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委员会改革

检察委员会改革

检察委员会改革 篇1

检察委员会是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重大事项的法律决策机构，在总结检察经验、讨论决定个案和决定有关检察业务工作中重大问题等事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抓好检察委员会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司法进程加快，基层检察院的检委会因种种原因受到了限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要求。笔者就改革检委会办事机构、健全检委会工作制度、提高检委会议事决策能力等方面谈几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期推动检察委员会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改革检委会办事机构，提高检委会工作质量和效率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基层检察院的检委会由于精简、统一、效能的思想和人员调配难以落实等因素，均未设置检委会专职委员，也没有检委会办公室，而是由专门人员承担检委会办公室的初步审查、填写专职委员审查意见等工作，兼职内勤负责收集讨论材料、会议记录等事务性工作。这造成了检委会日常工作的诸多不足：第一，已经通过检委会决议制定的规范性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和完善，成为一纸空文；第二，对于政策法规、司法解释等业务资料收集和积累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不足，没有及时根据需要和社会发展动态更新检委会所需的资料；第三，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的困难无法及时向检委会汇报，从而影响了检委会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限制了检委会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设立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检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其工作的重要性, 高检院在颁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地（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可在研究室设立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或专设机构”。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也为基层检察院检委会

办公室的设立明确了方向：第一、可在法律政策研究室中设立检委会办公室。研究室最主要的职能是从事检察法律政策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收集最新的业务资料和方针政策，并且通过检委会工作，也可以让研究室能及时掌握当前检察机关的重大问题和办理案件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为调研工作提供依据和方向。第二、将办事机构独立专设。基层检察院在机构改革中一般都精简了研究室，因此可以设置独立的检委会办公室。由一名专职委员分管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专职委员可以起到把关的作用，提高检委会议事（议案）的准确度和质量，树立检委会办公室的法律专业知识权威；设秘书一职，秘书负责对有“重大问题”的议案和“重大案件”进行实体审查、程序审查，同时负责会前准备、会议通知、会议记录、编写会议纪要和会后督办、归档等事务性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设立,对于落实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议案标准和工作流程的各项规定,督办落实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更高标准、更大限度发挥检察委员会职能,对于提升检察机关决策能力,保证办案质量,维护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健全工作机制，促进检委会工作有序开展

建立和完善检委会工作机制是检委会建设规范化的前提，高检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对地方各级检察院检委会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组织条例》的规定难以涵盖检委会复杂的工作内容；《议事规则》规范的对象又仅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因此对除高检院外的三级检察机关只具有参考作用。造成了地方各级检委会职能不明确、案件讨论程序不规范、检委会人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尤其在基层检察院显得更加突出。要建立完善的检委会工作机制，就必须改进这些问题。

（一）依照《组织条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检委会议事范围。基层检察院由于业务量大，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遇到疑难复杂案件。有的承办人害怕承担责任或是在办案中碰到外来压力，于是将一些本不该提交讨论的案件也提交到检委会，通过检委会来做出“平衡意见”，以便将来集体承担责任，这给检委会议事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对这种情况，应当以《组织条例》和《议事规则》为基础，结合本院的职权范围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加强、规范检委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议事职能并严格界定讨论重大案件的范围，同时，建立检委会各项议事制度，如会议记录制、跟踪督办制、专职专责制等。从规范制度入手，保障议事规程标准化。

（二）目前，实践中基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有规则的指导，较为简单：按检察长或依院内确定的例会时间召开检委会，检委会秘书把案情材料分给与会者，由办案人汇报案情，委员们根据汇报情况发表各自意见，依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对案件的处理意见。这种业务部门报送，检委会秘书提交，检委会讨论的程序的弊端在于检委会委员们很难对案情有具体了解，在检委会上就案情发表的意见也很难得到保证，讨论流于形式。对此，可规定业务部门在报送事项后，检委会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查，然后将提交事项以及是否需要召开检委会的建议向检察长报告，由检察长决定是否开会。检察长决定召开检委会后，检委会办公室应提前三天将会议通知和文件发给每个委员。会上，由承办人或提交部门负责汇报，检委会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工作和提供各种参与性的预研意见，必要时，据检委会决定整理出会议纪要，上报或下发有关单位部门。这样不但从程序上为充分发挥检委会办事机构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检委会委员在研究案件之前就对案件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减少了检委会讨论案件的工作量，保证了检委会的议事质量和效率，检委会的决策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改革检委会委员产生方式，科学配置人员。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的委员除了党组成员外，都由业务处（科）室的正职负责人兼任，一般没有设置专职委员；另外，在现有的制度下，检委会委员与行政级别挂钩，一些业务能力强但行政级别较低的检察官失去了进入检委会的资格。笔者认为，要改革检委会委员的产生方式，首先应本着“积极、规范、务实、高效”的原则，打破论资排辈，大胆启用检察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年轻检察官进入检委会；其次在具备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符合任职条件的检察官中设置一到两名专职委员，以保证检委会的业务质量。最后可以依照六项改革措施的要求，建立列席制度，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或聘请专家提出意见作为检委会讨论决定的参考依据。实行列席制目的在于更加广泛地接受监督，保证决议的权威和公正。但是，如果检委会研究讨论得是涉及秘密的事项，应注意保密问题。

三、多方面入手，提高检委会决策能力

（一）影响检委会决策能力的问题

据调查，基层检察院检委会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是导致其议事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第一，“一事一议”的现象存在。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大多没有实行例会制，只是在有案件或事项需要讨论时才临时召开检委会。导致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最高决策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第二，学习制度不健全。在实践中，由于检委会委员工作繁忙，没有过多时间进行专门的学习，另外，现有学习制度的缺陷使得检委会的学习过于单一化、形式化。第三，对检委会决议督办落实不到位，导致检委会的决定缺乏权威性，也影响了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提高检委会决策水平的方法

