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精选8篇）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篇1

所谓反腐倡廉，腐，为腐朽腐败；而廉，为廉洁廉明。这个词不是建党以后才有的，这件事更是不新鲜。人类的进步发展一直伴随着腐败这一议题，无论哪种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似乎没有政权能躲过它的侵蚀。它的破坏能力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在我们高呼腐败无可避免的同时，是否深思过，它究竟因何而生，又会因何而灭？在无力挽大厦之将倾时是否该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中国共产党风雨90年，廉政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在21年到49年期间，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腐败现象不是很严重，简言之就是尚没有形成腐败的条件。不过在战斗的岁月，我党依旧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风措施，把一切不安分因子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当时的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多么自信的政党才又勇气颁布的政令！

到了建国后，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种的措施的贯彻执行无一不表露我党对于廉政建设的决定和态度。

56年到66年是注定在我党廉政建设史上华彩浓墨的十年，这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我党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试问如果不是腐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结论该有多么令人震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敢于不畏扩大，不畏错误，将腐败作为阶级斗争来抓，无论对错，至少这彰显了绝不姑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很多人都心惊肉跳的十年，也是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十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腐败现象几千年沿袭下来生生不息，说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的糅合，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这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才想要，如果物质编程了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势必不会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千年慨叹。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仅我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我党的反腐倡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我党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腐败立法，试图从法制上完善廉政建设的根本依据。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从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样的步骤开展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以前我党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

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如果腐败带来的利益是我们司空见过的，那么谁还会为了习以为常的东西铤而走险呢！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篇2

一、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

腐败在哲学上引申为事物的异化, 而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腐败定义大致从“以权力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等三个角度来定义腐败。简单来说, 腐败是一种由公职人员趋利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权力蜕变、资源滥用、制度化逃避现象, 从而引发消极的外部效益。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开始了“刮骨疗毒”, 从公认的腐败高发区如垄断行业、权力机关以及金融证券、建筑、工商、税务等经济管理、资源分配部门, 到食品药品安全部门等民生领域的关注, 重拳出击, 全面开花, 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数据统计, 在2003—2008年的六年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13 242件250 666人。其中,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6 616人 (包括厅局级1 111人、省部级39人) [1]。但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 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 高官腐败数见不鲜。在“权力趋于腐败”的铁律中, 一方面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或普通人员, 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假借上级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一把手”腐败并不少见, 而且多腐败窝案、串案, 贪官金额不断升级。如位列2006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榜首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涉及款项达32亿人民币, 涉及包括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在内的大小官员等逾百人, 涉及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夫人 (或情妇) 外交、“资本运作”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内容。

2.腐败形式层出不穷。传统的腐败形式包括贪污、行贿、受贿、索贿、徇私舞弊、侵占国家资产、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敲诈勒索、“卖官鬻爵”、严重失职、渎职等等。而在新形势下, 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中出现了新的腐败形式包括权力期权化腐败、不良债权贪污、用职务之便以低价托买或高价托卖、干股获利、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买税”、通过政企联谊的“中奖”等方式行腐败之实等, 如2006年全国首例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过程中的特大贪污案———吉宜军、陈力案;2007年全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赵詹奇案;湖南干股受贿第一案———高力初、罗腊梅夫妇“干股”受贿案等。

3.腐败行为多元化、复合化。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 腐败活动并不纯粹受拜金主义或物质主义的驱使, 而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堕落于一体。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相互交织, 跑官、卖官、买官和骗官现象滋长。典型如湖北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以及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目前的“腐败先锋们”基本上都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 “拔出萝卜带出泥”,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4.“裸官”、“逃官”现象突出。“裸官”就是以各种名义把家人送出国, 自己在国内做“光杆司令”、“裸体做官”、能腐败多少就腐败多少, 随时做“野鸽”逃离的“潇洒派”蛀虫官员。近年来, 裸官已成黑数, 被掳走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等都是“裸官”中的佼佼者。根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 携带出逃款项达6 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裸官、逃官的泛滥加剧了反腐治理的成效。

二、制度反腐: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 制度反腐的发展状况

近几年, 中国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 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1) 在反腐的法律建设方面, 2004年施行的《行政许可法》、2005年施行的《信访条例》、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施行的《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施行的《反垄断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为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刑法系统在2000年通过了《引渡法》,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刑法》中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除了明确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外, 在2009年又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新罪名。 (2)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9年中央又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为堵塞贪官外逃之路, 通过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二) 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

1. 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防腐反贪制度。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 但因技术原因而作罢。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等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指导性的铺陈。近年来, 舆论对官员财产公开化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 更将其称为反腐败的“阳光法案”。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比如2008年新疆阿尔勒地区率先在当地廉政网上公开官员财产和2009年浙江慈溪市的“廉情公示”[3]。如果能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入法, 就可以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对象和范围, 充分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通过审核、公示、质询、追究、信用记录等环节, 有效阻断官员不明财产的无限膨胀, 使灰色收入在阳光下现形, 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 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

实行金融实名制,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中国从2000年4月开始实行公民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 但这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很遥远。金融实名制是对个人金融资产的出入进行监控, 要求每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和进行金融交易时, 都必须使用实名, 并留存包括身份证件、职业、居住地址、通信地址、纳税信息、账单周期等在内的个人信息及相关金融交易信息记录[4}。中国也可借鉴韩国实施金融实名制的经验, 如规定金融资产在限期内进行实名确认、凡未进行实名确认的任何金融资产不得提取等, 清查匿名存款, 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金融实名制的建设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支持, 需要所有的金融机构联网操作, 防止非法资金隐性藏匿或外逃。此外, 还要增强国家的金融监管力度, 健全金融结构的责任制度等, 让腐败行为难逃法网。

