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精选8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篇1

出自《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原话为：“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晋国外黄河而内太行山，地理形势使国防极为稳固)，必无害也。”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2、甘拜下风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3、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 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必以萧同叔子就是齐侯之母为人质，并且将齐国境内田间的垄亩变成东西走向，这样道路、水渠都将成为东西方向，以便晋军的行动)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决一死战(原话中为背城借一)。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4、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5、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外物》 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晋卿内讧中(所指为公元前490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苌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6、悬梁刺股

出自《战国策 秦策一》：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7、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如果“以政学者”，那就是拿“政”去开玩笑，这是对“政”的不负责任，这将给“政”造成危害。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8、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9、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 察传》：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10、大义灭亲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篇2

1. 礼法并重

这种治国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荀子,他主张隆礼重法,强调礼法并重。荀子的观点是治国不仅仅应该注重“导之以道”,同时也应该注重“禁之以刑”。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不仅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同时也要讲仁道,但是荀子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仁”,因为人才是社会之根本,国家之根本,只有人生存在社会上,制定的法规才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否则人一旦没有了,法也就名存实亡了。荀子提出的“礼法并重”治国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这是因为法规虽然具有强制性、权威性,但是人仍然是执法的行为者。但是这种治国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种思想有夸大法对人依赖性的嫌疑。进行法治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人的个人思想、意志等客观因素影响国家治理,确保国家的意志并不会随着国家领导者的改变出现改变。“德治”和“法治”应该看成一个整体,两者应该相互包容、相互蕴涵,只有两者双管齐下才都可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将法律以及道德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

2. 德主刑辅的思想

这种治国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孔子,其中孔子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德治,他在《为政》中明确提出,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应该是礼数和道德。而且孔子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德治方法:(1)轻刑罚,重教化。孔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重视以德服人,不得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采用刑罚。(2)应该“使民也义”,切记过度的对人民进行榨取。(3)正己是为政的关键,如果自己行为不正的话,下达的命令下级也不会听从,如果自己的行为端正,即使不下指令也会执行。孔子曾在《子路》中提出,治国者应该德高望重,先修身,然后再齐家、平天下,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4)大力推举贤才。就孔子的观点,贤才应该具有有文化、有道德、有自己的理想,而且应该具备一定的治国才能。

孟子在《述而》中也提出“行仁政”、“以德服人”的观念,他主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行仁政,人民才会爱之、戴之,如果行暴政,人民只会畏之、避之。孔子、孟子提出的治国思想都是偏向“德治”的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希望通过仁德管理感化人们的羞耻之心,使人们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治国思想主张德治胜过法治,但是这样很容易导致“人治”。

3. 一断于法的思想

商鞅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因此在春秋战国的众多流派中独立形成了自己的门派。商鞅非常注重依法治国,他认为在国家政治管理过程中,法律具有神圣性以及至上性。他在《说国》中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法度的话,政事上不会听从国君的指导,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服从于官吏,一切事情都严格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事。因此,治理国家必须“一断于法”。商鞅在《定分》中也提出,法律是治国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民的生命所在,是有效预防人民行恶的重要管理工具。治国不能离开法律,一个国家只有执行法治才可以走上富强、安定的道路。这是因为法律可以明确划分人们之间的所有权以及财产分界,如果不能“定分”的情况下,肯定会涌现出很多奸恶之徒,危害国家社稷。在《说民》中,商鞅也指出,“民胜法,则国乱;法胜民,则兵强。”因此他认为全国上下应该统一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办事,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在《赏刑》中,商鞅也提出对于违法犯罪者,还应该向广大民众说清楚犯的法律内容,这样可以使全国上下的人民都能够成为一个懂法、知法、守法的人。在先秦法家,商鞅提出的依法治国理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其实这种治国思想非常接近于西方社会的某些治国思想。但是刑罚并没有等级,并没有辐射到君王身上,强调“以法胜民”,但是没有强调“依法保民”的思想观念,过于强调法律的工具性,显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正义”、“公平”、“公正”的法治思想。

4. 有机结合势、术、法三者

这种治国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他研究分析了战国前期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最后总结了三家的长处,提出有机结合“势、术、法”的治国思想。韩非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必须依赖法律,而且他也总结了几点法治原则:(1)法一而固。国家必须制定统一、相对稳定的法律体系。(2)轻罪重罚,使人们畏惧法律,预防人们犯罪。(3)法不阿贵。全体臣民在法律面前都是不分贵贱的,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触犯法律法规。而势应该是治国的基础,术和法都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治国思想流派,每一种治国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治国思想有利于为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方略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妮.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思想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2]王建中.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思想[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1).

