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

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精选8篇）

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 篇1

摘要：希腊的历史和神的传说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无论是在科学与哲理里，还是在艺术与文化中，神明的形象总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西方文化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是它的土壤和武库。古希腊的戏剧、建筑、绘画、雕塑等都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养料。所以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百用而不厌其烦的素材，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本文重在试图探索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的两钟重要的精神血液即人本和理性，这两种精神恰是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两个主要精神。

关键词：西方近代文化 精神 源头 古希腊神话

一、神话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神话是“通过人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神话是人类对自然与自我以及自然与自我关系的探索。神话应该是氏族的、部落的、民族的，乃至某一人群团体原初的自然观、世界观真实的理性的表现。神话反映人的思想和理念，而且“神话作为一个民族足迹的最早记录，因为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或当代文明的压抑，它直接的表现了人性中接近底层或本质的东西。” 古希腊神话作为有丰富体系的神话，当然也表现了古希腊人性中最本质的精神。

二、古希腊神话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间，希腊三为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匹得斯的经典著作也极大的丰富了希腊神话的内容。古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英雄传说。前者包括关于天地的开辟、神的产生、神的谱系、人的起源和神的活动等故事。古希腊神话里希腊有十二主神，他们住在希腊北部的奥斯匹斯山上。他们是管雷电的天神宙斯、天后家空之神赫拉、海神波塞东、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阿尔忒弥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女神阿弗洛狄特、战神阿瑞斯、火与工匠神赫尔斯托斯、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农神得墨忒耳、灶神赫斯提亚。此外还有小神仙爱神厄洛斯、学问和艺术女神缪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除诸神外还有英雄传说，主要反映的是遥远的古代社会生活及人类心智、物质发展之后与自然的斗争，还有许多是反映人们生产斗争知识的。对与中国神话零散、片段化、孤立、情节简单不同，希腊神话自成体系、完整、情节丰富曲折，具有非常大的魅力。宙斯是希腊众神之父，为表示崇拜而兴建的宙斯神像是当时世上最大的室内雕像。巨大的雅典娜女神像矗立在雅典卫城广场上，传说海船驶进雅典城，远远就能望见女神手中长矛的镀金矛头，十分壮观。吓唬人的小爱神厄洛斯雕像。他长着金翅膀，通常手里会拿着弓和箭，随时准备把爱情之箭射向人间。凯旋的维纳斯。维纳斯倚坐在礁石上，其他女神则或侧卧在大鱼上，她们尽情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大自然的美景。

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本精神

中国神话中的神多属兽形、半人半兽形或几种动物的合体，纯属人形的较少.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人兽同体的遗迹，他们是诸神的祖先。但古希腊神话的主要人物希腊十二主神都是与人同形、与人同性的，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都有很强的世俗性。神话反映着神的贪婪，也反映着人的贪婪，主要天神们都假装成凡人的样子，他们的美丽与魅力无可匹敌。因常受到凡人情感与愿望的感染，他们不时地勃然大怒，妒嫉别人。他们卷入与人类世界无休止的争斗中。在奥林匹斯，他们之间也充满了阴谋与权力之争。在凡人的世界里，他们经历了敌对与挫折。他们珍惜人间的爱与友善。这群长生不老的天神们的外表与行为完全符合人间的方式。

（一）、人本精神的表现之一 ——神折射人

我们从古希腊神话的作品中关于神的肖像描写的内容和古希腊关于神的雕塑、绘画中可以分辨出希腊众神是人形化了的。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并不赋予神过高的崇高性，也不把神奉为道德衡量的标准，而是把神作为人的折射。希腊诸神除了长生不死于神通广大之外，于人类没有多少区别。纵览古希腊神话界多是赋予超能力但更富有人情味的的诸神。古希腊诸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们组织了一套家庭及社会生活的网络，他们像人一样思考行动，像人一样去恋爱、结婚、争风吃醋、养儿育女。希腊神的情绪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希腊创造神话，就是在关注自己。“神在古希腊人心中既不像罗马人心中那样表现为赤裸裸的法权关系和现实国家，也不像在基督教心中那样威严可怖和高不可及，也不像中国神话那种干瘪僵硬的道德偶像，而是呈现出一个亲切可爱更完善的人的形象，呈现一种美得理想”。希腊神话正是人的体验和社会的故事。这正是一种人本精神的完全体现。

