。
隋唐时期国家组织模式在历史上有哪些重要影响？
（1）国家中枢机构分权制衡的原则、观念，对以后各代产生很大影响，分权的目的主要是加强皇权。
（2）国家组织机构多被后代继承。三省制在宋代有一段时间仍然实行；中书门下、枢密院（枢密使）被五代宋代继承；自隋开始的政事堂宰相议政制度延及宋代，六部是以后各朝国家主要行政职能部门。
中国古代郡县制与采邑制有何区别？
（1）郡守县令（或大夫、长）由诸侯国君直接任免。
（2）郡县长官不享有世袭的封邑，按职务领取俸禄，为中央尽守土之责。
（3）郡县长官虽有独立处理军、政、财事务的大权，但要接受中央统一指挥，接受中央的监督、考核。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唐朝历史可以安史之乱为界，此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内重外轻，之后演变为内轻外重。唐前期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州县政府长官及其僚属，都由中央直接任免。军事方面通过府兵制的实行，有效地控制了四方。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以使中央的各项政策能顺利地贯彻到地方。这使得唐朝前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表现为内重外轻的情况。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节度使又兼观察使，使藩镇成为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这些节度使，与地方上的豪强地主相互勾结，各自割据一方。他们既有兵权，又掌握其割据地区内的政权，在割据地区内，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兵将拥立，唐中央政府不得不予以承认。这些说明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内轻外重。
明清时期绝对君主制的特点是什么？
明清时期，中国专制君主制度发展到第三个时期，即绝对君主制时期。绝对君主制的基本特点是
（1）君主最大限度的总揽了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绝对君主制改变了有史以来君主通过相职管理国家的历史，君主不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成为国家行政首脑，直接处理行政事务。
（2）丞相制废除后出现的内阁、军机处，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参谋与助手，但从制度上看，其本身没有决策权，与汉唐宰相对一定范围内的政务拥有决策权不一样。
（3）绝对君主制虽然极大地加强了皇权，但也极大地暴露了君主制的弊端：自我调节的功能严重削弱。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隋朝创立、唐朝确立的科举制，在清末以前，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1）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垄断官员选拔制度的现象，为社会提供了相对平等的考试机会，以及进入国家官员队伍的可能性。
（2）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科举制的消极影响：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清时期考试答卷的形式规定必须用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程式化的考试形式与禁锢思想的考试内容，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淹没了人的个性，销蚀了人的创造力。它也浪费了大量人才，消磨了众多人的时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组织机关有何调整？
（1）建立集中党、政、军权的国防最高委员会。
（2）国民政府主席职权的变化及各部、院的调整。
（3）设立国民参政会。
国民政府的监察制度为什么不能遏止腐败？
（1）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监察院，在监察制度上做了一些些改革，形式上完善了国民政府的监察制度，但实际上形同虚设，监察组织却未能承担起监察的责任，惩治贪污和腐败。
（2）国民政府的监察制度不能遏止腐败，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的腐败，因为制度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一个腐败的群体与政府难以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纠正，监察制度并不能解决国民政府的腐败问题，问题的解决，与国体和政体的解决一样，最终只能由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来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政权发生了哪些变化？
解放区政权发生了变化，逐步完成了由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民主政府的转变。
（1）专政对象和政府任务的变化。
（2）参加政府的成分发生变化。
（3）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转化。
（4）针对管辖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管理体制。
名词解释参考答案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是代表工农革命人民的工农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成了领导全国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种尝试，为后来人民政权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2、领主封建制
国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发展形式。周人灭商以后，建立了领主封建制。领主制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通过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人身而占有劳动者的成果；农奴在社会生产以及阶级关系中的地位，高于奴隶，低于地主制下的农民。
3、政事堂
唐初三省议事的地方。唐初，为了协调三省的关系，三省长官或宰相在门下省议政，议政之所谓之政事堂，后迁至中书省。政事堂事实上成为唐代的中枢，即决策中心。开元间，改为中书门下，成为中枢决策机构，标志三省制解体。宋代亦有政事堂，为宰相执政议政之所。
4、宗法制度
商周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产生于商代，完善于西周。内容包含家族血缘关系的传续、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承继规则以及祭祀制度等。宗法制度维护了贵族的权力与利益。
5、军机处
清朝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一个中枢机构。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直到清末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才最后被撤销。军机处的职能是”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主要有：负责下达谕旨的撰拟；参与官员“奏折”的处理；提供咨询，参议政事。军机处是维护绝对君主制的工具。
6、行省制
元朝确立的地方行政制度。元朝的行省是仿照金朝的模式而建的，到元仁宗时，共设立了11个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明清时期，继续实行省制。行省制的建立，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7、世官制度
夏商周三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官爵世及”。国家的官爵由贵族充任，并在这些家族内部世代相袭。这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政治权利的国家制度的体现。
