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的计算

诉讼时效的计算（共6篇）

诉讼时效的计算 篇1

|浏览：907|更新：2013-07-11 15:53

法律上的借条和欠款的定义：

1、借条：民间借贷关系凭证，其基础法律关系就是民间借贷。通俗地说，就是向人借钱，给人出具的借款凭证。

2、欠条：以金钱为给付内容的债权凭证，其基础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借款无能力还可以出具欠条，无能力支付货款也可以出具欠条，拖欠劳务费可以出具欠条，分割共有财产时无能力给付现金也可以出具欠条，等等。总之，欠条可以产生于任何以金钱为给付内容的法律关系中。

工具/原料

借条的诉讼时效

1、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满2年;

2、没有约定还款期的借条：依照《合同法》第206条，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据此，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其诉讼时效从出借人主张返还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满2年。

欠条的诉讼时效

1、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满2年。需要说明的是，此类诉讼案由应为基础法律关系。

2、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5号中》指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的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据此，此类欠条的诉讼时效应从出具欠条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实为民间借贷而出具的欠条

诉讼时效的计算 篇2

诉讼是一项具有较高复杂性和风险性的法律工程, 如果不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和评估工作而贸然启动诉讼程序, 就容易在诉讼过程中陷入被动, 甚至面临败诉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风险, 准确地预测诉讼的可能结果, 软件权利人应当在起诉前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 并根据获取的证据做好诉前侵权的分析工作。

在软件侵权诉讼中, 软件权利人首先需要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就是证明其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权属证据。与专利侵权案件不同, 软件权属的确定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然而软件权属的确定是解决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前提, 事关诉讼的全局。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其中, 计算机程序一般由代码化指令序列、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言序列构成, 表现为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使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构成的语言序列和指令序列的集合, 具有主动控制计算机系统运行、实现某一过程、获得某种结果的功能。目标程序是源程序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按照特定规则编排出的由“0”和“1”二进制数字构成的数码序列, 用于驱动计算机工作。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都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归属采取了“创作主义”原则,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 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一般包括制定开发计划、设计功能性能规格、确定算法模型、撰写设计说明、绘制流程图、编制源程序、测试性能和功能、上机调试、修改更新等过程, 相当繁杂。由此, 认定软件开发者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规定了软件登记制度, 因此, 权利人主张享有著作权的软件已经登记的, 应提交登记管理部门颁发的软件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虽然不是其著作权产生的必备条件, 却起着初步证明的作用。但是, 如果未登记, 权利主张人则应提交该软件的源程序、文档以及其它能证明其享有著作权的证据, 并且一个不容忽视的证据是, 还需要证明其完成的源程序、文档等在被控侵权的软件程序创作之前。当然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 如无相反证明, 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因此, 实践中, 能够证明自己是软件开发者的几个途径包括:1、提供软件的源程序;2、提供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3、在软件产品上署名。

在软件权利主张人履行完上述举证责任后, 被控侵权人如对权利主体提出异议的, 应举出相应的反驳证据。在笔者代理的一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 权利人事先并未就其开发的软件向软件登记管理部门登记, 但笔者通过向法庭提供该软件的源程序, 和该源程序的发表在某网页上的证据, 尽管被告对该软件权属提出异议, 但因为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否定我的委托人的权属地位, 因此, 法院最终判定我的委托人为软件的著作权人。

事实上, 大部分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中, 当事人对软件权属问题并无实质性争议, 处理起来相对比较顺利。但在涉及到职务软件认定等问题且软件本身又较为复杂时, 软件权属问题就显得比较棘手。在笔者代理的另外一起职务软件的软件著作权纠纷中, 原被告双方对案件的焦点之一即为案涉软件成果系被告独立开发作品, 还是属于被告在原告单位任职期间的职务作品。面临这类问题时, 应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 开发的软件是否执行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的结果; (2) 开发的软件是否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 (3) 开发的软件是否主要使用了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并由单位承担责任。如果上述回答均是肯定的, 则该软件就是职务作品, 其著作权应当属于单位。因此, 作为单位就应当举证能够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证据是, 被控侵权软件。这一项证据主要用来与涉案软件进行侵权对比分析, 并证明被告存在软件侵权行为。在需要准备的证据中, 权属证据基本上属于软件权利人手中的现成材料, 所以真正需要进行调查取证的主要是被控侵权软件这一项证据。如果侵权人已经将被控侵权软件产品在市场上公开销售, 则获取被控侵权软件亦非难事, 关键是要向正规的销售单位购买并对购买过程和购买的软件产品进行公证, 以防止被控侵权人在法庭上否认软件权利人所举证的被控侵权软件系其所生产或销售。当然, 在选择购买地点的时候, 还应当结合将来的诉讼管辖 (即选择向哪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问题一并考虑。