尊贵的天后赫拉同人间的女子一样，面对用情不专的丈夫宙斯，她嫉妒怨恨，一次次去针对宙斯的各个情人，了接丈夫的婚外情。她把卡利斯特变成了熊，她迫使宙斯把伊奥变成了一头牛。虽然是神，狄奥尼索斯却整天狂歌豪饮、浪迹天涯，他并不严肃而高贵。达芙妮为拒接对自己穷追不舍地追求自己的太阳神阿波罗不得不变成了一棵桂树，表明一种被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的烦恼。

（二）、人本精神表现之二 —— 揭露肯定人的各种欲望

古希腊神话既展示诸神的智慧、勇敢，表示出对智慧和勇敢的赞美和追求，也充分的揭露和肯定诸神对情欲、王位、财产的追求。

古希腊人崇尚智慧、勇敢源于他们对大自然和人自身的认识和理解。面对环境恶劣的山地丛林和变幻莫测的大海，在强大的自然和人类的渺小面前，古希腊人只有凭着智慧勇敢才能求得生存。古希腊神话通过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神和英雄来体现对智勇敢的追求。宙斯当上主神，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勇敢和力量；普罗米修斯违反天神为人类盗取光明之火，靠的是智慧和勇敢；赫拉克勒斯为人类完成了12件事而成为神，靠的是智慧和勇敢；提修斯的一世英豪，伊阿宋寻取金羊毛之路，奥德赛的木马攻城等都在展示者智慧与勇敢，以及诸神对它们的追求。古希腊神话也毫不回避诸神的情欲、地位、权力欲望。身为众神之首的宙斯，尽管拥有美丽的天后赫拉，但是还不断地和凡间女子偷情；爱神阿弗洛狄忒因被迫嫁给灶神赫菲斯托斯,对婚姻不满，于是她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战神阿瑞斯陷入热恋。网学网真垃圾到处抄论文为生，这都表现了个人意志主导，纵情追求个人爱情的特点。阿喀流斯离开战场，除了因为阿咖门农夺走了她喜欢的女俘虏外，更主要的是阿咖门农忽视了他作为希腊最高统帅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和看重。

古希腊赞美宙斯用智慧和力量打败了克拉索斯，成为宇宙的统治者，也毫不留情地说到他有是如此花心地爱上每一个他所遇的人间美丽女子，并与她们偷情；灶神赫菲斯出于对妻子阿弗洛狄忒和战神阿瑞斯的怨恨，将阿弗洛狄忒和战神阿瑞斯网在床上并邀请众神来看，想以此来羞辱他们，但众神非但没有鄙视他们，赫尔莫斯还相当羡慕的表示即使使用三张网将他缠住，只要能同阿弗洛狄忒在一起他也愿意。古希腊神话揭露诸神的各种欲望，对智慧、勇敢的追求，对情欲、地位、权力的追求，古希腊神话传说正是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反映了古希腊人意识的真正觉醒，对自身的认识与肯定，这就是古希腊人尊重人性的人本精神。

四、对古希腊神话多元的评价

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 篇2

一、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和历史演变过程

(一)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思想

西方生态理论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在西方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针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指明了社会核心价值的新思路,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开辟了人们对生存环境关注的新视角,并且作为当前东西方学界钻研生态文明课题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生态文明的演变过程简析

