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共8篇）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篇1

肖庆宝

内容提要 所谓司法独立,一般的理解就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领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如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第二部分是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第三部分是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第四部分是司法独立与外部媒体的监督；第五部分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法院院长 法官独立 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最早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后来得到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确认。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哈林顿在其大洋国中声称: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而建立法治共和国,必须实行权力 分立。在这里,哈林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概念,只是没有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而已。英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并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洛克认为司法权只是执行权内容,执行权应对立法权负责,并受议会的监督。尽管他认为法律的执行和司法的保障是关系宪政的生存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系

①统的司法独立地位之理论。上述哈林顿、洛克等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司法独立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57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的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学说对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新贵族的妥协而告终。同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实行一系列限制,同时规定非经法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初步确认了司法的独立。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其中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而使司法独立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一、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第126条再次明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可见，法院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所谓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以自己的良知独立决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也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预。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一）、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二）、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涉，但上级法院和本院领导按照一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指导和监督应当接受。

（三）、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

（四）、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保持中立，并根据自己的法律良知形成内心确信，作出裁判。

（五）、法官应对自己审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承担责任。

法官独立审判与法院独立审判有相似之处，但又是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别：一方面，两者的性质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法院内部的审判制度，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分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两者的内容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由法院内部审理案件的职权界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机构中权力的分配。最后，两者的要求不同。法官独立审判要求提高效率，确保公正，强调职权利一致；法院独立审判是要求维护权力制衡，落实依法治国。可见审理案件的载体应该是法官，而不是法院，法官是法院独立审判的实现者。也就是说，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最终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①

二、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

我国司法独立难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在财政与司法官选任上同地方“断奶”，就很难确保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并容易滋生“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的怪胎。针对司法地方化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特别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将会从制度上杜绝地方行政部门借经费问题干涉法院独立办案，增强了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的“底气”。②

同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体系也是制约法院独立的一大弊病。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就一些拿 不准、不好定性的疑难案件，形成了向上级法院层层请示、汇报的惯例。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答复，下级法院必须遵守。这种做法直接了上 参见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②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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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法院之间的决策独立权，造成下级法院难独立的事实。因此，从组织法上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割断下级法院在司法决策上与上级法的“脐带”，这也是实现法院独立的必要条件。

在内部体制上，司法独立还意味着在司法机关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剥离，实现“法官独立”。每个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根本的表现。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在我国，无论是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对于司法独立的表述都是法院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明确提出。这导致在法官独立的制度建设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严重。

由于现实的司法机关总要履行与司法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内部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审判工作交叉、混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而成为法官独立的绊脚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院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存在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使得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甚至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例如在法官的选任上，我们通常有两套规则：显性规则是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院长以下除助理审判员外均由院长提名、人大任命；隐性规则是院长、副院长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选拔考察提名，其他法官由院长或者法院组织部门选拔提名，并均由同级人大办理有关手续。无论是哪一种规则，其实质都是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化运作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行政化的选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独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为听令于上级的普通办事员，加上等级森严的晋升奖惩机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在这种行政体制下被层层消解。

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担负的是管理法院日常行政事务、保障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行政辅助及后勤服务。其有别于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具体承担者应属国家公务员序列，应按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司法职业追求的专业化和精英化要求将司法人员从一般的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对其实行有别于行政官的专业化管理。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减少审判和检察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并按照社会单位属性和宪法职能分别将司法机关的诸多功能进行科学整合，建立新的司法管理机制，形成行政管理与司法业务二元体制。这在管理体制上弱化了司法业务领导的行政化成分，有利于建立一种按照司法规律领导司法审判工作的新机制。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法院独立的同时实现法官独立，最终达成司法独立的完整目标。

三、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

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共同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既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又不致损害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解决这一难题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党要改革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为此,党需要通过党规规范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国家也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表明，执政党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对于民主政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和培育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着更为直接的关键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员、组织、协调、培育都需要执政党去领导，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执政党去引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权力的合法性有着深厚的历 ①参见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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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这种合法性：

1、是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选择和拥戴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2、是来自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这种先进性所蕴涵的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任务的内在合理性，还有根据这种合理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共产党的先进性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是来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通过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所体现出来的广泛民主性及其民意基础;四是来自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合宪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但党的领导方式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实施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司法独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既能处理由于政府和公众在法治框架内活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的保障。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现的纠纷得以调处，使失控的权力得以驾驭，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使紊乱的秩序得以恢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权威和法律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像体育比赛中裁判对竞技双方做出裁决一样：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场，对纠纷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进而依据既定的法律做出公正裁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立与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国家和执政党来说，意味着由公道和正义所维系的民心。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就要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马克思曾经对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①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司法独立也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