3. 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

网络反腐打破了传统的反腐格局, 拓展了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渠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截至2009年6月, 26个省 (区、市) 、100多个地级市、200多个县建立举报网站[5]。除了官方的网络举报, 还有诸如博客、论坛等网络载体成为民间网络反腐的首选阵地。2008年8月13日湖南省株洲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是国内首个纪委网络反腐办法, 成为中国网络反腐迈向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出口关键在于三点:一是网络举报制度的建设, 如建立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网络举报信息受理、处理、时效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等。二是建立网络反腐信息监控与报告制度。中国近3亿的网民力量显示的是最廉价的监督, 可能是合理的怀疑、证据充分的“有罪推定”, 也可能是民主的非理性抑或网络暴力, 这就需要认真组织收集和监控这些网络信息, 引导网民理性监督, 如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推出专人监控“反腐贴”, 另外, 还可对网络反腐舆情监控实行每日报告制度等。三是建设和完善政府网上电子监察系统。如苏州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出了惩防体系建设的新路, 先后开发、运行了行政审批网上监察系统、工程建设网上监察系统、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行政权力电子综合监察系统等, 实现监察工作从事后监察向全程监察的转变, 大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防腐反腐力度。

摘要：新时期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渐入“深水区”, 鲜明地树起了“依法治国、制度反腐”的大旗, 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仍然存有很多制度空隙, 亟待完善, 如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金融实名制、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等。

关键词：制度反腐,金融实名制度,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EB/OL].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

[2]郭晓果.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缺陷[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3]郭中军.官员财产公开的破冰之旅[EB/OL].东方网, 2009-03-27.

[4]王明高.三大制度破解“外逃魔咒”[J].人民论坛, 2009 (, 7) .

“行贿黑名单”与中国反腐提速 篇3

1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行贿犯罪“黑名单”全国联网，信息输入后不能删除。针对这项反腐新措施，并结合最近中国的一系列反腐热点，《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中国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诚信联网”具有天网的威力

《瞭望东方周刊》：实行“行贿黑名单”的作用何在?

李永忠：诚信是市场经济很重要的元素。诚信的对立物是欺骗，在商业活动中，欺骗表现最广泛、最集中的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把法治的精神、诚信的理念冲垮了。要恢复诚信，把商业贿赂降低在可能的最小范围内，就要建立诚信档案，就要对交易中的行贿人进行污点记录，就要把这种污点记录进行联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行贿黑名单”的全国联网，就是对行贿污点的公开曝光。一旦出现行贿污点，就要丧失眼前和将来的利益，这种联网很有必要。经济全球化，商业贿赂也在全球化。对当前商业贿赂进行调查研究和制订对策，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有关部门正在采取的一个行动，商业贿赂将是今年的重点打击的对象。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国情下，检察机关的查询系统是否会失去其设计的意义?

李永忠：它是不会失去存在意义的。我刚从瑞典考察回来，瑞典就很注重公民的诚信建设。国家通过信息联网，将每一公民的诚信记录在案，一个人的不良行为，都会作为污点被如实记录下来，并在求学、就业、晋职时产生应有的影响。

到瑞典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从留学生网站上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例子：一位在瑞典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申请一著名跨国公司职位的考试中，笔试面试均为第一，其他条件也都很优秀，但还是落选子。这位留学生强烈要求面见总裁说理。总裁告诉他：未被录用的原因，是他在求学时有两次乘车逃票记录，而且时间相隔一年多。经研究，公司认为，如果说第一次初犯还可以不熟悉规定来原谅，那么，一年后的第二次逃票，则只能认定为这是必然有过的无数次逃票行为中一次偶然被抓住。总裁还告诉他，正是由于这种污点记录，使他不会被大型公司录用，即使中型、小型公司也难以录用。这位留学生最后在离开瑞典时，将此经历贴在网上，希望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引以为戒。

从瑞典的诚信联网可以看到其作用和效果。我以为，诚信联网，如同天网之威力，不在其恢恢上，而在其不漏上。目前检察机关查询系统作这样的限定，是从轻重缓急上考虑的。审判机关提出的黑名单是经审判机关作为犯罪量刑认定的，而有的行贿案件经过检察院，没有移送到审判机关，但它也存在行贿的问题，或属于轻微违法，没作为犯罪认定，或免于刑事起诉。没有将此类行为作为犯罪认定，并不代表着没有违法行为。我认为，随着联网的发展，将来检察机关和有关监督机关的行贿查询系统将陆续提供：行贿犯罪记录、行贿违法记录和行贿违纪记录。另外，随着社会关注程度的增强、操作性的不断加强，联网的范围会愈来愈广，分工会越来越明确，信息将会通过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渠道来获得。

中央纪委“直辖”与打击官煤勾结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的打击官煤勾结、中央纪委“直辖”都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永忠：去年8月份，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国资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限内撤资，逾期者就地免职。此举斩断了官员利用权力与民争利的黑手。它不仅是解决安全事故方面的一个举措，更重要的是它将建立惩防体系，从源头反腐，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要看到，官员本身就不允许入股煤矿，违反者是有规定处理的，而不是再建立一个什么规定和制度的问题。就官员参与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中央早在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就明文规定：“乡(含乡)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包括退居二线的干部)，一律不得以独资或合股、兼职取酬、搭干股分红等方式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利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之所以20多年前的明文规定，在过去一再被突破，很重要的原因，是监督不得力。

针对“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种监督不得力现象，近年来加大了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的力度。在中央国家机关现已完成了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也就是媒体所讲的中央纪委“直辖”，地方各级纪委在体制改革上也在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有了制度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监督就能得力，那些不能、不敢落实的规定，才有可能斗硬执行。

一些基层公安局长落马说明了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媒体报道了一些基层公安局长频频落马的新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李永忠：应该说，近年来，公安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成效是明显的，公安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和督察部门的工作也是很努力的。由于加大了反腐的惩治和预防的力度，过去出现的问题，有的才可能被曝光、被披露、被严肃查处。从而也说明反腐败工作在各个领域(包括司法这个重点领域)正深入推进。

当然，就公安部门本身来说，由于队伍庞大，与老百姓接触多，权力较大，涉及社会阴暗面较广，容易被不法分子引诱、利用，确有一些顶不住诱惑的公安干警被拉下水。2005年，瑞典在国际上的“清廉指数”列表中位居第六。瑞典警察局，也是瑞典最容易违纪并遭投诉的部门，拥有警察24000人，处分率也是各个部门中最高的。我认为，我国公安队伍，通过从严治警，已经开始出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全國反腐工作呈现新特点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一年，国的反腐有哪些特点?

