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丛的村落（推荐15篇）
我看见农民伯伯正在烈日下锄草，他头戴斗笠，但却仍是“汗滴禾下土”;我看见警察叔叔正顶着骄阳，在村落里巡逻，他们担心会有凶残分子进入村落搞破坏，所以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烈日炎炎，不管大雪纷飞，他们总是无私地为大众服务;我看见清洁工们，他们长年累月推着清洁车，挥动笤帚，抹去村落的污垢，让村落变得干净整洁，拥有容光焕发的面貌;我看见穿着西装的大老板，他行色匆匆，仿佛是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我看见了摘鲜花的姑娘们，她们灿烂地笑着，那笑容既像纯洁的百合，又像粉红的桃花;我看见了忙碌的医生，他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快要把医院挤满了!
我还看见了许多许多……
六年级:曾毓婷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本次试验区选在成县东南部的南康、宋坪一带, 放养区为灌木草丛类, 属丘陵落叶蕨丛, 禾草杂草组, 该种生态类型在全县其它乡镇也多有分布, 占地面积比例较大, 具有代表性。
1.2 试验鸡选择
选取陈院黄山种鸡场生产的20日龄脱温青脚麻雏鸡1 400只投放于南康、宋坪8户农户中喂养;选取抛沙高桥孵化点育雏20日龄的肉杂雏鸡600只投放于当地3户农户中喂养;选取本地农户自孵1月龄当地土鸡152只投放于当地7户农户喂养。
1.3 试验日龄和试验方法
20日龄青脚麻鸡和肉杂鸡投放农户后由养殖户舍饲喂养10日, 达到与本地土鸡同日龄并称取初重后开始放养, 边放养边调教。放养期间, 公母混群, 试验期为30~150日龄。期间分别于60日龄、90日龄、120日龄、150日龄随机抽测体重, 每次每户不少于30只, 公母各半, 同时记录放养期间各鸡种的健康状况及饲料消耗情况。
1.4 免疫
严格按免疫程序实施接种免疫。1日龄皮下注射鸡马立克苗;7日龄开展ND+H120二联苗滴鼻点眼;15日龄开展法氏囊冻干苗饮水;20日龄开展ND+H52二联苗滴鼻点眼, 雏鸡投放饲养户后由管理人员协助养殖户开展免疫;25日龄实施禽流感油苗肌注;60日龄实施新城疫I系肌注1次。
1.5 日粮及补饲量
50日龄前日粮配方为玉米60%、炒黄豆15%、蒸油渣5%、小麦10%、麸皮10%、食盐0.3%。50日龄后日粮改为玉米60%、麸皮20%、炒黄豆15%。
补料:30~60日龄日补精料25 g, 1~2次/日;3~4月龄30~35 g, 早、晚各1次;5月龄40 g, 早、晚各1次。
1.6 饲养管理
采用早上放牧, 晚上收牧的方式, 早晚补饲, 放养区每50只放置一饮水器具, 如遇霜冻或雨天舍饲。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结果
在放养时间相近, 生态环境相同的条件下, 青脚麻组150日龄平均体重2 317 g, 成活1 287只, 成活率91.9%, 饲料总消耗8 468 kg, 只均消耗6 580 g, 料肉比为2.84∶1;肉杂鸡组150日龄平均体重2574 g, 成活567只, 成活率94.5%, 饲料总消耗3 969 kg, 只均消耗7001 g, 料肉比为2.72∶1;本地土鸡组150日龄平均体重1 241 g, 成活147只, 成活率96.7%, 饲料总消耗888 kg, 只均饲料消耗6 043 g, 料肉比为4.87∶1。
150日龄平均体重对比:肉杂鸡组较青脚麻组平均高出257 g, 较本地土鸡高出1 333 g;150日龄成活率比较, 本地土鸡150日龄为96.7%, 高出肉杂鸡组2.2个百分点, 高出青脚麻组4.8个百分点;150日龄料肉比比较, 肉杂鸡组2.72∶1为最低, 青脚麻组2.84∶1次之, 本地土鸡4.87∶1为最高。
从放养的经济效益比较, 肉杂鸡最高 (9.32元) , 青脚麻鸡次之 (7.39元) 比肉杂鸡低20.7%, 当地土鸡最低 (5.27元) , 比肉杂鸡低43.4%, 比青脚麻鸡低28.7%。
从三组试验结果来看, 青脚麻、肉杂鸡、当地土鸡表现了在当地气候条件下良好的适应性, 150日龄成活率均超过90%, 本地土鸡尤为突出, 青脚麻鸡组偏低, 与试验组养殖户管理不当有关, 从增重效果和经济效益来看, 肉杂鸡表现最突出, 青脚麻次之, 在生态放养中均宜大力推广普及。本地土鸡由于体型偏小, 生长速度慢, 不适宜大面积推广, 但作为物种研究和杂交改良,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时间:2007年4月2日~8月31日
时间:2007年4月4日~8月31日
时间:2007年3月28日~8月24日
摘要：近年来, 成县放养鸡数量逐年增大, 放养品种也较多。主要有青脚麻鸡、肉杂鸡和本地土鸡, 这三个品种在成县丘陵山地生态鸡放养中极具代表性。试验旨在通过对青脚麻鸡、肉杂鸡和本地土鸡在灌木草丛生态条件下的适应性观察和生长效果测定, 为该生态条件下选择最优放养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也许你们并没有发现，在大自然的每一丛小草中，都生存着一支支快乐的乐队。它们为昆虫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它们当中有吉他手、贝司手、鼓手，当然，也有主唱！
夏天的傍晚，你听，它们开始演奏了……
蜘蛛，有名的吉他手，音乐一开场，它就伸出四对足在银白色的蜘蛛网上弹拨起来，细腻的声音犹如“清泉石上流”，又犹如“珠落玉盘”，它是那么陶醉和入迷，在大自然的舞台上，它真像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
青蛙，超级主唱，在蜘蛛那“铿锵有力”的伴奏下，青蛙用自己独特的气囊展喉高歌，它的歌声极具穿透力，连它最爱的食物——蚊子也被迷倒了，竟不惜性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羊入虎口”。
蜜蜂，自然界中的贝司手，它“嗡嗡嗡”地在草丛上空盘旋飞舞，像是在为青蛙和蜘蛛伴奏，它那无人能比的每秒扇动200次的翅膀快如闪电，它的贝司声更是让人无法捉摸。
螳螂，一举两得的鼓手，它抬头挺胸，快活地在草丛中蹦来跳去，它的四肢是那么强壮有力，每次跳跃都会发出悦耳的声响，既为乐队伴奏，又可以寻觅到食物，你说，这是不是一举两得？
当然，在草丛中，不止这几个器乐人才。当它们一齐演奏时，你就会觉得，大自然是魔术师，这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原来，昆虫乐队也如此疯狂！
是啊，昆虫乐队也能让人赞叹不已！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善于想象，你就会发现大自然的小秘密，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秘密吧！那时候，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灵犀一点：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小作者就有一双“火眼金睛”，发现了一支由昆虫组成的疯狂乐队。介绍乐队成员的那几段写得很不错，想象大胆，结合动物的外形特征，大量地使用了比喻句，你能找出来吗？
那天，我正在一块草地上玩，忽然听到草丛里有悉悉嗦嗦的声音。我很好奇，轻轻拨开小草，惊喜地发现，草丛里有一条“巨无霸”蚯蚓正在挖土。这条蚯蚓比我的`手掌还长，在泥土里一挪一挪的，像一个慢吞吞的老头子。我想把它从土里拉出来，可是，我的手刚碰到蚯蚓，他就从“慢吞吞的老头子”变成了“赛道上的博尔特”，一下子钻进土里去了。
离草丛不远的地方，有一只西瓜虫正在悠闲地散步，我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只见西瓜虫是棕黑色的，大概有一厘米长，它小小的身体上有一条条的纹线，很像穿了一件盔甲。我用手轻轻碰了一下它，它椭圆形的身子立刻缩成了一个小圆球，真的很像一个小西瓜呢!
