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投诉处理服务（精选12篇）
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之选择。法治化的推进离不开优质的法律服务大市场。就法律服务而言，其本身兼具“法律职业”和“服务业”双重属性。称其“法律职业”主因法律服务通常是由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的主体，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一种职业。现大多数国家都已将法律服务纳入法律职业的范畴。称其“服务业”也不无理由，依据世贸组织《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法律服务属于商业服务中的专业服务，因而法律服务已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法律服务主体大致包括：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专利、商标、税务、工商代理机构，社会法律咨询机构，企业法律顾问，外国律师驻华代表处，公证员，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公民等。其中公民，在我国实施公民辩护代理等制度的基本条件和市场环境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法律服务市场尚未成熟完备的国情下，仍是我国法律服务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甚至更长的时期发挥作用。但确切的讲，对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立法，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限制，相关规定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各部门颁行的大量规范性文件之中。且对一些问题立法还无刚性规定。如公民能否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虽在有些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禁止性规定，但未上升至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此类合同效力各地法院认定标准也不一，终致纠纷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所幸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曾作出明确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尽管这一答复在裁判文书中不宜直接引用，但司法实践中仍应贯彻执行。
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系一种民事合同关系，理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事先，受托人也未冒充法律职业者，委托人也明知受托人不是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而且受托人收取费用后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单就个案，委托人在受托人付出劳动后，为逃避代理费而故意毁约，其真实动因也并不是真正考虑到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公民代理法律服务合同本身也无《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民事行为无效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法定事由的情形下，似乎成了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应获得支持的理由；但并不能无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5]82号法规性文件转发了《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明确了成立法律服务机构必须由主管单位申请，并经司法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审核批准等事项。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1992]062号其他规范性文件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折有关规定，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担任被告人或当事人的辩护人、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籍此向被告人或者当事人收取报酬、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手段。”。1993年司法部针对浙江省司法厅《关于个人经营法律服务业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司法函（1993）340号《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该批复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5]82号）及1989年、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服务业的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的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目前除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均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上述司发函[1992]062号和（1993）340号仅属于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行政规范性文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援引上述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认定公民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无效。那么,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合同纠纷到底该如何裁判呢？是秉持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还是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既需法益考量和利益衡量，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适应的规则。《民法通则》、《合同法》与《律师法》系同一法律阶位，但从法所规范公民法律服务行为如辩护代理而言，《律师法》又是特别法，亦即只有符合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条件，方可从事非法律职业公民代理辩护。而《民法通则》《合同法》是一般法，按照特别法由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适用《律师法》并无不当，可《律师法》、诉讼法等法律对公民有偿辩护代理确无禁止性规定。使公民有偿辩护代理行为无疑陷入“合法”与“违法”两可的地带。也使受诉法院裁判步入“两难”之境地。但绝不该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公民职业代理人”等突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公民代理辩护收费有关。有的甚至已异化成“司法黄牛”、“诉讼掮客”，轻者行政处罚，重者触犯刑律。民事审判虽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但也不能无视属于法律渊源的其他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存在，行政具有优益权，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辩护代理人在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受民法调整的同时，其又是行政管理中的相对方，本身也科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上规定的义务。