[3]张翅,宋玲.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刑罚思想的对抗[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5).

[4]王岚飞.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法制思想的发展[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3).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 篇3

关键词：春秋战国；战争方式；战争思想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37-02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逐鹿中原，战乱不休。据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就达395次，战国时期也有230次之多[1]65。如此频繁的战争，加之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促使战争方式不断变化和发展。本文试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方式及其演变加以探究，希望方家指正。

一、基本作战方式

春秋时期，军队数量较少，军事行动范围比较狭小，以车阵的冲击战为主，短时间内即可决出胜负。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加之科技进步和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来源，军队数量猛增，军事行动范围扩大。从而，战争方式由春秋时期的车阵作战转变为战国时期徒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具有了运动性和持久性[2]291。

1.车战

车战出现于夏代，春秋时期达到鼎盛，但仍是车步合编，以“乘”为基本建制单位。“阵而后战”是车战时代主要作战方式。列阵时根据地形确定战斗队形，“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3]779即地形险阻时徒兵在前，战车在后；地形平坦，则相反。作战时，双方相向运动，进入弓箭射程后，开始对射。当“车错毂”时，短兵相接。双方利用戈、戟、矛等武器相互砍杀，以盾牌进行防护，展开肉搏。“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4]1375即古代作战，徒兵与战车混编，战车在进攻时冲破敌阵，徒兵扩大战果。

2.徒兵作战方式

随着战场深入山地和湖沼地带，战车失去用武之地。于是徒兵逐渐取代车兵，战国时期升为主要兵种。杨宽认为，战国时代的战争，从各次战役看来，的确不外乎野战和包围战[2]289。但就具体战斗而言，却有多种作战手段，如迂回包抄、奇袭、伏击、伪装、诱敌等。

两军对阵，相互冲杀，是徒兵野战的主要手段。春秋末期开始，战争运动性大大增强，持续时间延长。柏举之战后， 吴军长驱千里，攻入楚国郢都。迂回包抄也是徒兵常用手段之一，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5]2334。

徒兵不仅进行野战，还是城垒攻守战的主力。攻城方法，一般采取长期围困，实施强攻。具体有三：一是攻打城门，利用冲车等撞破城门，冲入城中。但上有矢石，下有陷阱，攻城将士往往伤亡惨重，城濮之战，“晋侯围曹，门焉，多死。”二是筑堙，即在城外积土成山，用于观察城内情况和掩护部队登城。士兵利用铁锨等挖土作业，使用修橹、掩护。三是蚁附，即士兵利用钩援、云梯等装备像蚂蚁一样攀爬城墙。此外，还有奇袭，《左传·僖公五年》载：“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即趁虞国不备，晋军回师途中攻破虞国国都。

3.骑兵作战方式

《韩非子·十过》载春秋时期秦国已用骑兵[6]200，但骑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战国时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7]440可见，这一时期骑兵仍没有成为战场主力，骑兵、徒兵与车兵常常协同作战，赵将李牧“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5]2450。

战国时期，鞍具不健全，没有高桥鞍和马镫，对马上格斗十分不利，所以当时骑兵主要武器为弓弩，作战以骑射为主，少数使用直刺兵器如矛、戟和单手砍劈的短兵器如剑、短刀等作战。《六韬·犬韬·战骑》也提到了骑兵的作战方法[7]445。

4.舟师作战方式

春秋时期，河流密布的吴、越、楚等国，在争霸战争利益驱动和造船技术促进下，纷纷组建舟师，水战出现。鲁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8]1090。