这时，一只蜗牛从我身边经过。咦，别的蜗牛都是淡黄色的，而它却是黑色的。我凑过去想看个仔细，却把蜗牛吓得缩进了螺旋形的壳里。我只好躲在一旁耐心等待，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小脑袋，只见它那细细长长的触角一摇一摆的，像是在侦查敌情，又像是在接收春天的信息呢!
呀!原来只要细心观察，小小的草丛也会变得那么有趣。
春天到了，到处都是草长莺飞、柳丝轻拂的景象，我们去学校西北角的草丛中探险。泥土里钻出了嫩绿的小草，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块绿色的地毯，地毯中还夹杂着五彩缤纷的野花，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白的当然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忽然，我发现前方的.草丛中有一只小小的“西瓜虫”。我连忙走过去把它抓住，可是，当我向着手心不小心吹了一口气的时候，西瓜虫却飞走了，没办法，它实在是太轻了。我急急忙忙地再把西瓜虫捉住。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不再吹了。我仔细观察它，数一数，原来西瓜虫腹部有12只脚，头顶上还有两只小小的触角，由于我的影子遮住了阳光，它居然不让我观察它，把身体蜷了起来，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球，像一粒小小的西瓜种子，我想：这大概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过了好一会儿，西瓜虫的身子终于打开了，变成了一节一节的，就像穿上了盔甲的威武的将军，如果它和别人打架，一定会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吧!
咦，这一个个趴在草上的小黑点点是什么呢?我弯下腰，看了看，是苍蝇。当然是苍蝇。它们也是黑色的，有一个大大的脑袋，还有一对翅膀抿在身体旁边，不是苍蝇又是什么呢?
可是，当我的脚步声惊动了这些苍蝇时，它们用腿一蹬，跳起老高老远，没入草丛里了。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和延续我们的“和文化”呢?光是对教条一味遵从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探寻“和文化”的根基, 从根本上了解“和文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才能使“和文化”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幻中, 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和文化”衍生、发展和继承的物质保障, “和文化”是我国特殊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
农业是我国五千年社会发展的根基, 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文化”理念, 农业汲取于土地, 依赖大自然的风调雨露, 并随着时节的更替呈现出有规律的耕作方式, 但是由于自然的不确定性, 农业汲取于自然的同时, 更需要人类的悉心培育, 正是通过农业这根纽带, 人与自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瑞雪兆丰年”、“立了秋, 哪里下雨哪里收”、“立夏勿下雨, 犁耙倒挂起”、“稻田水多是糖浆, 麦田水多是砒霜”、“小满前后, 种瓜种豆”这些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 不仅体现出农民的智慧, 也体现出农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是“和文化”在农业方面的充分体现。农业的有机循环, 使农业与农民的生活形成了和谐的局面, 农业为农民提供生活的物质保障, 农民生活的垃圾又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 回归到土地中, 这种循环不仅实现了物尽其用, 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 同时也保存了土地的肥力, 使土地能世世代代的耕种下去, 人与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城市是工业的栖居地, 工业的发展虽然也依赖于自然提供丰富和大量的物质资源, 但是工业却没能跟自然奏出和谐的音律, 因为工业近乎掠夺性的索取, 致使森林减少, 物种灭绝, 而且工业反馈回自然的各种废弃物还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 工业的发展给自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 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在文化理念上必然不会是和谐的, “天人合一”的“和文化”理念必然在工业中找不到存在的根基, 唯有“惟利是图”、“自私”、“理性”才是工业生存发展的通行证。“和文化”所营造的社会景象, 在工业机械的轰鸣声中, 轰然倒塌, 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城市中找不到存在的土壤, 城市中以工业为根基形成的是效率文化, 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本来就不属于城市, 所以, 唯有未被工业熏染过的村落才能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农业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而且还实现了农民的身心合一。农业需要精耕细作的特点, 决定了农民得把半个身子扎在土地中, 像养育自己的儿女一样, 经营自己的土地, 农民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 不仅因为土地是自己生存的物质保障, 而且也是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场所, 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 实现了心身的合一, 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异化是截然不同的, 农民热爱劳动, 把劳动视为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动力, 劳动的果实是对农民劳动的最好的回赠, 农民享受劳动的过程, 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过程中, 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 没有劳动的自主权, 只是一味追求效益的机械化标准化的劳动, 这严重的束缚了工人的自主性和创作性, 工人就犹如一台机器, 不断的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很难达到那种身心合一的状态, 这种劳动的异化最终使工人陷入身心疲惫的境地。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实现了农民自我的和谐, “和文化”深扎于土地中也深植与农民的心中。
农村是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聚集地, 农业的精耕细作, 决定了我国农业小农经营的特点, 同时, 农业受时节和水利灌溉等条件的约束促成农民在农业劳动中合作的需要, 农民聚居成村为农业合作提供了方便, 村落的规模依耕地面积大小而伸缩, 村落是农民的聚居地, 农业的不可移动性, 决定了农民和村落不能随意进行迁移, 在这块土地上, 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农村是以血缘网和地缘网连接起来的稳定社会, 同时农业耕作需要农民合作的特点也促成了农村将是一个熟人社会, 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共同的生活空间又促进了农民间的信任, 相互间的赠予和互助成为维系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方式, 越轨、损害村集体利益等行为在这种熟人社会中鲜有发生, 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和谐统一。“投之以李, 报之以桃”、“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人情留一处, 下次好想见”等相处之道, 不仅映射出民间对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向往与追求, 也是“和文化”在人际关系上的重要体现, 农业不仅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存在的可能。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逐渐被城市中的效率和利益所冲淡, 城市是陌生人聚集的社会, 异质性很强, 不同价值观的对撞, 使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在城市有限的资源中, 高货币的生活成本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人在社会中成为各种角色的附属品, 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城市中出现了危机, 较之于城市的陌生和异质, “和文化”在城市的浮尘中显得暗淡无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似乎只有到宁静的乡村才能找到活跃的迹象。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五千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是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风土人情的一套生存之道, 要保护和延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找寻传统文化的产生根源, 就要探寻文化存在与发展所要依赖的物质基础。农业不仅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促成了人的自我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农村作为农民和农业的聚居地和活动领域, 对于“和文化”的延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和文化”根植于农业、农村、农民中。在中国当今时代转型的背景下, 村落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有机循环农业, 相比较于城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在自然村急剧消失的今天, 探索村落的文化价值, 不仅有利于合理推进农村发展, 更是保护我国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沛林.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6 (01) .