试想，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与当今我国已有的法律服务市场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将有明显冲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那么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的严格限制又有何必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而随之发生的就是法律服务行业的混乱、公民代理的乱象、以及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准的降低；如果某个公民真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并借此获得相应报酬，那么就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通过司法职业等特定考试成为一名获得行政许可的法律职业者；如果神圣法律殿堂“司法黄牛”、“诉讼掮客”也可涉足，那么法律服务市场和庄严法庭将会异变为公民代理“群魔乱舞”的舞台。正因之，对公民辩护代理等法律服务收费必须有必要的限制。笔者断想，最高人民法院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答复的司法指导意义和法律实用价值概源于此。
新民诉法、新刑诉法对非法律职业公民辩护代理已作了进一步规范，公民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等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将会明显减少。但仍需谨防一些人通过“漂白”身份，再次混入到诉讼活动中来。对公民代理有偿法律内容合同的效力认定，虽不得依照部门规章确认其无效，但针对个案，在委托协议和辩护与代理活动中，只要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籍此向当事人、向被告人收取报酬、作为谋生手段的“公民职业代理人”，无论其代理辩护资格是否适格，未兑现的报酬或代理费，均一律不予保护（正如法律所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该权利已丧失了国家司法强制力的保护系同一法理。);但可根据代理行为的完成情况和公民代理活动中所实际发生的那些合法性费用，仍可予以支持。
由于分析内容丰富, 现以连载方式刊登, 本期将刊登工程总承包合同的风险分析与防范的第三部分, 敬请读者关注。
(接上期)
四、关于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一般责任划分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明确发包人、承包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书面协议, 在工程总承包中划分发包人与承包人的责任是非常复杂的, 既有涉及工程总承包全过程的责任划分, 又有就工程总承包中某一阶段的责任划分, 本文将涉及工程总承包全过程中发包人与承包人的责任界定为一般责任, 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包人分别发包及承包人联合承包的合作责任、法律适用责任、标准采用责任、行政许可手续办理的责任、项目管理人员的委派与职权责任、沟通与项目文件保管与提供的责任。
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一般责任划分不仅关系工程总承包的全过程, 而且直接关系到工程总承包合同履行能否顺利进行, 如果一般责任划分不公平或不明确, 将给承包人带来极大风险, 因此, 防范发包人与承包人一般责任的风险是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承包人特别关注的内容之一。
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一般责任划分的风险, 主要有:一是同一个项目中既有承包人的工程总承包, 又有其他承包人的工程承包, 承包人与其他承包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的风险;二是工程总承包是由多个承包人组成的联合体进行的工程总承包, 联合体各方的共同及各自的责任划分不清的风险;三是在工程总承包过程中适用的法律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的风险;四是在工程总承包过程中采用的标准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的责任;五是工程项目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的主体、范围及协助的约定不清的风险;六是发包人、承包人对工程的项目负责人的条件、委派程序、职责权限约定不明的风险;七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沟通的语言、形式及项目文件的保管与提供约定不明的风险。
防范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一般责任划分的风险, 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 关于同一个项目有多个承包人的风险防范
首先, 应当在工程总承包的范围与内容条款中明确划分总承包人与其他承包人的责任范围。
其次, 总承包人应当根据工程总承包合同和发包人的书面要求为其他承包人提供包括总承包人的设备、总承包人负责的临时工程、施工现场的进入等服务。
第三, 如果上述服务增加了工程费用, 应当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或由总承包人及时提出工程费用变更函包括时间、方式及费用增加额等, 发包人与承包人应及时进行洽商。
第四, 尽管提供了上述服务, 但施工现场的总负责人仍由总承包人负责, 总承包人应当加强管理, 做好协调服务。
(二) 关于联合体承包的风险防范
首先, 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应当明确联合体各方的责任, 或联合体各方签订书面联合体协议作为工程总承包合同的附件。
其次, 联合体各方在合同或协议中应当明确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联合体各方对发包人应当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第三, 应当在合同中、协议中或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对联合体各方有约束权的总牵头人或总协调人。
第四, 承包人改变其联合体组成应当事先经过发包人的书面同意。
(三) 关于总承包工程适用法律的风险防范
首先,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的法律, 国内工程总承包项目应当符合中国的法律, 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国的法律。
其次,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的适用法律是广义的法律范围, 在国内总承包工程适用中国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 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应当适用的法律包括所有全国性的法律、条例、法令和其他法律, 以及任何合法建立的公共当局制定的规则和细则等。
第三,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适用的法律内容包括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第四,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适用法律的时限, 总承包工程适用的法律应当是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之前30日的有效法律,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法律变更, 承包人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法律并且在工程移交发包人时工程应当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
第五, 承包人应当对总承包工程适用法律的正确性负责, 发包人负有对承包人要求的, 对取得与合同有关的, 但不易取得的工程所在国的法律文本提供合理协助的义务。