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司法机关“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

四、司法独立与外部的监督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是现代各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司法 ①参见信春鹰,李林主编: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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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严格按宪法和法律规定办事，准确适用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它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意味着公众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对司法领域里的事件、事实或现象等，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言论，让这些事实、事件或活动接受公众的察看和督促，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向媒体公开，接受媒体的监督，是一国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媒体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同时媒体与司法之间也存在着冲突。①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

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

1、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2、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

3、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二）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三）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

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

五、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法院院长在司法机构中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其职能及法院院长拥有的职权对整个司法过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成为主导性因素,如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因此,对法院院长及其职权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在我国法院体系里，院长的职权能够干涉司法审判的合理性、公平性，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法官的合理审判，这样就失去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不受外界干扰的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对独立，互不干涉，独立行使职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司法机关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很大，甚至受行政机关所干涉，我国是一府两院，①参见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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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院、检察院，三者相对独立，但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下却不是这样，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互相矛盾，法院的财政与人事安排全部来自政府，受政府所牵制，这也是法院不能够公平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国的立法还需要完善。

法院院长职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案件存在极大不合理、存在冤假错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对案件提出异议，要求法官合议庭重新审理。其次对法院的组织机构的管理也有重大的义务，合理完善法院内部系统的组织机构、文化建制。还有法院内

①部司法行政化其职权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法院院长的职能是法院机构正常运转的必然，其管理职能、协调职能、法院文化建设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

结论

在加强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也需要一个“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可以适当限制司法的独立性，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即使不符合理性，也较容易得以纠正，使之危害较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司法改革方面，尤其是司法独立，理应做得比西方国家要好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今国情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机。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体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下，从理念上确保法治的基本价值是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抛弃古代群体本位的法治的价值系统，同时不使法治从属于任何的口号和运动。只有这样的司法独立才有可能最终的实现。要改善司法独立在特色主义中国的完美体现的前提是一定要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在外部媒体舆论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实施，其次是在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办案的统一性、法院院长在排除外界的干扰下合理行使职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独立，主次结合才能把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体现的淋漓尽致。只有这样，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司法的公正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平稳，理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达到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探索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切记过激；同时还要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我相信，在制度和理论的保障下，中国的司法独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157页 2.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3.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4.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5.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6.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7.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4页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篇2

1.1 法律推理的历史演变

法律推理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随着人类历史文化以及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它作为一种法律审判过程当中的思维模式, 由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理论当中首次推出, 也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辩证的推理学说。法律推理以市场经济公平买卖的原则为基石, 是实现法律民主化的重要思维方式, 并为法官的公正审判提供了一定的正当理由。

通过分析奴隶制度下的神明式审判和封建制度下的半理智半独断式的审判可知, 法律推理是一种全新的方式。随后,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 法律审判大量运用于司法当中。美籍著名的专家伯顿是司法领域非常出名的学者, 他说, 法律推理实际上就是在法律辩论的过程中借助法律的缘由进行审判的一种过程。针对这一说法,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 法律推理其实就是对法律命题的一种推演过程, 也就是说, 他是以具体的案件为出发点, 由上及下的一种推理过程;抑或是一事实为起点, 推理出法律结果的一种过程, 是具有横断性质的一种法律审判形式。

1.2 法律推理的功能表现

1.2.1 已知事实到未知事实的推理

判断法律条文是否适用于案情, 第一步是要确认事实。然而, 有些事实并不能被直接证实, 而是要通过另一事实是否存在推理出来。此时, 就应当用到法律推理的思维方法, 从已知事实推出未知事实, 从而将未知事实加以证实。

1.2.2 上位规则到下位规则的推理

在法律推理的思辨形式下, 我们能够从上位的规则中推导出下位的规则。例如立法部门从全国人大立法推理出具体的行政法规, 这一过程就是从上位规则推理出下位规则的过程。

1.2.3 根据法律规则和具体案例的认定推导出最终的审判结果

在论证的过程当中, 这一合法性可以是指直接论证, 也可以是对案例前提不合法性的反向论证。例如, 通过证明下位法律而证实对上位法律的违反, 进而证实撤销下位法律的合理性。

