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设备的发展历程

制药设备的发展历程

制药设备的发展历程 篇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事”是指生产、工作，“器”是指工具、设备，就是说，工厂要搞好生产，必须使工具和设备得心应手。这句古语，朴素地说明了设备维修工作在工业企业中的地位。在工业企业中，设备维修工作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生产能力、品牌质量、产量、能源损耗、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设备管理与维修工作的效能，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在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经营经济效益的提高才有保障。

机器的维护与维修和机器本身应该是结伴产生的。但在机械工业的早期人们并没有重视机械的维修和维护，只是一味的追求高产量的结果。所以致使了许多工业事故的发生。同时也降低了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使得机械设备的价值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和对机械零件的加工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人们在工作生产实际中逐渐意识到了机械的维修与维护对于机械的使用寿命、生产效率、生产精度和人生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

机械设备的管理与有计划的预防性维修是最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设备维修体制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事后维修制。就是在设备发生故障之后才机械检修，这一时期经历了兼修时代（操作工又是维修工）和专修时代（有专业维修工）。其特点是设备坏了才修，不坏不修。它的最大优点是充分地利用了零部件或系统部件的寿命，但事后维修是非计划性维修，浪费了较多的剩余修理，同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事后维修有三个典型的步骤：a)问题诊断；b)故障零件的更换或修理；c)维修确认。

第二时期是预防维修。其修理间隔的确定主要根据经验和统计资料，其优点是 1）根据设备的具体条件，规定了一整套预防出现临时故障的技术组织措施，因而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防止设备的急剧磨损，延长零部件和整机 的使用寿命。2）根据设备零部件的磨损规律，为设备规定修理周期和修理周期结构，制定各种修理定额，编制设备维修计划，为有计划地对设备进行维修提供依据。3）强调修理前的准备工作，有利于按计划组织维修，保证修理质量，缩短设备修理的停歇时间。但是它很难预防由于随机因素引起的偶发事故，同时也废弃了许多还可继续使用的零部件，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拆装次数，造成维修时间和费用的浪费。

第三时期是生产维修。生产维修由四部分组成：事后维修；预防维修；改善维修；维修预防。这一维修体制突出了维修策略的灵活性，吸收了后勤工程学的内容，提出了维修预防、提高设备可靠性设计水平以及无维修和少维修的设计思想，把设计制造与使用维修连成一体。

第四时期是视情形维修制，我国称为状态维修。这种体制着眼于每台设备的具体技术状况，一反定期维修的思想而采取定期检测，对设备异常运转情况的发展密切追踪监测，仅在必要时才进行修理。基于状态监测的状态维修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连续生产过程的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提高了设备利用率以及生产效率，对旋转的机械设备状态监测尤为有效。在以状态维修为主要特征的第四历史时期，还并存有综合工程学和全员生产维修以及“以生产率为中心的维修“、”“可靠性维修”、“费用有效维修”等。

那么我国现阶段的机电设备维修技术处于哪个阶段呢？我国对于生产维修与改造工作很重视。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尝试推行“计划性预修制”。在设备维修实践中，“计划性维修制”不断有所改革，如按照设备的实际运转台数和实际的磨损情况编制预修计划：不拘于大修、项修、小修的典型工作内容，针对设备的精度、效率、可靠性、维修性等。这些业绩冲破了原有的“计划预修制”。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加强了国际交往，国际交流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习、借鉴英国的“设备综合工程学”和日本的“全员生产维修”。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时期，在设备维修制度上，普遍推行状态维修、定期维修和事后维修等3种维修方式，以定期维修为主、向定期维修和状态维修并重的方向发展（事后维修仍然存在）。在修理类别上，大修、项修、小修3种类别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好普及性。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技术、信号处理技术、测试技术、表面工程技术等不断应用于设备维修技术、改善性维修、无维修设计等得到迅猛发展。

制药设备的发展历程 篇2

我国水力蕴藏量世界第一, 国家大力开发水力发电设备, 1958年在四川建立东方电机厂, 其他各省也纷纷建立中型水电设备制造厂, 增加生产能力。派人去苏联学习水电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 由苏联提供图纸资料, 并派来专家指导, 1959年制成浙江新安江水电站首台水轮机转轮直径4.1米、发电机定子铁心外径8.54米、出力72.5兆瓦的中型水轮发电机组。

1960年, 苏联撤走专家。为贯彻“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方针, 国内建立多所科研院校, 于1964年自主设计制造出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100兆瓦机组。1965年, 国家水电部和机械工业部联合审查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站机组设计与工艺方案, 经大量试验研究, 于1968年制成转轮直径5.5米、定子铁心外径12.64米、出力225兆瓦的大型水电机组。由于铁路运输限制, 水轮机转轮和发电机定子装配采用分瓣制造、工地组合方式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 我国重点建设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全部机电设备立足于国内, 安装了转轮直径11.3/10.2米、定子铁心外径17.6/15.6米、单机容量170/125兆瓦、台数2/19台世界最大尺寸的转桨式水电机组。1979年, 又制成吉林白山水电站300兆瓦机组。东方电机厂于1981年制成青海李家峡水电站转轮直径6米、出力320兆瓦的水电机组。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建设大型水电站多采用卖方信贷、进口设备的方式, 国内制造企业通过与国外厂商合作生产, 学到很多先进制造技术与管理方法。其中, 云南鲁布革水电站4台15兆瓦水电机组, 水轮机由挪威克瓦纳公司制造, 发电机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 除发电机定子线棒外, 实施逐台增加国内制造比例的斜线分割方式, 国内企业派人接受设计工艺培训, 制造过程外商来人技术指导与监造, 顺利完成合同任务。1994年, 国内企业与德国福伊特公司合作为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生产4台转轮直径8.3米水轮机, 定子铁芯直径17.29米、出力240兆瓦的发电机由国内企业自行设计生产。