首先，要建立例会制。由于职级和权能的差别，基层检察院则主要是对上级院部署任务的落实。若非研究案件，日常工作并不多见可以提交检察委员会研究的“重大问题”，但不可因此就作为不召开例会的理由。建立例会制，可以让检委会办公室收集议案、审查业务部门提交的案件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增强其工作的能动性；同时，在议题量不足的例会上，经请示检察长同意，可以安排学习内容，或召开其他形式如个案专题研讨会、工作总结会等，这样即可以从宏观上对检察业务实践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也可以提高委员综合素养,不断培育法律人应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力。

其次，加强检委会委员的学习培训。面对新法律的出台，新形势的变化，新问题的增多，检委会委员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到全面掌握检察业务，与时俱进，拓宽视野，夯实基础。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或专题报告，努力提高委员的业务能力和相关数字，使其更好地为检委会服务，促进检察工作的提高。

检察委员会改革 篇2

关键词：主任检察官,检察委员会,衔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主任检察官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作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举措, 将主任检察官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检察委员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 具有科学民主决策、加强宏观指导和实现内部监督三大功能, 对于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具有显著作用。抓好检察委员会工作是抓好检察机关中心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而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 如何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 实现两者权力的合理划分至关重要。

一、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委员会之权力划分的核心问题

强化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依法赋予其执法办案的相应决定权, 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内在要求。长期的检察实践中, 强调的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为主体, 代表检察机关对外行使权利, 以司法属性比较典型的审查批捕职能为例, 一般采取承办人—科长 (处长) —检察长的行政化审批模式。如遇重大案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应由检察委员会决定。检察官作为办案者处于审而不决的地位, 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辞原则, 影响了检察权的内部独立。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是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的办案组织享有一定范围的办案决定权, 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并受到监督制约和职业保障的检察业务工作机制。具体而言, 是在检察业务部门设置若干主任检察官, 以其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并对案件办理负主要责任的制度。主任检察官制的核心内容在于对主任检察官的“放权”, 或者“还权”, 也就是说要加大检察官在行使诸如审查逮捕、公诉等具有司法属性的检察职能的独立决定权。

主任检察官制度在本质上是对现有检察权的重新配置, 其良好运行, 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权力划分和规范的程序制约。《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在检察长的主持下, 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中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要求, 与检察委员会民主决策的规定存在一定冲突。同时, 当前的检察委员会工作也存在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如:检察委员会决策程序的行政色彩浓重、委员素质参差不齐、责任追究及考评机制不健全、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改革和完善检察委员会工作, 以程序制约权力, 合理约束主任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限, 是保证主任检察官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必然要求。换言之,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如何实现对主任检察官合理“放权”和利用检察委员会严格“限权”, 是处理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察委员会关系协调衔接的核心问题。

二、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委员会之权力划分的具体构想

(一) 依法、合理、逐步“放权”, 循序培养主任检察官司法的独立人格

1.“放权”应依法。依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是作为代表行使检察权的主体。随着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 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1979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但对于主任检察官的“放权”范围, 必须具有足够的法律支撑。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 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案件决定权的范围, 必须以检察长授权为前提。同时, 法律明确规定应当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行使的职权, 应当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

2.“放权”应合理。虽然目前很多实行主任检察官制的国家, 对于主任检察官放权范围广泛, 有的甚至扩大到所有案件的决定权, 但司法体制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 因地制宜。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积淀, 加之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虽然我国的检察官队伍水平在逐年提高, 司法环境也不断改善, 但不容否认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影响, 时至今日, 社会关系的“人情”味道仍比较浓重, 主任检察官身处这样的整体环境中, 难免不受影响。因此, 目前强调检察官完全独立办案为时尚早。

3.“放权”应逐步。对主任检察官的放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检察长给主任检察官对一般刑事案件的的决定权,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此阶段, 对案件办理实行检察官办理———主任检察官决定和主任检察官 (可在普通检察官的协助下) 办理———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双重办案模式。第二阶段是:除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外, 赋予主任检察官绝大部分案件的最终决定权。第三阶段是:待体制、机制、检察人员素质等各方面条件完全成熟时, 赋予主任检察官对其办理的所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 完全确立其独立办案的主体资格。司法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主任检察官的独立司法人格也需要循序培养。“放权”只有合理、逐步推进, 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修正, 才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效率的目标。

(二) 建立案件分类的刚性标准, 以检察委员会制衡主任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法律对于哪些案件属于应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明确界定, 在以往的检察工作实践中, 基层检察机关经常出现的做法是, 当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分歧较大, 出现疑难复杂情形时, 往往会选择向具有领导关系的上级检察院相关部门请示汇报, 得到明确答复后依照执行。如果案件本身不存在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但是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引起当事人自杀、上访等比较大的社会风险时, 案件往往会提交实行“集体责任制”的检察委员会讨论, 由检察委员会最终决定处理结果。检察委员会在决定某些重大、疑难、敏感案件时, 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反而成了“承担责任”的代名词。

根据文章的构想, 目前主任检察官制处于案件分流的第一阶段, 即双重模式并行阶段。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 为避免主任检察官出现上述为推卸责任把案件报送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审批, 使改革流于形式, 无法提升司法质量和效率的现象;同时避免主任检察官权力的不恰当扩张和滥用, 损害案件质量, 产生司法腐败的情况, 需要根据审查批捕、公诉等不同检察职能特点和要求, 通过建立等级划分的刚性标准, 对于哪些案件属于主任检察官决定权限范围, 哪些案件仍应采取三级审批制, 尽最大可能的进行细化规定。

在此问题上, 上海、湖北等地主任检察官制的试点经验, 在当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赋予主任检察官对一般低风险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 同时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高风险案件应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 最终决定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的前提下, 为案件设置风险等级。通过对案件性质、宣告刑期、证据复杂程度、社会影响大小等情况综合进行评定, 根据综合风险高低, 共分为若干等级。从而确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范围。本文认为, 为有效的加强对主任检察官制的内部监督和制约, 在有了明确的刚性标准后, 对案件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划分的工作应交给案件管理部门进行。当然, 对于主任检察官在接到案件后, 经过详细审查, 认为案件确属应当提交检察长决定的, 经检察长同意也可以提交。对于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的程序, 设定为由主任检察官提出建议, 应经检察长批准后, 可以提交。

