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风险控制（精选8篇）
日期：2010-3-18 16:13:30 来源：本站原创 撰稿：佚名 浏览：45 文章挑错 我要投稿近年以来，我国大公司遭遇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航油亏损、长虹被拖欠巨额货款、中国人寿被海外起诉、海信商标被抢注、中国银行系列案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因遭遇法律风险而经历了严重问题。由此看来，企业的竞争力包含有抗大风险的能力，核心就是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能
一、大公司的法律风险现状
近年以来，我国大公司遭遇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航油亏损、长虹被拖欠巨额货款、中国人寿被海外起诉、海信商标被抢注、中国银行系列案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因遭遇法律风险而经历了严重问题。由此看来，企业的竞争力包含有抗大风险的能力，核心就是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根据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Lovells International Law Firm)提供的《中国企业100强法律风险报告》，其研究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评分活动的主要结果如下：大部分中国100强企业的分值都集中在33分到51分这个范围内，平均值为42分。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评分最高的5家企业如下：
1.联想(Lenovo)97
2.TCL 93
3.海尔(Haier)81
4.中海油(CNOOC)71
5.中粮集团(COFCO)68
好像是“树大招风”，企业规模越大并没有像航空母舰一样抗风险能力也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通过中外对比，中国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及相关行动上的平均花费仅占总收入的0.02%，相对应折合成法律风险评分仅为2分，而实际的法律风险评分的中间值为42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二、大公司较大法律风险的主要体现
高层管理人员的注意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如何避免个人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的负面风险方面。作为公司，根据有关调查报告，较大的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行业、组织形式、重大决策、重大财务、重要诉讼、知识产权、企业改制和上市方面。
1、行业：例如高科技企业，涉及许多涉外知识产权风险;而海外投资，重大法律风险基本上都是法律文件;许多老国企，可能面临环境污染集体诉讼、重大安全事故的法律风险。
2、组织形式：新《公司法》、《证券法》颁布后，上市公司、公司管理人员和董事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可能有被摘牌的风险，所有这些风险可能会对公司产生毁灭性的消极影响。中航油的失控，就是组织形式缺陷的例子。
3、重大决策与重要采购和销售行为：重大决策忽略海外当地国家的法律环境，又如外国供货商破产、外国供货商违反或终止合同、因货物不符合规定而导致延迟、额外费用等。同样，在中国境外市场销售产品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外国司法管辖区的法律风险，比如：呆帐、主要客户破产、潜在的反倾销措施、反垄断诉讼、产品责任诉讼、与经销商的争议等。
4、重大财务行为：例如偷漏税和隐瞒收入、虚报利润、账外资金循环等。
5、知识产权：每个企业的战略不同，但核心生产力几乎都和知识产权密不可分，比如有关公司发展战略和客户资料、核心生产技术、品牌战略、网站宣传等等。已经发生的有我国大型企业在美国遭遇的“337条款诉讼”、维生素C的反垄断诉讼、跨国公司在外国对中国企业提出的知识产权诉讼等。
6、重大诉讼：逐渐增多的公益诉讼、群体性诉讼、小股东起诉、劳动争议纠纷包围缠绕公司发展;潜在的刑事诉讼，如反商业贿赂、重大安全事故、决策失误追究制日益出现;新闻曝光、信息披露等监督制度越来越迫使公司必须依法经营和管理，行政家长式管理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
7、企业改制和上市：涉及违法买卖国有资产
据2006年4月26日《法制日报》报道，五类中央企业纠纷明显增多。三年来央企报送国资委调处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中涉外、金融债权债务、劳资、知识产权，以及涉及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案件明显增加。统计显示，三年来，国资委共收到重大法律纠纷案件221件，涉及央企110多家，直接涉案标的额达26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超过500亿元。其中，2004年国资委共受理央企重大法律纠纷案件81件，直接涉案金额114亿元，2005年是75件，直接涉案金额70多亿元，无论是涉案数量和涉案金额，均呈下降趋势。但具体而言，涉外案件、金融债权债务诉讼、企业劳资纠纷、企业知识产权纠纷，以及涉及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案件明显增加，急需企业高度重视。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有的企业经营者对法律决策中的法律风险疏于防范，有的甚至为一己私利放任风险，滥用决策权，造成资产损失或者形成大量潜在资产风险，有的法律审核把关不严，还有的资产管理链条长。
继去年发布《中央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之后，国资委正研究制定重大资产损失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今后没有经过法律审核造成损失的，可能要追究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三、大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失策的典型案例
1、中国人寿在美国被投资者集体诉讼案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寿”)同时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达到34亿美元，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股票上市。但是，成功上市的喜悦还未散去，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布了2003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披露，中国人寿的前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存在重大违规行为，涉嫌各类违规资金约54亿元人民币。2004年3月16日，由美国投资者聘请的代理律师事务所Milberg Weiss宣布，其拟代理投资者对中国人寿提起集体诉讼，称中国人寿及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在中国人寿募股期间没有披露不利事实。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人寿集团已经向中国政府缴纳了税金和罚金总计约6749万元人民币。中国人寿案件集中反映了国内企业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同时，必须尊重并遵守市场规则和当地监管规定，否则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2、华为——思科知识产权诉讼案