当时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9]3413，船上一般装备有长钩矛、长斧、弓弩、戈、戟以及短剑等兵器，有甲、兜鍪等装备[9]1450。作战时，先用弓弩，再用长柄兵器进行接舷格斗，最后登上敌船，展开肉搏；有时亦用突冒撞击敌船。战争中还用钩强，公输子“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孙诒让认为‘强字当作‘拒[10]480，可见“钩”和“强”是依据水流方向而发明的一种水战战具。

二、辅助作战方式

“兵者，诡道也。”为夺取战争胜利，除基本战争方式外，还有许多利用外界条件辅助作战的战争方式。

1.水攻

人类很早就认识水性，不仅利用水来生存，也运用水于战争。水攻是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的辅助作战方式。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利用堤防淹杀敌人；二是筑堰开渠，决水或引水浸灌城池；三是利用河流半渡而击[11]。水攻的进行，需要有相应的战具和器具，除开渠筑堤用的铁锨、铁镐等工具外，还使用水平、度杆、照版、测瓦、表等测量仪器。

2.火攻

火作为一种武器应用于战斗，就是火攻。春秋初期，被认为是不仁之举的火攻使用较少；战国时期，以火助战普遍使用。这一时期，主要使用薪柴膏油作燃料，发火方式有三：一是近距离时采用人工点火。如公元前685年，楚国对郑国实施火攻[12]229-230。二是距离较远时以火箭纵火。主要用于攻打城门或焚烧敌人营帐。三是使用“火兽”进攻敌人。如即墨之战中的“火牛阵”。

孙武提出火攻五大目标，即人、积、辎、库、队；火攻方法是里应外合[13]94；火攻实施前，要观察天象，确定发火时机[13]93。

3.动物助战

动物不仅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还用于军事。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利用动物与火攻相结合打败敌人的著名战例。吴楚柏举之战中楚国使用燧象，反败为胜，“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8]1545尾巴系上火燧的大象，被驱赶冲向敌阵，敌军落荒而逃。《史记·田单列传》载齐将田单反攻燕军之战[5]2455，也是火攻与动物助战相结合的战法。

除燧象、火牛之外，“马假虎威”也可看作动物助战的一种方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胥臣蒙马以虎皮……楚右师溃。”[8]461战马不知真假，见大队“猛虎”扑来，吓得浑身战栗，马失前蹄，士兵亦慌乱溃逃。

4.穴攻

春秋战国时期，城墙依然采用夯土技术筑成。铁工具的使用及先进攻城战具的发明，穴攻成为攻城的重要作战方式。穴攻方法有二：一是在城墙上挖洞；二是挖地道。士兵带着铁锹、铁铲等专用工具，躲在里，接近城墙后开始挖洞；或者直接在城外挖地道。前者是破坏城墙，在城墙地基下挖掘足够大的空间，并以木板支撑，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城墙坍塌后，部队趁机攻城；后者是直接挖一条通向城内的地道，部队从地下突破城防。

防御穴攻的方法，首先利用瓮听、瓦窦寻找敌人挖穴之处；其次，以冶铁鼓风设备为武器，通过敌人挖掘的地道将烟吹向敌人；再次，与敌相遇穴中，要“圉而毋逐，且战北”，诱敌深入，而后歼敌[14]666-668。

三、导致战争方式变化的因素

战争方式变化并非单纯的军事因素所致，而是有着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原因。下面略述春秋战国时期导致战争方式变化的因素。

1.社会变革与社会结构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母胎内逐渐生长和成熟，各国相继变法改革，地主和自耕农出现。赋税制度变革以及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导致士兵主要成分由贵族及其“私属”和“国人”改变为农民[2]285，兵额大增，战争改为以徒兵为主力，骑兵、车兵为辅，常采用野战、包围战方式，战争具有运动性、持久性。