(三) 加强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执法办案活动的领导和监督

主任检察官制强调的是改变以往案件行政化审批的模式, 赋予主任检察官作为独立个体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对于办案人员在处理案件权力上的扩大, 必然要求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而加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对主任检察官制下执法办案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是必要环节。

1.应当明确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察委员会的关系。主任检察官依据检察长授权, 作为检察办案组织的主体, 依法独立行使办案职权。但因其授权源于检察长, 必须服从察长的指挥、决定和命令。检察长作为最高长官, 检察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主任检察官对于应当提交其讨论的案件, 必须依法提交不能擅自决断, 并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 对于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案件做出的最终决定, 必须严格依照执行。

2.检察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宏观指导作用, 及时总结办案经验和规律, 通过调查评估、梳理总结案件办理情况, 依据法律规定, 制定统一的执法标准, 以此指导主任检察官办案工作, 弥补检察官自身办案水平的不足, 同时防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四) 必须实现权责统一

检察机关内部的“案件质量标准”, 规定了作为承办人员的检察官、部门负责人、检察长以及检察委员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划分, 责任形式。由于责任追究过于泛化, 实际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 要协调衔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委员会两者的关系, 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1.明确责任划分。由主任检察官行使的权力, 其对该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行使的权力, 此时负责办案的主任检察官只对呈报审批的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 对最终的决定不承担责任;如果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部分或者全部改变主任检察官的决定的, 主任检察官对改变的决定不承担主任。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没有问题, 而社会风险较大的案件, 承办人不但会面临当事人上访、缠诉等多重压力, 而且会更顾虑处理不当后责任追究的问题。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 本文认为只要主任检察官是在进行了必要的释法说理和劝解工作的前提下, 严格根据案件事实, 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处理, 即时造成了现实社会风险后果, 也不应对主任检察官追究任何形式上的责任。唯有如此, 才有助于培养主任检察官司法的独立人格, 同时避免因“维稳”而放弃法律原则, 造成“闹访”和不良效应。

2.改革检察委员会责任追究形式。由于检察委员会的集体责任制, 致使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即便产生了法律错误, 由于检察委员会对案子的处理决定实行的是集体责任制, 也难以将错误归结于具体的检察委员会委员。正因如此造成个别委员责任心不强, 不注重提高业务水平, 在发表意见时, 人云亦云。甚至在处理个别案件时, 由于种种原因, 发表了背离法律的意见。要改变检察委员会“集体责任”等于“无责任”的传统, 对外实行集体决定集体责任制的同时, 制定详细的内部追责标准, 对检察委员会委员进行有效的制约。

3.完善追责考核制度。确立执法责任终身制, 同时明确追责情况:一是显有疏失, 二是故意为之。根据责任程度, 分别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为避免损害司法独立人格之培养, 判断有异不应属于追责范畴。设立主任检察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考核档案。对应当追责的情形和判断有异的, 均应计入档案, 扣减相应等级的分数。考核可以三年为限。扣减分数达到一定数量的, 应当取消主任检察官或检察委员会委员资格。

4.实现主任检察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权责相统一, 与此相适应的, 应探索主任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职业保障机制, 提高其政治待遇, 设定特殊职务津贴, 在畅通晋级渠道等方面给予相当待遇。

主任检察官制是检察机关管理构架由行政化、层级化向扁平化、专业化的重要转变。突出了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地位, 适应了司法工作规律, 有利于实现检察权的内部独立。该制度的实行, 是一项涉及检察工作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除本文阐述的四个方面以外, 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察委员会关系协调衔接问题上, 还需以实行主任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严格的任免准入制度为前提, 健全对检察官的专业化、精英化培训体系, 对主任检察官制的组织形式以及检察委员会工作不断进行规范。

参考文献

[1]潘祖全.主任检察官制度值得进一步探索[N].检察日报, 2013-6-28.

[2]张建伟.错案责任泛化无助司法独立人格养成[N].法制日报, 2013-5-4.

[3]甄贞, 宋洨沙.法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与最新发展[J].人民检察, 2012 (1) .

[4]吴祥义, 王秋杰.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探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总第101期) .

[5]杜华.公诉人法律思维的养成与坚守[J].法制与社会, 2013 (15) .

[6]刘晓农, 彭志刚, 张峰.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12 (12) .

检察委员会改革 篇3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责任制 检委会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性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检察改革的核心。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作为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重要举措之一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正在各试点单位积极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核心的要求是突出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确保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随着司法进程的加快，在面对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先导的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委员会（下称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因此，在日益强调依法行使权力、保障检察权独立行使的语境中，如何破解司法责任制与凸显检察一体化特征的检委会体制的冲突，促使两者平衡和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一、现行检察权运行机制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不协调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行“三级审批制”，即采用典型的由“检察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的行政运行机制。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层层审批、上命下从的办案机制对保证案件的办理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对司法规律认识的深化，承办责任与决定权的完全分离，不符合检察权的运行规律，“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审定脱节，造成一线办案人员缺乏责任心与荣誉感，导致办案权责不明，责任分散，错案追究很难落到实处，这与检察权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存在矛盾，也对检察官的职业化建设及检察机关建设十分不利。[1]

上述弊端，检察中人早有体会，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这项制度的推行，对改善检察权的运行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配套措施未跟上，权、责、利相结合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使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早已名存实亡。2013年，启动本轮司法改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7个省的17个检察院试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这是检察机关继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后的又一重要改革措施。改革文件要求，“依法赋予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相应决定权，使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办案与定案的有机统一”。[2]

