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领导干部（共8篇）
注意防止的“五种倾向”
**党的建设，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成败，也关系着我们能否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领导干部的作风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其中工作作风是其它各项作风的具体外在表现，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发展建设。
一、注重加强学习，防止把“盲目落实”当“求真务实”。毛泽东同志早在80年前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说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意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当前少数领导干部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盲目落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传达代替落实，搞上下一般粗。二是只对上不对下，不顾单位承受能力，只顾自己升迁，忙于向上级“示好”。三是怕担责任，回避矛盾，在落实中避重就轻，为落实而落实。
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求真务实，一是要加强理论学习。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工作-1-
实践，不盲动，不乱动，在学习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二是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具体工作中，着眼单位长远，多干虽一时
难见成效，但却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以是否有利于单位长远发
展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尺。三是把握单位的特殊性。在上级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注重对单位实际情况和特殊性有清醒认识，在上与下的结合中求问题之真，务解决之实。
二、注重调查研究，防止把“命令主义”当“雷厉风行”。领
导干部在具体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过程中，很容易把“命令主义”错
当成了“雷厉风行”。其外在表现为：一是不顾客观条件制约，依
个人愿望下命令定指标。二是不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声音，以个人
主观臆断做决策。三是听不得不同声音，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害怕
暴露自身能力不足。
要克服这些“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
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是要沉下心来搞研究。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研究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研究单位建设的现实需要，克服处
理问题的主观主义。二是要扑下身子搞调查。调查基层的真实情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我们的决策为群众服务，克服缺
乏调查的官僚主义。三是要放低姿态广纳言。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虚心接受他人建议。对待建议，要以正确的态度加以认真分析，合理的就采纳，不合理的就解释，决不搞打板子、追责任等挫伤群众
积极性的做法，让决策经得起群众的推敲，历史的检验。
三、注重开拓创新，防止把“安于现状”当“谦虚谨慎”。部
分领导干部在干工作中不敢于开拓创新，外表看起来却常给人以谦
虚谨慎的错觉，主要表现为：一是无过便是功，认为不出问题就是
成绩。二是不思进取熬年头，在吃老本中等待提升。三是小进即满，不敢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要打破这种安于现状的状态，一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成绩。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时代与思想大发展背景下，停滞不前就是
落后，工作中要敢于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实践中开拓出适应现
时发展的新道路。二是要完善领导干部的考评机制。在领导干部考
评中，以工作实绩为依据，让履职尽责者受褒奖、敷衍塞责者受惩
戒，使升职、奖励真正成为激励工作热情的催化剂。三是要有不怕
犯错的闯劲。不怕犯错不是可以无原则地犯错，而是要在错误中分
析研究，吸取教训，掌握规律，在大胆摸索中不断创新，这样才能
突破旧有思想的束缚，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四、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防止把“好人主义”当“维护团结”。
在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会中，很多时候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很好地
开展，而是好人主义盛行，把“好人主义”当成了“维护团结”。
其具体表现为：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深入，搞你好、我好、大家好，民主生活会变成了相互“挠痒会”。二是面对不正之风，不敢较真碰硬，致使个别同志在“好人主义”的庇护下越走越远。三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任务完成，为了批评而批评，只批评不改正。
要克服这种错误的“好人主义”，一是要增强党性修养。讲党性首先就是讲原则，失去原则的“好人主义”是对党和人民极大的不负责，领导干部只有摆脱名利思想的束缚，抛开私心杂念的困扰，才能强化真正意义上的党内团结协作。二是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在民主生活会中，不怕得罪人，敢抓敢管敢批评，敢于揭短亮丑，让批评是爱护、批评是保护的认识深入人心。三是要搞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批评是为了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只有不断地解决问题，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提高，才会实现最根本的“维护团结”。
五、注重接受群众监督，防止把“小团体主义”当“发挥集体作用”。少数领导干部喜欢关起门来搞决策，遇到问题只知道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分析研究”，错将“小团体主义”当作“发挥集体主义作用”。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只在小范围内搞研究，忽视群众的首创性。二是只为部分人着想，决策不能惠及基层群众。三是搞事后监督，群众在事前和事中参与度不够，弱化了监督效力。
要真正发挥集体主义作用，防止出现小团体主义，一是要将调
一、道德
在中国古代, 道德并非一词且各有所指。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 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的本义是指人们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 引申为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以及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而“德”本义为得, 朱熹说:“德者, 得也, 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3]《说文解字》曰:“悳, 外得於人, 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心得正直。引申为人的德性、品行。“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 (礼、义、廉、耻) 、“五常” (仁、义、礼、智、信) 和“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等, 通常是对人“品质”和“德行”的评价。