2. 法律推理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在调整司法的过程中, 法律推理的“影子”随处可见。第一, 法律推理的原则基本符合司法的公正。法律推理非常重视思维方面的逻辑性和科学性, 非常重视逻辑层面上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同时它非常看重形式上的严谨性, 要求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内容和规则来执行。第二, 中国在进行司法调整的过程中, 不断致力于司法的公正性, 因此, 法律推理完全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律的命题来进行推导。第三, 法律推理为了与司法公正相一致, 其设定的目标也基本与司法公正相同, 从这一层面来看, 法律推理从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思维方式。

2.1 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施

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当中, 法律推理可谓是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环节在过去非法制的社会当中, 法律的适用程度和法律的制定, 都是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而运行的, 而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是毫无理性而言的。到了法治社会, 法律的适用及其制定都是符合理性思维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法律推理, 能够为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适用提供正当、充分的依据, 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推动法律制定与落实的必经之路, 同时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2.2 促进职业自律的公正性

法治社会理想的实现, 急需依靠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这也就是说,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过程当中, 培养学者思维比设立制度模式更为重要。而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样化的法律教育, 才能使得法律职业者能够使用共同的法律语言、法律思想, 来为我国的司法弘扬正气, 维护司法的公正公平。法律推理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约束力的判例体系上的思维工具, 能够通过过去的实例来对法院和法官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让上级法院制约下级法院, 上级的法院本身具有制约性, 进而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一种向上的正确的约束机制, 提高司法的正义。

2.3 确保司法改革的裁判公正

实际上, 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宣读判决书中所陈列的理由的过程中, 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法律推理现象。当代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 人的价值被凸显出来, 因此, 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真实的充足的证据, 换句话说就是, 要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推理过程作为前提。因此, 法官所做的判决, 应当建立在对相关数据缜密分析之上, 并把事实和法律条文融合在一起, 整理出其中的逻辑关系, 而这个整理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法律推理过程。所以, 在调整司法的过程中, 法律推理能够有效的保障案件审判的平等性。

2.4 在调整司法中, 延伸法律的适用范围

法官通过使用法律推理的方法, 不但能够为判决提供合理的判决理由, 还能够阐释出理由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就是说, 法律推理有助于促进审判的理性化和公正化, 与此同时, 又能够推动法官判决的合理化,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者杜绝司法腐败现象, 提高法律的适用度。

总结

法律推理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维形式, 对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仅能够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落实, 推动职业自律实现司法公正, 还能够进一步确保司法改革的裁判公正以及提高司法改革当中法律的适用度, 因此在今后的司法改革当中, 一定要贯彻落实法律推理思维, 促进我国司法的公正公平。

参考文献

[1]伊春丽.论“大民事”[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10 (5)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篇3

西周时期确立的“明德慎罚”思想，是德治理论在司法中的集中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司法官员应当谨慎地审判案件和适用刑罚，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化。春秋时期，政局与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内容也得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儒家阐发的“仁政”思想为立法和司法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司法原则与制度：司法深受伦理道德约束，体现了中华法系法、理（伦理）、情（国情、社情、人情）结合的特点，伦理道德尤其是家族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法律重点保障的对象；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验与研究犯罪者心理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五听”的审判方法，表明司法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观擅断，是中国古代司法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根据矜恤老幼妇残的司法原则，对儿童、老人等犯罪行为人，可减免其刑事责任，这种根据法律主体的行为能力来确定其法律责任的做法具有科学的一面；而隋唐法律创立的死刑复奏制度反映了统治者爱惜民命、谨慎对待死刑的司法观念，为后世律法所沿袭。司法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内容日益丰富。

自汉代以来，人本主义的法律文化日趋成熟，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改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出现盛世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君主专制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与侵害，加之影响中国古代司法至为深远的儒家理论对专制王权的辩护、对团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宣扬，使得以人为本原则与制度在司法中难以真正与持久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新探讨与审视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人文精神，可以让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得以继承与发扬。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篇4

内容提要：

任何制度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支撑，法官制度的建立无疑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司法理念作为理性的坐标。然而，回顾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我国的法官制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司法改革路径之所以历经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理念上往往存在着准备不足。即便是在司法独立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独立首要环节――法官独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获得真正的实现，甚至，真正实现的路途还很遥远。据此，笔者基于理念与现实操作的角度，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内容、各国法官制度实践、我国法官制度的现状和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法官制度的应用四个方面，重点围绕法官独立理念，对司法独立理念应用于法官制度改革作出探讨，在进一步阐释现代司法理念特别是确立司法独立理念对于法官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导言：