二、司法责任制改革视野下检察委员会的定位

2008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9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是现行的与检委会工作最密切、最具指导意义的两个文件，其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已经与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相去甚远，内容也与正在进行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存在矛盾脱节之处。因此，配合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检委会的相关规定必然需要修正。检委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其决策符合我国将检察权的行使主体赋予检察院整体统一行使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的实际，与司法责任制并不相冲突，虽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目前情况下，该制度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保留这一制度，但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三、正确厘清检委会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关系

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充分发挥检委会的议、决事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必须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检委会行使决策权的关系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改革方案中，检察官是案件承办人而不是以往审查案件的部门负责人。以往承办人在办案中若遇到难题，可以先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或者提交科室集体研究，将问题在科室内部消化。而扁平化管理模式下的检察官就办案活动直接对检察长负责，当案件遇到困难，可能直接将问题提交检察长或检委会研究决定。尤其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加重的情况下，检察官为了避免承担过重的责任，提交给检委会的议题可能会更多。这将导致一部分本应在科室解决的问题被提交到检委会来解决，可能大幅度增加检委会的工作量，将后者拖入无休止的会议之中。因此，理顺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检委会行使决策权的关系，明确它们的职责范围，设置相应的案件协调机制亦是当务之急。

其实，检委会决策制与检察官行使检察权并不相悖，从主体上讲，检委会委员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检察官，而在检察机关内部，检委会决策制是集体行使检察权，检察官则在检察长授权之下相对独立的行使检察权，这就意味着检察官行使检察权是作为检察长权力下放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内部的独立。[3]笔者认为，充分赋予检察官对其所负责的案件行使相关权力，使之成为行使真正检察权的主体，成为办案的主角，才能真正激发办案者的责任意识。应该注意的是，“放权”并不是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取消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因此，检察官行使检察权并不能成为否定检委会作为决策领导机构存在的理由。

（二）检委会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关系

有权力必有责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就是要强化办案人的办案责任。而扁平化管理模式是一种分权的管理模式，它虽然使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得到增强，但如果一味强调独立性而忽视对其监管，可能导致检察官个人的权力过大。因此，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赋予检察官相应权力的同时，对其设置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现行法律和制度上来讲，检察官对于应当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必须依法提交，不能擅自决断，如果对检察官的权力不加以限制和监督，可能产生权力滥用的风险，甚至导致冤假错案，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检察官的独立办案必须受到检委会的监督制约，检委会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检察官办案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其公正执法，而检委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检察官必须执行，他没有对抗检委会的权力和程序。

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制度改革之间的融合及路径选择

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即使一个总体上来说是有用的、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4]检委会制度自产生之日就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本次司法责任制改革也对检委会运行机制提出改革要求。《意见》围绕检委会工作机制中与司法责任制相关的内容，从职权范围、人员结构、程序运行、监督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为检委会功能的有效发挥进行了完备而详细的制度架构。

在检察改革和试点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决策制之间的协调和衔接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检委会决策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不对立，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不是为了否定检委会决策制的存在价值，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无论是司法责任制的落实还是检委会制度自身的完善，都不能削弱或者改变现有检委会制度的地位和功能。应从以下三个具体路径去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

（一）修改法律文件，调整明晰职责权能

应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及《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基本规范》，进一步明确检察官、检察长和检委会在检察业务工作中的权责界限，确保各自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实现办案决定主体与风险责任承担主体的一致性。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同时，相应地，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和检委会的个案决策权必然要收敛限缩。实践中基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较多的案件是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目前这项权力尚不宜交由检察官独立决定。但不交由检察官自主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直接提交检委会决定，可以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只有争议较大的不起诉案件才有必要提交检委会讨论研究。因此，检委会改革的方向，是将检委会的工作由目前的讨论个案为主向宏观指导为主、讨论案件为辅的方向转变。检委会应关注检察工作中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主要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总结检察工作经验及研究贯彻执行法律方面的重大事项。此外，还应拓展内部监督职能，在尊重检察官相对独立办案权力的同时，设置适当的监督机制，抵制检察官行使权力的随意性，并以此为手段，及时发现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5]当检委会发现办案检察官在办案中有重大疏漏或者徇私枉法等重大问题的，检委会有权及时纠正和监督。

（二）构建专业的组织结构

在分类管理下，各类检察人员均应当实现职业化发展。首先要保证检委会委员的职业化素养。检委会委员首先是作为检察官而存在，其履行委员职责首先必须具备检察官的身份资格，不能让不具有检察官身份或不胜任检察官工作的人员占据委员职位，也不能将检委会委员作为超越检察官的特殊存在。因此，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之后的检委会委员除履行参与检委会议事决策职责外，还应当与其他检察官一样，参与一定数量的司法办案工作，并对自己办理的案件自主做出决定、独立承担责任。其次要强化委员的专业化要求。应当允许未担任领导职务但业务素质能力较强的优秀检察官，通过考试、考核等方式公开竞争，择优选拔为检委会委员，以改善检委会的结构，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同时，需要加强检委会委员的专业培训，坚持定期集中学习制度，提升委员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保持检委会议事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检委会委员的选任、任期和退出机制。

（三）严格司法责任承担追究

原则上，检察官应对所办案件质量负终身责任。但本着“谁决定、谁负责”和“谁改变、谁负责”的原则，对检察官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检察官应对所办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如果检察官独立做出决定错误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检委会同意检察官意见导致案件决定错误的，检察官应当承担同等责任；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导致检委会决定错误的，检察官承担主要责任；检委会对检察官的决定改变或部分改变的，检察官对改变的部分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因检察官隐瞒、遗漏案件证据等情况导致检委会集体讨论焦点的偏离和结论的错误，检察官仍然应当承担办案过错责任。此外，通过进一步完善组织条例和相关责任追究办法等方式，明确检委会委员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责任的划分和追究程序，做到追责有据；同时要加强检委会记录的效力，将集体责任分解兑现到个人，明确责任链条，做到追责有效。检察官的正常职务行为不应受到责任追究，由于办案活动具有很强的内心裁量，需要明确不能因办案认识分歧、适用法律见解不同而追究检察官包括检委会委员的司法过错责任，从而鼓励委员在恪尽注意义务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总之，在检察改革的背景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并不是要废除检委会的领导，而是更合理地界定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决策制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不断提高履职能力，积极探索构建检委会议决事机制与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相协调统一的机制，让二者在统一的改革框架内进行协调、磨合，实现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各自在检察权运行中的作用，并为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产生更大的合力，落实好谁办案谁负责的改革任务，从而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顺利实施。

