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翻译（精选8篇）
原文：
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圣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
子张【1】，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2】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
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学祭先圣，则齿【3】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注释：
【1】子张、颜涿聚、段干木、高何、县子石、索卢参、禽滑黎等，皆为古人名。
【2】驵(zǎng)，市场经纪人。
【3】齿：排列。
译文：
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吴王阖闾以伍子胥、文之仪为师，越王勾践以范蠡、大夫文种为师。圣人贤者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如今，(人们)地位的尊贵没有达到帝王，才智没有达到圣人，却想不尊奉老师，(那)通过什么能达到(帝王圣人的境界)呢?这就是五帝废绝、三代灭绝的原因。
况且上天造就人，使人的耳朵可以听见，(如果)不学习，人耳朵能听见还不如耳聋(听不见);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如果)不学习，人眼睛能看见还不如眼瞎(看不见);使人的嘴可以说话，(如果)不学习，人嘴能说话还不如口里有病说不出话;使人的心可以认知事物，(如果)不学习，人心能认知还不如狂乱(无知)。因此凡是学习，不是能增加(什么)，而是(使人)通达天性。能够保全上天赋予人的.(天性)而不使它受到伤害，这叫作善于学习。
子张是鲁国的鄙俗小人，颜涿聚是梁父山上的大盗，(他们)向孔子学习。段干木是晋国的市场经纪人，向子夏学习。高何、县子石，是齐国的凶恶残暴的人，在乡里受指责，向墨子学习。索卢参是东方闻名的狡猾之人，向禽滑黎学习。这六个人，是(该受到)刑罚、处死、侮辱的人。如今，(他们)不仅免于受到刑罚、处死、侮辱，(还)从此成为天下知名的人，终其天年，王公大人跟随他们并礼待他们，这些(都是)从学习中得到的啊。
君子学习，谈论道理一定称引老师的话来阐明道义，听从(教诲)一定尽心竭力来发扬光大。听从(老师的教诲)而不尽心竭力(去发扬它)，称这种行为为“背”;谈论道理而不称引老师的话(去阐明它)，称这种行为为“叛”。有背叛行为的人，贤明的君主在朝廷上不会接纳他们，君子不会和(他们)交往为友。
殷商之时, 人们信仰天命鬼神, 到了西周时期, 对天命的信仰开始动摇。周人由“以德配天”逐步明确为敬德保民, 周公所倡导的德治主张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政治传统。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敬德保民的传统, 并将之上升到仁的高度。提出自己的德政主张:“为政以德, 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道 (导) 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主张行道德教化, 反对苛政暴刑。此后, 孟子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 提出仁政的主张。孟子的仁政学说以“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的民本思想和王道思想, 对孔子的政治思想理论做了较全面的发展。
先秦时期, 老子哲学思想中以“道”为最高范畴, 老庄道家从形上的高度, 看待道与“德”的关系, 认为“德”是形上之道在现实层面的显现。道在创生万物的过程中, 内化于万物。道体现于万物之中就是“德”。道家对道、“德”的看法主张道德顺任自然的特性, 对人而言, 人之“德”, 乃道内化于人生, 即人之性。《庄子·庚桑楚》中讲得明确:“道者, 德之钦也, 生者, 德之光也;性者, 生之质也。”将形上之道, 抽象之“德”具体落实为人生性养问题。认为人生性养的原则, 就是要按照道、“德”的要求, 顺天任性。这是道家对人之“德”的根本看法。
儒家、道家关于“德”、德治的思想, 为《吕氏春秋》 (以下简称《吕》) 所吸收。在《吕氏春秋》中“德”、“德治”具有如下含义: (1) “德”是形上之道在人生层面的落实。自然人性都是“德”之于天, 人之“德”要在乎“通乎性命之情”———顺性养生, 顺因民情; (2) 作为“德”之外化的人伦道德修养的各方面, 如仁义礼信忠孝等, 既是道德教化的手段, 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凭。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上, 主张忧民之利、除民之害; (3) 主张治理国家要仁义教化在先, 刑罚在后。以下分述之:
一、《吕》按照顺性自然的要求, 主张君主之“德”行, 要在“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 一方面要求君主于己, 善养性以全天之所生, 另一方面, 要求君主治民, 要顺民情、因民欲
对于第一方面, 《吕》认为, 圣人对于外物的态度, 是以养生、全生为目的的, 因为“通乎性命之情”, 明了了生命的本质, 所以可以成为“全德之人” (《十二纪·本生》) 以圣人为榜样, 君主以德治国, 首先就要懂得养生。
对于第二方面, 从君民关系上看, 不同的人之“德”性、欲望都是相通的。所以, 顺应民众自然的要求与愿望, 也是君主“通乎性命之清”的体现。《吕》认为顺性全天与治国使民是一个道理。君主使民, 一方面要满足民之欲望, 另一方面, 要引导民端正欲望, 认为这样来使民、用民就会功名成就。
《十二纪·顺民》中举例说, 汤以身祷于桑林, 为民求雨;文王为民请炮烙之刑;越王与民卧薪尝胆, 残吴二年而霸, 都是顺民心、应民欲的举动。这样顺性使民, 可以达到严刑峻法达不到的效果。
《吕》的德治主张, 是一种民本主义的观念。但是, 这种民本观念是从道“德”, 人性相通的观点推出的。所以, 其德治的根本在于其反复强调的“通乎性命之情”。这是对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精华的吸收。当然, 对于儒家提倡的仁政、德治、王道的看法, 也加以吸取。但它认为只有因循自然之道, 服性命之情, 内“德”才能外“仁”。性命之“德”是第一义;仁义道德是第二义。后者是前者自然的外发。
《十二纪·精通》说:“德也者, 万民之宰也。……圣人行德乎己, 而四荒咸饬乎仁”;“唯通乎性命之情, 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六论·有度》) 认为只要君主懂得性命之情, 修身养性, 自然会具有道德品质。行“德”于内, 自然会仁义施于外, 产生无形的感召力。
二、《吕》强调从道家自然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君主之“德”的重要性, 而对于儒家之为政以德、敬德保民的思想, 则把它看作是对自然之“德”的具体落实, 从操作层面加以展开
《吕》指出, 只要人主“行德爱人”, 就
会“民亲其上” (《十二纪·顺民》) , 国家就好治理了。文中例举了古代圣王的事例, 来说明君主德行的作用:比如, 汤网开一面, 德及禽兽, 因此而得到四十国的归顺 (《十二纪·异用》) ;文王贤德, 泽及骸骨;禺以德服三苗 (《八览·上德》) 。这些事例都说明, 只要君主以德行、德政对待天下, 自然可以赢得民心的归向, 达到攻伐战陈所达不到的效果。
《吕》中的德政、德治不仅限于君主在道德上的修养作为, 而是强调将仁义与爱利结合起来。它说:“古之君民者, 仁义以治之, 爱利以安之, 忠信以导之, 务除其灾, 思致其福。” (《八览·适威》) 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 必须将道德规范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对于儒家之“仁”, 《吕》主张君主要“仁人之于民也。” (《六论·爱类》) , “以爱利民为心” (《十二纪·精通》) , 倾向于以墨家之爱利思想来解释“仁”。
《吕》认为, “施仁于民”主要体现在忧民之利, 除民之害上, 而“爱利民”则主要是指要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 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吕》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 农业是民众主要的生产生活依凭,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天“时”的影响。因此, 在《吕》中, 多处都谈到了通过对天“时”的重视, 来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它说:“士有当年而不耕者, 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 则天下或受其寒矣。”“利民岂一道哉, 当其时而已矣。” (《六论·爱类》) 。
以爱利民来解释君主之仁人, 反映了《吕》对墨家爱利思想的重视。孔子罕言“利”, 孔孟思想关于利与仁、义的关系, 多强调仁、义的重要性。而《吕》则多从利的角度谈论仁、义。这是它基于现实的需要对儒家思想的改造, 反映出《吕》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
三、主张治理国家要仁义教化在先, 刑罚在后
《吕》的德治主张, 以道家思想为根基, 以儒家思想为显发, 结合墨家思想, 对法家之“法治”提出了批判。秦国自商鞅变法后, 一任于法, 过分强调法治的作用成为其主导性的政治倾向。法家反对德治, 非毁仁义, 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也”、“故凡明君之治也, 任其力, 不任其德”。 (《商君书·画策》) 。法家由对仁义的轻视, 主张严刑重罚, 提出, “重罚轻赏, 则上爱民, 民死上;重赏轻罚, 则上不爱民, 民不死上。” (《商君书·去强》)
《吕》则反对这种主张, 称:“严罚厚赏, 此衰世之政也。” (《八览·上德》) 认为以赏罚治民只会导致“以罪召罪, 上下之相仇也。” (《八览·适威》) 的危险局面, 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法家推崇的君主专威。《吕》也提出批评, 认为对于治国来说:“威不可无有, 而不足专恃。……必有所托, 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 威乃可行” (《八览·用民》) , 认为如果“威”太甚, 不可能有爱利民之心, 并指出历史上夏、殷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 《吕》对过分依赖刑法威力的主张持批判态度, 并不等于完全否认其作用。而是主张以道家因循自然为基础, 以儒家仁义德政为重心, 辅以法家的法治。《十二纪·荡兵》中谈到:“民之有威力, 性也。……家无怒笞, 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 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认为天生民而有威力, 治国与治家一样, 如果没有必要的规则, 就会导致混乱。因此, 刑罚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 对于治国来说, 应该先用仁义教化, 然后才用赏罚。它说:“为天下及国, 莫如以德, 莫如行义。” (《八览·上德》) “凡用民, 太上以义, 其次以赏罚。” (《八览·用民》) , 以仁义忠信引导于民, 辅之以赏罚。通过道德教化, 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使民众养成自觉尊崇道德规范的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治国安民的目的。
总上, 《吕》的德治思想具有独特的内涵, 在综合吸收儒、道、墨、法思想的基础上, 《吕》对先秦的德治主张进行了批判的吸收与积极的继承, 成为上承先秦诸子、下启秦汉思潮的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N].学林出版社, 1984.