李永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战略方针实施新调整。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八个字后面，又加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八个字，并向着以防为主、以治本为主的方向发展。其二，制度反腐进入新阶段。惩防体系的构建已进入实施阶段，31个省(区、市)和近百个中央国家机关，不仅制定了落实《实施纲要》的具体方案，而且用改革的办法积极推进。其三，廉政文化迈开新步伐。在反腐败中，既破又立。既通过严肃查处，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加大腐败成本；又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导向，唱响正气歌，形成全社会的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价值共识。其四，纠风工作取得新进展。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进一步治理，体现了党中央和中央纪委亲民务实的作风，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其五，全面履行党章见到新成效。

《瞭望东方周刊》：中央纪委自身是否也在进行改革?

试论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倡廉 篇4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力度的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如何积极地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各种腐败问题，健全各项体制、机制、制度，减少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推进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运行，进一步树立掌权为民、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是一项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针对消防部队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实际，认真调研，大胆探索，积极创新，逐步构建了源头防腐保廉六大机制。本文拟就如何建立六大机制，构建反腐倡廉防范体系作些思考。

一、近年来，提倡反腐倡廉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几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对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坚决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养奸。原云南省红塔集团总经理诸时建，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为红塔集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曾经使这个在全国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在亚洲排第一，世界排第三的国际著名的烟草企业集团，为国家也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他最终没有挡住金钱的诱惑，个人私欲恶性膨胀，贪污国家财产数千万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原北京市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也为革命打江山立过功勋，但因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腐化堕落，最终沦为被人们唾弃的腐败分子，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从对陈希同、诸时建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党和政府还注意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去堵塞漏洞，不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比如，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实行，干部个人财产审报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干部定期互调制度，等等。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治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同时，各级党政机关还普遍设立了群众举报电话，加大监督力度，在2005年处理的16286xxxx案件中，有8xxxx来自于群众的举报。仅1996年，就处理各级干部16590xxxx，其中省部级干部1xxxx。2006以来，党中央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以“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为纯洁党风和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

在严厉打击腐败分子的同时，一大批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也涌现出来。三次援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民族建设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在雪域高原，在人民藏族同胞心中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的党的好干部阿里县委书记孔繁森；不顾生命危险，深入第一线抗洪指挥抢险，不幸被洪水吞没，壮烈牺牲的原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我们的社会虽然还存在腐败现象，但它并不是主流，腐败分子终究是少数，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更多的是千千万万个像孔繁森、张鸣岐、蔡朝东，李国安这样的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好公仆，他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实践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职，用他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净化着我们的社会。

二、当前引发腐败行为的主要环节

（一）权力监督环节。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四个多样化”转型期，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尚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导致一些权力失控、失管，少数掌握一定实权的部门和党政干部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力寻租，谋求部门利益和私利，还把自己从“公仆人”异化为“经济人”，最终经受不住权力的考验，腐化堕落。也有一些干部凭交情、拍脑袋作决定，甚至搞幕后交易、暗箱操作，引发各种弊端，从而导致“专权独断、以权谋私、持权捞钱”等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如

（二）执法监督环节。一些执行行政执法公务的领导干部，执法不公，甚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情理大于法理，关系重于原则，对老上级、老朋友、老同学等请托的有关案子“法外施恩”；有的办金钱案，在钱财的作用下，法制成“面团”，重罪轻判，轻罪不判，以罚代刑；有的利用行政处罚上限与下限的规定玩花样，逼着当事人拉关系、走后门，从而引发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个别领导干部在执法上划地为牢，搞地方“保护主义”，对己有利的执行，对己不利的则设置种种障碍，利用职权施加压力，干预执法机关办案，影响执法公正。近几年来消防部队查处几起执法腐败案，在全国消防部队甚至全社会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财务处置环节。财务处置，也是一道容易导致领导干部跌跤的门槛。有的违反财税政策法规，借口改善和提高单位福利，截留正当收入，搞帐外帐，以权谋私私设“小金库”等现象，然后以各种名目暗地瓜分；有的违反金融政策法规，单位资金擅自外借，违规为无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经国家和部队造成经济损失；有的巧立名目，自设奖项，自定标准，慷国家之慨；有的利用行业特权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然后乱发滥补。给国家人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四）社会交往环节。这方面是领导干部近年来出现问题的“多发环节”。一些领导干部的“社交圈”无原则的扩大，把结交的触角伸向社会上所谓的“能人”，傍大款，讲哥们义气，时间一长，一桩桩权钱交易的买卖由此产生；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生活娱乐圈不加限制，放纵自己的行为，而组织上又疏于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外行踪的监管，结果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拉拢下，经不住诱惑，在“色情关”、“贿赂关”前败下阵来；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礼金现象有所减少，但在非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礼金、“红包”增多了，主要发生在逢年过节、外出学习、乔迁新居、婚丧嫁娶等时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变相实施“旅游贿赂”，为一些领导干部提供节假日私人旅游费用。