(四) 关于总承包工程采用标准的风险防范
首先, 明确总承包工程应当采用工程所在国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承包人有义务遵守。
其次, 对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 包括国内工程是否采用国外工程建设推荐性标准或国外工程是否采用本国工程建设推荐性标准或本国以外的工程建设推荐性标准等, 在总承包工程中是否采用应当在发包人要求或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 承包人对于约定采用的标准是否适合本工程或符合法律规定负有审查义务, 并承担一定责任。
第三, 对于总承包工程中没有相应成文规定的工程建设标准时, 发包人应当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 承包人应当按照技术要求提出实施办法, 发包人一般应当对其技术要求的正确性承担责任, 但对于国际工程承包来说, 承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要求的约定承担责任, 承包人应当对实施方法的正确性承担责任。
第四,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适用标准的时限及新标准的使用方法, 总承包工程适用的标准应当是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之前30日的有效标准,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标准变更, 对于强制性标准, 承包人应当使用修改后的标准, 但对于非强制性标准是否采用应当由发包人决定, 承包人应当事先向发包人提供建议。
第五, 应当明确总承包工程适用的工程建设标准所存在的相互矛盾的情形, 以及其处理原则, 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一般约定应执行本行业或本专业最严格要求的标准, 但发包人另有要求的除外。
(五) 关于行政许可包括审批、执照、批准、备案等手续的办理的风险防范
首先, 应当明确发包人、承包人各自办理行政许可手续范围, 在国际工程总承包过程中, 有关永久性工程规划许可及其他发包人承诺的许可手续由发包人办理, 其他在工程承包过程中的行政许可手续由承包人办理;在国内工程总承包过程中, 项目立项、建设用地规划、规划意见书等由发包人办理, 其他达50余项行政许可手续的办理由承包人办理。
其次, 应当明确行政许可手续办理的费用承担, 一般是由谁办理手续就由谁承担相应的费用, 承包人在进行工程报价时应当包括此部分的费用。
第三, 应当明确承包人在办理包括工程承包许可、进出口关税等行政许可手续时, 应承包人的要求, 发包人有义务提供合理协助。
(六) 关于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委派与职责的风险防范
首先, 发包人委派项目负责人应当注意:一是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资格和相应能力;二是发包人应当将其委派的项目负责人的姓名、地址、任务和权力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或提前14天书面通知承包人;三是项目负责人除非有须经发包人事先批准的专门约定外应具有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力, 但无权修改合同、无权终止合同;四是项目负责人的任何批准、同意等不应解除承包人根据合同应当承担的任何责任和义务, 不影响发包人拒绝接受承包人不符合合同要求的工作、设备、材料;五是项目负责人有权书面委托或撤销其助手, 助手应在明确的范围内履行职责;六是项目负责人或助手的指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七是发包人有权更换项目负责人, 但应当提前通知承包人, 如承包人有详细依据, 可以提出合理的意见;八是如果发包人委托监理公司进行监理, 总监理工程师的委派与职责应符合上述要求。
其次, 承包人委派项目经理应当注意:一是承包人应授予项目经理根据合同采取行动所需的全部权力;二是项目经理的任命应当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或经过发包人的书面同意;三是未经发包人事先同意, 承包人不得更换项目经理;四是应当明确约定项目经理是否将其全部时间用于指导承包人履行合同, 如在黄皮书中有此约定, 但在银皮书中没有此约定, 具体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约定;五是项目经理可以书面委托或撤销其助手, 助手应在明确的范围内履行职责。
第三, 应当明确承包人的人员条件与撤换条件, 承包人派驻项目的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技能和经验。发包人要求撤换承包人的人员的条件包括:经常行为不当或工作漫不经心;无能力履行义务或玩忽职守;不遵守合同规定;坚持有损安全、健康或有损环境保护的行为。
(七) 关于沟通与项目文件照管与提供的风险防范
首先, 关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沟通, 一是明确沟通的主体, 应当为发包人与承包人派驻项目的负责人;二是明确沟通的语言,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语言进行沟通;三是沟通的形式,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 等;四是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回复的期限, 对于需要发包人书面答复的内容, 发包人应当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及时答复。
其次, 关于项目文件的照管与提供, 一是应当明确文件的范围与内容, 此处文件即承包人文件是指承包人为完成工程准备与工程设计、采购、施工、试车和操作维修等与承包人工作有关的设计、数据、计划、规格、流程、图纸、手册、项目管理以及其他技术性文件。二是应当明确保管责任主体、期限及份数, 承包人对上述文件负有保存和照管的责任, 直到发包人接受为止, 承包人一般应当向发包人提交一式六份。三是应当明确文件的提供与使用, 发包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使用这些文件, 承包人应当提供。四是应当明确文件的错误与缺陷的通知, 一方发现上述文件有技术性错误或缺陷, 应当有义务立即将此错误或缺陷通知另一方。
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唐律》上就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规定：凡医生为人配药，以及药局配药后，标注的药名、服法、用量以及禁忌等事项不规范而造成患者死亡的，判有期徒刑两年半。
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做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明确规定，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
明朝的法规在实际医患纠纷中，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 一书就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时人何运昌请来医生刘期兴给弟弟何洪看病，结果刘期兴把何洪看死了，双方闹进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决：“刘期兴依拟杖发，不许行医，库收缴。”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5年第1期）
提升年活动开展情况考核验收的通知
各区县司法局：
根据《黄山市法律援助服务能力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的安排，市局决定从2011年10月19日起对各区县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能力提升年活动情况进行考核验收，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验收时间：原则上定于10月19日起，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考核验收办法：
采取听汇报、看办公场地、查看相关档案材料、实地打分（依据《黄山市法律援助能力提升年活动考评标准》见附件），实地查看一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方式。
三、考核验收要求