最初,人类对于土地的依赖和霸占行为在西方社会形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发社会群体矛盾,进而间接引爆了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卓力发展经济,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的阶层手中,资本主义形态在西方社会得以确立,但同时蕴含危机重重,正如恩格斯所提到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的话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现状,隐约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民贪婪和恶性争夺的丑态。西方社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看到了生态失衡的局面,顺其自然的发生了生态危机。并且迅速转化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森林遭到砍伐、有毒气体弥漫、地下水位下降、鱼类几近枯竭、物种濒临灭绝、气候异常、土地沙漠化、风暴频繁、洪水灾情泛滥、病情疫情严重等等,最终令人类自食恶果。这一系列生态环境的情境,也使人们从资本主义虚假繁荣中警醒,生态文明理论产生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形成。

在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迷雾中,西方生态理论也日趋成熟,开始从哲学理论俯视和思考人类的生存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生态理论的指导,深刻的分析人们生存的意义和其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对峙。随即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发展壮大,充实到政治力量当中,撼动了西方主流资本主义形态,人和自然的关系密切起来。当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过分夸大部分,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要摒弃的。

二、研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一)我国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和思路

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于西方生态的研究一直未有停息,并且钻研生态文明对于在略显虚张声势的社会经济文明的背景之下更加沉稳朴实。在研究过程中,对西方文明做以整理和通观,对其理论形成历史环境、发展过程等加以分析和提炼,将其重要的思想形态逐步带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里,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西方生态理论中提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

其次,西方生态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理论认为生态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解决生态矛盾是不可能的,必须打破这一制度,通过革命构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这一论调在后来学者研究看来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其并没有真正的揭示出经济危机产生的实质。

最后,坚定了我国加快走进社会主义进程的信心。人类要理性的利用资源来满足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发展经济,保护自然环境是一切文明进步的依托。如果没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那么人类所筑建出来的景象形同虚设,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足以应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给环境污染买单的必然是人类自己。

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和发展

经济文明固然重要,但要是伴随着生态文明的落没发展经济,是得不偿失的失误。我国已经意识到生态治理的严峻性,陆续启动了退耕还林、天然林区保护、生态草场建设、生态区域的创建等等,这是我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另外,在如今城市内外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工业废水、废气等,我国相环境关治理部门也加大了考察力度,及时调整工业企业生产方向,规范了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取缔了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工厂生产资格。

四、结束语

通过研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得到了关于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启迪。人类发展终归是要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并且在生态环境允许的前提下完成社会的构建。我国是人口大国,要采取科学的手段建设和维护我们的家园迫在眉睫,避免重复走西方生态建设进程中产生的弯路,吸收西方理论精华,并且让我国全社会共同为生态环境出谋出力。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期能够满足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西方文明的“切片” 篇3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远涉重洋入京传教，万历皇帝准其留京。数年间，利玛窦遍游京师，1605年他便择吉地在宣武门内建“礼拜堂”，即是北京城第一座教堂。当年的礼拜堂虽然宣扬基督教，但仍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利马窦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50年后的清朝顺治十二年，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斯文准在王府井修建东堂，康熙三十二年在西安门内蚕池口建成北堂，雍正元年罗马教廷传信部传教士德理格在西直门修建西堂。至此，在经历了一百年时间后，北京的天主教四大教堂全部建成了，至今这四所教堂仍然是北京最大的四所天主教堂，除了四大教堂之外，明末清初期间天主教会还在北京西郊阜城门外的滕公栅栏兴建了教会墓地，这里后来发展成为马尾沟教堂。

早期天主教堂在北京的建设非常低调和本土化，例如北京市区最早的天主教堂——南堂在建设之初是一座中式四合院，仅仅在一些主要建筑上装饰有十字架等宗教标志；王府井的东堂建设之初也是由民房改建，在建筑风格上与周围的中国传统建筑别无二致。

自从清顺治年间开始，天主教会开始在北京大规模兴建教堂，顺治七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改建南堂，新建的宣武门天主堂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高大宏伟，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完全不同，成为北京城市中一处特异的景观。此后东堂改建为罗马穹顶风格的建筑，新建的北堂和西堂则均采用哥特式风格。此间北京兴建的教堂建筑风格上大多与欧洲同步，采用时下欧洲流行的建筑风格，与北京其他的建筑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另一方面这些教堂建筑的一些细节处理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风格，比如北堂的建筑由一圈汉白玉石栏围绕，柱顶的石狮子与基督教圣像和谐共处，风格特异。