需要注意的是, 计算机软件证据具有特殊性。一则, 表现形式多样性, 如有关软件完整性的证据、软件可靠性的证据、软件载入计算机的证据、软件运行安全性的证据等;二则, 不能使用传统的笔迹鉴别方法或常规技术鉴别;三则, 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具有无形性, 加之, 软件著作权侵权通常在较为隐蔽的环境下进行, 诉讼中极易被替换、改动、销毁。因此, 权利人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掌握侵权动态并取得侵权证据十分困难。即使取得相关证据, 下一步诉讼中能否 (下转第7页) (上接第93页) 转化为有利证据亦未可知。

参考文献

[1]应明, 孙彦著.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一版) [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3:52.

[2]曹伟著.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反思与超越 (第一版) [M].法律出版社, 2010, 8:48.

诉讼时效的计算 篇3

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人为应付上级检查，要求债务人确认以前的欠款金额。债务人盖章认可后，债权人却以确认书为据，认为时效已经中断并提起诉讼，法院判决——

2005年4月1日，金光公司与长虹水产品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长虹水产品厂在一个月内供给金光公司价值28万余元的产品；金光公司在收到产品后的15日内付清货款。长虹水产品厂按约交货后，金光公司只依约支付了20余万元货款，对剩余的8万元一直未付。2007年8月，因长虹水产品厂所属上级总公司，发现长虹水产品厂的账目混乱，决定对其进行整理，长虹水产品厂为平衡账目，应付上级检查，遂事先撰写好一份确认书，内容为：“兹确认金光公司于2005年欠长虹水产品厂货款8万元，至今未付”。2007年8月25日，金光公司在上述确认书中加盖了公章。两个月后，长虹水产品厂以该欠款金额确认书为据提起了诉讼。

由于还款期限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也就在于，该欠款金额确认书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如果能够，则长虹水产品厂应当胜诉；反之，则应判决驳回长虹水产品厂的诉讼请求。

许多人认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理由是金光公司在欠款金额确认书盖章，既是对之前债务的承认，也是对此前债务的重新确认，等于在金光公司与长虹水产品厂之间形成了一笔新的债务。对该新债务的诉讼，并不超过诉讼时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欠款金额确认书不同于催款单，虽然金光公司在欠款金额确认书中认可债务，但只是对债务的确认，不等于是在催款单上签字，也不等于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故不能作为长虹水产品厂的胜诉依据。据此判决驳回了金光公司的诉讼请求。

应该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虽然《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即是说，超过诉讼时效后，权利人丧失的只是胜诉权，并不等于剥夺了其自然权利，他仍可不通过法院向义务人主张其自然权利。只有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之情形时，才另作他论，即对于超过诉讼时效，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催收到期借款通知单，债务人在上面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应受法律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该债权债务应受法律保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出催收到期借款通知单；二是债务人在借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但参照该司法解释，本案并不具备其要件：

1、长虹水产品厂发出的欠款金额确认书不同于催款单。一方面，顾名思义，欠款金额确认书是用于确认是否有欠款，欠款多少，以明确数据，消除彼此的争执。催款单是在数据明确的基础上，向对方提出付款要求之文书。本案涉及到的，仅仅是前者；另一方面，从实际上看，长虹水产品厂发出欠款金额确认书的动机仅仅应付上级检查，目的仅仅是要金光公司承认曾经有过这笔欠款，以平衡账目，整个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催款问题。

2、金光公司的盖章只是认可曾经有过该笔欠款。与长虹水产品厂撰写并发出的欠款金额确认书相对应，金光公司的盖章，明显仅仅满足了长虹水产品厂要金光公司承认曾经有过这笔欠款、一直没有还的要求，而且金光公司盖章所确认的，也仅仅是字面上的内容“兹确认金光公司于2005年欠长虹水产品厂货款8万元，至今未付”，而不是承认曾经催过款、此次属于催款或者是在催款单上盖章。

3、金光公司与长虹水产品厂并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合同。协议或合同的产生，起码应当经过协商、同意或者叫要约、承诺等阶段。但本案中，长虹水产品厂根本就没有提出还款的请求、还款的时间、还款的方式，长虹水产品厂与金光公司也没有就此进行过磋商，金光公司同样没有就还款的请求、还款的时间、还款的方式，向长虹水产品厂作出过承诺、安排、计划。