1995年, 四川省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协议建设二滩水电站, 东方电机厂和哈尔滨电机厂与GE加拿大公司合作生产了6台当时国内最大的转轮直径6.26米、定子铁芯直径12.782米、出力550兆瓦的水电机组。

1992年4月, 全国人大通过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 我国发电设备研制部门通过收集1956年以来有关三峡机电设备的科研成果, 按照1983年成立的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安排的“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及大型水电成套设备”研制项目, 积极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和电厂初步设计工作, 主动编制了三峡机组方案设计, 并经过了审查, 接受了考验。

经多次讨论, 国家确定三峡左岸电站14台700兆瓦机组采取国际招标方式, 产品技术以外商为主, 向中方转让全部技术, 合作生产;国内企业提出技术转让内容, 写入合同, 接受人员培训, 厂房及设备进行技术改造。1976年, 确定由挪威克瓦纳、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和GE加拿大、德国福伊特、西门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两家中标, 分别与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电机厂合作生产。由于有较好的技术储备、人员培训和制造条件, 交货产品全部满足外商技术要求。经各方努力, 最终实现各台机组均按计划提前发电, 并满足“首稳百日” (带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移交生产) 的要求。三峡右岸电站修改了技术条件, 12台700兆瓦水电机组仍然采用国际招标方式, 国内接受技术转让的企业可以参加投标。哈尔滨电机厂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精神, 通过深入研究新式转轮技术, 开发出世界首创的全空气冷却700兆瓦水轮发电机, 连同后续右岸地下电站6台700兆瓦水电机组, 由哈尔滨电机厂、东方电机厂、天津阿尔斯通公司先后各供应4台和2台, 其中地下电站有两台系由东方电机厂与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合作研制的世界首创蒸发冷却700兆瓦水轮发电机。

2008年, 三峡水库蓄水高程达172.8米 (额定175米) 时, 三峡电厂对左岸、右岸电站5种机型进行了全面性能测试。同年12月8日, 三峡集团公司召开专家会议评价认为:国产700兆瓦三峡机组主要方面均达到国际同等水平, 三峡右岸电站机组总体性能优于三峡左岸电站机组。

三峡电厂每年设备冬检时, 均逐台抽水观察水轮机转轮状况, 没有有发现裂纹, 优于国内其他大型机组。究其原因有四: (1) 转轮型线设计合理; (2) 材质纯净; (3) 制造优良; (4) 严格按设计要求在稳定运行区运行。同期建设发电的其他大型水电站和正在安装的机组, 如向家坝电站800兆瓦机组、溪洛渡电站770兆瓦机组都借鉴了三峡经验, 实现大型水电机组 (包括铸锻件) 的国产化, 推动了国内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

电影科技的发展历程 篇3

照相技术与感光胶片的发明，对电影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78年，英国著名摄影师慕布里奇为了证明马奔跑时是四蹄腾空的猜想，先后动用了12架照相机同时拍摄。当这些连续拍摄的照片在幻灯上放映时，竟然在银幕上出现了一匹飞驰的奔马。在慕布里奇试验的启发下，法国人玛莱终于在1887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连续摄影机，并用感光纸带拍摄出了许多活动照片。1889年，美国人伊斯曼发明并生产出了35毫米的赛璐珞胶片，后被认定为世界电影胶片的统一标准而通行至今。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经过艰苦的试验，制造出了一台既能摄影、又能放映和冲洗的机器。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他们向社会首次公映了《火车到站》等12部影片，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巴黎，这一天便被定为电影的诞生日。

电影诞生之初，仅仅靠动作和字幕来默默地讲述故事，因而获得了“伟大的哑巴”的美誉。为了让“哑巴”开口讲话，人们曾作过多种尝试，如在幕后让人或留声机配音、配乐等，但始终难以做到与画面同步。直到1929年《纽约之光》的出现，才标志着第一部纯粹的有声片的诞生。有声电影最初是采用蜡盘录音，后改进为磁带录音，随之又出现了立体声。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激光与数码录音技术。它带来的高保真立体声的音响效果，能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影有了声音后，观众对色彩的渴望也很快变成了现实。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英国特艺色公司终于在1933年研制成功了彩色电影摄制系统，用一架摄像机分别装入红、绿、黄三色胶片进行同步拍摄。尽管使用十分不便，但美国导演马摩里安还是用它在1935年拍摄了第一部彩色影片《浮华世家》。不久，德国人研制并生产出了在一条胶片上涂有三色感光乳剂和录音磁粉的声像“二合一”彩色胶片，从而使电影真正成为了五彩缤纷、声色并茂的“第一艺术”。