8、总理衙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的专门办理洋务、涉外事务的机构。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要任务是办理外交，同时经管海防、军务、关税及其他与“洋”有关的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晚清国家组织机构走向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9、皇族内阁
清末成立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1911年，清政府为应付”立宪”运动，正式成立了责任内阁，作为国家最高政府机关。但是，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9名，汉族4人，其中皇族7人，因此被讥讽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显示了清政府借"立宪”集权于皇室的目的。
10、城市军事管制军管会
解放战争时期在新解放的一些城市成立的管理机构。解放战争时期，在新解放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委任人员组成。负责镇压反革命活动，稳定、恢复社会秩序，帮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等。军管会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任务完成后，将一切权力移交当地人民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即宣布撤消。军管会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8年陕甘宁边区创立的保健药社和1939年创立的卫生合作社。直至1955年, 山东招远县还保留有158个类似的组织。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那时, 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山西高平县等地先后办起了集体医疗保健制度, 1956年河南正阳县王庄乡团结社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首先办起了合作医疗制度。此后, 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推广, 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队办合作医疗比重达到了10%, 1960年上升到32%, 1962年更是上升到了46%[1]。这段时期内, 我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集体经济开始在农村占统治地位。集体经济不论富裕程度如何, 每年的纯收入都要提取一定数量的公益金, 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用于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福利问题, 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医疗福利制度。
农业合作化带动了集体经济发展, 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削弱了农民自觉生产的动力, 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等现象随之出现, 并日渐普遍。结果是整个农村生产缺乏活力, 集体经济发展缓慢。随着农业合作化热度的减退, 合作医疗随之降温, 很多农村地区又取消了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覆盖率出现直线下滑的趋势。至1968年, 全国农业生产大队办合作医疗的比重下降到了20%。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随之下降, 对疾病的担忧也日趋严重。当时的党中央和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并一直在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多方考虑的结果, 仍然认为应当继续在农村地区推广合作医疗制度。于是, 1968年毛泽东主席批示推广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经验, 同年, 卫生部、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推动, 合作医疗制度再次普及, 全国农业生产大队办合作医疗的比例曾达到了90%。这一高覆盖率一直保持到1979年。
这段历史时期的合作医疗实行自愿互利、互助共济的原则, 形式则多种多样, 其共同特点[2]是: (1) 合作医疗机构的财产是集体财产; (2) 生产队 (村) 医务人员的劳动报酬由集体经济支付; (3) 治疗费用由个人与集体公益金共同负担, 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公益金负担多一些, 否则, 公益金负担就少一些。这段历史时期合作医疗的发展, 与党和国家的重视、集体经济的有力支持以及群众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促进农村居民的健康、初步解决其医疗问题起到了巨大历史作用, 曾被国际社会誉为发展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三大法宝”和“三大支柱”之一。
2 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的解体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医疗发展, 依赖于农业合作化带来的集体经济基础和文化大统研究革命带来的政治动力。一旦基础削弱, 动力消除, 自然容易衰落[3]。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医疗缺乏政府的保障性投入, 保障水平主要取决于集体经济的负担能力。经过10年文革, 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单位实际上已经是非常虚弱, 经济状况极差, 本来就没有很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各农业生产大队等集体经济单位却因为政治上的要求强行支撑着合作医疗, 解决农村居民的看病吃药问题, 最终导致部分地区的合作医疗只能包“一根银针, 一包草药”[4]。其结果不是显示合作医疗的优越性, 反而降低了合作医疗在农村居民心目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1982年之后, 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导致全国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的滑坡, 进一步削弱了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政治气候大幅转向, 合作医疗赖以发展的高层政治环境不复存在。同时, 在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上, 由于缺乏基层民主, 不能充分贯彻民主原则, 存在着少数人以权谋私、滥用挪用基金, 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却难以获得补偿的现象, 合作医疗赖以发展的基层政治环境也在恶化当中。
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变化, 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合作医疗制度的剧变。在1980-1983年间, 除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部分乡镇企业比较发达、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农村地区以外, 大部分农村地区合作医疗纷纷解体。1980年全国医药费减免村的比例还在68.8%, 1983年急剧下降到了11.0%。例如江苏省靖江县太和乡, 1969年全乡17个村兴办了合作医疗, 1983年起各村合作医疗相继解体, 全乡只有1个村坚持了下来[5]。当然, 合作医疗的迅速解体, 还与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水分有着直接关系。改革开放之前, 虽然号称90%以上的行政村都有合作医疗覆盖, 但这种覆盖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运动促成的, 有水分。一些公社和大队在文革期间没有经济实力, 也没有真正实行“合作医疗”, 只是应付, 挂了个虚名。一旦运动结束, 自然就恢复到本来面目。