任何制度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支撑，法官制度的建立无疑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司法理念作为理性的坐标。然而，回顾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我国的法官制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司法改革路径之所以历经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理念上往往存在着准备不足。即便是在司法独立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独立首要环节――法官独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获得真正的实现，甚至，真正实现的路途还很遥远。简单来讲，就笔者身处基层法院这样一个微小的角度，在日常的法院生活中，时时处处所能感受到的仍然是与现代法治理论相去甚远的司法现实，比如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仍然是典型的行政体制;比如我们的法官一大部分的精力其实并没有集中到审判业务上来，而是有着大量的其他性质的事务占据着法官的日常工作时间;比如在社会及公众对法官的要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却并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来为法官的独立地位作保证等等，虽然，汉密尔顿有句名言：“就人类天性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了控制权，等于其意志有控制权。”早已经揭示出独立的保障体系对于法官独立地位确立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现实的存在还必然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笔者已经把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是遥远的这一认识作为常识来接受，但面对现实，笔者仍然感到了沉重，据此，笔者试从理念与现实操作的角度，对现代司法理念应用于法官制度改革作出探讨，旨在进一步阐释现代司法理念特别是确立司法独立理念对于法官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

一、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内容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独立、中立、公正、民主、效率、公开等。具体说来，现代司法理念就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其他国家权力相同或相似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

笔者认为，这些理念中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司法独立理念，作为一项具有广泛

论司法独立 篇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

论司法独立

专 业 供用电技术

班 级 供电1433

姓 名 王云

学 号 143123335

指导老师 高晓玲

论司法独立

专业：供用电技术 班级：1433 学号：35 姓名：王云

【摘要】司法独立原则源自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提。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监督主体也日趋丰富，可是，与那些框架内的监督主体相比，舆论监督有其特殊性，与那些在框架内的专业监督机关相比，舆论监督更具有随意性，而且大多数的媒体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使得其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与法律工作者相差甚远，这就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我们当代社会，很容易使得司法妥协于舆论，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破坏。

【关键词】司法独立、社会监督、妥协

（一）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司法独立原则最早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王权的滥用，使得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贵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对于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贵族权利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一些列的斗争，1688年，为了限制王权，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非经法官同意，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该法确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使。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学说，为西方司法独立原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各个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确认了司法独立制度，还纷纷出台了相应辅助法律在制度等多方面来确保司法独立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如加强法官的终身制，专职制、退休制、高薪制等，进一步保障了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可谓是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宪法，便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再一次明确司法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虽说是“舶来品”，但却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而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司法机关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必须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立法机关的一种直接的对抗式模式，而是更倾向于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只遵循于法律和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干扰。

（二）舆论监督下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尴尬。从上可知，各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内容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损害，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权行使的公平和公正，在此种意义上说，司法独立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可是在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司法权独立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司法权的监督和限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司法权的行使，往往会直接导致公民权利的享有或丧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递越来越迅速、形式也趋于丰富，作为监督司法权的一项重要途径，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其对于司法权行使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

如云南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三次判决，两次改判，的确值得回味。

（三）妥协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是在司法机关。我们不能把司法被舆论控制和影响的责任推到舆论本身，舆论的作用就在于监督司法权的行使，曝光、揭露违法违规的司法活动。而一种公开、公正的司法活动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1。其实，造成司法对舆论妥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完善，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官员职业素质不高和职业道德风气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不信任，对于案件判决易产生激烈反应；我国法院体系的设置、干部考核升迁制度以及政府文化，又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民意，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群众的观念和现代法律观念存在不一致；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广大群众对法律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严格，最终造成法律威信的逐渐丧失，我国法治社会建设面临阻碍。

（四）如何看待这种妥协。对于司法对舆论的妥协，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1、好的方面：舆论监督是对司法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的监督途径，有利于公开透明审判制度的发展。很多案件中，舆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上述云南李昌奎案中，由于舆论的压力，法院出了对案件进行审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审理该案的法官等是否存在贪腐行为进行了调查，这对防止司法权滥用具有重要 作用。

2坏的方面：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的舆论，对于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容易先入为主的产生一种印象，进而影响其对事实的认定，违背其客观的准则。法官为顺从民意，违背法律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者意图等，如忽略法定从轻情节，从重处罚。过度听取民意，会造成重刑的扩大适用，对于证据不足，或是没法定案的案件，由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仍会造成冤案错案的产生。导致各地判决差异大或是迫于压力反复改判现象的产生，使法律丧失威信，沦为受某些人操控的工具。