电脑技术在电影制作中的全面介入，无疑是电影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早在1979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卢卡斯执导的科幻片《星球大战》，第一次采用计算机模拟宇宙飞船的运动轨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轰动。更令人称奇的是，电脑还具有复制演员的能力。它通过激光扫描仪记录下演员的面部数据，并把这些数据转化成立体坐标，再与面部颜色和肌理等资料合在一起，即可复制出栩栩如生的电脑演员。在《泰坦尼克号》中，电脑创造了数以千计的三维旅客模型，并赋予这些数字人物以真实的形态和具体动作．几乎让观众真假难辨。

汉字的发展历程 篇4

秦统一前，各诸候国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三千余年来，汉字的书写方式变化不大，使得后人得以阅读古文而不生窒碍。但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东亚之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其中，放弃使用汉字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这种“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这些运动的立论以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

其中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

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行书草书加以简化，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及新加坡使用至今。台湾则一直使用繁体中文。

不过有趣的是，目前世界上只有汉字是唯一的流传至今从未中断的文字，英语等拼音文字现代人看几百年前的书大都看不懂，更别说几千年了。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并且简繁字转换都有规律可循，尤其通过电脑软件转换非常方便，不存在多少交流障碍。

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华美食品的发展历程 篇5

东莞市华美食品有限公司创于1991年，根植于国际制造业名城—东莞市，坐落在中国食品名镇—茶山镇，是以月饼、饼干、糕点等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烘焙行业龙头企业，员工2000余人。除食品外，集团公司还涉足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经营和管理。

随着华美食品的发展，种类越来越丰富，华美食品正在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休闲食品品类正逐步进入到市场。伴随消费升级，华美食品市场也呈现出由低端向高端发展的态势，整个食品体系逐步得到完善。

华美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经营理念，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华美公司旗下有“华美”、“牛奶搭档”、“华夫软饼”、“金丽沙”、“ 欧麦咖”等品牌系列，产品常年销往全国各地及亚、欧、美、非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团圆有华美，祝福有华健”，2009年著名歌星周华健成为华美公司形象代言人，“华美”品牌已成为全国烘焙行业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2003年，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2003年，通过HACCP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2003年，获“出口检疫卫生许可证”；

2003年，“HUAMEL”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

2005年，“华美月饼”-广东省名牌产品；

2006年，“华美月饼”-中国名牌产品；

2007年，“月饼龙头企业”称号；2007年，“国饼十佳”称号；

2008年，“东莞市工业龙头企业”称号；2008年，“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称号；

2009年，“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称号；

2010年，中国烘烤最具竞争力十大品牌；2010年，全国优秀月饼代加工企业证书；

2010年，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证书；

2011年，中国月饼十强企业；

华美食品

2011年，全国糕点月饼质量安全优秀企业；2011年，食品工业科技进步优秀企业奖 2014年，“HUAMEL”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目前，华美食品旗下已经有“华美”“牛奶搭档”（已升级为每日粗粮）“华夫软饼”“金丽沙”“Q脆”“熊格格”“欧麦咖”等品牌产品，产品常年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中国刀具市场的发展历程 篇6

尽管国内刀具行业的数控刀具起步晚，但经过多年的磨练和努力，部分刀具企业已经夯实了基础。这些企业重视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产品性能稳定，正在逐步替代进口产品，是当今中国刀具业的精英代表。

国内刀具企业数量众多，如果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这些企业所处位置都相对较为集中。华南地区以株洲钻石和厦门金鹭为代表，还有遍布东莞的一大批小刀具企业，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添力不少；华东地区则以老牌企业上工领衔，阿诺、嘉兴恒锋、宁波三韩等一批新兴企业近些年发展很快，此外还形成了常州西夏墅、丹阳和浙江温岭刀具产业群；北方地区的刀具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哈量、哈一工领衔，还有如牡丹江工具在内的一批民营企业；西北地区主要集中在陕西，主要企业有汉江工具、陕硬刀具和青海刃量具等；西南地区的成都附近集中了成量、工研所、自贡硬质合金和新兴的如森泰英格、成都千木等众多企业，另外还有贵州的西南工具发展势头也不错；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的刀具企业比较少，太原工具、郑州钻石是较有代表性的企业。

而从企业性质来看，这些企业中既有像四大工具厂这样的老牌企业，也有新兴的民营或合资企业。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产品特色，这两类企业也基本代表了当下国内刀具企业的水平。

在众多本土企业当中，不论是销售额，还是从产品种类和质量上比较，株洲钻石无疑是龙头老大，其最近几年的发展业界有目共睹，给进口品牌造成很大地冲击。其2010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0亿元，硬质合金刀片的销售量也达到了3060万片。如今株洲钻石能为客户提供各种硬质合金车削、铣削、镗削、钻削、切断切槽和螺纹铰削加工的数控刀具系列、刀片系列，并能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各类切削工具，成为为机械加工行业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刀具产品供应商。

其他工具企业如上工、成量、哈量等也开始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或是重点发展硬质合金刀具，或是并购海外资产形成技术优势。而哈一工、汉江工具等企业则继续坚持专业化方向发展不变，继续扩大在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

