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共3篇)
论文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将实践中频发的“入户盗窃”行为入罪,完善了盗窃的构成标准,将更有效地打击该类犯罪,但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如何认定犯罪既遂与未遂都尚存争议。本文将从刑法保护的法益视角考量,判断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进而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当户内有人时,住宅安宁权与财产安全同等重要。但入户盗窃首先侵犯了住宅安宁权,属于行为犯,只要入户行为完成,即为犯罪既遂。若在入户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入户,则为犯罪未遂。相反,当户内无人时,此时入户盗窃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公民财产安全,属于结果犯,应采用一般的盗窃中“财物失控说”作为既遂标准,当被害人产生较大价值财产损失时为犯罪既遂,以行为人入户后开始寻找财产开始即着手,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未能获得财物,为犯罪未遂。
论文关键词:入户盗窃 刑事法益 既遂 未遂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历来是我国高发的财产犯罪之一, 如何全面透析盗窃罪的内涵对于能否正确认定和适用刑法内涵, 能否有效打击盗窃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 无论学术界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争议, 从我国的通说来讲, 盗窃罪的既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客观上通过秘密窃取等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人财物的盗窃犯罪行为, 从而达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状态。而盗窃犯罪的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犯罪以后, 由于其意志以外的某些外在原因, 而使行为人的主观上盗窃他人财物的意图未能如愿实现, 客观上的盗窃犯罪行为未能完成或犯罪结果等未能发生, 从而使盗窃犯罪进行不下去的情形。因此可以精确地讲, 盗窃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区别的关键之处就是是否同时实现盗窃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统一。在长期的盗窃理论研究中, 中外学者们都坚持自己的见解, 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观点。
1. 接触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实际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根本标准, 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实际物理接触到财物就已经实现了盗窃既遂, 物理空间上没有能够实际接触到财物的就是盗窃未遂。[1]
2. 转移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将盗窃到的财物转移作为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凡被盗财物与原来存放的场所发生物理空间的移动, 就实现了盗窃既遂, 财物物理空间上未被移动则为盗窃未遂。[2]
3. 隐匿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将他人财物隐匿起来作为判断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认为凡是已经将盗窃来的财物隐藏起来就已经实现盗窃既遂, 未藏起来的就是盗窃未遂。[3]
4. 损失说。这种观点曾经被1992年“两高”的司法解释所采用。它主张应当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 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 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未遂。[4]
5. 失控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权利人失去了对财物的实际有效控制, 作为划分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凡是盗窃行为使盗窃目的物脱离了权利人的实际有效控制, 为盗窃既遂, 相反未能使盗窃目的物脱离权利人实际有效控制的为盗窃未遂。[5]
6. 控制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为标准来判断盗窃罪是否实现既遂, 认为只要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就实现盗窃既遂, 没有实际控制所窃得财物的是盗窃未遂。[6]
7. 失控加控制说, 这种观点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 并且已经实际被盗窃行为人控制为区分标准。被盗的财物已经脱离财物权利人控制, 并且被盗窃行为人控制的就已经实现盗窃罪既遂, 否则就为盗窃未遂。[7]
二、盗窃罪未遂既遂标准学说的分析
首先, 接触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盗窃行为人接触财物并不一定导致财产所有人失去财产的所有权, 既然没有侵害财物所有权, 就不能够满足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既遂。同时, 接触说的形成也抹杀了盗窃中止这一停止形态, 因为实践中盗窃行为人接触财物后, 可能内心悔改, 放弃盗窃, 这时候应该认定中止, 但是根据接触说, 这时候已经盗窃既遂, 这不利于罪刑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违背刑法的根本法意。
其次, 转移说是接触说的延伸, 盗窃行为人转移了财物的空间位置未必会侵害到财物的所有权。举例说明, 盗窃行为人在一个房间内将电视机从房间的柜子上抱到床上, 因为内心悔改就走了, 这时候财物所有权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也就是这次盗窃行为没有侵害到财物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 没有满足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也就不可能实现盗窃既遂, 但是根据转移说, 这已经盗窃既遂了。相反, 即使财物没有发生空间转移, 盗窃也可以既遂。举例说明, 在公交车上, 盗窃行为人将衣服盖在一个乘客的皮包上, 那个乘客找不到皮包, 就下车去找了, 这时候虽然皮包空间位置虽然没有变化, 但是盗窃已经既遂。
再次, 隐匿说的片面性也是明显的。盗窃行为人将财物隐藏起来这强调的是将盗窃来的财物如何处置, 是盗窃的一种方式和结果, 反映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事实上, 当行为人已经将财物秘密窃取后, 无论行为人是否将其窃取的财物隐藏, 都已经完成了盗窃行为, 盗窃已经既遂, 即使盗窃行为人将偷来的财物放在博物馆上展览, 犯罪行为人已经盗窃既遂, 而按照隐匿说, 这种情况就是犯罪未遂, 显然不科学。
还有, 损失说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 损失说从财物权利人的角度出发来评判盗窃是否未遂, 但是财物是否损失并不是盗窃罪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举例说明, 某甲进入他人房间盗窃了5000元钱, 后来又放回那个房间, 虽然财物所有人没有损失, 但是某甲已经盗窃既遂。相反, 即使财产造成损失也未必就盗窃未遂。举例说明, 某甲去一家酒店偷取花瓶, 不小心将花瓶打碎, 对于酒店而言, 财物损失了, 但是盗窃并没有既遂, 因为某甲并没有成功取得财物。
最后, 控制说强调盗窃行为人对财物已经取得直接支配, 但有些情况下, 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 盗窃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并没有发生, 控制说片面强调了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忽视了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一般认定盗窃既遂, 应该具备盗窃罪全部构成要件, 客观方面盗窃行为人完成了盗窃行为并有效控制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三、失控加控制说能帮助准确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
通过对以上各种学说的研究分析之后, 笔者认为失控加控制说能够更合理更科学地判断盗窃既遂与未遂, 失控加控制说融合了失控说与控制说的双重优点, 真正区分盗窃既遂和未遂。