诉讼时效适用问题的探讨 篇4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也称作诉讼时效的客体, 是指哪些民事权利应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规则。这是建立时效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未作明确规定。依《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来看, 诉讼时效的客体被笼统地称为“民事权利”。但民事权利概念的外延非常宽泛, 若以一切民事权利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并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70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 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司法实践中, 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法律未明文规定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的外, 要求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 都须在时效期间内提出, 否则将失去法律的强行性保护。上述做法及认识必然导致诉讼时效在适用中, 范围过于宽泛的不合理现象。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虽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规定不尽一致, 但大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主要有四种立法例: (1) 主张请求权, 如《德国民法典》第194、196、197条。 (2) 主张债权, 如《瑞士债务法》第127、128条。 (3) 主张债权和除所有权外的财产权, 如《日本民法典》第167条。 (4) 主张诉权, 如《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

上述几种立法体例中, 笔者赞同以“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以债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因债权的核心内容为给付请求权, 因此, 与以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的主张并无质的区别。主张债权和除所有权外的财产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存在不合理之处。在理论上认为, 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主要是他物权。物权为支配权, 当他物权受到侵害时, 权利人提起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否则有悖于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采诉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尤为不妥。理由在于时效制度属实体法范畴, 而诉权则属程序法上的权利, 当今实体法与程序法属彼此分立的立法模式, 程序法上的权利不应成为实体法的标的, 这样才符合立法的逻辑要求。

所谓请求权, 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依民法理论, 请求权可分为债的请求权和物的请求权。债的请求权依其产生的根据不同, 包括:合同之债请求权、侵权行为的请求权、无因管理的请求权、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其他债权请求权, 如防卫过当的赔偿请求权。物的请求权主要包括:返还原物的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因不能返还原物或恢复原状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列请求权皆可适用诉讼时效, 而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由于请求权的多样性、复杂性及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所决定, 对诉讼时效的客体又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请求权。基于对具体请求权的特性的分析, 我们认为, 下列请求权不宜列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1. 基于侵害物权产生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以及基于相邻关系产生的请求权

因这类权利属状态权, 状态权乃基于一定的事实状态或法律关系的存在而存在, 具有既得性和当然性特征, 因此, 不可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具体来讲, 此情形下的请求权与妨害及危险状态等事实关系的存在相始终, 妨害行为或危险状态处于持续状态。关系持续中可认为请求权常新发生, 故物权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行使请求权。

2. 基于侵害人身权产生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消除影响请求权

其原因除了侵权行为处于连续状态, 权利人可随时主张外, 还在于人身权属精神权利, 绝对权利, 若适用诉讼时效予以限制, 无异于是对经过一定时间后侵权行为转化为合法的认可, 有悖民事立法的精神及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3. 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请求权, 主要有扶养费请求权、赡养费请求权、解除收养关系请求权

因此类请求权关涉公共道德及善良风俗, 应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在制定民法典及修订民事立法时, 应对诉讼时效的客体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应借鉴德国的立法体例, 将诉讼时效的客体定位于“请求权”, 同时, 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制。

二、诉讼时效的效力及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所谓诉讼时效的效力, 指的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即诉讼时效届满后消灭的是何种权利。那么,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消灭的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应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 必须从诉讼法学诉权中的理论出发, 正确认识起诉权和胜诉权的关系

按照诉讼法理论, 诉权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一种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即起诉权, 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提出实体上要求的权利, 是一种获得胜诉的权利, 即胜诉权。

2.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138条又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 《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 相当于民法理论上的消灭时效, 即诉讼时效届满, 权利人丧失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权利。但应该说明的是, 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性质不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即起诉权;而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即胜诉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所以消灭胜诉权而不消灭起诉权, 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诉讼权利是为了实现和保护实体权利而设立的。在实体权利的实现遇到障碍时, 就必须借助诉讼权利, 通过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实体权利消灭, 为保护此实体权利而设立的诉讼权利也归于消灭, 但是在实体权利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 诉讼权利也不应该消灭。而实体上的民事权利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 权利人本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或者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 (2) 权利人有权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要求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 (3) 权利人的权利如果遭受非法侵害或者受到非法妨碍, 有权请求法院依照诉讼程序责令侵害人停止侵害, 或责令不法侵害人排除妨碍。而诉讼时效届满, 权利人丧失的仅仅是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而自己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和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并不消灭, 这就是说, 权利人的民事权利没有被全部消灭, 因此起诉权也未消灭。

3. 从审判实践角度来看,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如果权利人丧

失起诉权, 那么, 法院在审查起诉阶段, 就会以权利人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驳回起诉

客观上人民法院仅通过审查起诉阶段是无法知道权利人的民事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更无法知道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是否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等特殊情况, 只有受理后, 通过审理才能确认。因此,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 而不是起诉权。