黄金货币的发展历程 篇7

一、皇权垄断时期的黄金货币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时代已经在使用黄金, 黄金被认为是神的恩赐, 宗教供奉的神灵广泛采用黄金来修葺, 法老的饰物甚至死后的棺材用黄金装饰, 珍惜的黄金被当做皇权和财富的象征, 一般平民难以拥有。

公元前564年, 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富庶小国—吕底亚国 (位于今土耳其西部) 铸造了世界上第一枚金币, 金币开始用于当地商业活动交易中, 黄金从此开始被作为货币走向大众化, 不再是君王的特权。公元306年, 为维持军队的统治, 刚刚即位的君士坦丁大帝铸造重量及纯度非常稳定可靠的拜占庭金币 (包括苏勒德斯币和半西斯币) , 这种金币持续发行了700多年, 是历史上发行期最长的金币, 之后没有哪一个王国的货币可以与之相比, 被后世谓为“中世纪的美元”。黄金史学家格林称:“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培植起来的。”

以金属作为货币的欧洲长期受制于“钱荒”, 这种情况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得以改善。地理大发现之后, 欧洲殖民者为了掠夺金银, 对美洲、非洲的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了疯狂的奴役和残杀, 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仅葡萄牙在16世纪就从非洲掠夺黄金276吨, 西班牙在1545至1560年间平均每年运回5500千克黄金, 一度控制了世界金银开采量的83%, 黄金、白银的大量流入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提供了原始积累, 成就了欧洲的黄金之梦。

中国古代将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最早应在夏代,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虞夏之币, 金为三品, 或黄 (黄金) 或白或赤。”, 证明黄金的货币职能已在当时发挥作用。春秋战国时期, 《管子·国蓄》中也有记载“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 当时楚国盛产黄金, 曾铸造金版 (郢爰) 及金饼铸币。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规定黄金为上币, 汉朝沿袭秦代货币制度, 大宗交易中使用黄金, 小额零星买卖使用铜为币材的五铢钱, 黄金履行着赏赐、储藏财富及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乱频繁, 币制混乱, 盛行实物货币, 黄金淡出流通领域, 流通范围缩小, 黄金制的钱币在梁朝开始出现, 但多用于典礼而不是货币使用。唐宋时期黄金的金融货币属性不及白银, 贵重的黄金被视为财富宝藏, 用于赏赐、馈赠、贿赂等。元朝流通纸币, 黄金货币作用逐渐消失, 进一步退出流通领域,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 实行“银钱兼用”的货币体系, 黄金的货币地位被取消, 主要起到储藏作用。

二、金本位时期的黄金货币

虽然人类很早就已经用黄金进行商品交易, 但正式确立以黄金作为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制度, 是近200年的事情。

19世纪以后, 俄国、美国、澳大利亚及南非等国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资源, 黄金生产能力迅速发展。全球在19世纪后半叶的黄金产量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总和。因黄金产量的提升, 人类增加黄金需求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黄金被更广泛的应用, 黄金从皇权走向社会, 货币体系进入到金本位时期。

英国于1717年实行金本位制度, 时任皇家铸币局局长的科学家牛顿规定只有黄金才是法定货币, 每盎司成色为90%的黄金的价格为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 英镑建立与黄金的平价, 金本位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

1816年, 英国国会通过《金本位法案》, 黄金第一次正式以法律形式被确立为本位货币, 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 每英镑含7.32238克纯金。之后, 德国、丹麦、瑞典、挪威、美国、法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建立金本位制。全世界共有59个国家实行过金本位制, 中国一直没有实行过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黄金的货币属性表现的高峰, 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媒介。金本位制具体有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种形态。

金币本位制是以黄金为货币单位铸造金币, 作为本币, 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熔化, 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黄金可以自由出入国境, 国家与国家之间使用黄金进行商品交易, 黄金不但是一国国内货币, 也充当国际货币, 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战期间, 各参战国费开支猛烈增加, 纷纷停止金币铸造及金币与纸币之间的兑换, 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进出口, 这些措施破坏了金币本位制存在的基础, 导致了金币本位制的崩溃。1922年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 会上达成协议, 决定采用“节约黄金”的原则, 实行金砖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金砖本位制下, 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仍然规定含金量, 但不再铸造金币和实行金币流通, 人们持有的银行发行的纸币累计达到一定数额以上可以按规定的含金量与黄金进行兑换, 来以此压制市场对黄金的需求, 节约流通中的黄金。各国的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 维持黄金与货币之间的联系, 严控黄金的输出、输入, 禁止私人买卖黄金。

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 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将外汇和黄金存放在其所依附的大国, 货币同其货币保持固定比价, 国内不能流通金币, 只能流通有法定含金量的纸币, 纸币只能兑换外汇在国内不能直接兑换黄金。

金砖本位制及金汇兑本位制实质是被削弱了的金本位制, 反映了黄金紧缺和纸币发行泛滥之间的冲突。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迫使各国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加强贸易管制, 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进出口, 公开的黄金市场难以存在, 伦敦黄金市场关闭直到1954年, 至此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黄金货币