1、各区县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以考核验收为平台，以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为目的，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2、各区县要认真做好迎检工作。认真准备好相关的档案台账，按照《黄山市法律援助能力提升年活动考评标准》 1
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准备好汇报材料。
附件：黄山市法律援助能力提升年活动考评标准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黄山市法律援助能力提升年活动考评标准
一、提升发展保障能力(18分)
1、法律援助工作写入十二五规划或本辖区政府工作报告(2分)；
2、法律援助工作列入本级政府民生工程或为民办实事项目(2分);
3、法律援助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或平安建设工作考核范围(2分);
4、以区（县）委、区（县）政府名义出台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意见(2分);
5、区（县）委或区（县）政府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2分);
6、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2分);
辖区如有法律援助经费未列入财政预算扣2分;
7、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拨款完成市局确定的目标数(4分);
8、主动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不低于2万元(2分)。
二、增强服务提供能力(26分)
9、出台相关文件，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2分);
10、健全服务网络，村、居(社区)全部建立法律援助联系点(2分);
11、本辖区法律援助机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所有法律援助案件实现网上全流程办理(申请、审批、指派、办理、归档等)(3分);法律援助案件全部录入综合管理系统(3分);辖区内如有案件未录入综合管理系统的扣2分;
12、外网法律援助咨询路径畅通、答复及时，咨询信息、按要求全部录入法律援助综合管理系统(2分);
13、区（县）法律援助中心配备2名以上专职人员(2分);专职人员中有1名以上专职法律援助律师(2分);
14、区（县）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临街、一层，面积超过60平方米(4分);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便民服务设施完备、功能齐全(2分);
15、区（县）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办公、办案设备适应工作需要，配备计算机、打印机、外线电话、传真机、扫描仪、档案柜等相关设备(2分);
16、区(县)法律援助中心配齐工作用车(2分)。
三、提高实施管理能力(44分)
17、全区（县）办案量达到市局确定的目标数得5分；(10分);
全年办案量未达到市局确定的目标数扣2分;
18、中央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能按时录入且录入信息完整，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卷宗及相关材料规范（3分);
19、建立社会律师值班制度，实现社会律师值班常态化(2分);
20、按时上报月报、半年报和年报等统计报表以及法律援助舆情分析报告(2分);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及有关工作材料(2分);
21、法律援助案件收案登记本、结案登记本和补贴发放登记本规范完整(2分);结案登记本、补贴发放登记本与案件卷宗之间的案件编号、案件名称相一致(2分);法律援助案件卷宗归档整齐，按案件类型(民事、刑事、其他类)分类编号，每类案件按结案归档先后依次编号(3分);
22、组织开展全区（县）法律援助质量检查活动，形成检查报告并通报结果(4分);
23、开展旁听庭审(全年不少于4次)、案件回访等活动，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及受援人满意度，加强案件质量监管(4分);
24、法律援助经费设立专门账户或单列科目，实行独立核算，及时足额支付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5分);
25、健全收支台帐，专款专用，没有挤占、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现象(3分);
辖区内法律援助经费有挤占、挪用现象的扣2分；
26、妥善保存相关票据资料，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检查、审计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情况(2分)。
四、扩大社会影响能力(12分)；
27、印制法律援助相关宣传材料，并发放社会大众(2分)；
28、开展法律援助大型宣传活动并有良好社会反响(2分)；
29、借助宣传平台，对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和先进人物进行宣传(2分)；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黑龙江省律援助条例》，创新法律援助服务模式，XX县司法局制定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以此为依据，组织、引导全县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及老、弱、病、残、孕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具体内容为：
一、特困人员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持有法律援助受援证、五保供养证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证书的人员申请法律援助享受以下优待：
（一）特困人员申请法律援助，无需另行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二）申请事项属于XX县法律援助机构受理范围且现居住在本县以外的特困人员，可以采取邮寄方式申请法律援助，但需附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已对其申请材料和证件原件审核的证明。
二、老年人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年满六十周岁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享受以下优待：
（一）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咨询和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
（二）可以电话预约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三）可以电话申请法律援助上门服务；
（四）申请事项属于XX县法律援助机构受理范围且现居住在本县以外的老年人，可以采取邮寄方式申请法律援助，但需附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已对其申请材料和证件原件审核的证明。
三、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享受以下优待：
（一）可以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二）没有法定监护人或监护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未成年人，可以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三）没有法定监护人或与监护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只需提交申请人属于无法定监护人或与监护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证明材料，无须另行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四、残疾人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持有户籍所在地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书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享受以下优待：