注释：

[1]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2]徐盈雁、许一航：《依法赋予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相应决定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7个省份17个检察院试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载《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张自超：《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察委员会决策制的冲突与协调》，载《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第55页。

检察委员会改革 篇4

文件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粤高法发[2008]33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省法院各部门、省检察院各部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若干意见》已由两院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报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办公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本意见。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案件，应当通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

（一）检察院提出的二审抗诉案件和再审的刑事案件；

（二）合议庭拟改判无罪的公诉案件；

（三）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对案件的证据、事实存在重大分歧的死刑案件。

二、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案件，可以通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也可建议列席会议：

（一）可能对检察院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有重大变更或定性予以改变，对量刑有较大影响的案件；

（二）院长或检察长认为有必要列席的其他案件。

三、检察长因故不能列席会议的，可以委托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委员列席。检察长、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均可带助手出席。

四、法院应当将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讼的会议材料和信息在审判委员会会议召开三日前送达检察院。检察院最迟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一日将是否列席的决定以及列席人员的名单回复审判委员会办公室。

五、在审判委员会委员表决前，检察院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人员可发表意见，法院应当将该意见记录在案。

列席人员对于案件的实体处理不享有表决权。

六、法院、检察院应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分别负责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具体事宜。

七、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审判委员会检察长列席意见通知

抄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委政法委、省人大法委、省人大内司委、省政府法制办、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司法厅

建设学习型检察院动员会上的讲话 篇5

建设学习型检察院动员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动员全院干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自我加压、乘势而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大力推进学习型检察院建设，加强干警作风建设，全面推进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为××经济的腾飞贡献一份力量。下面，我代表院党组先就这项工

作进行总体动员。

“学习型检察院”活动，在我院已经全面展开，去年我们就进行了科室的启动。但是目前学习的热度还不够，有的干警找不到学习的路子和方法，有些干警对此认识不足，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为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我强调三点。

（一）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建设学习型检察院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是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全新的理念，也是一个全新的趋势。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未来的社会要形成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教育、终身教育的机制，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组织者，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学习者，每个组织都是学习型组织。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异常迅猛，科技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经济社会生活，国际间和国内城市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在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竞争从本质上来说，是知识创新的竞争，是学习和学习力的竞争。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建设学习型检察院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干警的整体素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突出重点，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学习型检察院建设

关于我院建设学习型检察院的目标、内容、组织、运行方式，文件已经下发，下面我就如何全面推进学习型检察院建设再强调两点。

第一，要把握导向，明确学习的重点内容。开展学习型乡镇建设，当前要突出把握“一条主线”，搞好“两个结合”。把握“一条主线”，就是要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要按照院党组的部署和要求，着力在深入、深化、拓展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贯彻落实上下功夫，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式，在全院上下掀起一个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热潮。搞好“两个结合”，就是一要把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与创建学习型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活动同“学先进”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要和对照找差距结合起来，把干警的思想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组的工作思路上来，统一到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上来，从而把党组提出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二要把学习和工作、学习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学习型检察院建设不仅要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还要在善于把握学习的最佳切入点上下气力。三是要把握趋势。就是我们这条领域、这个工作线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引领潮头的东西是什么，有些新事物、新情况体现发展方向和趋势，有的则不是，要学习研究，正确把握。四是要学习先进。先进地区的经验，先进单位的做法，必须学习掌握。只有学习先进，才能找到差距，才能实现超越。五是要总结经验。

第二，要明确重点任务，使学习型检察院的创建工作落到实处。从我院来说，在创建学习型检察院的整体布局上，要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为牵动，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认真落实无院各项学习制度，努力硬化学习任务、深化学习内容、活化学习方法，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带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工作。要把建设学习型科室作为创建工作重点，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主要还是要履行工作职责，发挥服务功能，服务经济建设，具体体现在“门不难进，脸不难看，话不难听，事不难办”上。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如何使学习与工作有机结合上，实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促进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论检察体制改革(上)[范文] 篇6

一、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现行检察制度的存在基础

1.现行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 理论 为指导建立和 发展 起来的。从建国以来历次修改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过程看，现行检察制度的确立，充分贯彻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应当说我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坚实的。[1]列宁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和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法律监督的思想观点[2]，这是人类文明史中关于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发展。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先后从 中国 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高度，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要接受监督。可以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2.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我国政权性质和 政治 体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一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而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除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监督制约和争斗外，在国家机构设置上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衡，这是与其资本主义性质和实行多党制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在人大之下除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外，有必要设立专门监督法律实施、维护法制统一的国家检察机关，专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三权分立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3.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被“砸烂”，检察制度在宪法上被取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拨乱反正“，鉴于同违法乱纪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3]，重新恢复设置了检察机关，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和地位。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政法工作，重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维护法制统一，促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检察工作的实践说明，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法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4.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之所在。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加强对个案的监督，把人民群众对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诉讼活动中，体现到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决定了它不宜进行个案监督[4]，其他监督主体也无法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因此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关来承担这项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针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即个案监督，是通过诉讼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依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建立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 篇7

一、目前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的现状及意义

目前, 一些检察院进行了建立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的有益尝试。但有些专家咨询委员会组成成员不够全面, 既存在缺位, 又存在选用不当。专家参与咨询的活动过于僵化, 形式单一, 大多局限于授课和案件咨询。对于检察业务中的宏观问题缺乏深层次的探讨。专家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也缺乏明确的规范, 尚未形成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首先, 探索建立参谋咨询机制是检察机关借助社会智力资源, 保证客观公正讨论案件的有效措施。其次, 高科技犯罪手段日趋明显, 疑难案件不断增多, 探索参谋咨询机制是提高检委会议事质量和决策水平的必然要求。第三, 吸收本院检察人员、有关部门同志参与参谋咨询没有增加检察成本, 同时也提高了检察委员会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程度, 为检察委员会选拔和储备一批人才。