2003年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正式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华为美国分公司软件和专利侵权提起诉讼，思科提出了巨额的赔偿要求。这是一场全方位考验两家公司资源与能力的战斗，在媒体、客户、合作伙伴、政府资源、技术实力、法律武器组成的数个链条上，战斗全面开始。思科与华为的诉讼案最终以和解告终。在本案中，虽然华为可能没有向思科进行赔偿，但是现在退出整个美国市场对于刚刚开始国际化布局的华为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
3、长虹——APEX贸易纠纷案件评述
四川长虹集团(下称长虹)与美国具有华人背景的APEX Digital(下称APEX)的“贸易欺诈案”曝光后，1月7日，长虹发布公告称，目前账面上仍有46750万美元欠款未能收回。长虹第三季季报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32.15亿元人民币，这4.6亿美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30%。尽管2003年底，长虹总部就专门派出高层去美国与APEX和季龙粉就应收账款问题进行交涉，但在未果的情况下2004年初长虹却又发了3000多万美元的货给APEX。其后长虹又多次邀请APEX董事局主席季龙粉面谈解决但都被季以种种理由推掉。2004年12月14日,长虹被迫在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APEX。从法律角度来看，销售合同最关键的法律风险就是付款。作为销售方可以根据交易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来控制对方不付款的法律风险，如签署信用证、保留货物所有权、寄售、价款担保、保证、现金担保、货物自主回收权、中止履行、强制履行、有效的争议解决手段等等。针对销售活动所在国或地区的不同，中国企业应当与熟悉当地法律规定和实际做法的法律顾问紧密配合，在合同中做出相应规定，将法律风险防范于未然。建立有效的合同管理制度对于企业与合同相关的法律风险防范和管理来说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大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的成功经验
1、中远的经验
中远集团经营着600余艘现代化商船，远洋航线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个港口。其麾下有600多家分支机构，经营网络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远集团总资产已近1400亿元。在中远集团跨越式的发展中风险控制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集团高层的经营委员会每年都要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风险控制问题，采取防范措施及时化解风险;其中，法律风险首当其冲。公司制定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合同管理办法》，实行合同分级管理;在预防纠纷上，中远集团要求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要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严把合同审查关。集团法律部门搞了一个法律信息披露制度，跟踪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应该关注的一些特别的法律问题，并给予一定的法律指导;适时公布一些大的案件，以便各企业借鉴，避免纠纷。
2、中国铝业公司的经验
“中国铝业”股票目前在纽约证券市场同行业股票中股价最高，被投资者誉为“世界铝业第一股”。要想抵御国际风险，必须实现与国际公司的法律对接。中铝公司形成了统一管理、分工负责、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通过不断加强法律事务工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服务，切实降低和消除经营风险;制定了中铝《合同管理办法》、《法律纠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了公司内部合同签订审核程序和法律纠纷报告、处理及监控程序等内部控制流程。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过重大诉讼。
五、建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参照国际经验，结合律师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加强大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建立和完善公司法律总顾问制度是非常有效的对策。总法律顾问作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的总设计师和协调人，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几点作用：
1、和公司有关部门一起确定和评估公司法律风险的具体范围和事项;
2、起草制定和实施法律风险管理文件;
3、建立执行防范和化解的职能人员和做法;
4、进行有效培训，使部门和员工理解并实施上述制度;
5、建立评估和审查考评制度。
自从2002年7月国家颁布《关于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企业法律总顾问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家又在2004年、2005年先后发布《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央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来推动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发展。
据《法制日报》报道，去年39户央企法律顾问挽回或避免损失500多亿。截至2006年3月底，53户大型企业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达29户，占54.7%，设立法律事务机构的有44户，目前167家央企中有120家设立了法律事务机构。去年国资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顾问保障作用凸显。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39户央企中，法律事务机构累计出具法律意见书3.9万件，审查合同120多万份，合同总标的额达4.7万亿元，为企业挽回或避免损失547亿元。
虽然三年来不少企业将法律顾问的审核作为经营决策前的必经环节，目前央企的二级子企业中也有近200家实行了总法律顾问制度，但与国资委2004年提出三年53户大型央企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目标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1 从税收立法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对税收立法进行规范:要以《立法法》为根据,对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进行研究,从而将以税收基本法作为主导、同时关注税收程序和税收实体法的立法框架建立起来,要将在税收立法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使税收法律的层级得以提升,并且控制税收行政法规的数量[1]。