从以上的分析中,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诉讼时效的效力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发生的法律后果是:一方面权利人丧失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 但权利本身并不消灭, 只是这种权利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 而变成所谓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 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义务的权利即抗辩权, 义务人的债务变成自然债务, 即无责债务。基于上述认识, 在审判实践中, 当权利人的民事权利超过诉讼时效,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权利人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诉讼时效届满后, 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 而不是起诉权。所以,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规定, 人民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 而不应当通知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而且, 也只有在立案审理以后, 才能查明时效期间是否届满, 是否存在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 是否有可以延长时效期间的正当理由。人民法院经过调查审理, 如果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又没有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 则应判决确定原告人丧失了胜诉权, 驳回其诉讼请求。

(2)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如前所述, 诉讼时效完成后, 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义务的权利, 即抗辩权, 义务人的责任消灭, 但其义务还存在。这种义务变成自然债务, 即无责任债务, 所以可以拒绝履行。

(3) 诉讼时效在主权利上的效力及于从权利。从权利不能脱离主权利而存在, 因此, 对主权利的实现丧失法律上的保护, 则对从权利的实现也丧失法律上的保护。

(4)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应确认时效利益的归属。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以后, 权利人依法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国家强制力保护其权利的权利归于消灭, 义务人因此可以不履行义务, 继而得到他不该得到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时效利益”。判决中应否明确时效性利益的归属呢?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 时效期间届满以后, 权利人丧失了请求权, 而这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本身而因此消灭。虽然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会被依法驳回, 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由于权利人的自然权利仍然存在, 人民法院如果判决中明确时效利益归被告所有, 则有悖《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8条的规定的精神, 否定了原告人仍然享有的自然权利。所以, 对于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只应判决驳回, 而不应涉及实体权利的归属。

(5)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以后, 权利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权利, 如果得不到义务人的追认, 义务人起诉要求保护其抗辩权的, 应予保护。诉讼时效完成后, 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 如果权利人强行取得标的物以实现自己的权利, 那么权利人就侵犯了义务人的抗辩权, 从诉讼时效规定为了维护现有法律秩序的立法目的出发, 如果这时义务人要求权利人返还标的物, 则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通过判决的形式责令权利人返还标的物, 维持现存的法律关系, 但不明确时效利益归属。这样符合立法精神, 有利于稳定现有的法律秩序。

摘要：对诉讼时效适用问题的研究有理论价值, 也有实际意义。我国《民法通则》对此的笼统规定, 更使该问题的争论增加。从民事权利种类体系出发, 结合各类型权利的特质分析, 诉讼时效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及其救济权。

关键词：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胜诉权,起诉权

参考文献

[1]徐成平:诉讼时效适用问题探讨[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6年21卷第3期

[2]段晓娟:我国诉讼时效中止若干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 2008年11期

[3]王明锁:物上请求权与物权民法保护机制[J]《.中国法学》, 2003年01期

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评论 篇5

关键词：民总草案 诉讼时效 请求权 抗辩权

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关键步骤。在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组织和准备后，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总草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民总草案》总体上反映了德国潘德克顿民法体系的特点，将民法中最为抽象的一般性规则予以规定。包括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以及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全面评论《民总草案》的规则内容，非笔者研究能力所及，本文仅就第九章“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重要规则进行分析探讨。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及路径选择

诉讼时效制度是一种民事权利的时间限制，如果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的效力就会减弱。理论上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包括：（1）从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而言，一般认为义务人须对权利的消灭承担举证责任，但因为时间久远，义务人可能没有保存或无法证明曾经对于债务的清偿，诉讼时效制度可避免义务人遭到陈年旧债的突袭。（2）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而言，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诉讼时效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促进财产效用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流转。（3）从公共秩序而言，如果允许权利人多年之后主张权利，可能造成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和社会关系的紊乱，破坏法律上的和平。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指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期间届满后，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可见，立法者肯定上述制度价值。

法律制度的价值须通过具体规则实现，诉讼时效制度价值也体现在一些重要规则的路径选择上。

首先，作为一种权利限制，诉讼时效制度是程序法抑或实体法制度？“诉讼时效”的语义给人以在程序上限制诉讼期间的印象。从比较法角度看，英美法将时效制度称为limitation of actions（诉讼限制），是一种限制诉讼的手段。〔1 〕但诉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无论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应得到实体法上的支持，国家司法机关都应保障其程序性权利，而不能仅以时间经过为由直接驳回其请求。19世纪德国民法学上也有Klageverj?hrung（起诉时效）的观点，但1856年德国法学家温德沙伊德在《由当代法律视角考察罗马民法上的诉》一文中提出程序法上的“诉”（actio）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Anspruch）应当分离，该观点被普遍接纳，影响到《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采用Anspruchsverj?hrung（请求权时效）的表述，从而明确该制度仅为一种实体法上请求权的限制。〔2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继受苏联法制，采用“诉讼时效”一词，其法律效果被界定为“胜诉权消灭说”，即时效期间经过后权利人丧失胜诉权，但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权并不消灭。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学理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解释亦是如此。随着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的颁布，我国学理和实务中转向“抗辩权发生说”，即诉讼时效仅赋予义务人以抗辩权。〔3 〕由此可见，我国民法上诉讼时效制度历来都不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仅对实体权利产生影响。《民总草案》第16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表述与《民法通则》135条几乎完全一致，且第169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由此可见，《民总草案》承袭以往的立法成果和学理传统，将诉讼时效定为一项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制度。