2.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

春秋时期兵器是铜制的，战国时期青铜兵器进一步发展，同时出现了锋利的铁兵器和先进的攻城器械，从而引起系列变化：春秋末期“攻城为下”转变为战国时期城市为主要争夺目标；铁工具广泛使用，开渠筑堤可大规模进行，从而导致水攻、穴攻广泛运用于战争。

3.战争思想的变化

春秋初期受西周礼影响，战争情况是“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15]96。春秋末期，守战争礼反而常吃败仗，迫使各国摒弃战争礼。《淮南子》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16]1359战争观转变导致战争方式变化：《孙子兵法·军争篇》确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孙膑提出“必攻不守”；持久战和歼灭战思想都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多种作战手段出现，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等。只要能打败敌人，各种手段都可以运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方式变化与其所处的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联系。这一变化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同时也极大丰富了战争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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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骈宇骞，王建宇，牟虹，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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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历史典故 篇4

在中国古代文献诗词中，可以找到大量和琵琶有关的故事，千古传诵的便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而更多的是秦楼楚馆的歌伎传说。不过，在《古今注》、《旧唐书》、《北史》等历史典籍中，则多有描写在位帝王、公主对琵琶的钟爱，发生在宫廷中的琵琶故事也就不少，且列其中两则于下。

话说大诗人王维仍未应举前获岐王赏识，特意带他入宫出席唐皇公主奏乐之宴，并教王维在公主面前以琵琶演奏预先写好的新曲，果然让举座宾客动容。公主虽喜爱琵琶与音律，却不知所奏何曲，王维随口禀告为《郁轮袍》，岐王在旁亦加美言，并表示王维将要应举。公主应向主考官张九皋推荐，多少都应该给个解元，公主笑而颔首。其后王维应举，果然中了个解元。

另一故事发生在唐文宗时。小官梁厚本，于宫外护城河垂钓搁下飘来一个大箱子，赫然发现箱内有位气息奄奄的艳装女娘，动了怜悯之心，抱回家中将女娘救活过来。原来女娘是宫中奏琵琶的女乐师，不知何事触怒龙颜被赐绞死，宫中侍女怜之将其“尸”置于箱子中，随护城河飘出宫外，终命不该绝被救“重生”。梁厚本未有家室，琵琶乐女感恩图报下嫁，并告知梁厚本她于宫中弹奏的正是两个琵琶名器大忽雷和小忽雷，她奉命将大忽雷送到南市赵乐匠家修理，仍未送回宫中，便逢宫中乱事。琵琶乐女“死”后便无人得知此事，梁厚本也就拿了些钱财给赵乐匠将大忽雷赎回，两口子便不时于更深人静时把玩。及后梁厚本生辰，两人半醉兴起，女乐师拿出大忽雷铮铮综综奏了几首曲子来助庆。大忽雷果是名器，声音传得又高又远，路过一位宦官闻声而至，目睹被赐死之女乐师与梁官儿亲亲热热，手中所奏岂非正是名器大忽雷?也就急急回宫禀告皇帝文宗。其时文宗对赐死女乐师已感悔意，即宣召两人入官，问明始末，惊为意，赦去两人罪过，并加赏赐，好好生活下去。

中国春秋战国典故 篇5

赵母得到赵王要任用她的儿子赵括为大将的消息，日夜尘卧不安。她知道儿子不是大将的料子，这样的重任他担不起呀!特别让赵母不放心的是，眼下赵国的军队正在长平与秦军对峙，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换了原先的大将廉颇。没有实战经验的儿子走马上任，打了败仗，丢城失地，这不仅害了国家，也害了儿子。她决定写封信给赵王，陈述利害得失。