（一）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咨询和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
（二）可以电话预约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三）可以电话申请法律援助上门服务；
（四）申请事项属于XX县法律援助机构受理范围且现居住在本县以外的残疾人，可以采取邮寄方式申请法律援助，但需附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已对其申请材料和证件原件审核的证明。
五、因工伤导致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农民工以及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享受以下优待：
（一）可以由其直系亲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为申请，无需另行提交经济贫困证明；
（二）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咨询和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
（三）可以电话预约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四）可以电话申请法律援助上门服务。
根据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活动的通知》要求，本中心认真依照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制定的《法律援助服务和质量评估参考标准（试行）》进行自我检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接待咨询方面：
本中心以方便群众求助为目标，强化服务功能，本着“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努力拓展法律援助工作。在局机关底层设置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接待场所，并设置了明显标志，设立了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还专门印制了彩色宣传单与便民指南供当事人取阅。为了接受当事人监督，我们建立了包括接待、值班、岗位责任、重大事项报告、责任追究、统计分析在内的一系列工作制度，并积极推行志愿者律师值班制度，保证接待人员具有法律本科以上专业知识。我们要求接待人员佩戴统一上岗标识，做到衣着整齐，仪表大方，用语文明，温和耐心，推行一次性告知制度，对当时咨询事项进行统一登记。为了保护有些当事人隐私，我们还在大厅设置了等候区与接待区，对涉及未成年人及个别当事人隐私，我们还专门在四楼设置了接待室，设立了青少年维权岗，以充分保护当事人隐私。同时，我们还充分利用12348法律服务热线资源，开辟了法律援助接待热线，向社会公布了咨询电话，并在大厅公示监督电话等基本监督内容。5月份起，中心承办当事人法律援助申请还将纳入效能办网上审批系统，接受效能办的随时督查。
二、受理、审批、指派方面：
在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受理、审批、指派制度，保证法律援助申请在规定的7天时限内做出批示，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及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对于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及时告知理由及申请复议途径。对于农民工申请工伤及讨薪法律援助事项，我们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不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经济困难证明。对于公检法部门转交的被羁押的罪犯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中心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提供援助。同时，为了保证规范化建设落到实处，我们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使用统一的格式文书。对基层法律援助站承办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我们也统一制作了规范化文本供援助站使用，做到规范操作，文明服务。
三、案件办理方面:
一、公证法律服务中公证服务理念转变的重要性
公证法律服务作为依法治国体制下公民利益与财产权益的维护手段,是保证社会安定,维护社会基本权益的重要组成。公证法律服务的践行不仅有利于公民本身的权益保障,其对理性、成熟、法制的社会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对此,深入探究公证法律服务的重要作用,其对国家发展及公民依法治国意识的深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确定公证法律服务的社会地位与公信力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公证服务理念的贯彻落实与因需转变。对此,认清公证法律服务中服务理念转变的重要性,应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其一,外部社会的现实需求。国家在依法治国践行上明确了基本态度,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方略。对此,凸显法律公正性与实用性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公证法律服务的执行与深化,借助公证服务理念的因需转变,可确保公证法律体系融入现代社会法制体系之中,并在践行时逐渐提升公信力与影响力。其二,法律自身的发展需求。任何一项法律的诞生都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而其变革与发展同样需要迎合实际需求,具备良好的发展思维与发展理念。因此,转变公证服务理念,是确保公证法律服务开展与创新的关键,是推动其深化改革的活力之源。综合而论,无论从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来看,公证服务理念的转变都是推动公证法律服务改革的关键,是确保公证法律服务践行的基础。
二、公证法律服务中公证服务理念转化的可行性
从上文可知,公证服务理念在公证法律服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其服务理念的转变与发展,决定了公证法律服务的影响力与践行价值。只是,公证服务理念的转变虽对公证法律服务践行作用巨大,但其转变是否具备可行性,则要通过外部与内部因素的驱动分析加以认知。对此,分析公证服务理念转变的可行性,从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可知,自党政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创新性社会的发展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党和国家将一切经历均投入到现代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建设之上。而这其中,对法律的革新与法制意识的贯彻也逐步加大力度。与此同时,和谐社会建设逐渐注重人本化的全方面落实,不仅是经济、教育、科研,甚至是法律、政策等都将人本化内化入自身体系中。因此,公证法律服务在服务理念变革中,不仅可利用创新理念的贯彻来转变公证服务理念,还可融入人本化理念创新公证服务理念,以便公证法律服务更得人心,更具有公信力。相对的,从法律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公证法律服务获取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是其发展的未来趋势,而为保证其公信力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需通过转变公证服务理念加以实现。因此,内部变革的实际需求促使公证服务理念的发展与转变,以此来迎合公证法律服务体系的深化发展。
三、公证法律服务与公证服务理念转变创新路径
了解公证服务理念转变对深化公证法律服务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现代法律体系推动公证服务理念转变的必然性有所认知后,基于以上客观条件的支持与引导,公证法律服务与公证服务理念转变的创新路径将从以下几方面得以发展:
(一)公证法律服务理念的转变发展