二、各地探索建立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的经验做法

(一)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专家咨询监督员库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建立较为稳定的专家咨询监督员库, 每年支付每位专家咨询监督员咨询费一千元。目前, 入库专家咨询监督员共46人, 成员涉及刑事、民商事、经济法等各个领域, 除法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外, 还包括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专家。但迄今为止, 尚未对入库的专家咨询监督员进行分类管理。去年组织一次疑难案件专家咨询会, 研讨论证岳某某、冯某涉嫌贪污案, 应邀与会的专家六人, 其中四名刑法学专家, 两名民商法学专家, 均为各大高校教授, 此次论证为检委会议案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二)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建立检察委员会专业研究小组

1. 探索建立检察委员会专业研究小组。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暂设六个专业研究小组, 分别是:普通刑事案件研究小组;新型刑事案件研究小组;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研究小组;民事行政检察研究小组;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小组;法律政策研究小组。2010年7月15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业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除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专业研究小组外, 常州市院、溧阳市院、江阴市院、高淳县院等多个检察院都从各个业务部门抽调骨干组成检察委员会刑事、侦查预防、民行、法律政策等若干研究小组。常州市院还制定《检察委员会议事研究小组活动细则》, 积极推行议事研究小组成员列席基层院检察委员会会议。研究小组针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研究、论证, 提出具体、明确意见, 各地普遍反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淮安市楚州区院出台《检察委员会智囊团工作暂行规定》, 从业务科室、司法考试通过人员中通过民主推选产生7名检察委员会智囊团成员, 参与检察委员会决策。

2. 探索建立检委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2000年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 聘请了10名专家学者和教授为检委会研究重大疑难案件提供专家意见。

(三)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建立专家咨询制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工作规则》, 长春、吉林、辽源、通化等市级院相继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 未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检察院也根据个案情况聘请专家进行咨询。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各级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 共召开专家咨询会或专题论证会近100次, 为案件的正确定性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立专业研究工作机制

2009年5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成立了金融 (证券期货) 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网络 (计算机) 犯罪、职务犯罪、单位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民商事检察等7个专业研究小组。一年半以来, 各研究小组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专业研究活动, 有效辅助检委会发挥业务决策和专业实务研究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1. 开展个案研讨咨询, 积极发挥决策咨询和案例指导作用

各研究小组认真开展各专业领域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 共研讨、咨询个案和类案30余件。民商事检察研究小组已先后举行了7场案件讨论会、5场专题研讨会。根据分管检察长要求, 对业务处拟提请的10件抗诉案件研讨后, 均提出了观点明确、论证充分、证据翔实的“案件指导性意见”得到采纳。小组还对法院再审维持的4件抗诉案件进行逐案论证, 分析研究抗诉理由未被采纳的症结, 并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的办理意见。知识产权、金融 (证券期货) 犯罪研究小组主动关注本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 先后就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骗取贷款案、信用卡诈骗案深入研究, 提请市院检委会研讨后, 以检委会通报形式指导同类案件办理, 充分发挥了专业研究小组在案例指导工作中的作用。

2. 组织热点难点问题研讨, 促成一类问题指导意见

各研究小组对检察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调研和研讨活动, 先后组织座谈研讨会20余次。单位犯罪研究小组先后联合基层院就“单位犯罪的立法、司法问题”召开研讨会, 就单位犯罪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为办案一线服务。金融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小组先后组织参与了“金融犯罪的惩治与防范”、“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机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大型研讨会, 将“金融主管机构对金融违法行为的确认能否作为金融犯罪的唯一依据”作为课题深入研究, 形成倾向意见并经市委政法委确认后, 由检法联席会议下发纪要, 厘清了金融犯罪案件办理中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系, 理顺了办案中亟待达成共识的重要工作机制。知识产权犯罪研究小组在对全市今年来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 形成了《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指导意见》, 指导全市知识产权案件的办理工作, 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3. 借助研究资源专业特长, 提升检察干部能力水平

已有7位研究小组成员走上“专家讲坛”, 其授课因专业性、实务性强, 前沿问题掌握全面, 分析透彻, 受到广泛好评。各研究小组还充分运用其专业特长, 主动关注、参与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立法活动, 对《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修正案 (八) 》等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努力将业务研究成果向更高层面转化。金融 (证券期货) 犯罪研究小组成员还成功申报了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对提升检察干部学习、研究能力, 提高实务研究的层次, 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4. 参与重点课题调查研究, 推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各研究小组不仅围绕各自专业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研, 还积极参与全市各级、各类课题的研究, 共完成调研课题和论文40余篇。网络犯罪研究小组直接参与申报并完成市院重点课题《网络犯罪与电子证据问题研究》。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研究小组成员直接参与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重点课题研究工作。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小组成员除直接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务案例研究》课题任务外, 还围绕少年司法改革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 在业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五)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设立专业研究小组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选择具有较强理论素养和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业务专家和骨干, 成立了职务犯罪、普通刑事犯罪、民事行政检察和业务规范性文件四个专业研究小组, 通过专题调研、专题论证、理论研究等形式, 为查办疑难复杂案件和完善制度规范提出积极建议, 供检察委员会审议时参考。

三、改革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的思路

(一) 规范机构设置,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1.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设置委员会主席一人, 副主席若干。

充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委员成员分为两个体系, 一是检察机关之外在金融证券期货犯罪、电信和计算机犯罪、电子证据、民事行政诉讼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除刑事法律专家外, 还要充实民事和经济方面的专家。二是吸收本院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人员及在某领域具有颇深理论研究成果的有关部门同志。