赵母在信上写道：“我的儿子赵括没有能力担任大将。大王不要以为他是大将赵奢的儿子，他一定也有大将的才能。其实，他们父子之间差距大着呢。他父亲在世时做大将，每次得到大王的赏赐，从不留给自己和家里的人，全部分赏给作战勇敢的将士们。受命之日，整个身心都在带兵打仗上，从不过问家里的事。可是，我的儿子全然不像他的父亲，大王奖赏给他的金银财物，都藏在家里，还时时准备着购置房屋田产。他的志向这样短浅，心胸这样狭窄，怎么能当好大将呢?我是从赵国的安危出发，请求大王不要委任我的儿子为大将。”赵王接到赵母的信，摇摇头说：“天下哪有做母亲的不为自己儿子升官而高兴的呢?赵括的母亲不赞成儿子做大将，真是个怪人，我不能听她的话。” 赵母知道赵王不听自己的劝告，一定要任用赵括为将，生气地又给赵王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了解自己的儿子，可是你大王不听我的话，日后赵括打了败仗，这不是我的责任了，请不要连累我!”赵王只得同意了。

果然不出赵母所料，赵括担任大将后，把廉颇原来制订的军纪都废除了，加上指挥失误，结果兵败身死。赵王因为赵括母亲有言在先，因而没有株连她。

蟪蛄不知春秋的历史典故 篇6

典源出处

《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

释义用法

朝菌和蟪蛄 (夏蝉) 寿命都很短，朝菌活不到一个月，所以不知有晦 (每月最末一天)朔 (初一)，蟪蛄夏生秋死，所以不知有春秋。后以此典表示寿命或人生短暂; 也用以指无知多怪。

用典形式

【蟪蛄】唐·杜牧：“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

【蟪蛄流】 宋·苏轼：“俗使蟪蛄流，知有龟鹤年。”

【菌蟪春秋】 清·王夫之：“偏是羁孤臣妾，贪他菌蟪春秋。”

【春秋如蟪蛄】 清·王士禛：“巧偷豪夺历千劫，阅尽春秋如蟪蛄。”

【寒意几蟪蛄】 宋·苏轼：“芳心未饱两蛱蝶，寒意知鸣几蟪蛄。”

【蟪蛄话春秋】 清·丘逢甲：“凤舞鸾歌自酢酬，蟪蛄莫漫话春秋。”

【蟪蛄疑春秋】 宋·王安石：“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

【与蟪蛄语春秋】 宋·苏轼：“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

论春秋战国时期传统体育的发展 篇7

1. 军事武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体育作为一种兵家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遂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1]。随着战争方式的改变，军事技艺要求简单实用的武术。军队武术当然要适应这种要求。军事武术不仅强调配合的整体性，更强调技术的简单和实效性，因而军事技艺朝着时效性和单一性发展[2]。

同时，步兵的出现促进了射箭的发展。射箭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开展，不但是贵族学校的习武项目，而且成为普通民众习武的重要内容[3]。射箭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技艺的提高上，还表现在射箭种类的增加上，如出现了弋射、骑射、弩射。春秋战国时期射箭技艺的提高，是当时战争的发展需要，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正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才极大地促进了习武之风及军事武艺的提高。

2. 养生之道的兴起

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是养生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对养生实践总结、归纳的基础上，经秦汉三国的融合，奠定了我国古代养生的理论基础[4]。

2.1 养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文化事业的繁荣，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中有很多养生思想的出现，道、儒、杂家等各种养生思想的百花齐放[5]。

2.1.1 道家的养生思想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其代表作为《道德经》。道家养生理论注重自然、社会、心理、生理之间的关系，更注重个体人格与生命的发展[6]。后世养生家引申发展而称其养生思想主要是主静。“清静无为”即少思寡欲以养神长寿[5]。

2.1.2 儒家的养生思想

儒家的养生理论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生命存在和基本关系与需求，人类一切维持生存、保养身体、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6]。孔子十分重视饮食卫生，对此他提出了饮食保健的原则以保证身体的健康，他在《论语·多党》中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2.1.3 杂家的养生思想

先秦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的养生思想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内容最丰富，其思想体系承袭了道、儒两家的内容，并旁采了墨、法等家令说，是秦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融诸子百家学说的巨著。其主要的养生观点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趋利弊害，顺应自然”及动形达郁等[5]。杂家认为人要顺应人体生理机能、自然规律，生活要节制，要避开那些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因素，这样才能长寿。

2.2 养生方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民族，人们为了长寿、健康，创造出了各种保健养生的方法。而以呼吸配合肢体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养生保健活动，就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重要内容。