公证法律服务若想获得深化发展,其法律服务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对此,现代公证服务理念在转变自身历练的过程中,应注重认清社会的现实情况,明确社会的发展走向。对此,本文认为,“两学一做”的指导思想虽然是党员干部应践行的根本思想,但其在公证服务理念中的落实与践行也十分必要。其不仅应约束与指导公证法律服务体系内党员干部的个人行为,还应借助“两学一做”的基本框架打造公证法律服务内的“两学一做”,即“学习公证服务知识及公证法律知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做合格公证法律服务人员”。可以说,将“两学一做”衍生践行,对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对公证服务理念的优化发展与思想转变也意义重大。借助学习相应知识,可提升公证服务人员行为素养与职业素养,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则能明白自身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并可保证其在做一名合格的公证法律服务人员的同时,为社会和谐、“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身心力。
(二)公证法律服务的优化拓展
公证服务理念的优化发展基础上,公证法律服务本身若想实现人本化、应需化发展,应注重自身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拓展。只是,在优化拓展的过程中,盲目的拓展是极为不科学的行为。因此,理性且合理的优化拓展思维应注重以下两点的落实:其一,固有优势的巩固与优化升级。公证法律服务在开展过程中是针对公民的合法财产进行公证与定性,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与经济利益的。但在公证过程中,公证员除进行基本的权利公证外,往往还需要针对各项因公证产生的纠纷进行预防,从宣誓法律公平、公正的角度来杜绝歧义与纠纷,并在公证时明确公证的公平性与法制性,并借助科学手段调节、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这种站在人本思维上的调节与化解矛盾是公证法律服务的固有优势,应得到公证法律服务的巩固与传承,并在法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融合人本思维,确保法律以人为本的践行。其二,开拓与创新全新的公证服务。在巩固固有优势的基础上,公证法律服务还需具备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为进一步彰显法律的权威性与保障性,公证法律服务人员在公证服务提供过程中应注重判断被公证人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并以此来断定公证行为是否合法,从而保证被公证人的法律权益。
诸如此类,公证法律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公证服务理念的科学转化可为公证法律服务深化改革指导方向。因此,现代公证法律服务在发展中,应注重“两学一做”的理念践行,并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拓展公证服务内容,以此来保证公证法律服务的开展价值,并提升公证法律服务的影响力与公信力。
摘要：依法治国全面开展以来,构筑理性、成熟的法制型社会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对此,为保证法律践行的科学与精准,法律认知的到位与准确,法律服务理念的人性化转变显得十分重要。对此,本文单就公证法律服务一项法律服务内容进行研究,探讨其公证服务理念转变对公证法律服务发展的重要性,并借助其转变可行性的探究来拟定公证法律服务与公证服务理念转变创新的科学路径。
关键词：公证服务理念,公证法律服务,优化转变,深化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志江.提升服务群众满意度,实现“十三五”公证事业新发展[J].中国公证,2016,05:118-124.
1.专门的律所服务。这一内涵改变了传统的“临聘”模式的律师雇佣办法。相反，企业首先会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选择和自己业务相近的法律服务机构，然后会进行长期的、专门的服务。
2.互动的合作方式。传统的律所服务是单向的，即律所接受委托，然后按照委托内容代理企业的法律业务，最后跟企业汇报处理结果。在新的模式中，律所不仅要提供法律服务，还要根据企业的业务发展来提高自己法律人才的基本素质以满足企业未来的业务拓展需要。
1“全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示范单位”
名额分配表
附件
2“全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示范单位”
申报表
注：
1、主要工作情况一栏，省级以下（不含省级）地方工会、各地方产业工会、基层工会主要填写领导重视、组织建设、制度机制、经验成效、经费保障等情况，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机构主要填写机构、人员、制度、经费、成效及荣誉等情况，约1000字左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第60号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二十八条之规定：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反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规定和本所章程、制度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应当根据其情节轻重，按照责罚相当的原则，给予处分。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撤职、留所察看、开除。
实施处分，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建议，或者本所半数以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议，由本所所务会议审议决定，并报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给予开除处分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办理执业注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给予撤职处分的，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第59号令《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二十二条之规定：
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应当经基层法律服务所民主推荐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名，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委任或者聘任。
第四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一)超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四)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借本所执业证书的；
(五)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和章程，擅自分立、合并或者设立业务接待站(点)的；
(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
(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
(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
(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
第四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和司法部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同时追究负有管理失误责任的该所主任的责任，严重者予以撤职或者解聘。
[关键词]法律常识案例处理现实生活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00087