其次要使立法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得以加强:要严格以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的要求为根据,坚持做到法制统一,彻底的清理现行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程序法和实体法,一律废止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或者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清理归并前后存在的矛盾、规定重复的规范性文件,要逐级向上反馈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具体的税收立法过程中,可以采用咨询会、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或者采用开公布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网上征求意见、开放式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等手段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广泛地听取,从而确保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与国情民意更加符合,而且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2 从司法和外部环境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建立健全协商和解行政处罚听证、税务行政赔偿等行政救济制度,从而能够有效地减少征纳双方之间的对立,使化解矛盾的效率得以提升。同时要对税收司法建议制度进行不断的加强和完善,法院在处理需要修正执法行为的案件或者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件时,要将司法建议书提供出来,从而能够将必要的执法指导提供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要认真地研究涉税案件,从而将涉税案件的特点真正的摸清楚,并且要使案件有效的结合执法制度的改进以及税收政策的完善工作,从而能够在化解执法风险的同时,也能够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其次,要致力于纳税遵从度的不断提升。要对纳税服务进行不断的加强和优化,从而能够有效的避免激化征纳矛盾,并且还可以更好的化解执法风险。要做好宣传纳纳税人权利的工作,充分地保障法律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并且要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发生争议的税收救济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在具体的税收执法过程中,要对纳税人的权利予以充分的尊重,从而让纳税人可以将对税务机关执法情况的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要对为纳税人的服务意识进行强化,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对服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不断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加强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最终能够实现在和谐和理解的氛围中将执法风险化解。
最后,要将社会综合治税体系建立起来,在具体的工作中税务机关必须要对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予以坚决的服从,并且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予以自觉接受。同时要对内外部的工作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进行积极的探索,积极地加强与邮政、银行、工商等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及时的通报与这些部门在税收执法中的协作情况,这样就能够使这些部门协税护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并且使其对税务机关进行协助,将可能出现的执法风险化解掉[2]。
3 从内部监督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对执法责任制进行完善:要对税收执法组织机构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对税收管理信息化进行大力的推进,从而最终能够将完善的税收执法机制建立起来。在对税收征管业务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之上,将税收业务流程作为主线,对征管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规范和优化,确保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之间能够实现互相制衡,从而能够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违纪违法的行为。同时还要对岗位职责进行分解,建立执法责任制的基础就是定岗定责,要严格的依法定权限为根据,并且与税收征管机构的工作相结合,从而真正的做到以岗定责、以责定人。除此之外,还要对工作规程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要严格地以法定程序的要求为根据对各个执法岗位的工作规程进行细化,其中包括详细的工作标准、形式、时限、顺序和步骤等[3]。
其次,要对内控机制进行完善:要对税收执法行为的事前监督工作进行强化,认真地贯彻和落实相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在正式出台税收规范性文件之前,法制机关必须要对这些文件进行统一的审核把关。与此同时,要对执法行为中的事中监督进行强化,坚决贯彻和落实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并且以法定权限为根据对本级权限内的税务案件进行审理和报备。除此之外,还要对执法行为的事后监督进行强化,由法规部门统一负责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要严格的按照季度进行税收执法检查工作、绩效考核、绩效考核评议、征管质量检查等工作。要将基层执法单位反馈制度建立起来,由基层执法单位以各个执法人员的检查情况为根据对检查中的事项进行总结,有必要可以在单位内部予以通报。
4 结语
从法律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税收立法层面控制、司法外部环境控制以及内部监督层面控制等几个角度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对税收执法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卫红.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J].税收经济研究,201 1(01).