1944年, 美国邀请44个同盟国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市举行的国际金融会议, 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 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 美国承担以官价 (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 兑换黄金的义务, 其他各国的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联系, 美元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 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 黄金在货币流通、国际储备方面的作用被大大限制。

20世纪6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增加, 国际收支恶化, 美元贬值, 人们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 爆发美元危机。到1971年, 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减少60%以上, 8月, 美国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 暂时停止按官价兑换黄金, 金价进入自由浮动的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

四、黄金的非货币化进程

1976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 通过“牙买加协议”, 两年后通过对该协议的修改方案, 实行黄金非货币化, 废除黄金官价, 黄金不再是货币平价的标准, 承认浮动汇率合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六分之一的储备黄金出售, 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基金, 创建推广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支付, 黄金失去了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黄金非货币化后, 作为世界流通货币的职能降低了, 但黄金依然保持着一定的金融属性, 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保值的手段和投资的工具, 成为一种近似货币。

黄金是珠宝首饰及某些工业品的重要原材料, 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在信用货币时代, 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不断发生, 黄金因蕴藏量和开采量有限, 价值比较稳定, 市场价格有上升趋势, 是一种保值性能较高的优良资产。社会公众持有黄金, 可以防范纸币贬值所带来的风险, 各国央行持有黄金, 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将黄金转换为所需要的外汇, 进行国际支付。

以伦敦、苏黎世、纽约等地为代表的黄金市场分布在不同的时区, 形成了一个全球24小时连续营业的全球黄金市场。这个市场规模巨大, 结构完整, 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数据, 2011年全球黄金市场的需求量是4067吨, 折合美元2055亿美元, 交易活跃, 使黄金成为变现能力最强的一种资产。

虽然采用金本位制可以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由于黄金数量的增长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需要, 黄金作为货币也不能满足政府调节经济的需要, 所以试图恢复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黄金仍将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 充当国家或个人的储备资产, 是人们在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情况下一种可靠的保值手段和避险工具。

摘要：黄金曾经长期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属性, 执行货币职能, 作为交易媒介及财富计量的标准。1976年以后虽然黄金已非货币化, 但仍是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情况下较可靠的保值手段和避险工具。

关键词：黄金,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非货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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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翀.论黄金货币地位的演变与前景[J].中山大学学报, 2013 (1) [4]李翀.论黄金货币地位的演变与前景[J].中山大学学报, 2013 (1)

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 篇8

在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生了两场重要的文化运动，一场是南方拉丁文化圈的文艺复兴运动，另一场是北方日耳曼文化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构成了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西方现代文化转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两场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欧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它们却并没有开创出西方现代文化赖以生长的理性精神。文艺复兴提倡一种感性的快乐，宗教改革则弘扬一种虔诚的信仰，这两场运动的推动者们对于理性都不感兴趣。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是从17世纪开始茁壮成长的，17、18世纪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才是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两个世纪，而启蒙运动则构成了这两个世纪的重要标志。正是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文化才得以产生。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先从英国讲起，经过法国，最后到德国结束。

一、英国的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运动，说到底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这是从17世纪开始的。现代理性精神最初崛起的地方，既不是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也不是开创宗教改革的德国，而是孤悬海外的英国。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岛国，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在中世纪甚至连凌驾于欧洲世俗王权之上的罗马天主教皇也对英国有鞭长莫及之感。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由于一桩离婚案而与罗马教皇闹翻，从而在英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英国宗教改革既不是出于对罗马教会的道德义愤，也不是为了捍卫什么纯正信仰，而是为了维护英格兰人的独立权利。英国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带有很清醒的实用色彩，它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强了英国国王的宗教权力，建立了英格兰的独立教会即安立甘宗或圣公会；第二是没收天主教修道院的教产并廉价地卖给乡村贵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两项成果表现出一种审时度势的实用理性精神，有力地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