[2]杨伯峻.论语译注[N].中华书局, 1980.
[3]杨伯峻.孟子译注[N].中华书局, 1984.
[4]王先谦.庄子集解[N].中华书局, 1987.
历城的冬夜，北国的寒风张狂肆虐。学校宿舍里几个男孩一边哆嗦一边“卧谈”。
“我盖了三层被子，脚还是两根冰棒，好冷呀！”“怎么办呀，这样下去，咱该给冻死了。”“要不，咱给强哥反映反映？”
漆黑中，一个平时被叫做“老大”的孩子正义凛然地拿出了手机，发短信跟“强哥”交流了起来。剩下的男孩抓紧被子，边竖着耳朵听动静，边迫不及待问“强哥说啥？”
老大“哒”一声关掉手机，神气得不行：“强哥叫咱们先睡，这个问题他会想办法的。”
几个孩子拥着一份寒冷中的期冀渐渐入梦。
第二年冬天，所有学生宿舍都安装了空调……
这几个男孩都是济南历城二职专的学生，而他们口里的“强哥”就是历城二职专的校长——吕学强。用手机短信和学生沟通，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也反作用于学校建设，这算是吕学强这位“80后”校长在学校管理举措上的首创。当然，执校四年，将历城二职专从落寞惨淡引向欣荣发展，“强哥”的制胜奇招绝非仅止于此。
你别无选择
2008年8月29日，吕学强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自己的人生轨迹至此折转。那时他还是历城区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刚从震乱痛伤的汶川接护一批学生回来。
教育局开会，他就安安分分地端坐聆听，当领导在发言中提到“任命吕学强为济南市历城第二职业中专校长”时，不知是否汶川之行带给他的惊惶疲惫尚未平息，他竟半天没有反应，直到身边的同事一再推搡提醒，他才慌乱地站起身，对着周围领导示以尴尬的微笑。
待到吕学强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捋清之后，“请辞不做”是他的第一个想法，因为这是绝对的明智选择：
其一，历城二职专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家的工业经济潮短暂地“热”了一把之后，就一直处于冷寂的边缘，师资弱、环境差、生源短、关系杂。
其二，吕学强当时只有28岁，在教育局工作颇得同事信服领导赏识，自己也很享受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做事的状态，快乐而有前途。但自己这样年纪轻轻，如果要去一个几乎“龙潭虎穴”的学校，管理那帮早已刀枪不入的老教师和快要上天入地的野孩子，如何招架？
这校长当不得！但领导只有一句话：你年轻，你不当谁当？
当天下午，吕学强就被教育局的领导推到了历城二职专大会议室的讲台上。在场的老师们多少有些傻眼：这么个小伙子就是我们的新校长？
这个别无选择的校长就此已成定局。
潜伏
吕学强告诉记者，最后学校能成功地转变，自己也没什么秘诀，就是性格里有一股劲儿，做一件事就把一件事做好的劲儿，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劲儿。
在历城二职专担任校长的第一学期，吕学强说自己没干什么正事，就只是演着正在热播的连续剧“潜伏”。
潜伏才能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
汽修实训室里，王老师正在清理东西，准备锁门。吕学强乐呵呵走进来。“老王等会，我来看看。”老王有点慌张，殷勤地不住应承。吕学强发现很多机子都是坏的，有的还生锈了，问老王是怎么回事。老王有些支吾。吕学强拍拍他的肩，有什么情况说给我听吧，不怕问题大，就怕瞒着，瞒到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学校就毁了。老王叹了口气……
就这样，跟老教师“拉呱”，了解学校的教育生态，理解老师们的心理状态和形成因素。偷溜进教室听课，观察老师和学生的上课情况，分析总结他们的弊病。和学生及家长聊天，听他们谈对学校的看法和期望……
通过大半学期的调查，吕学强把清了历城二职专的“病脉”：往高处说是学校缺乏教育理念，老师缺乏发展方向，学生缺乏人生信心：说实在点就是风气不正，缺人情味。
迷途星光
和为根基，爱为灵魂。吕学强一直认为改变学校人心温度是改变学校整个风气，最终让学校获得发展的前提。
新学期开始，学校的老师们人人都收到一份神秘礼物，打开盒子一看，不觉讶异：一瓶鞋油，一把梳子，一面小镜子——以往很多老师在穿着形象上极为随意甚至邋遢，无形中给学生造成不好示范。老师们领会了校长的关心和用心，以后便注意在着装仪态上“为人师表”。
学校老师之间、师生之间关系冷漠恶劣，见面形同陌路，背后闲话脏话。吕学强带头向每一个见面的学生、老师主动问好，一开始很多人都感到可笑或尴尬，但渐渐地有学生老师开始模仿，一年下来，配合“和爱”文化的渗透，学校人际关系变得舒畅和睦。
一件事情让吕学强触动很深。
他无意中翻看学生周记，发现内容不是秋天黑夜就是离别哀伤，基调悲凉。中职学生大多是所谓“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不是按通常标准来看“智力迟钝”，就是“问题少年”。心理往往自卑、叛逆、冷漠、绝望。
“四心育人”德育管理机制是一种努力，希图用爱将孩子心灵的茧剥开。吕学强坚信学生只有“亲其师”方能“信其道”。
微笑面对学生，尊重学生，和学生做朋友；班级管理实行专职班主任亲情化管理……
很多老师习惯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与学生相对立的教师姿态，一时很难转变，吕学强就做给老师们看：和学生称兄道弟“拉呱”；和学生一起打篮球，体力不支时认输受罚；遇到上课捣乱的学生偷偷提醒，并和他达成好好学习就保证不告诉班主任的“秘密承诺”；开通“校长在线”短信通道，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心声，为他们解决问题……老师们慢慢跟着学，放下“先生”架子以后，突然觉得很轻松，孩子们不再是天兵神将牛鬼蛇神，再皮再野不过是个孩子。
学生把心打开了，还没有把人生打开，因为缺乏建设人生大厦的基石——自信。
“校园满天星”文化活动是吕学强一个用心良苦的愿望，他带领老师们几乎拿着放大镜在这群曾经被社会和自己放弃了的孩子身上找闪光点：歌唱之星、技能之星、勤学之星，甚至踢毽子之星、洗衣服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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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颁奖典礼结束后，有位家长打电话给吕学强，几乎哭了半个小时，他言语笨拙，大致意思是以前每次被老师叫到学校都是批评孩子，这是第一次例外。
“双百方针”
学校学为本。
吕学强“偷听”一个老师讲课，发现老师教学刻板僵硬，底下学生三分之二在打瞌睡。有点憋不住火，冲进去把老师请到一边自己上起来——他在进教育局前当过老师，什么课都教，课堂有声有色，学生也来了精神。
这种情况在学校里不少见，也成为了吕学强的一块心病，直到他琢磨出教学改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就是要把课堂弄得有趣，让孩子们喜欢、感兴趣，我要看到他们在教室里是切切实实学习而不是打瞌睡。”
校长“诏令”一下，老师们心领神会以后也都开始想方设法创新课堂。开头很难，但几经试验打磨之后，教学改革居然小有所成，老师们总结出了诸如“四部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师生互换教学法”、“滚动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尤以“滚动式教学法”最具特点。
滚动式教学法将教学任务进行分解，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承担一项任务，所有小组的组合就是本堂课的全部内容；一个小组完成任务，下一个小组跟上，这就突破了教材、专业、场地的限制，使教学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让学生学习更有新鲜感，更有探知欲。目前，“滚动式教学法”已被确定为济南市职业学校重点研究课题，省内外有11个地市专程来观摩学习。
2012年历程二职专像经过了一季苦心耕耘的园丁一样，终于收获了她沉甸甸又甜蜜蜜的教育果实：
学生由08年不足800人发展到超过4000人，就业率四年保持100%，被评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技能鉴定单位……
在济南的冬天里，有残雪暖阳，记者跟着孙主任参观历城二职专校园。虽然寒气肃然，但校园里一些飘散着浓浓人文气和书卷香的建筑景观却让人心生温馨。弘毅楼，自强路，感恩亭。一面学生通往食堂会看到的墙壁上写着：梦开始的地方。孙主任指着一处有人物琴棋雕塑设计的“琴韵阁”说：当年这里还是一堆垃圾……记者感受着这些变化和时间，也想象着孩子们在这样润物无声的园地里慢慢舒展开来的微笑和人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教育之路也恰如是语。吕学强说学校发展到今天算是度过了生存危机，但前路还是充满挑战：如何从规模扩张转战到内涵探索，学校的品牌价值如何提炼提升，老师因为学生膨胀而产生的发展瓶颈问题……这都是“强哥”接下来不得不应对的现实，问他是否“压力山大”，他憨实一笑，“还能怎么样呢，见招拆招呗！”
一校一世界，一长一春秋，岁月与教育相逢，吕学强便依从了这缘分，认真前行，没有功夫苦思梦想几何，意义几多——“我就是盼着孩子们将来好”——而梦想、意义却早已真水无香，自居其中。
编辑 李丰池
原文：
【贵直】