2.2.1 导引术

导引是一种以肢体活动为主，配合呼吸吐纳的运动方式[7]。“导引”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刻意》中：“吹句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这是一种包含了呼吸吐纳、引申肢体和自我按摩的追求长寿的活动。

2.2.2 行气术

行气，又叫吐纳、服气、练气、胎息等，是在意念指导下的一种呼吸锻炼。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行气最早记载，是现存于天津历史博物馆的战国初期的《行气铭玉杖首》。其内容扼要地阐明了行气的要领、过程和作用，与现今气功所谓的“气沉丹田”及“周天运行”等理论和方法基本一致。行气术在战国时期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且在庄子的著作中，对“行气”的基本方法与要求也进行了记述[7]。行气术的行气原理几乎就等同于今天气功中的“静功”行气原理。

3. 武术意识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武术开始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自觉性武术意识的出现及武术理论的初步形成。所谓自觉性武术意识，主要表现为武术竞技意识、武术伦理意识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8]。

3.1 武术竞技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从事武术活动、参与武艺较量中，追求战胜对方的满足感。这种通过武术活动来体现人们自我实现的愿望，便是武术的竞技观念[9]。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竞技意识，这种竞技意识是中国武术难能可贵的品格的表现。

3.2 武术伦理的发展

崇尚伦理道德本就是华夏民族的特色，具体表现是对武德的重视。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武术中有充分的显现。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孙子·吴起列传》云：“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认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才具有“传兵论剑”的资格，说明了中国武术文化的伦理特色。伦理意识是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3 武术理论的发展

在中国武术史上，最早的武术理论当为剑术理论[9]。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越女就是当时有名的剑术家。越女不但剑术高超，而且有一套完整的剑术理论。她向越王勾践谈剑道时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行侯气，与神惧往。”此为后世剑术家所推崇[10]。武术理论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且成为中国武术体系已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11]。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学术兴盛，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尽管有硝烟、有战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但是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及传统体育的发展史上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 传统体育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集中表现在军事、养生及武术意识诸方面。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武艺,养生,武术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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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文文, 杨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侠士的兴起对武术发展的影响[J].山东体育科, 2006, 1 (28) :72-73.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篇8

【关键词】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武术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n Martial Arts

LI Yi， HU Yu-x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China）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asted more than 500 years， during which， competing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which had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of martial arts？郾Taking the various thought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the reasons of the books of all classes authors， studies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in this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at that time，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Key words】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chools of thoughts; martial arts

引言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起来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1百家争鸣现象出现的原因

周朝末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一制度渐渐走向崩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术和淬火技术，并陆续开始大兴水利，开凿了邗沟、鸿沟、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的运河和水渠。大量出现和应用的铁器与牛耕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奴隶制的瓦解，大大地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从而解放了劳动力，出现了有闲阶层。这些有闲阶层即“士”的阶层，“士”阶层的逐渐兴起，打破了周朝时期“学在官府”的现象，使得原来只有贵族垄断的学术文化向社会下层扩散，出现了私塾，有了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出现了大批知识渊博的文士。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相对独立自由，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他们从不同的阶级、国家和团体的利益出发，创立各自的学说，写出各自的著作，发表各自的看法，各成一家。这是促进“百家争鸣”出现的因素。

2诸子百家中的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士阶层进入了一个沸腾的时代，按照学术观点和师传的门户不同，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思想派别。由于各学派创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学派的影响层面和力度又有高低大小之别，因而对武术活动的认识与思考有所不同，但其对后世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系统性特征。