（五）家属与身边人环节。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把握情与法、情与纪的关系，违反原则，满足家属、子女的不正当要求，利用职权和职务上影响为其谋取不当利益，或为其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或曲线敛财，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家庭成员从中接受对方财物；或默许家庭成员收受与其职务影响有关的礼品、礼金；有的对家属、子女的不良行为不批评、不教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重使用、轻管教，要求不严；有的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不阻止、不报告，出了问题还为其开脱、庇护。到头来，毁了家庭，毁了自己，毁了身边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消除腐败现象单靠哪一种措施难以完全奏效，少数领导干部在一些易发生腐败问题的环节上，放松警觉，放纵自我，最终身败名裂，究其主要原因，其一，放弃理想信念，追求金钱享乐。其二，法制观念淡薄放松自我约束；其三，权力运作不规范，教育管理不严格；其四，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

三、源头防腐保廉的对策与措施

针对少数领导干部在薄弱环节中栽跟头、出问题，要积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防范体系，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选择和必然要求。遵循“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工作思路，努力构筑党委统一领导，各方面协调行动，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全方位、多层次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防范体系。今后要着重建设以下六大机制：

（一）在创新教育倡廉机制上下功夫。各级党委、纪委必须把党风廉政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建立健全经常化、规范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根据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体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做到既有长远的计划，又有阶段性的安排。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从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的重要作用，继续利用“讲、教、读、谈、听、思”六字诀，努力增强廉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及各类干部培训计划，每年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培训。积极利用学校、社区、家庭等开展教育活动，扩大教育覆盖面，增强教育渗透力和影响力。坚持和完善党风廉政大宣教格局，建立健全各部门职责明确、配合协调的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组织、宣传、党校以及文体等单位的作用，进一步形成整体合力。

（二）在创新制权严廉机制上下功夫。深化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三权”，建设“六中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推动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事权。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严格规范审批行为，形成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真正使“干部围着窗口转，窗口围着群众转”，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财权。全面推行“收费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算、会计统一派遣、分配统一标准”的管理办法；实行部门预算，强化预算管理的审计监督；规范行政收费行为；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人事权。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和群众参与程度为着力点，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创新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机制，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和转变，深化和完善行政服务中心、会计核算中心、建设工程审核，明确职能定位，规范运作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充分发挥各类中心在规范权力运行中的重要作用。

（三）在创新监督促廉机制上下功夫。创新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党内外监督机制，改进监督手段，形成监督合力，确保监督到位。推进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巡视、定期报告工作和廉政情况、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突出监督重点，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充分发挥民主生活会的防范和监督功能；强化党的纪律检查职能，切实发挥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作用。拓宽监督渠道，改进监督方式，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加强民主监督，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深化和完善政务、村务、厂务公开和民主评议、民主恳谈等形式，充分发挥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本形式的基层民主的作用。把党内监督同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监督效能，逐步形成覆盖面广、渠道畅通、反应灵敏的监督网络。

（四）在创新法纪保廉机制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法纪约束机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有序地进行。出台实施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有关规章和制度，都要科学论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及时把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规章制度，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对过去制定的党政干部行为准则和从政规范进行清理，必须坚持的坚决执行，不完全适应的作出调整，已经过时的及时废止，需要做出新规定的及时制定，不断完善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推进执纪执法，进一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加强执法监察，强化监督检查，提高工作效能，坚决纠正和查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顶风违纪的行为。

（五）在创新预警固廉机制上下功夫。逐步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测评预警系统，及时分析和利用预警信息。设计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效评价体系，定期开展民意调查，进行测评分析。实行定期走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监督员、特邀监察员制度。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制订科学的测评办法，加强对部门和行业风气调查和测评。深入开展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密切关注经济转轨、体制变革和加入wto后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获取预警信息，提出政策和建议。整合信息资源，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信息网络，及时分析和解决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六）在创新激励兴廉机制上下功夫。将以德倡廉、以法保廉和以薪养廉统一起来，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体现时代要求，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廉政激励机制。尽快建立全县性廉政公积金制度，逐月从公务员工资中按比例提取公积金储存到个人专用帐户，工龄越长，职位越高，公积金越高；当公务员不再从事人公务或退休时，一次性发还给本人；一旦公务员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在给予纪律处分、刑事处罚的同时，视情节部分或全部没收其公积金。大力宣传和表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的模范事迹，弘扬正气。把廉洁勤政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评定、奖励处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健全完善考察评价、廉政评议、党风廉政“一票否决”、“一把手”廉政报告等有关制度，努力营造干净干事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建立健全促进廉政勤政、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收入分配分法，逐步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部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确实还存在着不正之风，这一点不回避。我们有的同志入伍后，为了入党，考学，学技术，不是认认真真干好工作，而是千千百计的靠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靠老乡走捷径，这在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我们大家要勇于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认真监督周围的违法乱纪分子，使腐败现象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jzm同志曾经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军队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我想，净化我们部队这个小环境就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做净化社会环境的先进战士。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篇5

黎川县委党校 黄少华

【内容提要】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遏制和惩治腐败，但是腐败之风仍然在蔓延，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问题。加强预防腐败工作，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作为党风廉政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廉政文化建设，在预防腐败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如何运用科学的文化理念指导廉政文化建设，同时结合我县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分析了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就今后如何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对策和思路。

【关键词】 廉政文化 作用 发展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开始滋生蔓延，廉政文化建设便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2005年，党中央正式下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下简称《实施纲要》），这标志着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实施纲要》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进一步强调：“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作监控机制。”这充分说明，在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并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治本抓源的有力抓手和有效载体。

一、廉政文化的含义、历史渊源及形成发展

（一）廉政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单纯的“文化”一词，源于古拉丁语，本义是指耕耘栽培，蕴涵着古人对天地的崇敬。中国的“文化”最早见于《易经》，“关乎天文，以参时变，关乎人文，以化天象”，是说以文以德来转化天下。《辞海》对文化的解释：广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即人类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

“廉政文化”从属于“文化”概念，包括“廉政”和“文化”两个部分，是一种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特殊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建设需要以文化为载体，文化建设应包括廉政内容，廉政与文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又包含了制度文化、组织文化。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主题围绕廉政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廉政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联系密切，对党风廉政建设作用巨大。