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使理性精神得以崛起。因此，最初的启蒙思想产生于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启蒙思想的推动者是17世纪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牛顿和洛克。牛顿最大的功劳并不在于他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而在于他第一次把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按照既定规律而运转的机械世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过去的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在那个世界里充满了奇迹。什么是奇迹呢?奇迹就是自然规律的破坏和中断，上帝可以任意破坏和中止自然规律。比如说，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摔在地上，摔断了腿或者摔死了，这是自然规律，是重力作用。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掉到一半，却飞到天上去了，这就是奇迹，也就是说自然规律被破坏了、中断了。同样，人死了埋在地下，逐渐化为黄土，这是自然规律。可是如果一个人死后被埋，却在第三天复活了，这就叫做奇迹。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界经常出现奇迹，自然规律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去研究自然界呢?科学与神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拿重力作用来说，如果重力作用在此处有效，在彼处却由于上帝的奇迹而失效，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来研究它呢?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验哲学和实验科学已经初具规模的17世纪的英国，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防止上帝任意干预自然进程，让自然界成为一个按照固有规律进行运转的机械世界。这在17世纪的英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仍然对基督教有抱着坚定的信仰，但是他们同时也力图把基督教的上帝与一个严格遵循既定规律的自然界协调起来。而牛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转，自然界杜绝奇迹，上帝也决不会破坏自然律。在牛顿的这个机械论世界里，上帝构成了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他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既定规律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在17、18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严格遵循必然性而运转的机器，这个世界是与以往那个充满奇迹的世界迥然不同的。虽然这种机械论世界观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单调刻板的世界，但是这样一个受严格必然性所制约的世界总要比一个没有任何规律、随时都可能发生奇迹的偶然性世界好得多。唯有这样一个世界才是符合理性精神的世界，才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由此看来，欧洲启蒙思想的源端，最早滥觞于17世纪英国的那些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思想家，牛顿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按照17世纪流行于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整个世界就像一块结构精密的钟表，而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同钟表匠与钟表的关系。一个高明的钟表匠一次性地创造了一块钟表以后，就再也不用去调校它了，这块钟表本身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同样，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再也不用去干预它了，因为世界会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这规律正是上帝智慧和理性的体现——而运转。反之，如果上帝老是对自然进程进行调整，老是去插手自然界的事情，通过奇迹来干预自然进程，那么这只能说明上帝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这样一来，上帝就被名正言顺地赶出了自然界，被束之高阁了。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上帝就像是一个老不回家的主人，他把他的家即整个世界交给了他的大管家牛顿，而牛顿则把这个家管理得井然有序。名义上上帝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世界却按照牛顿的力学规律在运转。所以，牛顿的贡献决不仅限于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更重要的在于他给当时的人们展现了一个像钟表一样严格遵循既定规则而运转的机械论世界。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影响西欧人达两个世纪之久，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待自然界以及对待上帝的看法，培育了一种注重必然性的理性精神。

17世纪英国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就是洛克，他与牛顿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如果说牛顿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符合理性的、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自然世界，那么洛克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同样符合理性的、同样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人类社会。洛克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也是一块钟表，社会这个系统也有它的内在法则，即国家的法律，这些法律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制定的。一个社会的好坏，就在于它的统治者是否理性地遵守这些法律。正如上帝也不能任意地破坏自然规律一样，国王也不能任意地践踏社会法律。一个社会的理性精神就体现在根据社会契约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中，体现在遵循这些法律而进行的政府活动中，具体地说，体现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起来的宪政体制中。只有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宪政体制中，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才能得到保证。而民主和自由的前提就是人的天赋人权和理性，只有当人具备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才有资格谈民主和自由。

如此一来，上帝也被赶出了社会领域。

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仍然承认，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他们却强调，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一件最高贵的禀性，那就是理性。人之所以高出万物，就在于他天生具有理性能力。那么，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一种遵循既定法则或规范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的能力。上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够创造出自然界，而且能够创造出有理性的人。这个有理性的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无须上帝插手了。在这里，理性本身成为人的本质特征，上帝反而隐蔽在理性的光芒背后了。上帝既然已经把理性赋予了人，他就不必再在这个世界里显现了，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理性正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的体现。这样就通过一种明扬暗贬的方式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正是由于牛顿和洛克的作用，理性的重要意义被凸现出来。揭示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本质，这是17世纪英国人的两个重要贡献。这两个贡献，说到底，突出的是同一种精神，即理性精神。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充满了理性的法则。理性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表现为自然规律，在社会中则表现为法律制度。而理性的基本特点就是齐一性，就是普遍必然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任何例外。例如重力作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都是同样有效，没有例外。一部好的法律，也应该在任何地方都适用，都能够很好地运用来治理国家。说到底，齐一性或者普遍必然性就是杜绝例外，就是杜绝奇迹。另一方面，理性又是上帝赋予人的最高禀性，人完全可以仅凭着理性来认识和支配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这样一种对于理性的自觉意识，就是所谓的“启蒙”。

这个“启蒙”的历程最初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然后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在理性精神和宽容气氛方面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是荷兰。17世纪的荷兰聚集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惠更斯、雷汶胡克、格劳秀斯等人。荷兰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思想氛围比较自由，一些在欧洲其他国家不能发表的著作、言论，在荷兰都可以自由发表。这样就鼓励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跑到荷兰去避难。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加盟，使得荷兰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在17世纪的欧洲大陆独占鳌头。但是，最初的启蒙思想还是源于英国，源于牛顿、洛克等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英国思想家。