值得关注的是, 在1980-1983年期间, 只有两个地方的合作医疗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继续保持着接近100%的覆盖率, 并在随后的30年间保持着较高的覆盖水平, 那就是上海和西藏, 一个是全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另一个是全国最穷的地区之一。两个经济状况相差如此悬殊的地方, 在合作医疗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确实值得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原因可能很多, 但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有政府财政或集体经济的支持。只不过上海依靠乡镇财政和村集体经济, 西藏则更多地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我国的民族政策。
3 改革开放之后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初合作医疗解体之后, 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失去医疗保障, 进入自费医疗状态, “小病不医拖成大病”、“因病致贫” 等种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当时农村经济改革和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富有成效, 经济和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 但这些成果没有最大程度惠及到广大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依然抱怨看不起病, 担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这促使有关学者、和官员思考这样一个命题, 究竟应该对农村居民提供怎样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上世纪整个80、90年代, 基本是一个旋律, 在农村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1985年,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杜乐勋教授即撰文指出[2], 传统的合作医疗, 实质是一种集体医疗福利, 首先不是对风险提供保障, 而是对非风险提供福利, 比如说, 医生的劳务费, 每诊次一角钱, 一根银针、一包草药、少许土霉素、几针青霉素、处方费、打针、小手术, 这些劳务与商品, 每次耗费几元钱, 对于病人来说, 还不致于构成威胁。这类常见病、多发病对于每个农民家庭来说, 并不是无法预测的, 一个家庭只要有孩子、妇女、老人, 总要看病吃药。如果集体经济力量雄厚, 能够提供上述福利, 自然很好。但这不是农村居民家庭迫切需要的。他认为, 危急重病和住院医疗服务才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覆盖范围, 首先由病人负担, 在负担有困难时, 再由集体医疗保险予以保障。
1986年12月11日, 《文汇报》刊登文章《农民的愿望参加医疗保险》, 文中提到, “合作医疗制度曾起过积极作用, 但它以村为单位, 集资能力不强, 农村居民还感到不太保险” 。1987年3月4日, 《中国卫生信息报》刊登“天堑”文章《农村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可行性的探讨》, 提出, “有些合作医疗也可以根据情况, 不断增加一些保险成分, 既要提倡互助互利, 又要使个人得益与经济挂钩, 享受减免的程度有所区别, 逐步向医疗保险过渡。”
然而, 在农村地区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有着先天不足, 主要是缺乏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所需的财力和可依托的组织机构。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在城市地区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一个原因是城镇职工收入相对较高, 所在单位承担了75%左右的医疗保险费, 个人只需负担25%, 从而减少了城镇职工参保的费用担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收缴保费时的管理对象是单位或组织, 而不是单个的职工, 从而减少了缴费难度。约束一个组织或单位, 比约束一个职工要容易得多。在农村地区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医疗保险费的额度, 以及医疗保险费上参保农村居民要承担多大的比例。医疗保险费低, 则保障水平低, 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低。医疗保险费高, 或者是参保农村居民保费承担比例高, 势必让农村居民直接感受到费用压力, 参保积极性也不会高, 降低农村居民参保率。解决的办法要么是集体经济扶持, 要么是乡镇企业支持, 要么是地方政府财政补助。但是三种办法都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 无论是集体经济, 还是乡镇企业或地方政府财政, 情况都不容乐观, 很难指望三方能够出资资助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地区的广袤、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和农村居民管理上的散漫带来的过高的管理成本, 主要表现在收缴管理费的成本高, 实施费用补偿的成本高。在经济上, 农村居民是典型的个体户, 这就使得收缴保费时必须专人挨家挨户上门。农村居民散居在乡间, 80年代和90年代, 互联网技术还不普及, 难以实现在医院就医时就完成费用结算和补偿, 只能采取设立费用补偿点的方式。如果将费用补偿点设在村, 则每村至少配办公室和专人, 成本自然很高;如果设在乡镇或县城, 则农村居民报销上会感觉不方便, 而且报销成本 (交通费) 也相对较高。
鉴于上述原因, 在1983-2003年期间, 我国合作医疗制度面临的情况是:各个地区都认为合作医疗非常重要, 是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愿意发展合作医疗制度, 并试图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 但往往是春办秋黄, 起起落落。农村居民出钱看着合作医疗办起来, 但等到自己生病需要报销时却被告知合作医疗没有了, 此类事例, 使农村居民更加担心参加合作医疗光出钱不获益, 加入意愿越发低下。合作医疗成了叫好不叫座的制度安排。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
合作医疗起起落落的状况, 直到进入21世纪, 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指导思想之后, 才有所改观。主要背景如下。
其一, 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经验来看,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阶段性, 最初只覆盖城市的雇员和公务员, 随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人口条件成熟后, 才逐步扩展到农村地区。1998年, 我国正式启动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市就业职工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在此前提下, 农村居民和城市非就业居民的医疗保障开始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其二, 农村合作医疗虽然起起落落, 但在起落之间, 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教训, 尤其是上海、苏南等地区长期坚持的合作医疗制度, 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鲜明的榜样, 并且促使政府高层认识到:合作医疗要持续发展, 一是要政府财政的支持, 增强合作医疗对费用的补偿能力, 提升农村居民参合信心;二是要扩大筹资范围, 从乡村扩大到县市, 增强合作医疗的抗风险能力。
其三, 快速发展的经济悄然奠定了建立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对医疗保险费用的承担能力, 也提高了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对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与实施的支持能力, 从而能够部分解决医疗保险费用筹资来源问题。同时由于农民医疗负担能力提高, 在合理确定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的条件下, 发达地区农民群众也能够承担得起相应的费用。