“道德”一词的涵义,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和深化。有人说, 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 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 称为社会公德。流行的观点把道德定义为一种“规范”, 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的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王海明教授认为此观点有三点不足[4]:其一, 观点片面;其二, 它未能使道德与法区别开来;其三, 它不像一个定义。王教授在分析了“道德与伦理”、“道德与应该”、“道德与法”的三重关系后, 给出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 (亦即利害人己) 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简言之, 也就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 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4]。
在西方, “道德” (Morality) 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 且“道德”与“伦理 (ethic) ”同义, 意为“风俗”、“习惯”、“性格”等。对于“道德”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讨论, 亦有诸多的认识和表述。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即道德, 道德不是天生的, 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托马斯·阿奎那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四大美德, 并认为这四大美德自然而与生俱来, 相互联系, 且原则是“行为第一”;弗朗西斯·哈奇森最早提出了道德原则中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思想;休谟在伦理观上也主张功利主义, 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康德伦理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要这样做, 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 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 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 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 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 能超越因果, 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西季威克断言, “普遍幸福就是理性的绝对命令”;斯宾诺莎伦理观强调“自我保存”, 核心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功利主义, 他认为, 哲学的目的是求得人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麦金太尔在总结前人道德观的基础上, 针对当代道德的无序状态提出:德性就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 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 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实践而言的内在利益, 缺乏这种德性, 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5]。并认为,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德性已经沦落到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的地位。可见, 道德与人的品性相关。
一般我们评价一个人品质好, 是因为该人经常所为皆是有“德性”的行为, 就说他“有德行”。“德性”和“德行”都是评价人的品质或行为的道德属性, 因为“德性”的品质往往是通过“德行”体现出来的, 透过“德行”看“德性”, 所以, “德性”和“德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用。一般来说, 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 德性又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 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 慷慨和节制是道德德性。当谈论某人的品质时, 我们不说他有智慧或善于理解, 而是说他温和或节制, 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因品质而受称赞[6]。《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则问, 不能则学, 虽能必让, 然后为德。”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知、能” (智慧、理解和明智—理智德性) 、“让” (慷慨和节制—道德德性) 才能算是有“德”。《周礼·地官》中讲到“德行, 内外之称, 在心为德, 施之为行。”这里又将“德”和“行”分开来讲, 积之于“心”乃为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 形之于“外”的作为乃为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由此可见, 说一个人“品质好”, 不仅是说该人有“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 还要有“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 二者“合而为一”才叫“有德性 (行) ”。
纵观上述古今中外的观点, “道德”既是人们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方法”, 也是人们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品性”、“德行”。由此可见, 在不同的情境下给道德下定义的涵义是不同的, 我们在探讨或论述不同的问题时, 要根据论述的需要取舍。当然, “规范”、“准则”、“方法”应该由社会上的人来制定、认可和遵守, “品质”、“品性”、“德行”也是由社会中的人来体现。就个人来讲, 在有德性的思想 (善念) 指导下, 按照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非权力规范行事 (善行) , 即为道德。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 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 人所固有也。”是谓之意。
二、道德领导
萨乔万尼基于“学校是专业的学习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7]这一假设, 断言, 学校应采取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以适用的技艺知识和个人专长为表现形式的专业权威为首的道德领导。
既然是“道德”领导, 本研究认为, 我们应该从“道德”入手, 挖掘其更为实用的内涵。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知道, 道德既指个人所应具有的“品质”、“德行”, 也指众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我们也知道, 领导不仅是一种可改变他人和组织的权力, 更是一种对他人和组织的责任。具有优良品质和德行的领导 (人) 会从内心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责任感, 成为道德领导的“内因”;社会公认的规范准则成为具有责任感的领导进行领导和从事管理的标准和依据, 从而产生责任行为, 成为道德领导的“外因”。康德认为, 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 而且德性只是在责任的恪守中, 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就构成执行规律的力量, 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8]。德性的力量在于排除来自爱好和欲望的障碍, 以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克尽自己的职守, 所以德性的力量不过是一种准备条件, 把责任的“应该”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因而, 责任也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8]。