另须指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用“消灭时效”对应翻译德语的Anspruchsverj?hrung，但其制度效果也是赋予义务人以抗辩权，并不包含经过时效期间后请求权即刻就“消灭”的意思，“消灭时效”的表述也容易引起误解。不过，台湾地区民法学理上并未以辞害意，其法律效果明确采“抗辩权发生说”。〔4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表达诉讼时效制度的术语选择并没有那么地重要，《民总草案》延续以往“诉讼时效”表述，并无大碍。〔5 〕

其次，权利人在多久的时间内不行使权利，将会遭受法律上的不利呢？即诉讼时效的普通期间确定为多久较为合理。《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即所谓主观主义。而《民总草案》第167条规定3年普通时效期间，并承袭主观主义的起算方法。其实法律上很多关于时间长短的规定属于措置性法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究竟是2年还是3年更有利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实现，都缺乏经验性的考察和数据支撑。无论如何，诉讼时效制度毕竟是一项较为严厉的权利限制制度（被称为“永久性抗辩权” 〔6 〕），通过《民总草案》增加了1年期间可以看出立法者缓和该制度严重后果的努力。从新近的世界立法趋势看，《德国民法典》第195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201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0.2条，均规定3年的普通时效期间并采主观主义的起算方式。因此，《民总草案》规定3年期间是较为合理的立法决策。

再次，诉讼时效适用或不适用于哪些民事权利，反映立法者对不同权利类型的价值判断。我国民法理论上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限于请求权。〔7 〕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并无疑问，但物权请求权及身份法上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一直有争论。〔8 〕《诉讼时效若干规定》仅规定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且解释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9 〕《民总草案》对此问题虽未明确表态，但第175条第二项规定“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由此反面推论，未登记的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未登记的不动产或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可见，在立法者眼中，登记的物权在诉讼时效方面具有优越的地位。

基于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民总草案》第175条第三项规定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体现立法者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保护。如果上述价值判断成立，那么同样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比赡养费等财产权更重要身份权，例如夫妻、亲子、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关系等，也不应该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理论上对此已有共识。〔10 〕从比较法看，《德国民法典》第194条第二款规定，亲属关系方面“旨在将来确立与该家庭关系相适应状态”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例如父母要求他人返还子女的请求权、建立婚姻关系生活共同体的请求权、未来之抚养费的请求权等。〔11 〕由此可见，基于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排除适用诉讼时效，是为了保护和维续“将来家庭关系状态”。另一方面，已经过去的抚养费等财产性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因此，《民总草案》第175条在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范围问题上有失明察。笔者建议，第175条第三项应增加“为恢复近亲属身份关系所生之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此外还须指出，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时间限制为除斥期间。《民总草案》第九章第二节规定“除斥期间”完全是多此一举。各种形成权的样态及其规范目的不尽一致（如撤销权、解除权、优先购买权），除斥期间应根据各个形成权的类型来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没有必要抽象提炼作一般性的总则规定。况且，从《民总草案》第177—179条除斥期间的规定看，也没有内涵创新。

最后，诉讼时效的期间设置应当体现不同请求权的价值权重。目前《民总草案》只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和最长时效期间（20年）。一方面，不再采取特别的短期时效期间，放弃《民法通则》第136条1年期间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未有长期时效期间规定。在我国特别民商法中有零散规定，例如合同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特别的短期时效（1年）或长期时效（4年或5年）规定。但这些特别时效期间针对各该民商领域的具体问题，各有其立法目的和政策考量。而在民法的一般领域，也存在一些值得特殊对待的请求权，例如：（1）基于人身伤害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2）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请求权；（3）基于继承财产发生的遗产回复请求权；（4）基于房地产交易所生之给付请求权。这些请求权较一般性的财产请求权更有保护之必要。《德国民法典》第196条、第199条对这类请求权均规定特别的长期时效期间（10年或30年）。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的民法总则也应体现请求权的差异性，尤其是突出特别的长期诉讼时效期间。