[2]王倩, 周叶青.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意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村为例[J].法制与社会, 2007 (02) .
[3]何建忠.整理古村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J].北京观察, 2007 (07) .
一个人站在草中央，我说的不是草这种植物，说的是一个象形字，对了，就是茶。
人到中年，早年和你喝酒的人，多得要一卡车一卡车地装来，而今与你喝茶的人，是骑毛驴而来，在山道上慢慢悠悠地走。山道上，有密密匝匝的茶树，清风过处，茶树漫出来的香气，会把一个人的许多欲望清洗出去。
一个人在年少时喝茶，就好比在生命的早春喝茶，似乎有做作的成分。到了中年再喝茶，或许才品得出茶的好味道。这纤细的一片茶叶，它经历了天光之下风雨雷电的洗礼。你看一片茶叶，在杯子里浸泡，婀娜多姿地浮散开来，想起一个人，把自己缓缓地、彻底地打开，生命之中的沉香，徐徐浮现出来。淡定，说的就是一个人品茶时的状态吧。年少冲动的时光里，你会看到一个人咕咚咕咚喝下茶水，喉结滚动，目光如电。到了中年，一个人身体里散发出的磁场，与漫山的茶香轻轻碰上了头，是自然的相逢。在茶香里，人淡如菊，显现出一个人清癯的神态来。
在我中年的时候，我想找古代的几个人喝茶。比如唐朝的“茶神”陆羽，这个仙风道骨的名字，他写有一部《茶经》。陆羽二十七岁那年，便隐居江南，撰《茶经》三卷，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陆羽也熟悉茶树育种、栽培和加工技术，唐朝好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一起品过茶。谈诗论道，品茗说茶，陆羽的一生，就像那浮回慢旋的茶叶，在唐朝的茶山上，结下了茶香般的善果。我想与他喝茶，是想与一个茶叶般素净清雅的人士，在茶香的氤氲里，白云一样舒展自己的生命。
还有苏东坡，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朋友王安石已到垂垂暮年，因为实施“变法”，身心憔悴，体内痰火郁结。太医给王安石开了一个方子，说是用阳羡（今江苏宜兴）的茶，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才能消除痰火。于是他修书一封拜托苏东坡，在长江瞿塘峡打一瓮水捎来。后来，苏东坡果然守信，过三峡时在湍急的江里打了一瓮水亲自给王安石送去，王安石居然品出了不是瞿塘峡的水，是下游巫峡的江水，他说：“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也。”原来苏东坡在船上一路迷恋江峡风光，到了下游才想起此事，涛急浪涌又不便返回，赶快在巫峡打了水。这两个一生喜欢喝茶之人，穿越迢迢关山，送上一瓮江水泡茶，这份友谊还是难能可贵的。
山色空濛中，浮想起一些茶叶的名字，一个人就被那些葱茏葳蕤的茶树环绕：井冈青翠、卷乡兰花、洞庭碧螺春、武夷大红袍、云南潽耳、西湖龙井……这些云雾飘渺冰清玉洁的茶叶产地，让你的内心，如水中袅袅浮开的茶叶，带着一种暗香，云卷云舒，打开中国的一幅幅山水画卷。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可见茶是多么重要的事儿。朋友周二毛，三十七岁那年头发就掉光了，他靠推着一辆人力板车卖臭豆腐与茶叶蛋求生计。二毛的茶叶蛋，就是用他老家山上的茶叶加水煮熟的。夫唱妇随，二毛娇小的妻子挎一竹篮回乡采茶，手指上下翻飞，茶叶一片片飘到了篮中。一次，我看见二毛抓起一把来自老家的茶叶在鼻子上嗅了嗅，二毛说：“这茶香一闻啊，脑子里就想起故乡山水的容貌了。”
人在草中央，茶这种植物，在天地之间的美好呼吸，灌溉滋养了我们的生命。
阳光能抵达的地方，便是我的十里桃花。
（摘自《合肥晚报》2016年4月13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在树枝上慢慢爬行的昆虫。相比之下树枝长得又细又嫩，这只昆虫长得扁平而笨拙，我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摔下来呢？好奇心驱使我小心翼翼地凑上前观察：只见它身穿棕色的盔甲，头着两根细细的触角。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好像在辨认自己要走的路线。突然它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刚开始我以为它摔死了。可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它并没有死，只见它四脚朝天，用力挥舞。垫在身体下的壳像滑轮一样，终于，它一侧身，居然翻过了身，又开始在地上慢悠悠地爬起来，我这才发现：原来是他那坚硬无比的壳保护了它！
这时，一只苍蝇向它飞过来，落在它背上，它身子轻轻一晃，苍蝇便从上面滑了下来，然后落荒而逃了，我欣喜地发现：它这坚硬无比的壳，既是防护的盔甲，也是御敌的利器！
星期天，我和小妹妹一起在路边玩耍，突然我和小妹妹在草丛中发现了两只蚂蚁，它们长着一双小小的眼睛，穿着一件深褐色的外套，头上的两根触角，就像电视上的两根天线，真是神气极了。它们东转转西转转，好像在寻找食物，于是，我连忙跑到家里，拿来一块面包屑，放在离蚂蚁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两只蚂蚁好像闻到了面包的香味，它们慢慢地向面包屑爬来，先绕着面包屑转了一圈，然后两只蚂蚁紧紧的咬住面包，想把它们拖回家去，可是它们怎么拖也拖不动，真是两只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它们用触角，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好像在说：“怎么办，你回去喊大家来一起帮忙。”然后一只蚂蚁走了，我想它大概是回家喊大家一起来帮忙了，过了二十来分钟，我和小妹妹再去看的时候，啊，我大吃一惊，只见面包周围爬满了蚂蚁，它们正在用嘴努力地往家里搬，面包在蚂蚁们的努力下正缓缓地前进着呢，不时还有远处的蚂蚁来帮忙呢。
多么团结的蚂蚁啊！让我们想到同学们也应该像蚂蚁一样，要团结一致。
今天，我去百荷公园玩，没想到竟然有两大发现。
我到河边时，像打拳击一样，用手套当拳击套，在那个阶梯桥上打拳击，一不留神，差一点落入河中，还好用手撑了一下。就在撑得那一下，发现荷叶长大了，变得清翠了。咦？春天怎么会长荷叶呢？到了树林里，我还在想这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吧。今年春天，温度平均为17--18度，这几天又平均为21--22度，难怪长荷叶呢！
回家的路上，我还看见了一个花丛，花丛不是到处都有吗？有啥奇怪的？可是这里的花丛中却有两只蜜蜂在采蜜呢！它们像翩翩起舞的演员。不过，他们采完蜜，一会儿就飞走了......我想：才初春，为啥蜜蜂这么早就来采蜜，于是，我问妈妈。妈妈说：“除了冬天，哪儿有花，哪儿就有蜜蜂，蜜蜂是非常勤劳的。”原来，它们除了冬天外，其他时间，都在采密备粮。
啊！今天的发现可真不小！
春天到了，花园里的花开了，小草也悄悄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给大地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绿衣裳。
我坐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忽然发现，一只七星瓢虫爬了过来，它伸了伸懒腰，爬上一颗高高的小草，似乎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努力呀，只有登的高，才能看的远。我走进它，仔细观察起来。它身体鼓鼓的，像半粒豌豆，长着三对细细的脚，左右对称，支撑着圆圆鼓鼓的身体。红红的翅膀非常光滑，上面分布着黑色的斑点，我数了数正好七颗，怪不得它的名字叫“七星瓢虫”。