由于天主教禁止中国信徒祭拜孔子和祖先，自康熙年间开始，中国禁止天主教公开传教，许多教堂被官方没收，包括东堂、南堂等都被没收拆除。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中国与英法两国的条约，清政府发还了没收的教堂，不久各教堂获得重建，重建后的教堂大多沿袭了原有的建筑形制。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再次给北京的各教堂造成严重破坏，除了北堂之外北京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义和团捣毁，而发生在西什库天主堂(即北堂)长达两个月的攻防战也成为义和团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此之后，天主教等基督教流派加速进入中国的脚步，陆续建成了东交民巷天主堂、南岗子天主堂等教堂，在1910年代的北京掀起了一个建设教堂的高潮，这一期间所建设的教堂，规模没有老四堂大，建筑风格也逐渐向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偏移，较之以前的建筑，这一时期的教堂建筑与天主教本身一样，都更加本土化了。

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较天主教要晚一些，但是进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在1860年之后发展迅速。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清道光十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进入中国，从此开启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1870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崇文门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新教教堂亚斯立堂(又名崇文门教堂)。亚斯立堂建筑属于美国现代折衷主义风格，内部设施豪华先进，曾经是北京最大的新教教堂。亚斯利堂之后，新教在北京的教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掀起了一波建筑

教堂的高潮，这一时期建筑的教堂，规模大多较小，建筑风格也趋同于中国本土建筑，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07年在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这所教堂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建立的，其建筑风格特异，教堂的建筑平面是常见的双十字形，但是教堂整体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屋顶为中国传统的硬山顶，教堂大门开设在南侧山墙上，双十字平面的两个交叉处各自建有一个八角形的亭子作为教堂的钟楼，门前竖有石碑，记述教义。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与基督教教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即突出了其作为教堂的特殊性质，又与周围的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基督教建筑与中国传统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着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1949年之后，新政府对中国境内的各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教会与其海外的母会脱离关系。在此之后，北京的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等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矛盾的宗教一样，无论使教会还是教堂都呈现明显的萎缩趋势，很多教堂以各种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地产，如马尾沟教堂，被变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西堂变成某工厂的仓库。

1958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将信徒集中在少数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献堂献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了。北京市区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大约60座，经过合并，只剩下4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组织被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产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学校的厂房教室，不少建筑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

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教会组织，一些被企事业单位占据的教产被发还教会，老四堂等北京的主要教堂经过整修，重新开门迎接信众。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共17座，基督教教堂12座，另有20座教堂建筑被占做它用。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读书笔记 篇4

你听或者不听，它在那里，你听过或者没听过，它也还在那里。 相较于下里巴人的通俗歌曲，仿佛西方音乐已经被摆上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享受中，在中国更乏关于西方音乐流派的评述。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音乐流派正宗性源于宗教的纯正性，按照宗教的发展，将西方音乐从宗教音乐发展至实用音乐，即波普艺术。 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突出时代，中世纪即西方的。封建时代，这一时代的音乐代表体现在清唱剧(巴洛克时期，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当数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和康塔塔以及众赞歌)，清唱剧类似于独唱，康塔塔近似于中国的大合唱，而众赞歌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与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区别则是，表演对象的不同，西方中世纪音乐的表演对象是上帝神灵，类似于唱咏，音乐剧大多为僧侣，因此舞台设计比较简单，中国近代音乐则是有固定观众的关注，舞台设计考究，表演形式注重视觉效果。

西方神话故事 篇5

他给俄狄浦斯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俄狄浦斯回答：是人。

在生命的早晨，他是个孩子，用两条腿和两只手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变成壮年，只用两条腿走路;到了生命的傍晚，他年老体衰，必须借助拐杖走路，所以被称为三只脚。俄狄浦斯答对了。斯芬克斯羞愧坠崖而死。