二、法国的启蒙运动

启蒙思想从英国肇始，然后传到荷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到了18世纪，法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地处欧洲中部，从文化渊源上说属于拉丁文化圈，但是在蛮族大入侵后又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可谓是左右逢源，兼收并蓄。从17世纪的路易十三时代开始，法兰西就开始迅速地崛起，在文化方面很快就成为全欧洲效法的榜样。近代法国人素来以机智敏锐和标新立异而著称，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时髦事物大多是源于法国。丹纳曾经说过，17、18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欧洲所有开化和半开化民族一套说话、行礼和微笑的方式。当自然神论从英国流传到法国之后，擅长于追逐新潮的法国人立即就抓住了时髦的理性，法兰西也一下子从最保守的天主教阵营变成了最激进的启蒙运动中心。相比而言，启蒙运动在法国人那里和在英国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英国人谨小慎微，具有绅士风度，始终将理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们虽然悄悄地挖了上帝的墙脚，但是却从来不敢公开诋毁上帝。但是法国人却喜欢走极端，赶时髦，他们一旦接受了理性精神，立即将其推向极端，从而在18世纪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启蒙运动总是与18世纪的一批激进的法国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一说起启蒙运动，我们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的名字，好像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法国人的思想运动。事实上，法国人只是将启蒙运动推向了一个极端，即无神论的极端，这个极端并不是启蒙运动的全部内容。在近代，任何东西一到了法国人手里，往往就会剑走偏锋，被弄得轰轰烈烈、惊世骇俗。在18世纪初，伏尔泰曾到英国避难，在那里他深受牛顿和洛克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回到法国后，伏尔泰就把英国人的理性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并且推向极端，要求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由此开启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伏尔泰本人也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法国启蒙思想家并非属于一个统一的阵营，老一辈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相对比较稳健，基本上还是一些自然神论者；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则比较激进，已经走向了无神论。在启蒙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卢梭，几乎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都处于对立之中，尤其是与伏尔泰和霍尔巴赫等人，可以说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将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他曾对教会人士宣称：理性的时代到来了，你们在理性面前发抖吧!他向整个时代发出了理性的呐喊。伏尔泰笔触辛辣刻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仅在法国知识精英中享有盛誉，而且也被全欧洲的知识分子视为精神领袖。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法国以外的地区流亡，激烈地抨击欧洲的君主专制和宗教愚昧等“卑鄙无耻的东西”，但是同时却又受到欧洲各国君主和权贵们的礼遇，被奉为座上宾。伏尔泰为人机智，打着上帝的旗帜攻击耶稣，一面宣称自己信仰上帝，另一面却对基督教的教会、教仪、神学和神职人员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因此法国的启蒙运动，注定了是与伏尔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年轻一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即“百科全书派”那里，伏尔泰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论就转变为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帝本身。这在当时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宗教信仰像汪洋大海一样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敢于公开地批判上帝，这的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这一点上，法国人堪称勇气可嘉。法国人素来如此，敢为天下先，但是与同时代的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却显得激烈有余而深刻不足。

在英国人那里，理性只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高贵禀性，上帝仍然享有至尊的地位，高于一切被创造物。然而在法国人那里，理性高于一切，理性就是上帝，在理性之外再无权威，连上帝也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在这一点上可以明显看出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差别。英国人还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力图协调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法国人则公开地把上帝从王座上拉了下来，而将理性扶持到这个王座之上。理性被戴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冠冕，成为一切的审判者，成为

新的上帝。伏尔泰还比较滑头地在表面上承认上帝的存在，力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骨子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了。而到了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那里，则公开打出了无神论的大旗，把基督教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认为一切宗教的共同基础就是无知和欺骗。伏尔泰把上帝说成是“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霍尔巴赫则更加极端，公开宣称自己与上帝势不两立。霍尔巴赫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袖珍神学》。这本书中，他对上帝、耶稣、宗教裁判所、十字军、教会、神父以及基督教的各种教义和仪式等都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讽刺。正是这种激烈的宗教批判，使得法国无神论名声大振，一跃而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已经彻底揭穿了宗教的本质。他们将理性推到极端，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但是，这种将理性推至极端的做法却导致了新的独断论，理性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理性要求把一切都拉到自己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但是却唯独忘记了对自己的审判。法国启蒙思想家要求用理性来评判一切，却唯独没有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应该既看到理性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看到理性的局限性和运用范围。理性是有界限的，如果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理性就是一切，那么这恰恰表明了人类的妄自尊大。这样一种理性的狂妄，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今天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与人的紧张关系，都是由于过分推崇理性而造成的。所以，只有当人们不仅理性地对待别人和其他事物，同时也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时，他们才具备了真正的理性精神，即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理性。这种真正的理性精神，时髦而浅薄的法国人是不具备的，只有晦涩而深刻的德国人才具有。

三、德国的启蒙运动

近代英国人以审慎而著称，做事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近代法国人机敏浪漫，喜欢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近代德国人则擅长思辨，在实践方面懦弱保守，在思想上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深刻。德国人是率先进行宗教改革的民族，尽管他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导致德国社会的实质性变化，但是宗教改革的精神却培养了德国人的内在气质，造就了精神上的自由倾向和思辨性格。近代德国人似乎并不关心实践领域，只专注于纯粹理性和绝对精神的世界。这种片面性固然造就了近代德国在理论领域中的辉煌，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近代德国在实践领域中的积弱不振。这种积弱不振的状况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而在此以前，德国人始终沉浸在精神的修养和哲学的思辨之中，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实践，由此造成了德国在近代历史中的落后地位。