[2]宋望,陈伟.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机制之构建——以权力制约论为视角[J].传承,2011(23).
关键词：众筹融资；法律风险；控制
一、众筹融资概述
（一）众筹融资的含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融资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主要功能在于实现资金持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资金双向流动，融资方式灵活多样。因此，众筹融资作为众多融资方式中的一种，依托互联网平台，近年来被我国广泛接受。众筹的运行主要存在与三方主体之间，分别为有资金需要的融资者、互联网融资平台和广泛的投资者。其本质是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中介将传统经济链条中的资产端和资金端连接起来。这样满足了多种多樣的融资需求与投资需求，实现资本通融。
（二）众筹融资的特点
方便快捷。现代经济社会越来越讲究的就是效率，时间成本的节约对于很多融资方式来讲都是难以突破的障碍。相比较其他融资方式，众筹融资的快捷的本质源于来自于直接，通过融资平台来联系融资方式和投资方，这种投资融资双方无缝对接的模式不仅加快了融资速度，更满足了投资者与融资者直接交流，便于更深入地关于项目进行沟通[1]。
大量小额。众筹融资是基于大量消费者的小额支持，以完成一个大额的融资项目。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和被违约成本都相对较低。众筹融资项目在众筹网站平台里数量多、更新快，有大量的信息基础和广泛的投资群体。众筹融资模式将没有很的大资金能力，但却对一些创新模式有兴趣的普通的小投资者纳入范畴，在扩大了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可流通的资本总额，由此激发了资本市场的活力。这种大量小额的资本结构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反资本垄断的方式。
二、众筹融资的风险
（一）非法集资的风险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法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我国目前非法集资主要涉及两项罪名，一项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另一项是集资诈骗罪。而众筹融资在模式上与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容易触碰非法集资的红线，被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但法律希望禁止的是未经批准随意公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承诺回报的行为，其危害性主要在于信誉没有保障，缺少监督且影响范围极广，对金融秩序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威胁。众筹融资与其相比在于信息的公开，这涉及到投资者对于自己所投项目的熟知程度，监督或直接参与到项目运作经营当中。
我国的《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显然，股权众筹更多的是具有“证券”形态，所以应该由《证券法》对其明确规定从而避开非法集资。但是股权众筹特点之一便是小额大量，人数上很容易超过两百人，如果每位筹资者都被纳入公开发行的范畴向证监会报批，这不仅违背了众筹融资促进初创企业发展的初衷，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资源的浪费。
2014年中国证券业协会起草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其中关于投资者范围及准入门槛、项目方式、宣传方式、融资额度、信息披露等备受关注的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和制度设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留有一定的豁免可能性空间。但是仍然对众筹融资的限制和约束很大程度上都背离了众筹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参与主体的风险
投资方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因为其作为首先将自己的金钱转移占有，后期获得利益，从时间上来讲属于先履行的位置。可能导致缺乏后期敦促融资人履行回报义务的砝码，无法形成完整的制衡形式。其次是因为信息上的不对等。投资人掌握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于融资者和第三方平台，在信息掌握上并不具有主动性。
融资方看似在整个融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掌握信息和资金的直接支配。但是，仍存在风险。首先，准入门槛设立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融资者的融资机会，而门槛由谁来设立，如何设立却没有明确的规范。其次，融资方在吸引众筹时商业秘密被泄露的事件在现代案例中早已不新鲜。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善以及过于依赖知识产权的保护。
众筹融资平台虽然仅仅是众筹融资中的中介组织，但是却对众筹融资的成功与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主要的是股权众筹平台的合规经营风险。未取得相关法定从业资格的众筹网站在经营过程中普遍面临着非常大的合规性风险。众筹网站为股权众筹融资提供中介服务的行为，还有可能违反“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规定。[2]