二、诉讼时效制度中的自由与强制

诉讼时效作为一项权利限制制度，究竟是强行法抑或是任意法存在争议。史尚宽先生认为：“时效制度，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公益上之理由而设，故关于时效之规定为强行法。” 〔12 〕正是基于此种理由，《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不可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13 〕《民总草案》第176条进一步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在上述规定体现诉讼时效强行性的同时，不应忽略诉讼时效制度本身仍包含大量的任意性规则，例如债务人承认、放弃时效利益、自愿履行债务等。因此，简单地将诉讼时效制度定位为强行法，不允许当事人自治约定，可能与诉讼时效所追求的制度价值发生冲突，其实践效果也有疑问。

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当前我国民事立法和学说均采“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以及《民总草案》第169条、第170条均规定由当事人决定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既然诉讼时效抗辩权由义务人行使，就是将诉讼时效的关键效果授予义务人的意思自治，那么只要义务人不提起诉讼时效抗辩权，所谓的诉讼时效强制性便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诉讼时效制度追求的价值之一是尽快结束不确定的法律状态，稳定现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事人作出短于法定期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约定，正符合该制度目的。若不允许约定缩短，与诉讼时效的上述价值判断发生矛盾。

再次，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此处的“提出要求”应理解为债务履行之催告，“同意履行义务”应理解为债务承认，因其法律效果（诉讼时效中断）完全由法律规定，故二者均属单方的准法律行为。《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10条和第16条分别扩张规定“提出要求”和“同意履行义务”的各种情形。《民总草案》第173条第一项和第二项延续了上述规定。既然“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这些准法律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可以变通地延长了诉讼时效的期间（重新起算），那么，双方进行延长时效期间的约定更不应被禁止。〔14 〕换言之，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与禁止约定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也发生价值冲突。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尽管《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条禁止当事人就诉讼时效自由约定，但实务中当事人仍基于各种原因进行约定。根据研究者的总结，典型情形是：（1）约定请求权完全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此类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许诺系争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在合同约定的请求权发生之后，债务人又主张时效抗辩权，声称先前的约定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而不具法律效力，法院判决支持抗辩。因此，不允许约定有效，结果就放任了债务人这种违背诚信的行为。（2）银行债权人要求借款人预先在日期空白的催款通知书上签名，当借款人未准时还款时，银行在催款通知书中添上相应的日期，以满足债务催告的要求，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鉴于实践中借款人地址变动或隐藏地址、对催款通知书拒收、不签字，因而银行债权人事先为债务催收做好准备，实属无奈之举，并且客观上也降低了交易成本。〔15 〕

由上可见，完全禁止诉讼时效的约定，并未达到理想的制度效果，甚至促发了种种实践乱象。因此，《民总草案》第176条全面禁止约定的教项诉讼时效的应予改进。

当然，诉讼时效毕竟是一项法定的请求权限制制度，体现了诸多的法律价值目标，倘若完全放任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能会走向极端：如果约定的期间过短，会对权利人的行使权利要求过高；如果约定的期间过长，甚至永远，又会造成义务人的负担过重。因此，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应对诉讼时效的约定设置自治的边界。在民法上除了一般性的合同控制（例如格式条款、消费者保护、诚实信用和权利不得滥用等调整措施）以外，诉讼时效制度中也应设定特别限制。

从比较法看，德国的债法改革之前，《德国民法典》仅允许当事人约定减轻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允许延长。但实践中，当事人还是想方设法通过时效停止或届满期间的约定而规避禁止延长时效的规定。2002年德国新债法允许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约定。〔16 〕新近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反映欧洲各国近期时效法的发展趋势而承认双方的时效协议。〔17 〕与此同时，各国立法也对约定时效期间设置最短下限和最长上限。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54条第1款规定“时效期间可通过当事人的约定加以缩短或延长。但是，约定的时效期间不得短于1年或长于10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60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时效缩短或延长，但“时效不得缩短至根据第III-7：203条开始起算后的1年以下或者延长至30年以上”。《德国民法典》第202条第二款仅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约定最长不得超过30年。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民总草案》第176条可参照欧洲的最新立法趋势修改为：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同时设置最短和最长的期间限制。由此既实现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又给予当事人进行意思自治调整的空间。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体系融贯性

检验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科学性的标准之一是体系的融贯性，也即各个概念、规则和学说之间不应发生逻辑或价值方面的冲突、矛盾。在制定法律时，尤应顾及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就《民总草案》的诉讼时效制度而言，本文从诉讼时效制度自身内部规则以及诉讼时效与其他民法制度之间的关系内、外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首先，从内部视角看，《民总草案》第九章诉讼时效的一些规则仍需进一步理顺和调整。例如，第169条和第170条存在规范重复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对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采“抗辩权发生说”，笔者揣测《民总草案》立法本意，第169条第一款是从义务人的角度规定行使抗辩权是义务人的自由；第170条又从法院审判角度规定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事实上，根据民法原理，抗辩（Einwendung）和抗辩权（Einrede）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待被告提出法院即可主动适用；而后者仅得由被告自由行使。〔18 〕可见，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内涵已包括法院不得主动适用。《民总草案》第170条纯属赘文，应予删除。