基于以上背景, 2003年1月10日, 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 标志着我国开始启动了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农合) 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 农村居民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主要特点是: (1) 县统筹——新农合一般采取以县 (市) 为单位进行统筹; (2) 多部门协调——县级人民政府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参合农民代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 负责有关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 下设经办机构, 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3) 财政投入——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中央财政每年对中西部地区按参合人群数量安排补助资金, 部分地区,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投入新农合; (4) 保大病——主要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 部分地区, 主要是中西部地区, 实行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与小额医疗费用补助结合的办法。
新农合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入高速公路通道。2005年, 有1.8亿人参加新农合, 2006年上升到4.1亿人, 2007年上升到8.5亿人, 参合率达到86.2%。
5 新农合制度的展望和思考
国际劳工组织提出, “没有社会的安定, 就没有社会的发展, 而没有社会的保障, 就没有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安定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 城乡差别将逐步消除, 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将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障的发展趋势。基本思路在各方热烈的讨论之中已经有所明确[6]。
在满怀期望和憧憬的同时, 也要以史为鉴, 妥善处理合作医疗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或者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回顾合作医疗制度起伏兴衰, 究其根本原因, 一是政府态度, 二是经济基础。政府积极主动, 则合作医疗兴, 政府逃避责任, 则合作医疗衰;集体经济支持, 则合作医疗兴, 集体经济瓦解, 则合作医疗衰。目前我国已经迎来了“合作医疗”的第二次高峰。站在高峰之上, 如何不重蹈覆辙, 避免“历史轮回”, 让广大农村居民再次失望, 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答案的关键, 首先是政府的信心、决心和恒心, 以及配套的制度安排和立法安排。合作医疗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 在惠及全体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 政府的责任不可或缺[7]。明确政府责任的最佳方法, 是立法。其次是要协调好经济波动性和福利刚性之间的矛盾。目前新农合的补偿水平较低, 住院费用只有大约30%能够得到补偿[8], 不足以化解人民群众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担忧, 社会由此普遍呼吁马上加大投入、提高筹资、增加补偿。这一愿望是良好的, 但不见得是适宜的。综观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历史, 大体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给予过多的福利, 然后在经济平稳和衰退阶段不得不咽下高福利高负担的苦果。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都如此。经过30年经济高速增长, 我国政府财政目前确实有实力赋予合作医疗制度高福利特性, 但这一特性的维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未来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 则谁也不敢断言。有鉴于此, 目前不宜过快整体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 应当遵循渐进、因地制宜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避免搞运动式发展。中国应当准备好用一个较长的时期, 可以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巩固和加强合作医疗制度。这不是忽视农村居民的福祉, 而是出于长远维护农村居民福祉的考虑, 是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建议。
参考文献
[1]朱敖荣.中国卫生管理学[M].吉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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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禄生.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J].中国卫生经济, 1996, 15 (8) :14-15.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吏治的高度重视，所谓“治国必先治官，治国之本在于治官”。法家人物尤其重视吏治，韩非子甚至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这是因为：吏治不正、腐败盛行，首先破坏的是人民对政权的信任与尊敬，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形象、权威与执行力，更严重的是毁损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人治”文化传统浓厚、道德评价为先的古代中国来说，本应作为道德楷模、行为表率的官員如果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愤激与无序，使政权与人民离心，使怀疑与不信任情绪蔓延，进而造成社会运行的混乱、道德的滑坡、诚信的缺失和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削弱。
古代监察制度诚然为澄清吏治、抑制专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未能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在王朝末年，政治腐朽、吏治腐败的一大标志是监察机构不但陷于瘫痪，而且同流合污，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王朝承平之时，监察机构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权臣，如桓温、蔡京、秦桧、严嵩等，在他们最炙手可热之时，也曾受到弹劾。至于皇亲国戚、宰辅重臣被弹劾者，更是不足为奇。
大致说来，古代监察制度至少有这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位尊、秩低、权重。“秩卑命尊、官小权重、小大相制、内外相维”（顾炎武语）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御史台、都察院历来是中央机构的重要组成，监察官地位尊崇，如秦汉时御史大夫兼副丞相，与丞相、太尉并称“三公”；东汉时御史中丞在朝会时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专席而坐，人称“三独坐”；唐朝宰相入宫廷商议大计，须有谏官随同与闻。与此同时，监察官大都品秩不高，不及行政机关。如唐朝御史大夫从三品，且时有缺置，实际长官为正五品的副长官御史中丞，其余人员只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初更曾将都察院降为七品衙门，负责稽察六部日常工作的六科给事中最高不过七品，最低只有九品；代皇帝出巡的巡按御史仅为