我正看的入迷，却看到这只七星瓢虫向另一片草叶爬去，我过去一看，原来那片草叶上有一只蚜虫。七星瓢虫迈着它那看似淑女的小碎步，开始向它看中的食物发起进攻了。眼看着蚜虫成为七星瓢虫的肚中之物，可谁会知道正当它得意洋洋时，一不留神，一阵风吹过，七星瓢虫从叶子上掉了下去。到嘴的食物成了“空中楼阁”，它泄气了，慢慢吞吞地爬了起来，抬头看了看在空中摇摆的草叶，姿态优雅地拍了拍屁股，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就是我在草丛中的发现，有趣极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春游活动，地点是景色秀丽的白象湾公园。
同学们坐上了大巴车，每个人心里都很期待能快点到，过了一会，白象湾公园就到了，我们一个个下了车排好队，走进了白象湾公园，走呀走呀，我们最先来到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玩了惊险刺激的ｃｓ野战，玩了大象滑梯，还做了美味可口的巧克力等等。可真开心呀！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去野餐的时候了，我们找了一片开阔的草地来野餐，大家先把毯子铺好然后把自己带的食物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我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迷人的景色，突然我发现草丛中有两只小蚂蚁，它们在用触角碰来碰去地好像在交流着什么，过了一会，它们爬向了一棵大树，我惊喜地发现在大树的不远处有一个差不多宽一厘米的蚂蚁洞，蚂蚁洞的泥土有些湿润，我看见有一小群蚂蚁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刚才那两只蚂蚁交流的地方爬去，这时我才发现是我掉了一小块蛋糕屑在地上，那些小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把蛋糕屑往洞里搬。
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啊！
今天，我在校的草坪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小蜗牛。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蜗牛了，当然不可以放过了啦！
蜗牛的壳是螺旋形的，柔嫩的身体是半透明的，肚子上还有一些弯曲条纹，像海浪一样向头部冲击。蜗牛的嘴特别小，跟身体一样的颜色。要是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拿放大镜继续观察，终于找到了蜗牛的眼睛。蜗牛的眼睛长在触角的顶端，在细细的触角上有个小黑点，这就是蜗牛的眼睛了。另外，蜗牛的触角就像探测器一样，查看前方道路是否安全，要是碰到了什么东西，触角便会缩进来又伸出去的好玩极了。
我在观察蜗牛时，还发现它的身子缩回房子后，往往要过很久才会探出头来，这时你只能慢慢等了。蜗牛的脾气可很难捉摸，等了好久，“终于出来了”可被我一声大叫，眨眼之间他又缩回去了。唉，真是个胆小鬼！
《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
提起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巴黎蒙马特高地。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有过类似的村落。东村就是其中一个。在《荣荣的东村》一书中，艺术史家巫鸿以摄影家荣荣的镜头、日记与书信，为我们展现出上世纪90年代东村艺术家群体创作与生活的故事。
其实，东村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艺术气息，至少从表面上是如此。那时的东村只不过是京郊数以千计的小村庄中的一个。与大多数城郊结合部一样，东村不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里聚集着盲流和拾荒者，以“脏、乱、差”著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无目的地张望着，脸上挂着愚昧的空虚神情”。不过，东村之所以成为东村，并不是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堪，而是与生活在此地的艺术家息息相关。
今天，798里无数被圈养的艺术家在如同动物园一般的环境里，接受世人的窥视与议论，他们的生活满足了“中产”中国对于艺术的全部想象。而这种“天堂”的生活是当初东村里的青年无法想象的。那时，一大批有着专业院校学习的背景的实验艺术家，宁愿放弃让人艳羡的铁饭碗，不顾商业考虑，自愿加入“北漂”的行列。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创作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亲戚的接济和打零工度日，却用其惊世骇俗，甚至是可以算有伤风化的艺术来证明自己对实验艺术的坚持，在与生存较劲之中，保有了难得的自由与活力。
这样，使得东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富有活力、最有个性的艺术空间之一。这些人中间不乏今天艺术领域里独当一面的名家，比如行为艺术家张洹、马六明，摇滚音乐人左小祖咒等。误打误撞搬进大山庄的“北漂”文艺青年荣荣被艺术家们的独特气质所吸引。他相信，相机是有用的，可以告诉人们最真实的艺术和生活。于是，他拿起相机，以照片记录东村的每一个人。多位艺术家走入他的镜头。他记录他们的生活，也记录下他们的创作。这一系列作品也就是今天的《荣荣的东村》。
在当时“偏僻冷漠更无人过问艺术”的东村，荣荣的相机让这些自比为“堕落天使”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条件的关注和“毫不犹豫的承认”。无论是静态的肖像，还是瞬间的抓拍，荣荣都以专注的目光凝视着他们，他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们知道，艺术的影响是双向的。在旁观艺术家生活的过程中，荣荣也在潜移默化中被他们所左右、所影响。从最初的好奇，被允许进入艺术家们的创作到后来的主动参与，荣荣的角色由一个“睁着大大眼睛”的观众（被卷入者）变为频频接触、主动与之互动的参与者。
巫鸿写《荣荣的东村》记录了一种双重的艺术创作模式：张洹、马六明等人的观念艺术是一种创作，荣荣的拍摄行为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创作——用有形的胶片捕捉艺术创作者无形的概念，以具象的图像反映抽象的观念艺术，是对艺术行为的升华，又赋予其内在的“凝聚性”。张洹等人的作品极富张力，给人极端的视觉冲击力。说穿了，他们关注仍然是人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往小了说，是自身经历的影响，往大了说，就是时代背景下“人的各种精神呈现的状态”。
这些各种的行为之后，往往伴随着医院、警察局、一阵惊慌、脸色苍白，对应着东村这个实验艺术的瞬间，它的结束也是在一阵惊慌苍茫与措手不及之中，却隐隐的预示着这个艺术家群体日后的竞争与冲突。
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不可避免的都与我们的生活状态紧紧相关，当他们贫穷、无助、在北京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拥有彼此，他们在中国实验艺术舞台上占有最闪耀的位置，他们是彼此的艺术、也是彼此的观众。