一曰：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 “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於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狐援说齐湣王曰：“殷之鼎陈於周之廷，其社盖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於庙，亡国之社不得见於天，亡国之器陈於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纻;後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 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斮，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每斮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斮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於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於犀蔽屏橹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 “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se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橹，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直谏】
二曰：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齐桓公、管仲、鲍叔、甯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於鲁也，使甯戚毋忘其饭牛而居於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於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於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 “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论。以虽知之，与勿知同。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於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於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 夫差不听。子胥两袪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於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东门，曰： “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禽。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於地下?” 乃为幎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过理】
四曰：亡国之主一贯。天时虽异，其事虽殊，所以亡同者，乐不适也。乐不适则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作为璇室，筑为顷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 “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晋灵公无道，从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杀之，令妇人载而过朝以shi威，不适也。赵盾骤谏而不听，公恶之，乃使沮{鹿弥}。沮{鹿弥}见之不忍贼，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触廷槐而死。齐湣王亡居卫，谓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於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说，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闻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壅塞】
五曰：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主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缚而擒之。未擒则不可知，已擒则又不知。虽善说者，犹若此何哉?齐攻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使者还，曰：“齐寇近矣，国人恐矣。” 左右皆谓宋王曰：“此所谓‘肉自生虫’者也。以宋之强，齐兵之弱，恶能如此?” 宋王因怒而诎杀之。又使人往视齐寇，使者报如前，宋王又怒诎杀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视。齐寇近矣，国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国危甚矣，若将安适?”其弟曰：“为王视齐寇。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乡之先视齐寇者，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今也报其情，死，不报其情，又恐死。将若何?” 其兄曰：“如报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报於王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国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乡之死者宜矣。”王多赐之金。寇至，王自投车上，驰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齐王曰： “子无辞也。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其如舜也?”凡说之行也，道不智听智，从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贤过於尧舜，彼且胡可以开说哉?说必不入，不闻存君。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 “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原乱】
六曰：乱必有弟，大乱五，小乱三，讠刂乱三。故《诗》曰“毋过乱门”。所以远之也。虑福未及，虑祸之，所以完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晋献公立骊姬以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里克率国人以攻杀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己葬，里克又率国人攻杀之。於是晋无君。公子夷吾重赂秦以地而求入，秦缪公率师以纳之。晋人立以为君，是为惠公。惠公既定於晋，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缪公率师攻晋，晋惠公逆之，与秦人战於韩原。晋师大败，秦获惠公以归，囚之於灵台。十月，乃与晋成，归惠公而质太子圉。太子圉逃归也。惠公死，圉立为君，是为怀公。秦缪公怒其逃归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怀公，杀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为文公。文公施舍，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用民以时，败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释宋，出谷戍，外内皆服，而後晋乱止。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虏，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数，离咎二十年。自上世以来，乱未尝一。而乱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虑不同情也。事虑不同情者，心异也。故凡作乱之人，祸希不及身。
译文：
贵直
贤主所崇尚的莫过于士人。之所以崇尚士人，是因为他们言谈正直。言谈正直，邪曲就会显现出来了。君主的弊病，在于想闻知邪曲却又厌恶正直之言，这就等于阻塞水源又想得到水，水又从何而至：这就等于轻贱自己想要得到的而尊尚自己所厌恶的，所要得到的又从何而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听说你喜好正直，有这样的事吗?”能意回答说：“我哪里能做到正直?找听说喜好正直的士人，家不居于政治混乱的国家，自己不见德行污浊的君主。如果我来见您，家又住在齐国，我哪里能算得上正直!”宣王生气地说：“真是个鄙野的家伙!”打算治他的罪。能意说：“我年轻时最好直言争辩，成年以后一直这样做，您为什么不能听取鄙野之士的言论，来彰明他们的爱好呢?”宣王于是赦免了他。象能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在君主身边谨慎地议事，一定不会曲从君主。不曲从君主，君主得到的教益难道会少吗?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追求的，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