2. 专家咨询委员会分设若干专业研究小组, 小组组长一名, 小组成员若干。

形成对某方面专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稳定机制和精干力量。可以借鉴江苏省省院设置检委会专业研究小组的经验, 依据检委会讨论事项的需要予以设置, 如普通刑事案件研究小组;新型刑事案件研究小组;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研究小组;民事行政检察研究小组;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小组;法律政策研究小组等等。

(二) 采取多种形式丰富专家咨询的形式和内容

为了避免专家参谋咨询机制创设之后流于形式, 要积极采取多种形式丰富专家参谋咨询的形式和内容。1.开展专家咨询研讨会。对检察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事项, 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 努力为检察委员会决策议事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意见。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专家咨询服务检委会决策的形式。2.专家咨询意见书。对检察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事项, 组织相关专家事先开展深入的调研、分析、论证, 形成专家咨询意见书, 为检委会决策议事提供意见。3.理论研究成果报告书。各研究小组成员要加强对检察基础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学习和研究, 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参加学术研讨等方式, 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能力。每年年底将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形成报告书, 供检察委员会议事参考。

(三) 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的长效机制

检察委员会改革 篇8

一、基本情况

(一)检委会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建设逐步走向完备

建立和完善检委会工作机制是检委会建设规范化的前提。2003年市院结合高检院，自治区院议事规则等制度和自身工作实际，在市院原有检委会工作规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和完善，重新制定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实行检委会委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制度，制作印发检委会会议纪要制度、检委会会议决定督办制度等。在9个基层院中，共有7个院制定了本院的检委会工作规范性文件。较为突出的如新城区检察院细化制订了《案件督查办公室工作规则》、《差错案件评定标准及责任追究办法》等制度。

(二)机构、人员设置基本到位

目前全市两级检察院检委会人员构成基本符合《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的职数要求。9个基层院中有6个院设立了检委会专门办事机构，除新城区检察院名称为案件督查办公室外，其他院的称呼均为检委会办公室。这些检委会专门办事机构都设在法律政策研究室，并配有兼职秘书一人，承担检委会日常工作。在9个基层院中，市区4院配备了专职委员。5个旗县院由于人员编制较少，还没有专职委员。

两级院共有检委会委员90人，年龄在50岁以上的26人，占28．9％；40岁以上不满50岁的47人，占52．2％；39岁以下的17人，占18．9％。男委员74人，占82．2％；女委员16人，占17．8％。从职务上看，检察长和副检察长40人，占44．4％；反贪局长8人，占8．9％；纪检组长4人，政工科长1人二者合计占5．6％；公诉处(科)长7人，渎检科长3人，侦监处(科)长6人，控申科长2人，四者合计占21％；研究室主任4人，占5％；专职委员9人，占10％；无行政级别的检察员3人，占3％。从文化程度上看，现有委员中，研究生5人，本科学历46人，大专学历35人，法律专业证书4人；另外属于全日制法律专业本科学历的7人，占委员总数的8％。

在9名专职委员中，50岁以上的6人，40岁以上不满50岁的3人。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8人，全部为非全日制国民教育法学专业。从职级上看，正处级1人，副处级1人，正科级7人。

(三)会前审查、会务安排、编写纪要和决议督办工作基本到位

全市两级院凡设立了检委会办事机构的，对承办部门提请上会的案件和事项，都能依照检委会议事范围、议事标准进行筛选过滤和程序性审查，凡内容不全或不属于检委会议事范围的案件和事项，必须报请检察长决定，退回议案，交承办部门予以修改、补充或自行处理。凡是符合检委会议事范围的案件和事项报检察长批准，及时安排会议召开的时间，向各位委员发送讨论议案的相关材料，为检委会委员事前熟悉和了解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有利于提高议事和决策效率。两级院对检委会研究决定的案件和事项，都要由检委会秘书编写会议纪要或起草会议决定，并印发各检委会委员和承办部门，以便遵照执行，并通过督办表的形式督促检查相关单位的贯彻落实情况。

(四)其他

目前两级院检委会都是临时召开，由于案件多，办案时限紧，例会制度很难实行。在研究案件时，遇到检察长不同意多数委员意见时，或者不作决定下次再议，或者请示上级检察院，没有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先例。

二、存在的问题

(一)检委会人员结构尚不合理

在检委会人员组成方面，按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检察委员会工作的若干意见》，检委会委员的选任，除正、副检察长外，从有利于议事出发，要体现检委会组成人员业务水平的全面性，“有关负责人”应当从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中确定，研究室主任应当是检委会委员，使检委会形成知识结构全面、决策能力强的整体。而我市两级检察院检委会人员组成尚未完全达到上述要求，基本按照其在院里以及部门担任的领导职务配备，“通才”较多而专家较少。有3个基层院的公诉科长不是检委会委员，4个基层院的侦监科长不是检委会委员，两级院10名研究室主任中只有4名是检委会委员。还有4个院因本人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宜再担任检委会委员，但是又没有及时增补新委员，出现了检委会人数为偶数的情况。检委会委员必备的业务素质错位为“政治待遇”，缺乏任期换届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委员自身没有压力、业务素质要求不高、易上难下，造成客观上的终身制，成分老化，思想僵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检委会决策水平和议事质量。表现为议事时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二)检委会的议事决策功能发挥不到位

一是讨论具体案件多，重大业务事项少。据统计，检委会研究案件比例占到98％左右，而研究其他事项仅占2％。二是重视个案研究，忽视案件整体质量的宏观业务指导。即就个案讨论研究个案，缺乏对某类案件的宏观认识，缺乏对检察业务的经验以及存在问题的查找和思考，鲜有对检察业务实践的宏观指导。三是只重视单一承办部门的意见和信息，忽视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和信息。检委会研究案件时，仅吸纳案件当前所处环节的承办人参会，以往其他环节承办人列席检委会的情况较少。存在承办人为支持自己的观点，片面汇报相关证据的情况，这样，不仅缺少相关监督制约环节，而且不利于检委会委员客观全面地了解案件证据情况及各方面意见，势必影响检委会议事水平和议事质量。