七品。
尽管官阶不高，但监察官的权限极大。自晋代以后，监察官“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查，天下利病无不言”。如汉朝刺史仅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官。唐朝监察御史仅为八品，低于一般县令，但“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解释：“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
二是严格选任。监察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比一般官员更加严格，标准更高，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除了一般要求如清谨介直、刚正不阿外，另有一些硬性规定，如明朝规定，除经由庶吉士（从进士中再考取优异者入翰林院观政学习）产生外，其他人员担任御史须试职一年，经考核合格后方得以实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要求监察官拥有地方从政经历。如唐朝规定，御史须有地方官经历。宋朝规定，监察御史须经两任县令。郡县治，则天下治。丰富的阅历与基层的历练，近距离地与人民接触，使地方官更知晓人民疾苦，更明白何为人民所想、所需，更谙熟行政业务、政教得失以及官场弊端。
第一章 前封建时代和封建时代
重点：
第二节 封建时代的过渡——夏
夏的国家形态、王权、服内、服外、宗教与意识形态等政治制度。
第三节封建时代的确立——商
王族宗法制的确立、分封、官制、兵制、礼仪与宗教等政治制度。
第四节封建制的盛世——西周宗法制度的内容、分封、朝觐盟会制度、官制、意识形态、礼仪与教育。
第二章 “官僚”帝国的时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
重点：
第一节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崩溃、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内容、战争形势的改变与军制的变化、政治文法的变迁。
第二节法家帝国——秦
皇帝制度的确立、铲平贵族政治，实现社会等级流动化、郡县制的建立、“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
第二节 王霸之道——两汉
郡县制的完善与最终确立、皇帝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官僚体系的建立、礼仪司法制度、汉代的乡里结构、汉代的选举制度、意识形态与学校制度、监察制度官员任用与考核制度、兵制、政治运作的机制与过程。
第三章 贵族与皇权---三国、魏晋南北朝
重点：
第二节 九品中正制和“户调式”与门阀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概念及特点、门阀政治的概念。
第四节 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与职能分工的初现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自的来源及主要职能。
第四章 考试帝国---隋唐
重点：
第一节 隋朝的创制
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制。
第二节 三省六部和集体宰相体制
三省六部的产生和集体宰相体制的特点。
第三节 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的科目、考试过程、隐形制度安排、科举与学校、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九节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五章 军阀政体---五代十国
重点：
第二节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
第六章 精致繁复的网状王国---两宋
第一节 繁复的中央行政机构
宋朝繁复的中央行政机构的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的地方官制
路、府、州、军、监、县、镇、寨的运作安排及特点。
第三节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的内容及特点。
第五节 宋朝的兵制
军队的分类和布局、禁军的指挥系统、南宋兵制的变化。
第七章 草原帝国---金、元
重点：
猛安谋克制度
投下分封建度
第八章 绝对王权---明、清（1860年之前）
第一节政治中枢的变迁
内阁的由来和演变、明代的宦官专权
第二节 明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废除宰相后中央行政机构的变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 明代的地方行政体系
省级、府、州、县架构及变化。
第四节 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明代科举制度安排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 明朝的兵制
明代地方军制及其变迁、明朝的中央军制、军事指挥体系、明朝军制的检讨。
第六节明朝皇室的特务机构
第七节 明朝的监察制度
第八节 明朝独特的宗藩制度
第九节 清代的中枢决策及其机构
清朝决策机构的变迁、军机处的性质和作用、翰林院在中枢中的特殊位置。
第十节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
第十一节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六部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
第十二清朝的八旗绿营兵制
八旗兵制、绿营兵制。
第九章 转型的阵痛---晚清
重庆电大远程教育导学中心文法导学部庞国栋
三、名词解释
解题思路提示：这类题首先需要弄清该名词所在章节，了解该章节相关知识。解释名词应该准确、完整、简明、扼要，因此必须认真学习教材有关内容，有的在教材上并不是现成的一段话，需要归纳、概括——这也可提升抽象归纳能力。以下对有关名词作简要提示。
1.嫡子继承制
解题思路提示：嫡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王权制度一大特色，请看教材第二章“王权和皇权制度”中的6.所谓外戚政治，就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利用掖廷之亲，以皇后父亲或舅父的名义，在朝廷总揽枢机之政，居兵戎之重，父兄亲族并居显要。其极端的形式便是所谓“外戚专权”。
四、简答题
1.晚清政治变革给人们留下哪些启示？
解题思路提示：这道简答题是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带有一定综合性，教材概括扼要、清晰，要注意把握问题的要点，并注意逻辑性，回答要完整，根据要点加以阐述就可以了，请参看教材32-34页。
第一，官方的政治制度变革是在世界形式的推动下进行的，原本就是带有被动的性质。
第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中央政府集中权力，以便于有效统筹规划，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具体干预，需要有强大的财政支持。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在传统政治体制弊端日益显露的情况下，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必然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支持。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进行近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新与旧的矛盾不可避免，能否处理好新与旧的矛盾是改革的关键。清政府没有把握好机遇和妥善解决矛盾，也就决定它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2．皇帝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解题思路提示：这道简答题是第二章第三节的知识，具体内容在新教材79-81页，教材有较多阐述，但只需要回答要点即可。
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借助神的威灵，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权力。
第三，全体官僚都是皇帝的臣仆，庞大的国家机构都是君主的办事的机构。
五、论述题
请叙述中央政务体制的发展概况，并结合现实谈谈对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何借鉴?