狐援劝齐滑王说：“殷商的九鼎被周摆放在朝廷，它的神社被周罩盖上庐棚，它的舞乐波被人们用在游乐中。亡国的音乐不准进入宗庙，它的神社不准见到天日，它的重器被摆放在朝廷，这些都是用来警戒后人的。您一定要好自为之啊!千万不要让齐国的大吕摆在别国的朝廷，不要让太公建起的神社被人罩盖上庐棚，不要让齐国的音乐充斥在别人的游乐之中。”齐王不听他的劝谏。狐援离开朝廷以后，为国家即将到来的灾难哭了三天，哭道：“先离开的，尚可穿布衣;后离开的，遭难满监狱。我马上就会看到百姓仓惶东逃，不知道在哪里安居。”齐王问狱官说：“国家太平无事却给它哭丧的，按法令该治什么罪?”狱官回答龇：“当斩。”齐王说：“照法令行事!”狱官把刑具摆在国都东门，不愿真的杀死狐援，只想把他吓跑。狐援听到这个消息，反倒自己趺跌撞撞地去见狱官。狱官说：“为国事痛哭的依法当斩，先生不知道吗?您这样做，是老胡涂了呢，还是头脑发昏呢?”狐援说：“怎么是发昏呢!”于是进一步说道;“有人从南方亲，进来时象鲫鱼那样恭顺谦卑，住下以后却象鲸鲵那样凶狠残暴，使别人朝廷变为草莽，国都变为废墟。殷商有个比干，吴国有个伍子胥，齐国有个狐援。既不听我的这些话，又要在东门把我杀掉，这是要把我向比干，伍子胥比并为三吧!”狐援并不是乐于被杀。国家太混乱了，君主太昏愦了，他哀怜国家和人民，所以才说这样的话。这些话并不是持平之论，因为想以此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必定近于危言耸听。滑王不纳忠言却戮辱直士。这正是触子弃之而去的原因，也正是达子战败而死于齐难的原因。
赵简子进攻卫国，迫近了外城。他亲自统率军队，可是到了交战的时候，却站得远远的，躲在屏障和盾牌后面。简子击鼓，士率却动也不动。简子扔下鼓植感叹道。“哎!士卒变坏竟然快到这个地步!”行人烛过摘下头盔，横拿着戈走到他面前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设能做到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气得勃然变色，说：“我不委派他人而亲自统率逸些士卒，你却当面说我有些地方没能做到。你的话有理便罢，没理就治你死罪!”烛过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就兼井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喜好美女，秦人袭击我国，晋军绩逃到离绛城只有七十里的地方，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卒。文公即位二年，以勇武砥砺士卒，所以三年之后士卒都变得非常坚毅果敢，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围困卫国，夺取曹国，攻占石社，安定天子的王位，显赫的名声扬于天下，用的还是这样的士卒。所以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没能做对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于是离开屏障和盾牌，站到弓箭石磐的射程以内，只击鼓一次士卒就全都登上了城墙。简子说：“与其让我获得兵车千辆，不如听到行人烛过一句话!”行人烛过可算得上能劝谏他的君主了。正当击鼓酣战之时，赏赐不增多，刑罚不加重，只说了一句话，就使士卒都乐于为长上效死。
直谏
臣下言谈尽情，君主就会发怒。君主发怒，劝谏的人就危险。除了贤明的人，谁肯去冒这危险?如果是不贤明的人，就要凭着进言谋求私利了。对于谋求私利的人来说，冒这危险有什么好处?所以不贤的君主身边没有贤人。没有贤人就听不到尽情之言，听不到尽情之言，奸人就会结党营私，各种邪说恶行就会一起产生。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凡是国家的生存，君主的平安，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了解这个原因，即使目前生存也必定要灭亡，即使目前平安也必定遭遇危险。国存主安的原因是不可不察知的。
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成在一起喝酒。喝得正高兴，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敬酒祝寿?”鲍叔捧起酒杯敬酒，说;“希望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的情景，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囚禁在鲁国的情景，希望宁成不要忘记自己喂牛住在车下的情景。”桓公离席对鲍叔再拜，说;“如果我和各位大夫能都不忘记您说的话，那么齐国的江山也许就不危险了!”在这个时候，桓公是可以尽情进言的了。正因为可以尽情进言，所以可以跟他一起成就霸业。
楚文王得到茹黄之狗和宽路之箭，就用它们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葆申说：“先王占卜让我做太葆，卦象吉利。如今您得到如黄之狗和宛路之箭，前去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一年不上朝听政。您的罪应该施以鞭刑。”文王说：“我从离开襁褓就列位于诸侯，请您换一种刑法，不要鞭打我。”葆申说;“我敬受先王之命，不敢废弃。您不接受鞭刑，这是我废弃了先王之命。我宁可获罪于您，不能获罪于先王。”文王说：“遵命。”于是葆申拉过席子，文王伏在上面。葆申把五十根细荆条捆在一起，跪着放在文王的背上，再拿起来。这样反复做了两次，对文王说：“请您起来吧!”文王说。“同样是有了受鞭刑的名声，索性真的打我一顿吧!”葆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要使他心里感到羞耻，对于小人，要让他皮内觉得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仍不能改正，那么让他觉得疼痛又有什么用处?”葆申说完，快步离开了朝廷，自行流放到澡渊边上，请求文王治自己死罪。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葆申有什么罪?”于是改弦更张，召回葆申，杀了茹黄之狗，折了宛路之箭，打发了丹地的美女。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疆土广阔到这种程度，这是葆申的力量，是直言劝谏的功效。
知化
以勇力侍奉别人的人，也就是以死侍奉别人。勇士没有死的时候谈论以死侍奉别人，人们不会了解，等到勇士真的死了以后，人们虽然已经了解了他，但为时已晚，和不了解是一样的。太凡智慧的可贵，就贵在能事先察知事物的变化上。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变化没有到来时惜然无知，变化出现后，虽然知道了却又为时已晚，和不知道是一样的。
事情有些是可以失误的，有些是不可以失误的。对于会导致身死国亡的大事，怎么能够失误呢!这是贤明的君主所重视的，胡涂的君主所轻忽的。轻忽这一点，国家怎么能不危险，自身怎么能不困厄?行于危险困厄之道，遭致身死国亡，在于不能事先察知事物的发展变化。吴王夫差就是这样。伍子胥并不是事先没有察知事物的变化，但他劝谏夫差而夫差不听，所以吴国成为废墟，殃及先君阖庐。
吴王夫差要伐齐国，伍子胥说：“不行。齐国和吴国习俗不同，言语不同，即使我们得到齐国的土地也不能居住，得到齐国的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吴国和越国疆土毗邻，田地交错，道路相连，习俗一样，言语相通。我们得到越国的土地能够居住，得到越国的百姓能够役使。越国对于我国也是如此。吴越两国从情势上看不能并存。越国对于吴国如同心腹之疾，即使一时没有发作，但它造成的伤害严重而且处于体内。而齐国对于吴国只是癣疥之疾，不愁治不好，再说治不好也没什么妨害。现在舍弃越国去进攻齐国，这就象担心虎患却去猎杀野猪一样，虽然可能获胜，但后患无穷。”太宰豁说：“伍子胥的话不可听信。君王您的命令所以不能推行到中原各国，就是由于齐晋的缘故。君王如果进攻齐国弗战胜它，然后移兵，以大军压晋国国境，晋国一定会俯首听命。这是君王一举降服两个国家啊!这样，君王的命令一定可以在中原各国推行。”夫差认为太宰豁说得对，不听从子胥的意见，而采用了太宰船的计谋。伍子胥说;“上天如果想要灭亡吴国的`话，就会让君王打胜仗;上天如果不想灭亡吴国的话，就会让君王打不了胜仗。”夫差不听。伍子胥提起衣服，迈着大步从朝廷中走了出去，说：“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耍生荆棘了!”夫整兴兵伐齐，和齐军在艾陵交战，把齐军打得大败。回来以后就杀伍子胥。伍子胥说;“我怎么才能留下一只眼睛看着越军入吴呢?”说完就自杀了。夫差把他的尸体投到江中冲走，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国都的东门，说：“你怎么能看到越军侵入我的吴国?”过了几年，越人报复吴国，攻破了吴国的国都，灭绝了吴国的世系，毁灭了吴国的社稷，夷平了吴国的宗庙，夫差本人也被活捉。夫差临死时说;“死人如果有知的话，我在地下有什么脸面见子胥呢?”于是用巾盖上睑自杀了。胡涂的君主，祸患还没有到来时无法使他明白;祸患到来以后，他们虽然明白过来也来不及了。所以夫差死到临头才知道愧对伍子胥，这种知道就还不如不知道。
过理
亡国的君主都是一样的。天时虽然各异，行事虽然不同，但他们灭亡的原因相同，都是把不合礼义当作快乐。把不合礼义当作快乐，就不能存在。
商纣设置糟丘、酒池、肉圃、炮格，铸造铜柱以虐害诸侯，杀死鬼侯的女儿摘取她的玉环，截断涉水者的小腿观看他的骨髓，这是不合礼义的。杀害梅伯，把用他的尸体制作的内酱送给文王，这是不合礼义的。文王表面接受下来，暗中把它告诉了其他诸侯。建造璇室，修筑顷宫，刨开孕妇之腹观看她的胎儿，杀死比干观看他的心脏，这是不合礼义的。孔子听到商纣的暴行，说：“他的心窍如果通达，比干就不会被杀了。”这是商纣灭亡的原因。
晋灵公暴虐无道，从高处用弹弓射人，看人怎样躲避弹丸。让厨师煮熊掌，熊掌没有煮熟，就把厨师杀死，命令妇人用车子拉着尸体从朝廷中经过，借以显示yin威。赵盾多次劝谏也不听。灵公厌恶赵盾，就派沮麑去刺杀他。沮麑看到赵盾，不忍心杀他，说：“时刻不忘恭谨，这是百姓的主宰啊!杀害百姓的主宰，这是对百姓的不忠!抛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对国君不守信用。两条中有一条，就不如死了好。”于是就在院中槐树上撞死了。
齐湣王出亡，高居卫国，对公玉丹说，“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呢?”公玉丹回答说：“大王是个贤明的君主啊!我听说古时有人抛弃天下也没有憾色，从前我只是耳闻共名，今天在您身上才眼见其实。您名义上称为东帝，实际是平治天下，但离开齐国住到卫国以后，体貌丰盈，容光焕发，毫无舍不得国家的念头。”湣王悦：“说得太好了!还是公玉丹了解我呀!我自从离开齐国到了卫国，衣带已经增加三倍了!”