（五）如何做首先认识到司法独立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不可丢弃。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避免盲目地迁就舆论，坚持公正司法。

1.结合本土文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出台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明朗化，的确可以减少许多争端，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2.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其办案能力，可以减少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

3.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不仅在审判过程，在侦查过程、取证过程等过程，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是可能会影响案件侦办的情况，其他均应通过各种手段公开透明的向公众发布案件讯息。

4．从制度入手，增强其独立性。从制度方面看，我们必须改变司法行政化的现状，从财政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对于司法人员个人，也应从法律层面保障其权利，如职位升迁、工资保障等。5．大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基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法律普及活动。

6．给群众以表达民意的渠道，同时完善法院自身纠错制度。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民意的释放途径，同时加强法院本身的纠错建设，因为我国现在普遍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并不是很高，冤案错案不可避免，而与之相伴的国家赔偿制度却不完善。所以适度的听取民意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7．判决书中，在法院认定的内容中可以加入法院从法理的高度所作的考虑，不仅会让当事人容易接受，利于执行，从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事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宣传和教育。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篇6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１．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２．“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４．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６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１．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

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４．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论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 篇7

首先, 司法调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以人类幸福为根本、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为推行统一的社会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伦理道德基础, 这种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之道。

其次, 在我国古代, 调解被认为是解决民众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在我国古代, “无讼”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诉讼则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纷争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

再次, 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都是在面临纠纷与矛盾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无讼”, 倡导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

二、建国初期调解制度中的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在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中, 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马锡五提出的“巡回”和“调解”式司法工作方法深受人们群众欢迎。总之, 在司法调解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坚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建国初期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因素。

在完成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 我国在司法体制上主要借鉴和采用前苏联具有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的司法模式, 对于社会资源、利益等所有环节国家都予以高度控制, 在统一控制的基础上再予以整合和控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只有对国家的这种高度控制予以配合, 才能得到相应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三、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1982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总结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工作经验基础之上, 对调解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调解制度的适用、坚持原则和表现形式等都予以了明确: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无效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是1984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4年召开的最高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专门文件中对调解做出以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应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并依靠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以及当事人的亲友多做思想工作, 尽可能帮助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再次, 纵观1982年、1984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的相关规定较建国之初, 显得更加的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

四、1991年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

首先,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1991年国家对民事诉讼修订中, 总结了1982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主要经验和实践, 对调解做出了以下修订:依然延续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更加规范的定义, 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 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与1982年相比, 更加显示出较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在调解原则方面。1982年调解原则为”着重调解”, 而1991年调解原则为“自愿、合法原则”。

第二, 对于调解民事案件的再审方面。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之后依然有错误的案件, 规定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也就是说, 在调解之后若是发现调解错误, 无论其原因如何都可以启动再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 在调解的一些具体执行方面。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剂的规定中, 增加了针对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调解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调解相关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五、当前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因素

首先, 自2002年以来, 全国司法系统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实践。

其次, 2003年全国最高法院重新确定了“着重调解”的原则。对于优先使用调解的民事纠纷和案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复制调解协议的请求做出了准许;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调解书可以反悔”的声音。

再次,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调解规定》, 表达了高层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高度重视,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对调解的适用程序、适用范围再次予以明确。第二, 对于调解的主体予以了明确。2004年的《调解规定》中确定了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对调解的制度、委托调解的制度也予以明确。

第三, 在调解程序上更加的细化, 操作性更强。

第四, 在调解保障机制上, 着重从民事责任机制、调解担保机制等方面予以规定, 促使调解协议能够予以贯彻落实。

第五, 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和生效予以了明确。

六、结语

我国司法调解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司法调解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司法调解正是受传统因素不断影响、不断改造、传承与扬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健全起来的。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也正是体现了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民事纠纷与矛盾, 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更加借助于社会机制予以解决。

摘要：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现实司法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民事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中, 对发挥调解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的尝试, 形成了一些列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优势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形成的这些新方法、新思路既传承了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中互谅互让他、以和为贵的思想, 又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文章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渊源、历史文化因素、建国初期调解因素、改革开放初期调解因素、1991年调解因素、当前调解因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1]梁凤荣.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41 (4) :73-77.