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启蒙思想传播到了德国，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分崩离析的封建状态。在最为强大的普鲁士，18世纪中叶由一位具有开明思想的君主执政，这就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君主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一辈子不停地与法国人打仗，但是他对法国的文化却推崇备至。1750年左右，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被腓特烈大帝请到了柏林的王宫里，在那里待了两年。在伏尔泰和英、法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之下，德国的启蒙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德国的启蒙思想既不同于法国，也不同于英国。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启蒙运动，总是与法国人那种激进的无神论联系在一起，而德国的启蒙思想，却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基本宗旨不是像法国人那样要彻底揭穿基督教信仰，而是要把德意志民族传统的宗教虔诚与英、法时髦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与其他民族相比，德国人总是有着更加深沉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精神，所以宗教改革从德国爆发，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启蒙时代，德国人也试图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来自英、法等国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结合，就构成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特点。因此，德国启蒙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反宗教，不是像法国人那样用理性来彻底否定基督教信仰，而是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一种合适的张力。在这两个对立的东西之间寻找一种妥协，这就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德国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阵营。他们中有的人更加偏激，有的人则更加保守，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人，其基本的思想倾向都是力图实现信仰与理性的协调或统一。康德无疑是德国启蒙思想家中比较偏重于理性精神的人物，从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来看，启蒙并非仅仅是启他人之蒙，而是首先启自己之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由此可见，启蒙更主要的是一种自我启蒙，即摆脱各种权威的制约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以一种理性的精神来对待宗教信仰，而且也以一种理性的精神来对待理性本身。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就是要揭示出理性的能力、范围和限度。而且，康德也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简单地否定宗教信仰，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回答“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样一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认识与实践、理性与信仰的协调问题。康德在推崇理性的同时，坚持认为理性本身也是有界限的，理性并非万能的。有一些东西是理性无法认识的，比如说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理性对于这些问题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只能对它们保持沉默。这种承认理性的界限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理性态度，即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的态度。康德提醒我们既要看到理性的能力，也看到理性的界限。他提醒我们不要太狂妄，不要因为我们是有理性的动物，便以为我们可以去审判一切、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样一种狂妄的态度恰恰是非理性的态度，它与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康德通过他的三大批判，在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一方面，康德强调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在经验世界中，没有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立锥之地。这样一来，科学便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了，再也不必过问宗教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康德又强调人除了运用理论理性来认识外在的自然世界以外，还要面对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而道德理想往往会把我们引向一种关于上帝的信仰。按照康德的观点，当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不在自然界中。但是上帝不在自然界中，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在任何地方。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既然上帝已经被赶出了自然界，那么他就完全没有立锥之地了，就彻底完蛋了。可是康德却告诉人们，上帝并没有彻底完蛋，他虽然不存在于外在的自然界中，却可以存在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但是，人的道德良心却需要一个终极性的支撑，这就是上帝。没有上帝，没有关于未来世界“以福配德”的保

证，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就会缺乏坚持道德的理由和勇气。这样一来，康德就给科学和宗教分了工。这二者一个负责外部世界，另一个负责内心世界；一个形成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另一个构成道德实践的信仰。这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共存并相互补充。康德一方面承认理性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对理性的运用范围进行了限制，突破了理性的独断主义。在康德这个最具有理性精神的德国哲学家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宗教虔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18世纪的德国，还有一些启蒙思想家在坚持宗教信仰方面比康德走得更远。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普遍理性的做法不同，这些德国启蒙思想家坚持认为，普遍的理性法则必须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宗教虔诚相协调，他们甚至将这种宗教虔诚推到了偏颇的地步，从而导致了神秘主义。在他们看来，德国是一个落后民族，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不能只是一味地模仿英、法的时髦理性，而更应该通过学习这种普遍理性来弘扬德国的民族文化。这样一来，德意志民族精神便从启蒙运动中萌发出来了。在此以前，德国人总是自惭形秽，瞧不起自己。然而在启蒙运动中，德国人发现，启蒙运动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批判别人，而是自我批判。自我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贬低，而是将自己提高到文明开化和启蒙状态之中。在启蒙运动中，德意志的精神、语言、文学艺术和民间神话等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德国文化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化，正是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开始崛起的。它的崛起并不是跟在英、法之后亦步亦趋，而是把外来的、时髦的、代表着时代精神和历史前进方向的理性与本民族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英、法的理性精神和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些更偏重民族传统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们包括哈曼、耶可比、“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以及稍晚的施莱格尔兄弟、谢林、荷尔德林等浪漫主义者。正是他们使得德意志精神超越了狭隘的知识理性或工具理性，走向了深邃的思辨理性和神秘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当然也导致了德国人自我意识的苏醒，启蒙运动不仅使德国人接受了理性精神，也使德国人产生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德国人在启蒙运动中不仅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推崇理性精神，而且也大力发掘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深刻的文化批判来提高整个民族的哲学教养和精神素质。在启蒙运动中，质朴愚钝的德国人逐渐意识到，德意志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像英格兰、法兰西一样，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虽然德国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显得十分低俗，但是德国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这样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使得近代德国人逐渐从自惭形秽的自卑转向了一种孤芳自赏的狂妄。这就是德国人在近代崛起的精神标志。当然，这种民族自豪感后来被推向了极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到了19世纪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唯我独尊的狂傲，导致了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了20世纪，希特勒进一步把这种唯意志主义转化为一种狂热的种族优越论，最终酿成了法西斯主义这杯苦酒。

纵观启蒙思想在西欧社会中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从英国的审慎启蒙到法国的偏激启蒙，再到德国的深刻启蒙，其中的发展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千篇一律的运动，而应该细致地分析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的具体情况。但是无论如何，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理性的时代到来了，理性成为西方文化舞台上的主角，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浓重阴影而走向现代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所讲的启蒙问题，我的目的无非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用启蒙的观点来看待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