宋康王筑起高台，用大皮口袋盛上血，给它穿上铠甲头盔，高高地悬挂起来当作天帝，站在下迎射它，血一直流到地上。他的左右侍从都祝贺说;“您的贤明超过商汤和周武王了!商汤周武只能胜人，如今您却能胜天，您的贤明无法超越了!”宋康王非常高兴，于是设宴饮酒。室中有人喊万岁，堂上的人都应和。堂上一应和，堂下的人也都应和，门外和院中的人听到了，没有一个人敢不应和。这是不合礼义的。
壅塞
亡国的君主，不可直言相谏。君主不可直言相谏，过失就无法听到，贤人就无从到来。贤人无从到来，君主的思想就会壅塞不通。
秦穆公时，戎人势力强大。秦穆公就送给他们两队女子歌舞队和一些高明的厨师，戎王十分高兴。因为这个缘故，不管白天黑夜.不停地大吃大喝。身边有谁说秦军将会到来，戎王就开弓射他。后来秦军果然到了，这时戎王正喝得大酵躺在酒尊下面睡觉，结果被秦军活活地捆起来捉住了。戎王被捉以前，不可能使他知道将会被捉;就是被捉以后，自己还睡在梦中，仍然不知道已经被捉。对于这种人，即使是善于劝谏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齐国进攻宋国，宋王派人去侦察齐军到了什么地方。派去的人回来说：“齐寇已经临近了，国人已经恐慌了。”左右近臣都对宋王说：“这完全是俗话说的‘肉自己生出蛆虫’啊!凭着宋国的强大，齐兵的虚弱，怎么可能这样?”于是宋王大怒，把派去的人屈杀了。接着又派人去察看，派去的人的回报仍象前一个人一样，宋王又大怒，把他屈杀了。这样的事接连发生了三次，之后又派人去察看。其实，那时齐军确实已经临近了，国人确实已经恐慌了。派去的人路上遇见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说;“国家已经十分危险了，你还要到哪儿去?”弟弟说;“去替君主察看齐寇。没想到齐寇已经离得这么近，国人已经这么恐慌。现在我担心的是，先前察看齐军动静的人，都是因为回报齐军迫近被屈杀了。如今我回报真情是死，不回报真情恐怕也是一死。这该怎么办呢?”他的哥哥说：“如果回报真情，你又将比国破后被杀和逃亡的人先遭受灾难。”于是派击的人回报宋王说;“根本没看到齐寇在哪里，国人也非常安定。”宋王十分高兴。左右近臣都说：“可见先前被杀的人是该杀了。”宋王就赏赐这个人大量钱财。齐军一到，宋王自己己奔到车上，赶着车飞跑，急急忙忙逃命去了，这个人得以徒居他国，生活非常富足。登上高山往下看，就会觉得牛象羊一样，羊象小猪一样。牛实际上不象羊那样小，羊实际上不象小猪那样小，之所以觉得它们象羊或小猪一样，是因为观察它们时站的地势不对。如果因此对牛羊这样小而发怒，这种人可算是头等的征夫。在狂乱状态下施行赏罚，这是宋国所以灭绝的原因。
齐王想用淳于髡为太子的老师，淳于髡推辞说：“我才德低下，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重任，您不如挑选国中德高望重的人予以委派。”齐王说：“你不要推辞了。我哪能要求你让太子一定象我一样呢!我的贤德本来是天生就具备的。你替我把太子教得象尧那样，或者象舜那样就行了。”凡是臣下的主张得以实行，都是因为君主能够从自以为愚的认识出发去听从别人高明的见解，能够从自以为非的认识出发去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现在齐王自以为贤明超过了尧舜，这还怎么让人对他陈说劝谏呢?对臣下的劝谏如果一点也听不进去，没听说过这样的君主还能享有国家的。
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硬弓。他平时所使用的弓力量不过三石，拿给左右侍从看，侍从们试着拉这张弓，都只拉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说：“这张弓的弓力不低于九石，除了您，谁还能用这样的弓!”宣王的实际情况是所用的弓不超过三石，但一辈子都自认为用的弓是九石，这岂不可悲吗!除了正直之士，还有谁能不奉迎君主?世上的正直之士寡不敌众，这是情势注定的。所以给国家造成祸乱的君主，他们的弊病就在于用的弓实有三石而自以为用九石啊!
原乱
祸乱一定按等次顺序而至。大乱多次发生以后，还会有数次小乱，然后经过数次讨乱，祸乱才能平息。所以古诗中说“不要从作乱者门前经过”，这是远离祸乱的方法。对福祉宁可估计不足，对灾祸宁可估计过分，这是保全自身的方法。武王以武力得天下，以文德治天下，倒置干戈，松开弓弦，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这是保有天下的方法。
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献公刚死，里克就率领同人攻杀了奚齐。苟息又立奚齐的弟弟公子卓为君。安葬献公子卓，里克又率领国人攻杀了公子卓。这时晋国莫有君主，公子夷吾拿土地给秦国送厚礼，以求回国为君。秦穆公带领军队把他送入晋国。晋人直赴吾为国君，这就是惠公。惠公在晋国安定下来以后，背弃秦国之恩，不给秦国土地。素穆公率领军队进攻晋国，晋惠公迎做敌，与秦军战于韩原。晋军大败，秦俘获晋惠公带回秦国，囚禁在灵台。到了十月，才同晋媾和，释放惠公回国，而以他的太子圉为人质。后来太子圉逃回晋国。惠公死了，圉立为国君，这就是怀公。泰穆公对圉逃归很恼怒，就扶植公子重耳，帮助他进攻怀公，把怀公杀死在高梁，立重耳为国君，这就是文公。文公施布德惠，举用被废黜的旧臣和长期不得进用的人，救助钱财匮乏生活困难的人，赈济遭受灾荒祸患的人，禁绝邪恶，减轻赋税，赦免罪犯，减省所用器物，按一定时令使役民众，在城濮打败楚军，安定周襄王的王位，为宋国解围，使戍守谷邑的楚军撤离，国外国内都很敬服，而后晋国祸乱才停息。所以献公听信骊姬，宠幸梁五、优施，杀害太子申生，随之而来的大祸有五次，三个国君被杀，一个国君被俘，大臣卿士死于祸乱的数以百计，使晋国遭受灾祸二十年之久。
尝试观上古记，三王①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②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民之治乱在于有司，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谀，将众则疲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赆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
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然用己未必是也。己有患，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而莫若修身自贤。己，可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则未用其治国治官，宜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虽可达也，然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达，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达，而用其所已达。
古之事君者，必先用能，然后任；必反情③，然后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忠臣之行，近知本矣。
(取材自《吕氏春秋·务本》，有改动)
[注]①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②实：实利，包括地位、俸禄等。③反情：内省，省察自己。
4.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临财物资赆则为己 赆：财物
B.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 伐：征伐
C.交友未笃 笃：深厚
D.恶能善之矣 善：认为……好
5.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3分）
A.①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 ②主虽过与，臣不徒取
B.①而其名无不辱者 ②此所以欲荣而愈辱
C.①皆患其家之不富也 ②诈诬之道，君子不由
D.①以此厚望于主 ②己有患，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
6.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首段引《诗经》的话来说明“为公”与“顾私”的联系。
B.作者认为百官应替君王治理好百姓，方能获得显贵之位。
C.能侍奉父母、结交朋友的人，作者认为用其治国必无患。
D.最后一段总结全文，指出了事君者应该有的姿态和品行。
7．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民之治乱在于有司，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谀，将众则疲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6分）
（2）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忠臣之行，近知本矣。（4分）
试题答案：
4.B[伐：功劳]
5.B[B项中两个“而”均为连词，表转折，“却”。A项中“与”①为介词，“跟”；“与”②为动词，给予。C项中“之”①为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之”②为助词，“的”。D项中“于”①为介词，“向，从”；“于”②为介词，“在”。]
6.C[文章第三段“内事亲，外交友，虽可达也，然……”是说能侍奉父母、结交朋友的人并非具有最高修养的人。故“用其治国必无患”于文无据。]
7、见译文
译文：曾试看上世古书，三王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三王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于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岌岌可危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显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够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倦怠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修养自身、得当地处理财物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像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蒙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蒙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如果)君主任用我，(那么)国家必定没有祸患。”但是(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如果)自己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在治理国家(的事业上)，(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所以要得到国君的重用，没什么比修养身心、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自身是自己可以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强取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即便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忠厚诚挚，这些都未能达到，怎么能认为他好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达到的，而要根据他已能达到的。
这就是说出千古一句”奇货可居“的战国奇人——吕不韦，令我们尊敬的，不仅仅是他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他的绝笔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一部战国末年类似百科全书的一部震世之作，号称古今万物万事、明物揭理的书，故号”吕氏春秋“。书中分篇160，数目繁多，仅此取其一篇表达感悟：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
普天下，人、动物、植物，所有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天地所给予的，但是，天地所能给予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资源是有限度的，能源是有多少的，可用的物资是限量的。一万个人，共同向一个靶子射击，靶子肯定不会不被射中，这个例子就很好这证明了，寰宇之间，生命繁多茂盛，如果一起损害一个物体，那个物体肯定会受到伤害，如果这些生命一味向天地索取，那天地的有限资源，就不会不被耗尽了。
所以我们要想治理好天下，就要保全每个生命，不要因为他们是渺小的，而无顾忌的伤害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是桀骜不驯的而放弃治理他，当他们的生命、天赋、性格、人品得到了爱护或者规范，那么天底下就不会有违背道义和理性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了这些不良的事情，那么我们生存的世界就会纯洁，我们的身体就会向好的地方发展。
关键词：吕氏春秋,文献学,研究,综述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垂相吕不韦集门下宾客对战国学术及历史文献进行汇编整理的成果。吕不韦资助在赵国的秦国质子异人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 异人即位后, 吕不韦从富商而一跃成为秦国的亚相, 执掌秦国的政务达十年之久。吕不韦权势最盛的时期是在秦始皇初年, 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 吕不韦贵为丞相, 被尊为仲父, 其势焰无人可及。不过他似乎并不甚措意武功, 相反却对学术颇为在意。《吕氏春秋》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留给后人的一份文化遗产。《汉书·艺文志》列之于杂家, 贺万祚刻《吕氏春秋》序中评价其书:“其间尊孔孟之言, 该老庄之旨, 贵仁义之谭, 兼富强之术, 而又审兴亡, 辨忠佞, 谨好恶, 慎赏罚, 定制度, 备典礼, 言有关天下国家。倘始皇能行其说, 真足以药其病, 岂仅二世而亡哉!”