（二）历史渊源及形成发展

浩翰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流淌着深厚廉政文化的基础。这对廉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廉政属于伦理学范畴。“廉”这一道德修养在传统伦理科目如礼、仁、忠、义、孝中极受褒扬。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廉”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它的重要职能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洁、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官吏的政绩称“六廉”。此后，两千多年的封 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经过历代的传承发展，逐渐构成了丰富多样的中国廉政文化体系。

马列主义把廉政作为政治学来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在继承的同时，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良传统。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四代领导人讲话中的应有之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提倡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一些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所以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四有干部，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带头廉洁自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形式，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有这些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为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三）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新的努力方向，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更新，效果进一步彰显。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 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提倡廉洁从政，坚决反对腐败，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根本出发点；实施民主监督和从严治党是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提倡发扬艰苦奋斗、克已奉公的优良传统是加强党员修养、预防腐败的重要思想教育措施。廉政文化宣传大格局也进一步形成。社会对廉政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广大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进一步增强。

二、廉政文化在惩防体系中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廉政文化萌生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并在其中获得生命力，同时也会积极作用于廉政建设的始终。

第一，廉政文化在精神思想观念上具有潜移默化功能和辐射功能，它赞扬什么，批评什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明显的倾向，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

第二，廉政文化对腐朽文化具有批判作用，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尺度，一种价值观。一个社会的廉政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廉政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它对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极端个人主义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予以直接的批判，给腐败行为造成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

第三、廉政文化对人的教育行为有规范作用

制度是构建惩防体系的关键，它具有硬性控制的特点。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具有软性控制的作用，加强廉政建设可以使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得到纯洁，道德行为得到约束。

第四、廉政文化具有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腐败分子最怕公众和社会舆论，随着廉政文化的传播，人民群众廉政文化知识的丰富，监督意识 的增强，从而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给腐败分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及时监督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

三、黎川县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黎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县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中，围绕“用清廉党风、务实政风带出淳朴民风”的总体要求，结合县情，找准切入点，不断深化廉政文化建设，在推进特色廉政文化建设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建设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不断增强廉政文化感染力。

黎川属革命老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闽赣省政府就设在黎川县的湖坊乡，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洵口战役、团村战役也就发生在黎川境内。依托黎川特有的红色资源，黎川县以苏维埃闽赣省旧址、洵口战役、团村战役等为主体建立了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到苏维埃闽赣省旧址、革命烈士公园、县看守所等廉政教育基地接受教育，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明显增强；全面推进廉政文化“五进”活动，开展廉政文化进景区活动，组织协调责任单位加快“红色”——湖坊乡苏维埃闽赣省旧址、“古色”——华山场船形古屋、“绿色”——岩泉国家森林公园、“蓝色”——日峰张家界库区等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浸透到每个角落，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出积极健康、昂扬向上、风清气正的廉政文化氛围。

（二）协调各方力量，创作廉政文化作品，不断增强廉政文化吸引力。在推进全县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该县广泛发动，努力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舆论氛围。县电视台每周播放反腐倡廉专题片，政府网和《新黎川》开辟廉政文化建设专栏，县纪委联系电信、移动、联通向每位党员领导干部发送廉政短信，县文广局编写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节目，利用广播网络，专项报道廉政文化建设情况，做到了电视中有图像、报纸杂志上有 内容、手机里有短信、广播里有声音，使廉政思想、廉政意识深入民心，营造了廉政建设的浓厚文化氛围，形成“人人思廉，全民助廉”的廉政建设新格局。

（三）整合各方资源，积极开展廉政文化活动，不断增强廉政文化感召力。一是唱廉歌。县教育局、文广局创作廉政歌曲，组织学校传唱，使正气歌在全县广为流传；

二是读廉报。在机关、学校、社区、农村建立“廉政书角”，张贴廉政报刊，积极引导党员干部读廉政书籍、思廉政课题、谈廉政体会，营造了廉政文化氛围；

三是绘廉画。组织书法、绘画爱好者创作“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为主题的字画、剪纸廉政作品，在社区“廉政文化宣传长廊”内进行展览，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受到清正廉洁风气的感染和熏陶；

四是送廉戏。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广局通过组织 “清风伴我行”等廉政文艺节目在各行政村、社区巡回演出，给当地带来一股清新的文化风气；

五是上廉课。县委党校作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每年的科级干部培训班上都要安排一堂“以案说纪”廉政课，并要求每名党员干部联系自身和工作实际，撰写学习体会。各基层党校利用电化教育手段，组织干部集中收看《蜕变》、《忏悔》等警示教育片，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

六是评廉人。县妇联将“争当廉内助”与“创建文明户”、“平安家庭”、“评选三八红旗手”、“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结合起来，通过举办科级干部配偶培训班、签定廉洁从政家庭助廉承诺书、评选“廉内助”等活动，把好了“廉洁门”，引导广大家庭移风易俗追求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使全县呈现出了“廉政进家庭、争当廉内助”可喜局面。

（四）创新载体，不断增强廉政文化辐射力。

一是编发《读文思廉》廉政刊物。精选收集、编辑不同内容案例，编制成宣传教育资料，寄发到全县各乡（镇、场、企业集团）、县工业园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和县级领导干部手中。现已编发14期廉政教育资料1800多份，这些资料已成为科级以上干部每月一次的“精神食粮”。

二是廉政教育入家庭。每逢重大节日，给每位科级干部家属寄发廉政贺卡、廉政短信、廉洁自律学习手册等“廉政文化套餐”，及时提醒他们自觉挡住金钱诱惑，筑牢家庭的“防腐堤坝”。

三是组建“廉政文化宣讲团”。从县老年体协、老干部活动中心邀请了一批实践经验较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老同志，成立了“廉政文化宣讲团”。不定期到机关、社区、学校、农村进行廉政文化专题宣讲。