不过，因为缺乏共同的主题，这些创作显得支离破碎，整体上并无统一的风格，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荣荣有意无意地将“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目睹了东村的诞生，也见证了东村的兴盛，更记录了东村的消亡。他的作品里处处可见他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使荣荣的摄影无论是构图、角度，或是取景，都与通常的商业摄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摄影机与镜头下的一切，不管是肮脏的环境也好，还是艺术家的惊世骇俗的创作理念也好，共同构成了艺术层面的东村，反过来又为现实里不堪的乡村融入了艺术的魅力，使其散发出不曾有过的光芒。
2003年，荣荣再次回到东村，此时的东村已经在市政改造的过程中成了一片空地。眼前的废墟脱离了曾经存在过的一切，是他所不熟悉的世界的一部分。新的终究会取代旧的，东村的痕迹被城市改造所抹去，曾经的艺术家们也早已散布海外。然而，作品是永存的，记忆不会终止。《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以及他们留给后世的思考。
张卓明，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方法与判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与法治理论、司法原理。译有《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等。
《中国法理念》
江山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江山在中国法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本书是国内外有关中国法理念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某种角度上讲，江山很幸运，没有受什么现代西方产业化学术体制的“污染”，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中国法现实和理想的解读是浸淫着真正的中国式思考的。
本书还具体考察了中国法的起源、演进、体系建构及其本质特征，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法形态的三重结构和各自的价值观。江山的法律观是我们这些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法律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称得上有“思想色彩”的中国人写的书。
《法治秩序的建构》
季卫东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季卫东一本较早的著作，他在书中对中国的固有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的实践以及西欧式控法治主义的各种学说和历史经验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重新认识。
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季卫东的治学和思考中体现的某种宏大和理性的情怀，书中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说和域外（特别是日本）法治经验的介绍，都无不透露出作者自身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十分关切，论证谨言，学术色彩浓厚。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相较现在流行的学术书籍而言，篇幅不多，只有8章，再加上前言、结论，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作者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
杜赞奇以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个案，探讨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和传统的文化认同等问题。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品味，对于法学，如果从中国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与分科学习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
元末明初, 由于天灾人祸, 黄河三角洲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等的大批移民迁入黄河三角洲安家落户。与原有村落相比, 移民建立村落的数量更多, 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首先, 移民村落的形态以重建式为主, 插入式为辅。移民迁入黄河三角洲, 首先面临着居住地点的选择问题, 他们可以新建村落, 也可以插入原先的村落。黄河三角洲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 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徙, 形成连片无主的土地, 因此移民大多选择建立新的村落。据《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对黄河以北769个自然村的记载, 通过整理统计可知, 滨州在明朝建立之前有自然村124个, 明朝时期移民迁入立村608个, 是明前村的4.9倍。其中, 已知在明时迁入立村具体时间的472个, 占明朝时总立村数的77.6%;不知迁入具体时间的136个, 占22.4%[1]421。沾化县422个自然村落中, 明初河北枣强、武邑等县移民建村132个, 山西洪洞县移民建村116个。明末清初外地移民迁入建村9个。1855年以后, 黄河数次决口, 县境东部经黄水淤淀, 成为沃野, 山东省内灾民大量迁入, 新建村33个。1935年, 6000多灾民和1000余名退役老兵携眷属来此定居, 新建村42个[2]89。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移民迁入黄河三角洲之后, 村落形态以重建为主。除此之外, 移民也会选择插入原住民的村落中, 如在洪武元年、二年期间, 滨州市的124个明前村中, 就有85个村增添了移民, 占明前村总数的68.5%, 其中山西和河北籍移民的村82个, 占96.5%[3]。
其次, 移民村落的命名以姓名为主, 间以传闻、地形、古迹等。既然移民村落以重建为主, 在重建村落之后, 就面临着给村落命名的问题。从黄河三角洲各市县地名志的记载来看, 移民村落有的以姓氏作为村名, 有的以传闻作为村名, 有的以地形作为村名, 有的以名胜古迹作为村名, 有的以人名作为村名。在这些命名的依据中, 滨州市848个自然村以姓氏命名的有341个村, 占40.2%;因事奇闻命名的有107个村, 占12.6%;以地形地貌命名的有62个村, 占7.3%;以古迹名胜命名的有59个村, 占6.9%;以人名命名的有51个村, 占6.4%;其他的或以当地物产, 或以从事职业, 或以集场命名[4]前言, 体现出移民村落的命名是姓氏居多。
再次, 移民村落的姓氏比例以杂姓村为主, 间有单主姓村与双主姓村。单主姓村是指村落的姓氏大多以一姓为主, 夹杂其他的姓氏;双主姓村是指村落有两个主要姓氏的人口占大多数, 其余的不占主要比例;杂姓村是指村落中姓氏繁多, 没有占支配地位的姓氏。依据笔者的抽样统计, 地处黄河南岸的小营镇和黄河北岸的里则镇计有165个自然村, 标明是单主姓村的有22个, 占总数的13.3%, 其他均有四个或者以上的姓氏, 这透露黄河三角洲村落的姓氏比例以杂姓村为主, 间有单主姓村与双主姓村。