为了使人更准确地把握责任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 康德把它归纳为三个“命题”[8]:第一, 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合乎责任, 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 亦即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 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 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 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 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 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 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第三, 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行为的善良就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律的普遍符合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 德性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现实活动的称赞, 德性意味着选择, 而且须是理智的选择。从属差上说, 德性就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6]。当代哲学家威廉·K·弗兰肯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公正的原则和善行的原则。公正原则被表述为对所有个体的尊敬和平等对待, 善行的原则被表述为对作为共同体的学校福祉的尊重和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列为德性之首, 认为公正“比星辰更让人敬佩”。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 每个人都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和公正平等的机会, 并应根据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 合理地保障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 “责任”是“道德”的源泉, “领导”是一种“责任”, “领导”必须是“道德”的化身, “道德”、“领导”、“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统一体, 它们谁也离不开谁。“道德”包括“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 所以, “道德领导”必须体现“善良”和“智慧”。“道德的”就应该是“善的”、“好的”、“选择适度的”、“智慧的”、“公平的”、“正义的”, 这些也就构成了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员素质不一、目标需求各异等等, 不仅要求选择使用“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1]的领导, 更要求领导能够考虑到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差异性”, 并能根据现实需要选择“适合的”领导方法。“适合的”领导方法才能“选择适度”, 才能体现“智慧”、“公平”、“正义”, 才能是“善的”、“好的”, 才能叫“道德”。因此, 道德领导, 准确的理解, 应该是道德的领导进行道德地领导, 也就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良好德行的领导人, 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和道德原则指导下进行领导。至于“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 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 激发人性潜力, 使部属跳脱外在的利益交换, 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 共谋组织永续发展”[9]等等, 都是道德领导的方法和应该达到的效果, 并不是对“道德领导”的概念和内涵全面正确的理解或解释。
三、校长的道德领导
“校长的道德领导”是对“道德领导”范围的界定, 领导所指向的对象是学校里的“人”和“事”, 所以, 校长必须根据学校的自身特性和人事特点进行领导。
我们知道, 学校是教育性的组织, 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科学研究是学校的职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文化供给、人才和技术支持。因此, 对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必须出于道德目的, 遵循“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 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 以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师生进步、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科学研究等的领导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但必须是适合该校的发展方式。道德的领导, 能够判断出该校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所居层次、所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方式, 并能够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 道德地领导。
根据学校的组织属性、校长职位的重要性和校长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来看, “教育家”、“管理专家”、“道德楷模”和“引路人”无疑是校长最重要的角色期待。而这些角色期待无疑是期望校长对学校实行“道德领导”, 也就是校长在良好的道德意愿的驱动下, 根据所在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师生的发展需要, 遵循教育和管理规律, 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 采取适合学校发展的方式方法, 引领该校不断排除和克服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 创造优良的文化, 使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充分发展、学校良性运转, 继而实现“溢出”效应, 贡献于国家和社会。
参考文献
[1]托马斯·J·萨乔万尼著.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2]吴青山, 林天佑.道德领导.教育研究月刊, 2002 (98) .
[3]朱熹.四书集注.述而篇.
[4]王海明.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5]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6]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7]萨乔万尼著.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张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8]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8.
近来，讨论道德领导的文章较多。查阅后发现，持支持意见的研究者占多数，支持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思想的全面介绍和内涵挖掘；二是对成功校长的领导实践的评述和总结。反对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的道德困境与道德领导理论的文化内核和现实基础无契合性，所以，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没有可行性。经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停留在“道德领导是基于道德权威之上的领导”[1]，“是领导者基于正义与善的责任感和义务心来领导部属，部属亦因领导者的正义与善而勇于任事，进而发挥领导的效能”[2]这一认识上，所讨论的问题基本都未脱离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框架体系，少有深入探讨和突破性研究。因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就道德领导的涵义略作探讨。因为道德领导的重点应落在“道德”上，所以，本文的探讨从“道德”开始，最后以“校长的道德领导”为例，探讨“道德领导”如何与学校的治理相结合，以加深对“道德领导”的理解。