再如，《民总草案》第17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该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从文义看，本条是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于此设想的立法目的是：法定代理关系一般是基于近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而产生，如果在他们之间发生请求权（如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为免于破坏这种亲密关系，〔19 〕故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不起算，直至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才开始起算。但问题是，法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发生的请求权，可能在代理关系产生之前或之后。如果在法定代理关系建立以后产生请求权，通过阻止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可以达到上述规范目的；但如果是在法定代理关系建立以前双方已发生届期的请求权，则如何处置呢？因为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起算，从逻辑上说，不可能再“自该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由此可见，《民总草案》第172条的设计方案未能全面考虑法定代理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请求权状况。从比较法来看，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以及监护人之间发生的请求权，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通常以诉讼时效中止或延期届满的方式来处理。《德国民法典》第207条、《法国民法典》第2236条、《瑞士债法典》第134条、《日本民法典》第159条及第159条之二、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305条第二款，均有类似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义务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权利人的意志被义务人控制而无法主张权利的，应适用此处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也即属于《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的“其他障碍”。〔20 〕可见，我国司法实务早已认可监护关系构成诉讼时效进行的中止障碍。《民总草案》立法者应借鉴上述比较法和我国司法经验，将法定代理关系的存在作为诉讼时效障碍（中止）的事由，而非时效期间的特别起算方式。具体方案可以将《民总草案》第172条的规范内容并入第171条作为一项。〔21 〕

其次，从外部视角看，立法者应周密考虑诉讼时效制度所涉及的其他民法制度，并妥当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笔者兹举数例说明：

第一，《民总草案》第173条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该项规定源自《民法通则》第140条“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13条进一步规定了申请仲裁、申请支付令、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等程序性事项与提起诉讼具有同样的效力。以起诉为重点考察，笔者认为，起诉等程序性请求应规定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因为当事人起诉以后，可能发生的结果是：（1）如果诉讼程序完毕，权利人胜诉了，权利人的请求权就是经过司法机关裁判确认的请求权，很多国家都规定该请求权适用长期诉讼时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2年申请执行期间并参照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其本质上就是特别的诉讼时效期间。〔22 〕总之，如果胜诉，则权利人的请求权适用一个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不需要考虑原请求权的中止或中断。（2）如果起诉后，原告因实体原因而败诉了，意味着法院确认原告并不享有请求权，从而也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必要。（3）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就是原告起诉后，因为程序原因导致该诉讼被驳回或撤诉，然而原告起诉本身已说明其通过诉讼主张请求权，应该给予一定的保护。但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其实没有必要，只要将已经进行的诉讼期间扣除，诉讼时效在诉讼程序结束后继续计算即可（中止）。

事实上，欧陆各国多数的民法典以前是将诉讼等司法程序规定为时效中断。但新近的立法趋势是将其改为诉讼时效中止或延期届满。典型代表是《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302条。根据该条，司法程序进行期间时效中止，直至程序结束（中止）；司法程序在时效期间最后6个月内结束，但未有实体权利裁决结果的，在程序结束后，再给权利人6个月的时效期间行使权利（延期届满）。具体分析如下：如果权利得到司法程序确认则适用经法律程序确认之权利的时效期间；如果诉讼被驳回，则不存在实体权利；如果诉讼因程序性错误被驳回或被撤诉，权利人可以在剩余的时效期间内提起新的诉讼；如果在时效进行的最后6个月内发生上述情况，则额外补充6个月，以便权利人行使权利。〔23 〕2002年德国新债法改革，也在《德国民法典》第204条将起诉等程序事项改为时效中止，其理由与上述《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类似。〔24 〕

综上所述，确定司法程序作为何种诉讼时效障碍制度（中止或中断），应全面考虑司法程序结果的各种可能性，合理做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安排。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宜将《民总草案》第173条“提起诉讼”及类似司法程序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并入第171条。〔25 〕