二
移民长途跋涉来到黄河三角洲, 面对的是一片近乎荒凉的土地,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 移民需要团结起来才能生活下去, 许多村落的名称都体现出协作精神。如滨州市小营镇和睦张村, 原名河南张家, 明洪武二年 (1369) , 张、刘、李等姓由枣强迁入, 为教育后代和睦相处, 把河南张改名为和睦张。但移民在建立村落的过程中, 并非一帆风顺的, 对于重建村落的移民来说, 他们可能受到其他村落的欺负, 据《张氏碑记》记载, 滨州市原小营镇杠子张村的张氏从直隶枣强迁到滨县张家集, 又在清朝初年迁到小营, 以姓名村。因为邻村欺外, 张氏用杠子将其击退, 于是称杠子张村;对于插入原先村落的移民来说, 则可能受到原住民的排挤, 如滨州市原蒲城乡韩声扬村, 明朝以前村名为尹家井, 郭氏住在此地。洪武二年, 韩声扬、韩明扬兄弟从枣强迁来, 仍沿用其名。后来郭氏寻衅, 韩声扬武术超群, 打败郭氏, 名声大振, 村名改名为韩声扬。更有甚者, 同一村落中也存在兄弟不和的情况, 明朝初年, 张氏兄弟二人迁到滨州市原张集乡双眼井村, 因兄弟不和睦, 各修水井, 习惯上称双眼井, 于是作为村名。
实际生活中, 移民不仅需要相互间的扶助, 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柱, 因此在落脚之后, 不少村落建立寺庙, 以求得宗教上的安慰。村落中供奉的神灵, 大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如杨庆堃先生所言, “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 超自然领域的构建和现实生活世界非常相似。在世俗生活中, 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和君王有任何的联系, 不过有时不可避免地要和较低层的官吏打交道。同样的, 在祭祀仪式中百姓没有资格直接祭天, 但是他们可以祭祀那些从属于天神的其他神”[5]143。根据《山东省博兴县地名志》的记载可知, 到1992年, 博兴县共有442个自然村, 其中114个村落曾经建有祠庙, 占村落总数的25.79%。祠庙中供奉的神主, 上自天上的玉皇, 下至人间的烈女, 多种多样。其中, 关帝庙39处, 占建有祠庙的村落总数的34.21%;土地庙 (祠) 14处, 占12.28%;观音庙 (阁) 13处, 占11.4%;七神堂 (庙) 12处, 占10.53%。此外较多的有玉皇庙7处, 天齐 (泰安) 庙6处, 三官庙4处。无论关帝、土地还是观音等, 这些神灵距离民众生活较近, 更能满足他们对个人福祉的祈求。
三
村落是移民的生活空间, 从明初到新中国建立后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 黄河三角洲不断有移民迁入, 因此, 移民建立的村落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第一是村名的变更。村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民俗信息, 村名确定之后, 除非遇到特殊的变故, 一般不会更改, 而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 则常常引起黄河三角洲村名的变更。黄河三角洲村名的变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有村名的更改, 这是因为与原先的住民相比, 移民迁入后人丁兴旺, 导致村名的更改, 如滨州市原杜店镇来家, 本来有坐地户李氏, 以打铁为生, 习惯上称炉房李。洪武二年, 来姓从枣强迁来, 人多势众, 于是改名来家。二是新建村落名称的更改, 这是因为最初的移民建立村落后, 陆续有移民迁入, 同样由于某姓发展迅速, 导致移民村落名称的变更, 如滨州市原杨集乡吕家, 明朝初年, 贾氏从枣强迁来, 取名小贾家。吕氏从滨城西街迁入, 人丁兴旺, 于是称吕家。当然, 移民村落名称的变更还有其他的因素, 如迷信、建筑物的兴废等, 但这样的情况相对较少。
第二是民俗的展演。移民从一个地方迁入另一个地方, 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 背后也蕴藏着民俗的迁移, 正如葛剑雄所言, “人口在空间的流动, 实际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 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6]102。移民迁入黄河三角洲, 在充实黄河三角洲人口的同时, 也丰富了黄河三角洲的民俗。剪纸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 各地的剪纸风格各异, 移民迁入黄河三角洲后, 引起当地剪纸风格的转变。据地方志记载, 明代初年, 大量山西和河北移民迁居于此, 直接带来了山西、河北一带剪纸的风格, 在以后的岁月里, 广泛地继承流传下来。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滨州民间剪纸还是明显地保留着西北剪纸粗犷豪放、质朴浑厚、古拙纯真的艺术特点[7]365。因此移民的迁入使黄河三角洲的民俗带有山西、河北等地的烙印。
第三是杂姓村的增多。村落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 在传统社会中, 它是一个或多个家族的生活单元, 而在黄河三角洲, 多姓杂居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与移民的不断加入直接相关。明政府规定, 移民在迁移过程中, 同宗同姓不准迁居一个村子, 因此移民来到黄河三角洲后, 使得多姓杂居成为普遍的现象。对原有的村落而言, 不同姓氏移民的加入增加了村落的姓氏数量, 如滨州市原单寺乡郭王庄村, 有刘姓居住, 永乐年间, 从河北枣强迁来郭、王、魏三姓, 现在一共有五姓;对新建立的村落来说, 来自山西和河北的移民建立村落后, 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加入也是这一地区村落姓氏繁多的原因, 如滨州市原尚店乡李举家村, 本是从枣强迁来的李氏所立, 后来侯姓从侯玉西迁来, 段姓从段家迁来, 焦姓从博兴焦家迁入, 夏姓从杨毡帽迁入, 张氏从篦子张迁入、龙凤张迁入, 卜氏从卜家迁入。该村人口总共195户, 700人, 平均每姓70人。看来无论对原有村落还是对新建村落而言, 不同地域、不同姓氏的迁入, 形成黄河三角洲村落多姓杂居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 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加速的趋势, 城市化的扩张等因素导致村落数量的减少, 因此对黄河三角洲村落的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 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要：移民村落是研究黄河三角洲历史的重要线索。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把移民与村落变迁结合起来考察, 以推动黄河三角洲移民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移民村落,特征,生活,变动
参考文献
[1]滨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滨州文史 (第五辑) [Z].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2]山东省沾化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沾化县志[Z].济南:齐鲁书社, 1995.