四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调研活动。县纪委组织廉政文化宣传员深入机关、社区、校园、农村进行调研，撰写理论文章，不断总结、挖掘、创新廉政文化，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多、更直接地接触、了解、感受廉政文化，进一步扩大了廉政文化的覆盖面。

四、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总体来看，各地、各单位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带有一定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

（一）廉政文化的渗透力不够。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工作还不够，人们对廉政文化的理解并不全面。人们简单地把廉政文化与民俗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文化等同看待，在具体的实践中又把廉政文化与宣传、教育、科普、文体等活动分割开来，没有把廉政文化渗透到各种具体的文化活动中，使人们对廉政文化抱着可有可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等心态，致使在廉政文化活动中存在民群的参与度和认可度不高的现象。

（二）廉政文化的针对性不强。在具体的实践中，一些地方廉政文化活动的开展往往流于一种形式，过分注重轰动效应，而忽视了廉政文化活动之根本目的是教育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一些廉政文艺汇演，规模搞得很大，氛围搞得很浓，但往往是普通干部和群众参加的多，真正的领导干部参与的少（即使参加也是走走过场），根本达不到领导干部受教育的目的和效果。

（三）廉政文化建设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按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抓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文化建设是全党的“共同事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齐抓共管。而实际上，经常是纪委监察部门一家在“单打独斗”。廉政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经费的经常性和制度性拨款，往往会因为主管领导的位置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廉政文化建设在资金保障等方面缺少法治方面强有力的刚性支持，使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制约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往往造成了区域间廉政文化建设水平的参差不齐。

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和途径

廉政文化作为政治文化，就是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换而言之，就是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其任务就是要有效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和蔓延，让廉洁的思想、廉政的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从而在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因此，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急功近利，它需要润物无声，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各地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真正围绕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潜心研究，加强领导，真抓实干，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一）要深化认识，进一步改进廉政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

廉政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它符合反腐倡廉建设从根本抓起的发展方向。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机关和宣传部门应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充分认识廉政文化建设对促进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在廉政文化的传播上，应尽量做到“内容要深，载体要新，形式要活，效果要实”，要做到既雅俗共赏又情趣健康，既讴歌榜样又鞭打丑恶，既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性，又要表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性，既有群众积极参与的广度，又要突出领导干部受教育的深度，要与道德文化建设相结合，与法治文化建设相融合，要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简而言之，就是要使廉政文化成为全党全社会都乐于接受的一种文化，让廉政文化犹如阳光一样普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廉政的思想、廉洁的品德成为公民都可以遵从的一种行为规范，使廉政文化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要创新机制，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从运行的机制来讲，要从根本上改变“纪检监察部门抓廉政文化单打独斗”的局面，就要充分发挥“大宣教”的优势作用，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要成为廉政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实践者和传播者，率先垂范，真抓实干；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组织协调。宣传、文化、广电、报社、党校、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联动效应，整合廉政文化资源，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

从加大投入上来讲，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纳入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要按照党的十七大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把廉政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范畴，努力推进廉政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把廉政文化产品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来推进和建设，要纳入整体文化项目工程的“盘子”，各级财政预算也要把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经费纳入其中，要在经费投 9 入上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要切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努力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三）要有法可依，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法律保证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6

熊光清：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作者：熊光清 来源日期：2011-9-6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反腐败策略

[作者简介] 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 100029。

腐败是指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1] 20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必须进一步采取有力的预防和惩治措施。

一、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2] 20世纪70年代前，特大经济犯罪基本属个体犯罪;20世纪80年代后，群体腐败越来越多，贪污、受贿、渎职等案件许多是窝案、大案、串案，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大案，很多是以群体腐败形式出现的。

群体腐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部分人，包括领导干部，抱成团伙，精心谋划，协同实施，谋取私利;另一种不一定有严密的组织和团伙，但由于主要领导人腐败变质，从而上行下效，形成群体腐败。不管那一种形式，都以群体活动为特征，出现“串案”、“窝案”、“系列案”等。群体腐败的手法主要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国家财税资金、集体骗逃税款、集体贪污公有资产、集体渎职，等等。群体腐败不仅仅发生在党政机关和公司企业，而且扩展到一些非赢利性的事业单位，如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犯罪大多是智能型犯罪，涉及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更加隐蔽。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3]从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例可以发现，一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往往是一边腐败堕落，一边还被提拔重用。并且，这些腐败案件的作案手段比较隐蔽，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这类案件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同时，腐败分子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以种种理由欺骗组织，蒙蔽群众，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中饱私囊，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甚至有些腐败分子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以便蒙蔽组织和群众。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从解放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省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犯罪者很少。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高层干部屡屡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渗入基层社会。这些普通干部，甚至一名收发员、一个村长或者一名科级干部，贪污腐败就能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林喆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腐败的“落势化”。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4]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同时，腐败现象存在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从直接管钱管物的部门向负责审批钱物的部门发展，从重要领导岗位向一般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部门扩张的趋势。就腐败交易双方得利情况来看，互惠型腐败有演变为勒索型腐败的趋势。索贿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强迫委托人送礼送钱，并以此作为给委托人办事的先决条件。索贿是比受贿更为恶劣的腐败行为。受贿大多数时候是权钱交易，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他人的钱财;而索贿更多的则是“合法伤害权”[i]的使用，“我不能给予你什么，但我可以让你做不成事。”同时，索贿者明目张胆地把手中的权力当作向他人勒索的砝码，使腐败的牵涉面更广更大。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5]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

当前中国腐败的蔓延风行与渗透影响，已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特征。可以说，中国的腐败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公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腐败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预防腐败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6] 同时，中国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第一，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监督应该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目前其监督的实际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存在不足，监督体制不够健全、不够科学，监督重点不够突出，难以抓住要害，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第三，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动公开化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第五，新闻舆论监督亟待加强和完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舆论监督权力还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响了舆论监督效力的发挥。[7] 因此，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8]