第二，尽管诉讼时效的限制对象是请求权，但产生请求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债务关系）还可能包含其他权利，例如从请求权、担保物权、抵销权、抗辩权、解除权等。完整的诉讼时效制度，应全面回答这些权利是否也受诉讼时效的影响，以杜争议。具体言之：（1）从给付请求权。如果主请求权经过诉讼时效，附带的利息、用益、费用等请求权，应该与主请求权同其命运而罹于诉讼时效（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7条）。（2）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对物性的支配权，担保物权本身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6条），而且其继续存在可以促使债务人履行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务。〔26 〕与此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主债权经过诉讼时效后2年以内，担保权人行使担保物权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物权法》第202条又规定抵押权因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即不予保护。上述法律矛盾现象，本可以借此次《民总草案》的立法时机进行消除和统一，遗憾的是，立法者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3）抵销权、抗辩权。因为诉讼时效限制的是请求权，不应对权利人原已享有的其他权利如抵销权、抗辩权产生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对此发生较为混乱的认识，尤其是“诉讼时效完成后，是否可行使抵销权”成为疑难问题，〔27 〕《民总草案》应消除歧义，对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后，以请求权在首次可以主张抵销或者抗辩时尚未经过诉讼时效为限，不影响请求权人的抵销权或者抗辩权”（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5条）。（4）解除权或减价权。诉讼时效完成后，请求权因义务人的抗辩而不得行使，如果恰好请求权人因义务人违约等事由还享有解除权或减价权，倘若请求权人仍得主张，可能发生代替给付义务或类似给付的后果（如解除后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因瑕疵而主张减价），从而诉讼时效制度的权利限制作用将被架空，因此《民总草案》应对此规定诉讼时效的效果应及于请求权人同时享有的解除权或减价权（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8条）。以上数项权利是否应受诉讼时效影响，并无统一答案，应视各该权利的性质和目的、及其与请求权的关系而定。由此说明诉讼时效与其他民事权利相互牵涉时问题的复杂性。

结语

浅议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适用 篇6

关键词：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适用

无效合同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具备法定生效要件，自始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合同。无效合同，虽然成立，但因不具备法定的生效要件，法律不予承认和保护。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合同的否定评价，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合同无效，不等于不发生法律后果，不产生民事责任。当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会产生债的法律关系，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目前，法学界对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第二，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相关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如果适用，从何时起算。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对于我国合同法的发展和完善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我国学者对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分别为否定说，肯定说。

否定说认为：第一，无效是一种事实，事实自然应该永久存在，消灭时效的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可以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第二，当事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确认合同无效，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才符合社会正义。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应该受时效的限制，那么在时效期间过后，违法合同就会变成合法合同，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利益也会成为合法利益，这样显然不符合社会正义，也与社会秩序的形成相矛盾。

肯定说认为，第一，《民法通则》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诉讼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要受时限的限制。第二，《合同法》是属于分则的内容，应当适用总则时效的规定。第三，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法律关系就有可能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

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不能因为《合同法》在民法体系中对于《民法通则》来说相当于分则的内容，而直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体系还未完成，《民法通则》还不能直接充当总则，其次，即使有总则的一般总括的诉讼时效规定，但是《民法通则》中也留有余地规定到“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因此，法律允许在其他地方有诉讼时效的其他特殊规定。第二，认为无效合同的认定拖久未决，形成权利及交易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错误的，如果仅仅因为时间问题而使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利不能行使，从而相当于使一个违法合同变成一个当事人必须遵守的合同，不利于法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属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滥用。第三，确认合同无效属法律对合同效力的价值评判，无效合同是一个国家公序良俗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不允许的，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二、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理论界已经对合同无效被确认之后产生的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两种请求权达成了共识，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只是对于合同无效被确认之后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争议较大，笔者将集中论述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

否定说中有的学者认为，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合同所侵害的合法利益，如果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在一定的期限内权利人没有主张权利，违法状态得不到纠正，就丧失了无效合同的立法目的。还有学者主张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基于合同取得的财产失去法律上占有的原因，必然引起物上请求权，而物上请求权是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

肯定说认为，无效合同被确认之后，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应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合同被宣告无效后，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的一方，也应当积极行使权，不能躺在权利上睡觉。另外，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请求权的一种，不应例外。

笔者认为无效合同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动产原物与已登记的不动产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为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不要躺在权利上睡大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精神。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适用诉讼时效是否定了物上请求权优先债权请求权的效力，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不管物权请求权和债券请求权制度的区分如何，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更好维护市场交易的良好秩序。第二，对于未登记的不动产，未经登记转移交付，给付人还是权利人，不动产没发生转移，就不需要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最后，无效合同确认无效后，产生的相关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目前法学界大致有四种观点学说，分别为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说，给付财产之日起算说，合同履行期满之日说，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说。笔者同意采用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说，因为前三种学说的起算之日，都可能出现合同当事人由于本身知识水平的有限，而出现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的情况，而法律也规定了诉讼时效的起算应该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如此时就开始诉讼时效起算，对合同当事人要求过高，并且合同效力的確定只能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特定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因此只有经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当事人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时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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