(三)检委会工作程序不规范

1．检委会会议记录不规范。主要表现是出席人员名单没有详细写明出席委员，请假委员、承办人员、列席人员，对出席人员仅写姓不写名。个别基层院检委会记录字迹潦草，记载内容过于简单。

2．检委会档案资料不全。个别基层检察院除检委会记录外，提请检委会研究事项审批表、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报告、检委会决定督办表、检委会会议纪要等其他资料不完整，资料归档工作不规范。

3．检委会会议纪要制作不规范。检委会会议纪要应当是一案一纪

要。检查中发现一份检委会会议纪要记录多个案件的情况，纪要发送到相关部门后，将无关案件的研究内容和信息存人卷内，不符合检委会记录内容严格保密的工作要求。

三、当前改进措施和今后改革方向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提高检委会工作质量和效率，必须加强必要的业务知识和检委会相关规章制度的学习。应有计划地安排检委会委员学习法律法规和法律政策，以前瞻的理论为指导，研究检察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定期、不定期有选择地聘请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使检委会委员有了解和学习相关专业问题的条件，还应特别加强对专职委员的培训，以提高检委会的整体决策能力。

(二)进一步规范检委会人员构成，提高检委会成员的素质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业务决策和指导的重要机构，应当通过其议事水平和决策的正确性表现出它在业务上的最高权威，这就要求检委会委员是检察业务的专家。因此在检委会人员选任方面，应打破传统的论资排辈、按行政职务确定检委会委员的不科学做法，除本院业务领导、业务部门主要领导外，可以将某些具有丰富办案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法律政策水平的普通检察官吸纳到检委会中。

应适当扩大检委会委员的名额。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认为在考虑辖区人口密度和单位干警人数的基础上，市院检委会人员名额以13人为宜，市辖区级院以7－9人为宜，县级院以5－7人为宜。

(三)在议事范围上，要限制案件讨论范围，增加业务指导分量

1．对检委会议事范围建议作适当限制。要尊重司法规律，同时顺应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的实行，对案件事实问题一般不作讨论，而由承办的检察官以及分管领导通过直接审查证据材料建立内心确信来把握案件事实，避免相关人员通过“上检委会”推卸办案责任。

2．要适当限制案件办理前期对案件的研究处理。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案件在侦查或逮捕不能提请检委会研究，但是，如果在侦查或逮捕时，检委会经常对案件性质、适用法律等提前讨论并作出决定，容易导致“先入为主”及“提前定案”，使检察机关侦、捕、诉分开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难以发挥效用。一旦起诉时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原来研究的结论，又容易产生检委会决议的不严肃问题，从而给检委会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应定期对检察业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查研究，形成书面材料提交检委会讨论研究，提出改进措施，指导检察工作。同时，检察机关每年工作报告也要在检委会上研究，所以应适当扩大列席会议人员，以便调动干警关心整体检察工作的积极性，集思广益。

(四)在议事程序上，应当使检委会讨论重大案件和重大业务问题进一步程序化、规范化

应健全检委会成员的回避制度。检委会成员本来属于法律规定的回避对象，但因检委会制度运作本身的特点，当事人难以行使对检委会委员的申请回避权利，从而使检委会成员的回避基本上依赖于自行回避。“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回避制度不健全，势必由程序不公正导致实体不公正。因为有的检委会成员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容易导致某种偏向；原来处理该案的检委会委员，也容易为维护自己的威信而坚持原处理决定。健全回避制度，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必须回避的范围。每次研究案件时，首先由检委会秘书提出回避要求，给予有关人员一个申请自行回避的机会；同时可以探索告知当事人对检委会成员申请回避权并使其能够有效行使此种权利的方式。

应加强检委会讨论案件和其他业务问题的准备工作，注意发挥研究室和检委会办公室办事机构的作用。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除业务部门的意见外，研究室或检委会工作机构应对提交的案件进行预研，形成较为成熟的意见，这两种意见同时提供给检委会，供检委会成员参考。

应当建立和坚持例会制度。例会制度是自治区院考核的指标之一，是使检委会工作规范有序和制度化的要求，对于检委会的有效运作和促使办案部门提高办案效率具有积极意义。为灵活起见，可以规定每半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可以临时或延期召开。

(五)在议事方式上，应考虑检委会工作的外部监督问题

目前检委会实行的是相对封闭的议事方式，多数检察干警对检委会讨论的案件不知情，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委会工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而且外部监督也不充分。在调研中，有的同志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一是对基层院请示的案件，可安排该院分管检察长和办案人员列席旁听上级院检委会，既可起到监督作用，又可提供具体信息协助决策，有利于检委会委员“兼听则明”。二是对一些疑难案件，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要求助检员以上干警列席旁听，这样能够对干警起到以会代训的业务培训作用。三是对党委、人大和上级检察院交办或需上级机关帮助协调的案件，邀请党委、人大和上级机关领导列席检委会，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协调解决；对提请上级检察院复议、复核的案件，邀请有关政法机关的领导和相关同志列席检委会，既有利于相互制约，又便于沟通情况，达成共识。

(六)在责任落实问题上，要强化责任机制

权力与责任应当是并存的，要避免出现“人人负责却无人负责”的情况，必须强化检委会研究重大案件的责任追究机制。

首先，应明确承办人、部门领导、分管检察长、检察长这一基本责任链，在集体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个人负责制，出现问题后，首先循这一责任链追寻各自的责任。

其次，对每位委员发表的意见都逐一详细记录在案，如非因客观性原因导致检委会决策错误，既要追究集体责任，又要追究影响正确决策的委员的个人责任。

最后，必须规定检委会委员的任免期限，废除终身制。检委会委员可与检察长的任期相同，同年考核，同年换届。检委会委员应向全院干警述职，实行优胜劣汰。合格者连任，不合格者落选，使其有竞争、有压力，以增强检委会委员的责任感，也有利于责任机制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