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促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9]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心清则自正，无欲则自廉。”廉洁是从政之德的基本内容，它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通过学习、教育和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使社会具有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更刺激了许多人的物质欲望。[10] 在这种背景下，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谈何容易?结果，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老百姓讽刺一些人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本应坚持的原则，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败损害经济发展

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Paolo Mauro)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腐败影响经济增长，其原因之一是导致投资水平降低，因为腐败使投资者估算的风险增大，原因之二在于腐败使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减少。腐败指数每低2.38(1个标准离差)，政府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高0.5%左右。[ii]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胡鞍钢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初步估计。他先将中国的腐败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对每一种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腐败确实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iii]

腐败还会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一些人为了美化腐败的作用，把腐败视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并认为反腐败会束缚人们的观念，阻碍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权威的扩张和政府管理的活动增多，使得腐败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错误认识的目的只是在证明腐败的合理性。事实证明，腐败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限制。”[11]由于权力腐败，政治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受到扭曲。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市场经营环境，扰乱了经济秩序，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12]

2.腐败危害社会秩序

腐败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会导致全社会的不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动、资源调配和人事晋升的权力掌握在腐败分子手中，必然会出现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情况，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资源调配不合理。腐败分子还会通过人事权力和干部任用与调配的权力组织私人关系网络，形成权力体系的个人化、家庭化和小团体化。并且，腐败也会使党的方针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一些人就会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会损害政策对象的利益，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腐败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贫富悬殊几千年都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祸根，是老百姓造反从而改朝换代的主要根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金额达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的案件时有披露。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获取巨大财富，并在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这必然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从而加剧贫富悬殊，增大社会风险系数。一部分人的腐败行为又使得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人们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

3.腐败危及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平。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助长了投机心理，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是非感。[13]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当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特别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腐败集团之后，那里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小团体，并会增加人们的离心倾向，削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败问题还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部分部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可能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使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使群众同个别领导干部的对立转化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抗，从而激化和扩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四、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14]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 可以说，合法性政权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经济绩效即制度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持久强大的根本保证。[16]因此，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

同时，要加强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当前，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有关制度，三是深化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制度，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制度，要充分认识到，贯彻执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方面。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17] 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高效运行要求配置或设定权力要以科学化和实效性为原则，以保证各种权力独立行使时能最大值地发生正向作用。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当前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要突出四个重点：第一，加强党内监督。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都要加强，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第二，加强人大监督。要合理界定党委、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人大和政府的职权界线，完善人大监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强法律监督。从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时严格依法办理;二是通过追诉犯罪的活动伸张法律正义，督促全体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过参与诉讼发现和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四是通过对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维护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强舆论监督。当前，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并在推进改革、防止腐败和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工作，推动舆论监督法治化，完善舆论监督外部环境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总之，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完善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19]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20]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要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查办案件工作既有治标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6.[2]陈东辉.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与防治对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4).[3]林喆等.腐败犯罪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9.[4]林喆.腐败“落势化”倾向之忧[J].人民论坛，2010，(19).[5]李抒望.腐败文化是和谐社会的大敌[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3).[6] [8]过勇.完善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的几点建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7] [19]李景治、熊光清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4-226，125.[9] [10]邵道生.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泛滥的原因分析[J].中国监察，2003，(8).[11][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47.[12]王太广、王玉如.权力腐败的危害与遏制对策[J].领导科学，2006，(23).[13]王乐、葛荃.腐败与反腐败的理论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14]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前后30年之比较分析：制度变迁的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09，(4).[15]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16]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37.[17]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10.[18]张智辉.“法律监督”辨析[J].人民检察，2000，(5).[2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R].人民日报，2010-12-30.注释：

[i] 吴思提出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很有解释力。他认为：“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见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同上书，第7页。)可见，这种权力就是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来伤害他人的权力。只要是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都具备这种权力;并且，权力越大的人，合法伤害权就越强。但是，并非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都会使用这种权力，只有具备这种权力又敢于使用这种权力的人，才会使之成为事实;并且，越是敢于使用合法伤害权的人，往往越是牛气。

[ii] 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为什么腐败会影响教育?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腐败的政府把相对而言较多的钱用到官员易于贪赃枉法的项目上。他们可能把本该用于教育的公款转移到别的方面，便于自己收取贿赂。机场、公路之类的大项目难于管理，好玩猫腻。而教育方面的开支及其成果相对而言是明摆着的，搞腐败相对难些。

[iii] 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参见胡鞍钢：《腐败与社会不公——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与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6页。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篇7

一、制度反腐及其优劣

制度反腐是指以制度和法律手段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行使, 反对腐败的一种治理方式。[1]这种反腐方式突出了规则在反腐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使反腐败行动逐步规范化、稳定化。

1. 制度反腐的优势

(1) 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制度反腐是通过监督、预防等制度建设解决因制度缺陷导致的腐败行为的反腐方式。制度一旦建立, 腐败问题就能得到根本抑制。[2] (2) 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制度反腐强调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 并以成文形式规定下来, 不能随意更改变化。制度一旦形成, 就具有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等特征。 (3) 制度反腐具有科学性。制度反腐中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都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和反复论证才用文本形式规定下来的, 一旦颁布实施便具有合法性, 同我国过去的运动反腐和人治反腐相比更具有科学性。

2. 制度反腐的局限性

(1) 制度设计实用性不强。在实际运用中, 一些制度在制定时往往倾向于原则性、大范围、指导性条款, 规则与概念混淆不清, 针对相差, 难以把握;还有一些制度只有禁止性规定, 没有处罚性规定。 (2) 制度缺乏系统性。制度涉及领域广泛, 数量繁多;制度之间相互交叉、相互矛盾现象仍大量存在, 制度之间衔接不够, 漏洞较多。 (3) 预防性制度薄弱。制度设计时对预防性制度规定少, 现实操作性较差。比如, 目前的财产申报制度, 对官员以什么形式进行申报、怎样核准申报数额的真实性等一系列问题缺乏详细规定。 (4) 制度执行不给力。一是多头管理现象严重, 简单案件多部门争相插手, 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二是制度执行的监督力有待加强。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 权力范围界定模糊, 监督标准不明确, 导致“难以取证”的困境。[3]