三、众筹融资风险的法律控制
（一）建立事前预防机制
第一，建立准入门槛。首先是对投资人的资格审核，众筹融资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但是并没有改变投资风险。而门槛限制主要包括收入上的要求，风险识别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的要求，认购金额上的要求。其次可对众筹平台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可设置一定的条件，采取备案制或许可制，使符合条件的众筹平台从事众筹业务。[3]如所以国家应当对其注入行政管理手段，来保障众筹平台的优质。另外也需要对于众筹发起人的资质作出规定。[4]
第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信息失灵可能导致各方在判断力和谈判力上的不对等，不利于商事交往，需要法律的倾斜性规定来维持各方信息的平衡。其一是强制性增加信息优势方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对其掌握的信息隐瞒或者公布虚假信息以此诱导对方认识错误，所以需要介入强制手段增加其信息披露的义务，审核真实性。强化对隐瞒和欺诈者的查处力度，增加其失信成本。其二是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支持。我国需要优化完善对中小企业的工商登记、企业征信等金融基础服务和设施建设，不断扩充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征信系统模块，建立完善的“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以此来平衡双方信息不对等的地位。
（二）完善过程监管机制
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对融资平台的动态测评体系，及时掌握监督了解各众筹平台的运行经营现状，监督其各个环节的行为；及时取缔非法的众筹融资平台，避免其造成业内的混乱。并且敦促各个参与主体进行持续性的信息披露，避免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监督空白，给想要通过欺诈等手段获得非法利益的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监督主体对于平台的自上而下的测评并无法完全达到掌握所有信息，检测出所有风险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融资平台自下而上地回报其运行状况和市场现状信息，供监督机构分析评估，进一步优化完善需要报告的项目和具体层级分配，使得监管部门掌握这些信息之后加以分析整合，可以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了解掌握以及进一步进行宏观调控，来及时发现问题、避免问题、减少风险的发生。
（三）完善事后救济机制
虽然在此希望尽可能罗列众筹融资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其风险不能穷尽，也不能实现完全的规避。所以事后救济十分必要，也只有救济机制的完善才能构成完整的法律风险控制体系，增加稳定性和合法权利保障力度。
第一，拓宽救济途径。鉴于当前法律实践中，法院每年需要处理的案件众多，审理过程耗时较长，并且投资者利益损失的认定、举证、计算与追偿都比较困难，小额投资的公众可能会因为旷日持久的诉讼而放弃主张自己的权利。为了更高效、更专业的解决股权众筹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纠纷，可以采用多种救济方式相辅相成的做法。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在我国的司法实踐中越来越被重视，其主要的特点在于降低利益受损害一方的维权成本，用于争议双方进行诉讼之前的调解，若调解不成，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节约成本。[]
第二，完善追责制度。首先，需要设置公平合理的举证原则。信息不对等不仅造成交易过程中地位的不平等，在举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完全对等的地位。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种情况，应该将其归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之中，以此加强对信息劣势方的保护。其次增加惩戒力度，增加失信成本。我国目前并未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并且很多情况下失信惩戒力度小，失信成本低，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不注重自己信用的维护，因此也很难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所以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需要从每个人开始。加大惩戒力度才能减少各种欺诈、隐瞒的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胡本岳.论我国股权众筹融资的法律规制[J].法制与社会，2015，（15）：92-93.
[2]曾攀.众筹融资模式的风险及防控[J].西南金融，2015，（03）：49-51.
[3]雷华顺.众筹融资信息披露问题探析[J].开放导报，2015，（02）：49-52.
[4]闫玺臣.浅析众筹融资及其法律风险[J].法制博览，2015，（24）：231.