解题思路提示：此题是教材第五章的内容，此题一共有两问，一是“中央政务体制的发展概况”； 二是“结合现实谈谈对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在回答时可以将两者分开，即先回答“整个历史发展的概况”，可以扼要回答要点；在回答“对今天的借鉴”时，可在回答完每一阶段的“概况”之后紧接着回答“借鉴”，当然也可以分开回答，回答后一问需要关心时事，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知识回答。总之，这两问不能只回答其中一问，一定要回答清楚。
第一，早期国家中央行政体制的初建；
第二，两寮六大到文武分职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
第三，三公九卿与中朝官尚书行政管理制；
第四，公省监台卿卫行政管理体制；
第五，从《周礼》为本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六，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七，诸使差遣负责制的行政管理结构；
第八，“因俗而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九，以一省制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十，以六部为主体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十一，晚清的中央政务管理体制。
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谈借鉴。（自由发挥）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以下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有关论述，供参考。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一，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政策体系；同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
第二，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三，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第四，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结构，在政府和部门间合理配置政府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
第五，健全行政运行机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定各类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权限，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健全行政决策责任制度，优化行政决策信息系统，健全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重大决策事项的听证和公示制度、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第六，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推行行政问责制。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责任范围，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完善行政问责程序，规范行政问责行为。
第七，提高政府效能，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优化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运作方式和工作流程，全面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政府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八，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相配套，科学确定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中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明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与工作重点，以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
1、下列哪个是中国第一个一姓王朝。（夏）
2、下列哪种学说适应了战国时代的要求，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法家）
3、隋唐时期，官阶分为（九品）。
4、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最核心的权力集团是（牙兵）
5、蒙古帝国的大汗，必须经过蒙古王公贵族（忽里台）大会的推举，才具有合法性。
6、入关之前，满人政权的继承采取的是（贵族推举制）。
7、中国的现代海军，是（洋务远动）的产物。
8、夏的最高统治者多被称为（后）。
9、（秦）是帝国体制的首创者。
10、唐朝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府兵到京师和边境服役，又叫（上番）。
11、宋朝元丰改制前，三司权力很大，有时甚至超过宰相，所以又被人称为（计相）。
12、下列哪个王朝废除了宰相体制？（明）
13、下列哪个部门属于清朝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
14、清末湘淮军之所以能兴起，最终打败太平军，在于它们的制度优势，其编制人称（勇营制度）。
二
1、商朝的官员分为两类，分别是（辅弼重臣）和（政务和事务管理体系官员）。
2、汉代的官吏大体上可分为（外朝官）和（内朝官）两个系统。
3、隋唐时期的御史台下设机构分别为（殿院察院台院）。
4、唐朝一般通过设置（县）和（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控制。
5、宋朝的基层政府有哪些？（县镇寨）。
6、从经济形态上讲，元朝投下主的“王国”属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复合体。
7、清朝洋务运动的三部曲包括（军事现代化军火工业现代化工商业现代化）。
8、商朝的礼仪制度分为（日常礼仪）和（朝堂礼仪）。
9、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两大部分。
10、唐朝的地方政府机构由（道州与府县）组成。
11、隋唐时期的司法原则大体上有以下哪些？（五刑、十恶、八议）
12、下列哪几项是元朝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大禧宗禋院）。
13、中国历史上真正实施帝王专制的是（明、清）。
三
1、政治制度：指统治阶级（统治集团）通过对政权的控制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2、分封制：分封制是奴隶社会在宗法制基础上建立的主要政治制度，它通过层层分封的组织形式，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贵族政治网络。
3、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官制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机构，始设于雍正年间，当时正值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因内阁距皇宫较远，加上为保密考虑，为处理军机要务，始于雍正七年（1729）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处），成为辅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清代实际最高权力机构。
4、中国政治制度史：是研究中国历代国家政权性质、政体构成形式，以及有关国家各种典章制度，具有综合性质的专门史和政治学的基础学科。
5、翰林学士：官名。唐玄宗时舍学士院，挑选用文才的朝臣任翰林学士，德宗时，翰林学士得以随侍皇帝左右，充任顾问，起草机密诏书，权力日重，有“内相”之称。
6、三司推事：唐朝时，特别重大的案件，须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被称为“三司推事”
四
1、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具体领域是什么？
答：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代国体和政体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和规律。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管理体制，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运行机制。
2、秦朝时期三公的涵义及职能。
答：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由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寺构成中央的中枢核心机构。丞相（也称相国）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军政，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兼掌监察百官。
3、简答汉朝监察体系的主要功能。
答案要点：一是维护王朝秩序的稳定运转。
二是保证官僚体系对王朝的效忠。
三是作为王朝权力结构的制衡因素。
4、唐代宰相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第一，群相制。宰相是集体的而非个人。
第二，有共同的办公地点和集体议事会议称为“政事堂”。第三，既有分工，又集体议政。决策、审议、执行三大系统有机结合，办事效率高，政策性失误相对较少，有利于唐代政局之相对稳定。
第四，科举进士逐渐成为宰相来源的主体。唐代大兴科举，科举宰相