一、道德
在中国古代，道德并非一词且各有所指。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的本义是指人们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以及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而“德”本义为得，朱熹说：“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3]《说文解字》曰：“悳，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心得正直。引申为人的德性、品行。“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通常是对人“品质”和“德行”的评价。
“道德”一词的涵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和深化。有人说，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流行的观点把道德定义为一种“规范”，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的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王海明教授认为此观点有三点不足[4]：其一，观点片面；其二，它未能使道德与法区别开来；其三，它不像一个定义。王教授在分析了“道德与伦理”、“道德与应该”、“道德与法”的三重关系后，给出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4]。
在西方，“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且“道德”与“伦理（ethic）”同义，意为“风俗”、“习惯”、“性格”等。对于“道德”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讨论，亦有诸多的认识和表述。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即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托马斯·阿奎那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四大美德，并认为这四大美德自然而与生俱来，相互联系，且原则是“行为第一”；弗朗西斯·哈奇森最早提出了道德原则中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思想；休谟在伦理观上也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康德伦理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西季威克断言，“普遍幸福就是理性的绝对命令”；斯宾诺莎伦理观强调“自我保存”，核心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求得人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麦金太尔在总结前人道德观的基础上，针对当代道德的无序状态提出：德性就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实践而言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5]。并认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德性已经沦落到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的地位。可见，道德与人的品性相关。
一般我们评价一个人品质好，是因为该人经常所为皆是有“德性”的行为，就说他“有德行”。“德性”和“德行”都是评价人的品质或行为的道德属性，因为“德性”的品质往往是通过“德行”体现出来的，透过“德行”看“德性”，所以，“德性”和“德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用。一般来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德性又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和节制是道德德性。当谈论某人的品质时，我们不说他有智慧或善于理解，而是说他温和或节制，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因品质而受称赞[6]。《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知、能”（智慧、理解和明智—理智德性）、“让”（慷慨和节制—道德德性）才能算是有“德”。《周礼·地官》中讲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这里又将“德”和“行”分开来讲，积之于“心”乃为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形之于“外”的作为乃为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由此可见，说一个人“品质好”，不仅是说该人有“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还要有“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二者“合而为一”才叫“有德性（行）”。
纵观上述古今中外的观点，“道德”既是人们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方法”，也是人们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品性”、“德行”。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情境下给道德下定义的涵义是不同的，我们在探讨或论述不同的问题时，要根据论述的需要取舍。当然，“规范”、“准则”、“方法”应该由社会上的人来制定、认可和遵守，“品质”、“品性”、“德行”也是由社会中的人来体现。就个人来讲，在有德性的思想（善念）指导下，按照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非权力规范行事（善行），即为道德。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是谓之意。
二、道德领导
萨乔万尼基于“学校是专业的学习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7]这一假设，断言，学校应采取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以适用的技艺知识和个人专长为表现形式的专业权威为首的道德领导。
既然是“道德”领导，本研究认为，我们应该从“道德”入手，挖掘其更为实用的内涵。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知道，道德既指个人所应具有的“品质”、“德行”，也指众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我们也知道，领导不仅是一种可改变他人和组织的权力，更是一种对他人和组织的责任。具有优良品质和德行的领导（人）会从内心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责任感，成为道德领导的“内因”；社会公认的规范准则成为具有责任感的领导进行领导和从事管理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产生责任行为，成为道德领导的“外因”。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而且德性只是在责任的恪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就构成执行规律的力量，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8]。德性的力量在于排除来自爱好和欲望的障碍，以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克尽自己的职守，所以德性的力量不过是一种准备条件，把责任的“应该”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因而，责任也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8]。