是书既成, 自汉魏以来, 诸家书录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梁庾仲容《子钞·子略》记载“《吕氏春秋》三十六卷”,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皆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宋《崇文总目》记载“《吕氏春秋》三十六卷”……其篇卷数各书录记载虽不划一, 然而《史记》已明确记录此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 司马贞也在《史记索隐》中详细的罗列了各览论篇目, 可以知道此书共二十六卷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了。
此书虽高诱以为“大出诸子之右”, 宋黄震于《黄氏日钞》中也提到“其书最为近古”, 然而世人多因吕不韦为人的缘故而废其书, 很少有传习者, 故其“不得与诸子争衡”。故自成书至于元明, 为其作注者只有东汉高诱一家。此书在东汉时候已有脱误。高诱序中言“既有脱误, 小儒又以私意改定”, 传至今日, 讹误已颇多, 如《谕大篇》中“秀子曰”一段与《务大篇》“孔子曰”一段, 除说话人不同外, 所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而《谨听篇》中“主贤世治”一段与《观世篇》中“主贤世治”一段, 也几近相同。此中必有可疑之处, 由此不难窥见《吕氏春秋》之不为世人所重。
到了清朝乾嘉一代, 汉学兴盛, 方始有致力于《吕氏春秋》者。自毕沅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 初开筚路, 《吕氏春秋》之研究成果渐见丰盛, 下文分校注简史与诸书称引两类进行述列。
一、《吕氏春秋》校注简史
1.《吕氏春秋》高诱注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诱序自言尝为《孟子章句》及《孝经解》等, 今已不见, 世所传诱注《国策》亦非真体, 唯此书与淮南王书注最为可信。”高诱所注二书, 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 毕沅已于序中提及。此盖随文生义, 或又各依先师旧训为解, 故错而不相害欤?
《吕氏春秋》旧注只有高诱一家, 其自东汉传承至今, 实弥足珍贵。然其注病于简疏, 约有数端:一字屡见, 而各篇之说不同, 同篇内亦前后训释歧异。如《本生篇》:“天, 性也;又天, 身。”《古乐篇》“尚, 曩”;又“尚, 久也。”古无其义, 臆为之说。如《怀宠篇》“及, 罪”;《不侵篇》“于, 犹厚也”。义本甚明, 曲为牵附。至若文见于前, 注乃在后;断章取义, 不与前后文相蒙者, 尤所在多有。
鉴于此, 今人多有著书纠其缪误者, 如潘光晟《吕氏春秋高注补正》、李宝诠《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 冯振之《吕氏春秋高注订补》等。
2. 毕阮校刻《吕氏春秋》
六朝至于元明, 《吕氏春秋》不为世人所重, 荒废既久, 世无善本。乾隆年间, 毕沅自言取元人大字本以下八种, 悉心校勘, 逾年乃成。徐时栋谓之“最为精善”。
此本虽谓精善, 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许维遹评价说:“执篇覆按, 疏漏伪脱尚待刊正者, 犹数百事。”
毕氏虽然明确的说他所据底本为元本以下, 而后人勘对他本, 颇有异辞。世传《吕览》, 以元本为最古。叶景癸于《叶景癸杂著》中曾提到:“见常熟宗氏 (宗耿吾) 藏至正本, 有华岳西题识云:‘万历甲戌仲秋望后儆庵周子义、岳西华复初同观南雍修补此书, 曾借数本校之, 莫善于此。’”而毕氏却谓其“脱误与近时本无异”, 于书中绝少称引, 仅《疑似篇》“戎寇当至”, 毕校云:“‘当至’别本作‘尝至’, 今从元本”, 毕校称引, 多用李本。叶德辉于《郋园读书志》中亦言李瀚有重刻元人大字本者, 本依元本旧式。书贾往往割去重记得序与卷未之有“弘治十一年秋河南开封府许州重刻”一页, 伪充元刻。因言此即毕氏所谓元人大字本者。
此书之著作权也存争议, 或谓是卢文弨所校, 汪容甫《述学》据毕氏所作《吕氏春秋序》与《当务篇》校语中有“卢按”一词而倡为此说。此说之论定尚待其他旁证材料。
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与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
自毕沅校刻《吕览》, 清代学者推本经术, 研讨故训之间, 每多援据, 颇多匡正, 然其说散见于丛篇, 难得俱睹, 不便于学。民国年间, 许维遹乃集前人众说, 考以典籍, 以十年之力, 著为《吕氏春秋集释》。
此书援引众家之说而取其可信者, 可谓一书在手, 而众说皆备。无需旁搜诸籍而免于遗漏。其卷末所附《吕氏春秋》考证资料, 集录了自《史记》以来众家之说和各家著录中有关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内容, 又汇集了各家序跋, 颇便于后学了解《吕氏春秋》之流传。
蒋维乔《吕氏春秋汇校》与许氏书同时问世。此书援引众本, 书中所列版本达十四种之多, 又考以群书, 凡古籍有所引用, 皆据采录;另集众家之说。可谓此书在手, 而《吕览》之异文、众说皆备矣。此书又考订今存《吕览》众本之流变关系, 后又附以《吕览》之佚文, 颇便于学者研讨。
蒋氏书引书颇多, 但因客观条件所限, 兼以一人之力撰著, 引用不免有粗疏之处, 如《孟春纪》“鱼上冰”注“《玉烛宝典》‘冰’上有‘负’字”。而未言及《玉烛宝典》引蔡邕《章句》正作“鱼上冰”。《贵公篇》“渍甚国人弗讳”注言宋刊《御览》六三二作“如清甚国人弗讳”, 今索之《御览》“清”实作“渍”。《有始览》“夏至日行行近道, 乃参于上, 当枢之下无昼夜”, 高注作“当极之下……”, 而《玉烛宝典》引作“当施枢之下……”, “极”作“枢”, 未校出。而所列佚文, 亦有误采。如采《长短经》引“夫信立则虚可以赏矣”云云一节, 乃节引《贵信篇》之文。
4.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此书一九八四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学术发展, 后出转精, 此书所涉及的资料较前世诸本更为丰富, 综合了许维遹的《集释》、蒋维乔的《汇校》等诸书长处, 而又加上自己的论证断语。其间亦引用了甲骨钟鼎等一些出土材料, 给《吕氏春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5.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
此书二〇〇二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王利器是中国古籍整理的行家、名家与大家, 他所校注的《颜氏家训集解》、《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等书都堪称典范。早在1940年, 王利器先生就在北京大学师从傅斯年先生, 专政《吕氏春秋》, 曾撰成300万字长篇论文《吕氏春秋比义》, 可惜文稿在40年代末不幸遗失, 历年积累的资料卡片后来也在“文革”时期化成了纸浆。此后先生于此书仍致力不辍, 1987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吕氏春秋本味篇校注》, 同年应巴蜀书社之约, 开始撰写此书, 1996年终于完成。
《吕氏春秋注疏》一书无疑是王氏数十年研究《吕氏春秋》的最后结晶。书中广搜博采, 历览群籍, 引据之书, 不下数百种, 对吕书的源流、思想、价值均作了十分精辟的考证和论述, 对本文与旧注订正文字, 判明讹脱, 胜义迭出。此书之优长, 《汉学研究》第23卷第1期刊发张子开撰写的书评, 有极为精到的概括。但此书编校质量粗劣, 颇受学人诟病。
6. 其它
以上诸书皆为训释《吕氏春秋》之专著, 除此之外, 尚多训释之说, 其说或存于多家专著, 或见诸期刊杂志。杨宗莹撰有《六十年来著吕氏春秋学》一文, 收录于程发轫主编的《六十年来之国学》 (四) 之中, 文中言及校释成果十数种。田凤台于《吕氏春秋目录书析要》 (见《书目季刊》第十四卷第一期) 一文中列专著类五十家, 单篇论说十四篇, 节选评注类二十八种, 笔记杂记类十家, 外人著述二十家。可以说, 此文收录了选于八十年代的各种训释吕书之作, 兹不赘述。
此文之后, 又有数家研究《吕氏春秋》之作, 今按出版时间次序述列书目于下:
胡吉宣《〈玉篇〉引书考异》, 收录于《语言文字研究专辑》 (上)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徐仁甫《吕氏春秋辨正》, 收录于《徐仁甫遗著》, 成都出版社1993年10月。
蒋礼鸿《读吕氏春秋》, 收录于《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刘如瑛《吕氏春秋笺校商补》, 收录于《诸子笺商补》,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五》, 收录于《陶鸿庆学术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二、历代所引吕书状况
1.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说苑》、《新序》
此三书多记上古之事, 虽未引《吕览》, 然其所记之事常与吕书相合, 部分字句亦相同, 故此三书与吕书在字句上有相互刊正之功。
如《吕氏春秋·过理》“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瓌”, 高诱注“杀鬼侯之女以为脯, 而取其所服之瓌也”。后人多不知“瓌”为何物, 陈奇猷依字形释义, 言瓌乃褱于衾内之玉。而《春秋繁露·王道》亦言此事, 作“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八服用部二十指環、《事物记原·指环》引《春秋繁露》俱作“环”, “环”变成了指“环”, 这就给我们考察“环”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鬼侯女为纣妃, 服環, 正合于礼法。刘宋雷次宗《五经要义》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后妃群妾以礼节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授以環, 以示进退之法。生子月娠则以金环退之, 当御者则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者阴也以当就男故著左手……”可知“瓌”即指“環”, 戴于手上, 非“懷于衾内之玉”意矣。
2.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此书三次引用吕书, 其中两处为《察传篇》, 一处为《本味篇》中的内容。由于此书时代距吕书较近, 故其引用较为可信。
如书中《祀典·桃梗苇茭画虎》引吕书《本味篇》作“汤始得伊尹, 祓之于庙, 薰以萑苇”, 而今本《吕览》无“薰以萑苇”一句, 毕沅云《续汉书·礼仪志中》注亦有此句, 则今本误脱, 当据补。
3. 南北朝: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玉篇》本为“总会众篇, 校雠群籍, 以成一家之制”, 后于唐宋间屡经修订, 流传至今的宋本《大广益会玉篇》已失原书面目, 晚清于日本发现原本《玉篇》残卷, 尚可得窥全书原貌之一斑。
原本《玉篇》释义完备, 例证丰富。残存的数卷中引吕书就达十八处之多。故此书在校勘吕书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勿躬篇》“莫敢愉綖”,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以“綖”为“綎”之误, 其考据虽严谨无暇, 惜无版本佐证。今考诸《原本玉篇残卷》“綎”下引《吕氏春秋》, 正作“綎”。
《水经注》中引《吕氏春秋》亦有十数处, 然由于此书性质所限, 所引皆与地名有关, 且所引非原句, 又仅是只言片语, 故其作用有限。
4.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杜公瞻《编珠》
