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最根本的原因

推广普通话最根本的原因（精选3篇）

推广普通话最根本的原因篇1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民族共同语的普及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对普通话的客观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商品流通和建立统一的市场。人们开始自觉地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拥有统一、规范的语言，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民族凝聚力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也是公民具有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法制意识、文明意识、现代意识的具体体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推广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我国跨世纪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实施素质教育，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培养创新人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素质，是知识、能力和良心修养的综合反映。语言文字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因而是素质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曾指出“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特别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更是掌握计算机语言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段、任何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流畅的普通话，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这个最有用的本领，在求学、求职和事业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推广普通话是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语言文明是人的素质最直接的体现。努力提高人们的语言道德意识，进行语言行为的道德规范，加强语言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工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除了思想和专业方面的要求外，还应当使他们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语言文字的修养。使用纯洁健康的语言文字是个人修养很重要的一部分。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社会工具，记录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已有成果，传递着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科学技术越发达，语言文字的应用就越广泛，与社会的关系就越密切。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应用研究水平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先决条件。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技术处理的发展和应用。

推广普通话是各行各业自身建设的内在需求。对广电系统来说，使用标准、规范的语言文字，不仅关系到广播、电影、电视的实际效果，而且对全社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具有重大影响。对教育系统来说，“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师范院校和职业中学学生的职业基本功”。对于党政机关来说，以普通话作为工作用语是执法行为，它体现了机关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有利于提高干部素质和加强机关文明建设。对于企业和交通、邮电、金融、商贸、旅游等服务行业来说，推广普通话能够提高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整体修养，促进企业和行业的文化建设，帮助树立良好形象，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企业和行业自身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推广普通话最根本的原因篇2

生产和流通是社会经济的两大部门, 二者既有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互相挤占资源的矛盾。一般来说, 生产是经济运行的首要环节, 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而必要的流通能够加快商品交换, 促进经济发展, 因而不可忽视。不过, 虽然生产比流通重要, 但流通往往比生产更容易赚钱。2000多年前司马迁说过:“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如何调节流通领域的利润水平, 如何控制生产和流通的适当比重, 历朝历代都在寻求对策。

如西汉时期,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 少者坐列贩卖, 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 所卖必倍”, “亡农夫之苦, 有仟佰之得”, 导致农业人口锐减、生产凋敝, 为此汉武帝采纳桑弘羊之策, 放弃经济上的“无为而治”, 转而建立压抑民间商业的“盐铁官营”体制, 至少在表面上, 统治者希望通过政府对重要商品的专卖来实行价格管制, 以此打击不法商人, 稳定市场物价, 鼓励农业生产, 增加财政收入。

再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 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工农业生产, 避免生产和需求脱节, 市场的作用遭到否定, 商业部门的工作大大缩减, 代之而起的是行政主导的统购统销、产销见面等政策。

从实施后果看, 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商体制, 还是重生产、轻流通的计划体制, 在短时期内都是有效的。但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优势无法发挥, 供求信息无法顺畅通达, 价格激励机制受到扭曲, 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被阻止了,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效用最终未能增进。

时下, 某些治理流通乱象的点子, 也有上述思路的特点。如有人主张压缩甚至消除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 由国家直接向企业定点定期收购并供给医院, 再以平价提供给患者。针对米价、肉价上涨较快的情况, 又有人提出由政府专卖。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固然不错,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 实施成本会很高, 实施效果也很难尽如人意。打破垄断是实现流通“瘦身”的关键。

既然流通比生产更容易赚钱, 趋之若鹜的“社会相”便不难理解。既然流通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和主要特征, 减少或取消自然不宜。问题在于如何使流通环节健康有活力, 而不臃肿并危害社会经济肌体。

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率?是由于它能最大量地集中和筛选各种经济信息, 通过市场主体的分散决策和自由竞争, 一方面增进竞争者的个人利益, 另一方面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一方面避免经济风险的集聚化, 另一方面达到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多样化和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在生产领域是这样, 在流通领域也是这样。

经济学上的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如果说自然垄断产生于市场之中, 那么行政垄断则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超经济干预特征, 在许多场合, 这两种垄断是互相结合的。例如, 我国物流成本畸高, 很大程度上缘于油价和公路收费的“助推”, 而这两个“助推”因素都具有行政垄断+自然垄断的特点。因此, 要切实消除我国流通领域的臃肿弊病, 当务之急是打破业已形成的各种垄断。

破除行政垄断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把政府从经营型转变为服务型, 使“利益中人”变为“局外人”;而消除自然垄断的根本途径是降低门槛, 鼓励竞争, 改变越大越好、几家独大甚至一家独大的态势。政府部门要有勇气逐步退出利益竞争。

垄断形成和发展的惟一理由是具有“规模效应”。但大有大的风险, 由于垄断减少或排除了竞争, 大流通商就掌控了单向的定价权, 消费者的选择权被剥夺, 资源配置的优化机会减少。大流通节约了决策成本, 但出于逐利本能可能隐瞒重要的商业信息, 导致系统的“市场失灵”。流通领域的垄断倾向不仅损害着消费者的权益, 而且会挤占生产者的利益, 打击生产者提供优质创新产品的积极性, 阻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还有, 流通领域的垄断所攫取的不义之财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 其造成的民众不满等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让更多的主体加入竞争, 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才能使流通利润趋于合理, 才能把虚高的流通价格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