为了使人更准确地把握责任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康德把它归纳为三个“命题”[8]：第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亦即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行为的善良就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律的普遍符合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现实活动的称赞，德性意味着选择，而且须是理智的选择。从属差上说，德性就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6]。当代哲学家威廉·K·弗兰肯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公正的原则和善行的原则。公正原则被表述为对所有个体的尊敬和平等对待，善行的原则被表述为对作为共同体的学校福祉的尊重和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列为德性之首，认为公正“比星辰更让人敬佩”。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每个人都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和公正平等的机会，并应根据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合理地保障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责任”是“道德”的源泉，“领导”是一种“责任”，“领导”必须是“道德”的化身，“道德”、“领导”、“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统一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道德”包括“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所以，“道德领导”必须体现“善良”和“智慧”。“道德的”就应该是“善的”、“好的”、“选择适度的”、“智慧的”、“公平的”、“正义的”，这些也就构成了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员素质不一、目标需求各异等等，不仅要求选择使用“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1]的领导，更要求领导能够考虑到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差异性”，并能根据现实需要选择“适合的”领导方法。“适合的”领导方法才能“选择适度”，才能体现“智慧”、“公平”、“正义”，才能是“善的”、“好的”，才能叫“道德”。因此，道德领导，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道德的领导进行道德地领导，也就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良好德行的领导人，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和道德原则指导下进行领导。至于“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跳脱外在的利益交换，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9]等等，都是道德领导的方法和应该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对“道德领导”的概念和内涵全面正确的理解或解释。
三、校长的道德领导
“校长的道德领导”是对“道德领导”范围的界定，领导所指向的对象是学校里的“人”和“事”，所以，校长必须根据学校的自身特性和人事特点进行领导。
我们知道，学校是教育性的组织，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科学研究是学校的职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文化供给、人才和技术支持。因此，对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必须出于道德目的，遵循“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以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师生进步、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科学研究等的领导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但必须是适合该校的发展方式。道德的领导，能够判断出该校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所居层次、所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方式，并能够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道德地领导。
根据学校的组织属性、校长职位的重要性和校长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来看，“教育家”、“管理专家”、“道德楷模”和“引路人”无疑是校长最重要的角色期待。而这些角色期待无疑是期望校长对学校实行“道德领导”，也就是校长在良好的道德意愿的驱动下，根据所在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师生的发展需要，遵循教育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合学校发展的方式方法，引领该校不断排除和克服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创造优良的文化，使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充分发展、学校良性运转，继而实现“溢出”效应，贡献于国家和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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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新课标关于估算的教学要求方面，我谈以下几点体会：
1、新课标加强了对“估计”和“选择适当的单位”进行简单估算的内容。以往在教学中我们都只关注学生估计值与实际值的数字差距，没有注意到量，出现了学生估计的范围太大的弊端。通过这一改革实现了知识性的弥补，同时，也让学生对这一知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2、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为，让学生明白了学习估算的实际意义，而非是为学而学，估算的素材也大多来自教材。通过我们的课堂教学，使学生逐步地去理解估算的意义和价值，并结合身边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自觉的进行估算，从而增加了学生的一些切身体验。
人的一生就像在登山，不停地上坡、下坡，只为前程已经耗下的生命，执着地寻找着一个个将要焕发出光芒的巅峰，并在那里展示自己一生的价值。史铁生也在不断地重复这样的人生历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最高点，一生便再也没了下坡。而《我与地坛》刚好处在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上坡路段，陡峭曲折的山腰足以令他一生难忘，可在这最无望的时期，他依然在坚持寻找着一条适合自己的山间小道，一条可以通向生命最高点的人生之路。
寻找，是我在《我与地坛》中看出的最显眼的字眼。每个人都一直寻找着各自下一个生命点，并在那儿献出所有的激情向各自的命运作斗争。然而史铁生的寻找之路却比任何人更加难以前行，21岁的青葱岁月本是年少轻狂，挥斥方遒的代名词，可无情的命运却夺走了他本来要攀登人生高峰的双脚，一生似乎只能在轮椅上深叹和眺望着那前路的曲折与无望。最初的病痛对于一个本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人来说无疑是无法忍受的噩耗，而这噩耗却久久不能消失，史铁生只能无奈地带着对世界的不解、迷茫和愤懑进入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去思索着人来到这世上的意义和宿命，寻找着下一条自己能再度前行的人生之路。然而，寻找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对生命的迷茫依然充斥着史铁生的脑海，以致他的双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驱赶那些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这讽刺的画面，无情的昆虫和多情的史铁生成为了人世间最可笑的对照。而值得庆幸的是，寻久了终有一天会找到，15年的时间，15年灵魂与现实的碰撞，15年的车轮
印终于带领着他通往属于自己的大道，即使前路也有无数的未知，可他依然确信他已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双脚，不会残疾，不会倒退，只会前行。