[2]王德新.中国司法调解制度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J].美中法律评论, 2010, 7 (12) :1-9.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篇8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受害人；犯罪人；会谈和解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恢复性司法始于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时，恢复性司法已经在西欧、北美等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发展。[1]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受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让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除双方冲突，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

（一）由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决定

未成年人犯罪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年龄集中于16-17岁，且文化水平较低；社会阅历浅，作案动机单纯；缺乏法律意识，犯罪具有初发性和偶发性；作案动机单纯，主观恶性不深。

（二）由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决定的

1.家庭原因

大多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都存在各种问题。比如，教育方式不当，家庭关系紧张、单亲家庭等。

2.学校原因

学校的应试教育模式使得青少年难以得到良好的法律教育，同时评价体制单一，也导致了一些学习成绩不够优秀的同学逐渐被老师和同学冷落。

3.社会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被很多未成年人推崇，未成年人跟风效仿，建立了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未成年人自身文化水平有限，辨别是非能力和抵御不良诱惑能力较低

很多未成年人出于重重原因难以得到良好地教育，早早进入社会，受到社会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养成了错误的三观，稍加诱就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不足的现实情况所决定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指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通过一方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一种专门保护活动。

我国传统的司法程序似乎不能很有效的对未成年人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为了从根本上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们应该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建立一套能够真正转化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系统。

（四）恢复性司法自身特性决定的

1.恢复性

恢复性是指通过司法活动，努力恢复犯罪行为造成的各种破坏和损失，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社会秩序和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一是要满足受害人的物质、精神需要；二是要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三是要恢复犯罪人的守法生活。

2.个人参与性

恢复性司法加大了个人的参与力度，受害人、犯罪人及其家属都可以积极参与其中，表达观点，从而使受害人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使犯罪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并努力改正。

3.社会性

恢复性司法重在恢复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犯罪不仅是个人的行为，社会因素也是必不可少。通过全社会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打击抑制犯罪，更好的对罪犯进行改造，重新回到社会。

4.前瞻性

恢复性司法不仅重视对犯罪造成的各种破坏和损失的补偿，也更加重视罪犯的改造，社会秩序的重新修复，重点在于建立一个长久防治犯罪行为的良好社会秩序。

二、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施用

（一）国外施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经验

恢复性司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前殖民地时期，甚至更远。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加拿大。

英国的恢复性司法也起始于青少年矫正制度，最早在刑事司法中实施恢复性司法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牛津郡警察局。英国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颁布了《犯罪与妨害治安法》和《青少年司法与刑事证据法》，正式把恢复性司法纳入到了青少年司法系统内。

目前为止，在挪威、印度尼西亚、法国、西班牙、爱尔兰、新家坡、澳大利亚、芬兰、丹麦、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践行恢复性司法，并降低犯罪人重新犯罪率、提升受害人满意度、节约犯罪防控支出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

（二）我国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应用范围

1.案件范围

（1）过失犯罪案件。

（2）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案件。

（3）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案件，首先是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与受害人愿意达成和解，犯罪人有悔罪表现，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同时真正的谅解犯罪人，同意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4）具有较好帮教条件的案件。由司法机关牵头，与学校、社区以及犯罪矫治机构联合，使得矫治行为切实落到实处。

2.对象范围

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前提是未成年犯罪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有积极的改正态度和悔罪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恢复性司法程序的作用。所以它适用的对象应该是：

（1）平时无较大劣迹、无前科的未成年人。

（2）犯罪行为属于初犯或偶犯。

（3）同时犯罪中的未成年从犯或胁从犯。

（4）犯罪主观恶性不大并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

（三）恢复性司法程序使用中应坚持的原则

1.双方自愿原则

要充分尊重犯罪人、受害人的主观意愿，在双方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再进行交流和解。

2.双方平等

恢复性司法要求犯罪人的赔偿和道歉必须是发自内心，绝对不可以是为了逃避刑责的投机行为；受害人接受和解协商时与犯罪人应该是平等的，受害人不可以违背犯罪人的意愿，强迫其同意和解协议。

3.公权介入

恢复性司法不仅需要犯罪人、受害人的参加，也要依靠司法机关和社区。从长远的角度看，社区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为犯罪人的矫治必须在社区完成，它也是最终将犯罪人重新纳入社会，得到社会认可的唯一组织。

法律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和非监禁化是国际趋势，这根源于对未成年人矫治的初衷。通过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矫治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自身错误，重回社会生活，是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许疏影.刍议恢复性司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法制与社会.2008.09（中）

[2]刘仁文.恢复性司法——形式司法新理念.人民检查.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