日益增多并逐步成为中枢系统的主体。
第五，使相制。唐代后期，有一种特殊的宰相称为“使相”，多指节度
使兼宰相。这种使相实为优崇性职务，并不过问宰相政事，因此并非
实际上的宰相，至于以宰相衔兼地方节度使、盐铁使等的也可称为“
使相”。但这种宰相兼任外官的使相，回朝后一般还继续行使宰相权
力，这与以外官兼宰相的“使相”有所不同。
五
1、结合两汉、宋、明、清各朝代削弱相权的事实谈谈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答案要点：汉初丞相（吕后以前多称相国）位高权重，“掌丞天子，助理万机”，随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深，汉武帝时，丞相的权力开始削弱。武帝以后，丞相与皇帝殿廷相争乃至拒绝执行帝命的事是很难再见了。不仅如此，汉武帝时，丞相时有贬官杀头之虞，位居相职，竟被视为祸事。汉武帝为限制相权，还重用“中朝官”，使丞相的实际权力也开始被剥夺。东汉时期，相权进一步削弱，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但实际权力都转移到尚书台手中。宋代是皇权高度凝固，相权空前萎缩的的时期。参知政事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行政权；枢密院和枢密使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军政权；三司使司和三司使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财政权；审官院和三班院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人事权；审刑院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司法权。辽代中枢机构形式上也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大系统，而且北面官又分北、南二大分支系统。金代海陵王完颜亮时又废三省制，正式确立尚书一省为中央最高行政中枢机构。到了元代，中枢机构又发生一大变化，元朝正式废除三省制而实行一省制，以中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最后废除。朱元璋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相权与皇权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相权不断削弱并直至废止，皇权不断加强而至极度集中。
2、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1）君主制政体一以贯之,历时久远；
（2）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和完备的文官制度；
（3）政治体制深受宗法观念的影响与制约；
（4）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联系密切；
（5）政体的严整与思想的控制严密互为表里；
（6）礼制的法律化及以礼治国的伦理型政治；
（7）君主制政体始终与农耕文明相联系；
然而，伏尔泰自己从未到过中国，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大多是来自传教士。因此，他难免会产生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误读。本文试从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制度误读的原因，误读的体现和产生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制度误读的原因
十六、十七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让本国人了解并支持自己的传教工作，撰写了很多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并翻译许多中国经典。而伏尔泰从小就在耶稣会士创办的路易大帝学校读书，虽然伏尔泰自己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其就读的学校与来华耶稣会士有较密切的联系，难免会受到这些耶稣会士的影响，这些著作也成为伏尔泰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伏尔泰开始对中国各方面产生兴趣，“他自认为阅读过所有讲述该国的作者们的著作”。 (1) 其中，对伏尔泰影响较大，并被伏尔泰多次引用耶稣会士的著作主要有：金尼阁、祈歇尔李明诸神父的作品;杜赫德神父的4卷本巨作;《耶稣会士书简集》;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的《论著》;殷铎泽神父主持翻译的《论语》，等等。 (2)
然而，一方面，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述，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难免会掺杂着许多主观色彩，甚至故意曲解、带有严重倾向性的诠释和删节，等等。因此，伏尔泰从这些耶稣会士笔下得知的中国写照，很难是客观真实的，对汉字只字不识的伏尔泰，难免会对中国的政治及其文化产生一些误读。
另一方面，从伏尔泰本人出发，他反对天主教和君主专制，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生活，主张建立开明君主制。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在他看来，正是他思想主张的真实写照。传教士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宽厚仁达、严于律己、勤政爱民，这正好符合伏尔泰心目中开明君主的形象。又如门多萨在发表的出使中国记中，用了整整一章文字来阐述中国科举制和任命官吏的方法，他将中国奉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得法的国家之一。 (3) 可见，李明等传教士为伏尔泰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开明君主的材料。为了借助中国这一实例来宣扬他的开明君主制，伏尔泰拒绝翻阅与他的中国观背道而驰的资料。他称赞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4) 因此，由于伏尔泰本人对中国崇拜，以及为了宣扬其开明君主制的思想，伏尔泰又有意误读了中国一些现象。
因此，在耶稣会士著作的影响下，伏尔泰建立了他自己的东方帝国形象———有着开明君主、理想的道德伦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为了借助中国来宣扬其开明君主制，“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伏尔泰片面接受中国的相关知识，又有意去误读。正是这些有意的、无意的因素，造成了伏尔泰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误读。
二、伏尔泰的中国政治观及对中国政治制度误读的体现
上文提到，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实行开明君主制，而耶稣会士描绘的中国皇帝的形象正好符合伏尔泰心目中的开明君主形象。因此，伏尔泰从中国皇帝、中国法律、中国政府、中国科举等方面大赞中国的政治。
在伏尔泰眼中的中国皇帝如同李明所描绘的一样，是温文儒雅、宽厚宏大、勤政爱民、英明睿智的。伏尔泰认为中国的皇帝本人就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皇帝在完善的伦理道德指导下处理国家事务，必定能给国家的人民带来幸福。伏尔泰在其著作中高度赞扬了皇帝的仁慈厚爱，宗教宽容。对于康熙皇帝的称赞自不用说，到雍正时期，清政府下令取缔基督教，但伏尔泰不但没有批评雍正皇帝，反而为其辩护，夸赞雍正对传教士的宽厚与保护。
除了高度赞扬皇帝个人品行及治国之道外，伏尔泰还对中国行政体制大加赞颂。他称赞中国政府分工明确，职权分明，各官员间相互牵制，防止独权的发生。在伏尔泰眼中，中国政府是公正廉明的，不存在所谓的独裁。通过科举官吏选拔制的制度，伏尔泰评价同样相当高。他认为中国官吏的选拔与个人的出身无关，只要有才华，就能通过考试的方式加入到统治阶级的队伍当中，并不像法国那样个人出身就决定了将来的地位。“在东方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用世袭的称号、豁免权和只靠出生门第而得来的任何权力把市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制度”。 (5)
同时，伏尔泰认为中国法律也是十分合理的，皇帝在它的约束下，没有了专断，并且法律还起到保护人民群众的作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断。”伏尔泰眼中的中国法律既严格又充满仁爱，除治罪之外还有褒奖善行的作用，“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 (6)
可以看出，伏尔泰对中国政治是极其推崇的。不可否认，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个比较廉政开明、节俭的帝皇，雍正也发扬了先父的治政美德，廉明执政。然而，当伏尔泰夸赞中国皇帝如父亲一样照顾自己的儿女时，却忽略了他们残暴的一面。为了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从康熙到乾隆期间，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试图禁锢子民思想，此举摧残了不少人才。虽说皇帝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开垦荒田，但实质上，农民还是背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仅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 (7) 可见民生维艰。皇帝运用这种父权观念的“三纲五常”来钳制自己的臣民，从而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进行辩护，这也成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而伏尔泰却一意认为中国政府职权分明，互相牵制，没有独裁，殊不知中国政治制度实质就是建立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等级制度之上，雍正时设立的军机处成为专制皇权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科举制度，伏尔泰的极力推崇同样是比较片面的。作为与伏尔泰几乎同时期的中国人，郑板桥对中国科举制进行过更客观的分析：“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挨人笑骂……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 (8) 事实上，并从郑板桥的描述可知，中国科举制度及官吏选拔制，并非如伏尔泰描述得那样完美。此外，当赞颂中国法律的合理性时，伏尔泰没有看到中国法律实质也是在为中央集权服务。同时，中国古代刑罚是十分苛刻的，车裂、凌迟、剥皮、宫刑、活埋等刑罚方式相当惨无人道。伏尔泰没能看清中国封建政治的实质，从而导致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种种误读。