当前，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其一，防止中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二，让中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合法权益。
一、从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认知出发谈对案例的处理方法
初二的法律常识教育是中学教育的一大亮点。初二思想品德教材提供了各种案例，加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加入的案例分析，用较多的案例来诠释法律理论是法律常识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案例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是中学政治教师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1.导思法。用鲜活的案例引出新知识，可以引起学生思考，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大家都知道人的认识过程存在的规律，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入手，使学生通过案例获得第一印象（即感性认识），然后再在教师的讲解中不断加深理解，从而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例如在课堂中导入刚发生的某明星酒驾事件，让学生展开讨论，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使学生明白酒后驾驶的危害性，一举两得。
2.例证法。即通过生动具体的实例来阐述法律知识。法律知识一般理论性较强，学生学习起来感觉比较枯燥。如果能够在课堂讲授中适时穿插一些具体、生动的案例，肯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对毒品的危害，学生难以有深刻认识，这时列举某明星一朝吸毒身败名裂的案例，对学生的说服力不言而喻。
3.比较法。即用案例引导学生对性质相似的法律知识进行比较，使学生能够区别异同，加深认识和理解。法律常识中的一些法律概念、条文往往只有一字之差，如果没有具体案例进行对比，感受它们的异同，学生很容易混淆。例如吸毒和贩毒，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等等。通过对相似概念进行比较，学生就掌握了一个学习法律常识的新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同样是拘留，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一般违法行为，后者则是指犯罪行为。在这样的比较中，学生会加深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学习法律术语就轻松得多了。
二、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出发谈对案例的处理方法
的确，学习法律常识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法律知识的认识、理解上，更应该做到学以致用，把法律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意识。这一要求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还要帮助学生纠正一些模糊、错误的认识，改正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实现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案例的处理可用以下方法。
1.讨论法。根据具体案例，让学生结合自身的经历展开讨论，可以从案例中存在的不良行为引申开来，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例如在讲到“社会公共生活需要共同的准则”的内容时，针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按序排队、随意采摘花卉、任意践踏草坪等不良行为，组织学生展开讨论。通过这样的大讨论，达到了教师单纯说教所达不到的效果，学生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许多不良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2.参观法。学生要做到知法、守法，首先要解决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即有些学生认为“自己不犯法，法律与自己无关”，甚至认为许多案例中的情况是危言耸听，不可想象。如果不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他们怎么能够在行为上去知法、守法？此时可以运用现场参观法让学生去了解现实生活中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情况，让学生接受现场的法制教育。如在教师的带领下，我校学生参观了本地的望春监狱、浙江省少年管教所等场所，与年龄相近的青少年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通过现场参观，学生真正体会到了法律与自己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守法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青少年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
当然，初中阶段的法制课实际上也是法律启蒙教育课，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教材中的案例来引导学生、启发学生，激发学生对法律研究的浓厚兴趣。总之，案例在教学中如果处理得恰到好处，对提高法律常识课堂教学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一、深刻认识行政强制法对税务机关执法的影响
“徒法不足以自行”, 对一部法律的态度和认识, 决定着对这部法律的执行力度。深刻认识行政强制法对税务机关执法的影响, 有助于税务机关认真落实好该部法律。
(一) 税务机关应进一步提高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并落到实处
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许多有利于纳税人的条款, 如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能超过本金, 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等, 这些规定一方面符合目前税务机关倡导的执法为民、优化纳税服务、以人为本的现代税收理念, 有利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高, 也促使税务机关必须遵守行政强制法, 依法行政, 切实将纳税人权利维护好。
(二) 税务机关必须正确适用行政强制法, 维护法律尊严
重实体、轻程序是行政执法的一项问题。同时, 税务机关对涉税法律法规较为重视、关心, 无论宣传、培训还是落实等工作做得也较好, 但是对普适性行政程序法制则较为淡化, 认为其是边缘性法律, 重视程度不够。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加快, 行政程序法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违反程序即是违法的观念应该深入人心。行政强制法作为行政机关普适性法律, 税务机关亦应遵守, 否则, 会因为违反行政强制法导致税收执法行为违法、无效的情况。
(三) 税务机关积极实施行政强制法, 是适应税收征管法变革的需要
目前, 税收征管法正在修订过程中, 将来除极个别条款, 税务行政强制应执行《行政强制法》。如同行政处罚一样, 税收征管法仅规定违法行为和处罚标准, 其他步骤、方式、时限等程序, 均依照《行政处罚法》。
二、行政强制法和税收征管法的关系与适用规则
要想正确适用《行政强制法》与《税收征管法》, 必须厘清两者的关系。两法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 位阶相同, 效力等级相同, 作为行政机关的税务机关自然也要遵守。行政强制法是一部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执行的一般法, 是所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遵循的法律;而税收征管法相关强制规定, 属于特别法的范畴。
由于行政强制法在步骤、文书、时限、数额等方面, 作出了与税收征管法不一致的或新的规定, 两法都要遵守, 其适用规则是什么呢?