爱，是我在《我与地坛》找到的第二个主题。说起爱，似乎像是陈词滥调，但爱却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史铁生在散文中所叙述的母爱无疑全文的亮点。母亲的理解和无声的爱是他找到他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的动力源泉，无数的白天和黑夜，母亲心中默默的痛苦与煎熬却比起自己的无法行走更甚百倍。也许史铁生想要独自承担自己的伤痛，可过于陷入对生命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无奈之中的他无情地忽略了母亲那对他的焦急与担心。一条条遍布着母亲脚印的车辙在黑暗的15年里终于使史铁生走出了一条的独特的人生之路，这本是值得慰藉的事，可母亲却永远看不到儿子再次扬帆启航的淡定的笑容！可悲的爱，总是在失去之后留给人们一笔深深的悔恨。
生命，是透视整篇散文的重中之重。生命本就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有人健康，有人残疾，有人聪慧，有人呆板，可无论生命的形式如何，它都应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一个值得我们一生歌颂的永恒。在15年的时间来，史铁生生命中出现的一个个人物无疑给了他更多的人生思考，也让他欣然接受了自己命运带来的艰辛和痛苦。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无奈或美好，痛苦或快乐，只是故事的不同引起人的震撼也就存在着深浅，可正是命运的牵绊才造就多彩的人生，生命才会在曲折的人生路上得到最美好的诠释。史铁生在最后终于明白了自己命运的真实一面，将
自己寄身于芸芸众生之中，享受着生命带来的苦痛与快感，而自己也走向生命的另一面。
陈丁香
校本教研是指研究的中心在学校，以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以教师为研究主体，以现代研究为主要方式，以专业引领为催化剂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校本教研是广大教师人人参与，和自己的教学直接联系，以教学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又有十分明显的群众性、实用性。是以探索教学规律，总结教学经验，反思教学得失，丰富教学理论，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的研究。然而，我们的老师认为，教师是传授知识的，研究则是上级教研部门和专家的事，好像与自己无关，这种思想导致他们轻视校本教研，教研活动不积极，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很有必要谈一谈校本教研的必要性。
一．校本教研的意义就决定了校本教研势在必行。开展校本教研是为了解决本校教学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突出问题，这是研究的目的和方向，具有指导性。它立足校情，解决本校一些共性问题，对症下药，形成学校特色，这是专家学者所无法解决的，它不是空悬的，是与校情紧密结合，具有明确针对性。校本教研的核心是教师，他们既是教学研究者，又是研究成果的应用者，于教学研究一体。校本教研十分重视研究结果的实际指导意义与操作性，这是其价值所在。这些突出特征，就体现了校本教研的必要性。
二．校本教研是学校持续发展的需要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日益扩大，学校特色更加明显，学校逐步成为教学改革和课程实施的中心。学校的传统功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校不再是仅仅传授知识的地方，而
是日益成为研究的中心，学校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教研兴校已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同时也体现学校的品位。学校要持续发展，充满活力、永葆生机，校本较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它是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及时加以解决促进学校又好又快发展，是学校生命的良师益友。
三．校本教研是教师专业走向成熟的需要
学校的主体是教师，课改的成败于教师。课改是一项开放的、民主的探索过程。教学方式没有现成的模式，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需要广大教师在实际中立足校情，具体解决。校本教研能促进教师主动自觉的学习教学理论，提高自身素养，促使教师形成科学态度、探素精神和研究的勇气，能促进教师练就采纳、筛选运用信息的能力，实现知识的补充和更新。提高了教师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了学者型到研究型的转变。使得教师研究自己的教学实践，反思教学效果，改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成为教学名师和骨干
四．校本教研是改变传统研究模式的需要
以前的教学研讨多是听专家报告，与专家座谈，吸收专家一些高明理论，但专家的言论只适合某种情景，并非万能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教学指导意义不大。或者是上级研究部门向教师传达一些新的理论，灌输一些新思想，教师总是被动接受。或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课题任务而展开的研究，脱离学校实际，对自身和学校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校本教研是一种民主平等，人人参与，各抒己见，切合校情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主动愉悦式的，体现自我价值的研究，为自己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五．校本教研是教师相互学习的需要
课改实施中有许多问题个人无法解决，校本教研打开思考探索之门，通过教师间的交流合作沟通，营造了宽松的氛围，顺利解决了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共同得到提高，体现了集体的智慧。许多教师喜欢向专家学习请教，然而，我们身边就有许多优秀教师，省市级模范教师，他们的教学思想、风格、教学理念、教学经验、管理方式被省市区其他学校学习转载，他们的教学设计、课件制作、论文评选，获省市区各项奖励，可是我们教师对他们却熟视无睹，不了解他们的教学成果。舍近求远，总认为熟悉的地方没风景，老婆还是别人的漂亮，让身边的资源白白浪费，失之可惜。放着母乳不吃偏要吃奶粉，放着家乡菜不吃偏要吃西餐，难道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吗？其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
一.批改宜粗不宜细, 多找学生习作中的闪光点。
在传统的批改中, 老师改得很精细。从字的正误、用词的恰当、标点符号、文句的疏通、逐字逐名审查批改。有时甚至带着显微镜、放大镜来挑“毛病”, 用刺眼的红笔泼墨挥毫, 结果学生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 几乎是“全国河山一片红”。但结果呢?学生看到圈圈点点的修改, 不但不领情, 反而写作自信心下降, 看一下分数就塞到抽屉了事。而老师自己也被繁重作文批发累得筋疲力尽, 久而久之看到作文批改就头痛, 批改作文也就成为语文教师的一块“心病”。
面对作文批改中尴尬的局面, 我作了一些大胆尝试。我从精批细改中解脱出来, 不再带着显微镜、放大镜, 不再吹毛求疵找“茬儿”, 而是着重疏通文理, 专找“闪光点”加以鼓励。发现一字、一词、一句或一段写得很精彩, 马上画圈圈, 当作学生的一种“成功”加以褒奖。
即使有的学生有些文句不通顺, 也多是圈一圈, 再不捉刀修改, 让学生自己重新体会、自己修改, 不明白再请教其它同学, 最后请教老师。这一尝试果然有效。更多的学生重新找回了自信, 恢复了对写作的兴趣, 甚至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我也从繁重的文字修改中解脱了出来,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它教学中去。
二.评语多褒少贬、灵活多样, 避免机械、千篇一律, 多给学生一份鼓励。
作文评语是老师对学生的习作的总体评价。很多老师的评语存在不良倾向:赞美少、批评多;评语太机械、太专业。
于是, 写评语时, 我多用肯定的语气, 鼓励的口吻来写, 更多的是看到学生的进步。用“动了脑, 有进步, 妙, 贴切”等暖人心的词语代替“重做、文理不通、作文未入门”等冷冰冰、类似谩骂的评语。用“立意新、构思巧、人物刻画逼真”等一些评语代替“中心 (突出) 明确、语言通顺、结构完整”等缺少变化的评语。还有时进行适当的拔高, 加以鼓励。如“真是一篇成功的习作, 如此下去, 作家的大门向你敞开着”、“我的小作家又写出一篇人见人爱的佳作”、“立意新、但很遗憾, 书写成为了白璧微瑕。”
三.传统的打分, 很多老师比较苛刻。把学生当作作家来评判学生的写作水平, 而不是一个初中生在写作来要求他们, 有时甚至故意打低分来显示对学生的严格。
其实, 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打分时要时刻想到面对的是一个初中生。如果学生的习作已达到应具备的写作水平, 就应该给满分;达到学生个体的高水平, 就应该给高分。事实上, 在近年中考作文评分中, 体现了这一思想。中考作文中确实优秀者可以给满分;“有中心”就可给及格分。相反, 在打低分时要批改小组共同商定才行, 还要组长签字, 方可生效。