2？郾1以“仁”为核心的武术思想

（1）以“仁义”为核心的武术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的武士，因此孔子本人也有着良好的武术素养。孔子一生最主要的职业是教育，在其教育体系中，礼乐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他的武术思想根本的立场就是提高素质和完善人格，基本的思路便是由人的社会个体品德出发，逐步达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孔子的武术思想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成人”理念，从而使武术成为人的基本素能训练的重要部分。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孔子认为人如果具有了臧武仲等人所具备的“知”、“不欲”、“勇”和“艺”这几个方面的才能，然后再“文之以礼乐”，也就是经过礼乐道德修养教化，达到了相应的标准之后，就可以“成人”。孔子的“成人”教育中，武术的教育包含两方面：一是技能教育，比如射、御的技巧和程序;二是勇力训练，也就是精神的培养。孔子的武术思想，始终立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要，因而他对武术教育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在其思想理念中，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武术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修身”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到底，孔子的思想始终是围绕“成人”这一点而来，始终坚守在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之上的。

（2）以“仁政”为核心的武术思想。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儒学方面，孟子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学并不完全相同，就武术娱乐活动而言，孟子的武术思想重在思考人在社会中的表现，着眼于社会全局，试图引领整个社会。如其所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从孔子开始，“仁”始终是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眼里，却有不同的解释和表述。孟子把自己的思想定位在“仁政”上，在武术方面提出了崇尚“浩然之气”的观点。对于“浩然之气”，宋代朱熹曾做过这样的解释：“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3〕意思就是“浩然之气”包含两种意思，一是人体内部先天固有的物质之气，二是人生活中形成的后天衍生的精神之气。在这一点上，孟子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对中华传统武术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孟子的另一个观点是“舍生取义”。他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在生命与道义之间，可以为了道义而舍弃生命。总体上来说，孟子强化了以“仁”为核心的武术精神要求，着重“浩然之气”，提倡“舍生取义”，反映出了一种坦荡、凛然的情怀。

2？郾2以“道”、“自然”为核心的武术思想

（1）以“道”为核心的武术思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是诸侯蓄养的卿客，衣食无忧，因而他既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层面上了解认识社会大势，又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的思考，使其能够对国家的发展、社会变迁、历史变化、人世沉浮等现象有着独到的见解。老子的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在《老子·道德经》中，“道”即是万物的本原，也是最后的归宿。由“道”而生出世间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5〕以此形成了老子独具特色的修身理论体系，确立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建立了一种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武术思想理念，追求一种自然规律至上的观念。

（2）以“逍遥游”为核心的武术思想。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庄子提出了一个身心脱俗的行为观，主张让自己的身心彻底摆脱世间名利场的羁绊，在自然界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以此来实现身心的愉悦与健康。庄子以超脱现实的苦恼为目的，提出“逍遥游”思想。这里的“游”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精神，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即是掌握宇宙间的自然规律，就会自由自在地畅游在世界当中。实现了“逍遥游”，也就离开了现实社会，远离了烦恼，既是一种心灵的自觉追求，又是一种精神寄托，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物我两忘”，忘“物”就是不眷恋身外之物。忘“我”就是不纠缠于世俗情感之中。《庄子集解·齐物论》中有一段妙语：“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6〕在庄子看来人生的幸福莫过于自由和快乐，体现出了极度浪漫的情怀，反映了一种昂扬的进取精神。

2？郾3以“兼爱、非攻” 为核心的武术思想

墨子，名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成长于战国时的鲁地，深受儒学的影响，但也深知儒家的弊端，深深同情下层人民，形成了侠义精神。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十分著名的特殊学派，《汉书·艺文志》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7〕特殊的原因是其起源于布衣，代表了社会的底层劳动者，与儒家、道家相比较，墨家的思想内容、组织形式、精神特征都是独具一格。墨家对于中华武术的重要贡献，是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精神主张和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行为表现。主张以“兼爱”的思想主导自己的行为，唤起天下人共同奋斗，“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8〕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同时又采取积极防御，用正义的战争制止各种非正义战争，形成了以积极进攻消除战争的“非攻”思想，并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对中华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墨家思想中的“义”即“侠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没有丝毫的索取，心甘情愿的利他行为，是一种“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精神。中国武术历史上的侠义传统，主要根源来自于墨子，经秦汉以后更为扩大，后经武术界的推广，遂成为游离于儒、道之外的侠义文化。侠义精神是中国武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郾4其他学说中的武术思想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阴阳”概念起源于黄帝时代，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天象。“五行”说在先秦哲学中与“阴阳”说齐名，用来解释万物的性质。经过战国时期邹衍的总结，把阴阳与五行结合在一起形成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纵向相生相克变化有序，横向阴阳辩证无尽的完整体系。成为气功保健养生的重要指导，同时也为后世的太极拳等打下了理论基础。