[3]李靖莉.明初移民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渗透影响[J].理论学刊, 2006 (, 11) .
[4]吕宪章.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M].天津: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1988.
[5]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第一卷)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一只小白兔跳着跳着来到了草丛边上吃草，发现了这颗小星星。于是好奇地问它：“你是一颗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吗?为什么你要来到我们这儿?”
“我的确是一颗小星星，几个小时前，我还在茫茫的宇宙中穿梭时，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冲进了大气层，受地球的引力，使我在一瞬间来到了地球，如果不能在黎明之前到达天上，我就会消失不见的。”小白兔安慰小星星：“别慌!我这里有许多聪明的朋友――小鸟，它们既热心，又快乐。它们一定会想办法，来帮助你飞越地球，冲向天空的!你听，小鸟们正在开音乐舞会呢!我们一起去参加音乐舞会吧!”
星星和小白兔一起来到了音乐舞会的现场，星星一会儿变成亮亮的灯，一会儿变成裙子上的花纹，一会儿变成项链上的珠子。哈哈，是多么有趣呀!
这时，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星星的亮光慢慢地变暗了，黎明快要来到了。星星向大家挥手告别时说：“再见!我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天空出现的!”于是，它乘着小鸟，飞向了宇宙。
很快，我们在草丛里看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小星星，就把小星星团团围住。我好奇地问道：“小星星，你为什么躺在草丛里?”小星星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本来……应该在天上的，可是我……我触犯了天条，所以被发落到人间了。”说着，小星星还呜呜大哭起来。这时，我发现它身上受伤了，连忙把它带回家疗伤。
第二天早上，小星星的伤口愈合了，我和小伙伴们就商量着怎么送它回到天上。
第一次，有一个朋友提议用遥控无人机帮助小星星上天，我们都觉得这主意很不错。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拿来了一个无人机。可是他的技艺不够纯熟，小星星还没飞多高，就撞到树上了。幸好小星星没有受伤。
第二次，我们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我们一起动手做了一个火箭，把小星星放了进去，一下把它送到天上了。可由于燃料不足，火箭又掉到了草丛里，小星星顿时头昏眼花。
武术源于中国农耕文明,它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风格各异的武术拳种流派也大多分布在农村,因此,武术文化的根基基本上在农村。解放前,村民习武更多是为了防身、护家、守院,随着生活的极大改善,村民开始寻找能满足自己感官需要的活动,村民开始寻求更时尚流行的活动,使村落武术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因此,依附于农业文明、传统社会之下的村落武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将如何生存?如何使村落武术这一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得到传承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2 概念界定
2.1 村落概念
村落既是指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此外还是指一种制度性的人群组织类型[1]。在村落中,村民的活动范围几乎在各村之间,他们的主要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可以在村落当中得到满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纵的角度看,则是本家族的传承下来的世世代代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横的角度看,外圈是村与村之间土地的边缘,中间是家挨家、户挨户的村落建筑群落,内层是由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邻里关系等组成的彼此交叉或各自独立的小圈子,而家庭是这层层圈子的核心[2]。因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延续性、相对封闭性、家族聚集而居等社会形态。
2.2 村落文化的概念
村落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传承我国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村落独有的文化语境。即:村落文化。什么是村落文化?所谓村落文化,是指以村落为载体的农民生活文化。这个解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种文化以村落为“单元”,即同一村落有相同的文化特质,相邻的村落有相近的文化特质。村落文化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村落而独立存在,村落是“皮”,村落文化是“毛”。二是这种文化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紧密相关,处于初级形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3]。
2.3 村落武术的概念
中国传统武术流传于民间,根植于村落,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村落中独有的文化载体,甚至可以成为村落认同和识别的标记。但是村落武术的概念还没有专家学者明确的提出,韩海峰的硕士论文中给出村落武术的定义是:指农耕背景下产生于农村自然的经济地理空间聚落,发展于民族风情活动中,以娱乐、消遣、防身健身为目的的,由村民世代相传至今而形成的武术总和[4]。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一概念,对于村落武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3 村落武术的特征和价值
3.1 村落武术的文化背景
村落武术是村民在其拥有的众多历史记忆中,自觉做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主要是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村落中创造的这些历史记忆中也贯穿着许多地方性知识和一些传统的故事性情节,因此以村为单位参加的武术活动,都是表达村民的自我意识的时机。
3.2 村落武术的特征
3.2.1 村落武术的传承性
中国文化源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化的传播范围最多是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交流,使得村落武术的传承就只是小范围的以家族形式传承下来。因此,这种传播的狭隘性,使村落武术的传承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村落武术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村落武术的传承形式即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在这种传承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拜师的程序在师徒传承中必须有这种形式,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家族传承中,传承的内容都是同样的,因此,也就出现了现代五花八门的拳种流派,这些拳种流派虽然不是村落武术,但是其根源还是在村落,经过之后的慢慢推广,才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传统文化在村落文化内容中往往屡次不绝,一脉相承。[5]
3.2.2 村落武术的地域性
每一村落文化的形式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地总要染上地方色彩[6]。即地方性、村落文化在空间上所显示的特征。在村落文化中,大范围的地域性显示如:“南拳北腿”,小范围的则是各村与各村或者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拳种的不同。
3.2.3 村落武术的融合性
村落与村落之间在传统节假日的武术表演中,会亮出自己村落的特色,而在这过程中,又会相互吸收对方的优势弥补自己村落武术的不足,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交融中,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武术也就有了许多的共同点。
3.2.4 村落武术的家族性
武术的根源在农村,是以家庭作坊式世代传承,因此以个体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武术家庭式的传承格局。但是传统的家庭作坊式武术传习都是零散而不成组织的[7]。例如,中国的武术流派也很多建立在家族的传承之上,有许多拳种也都以姓氏命名,如“杨氏太极拳”、“岳家拳”等。
3.2.5 村落武术的稳定性