二、反腐制度体系化及其结构模式

反腐制度是指为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定专门针对腐败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制度建设。[4]反腐制度体系主要由行政制度、责任制度、问责制度构成。

1. 行政制度及其构成要素

行政制度是指以行政思想和观念为指导, 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能、权限等的准则体系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形态。[5]

(1) 公务员薪酬制度。目前公务员薪酬较低, 可适当提高公务员薪资标准。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给予适当调整, 避免人才流失;也可以通过对廉洁公务员实施退休后奖励措施, 提高公务员预期收入以此引导其行为, 降低其腐败动机。 (2) 人事制度。很多人进入政府部门以获取非法灰色收入为目的。针对此种情况可在公务员录用和晋升中引入竞争机制, 即政府把职位空缺和所需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 任职取舍唯一听命于公平的评价结果;还要进一步完善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 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通常要求具有一定职位的领导干部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的某些固定时间段以及离职后的一定期限内, 申报属于自己和与其共同生活之亲属财产。[6]另外, 规定公务员的个人储蓄实行实名制。有助于纪检监察部门掌握更完整有用的信息资料, 作为监督审查廉政情况的重要依据。

2. 责任制度及其建设意义

(1) 明确责任主体, 增强履行责任的自觉性。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担负起对党风廉政建设总负责的工作职责, 将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7] (2) 抓好责任分解, 确保责任落实的针对性。按照班子成员的职责分工, 组织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将各成员的责任落到书面上, 时刻督促成员承担自己的责任。坚持和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分管领导齐抓共管、纪检员组织协调、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结合到一起, 预防和惩治相结合。[8] (3) 完善考核机制, 增强责任考核时效性。坚持全面考核与单项考核相结合;坚持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结果要在规定时间内、规定范围内公开展示, 并存入相关领导干部的档案, 作为该领导干部考核、奖惩、升迁的重要依据。 (4) 加大追究力度, 增强责任追究的严肃性。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作用在于进行责任追究。只有把责任追究落实到位, 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才会提高。否则责任内容再具体、再有时效性, 责任目标再明确、再有针对性, 责任考核再严格、再有操作性都是纸上谈兵, 毫无意义。

3. 问责制度及其实施策略

行政问责制度是反腐制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9]

(1) 规范问责主体, 实现多元问责。首先要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进一步完善人大行使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等监督机制, 增强人大对政府问责监督的手段和力度。其次, 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通过各民主党派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加强对官员的有效监督。还要加强媒体舆论监督。通过社会媒体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披露, 促使政府官员自觉遵守相应的职责。 (2) 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一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合理划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三是改变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避免职能重叠、责任不清现象的出现。 (3) 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在制定问责范围和标准时, 应以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 对政府官员的决策失误、庸碌无为、违反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造成的影响进行问责, 促使他们有效规避自身的行为。

三、应对腐败行为的配套体系建设

当前, 我国存在大量官员腐败行为, 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反腐, 更应当从微观层面上运用各种反腐制度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

1.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1) 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应当教育政府官员多读史书、以史为鉴, 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贪污腐败的坏处, 最终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使人民安居乐业。 (2) 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廉政精髓。西方国家主张三权分立, 使三种权力实现平衡。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促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 避免权力集中、权力掌握在高层领导者手中而出现的人治思想。 (3)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建设。对于进入政府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选拔程序, 对其思想作风进行严格把关。还要加强对在职的政府人员定期组织教育、培训活动, 使他们能与时俱进, 避免受到落后封建思想侵蚀。

2.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指行政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 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时应具有的行政道德意识、行政道德活动以及行政道德规范现象的总和。

(1) 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在制度建设中纳入道德伦理是有效规范政府人员道德的重要保障机制, 是重要的道德管理。加快制度的伦理化建设, 可以制定一部有关政府人员的行政伦理法, 根据不同层级、不能部门、不同职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做出具体详细规定, 从而真正的运用制度来惩治腐败、奖励正义。 (2) 完善行政人员自身道德伦理建设。行政人员自身要加强道德伦理知识的学习, 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国外优良的道德文化理念, 从而真正地实现道德内化。此外, 行政人员也要加强自律, 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 (3) 行政组织伦理建设。首先, 要精简机构避免重叠部分的出现, 实现管理结构扁平化。其次, 加强责任制度建设, 明确规定每位人员应当承担的职责, 实现权责分明。最后, 实行严格的检查功能, 纪检委等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职能, 加强政府人员的廉政建设。

3. 完善监督制度建设

(1) 培育监督主体意识。一是强化责任意识。要对各监督主体进行经常性的教育, 把监督与惩治腐败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积极主动承担责任, 履行职责;二是营造使监督主体敢于监督的环境。要严厉打击报复行为, 解除监督主体的后顾之忧;三是努力创造外部条件, 让监督主体能监督。要保证监督主体知情权, 以便于工作中能够准确把握监督客体的行为内容, 实现有效监督。 (2) 加强对监督主体的监督。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力的, 监督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如果不受任何限制必将产生腐败。要实现对监督主体的监督, 可充分利用现有监督体系, 扩大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范围, 实现交叉监督, 让他们在依法监督同时, 也同样接受其他监督主体的监督, 以此保证监督制度的有效落实。 (3加强监督的法制化建设。一是制定一部《监督法》, 从总体上对监督活动给予指导, 该法在赋予公民、社团及有关专业机构监督权利的同时, 也要明确各监督主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制定专业监督法规, 比如, 人大监督法、行政监督法等, 做到有法可依;加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 加强立法则是实施有效监督的保障。随着监督法规不断完善, 腐败之风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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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篇8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风气，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 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像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现象很严重。”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