西方经典神话故事 篇6

阿波罗娶了美丽的迪丝沙丽亚王国的女王库鲁妮丝为妻子，但是他一人身兼四职，既是太阳神、音乐神、预言神，同时也是医家之神;因此非常的忙碌，一直没有时间陪他心爱的妻子子。所以当阿波罗无法待在库鲁妮丝身旁时，他给了一只银色羽毛、会说人话的乌鸦一个使命，就是每天将库鲁妮丝的状况传达给阿波罗。

有一次乌鸦因为偷懒而迟到了，使得想要早早知道库鲁妮丝状况的阿波罗等得心浮气躁，就大发怒气。为了要找借口，乌鸦说了一个谎，它说因为库鲁妮丝红杏出墙，所以它在烦恼到底应不应该报告出来而迟到了。

正在气头上的阿波罗马上赶往库鲁妮丝那儿，当他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影时，立刻就把箭射了出去，没想到竟然是库鲁妮丝，可怜的库鲁妮丝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知道事情真相的阿波罗，生气地把乌鸦会讲话的能力夺走，并把它银色的羽毛变成乌黑黑的颜色，然后将它定在黑暗的天空上，这就是在春天的夜里闪亮的乌鸦座。

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 篇7

关键词：西方文明,政治文化,等级制,和平主义

15世纪,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亨廷顿曾说过“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到了1914年,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控制了地球上84%的土地,而这个比例还在进一步提高着。只有俄国、日本和泰国等少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但即使是在这些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中,文化上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西方文明成为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改变的原始推动力。同时,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明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了一波波新的冲击力,持续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

一、西方文明影响下日本政治文化的嬗变

“政治文化”是G.A.阿尔蒙德提出的,其要义是某个民族在一定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种政治信仰,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的。[1]伊斯顿、派伊和维巴多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内涵,提出新的意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系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2]政治文化有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3]

日本政治文化的内容有以下几个要素:等级制、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耻感文化、和平主义、集团主义等。

1. 西方文明冲击下明治维新时期等级制“名亡实存”

等级制是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为维护其统治,所制定的一套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如金字塔般的架构。等级制在日本由来已久,与中国的等级制关系密切,是日本文化中的鲜明特色。等级制对于日本如同民主制对于美国一样———是自然而且天经地义的,存在于日本人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日本的等级制度是从早期的部民制,经过了律令制国家良贱制的发展,到江户时期演变成森严的封建等级制。12世纪末,日本进入幕府统治时期。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即西周的等级制,把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文明就逐步通过技术、基督教、“兰学”等途径传入日本。随着西方科技文明传入日本,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平等观、哲学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也开始大量进入日本,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文明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从而对日本和其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西方文明的高潮,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广泛而深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和近代文明的一场社会“运动”。在社会生活方面,1872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封建等级制,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大名、公卿改称为“华族”,仅次于“皇族”,武士改称为“士族”,农、工、商及“秽多”等都称为“平民”;取消显示等级地位的外观标志,例如服饰;华族、士族、平民之间可以通婚,平民享有一些自由如可以选择职业等,允许自由剪发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看,明治政府取消了封建等级制,但实际上等级制度名亡实存,因为不仅从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些称谓上可以看出,而且等级观念也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本尼狄克特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艺术性地遵守着等级制的习惯。[4]日本学者南博也说:日本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等级的社会”。1889年,在西方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下,在政府“宪法考察团”欧洲考察之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了。这部宪法体现了相当程度的等级制思想,例如不称日本国民为公民而称为臣民,并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宪法及稍后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使日本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保存了下来,而天皇的权威也被加强到历史新高的地步。

正因为日本的等级制自古以来没有根本改变并根深蒂固的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所以,等级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影响甚深,并一度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说,日本人经常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其世界秩序。本尼狄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指出,“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4]因此,二战时期,日本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企图用等级制来安排国际秩序。而且日本的外交文件也经常表述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如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中就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4]