《玉烛宝典》实为《月令》附以蔡邕《章句》。此书有数处直接称引《吕氏春秋》, 或称引高诱注文。由于《吕览》所存版本最早为元至正本, 故此书亦可为吕书提供一些版本依据。
《编珠》, 据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所言“编珠”残二卷天地部引《吕氏春秋》“雨之水气” (见《应同篇》) , 今本作“水波”。
5. 唐:《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初学记》、《意林》、李善《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
唐代类书纷出, 且篇卷较多, 每书所引吕书都多达数十条, 李善注《文选》, 亦常引吕书。后人多有专从类书古注搜考吕书者, 如毕沅校刻本、刘师培之《吕氏春秋斠补》与《吕氏春秋高注校义》等。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引吕书达四十处, 但所释不可尽信, 应予以考校。如“选火”条下云“吕氏曰少选……言推脱不肯为也”, 吕书中《淫词篇》、《音初篇》“少选”两见, 但从文义推之, 绝非“推脱不肯为”之义。
6. 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
此三书皆为宋代的大型类书, 其中多次称引《吕氏春秋》。这些书虽然问世时代较晚, 但其称引或据前代类书, 或据珍稀版本, 价值不容忽视。如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校《墨子·所染》“晋文染于舅犯高偃”一句云:“高当为 (上高下早) , (上高下早) 即城郭之郭, 形与高相近, 因误为高……《吕氏春秋》作卻偃, 即郭之讹, 非有卻氏之卻也。”今按:《太平御览·道部一》引《吕氏春秋》正作“郭偃”。
宋以后, 又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于《吕氏春秋》多有引用, 由于吕书已有元人大字本。因此这些书在校勘吕书的作用上已不能和前代类书相比, 故此从略。
前人的成果为今人研读《吕氏春秋》提供了巨大便利, 网络时代, 信息畅通, 学术交流频繁, 在王利器先生《吕氏春秋注疏》的基础上, 充分融汇前贤成果, 进一步扩大资料来源, 对吕书再作梳理与探研, 已经成为可能, 这也是学界应该摆上日程的一件要事。
参考文献
[1]王念孙.读书杂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第一版.
[2]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M].中华书局, 1985年9月第一版.
[3]李昉.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 1960年2月第一版.
[4]应劭.风俗通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5]释元应.一切经音义[M].清同治8年武林张氏宝晋斋本.
[6]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学林出版社, 1984年4月第一版.
胡雅静 陶亚兵
《吕氏春秋》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所涉及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历来也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在音乐方面也专门对其中音乐史料的整理。本文将《吕氏春秋》中所涉及对“瞽曚”的史料进行搜集和分析，也对瞽曚稍做了简单的论述。
《吕氏春秋》 瞽曚 乐官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典籍，相传为吕不韦和诸门客集体编纂所作。它原为一部为维护秦帝国长治久安所提出的治国方略，所以它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就《吕氏春秋》中的音乐方面而言，历来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前人吉联抗先生对这部典籍编有《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一书，针对其中涉及音乐方面的史料进行了归纳整理，校订译注。但是，对于这其中所提到的“瞽曚”的史料却没有充分展开。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考虑到全文体例的局限，所以没有对此问题深入下去。然而，就“瞽曚”而言，它作为先秦时期宫廷音乐机构中所特别存在的一部分乐官，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在民间老百姓那里也家喻户晓。他们兼具了宗教神话的色彩，成为沟通天地的使者，又是体察民情，讽谏天子的忠臣。在《吕氏春秋》这部汇集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思想的典籍中，对“瞽曚”也有些史料散见其中。笔者看来，此问题当有深入下去的必要，所以将其试着加以论证。
“瞽曚”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说文解字》中“瞽，目但有朕也。从鼓从目。“”聣，童聣也。一曰不明也。从目，蒙視”①在《词源》中，“一曰：瞽曚为乐官名，《周礼春官序》载有‘瞽曚，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又六十人’。郑司农注云‘無目朕谓之瞽，有目朕而無见谓之聣。’二曰：瞽曚，舜父之别名。三曰：官名。”②在此，显然是作为一种乐官现象来论述。在《吕氏春秋》中，有关瞽曚的史料共出现了五次，分别为：
1“.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百兽舞。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寄上帝。”
“舜立，命延，乃拌瞽瞍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吕氏春秋·古乐》
2“.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
《吕氏春秋·重言》
3“.是故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聣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厉王斟酌焉。”
《吕氏春秋·达郁》
4“.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甚者？”
《吕氏春秋·重己》
5“.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
《吕氏春秋·节丧》
这五处中，论及了瞽曚乐官的起源，讽诵进谏的职能，以及作为举例散见于后两处。
翻阅诸多先秦的著作，在周代以前“瞽曚”几乎仅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直到《周礼》中，才有对于瞽曚较为完整的记载：
“瞽曚，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
《周礼·春官宗伯》
“瞽曚：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周礼·春官·瞽曚》③
由此看来，瞽曚为大师直属的宫廷乐官。那么，到周代如此完备的体系，必然不是突然就形成的，一定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已有瞽人‘拊鼙鼓，击钟磬’的掌乐史实。”在《吕氏春秋》中也不乏有记载瞽曚起源的史料存在“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百兽舞。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寄上帝。”帝尧时期，就任命质为乐官。质就效仿山林溪谷之音做歌，又以麋輅做成缶而敲打，拊石击石，仿佛是玉磬的声音，让百兽起舞。而瞽瞍用无弦的瑟为其伴奏，又将五弦的瑟扩大音域增加为十五弦的瑟。做《大章》以表示对上帝的恭敬。由此可见，瞽瞍和质同为帝尧时期的宫廷乐官。瞽瞍不但有弹奏瑟的职能，还可以改进乐器，作乐。此处的记载，笔者认为当为有历史文献可查询的第一位宫廷盲人乐官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将瞽曚作为宫廷乐官的记载推至到尧舜时期。那么《吕氏春秋》中记载的瞽瞍究竟为何许人也呢？有文献称其为舜的父亲。《尚书·尧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王世舜和王翠叶在对其进行译注时，明确地指出：“瞽，相传舜的父亲是瞎子，名瞽瞍，担任乐官。”④《史记·五帝本纪》：“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⑤称赞的就是舜，此处的盲者即指瞽瞍。这显然是继承了《尚书》中的说法。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材料。《尚书》和《史记》中所提到的瞽瞍心术不正，对自己的儿子舜也很不友好，这样完全丧失了为人之父所该具有的美德的人，怎么会在崇尚美德的帝尧的宫廷中担任乐官呢？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那么，或许《吕氏春秋》中提到的瞽瞍和舜父所指的瞽瞍并非同一人。“瞽”指盲人，“瞍”意为老头，瞽瞍就是指盲人老头。在《词源》中，汉孔安国传：“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⑥清人汪中《述学》补遗《瞽瞍说》中对“瞽”为乐官也作了详细的论证。但是他不认为瞽为舜父的名字，而是掌管乐的官名，相当于后世乐官“夔”。⑦究竟瞽瞍是否为舜父之名字，我们暂且不深究，但是瞽瞍为盲人乐官一事即可得到证实。因此，由《吕氏春秋》中关于瞽瞍的记载，我们应该将瞽曚的起源推至尧舜时期。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盲人乐官在宫廷中存在上前年，又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呢？这或许和他们的一些特殊的职能有关。“在远古时期及人类的早起文明阶段，‘乐’是原始宗教施行巫术的媒介，又是早期统治者实行神权统治的重要手段”⑧而作为与神沟通的乐的掌管着们，乐师就普遍受到重视，这其中又以瞽曚乐官最为特殊。因为他们目盲而耳聪，对声音尤其敏感，因此统治者们就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一特点让他们为宫廷服务。在先秦时期，瞽曚拥有听风知律的职能。《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⑨瞽曚通过音律对气候进行占卜，从而通告统治者何时来进行农耕。除此之外，在战争中当然也少不了乐官进行占卜吉凶。郑玄注《周礼》所引《兵书》：“王者帅军出征，将出发时，授给军将弓矢，军将张弓大呼，大师则吹律与之和，以辨别属于哪一种声音，是吉是凶。商则战胜，军士强；交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名。”⑩《国语·周语下》中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11)就清楚的指瞽曚这种占卜先知的职能。除此之外瞽曚还有教育的职能。在商代，大学之曰瞽宗。《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礼记王制》：“殷人举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右学：大学，在西部。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大学的设立以被甲骨卜辞所证实。“右学和瞽宗都是大学性质的。实是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瞽宗是商代大学特有的名称。当时大学的教育以乐教为重，乐教的教师也就是乐师。”(12)在《诗经周颂有瞽》篇中，还记载了“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的祭祀职能。正是他们身兼传承礼乐文化的重任，所以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在《吕氏春秋》的《达郁》篇中这样记载道：“是故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聣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厉王斟酌焉。”这无疑是瞽曚讽诵进谏职能的最好体现。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国语·周语》中也有提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聣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是行而不悖。”(13)这里除了提到瞽曚的职责之外，还提到了史官累死的职能。胡适曾这样解释“瞽史”：即古代说故事的史，编唱史诗的‘史’”。而顾颉刚在《左丘失明》一文中认为：“瞽和史事两种人，且都是‘候王近侍，多谈论机会，自有各出所知以相熏染之可能，其术昌甚相通’。”(14)王树民也认为瞽史的职务是单独的。(15)而杨皑在《瞽史刍议》中则认为瞽史是某位不幸失明的史官，这显然是忽略了“瞽”为盲人乐官这一事实。王卯根在《“瞽史”的连及用法》里认为“瞽史”是乐师与史官的并称。(16)