三、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制度误读产生的影响
伏尔泰有意或无意对中国政治产生了误读。那么，这些中国政治观又对伏尔泰本人及西方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十八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却又孕育着希望的社会。一方面，路易十五的专断统治使得政治更加腐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思想家也开始思考法国未来去向的问题。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企图从中国吸取实际或者臆想的政治文化观点，为其所用。因此，伏尔泰借助中国这一实例，作为其社会改革的依据，从而实现纠正法国专制制度的目的。虽然伏尔泰对中国政治既有客观因素造成的误读，又有他主观需要的误读，但这些确实为伏尔泰宣扬其政治思想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正因为有了中国这一实例，比伏尔泰从理论上鼓吹开明君主制，会使人们有更直观的了解。“从此，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便能逐渐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的一个理想模型”。 (9)
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观点，不仅为他革新法国弊政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而且对中国文化在法国、欧洲的传播，加深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还促进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
总而言之，伏尔泰对中国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耶稣会士的著作，而伏尔泰本人又为了宣扬其开明君主制的政治思想，故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误读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皇帝、中国政府机构、中国法律和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些片面观点。但这些误读却为伏尔泰在法国宣传开明君主制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且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西方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摘要：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 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 伏尔泰认识了中国。在耶稣会士带有主观性色彩著作和伏尔泰本人为了宣扬开明君主制的政治主张影响下, 伏尔泰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有意的或无意的误读。在误读中形成的中国观, 为伏尔泰宣扬开明君主制提供了现实依据, 并促进中国文化在法国、乃至在欧洲的传播, 增加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伏尔泰,中国政治制度,误读
参考文献
[1][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商务印书馆, 2009.
[2][法]伏尔泰著.梁守锵, 沈怀洁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 2009.
[3][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 2009.
[4][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 2004.
[5][法]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 2000.
[6]张国刚, 吴丽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8]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9]刘绍学.重读伏尔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10]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知识归纳】
所谓“早期”,是指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前的夏、商、西周政治时期,即先秦时期。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是指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
1. 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的政治制度体系。
2. 形成了开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特点。夏朝开创了我国早期的一些典型的政治制度,如: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夏商早期的政治制度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并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3.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相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分封制在血缘关系方面的体现就是宗法制。这两种制度对中国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分封制巩固了周朝的统治,扩大了疆域;宗法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便利了其势力的增长。随着诸侯与周王、卿大夫与诸侯等力量对比的变化,旧的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持,分封制和宗法制必然受到破坏。
4. 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相结合。当时的统治关系是由宗法关系来决定的,贵族宗法统治的宗统和贵族政治统治的君统是合一的。周族统治者利用氏族宗法关系组织扩大成国家统治机构,实行逐级的宗法分封,形成了贵族的等级制和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制。周礼是西周时期制定的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各级贵族的生活准则。它是为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而制定的,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齐之以礼”即是指周礼。
【要点提示】
要正确判断夏商政治制度的特点,首先要明确夏商时期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即王位世袭制及其主要特点,以及夏商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不能与其他时期政治制度的内容相混淆。
【典题例析】
【例1】下列对夏商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
B. 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C. 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制度
D.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
【参考答案】 C
【解析】A项“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即是指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这符合夏商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B项夏商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符合史实;C项层层分封的制度即分封制是在西周时实行的;D项是夏朝时确立的王位世袭制的主要特点。因此,C项是不正确的。
【例2】西周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主要目的是()
A. 防止财产大量流失
B. 巩固父系家长的宗族地位
C. 保证王权平稳过渡
D. 避免政治上出现分裂局面
【参考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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