2. 西方文明影响下二战后日本等级制的转移

二战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主要是美国的推动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然而“起初热心的想扫除日本近代势力的美国,为了使日本处于从属地位,从而更好的控制日本,认为倒不如保存其近代势力并与之合作更为有利”。[5]因此,日本的天皇制依旧保存了下来,只不过是剥去了天皇制神圣的外衣,形成了“象征天皇制”。

而日本的等级制和等级观念则发生了转移———企业成为了日本等级制新的载体。习惯于依附的日本人随着经济的腾飞,将自身的精神寄托到工作中,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单元成为了日本人精神寄托的新目标,而认真工作,爱岗敬业等就是寄托精神的方式。打个比方,经理就是现代的“主君”,公司就是现代的“领地”,经理与员工的关系就像是主君与家臣的关系。日本企业中很多重要的制度都是在等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很多的企业采取了终身雇佣制,不会无缘无故辞退自己的员工,这就很像是古时主君与家臣的关系很牢固一样。员工树立了“公司第一”的意识后,把企业看成“主家”,把自己家看成“分家”,就像是家臣要对主君“尽忠”一样,为企业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现代日本人将过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奴隶主和封建藩主的人身依附转化成现在的对企业、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将对“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企业的忠诚,这些都表明等级制在日本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是发生了转移。[6]

二战后,日本之所以开始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来紧紧追随美国这一世界强国,正是因为这种等级制度的道德体系,使日本人在弱者面前自认其理应成为强者,并受到尊敬;而在强者面前他们又只能追随,并服从强权。这就形成了日本处理国际关系的强权逻辑,同时也成为日本外交追随强者的“道德”伦理基础。因此可以肯定,只要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追随强者的外交战略就不会有多大改变。

二、二战后的“和平主义宪法”

在西方文明影响下,二战后,除了民主化改革外,日本宪法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接受盟军的驻军管制,是新宪法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产生的主要契机。而二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是日本国宪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可以说是日本立宪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日本,所有关于日本国宪法另外两个重要支柱之国民主权和民主主义的理论探讨都离不开和平主义这个基本准则。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和平主义就是日本战后立宪主义的象征。

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法源直接来自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该条在独立的第二章“放弃战争”中作出的规定宣布了日本将永不参战,并禁止日本保留海陆空武装部队。[7]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美国起草的这部和平宪法。因为宪法中的这第九条,可以说和平主义是日本当今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日本的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国内政治力量格局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为东亚带来了30年左右的相对稳定的局势。

三、新时期日本的“修宪”运动

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热情在新时期开始退去。“911”事件发生后,日本进一步偏离了和平主义路线。

从2001年开始至今,日本小心翼翼地采取非暴力方式重新加入了全球军事游戏。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着手“修宪”运动,即修改美国20世纪40年代占领期间制定的和平宪法,此举竟还得到了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和平宪法”制定时一样,此次“修宪”运动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为了其在亚洲和全球的军事布局,开始希望日本能真正成为它的伙伴,而不仅仅是下属。因此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说过,在反恐战争中让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一起飘扬是至关重要的类似话语,鼓励了日本违反和平宪法。

如今的日本已经在数年之内,以重要却微小的步骤,重塑了自身和超过24万名自卫队士兵的角色,使其更加接近于美国军方的真正伙伴。正如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奥斯林所说的那样,日本正在警醒,奉行了几十年的和平主义和安全思维正在瓦解着。

综上所述,日本的等级制与和平主义的改变都离不开西方文明的影响。等级制与和平主义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日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着莫大的影响。只要西方文明即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日本的政治文化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1世纪日本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发生大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5.

[2]王浦劬.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197.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

[4][美]鲁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M].严雪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2:39-64.

[5][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0.

[6]沈晨光.论等级制度对日本式管理模式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0(24):90-92.