首先, 失控加控制说深刻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犯罪未遂内涵的规定。依据我国《刑法》第23条第1项的规定,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为犯罪未遂。笔者个人的理解是其中的“未得逞”, 可以理解为“未实际有效的控制”, 这显然是针对盗窃行为人和财产权利人双方而言的, 不论财产权利人还是盗窃行为人如果都没有控制财产的所有权利, 那么盗窃都是未遂。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实施的盗窃行为, 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 取得对财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 所以说只有盗窃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了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权利人已经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时才能认为盗窃行为人已经盗窃既遂, 盗窃未遂就可以理解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未达到、未实现, 或者是财物权利人没有失去财物的控制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取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8]
其次, 失控加控制说是最符合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的学说。对犯罪既遂的评价标准, 目前现在理论上能够站住脚的就是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结果说”, 这种说法认为只有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且已经造成了相应的法定犯罪结果的就已经是既遂, 这种学说强调的是法定结果的出现;第二种说法是“目的说”, 这种说法则主张犯罪既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达到行为人目的的情形, 这种说法强调的是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实现;第三种说法是“犯罪构成件说”, 这种学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犯罪实行行为齐备了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形。[9]目前为止犯罪构成要件说是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判断犯罪既遂的通说, 以该学说来看盗窃罪, 那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 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明知是他人所有或者占有的财物, 为了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秘密窃取行为;从客观方面则表现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 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10]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出行为人的主观上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去实施盗窃行为, 客观上既要满足财物权利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同时也要满足盗窃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 发生的结果必然是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而不是财物所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
参考文献
[1][2][3][5][6]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641.
[4]高铭暄.刑法学参考资料[Z].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4.284.
[7]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8]董玉庭.盗窃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9]赵秉志.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本案被告人朱某和葛某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未遂,没有异议。问题是被告人王某明知朱某无经营许可证,委托其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应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既遂还是未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条的规定为被告人王某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提供了依据,但是,王某行为的既未遂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一种意见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将本罪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尤其是上述《解释》第1条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成立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王某非法处置行为符合上述要件,应成立本罪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虽然修改了成立要件,但只是降低了入罪门槛,成立本罪仍然要求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因此,王某应构成本罪未遂。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污染环境罪在《修正案(八)》之后仍然是结果犯
在《修正案(八)》之后,污染环境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从修改前后的规定来看,修改之前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是双重结果犯,修改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应当认为是单一结果犯,成立本罪仍然要求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只是立法机关为了回应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治力度,特意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凸显环境法益的重大保护价值。
(二)《解释》也没有改变本罪是结果犯的本质
之所以有人误认本罪改为行为犯,理由是因为《解释》规定只要非法处置3吨以上危险废物的,就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成立污染环境罪。但这一规定必须结合《解释》的上下条文才能正确理解,该条款同时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三种行为,也就是说,处置行为必须和排放、倾倒行为有法益侵害的相当性才能成立该罪,实施排放、倾倒3吨以上危险废物的行为必然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同样,作为与其并列的处置行为,应当认为也要求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没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处置行为,不能成立本罪的既遂。所以,本案中包括王某在内的三被告人都不可能成立既遂。
(三)没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处置行为有可能成立本罪的未遂
本罪是结果犯,有未遂形态。结合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对污染环境造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且意欲非法处置3吨以上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就能够成立本罪未遂。
(四)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属于共同犯罪未遂
应当说,王某虽然没有参与朱某和葛某的预谋倾倒和倾倒未遂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始终处于王某委托朱某处置的行为延长线上,朱某、葛某的倾倒故意也在王某处置的概括故意范围之内。所以,王某的行为符合本罪客观和主观要件。
综上,分析被告人王某的行为:王某委托无经营许可证的朱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高达15吨,朱某和葛某在实施倾倒之前被查获,已经对环境法益造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且这些行为处于王某非法处置的故意范围内,因此,王某应构成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的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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