杂家思想中的《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巨著，囊括了当时的诸子百家之学，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没有成书疑问的先秦文献，其中武术思想主要是“适度”原则，欲望要与自己的需要适度，不可贪得无厌。对保健养生理念也有阐述：“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9〕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思想，对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武术体系初步形成的基础。

3诸子百家思想对武术体系形成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武术活动从军事技艺分离，并开始向竞赛、艺术化发展。理论形式上出现了针对武术技击的描述，及武道论述，并有武德雏形的相关论述，同时初步组成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基本理论体系。我们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审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雏形。这一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武术社会功能多面性发展;武术理论专业化发展;武术意识中武德出现。上述三方面使中国武术开始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3？郾1武术功能的多样化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繁发生，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春秋时数万人到战国时百万人，促进了尚武之风及军事武艺的演进。各国诸侯均十分重视武力，以求兼并别人。《孙子》中提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因此促进了武术的功能向多样化发展，武术具有了竞赛性、表演性和娱乐性。这时候练武的目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厮杀，而且也是赛场上的需要。《史记》中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后汉书》说：“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说的就是其竞赛娱乐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斗剑之风。《庄子》中有专叙斗剑的《说剑》：“晋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放前，死伤岁百余人，好之不厌。”该篇以斗剑为寓言来论述治天下，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代斗剑的风气与体制，为研究武术的竞技性和娱乐性提供了重要的史料。〔10〕

3？郾2武术理论的专业化

随着武术多功能发展的日趋复杂与完善，从实践中来的武术理论开始形成，其中最早的武术理论应为剑术理论。春秋战国，斗剑击杀成风，日夜相击，造就了 “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就是对当时越女之学的高度评价。《史记》中“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表明当时人们对武术的理论探讨有了各自的观点。于是产生了《说剑》：“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通过这段剑术理论，反映出当时斗剑技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成为闪耀着光芒的武术典籍。《庄子》中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讲的是搏斗要掌握技巧的问题。更为可贵的是《列子·汤问篇》中的“纪昌学射”将射箭的教、学、效果三部曲一气呵成，写成了古代武术教学中的经典。

3？郾3武术意识中的武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武术意识也逐渐出现，诸子百家思想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武术意识中武德的发展。儒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及伦理观念主张：“仁爱”，这恰恰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时间的消逝，生发出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武术学习中所必需的。道家曾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11〕体现了一种自然规律，一种自然中的“道”，这体现了武术学习中必须遵循的规律。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这又恰恰符合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列子》记载说：“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这显然是礼仪文化在这种武术射箭活动中的渗透，是传统武德要求的结果。

4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促进了武术体系的初步形成。

（1）促进了射箭技术的发展。射箭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开展，成为普通民众习武的重要内容。儒家、兵家都提倡“射”，并把其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使射箭在技艺和种类上得到了提高，出现了步射、骑射、弩射等。

（2）促进了武术养生学的发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对养生实践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武术养生学体系，奠定了我国古代武术养生的理论基础。如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杂家思想代表作《吕氏春秋》中关于养生的专门记载：“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

（3）产生了武术的竞技观念。《春秋》三传里面记载的那些规模宏大的战争，还有那些不胜枚举的家族之间的争斗，都需要一些高水平的武士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些武士，包括贵族们豢养的那些死士，在平时是绝不会只在那里吃闲饭的，他们，必然要训练和探讨一些武术套路及技巧问题。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竞技意识，这种竞技意识是中国武术竞技意识的表现。

（4）形成了武术精神中的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与传统的民族精神血肉相连，最初在春秋末期由那些流离失所的游士表现出来，在墨家学派形成后得到了规范和升华，从而形成了中华侠义精神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