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形态 篇8

西罗马帝国受到蛮族入侵，第一拨儿是西哥特、东哥特等族群，前面已经提过；第二拨儿是没有参加上述侵略的日耳曼族群，他们也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国家。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些日耳曼部落以及罗马军队中的一些单位，在罗马帝国的腹地，亦即今天中欧至中欧的东部，建号立国，自称王侯。法国的高卢人、英伦三岛上原有的凯尔特人以及后到的法兰克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小国。

新的蛮族也从欧亚边境大批拥入欧洲，其中便包括在中国北方被汉族击败从而向西移动的匈奴。小冰期干寒的恶劣气候，又使得匈奴人不得不继续向南移动，沿里海、黑海一线迁徙。

族群移动在欧亚大陆的内地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拨儿推动另一拨儿。西哥特、东哥特人从今日的东欧取道东西向的平原和谷地，进入法国，有的向南进入西班牙，有的进入英伦半岛。最后一批汪达尔人①，不得不渡过地中海进入北非。另外一批就沿着波罗的海两岸移动。最后一批诺斯人②（北人），经过北海进入英伦三岛，成为最后一拨儿蛮族征服者。这些蛮族族群，在各地成立了王、公、侯国。

这些国家和五胡乱华③时代胡人在中国建立的十六国很不一样。五胡十六国都想要取得全中国，他们自称帝号，目的是整合中国的天下，而这些欧洲蛮族国家却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最后，这些部落国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列国体制随之形成。在这些蛮族中，有一支匈牙利人最后打到了罗马城下。今天的匈牙利人自称匈奴人的后代，不过他们与当年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其实并不完全相同。经过三百多年的迁移，匈奴人到达欧洲边界时，已经成为白匈奴，可见他们吸收了很多雅利安人④的血统。今天的匈牙利人，尽管具有中国古代匈奴的血统，但已经是成分复杂的民族。

在思想方面，基督教会“驯化”了欧洲蛮族，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欧洲思想的主流。奥古斯丁本来是摩尼教的信徒⑤，他在放弃摩尼教改信基督教时，宣称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否定其他宗教的神——这是一种专断、排他的信仰。

当然，基督教也吸收了欧洲各地的许多本土信仰。日耳曼人、诺斯人等，本来信仰“天”，认为天是大神。他们的信仰，部分被基督教吸收到“上帝”的定义之内。欧洲许多异端的庆典和节日，也纳入基督教之内，比如复活节本来是欧洲高卢人和凯尔特人庆祝春天来临；基督耶稣出生的圣诞节，本来是欧洲地区认为的冬至，他们相信冬天走到尽头会重新开始；基督教里许多圣者就是原来当地的保护神。因此，基督教一方面融合，一方面排斥，将欧洲文化整合成了排他的基督教文化。

这一过程和佛教进入中国的方式大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刺激了道教的成长，也使得儒家思想加入了新的成分，佛、道、儒三家是共存的多元文化。中国思想一向包容和多元，也因此和在欧洲成为单一排他的基督教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沿海城市和陆地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如那不勒斯、威尼斯、佛罗伦萨、科隆等商业城市，它们聚集和累积财富，逐步成为新兴小国这样的无法控制的自主个体。在欧洲的城市与腹地农村的领主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共存互济，但是没有整合：相对而言，农业和手工业合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编织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网络。凡此发展的差异，显示了在中古时代，欧洲和中国的形态具有很大的不同。

（选自《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

【注释】

①汪达尔人（Vandals）：日耳曼人的一支，经高卢（今法国）迁至西班牙的汪达尔人，429年在其军事首领该撒里克（Gaiscric，约390—477）率领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占领大片地区。439年夺取迦太基城，建国。

②诺斯人（Norseman）：也称诺尔斯人、北人、北蛮人，属北日耳曼语支。“诺斯人”意为“来自北方的人”，主要指中部与南部的北欧人。

③五胡乱华：指西晋时期，塞外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政权而造成与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

④雅利安人（Aryans）：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

⑤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 摩尼教（Manichaeism）：波斯古代宗教之一，3世纪由摩尼创立。摩尼教吸收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替教的部分思想而形成自己的教义，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世界的本原，善人死后可获得幸福，而恶人则须堕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