然而，无论“瞽”和“史”应该分开还是在一起来看，这其中都不能忽略了“瞽曚”作为乐官参与讽诵进谏的职能。在文字还没有广泛盛行的时代，信息的传递和记述重要靠人的语言来口传心授。针对瞽曚失明耳聪之以特点，将史事编成诗歌加以抑扬顿挫的声调来诵读，来帮助记忆，这在文字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上古时代应该是保存历史的最有效的办法。而瞽曚所讽诵进谏的内容在国语力里也有记载。《国语·鲁语》：“故工史书世，宗视书昭穆，犹恐其途也。”(17)《国语·晋语》：“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史使勿兜……”(18)这里的“工”即瞽曚。而在《吕氏春秋·重言》中也记载：“周公对曰：‘臣闻，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由此看来，史官应该是记录，而由乐官瞽曚将其讽诵。《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教之《世》为之昭明德而废昏德焉”之言，(19)韦昭注：“《世》，先王之世系也。亦即《世本》《帝王姓》”这与《周礼春官》中的记载一样，为瞽曚对统治者讽诵进谏的内容。
说到这种口传心授的史诗传诵和讽诵进谏的形式，它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国说唱艺术的发展。战国时期的《成相篇》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成相篇》曰：“请成相，世之殃，愚鶞愚鶞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请成相，言治方，君论有五约以明。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20)这种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形式，在很多学者看来以为《成相篇》乃为瞽人所作。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众说纷纭。然而无论是出自于谁，这种抑扬顿挫的形式，以及三言、四言、七言杂用的句式直接影响到后世说唱艺术的形式。比如：宋代说唱《西厢记诸宫调·凭栏人缠令》中：“忆多才，自别来约过一载，何日里却得同谐？萦损愁怀。怕黄昏愁倚朱栏，到良宵独立空阶。……”(21)这里三言、四言、七言交错的句式，与《成相篇》极其吻，有章可循。不仅如此，后人也根据这种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特点，将其编为通俗的教育童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这种平仄有序，抑扬顿挫的节奏的光芒也普照到了中国诗歌结构的形式中。
在《吕氏春秋》的《重己》篇和《节丧》篇，瞽曚这一现象作为举例出现过两次。在《重己》篇中：“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甚者？”盲人乐官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由于眼睛看不见，却不小心将孩子放入了谷糠里扎坏了眼睛。聋子也爱自己的孩子，但是由于耳朵听不见，抱着孩子欣赏闪电，却让雷鸣震坏了孩子的耳朵。在《吕氏春秋》的《节丧》篇中：“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也是用盲人乐官举例，说瞽曚因为眼睛看不见，本来想躲避柱子，结果反而碰到钉子上了。”这两篇文章都不是专门记录音乐方面的，但是却用了瞽曚作为类比。这不能说是巧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瞽曚作为当时的一种乐官，其体系的庞大，以及所受的重视程度。用瞽曚举例，也是因为他们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个群体。他们百姓那里家喻户晓，恐怕也因为统治者对他们的重视吧。为什么这些盲人乐官会受到如此的重视呢？
这和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们思想上对事物的认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人也是自然化的存在。人生活在自然界中，生存于动物世界中，时常都感受到自然界给人造成的生存危机，当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时，人类往往把自然圣神化，”(22)无论是氏族时代的图腾信仰，还是古代国家的天命信仰，都是希望化解人们无法控制的厄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达到稳定社会的效用。这无疑也是一种心理的自我安慰和精神寄托。于是便有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求神驱疫，祈求国泰民安等一系列的巫术形式。这种巫术的影响直接映射到商周时期，况且还很普遍。在甲骨卜辞中，凡是出现“舞”字，毫无例外都与求雨有关。(23)而瞽曚因为眼疾，人们便认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他们能更好的和神灵沟通，况且瞽曚们敏锐的听觉能力，更让他们增加了一份神秘感。统治者也让他们来作为通天地，知天道的使者。瞽曚在当时宫廷中的地位和待遇都是很高的。“王公大人演奏乐器、表演乐舞的人是‘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的，因为‘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赢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比文绣。’”(24)况且，在周代每一位瞽曚都配有以为专门照顾他们的“相”，即眡瞭，以彰显温籍之仪。这样一群承载着礼乐文化的神秘群体，必然会受到老百姓的关注也是理所当然了。
《吕氏春秋》在先秦诸多著作中，属于是论乐文字最多的，而且其书保存的史料价值也很高，常为后世音乐著作所引用。《古乐》篇虽然只有短短1000多字，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上古音乐编年史；《侈乐》篇批判了“以巨为美，以众为观”的侈乐现象，告诫了统治者作为乱世之物的侈乐非但不能使人欢乐，反而引起人民的怨恨，伤害君主的性命；《适音》篇论述了“和乐”的思想，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提出的美学上的主客观关系的理论；《音律》篇论述了乐律的起源于天地阴阳的关系；《音初》篇旨在描述我国古代音乐东西南北诸音调的始创……而其他散见于各篇章中的音乐史料也是不胜枚举。作为我国先秦的一步重要文献著作，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其中所论述的瞽曚这一现象也是即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中不再有过的现象，很庆幸我们能从《吕氏春秋》中窥见其一些信息。
注释：
①许慎著，李克主编.说文解字[M],凤凰出版社.
②⑥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
③吕友仁,译著.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④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中华书局，2012.
⑤韩兆琦,主译.史记[M].中华书局，2008.
⑦转引自陈四海.李小虎.论先秦音乐艺术家——瞽曚[J].载《人民音乐》2009(08).
⑧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⑨1○1(13)(17)(18)(19)陈桐生,译注.国语[M].中华书局，2013.
⑩]转引自丁建平.先唐师旷故事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4)转引自丁波“.瞽史”之辨[J].潍坊学院学报，2006(01).
(15)王树民.瞽史[J].载《文史》,(21).
(16)杨皑.瞽史刍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8)
(20)刘再生.荀子《成相》“相”字析疑兼及“瞽”文化现象[J].载《音乐研究》,2011(03).
(21)周柱铨,孙继楠.中国音乐通史简编.P129.
(22)张荣明.信仰的考古——中国宗教思想史纲要[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2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
(24)墨子·非乐上.出自《墨子》卷八。
[1]陆玖．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吉联抗．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3]徐元勇．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备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4]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5]熊申英．乐以和同：东周之前的乐思想研究[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6]丁波．“瞽史”之辨[J]．潍坊学院学报，2006（1）.
[7]王树民．瞽史[J].文史，(21).
[8]杨皑．瞽史刍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8）.
[9]王卯根．“瞽史”的连及用法[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5）.
[10]孙进，江林昌．出土秦简《成相篇》与楚民族的瞽史说唱传统[J]．艺术探索，2006（2）.
[11]过常宝．试论西周瞽史的谏诫职责[J]．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0.13944/j.cnki.ysyj.201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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