学生的平时习作评分, 我多采用等级分制。黄石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冯声科老师对作文评分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现在老师给作文评分时似乎是很准确, 张三65分, 李四75分。但若换一位老师批改同一篇作文, 有时评分结果会相差甚远。即使是相差无几, 张三64分, 李四74分, 但他们这一分又差在哪里呢?让人难以明白。因此这种计分方法貌似准确, 其实是最不准确的。他也认为采用等级分制更合理、更准确、更公平。
出租汽车通常是扬手即停的，因而“打的”的“打”字就用得很妙：除了有搭乘之意，还包含有扬手叫停的动作，并暗示乘客是主动的——叫停就停。粤语中的“搭车”(一般指乘公共汽车)，没有演变成“打车”，恐怕是公共汽车的停与不停一般与扬不扬手无关，乘客是被动的，因而也就只能“搭车”而不能“打车”了。
读者·作者·编者
陈玉娜
迎接中国的“企业家时代”
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有待于中国的企业家的出色表演。但是，如何造就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如何使中国的厂长、经理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上应扫除哪些障碍，如此等等都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总结。《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为此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
经济增长的国王
历史说明，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一部技术变革史和制度创新史，而推动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发动机却是企业家。英国的产业革命中，蒸汽机、飞机、纺纱机的发明，都是企业家之手推动的。联邦德国战后恢复经济时出现的“艾哈德奇迹”，日本五十年代中期从战争废墟中创造的“神武景气”，都仰仗于一批特殊的社会财富——经过商品经济锻炼的、富于首创精神的企业家。
《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的作者根据历史的透视，提出了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进步加速机制：首先是想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企业家提出技术变革需要；其次，企业家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来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然后通过冒险而又合理的行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生产。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工程师从事技术开发，企业家将产品投入市场，由此不断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又推动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家是轴心，是科技发展的发动机。
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正是缺乏将各种生产要素正确组合起来的企业家。战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时，往往强调把加速资本积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作为应选择的战略重点。遗憾的是，采纳此类战略的结果却是：一些积累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经济起飞，许多在西方是非常成功的投资项目和先进设备，被某些欠发达国家引进后却变成废铜烂铁，企图“引进”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尝试反而导致该国经济严重失调，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当权者甚至被迫亡命国外。撇开复杂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不谈，欠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失败教训可以归结于“见物不见人”，即忽略了企业家及企业家能力的培育。在前资本主义因素影响深重的许多欠发达国家，昏庸的官僚和低能的管理者把持着经济命脉，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物质资本的形成率往往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经济难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回顾历史，在西欧的封建领主那里，蒸汽机只能用来去造什么会跳舞的机器人，以满足他们充满愚昧色彩的奢侈性需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兴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汉阳钢铁厂，脑子里想的多是封建官僚那一套为官之道，与一个企业家所想的、所干的大相径庭，即使各种生产要素齐备，但由于组合方式不佳，产品只得报废了事。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尽管年代久远，但它们提供的启示却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企业家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看得见的手
企业家之需要，还表现在它可以用“看得见的手”来代替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
对企业组织结构演变和管理阶层兴起的历史考察，以及对企业管理协调同市场协调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管理的竞争，企业经理和内部组织质量的竞争。一个成功的企业，主要决定于管理者阶层协调工作的能力，按照市场需求制订全盘计划的能力以及在企业内部合理分配资源的能力。在专业化日益增加、市场变化日益迅速的情况下，要想以高额产量占领市场，必然要求更周密的规划来协调。通过周密规划来协调生产和资源分配流程所获得的节约，要比单纯扩大生产要素或企业规模所造成的节约大得多。
以企业家的协调功能取代市场机制的协调功能，其经济根源何在？西方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需要付出成本，尤其是了解有关价格的信息需要费用，这里包括市场交易中的谈判、签约等费用；此外，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预测的困难，尽管长期合同可以减少短期合同的较多交易费用，但也难以充分避免风险。为了降低这些费用，就需要形成组织并允许企业家来领导资源配置，因为他可以按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代价取得生产要素。当然，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会迅速求助于市场机制的协调。企业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正是内部组织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变化不断调整的。通俗地说，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组织管理费用较低之时，企业规模就扩大；若组织管理费用过高，市场交易费用较小，企业就缩小或改组内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家则是操纵这一替代物的灵魂。