村落始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域社会单元,而每一个具体村落的固定存在,均表示出村民团体的不易分散和成员的不易流动,因而村落内部成员的交流互动与协作关系,较之与外界的联系显得特别紧密,这种紧密而封闭的关系使村落武术稳定的继承下来,而且世袭习武的观念在一些村民心中根深蒂固,使依旧处于落后状态的村落,村民的观念仍然受世袭的宗派、家族制度影响,村落的武术活动多是为了家族、村落的需要,这也使村落武术稳定的继承下来。其中“民俗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一旦形成大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代代传承,有时即便是原有的经济基础消失了,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但旧有的习俗仍在民间流传”[8]。
3.3 村落武术的价值
3.3.1 村落武术的历史价值
村落武术在现代社会的村落很难发现踪迹,但村落武术的发展不仅起到了调节村落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也将村落的传统武术、传统文化传播给后来人,使之得到一代一代的传承。它的存在对于现代武术的发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3.3.2 村落武术的时代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村落武术也被赋予新的功能,而不纯是村落与村落之间单纯的比武形式或是娱乐形式,其组织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对于现代武术的比赛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其次,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的形式虽然有些古老,但是这正是传统拳术的精华得以推广的最好的形式,因此这些古老而有生命力的村落武术则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价值内涵。
3.3.3 文化传承与保护价值
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的语境下,村落武术成为地方政府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发展文化事业的资源[6],村落武术使参与活动的本村落的任何一个人,通过武术活动在情感上实现着村落认同,将本村中的不同个体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面对全部生存环境,从而维系整个村落的生存与发展。
4 村落武术的传承以及传承断裂的原因解析
4.1 村落武术的传承
村落武术的传承的基本路径有二:一是师徒传承,二是家族传承。所谓家族传承是指整个家族内部研习武术并代代传承的方式,最典型的代表是陈家沟的陈式太极拳。师徒传承总是建立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家族传承的姻亲关系的范围之内,具有明显的村落属性,且师徒传承是建立在武术传承传播上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连结形式,由此构成师与徒、徒与徒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9]。村落武术就在这两种传承方式的影响下,传承至今,现在广大农村仍然保持着以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为特征的传统武术。但是这种传承下来的村落武术随着物质生活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少了,出现了传承断裂的现象。
4.2 传承断裂的原因
村落是农村地域上一个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空间聚落,是农村社会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10]。因此,村落武术所处的这种乡土社会语境,关乎其传承与再造的动力机制。但是随着农耕文明的解体,维系民俗活动的土壤正在逐步消失,村落民俗中的武术活动也正在失去往日的魅力[11],出现了后继乏人、部分技艺陆续失传的状况。传承断裂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村落经济结构转型之后。村民的劳动形式与生活节奏发生了极大变化[12]。如:20世纪80年代,村落武术活动与当时时代特征相吻合,基本满足了社会需要,符合人们的心理趋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村民的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农耕文化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人们开始外出务工,而村间的娱乐方式由于电视等设备的引进而有更多的娱乐方式,而旧有的练武方式越来越少。同时时代精神和社会风俗的变异性会影响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而使该群体的文化产生变革、衰退或消亡[13]。
5 村落武术的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分析
5.1 村落武术保护的措施
首先,对全国的村落进行武术挖掘,搜集保存的书籍,为防止一些老拳师相继作古,对具有深厚传统武术的老人进行保护,对具有武术功底的民间拳师进行录音、录像;防止一些中年拳师以其他方式谋求生存,鼓励在农村开展传统武术传授活动,中年拳师多渠道引导、组织村民开展和参加多种形式的武术活动,如以村小组为单位的村武术比赛,以村为单位的乡镇武术比赛,中小学生武术比赛,以社会力量筹资举办的传统尚武村落拳种套路比赛、技击对抗赛等;由村落基层向各地方政府再向各省级政府再向国家武管中心申报村落传统武术的保护,国家武管中心对保留村落武术的一些村落进行一定的奖励。
其次,改革开放初期,当地政府加强了对民间拳师的管理,拳师都考取了政府要求的“民间武术传授执照”[14],这种方式可以引用到现在的村落武术的保护中,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对那些还拥有武艺的民间拳师进行考核,作为教拳的凭证的同时又为这些拥有技能的拳师继续教拳提供平台,而且能带动整个村落武术的发展,为以后武术的发展铺路塔桥。
5.2 村落武术传承的对策
(1)根植于村落,流传于民间的村落武术,面对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要想有所发展并得到传承,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好其发展契机,把村落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同时政府要加以引导,对村落武术进行管理,才能将武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活生生的文化体系。
(2)考虑农民生活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可以以村落为基础,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武术活动,建立农村自发性的武术协会,制定并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依靠现有的群众性武术基础,扩大农民参与武术的广度与深度。
(3)充分发挥地方武术馆校的作用。通过武术馆校促使村落武术文化的传播,武术人才的培养,利用节假日下乡进行武术表演,指导农民群众武术锻炼和健身,宣传武术文化,提高农民群众对武术的认识,刺激他们的视觉,激发他们参与武术活动的兴趣。
(4)对当地的村落武术进行科学的改造,有选择性地进行传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适合不同性别、年龄层次的人练习,满足他们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层次的需要,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武术文化教育。
6 结语
本文首先从概念上对村落、村落文化、村落武术的概念进行界定,通过村落武术的特征和价值来分析村落武术传承断裂的原因。再根据原因提出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希望能从整体上对村落武术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提出的对策能够对村落武术的保护与传承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6):42-48.
[2][7][9]尹碧昌.新农村视野下农民习武的认知与行为研究——基于“武术之乡”新化县的调查[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
[3][5][6]陈世娟.论村落文化的基本特征[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8-13.
[4]韩海峰.村落武术旅游开发研究——以河南省陈家沟为例[D].上海体育学院,2010.
[8]陶立王番.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27,32.
[10]郭琼珠.村落乡土文化资源中的传统体育研究——兼对一个侨乡村落武馆百年史的考察[J].东南学术,2008(3):139-144.
[11]李东岳,牛爱军.对村落民俗中武术的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9(3):67-70.
[12]张士闪.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以小章竹马活动为例[M].艺术探索,2006(3):24-37.
[13]梁同福,仇军,张帆.数字化时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征系统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9(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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