(一) 适用不同机关制定的文件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适用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规则。
(二) 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文件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新法优于旧法, 新的一般法律与旧的特别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 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适用。
三、行政强制法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具体适用分析
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结合行政强制法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下面分析一下法条的具体适用。
(一) 优先适用税收征管法的情况
优先适用税收征管法的法律依据是立法法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行政强制法规定的“除外”条款。对于特定社会关系和特定领域进行单独立法形成特别法, 是因为其有区别于一般社会关系和领域需要单独规范的事项, 显然, 此时需要适用特别法进行调整。而一般法通常也会通过“但书”或“除外”条款进行引致而适用特别法。
1. 税收征管法有规定, 而行政强制法无规定的, 如:
行政强制的范围, 税收征管法规定不得及于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住房和用品, 而行政强制法未规定住房, 此时适用税收征管法。
2. 行政强制法有规定, 但有“除外”条款而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又有规定的, 适用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
如关于查封、扣押期限的规定, 在执行税务强制时需执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不超过6个月的规定。
(二) 优先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情况
1. 税收征管法无规定, 而行政强制法有新规定的, 税务机关必须遵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如以下税收征管法无规定但应按行政强制法规定执行的:当场执行税务强制措施的, 税务人员需24小时内向县局局长汇报, 完善手续;执行税务强制措施需要制作现场笔录;对纳税人处以罚款和加收滞纳金不得超出应纳税款数额;税务强制执行中止满三年, 纳税人确无法履行且对社会危害不明显的, 税务机关不再执行;税务强制需按行政强制法的有关催告程序执行;税务机关可与纳税人达成税务强制执行协议;税务机关拍卖或者变卖鲜活物品或其他不易保管的财物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 税务机关不管有没有过错都应补偿纳税人 (而《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税务机关采取税务强制, 只有在存在“过错”且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 才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 。
另外, 行政强制法还在其他诸多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实践中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的, 均应依照行政强制法执行。
2. 因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情况。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 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了细化、补充, 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但因其下列规定与作为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 不再适用。
(1) 《实施细则》第六十四、六十五条规定, 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等所发生的费用由纳税人承担。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税务机关负担。
(2) 《实施细则》规定, 采取冻结存款、汇款等保全措施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六个月;而行政强制法规定期限不得超过30日, 情况复杂的, 可以最多再延长30日,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实施细则不属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 冻结存款、汇款的期限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3) 《实施细则》规定, 一般对欠税纳税人给予15天的催缴期限, 逾期仍不缴纳的, 由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 对纳税人进行加处罚款或加收滞纳金的, 给予纳税人30天的缴纳期限, 逾期经过税务机关催缴, 纳税人仍不缴纳的, 进行税务强制执行。在税务机关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情形下, 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三) 如何适用两法, 交付裁决的情况
关于滞纳金争议的处理:在税收征管法上, 只有书面通知金融机构从存款中划扣税款和拍卖、变卖扣押、查封商品、货物、其他财产两种情形才属于税务强制措施, 税务强制措施并不包含加收滞纳金。在行政强制法中, 加收滞纳金却是强制措施之一。
由于滞纳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产生争议时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纳税人先缴纳了滞纳金才能申请税务行政复议, 进行了复议, 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强制法第八条则规定, 纳税人在不缴纳滞纳金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对上述规定该如何处理呢?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应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适用。
综上所述,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税务行政强制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长远的。因此, 税务机关必须把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准确处理好《行政强制法》、《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间的关系, 熟练掌握内涵, 正确实施税务行政强制, 不断推进依法治税建设。
摘要：《行政强制法》与《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等税收法律法规涉及的税务行政强制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 能够避免征纳矛盾, 降低税务风险, 推进新形势下的依法治税工作。
关键词：行政强制,税务行政强制,影响,适用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Z].2011年.
[2]税收征管法[Z].2012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Z].2002年.
[4]哈尔滨税务学会课题组, 李子民, 吕国臣, 阎福贵, 刘彧, 行政强制法背景下的税收强制执行状况[J].税务研究, 2014年第5期.
[5]王丽萍.对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思考[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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