既然使用市场机制要付出交易费用，那么就需要由企业家组织企业、通过管理协调来取代市场协调，特别是当市场无政府状态造成交易费用极为昂贵时，就更是如此。但是，试图由国家把社会当作一个企业，取消市场，又会付出比市场交易费用更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避免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企业家用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并不意味着可以由国家用行政手段控制整个经济，而是要使市场机制在市场主体——企业家的参与和指挥下更好地运转起来。市场是不可由国家替代的。而且，企业家只是在对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作出比较之后才决定是否取代市场协调，他也并不能取消市场。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企业家的活动并非被动地适应供求和价格变化，他还主动地预测供求和价格变动以作出决策，因而资源配置恰当与否，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灵活反应和创见能力。由于企业家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市场协调的盲目性势必大大降低，市场协调的“事后性”也相应受到抵消，这样才有“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代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与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作用尤为不可忽视。但是，政府有三个致命的弱点，使它不能长久替代企业家的职能。一是政府具有绝对垄断地位，这将损害市场竞争。二是行政官员对于投资损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和风险责任；服从上级的行政原则以及官僚机器造就的行政官员素质，无法让他们自主创新、灵活应变。三是政府纵向等级制使市场横向信息流断裂，往往浪费企业家最珍视的时间，使其丧失市场机会。作者通过国际经验的对比所作的下述总结，我以为是很精彩的：“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政府是‘帮助’企业家的政府，而不是‘代替’企业家的政府”。
企业家与中国的改革
我国近十年来的改革已经出现了一批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的经济实体，涌现了一批不愧为企业家称号的厂长经理。不过，企业家集团的发育还面临着许多障碍，企业家成长过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值得记取。
我们的改革比较多的注意计划、市场、价格、利润这些非人格范畴，而忽略作为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队伍的培养。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目前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大多来自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尚没有充分显示其企业家才能。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家集团的中坚应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他们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装备，领导着现代大工业锻造出来的职工队伍，他们文化水平高，眼界开阔，又深知旧体制的弊害，如果他们也获得了同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甚至合资企业一样的竞争条件，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会干得更为出色。不能不承认，农民企业家和个体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并不比国营大中型企业领导人更完美，相反，前者往往还拖着一些挺落后的尾巴，反映着传统的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例如，有些人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和经济民主观念，用家长式、行会师傅式的方法管理企业；而且，在农民企业家和个体企业家中，不少人缺乏长远发展的意识，他们一旦积了财富，往往把财富用于高消费、慈善事业甚至封建迷信活动，而不是用于生产建设性投资。一旦国营大中型企业摆脱了过多的国家控制，那里的企业领导也不致于把赚来的钱扔到修庙建佛像里去。
农村经济和城市非国营经济中之所以率先涌现出更多的企业家，一方面说明只有市场竞争才能造就企业家，另一方面说明当代中国蕴藏着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只要政府放松管制，这些资源就能得到充分发掘。而当代中国企业家成长艰难的巨大障碍，看来主要在于产权关系尚未理顺和城市计划体制尚未彻底改造。由于城市国营企业缺乏独立的法人财产，企业仅仅掌握日常生产经营权，还不能最终解决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如何在经济上实现，以及行政机构和官员如何不再干预企业的问题。在农村经济中，如果个人财产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个人财产被随意侵犯的现象不能得到纠正，农民企业家的积累意愿和扩张动机势将萎缩下去，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民企业家阶层的健康成长。城市计划体制的统制对城市市场机制的阻碍、对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的割裂，使得生产要素不能顺畅流动，城乡经济难以沟通，难以平等竞争，如果不能尽快加以改革，不仅城市企业家(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无法正常发育，农民企业家也不会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
增加中国的企业家资源的供给，目前应当以城市国营经济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为工作重点。首先，在经济体制方面要抓好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构造，抓好市场体系的建设，抓好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企业法人制度是指国营企业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在保证国有资产完整和增殖的前提下，让企业领导人有独立的资产处置权，随市场变动自主进行企业长期发展和日常经营方面的决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管理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必须相应地合理分解，通过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之类的法人机构与生产经营企业形成法人对法人的市场横向联系，保证企业不再受行政干预。市场体系的建设是要使企业家在竞争环境中自主组织一切生产要素，自主销售产品，不再依赖上级的调拨和统购统配。新的企业领导体制应能保证企业家只对董事会而不是行政机关负责，也应能保证及时吐故纳新，促使企业家不断自我完善。
其次，在政治体制方面，应当切断企业领导人同政府官员的“血缘关系”，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建立独立于政府官员的企业家报酬制度，打破官本位制对企业领导人的侵蚀和诱惑。而且，还要使企业家协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有代表性、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社会协商机构，参与政府决策的制订，在同工会、政府部门的谈判协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能让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实力去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意志，对社会事务发挥积极的影响。
最后，还要进一步推动观念变革，改变传统的价值取向。这里最重要的努力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确立企业家的崇高社会地位，使社会崇尚企业家精神，淡化当官意识。二是要培养企业家的成就感和荣耀感，建立对企业家的独特评判尺度和激励手段。企业的成功就是评判企业家成就的根本依据，对企业家的激励不应是加官晋爵，而应是社会最高荣誉之类的东西，以便促使企业家珍视自己的人力资本。三是要使人们认识到企业家是一种需要高度素养和综合能力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精英。企业家的这种形象一旦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它就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吸引千千万万具有企业家潜能的人去从事这一崇高的职业，诱导其他社会精英分子或是踏入企业家行列，或是在企业家的组织下，共同挑起民族经济振兴的历史重担。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家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应再犹豫、踌躇、观望、等待，而要热情地迎接、扶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