—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摘要：调岗调薪是用人单位常面临的管理事务之一。本文为回应用人单位这一现实需求，以东莞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案例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探讨调岗调薪法律风险及防控的举措。笔者认为，依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调岗调薪制度，是用人单位行使调岗调薪权的唯一路径。
案情简介（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
姚某主张，欧克公司两次单方调整姚某的工作岗位，并降职降薪。
1、由工务组组长调至CI组组长，并降薪400元；
2、由CI组组长调至工务组工务员，降薪700元。欧克公司未经姚某书面同意调岗调薪，姚某向欧克公司提出异议，表示不同意到工务组任工务员，欧克公司经理就要求姚某离职。故认为欧克公司属于违法解除的劳动合同。诉请欧克公司补足工资差额。并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欧克公司主张，公司调岗调薪是依法行使自主用工权，但姚某从2014年2月19日起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旷工至今，同时公司穷尽各种方式通知姚某返岗上班无果，后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故公司无需补足工资差额。并无需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法院判决结果：1.欧克公司补足工资差额。2.欧克公司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法院的判决理由：1.工资证明单记载的内容反映，姚某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奖金数额确实比其2013年1月至7月期间的奖金数额低，而欧克公司并未提供工资支付制度或奖金核算制度等证实其扣减姚某奖金的合理性。欧克公司需补足支付的工资差额。2.姚某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确实有应得工资数额降低的情形，结合姚某提供的《公告》和《申请》，可认定欧克公司确实对姚源成进行了调岗降薪，2014年2月19日系姚某对欧克公司的调岗降薪行为提出异议，并在欧克公司示意下离职，姚某构成被迫离职。判令欧克公司应支付姚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案件的裁判依据有：《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从审判实践分析知防控调岗调薪法律风险须注意下列事项：
（一）调岗调薪的规章制度应合法合理。一是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规章制度将难以作为调岗调薪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二是规章条款要明确具体，如对岗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和能力进行说明。三是规章制度不得包含违法或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如协商不购买社保、上班禁止讲话等。
（二）单方调岗的原因具有合理性，调岗的原因是基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或因劳动者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导致。1.生产经营需要：用人单位出现岗位缩减或技术升级等情形时； 2.劳动者个人能力：用人单位依法、依民主程序制定考核管理制度并向劳动者公示，以作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考核的依据，当劳动者考核结果不达标时，用人单位方可单方调整岗位。
（三）调岗前后工资待遇应当持平。虽然用人单位具有一定的用工自主权，但在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时，仍不得单方降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
1.一般工资应持平：持平也并非工资数额不变，司法实践中还结合审查调岗后是否增大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进行综合认定。这里主要是指工作岗位地理位置的变更不应给劳动者照顾家庭、上下班的工作成本造成更大的负担。
2.可降低的情形：出现规章制度中所规定的违纪行为，依规定可以调岗调薪，但此种情况仍应维持调薪幅度的合理性。
（四）不得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的单方调岗必须是出于其经营的正当合理需要，不能因为其他不合理原因而带有侮辱性或惩罚性。
【摘要】：我国的信用卡业务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在金融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信用卡业务风险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本文针对信用卡风险的种类、危害和成因以及对现阶段我国现有信用卡风险控制方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通过法律手段对风险进行控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这一阶段性结论。并且在通过与信用卡业务发达国家进行分析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一点对信用卡风险法律控制相关制度建设的个人意见。文章主要以如下脉络展开:首先是对信用卡风险的概念、种类、危害和成因等方面进行简要介绍。其次是通过对现行信用卡风险控制方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法律控制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主要是说明法律控制方式的不足之处。再次是对信用卡业务发达国家的信用卡风险控制法律控制理论和实践的介绍。最后是我国信用卡风险法律控制的制度完善。【关键词】：信用卡风险法律控制制度建设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D922.28;F83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引言9-101、信用卡风险控制概述10-121.1信用卡风险的定义10-111.2信用卡风险的种类11-122信用卡
风险的危害和成因12-152.1信用卡风险的危害12-132.2风险产生的原因13-153我国信用卡风险控制的法律环境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15-174国外信用卡风险法律控制的理论与实践17-264.1美国17-234.1.1信用管理方面的立法17-194.1.2个人征信制度19-204.1.3金融机构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204.1.4美国09年信用卡新法20-234.2日本23-244.2.1信用管理立法234.2.2信用征信制度23-244.3韩国24-264.3.1韩国信用卡危机爆发的原因24-254.3.2对我国的启示25-265我国信用卡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完善26-355.1立法理念26-275.1.1以社会利益为本位265.1.2平衡持卡人和银行的利益26-275.1.3“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275.2完善信用卡专门立法275.3制定个人征信制度相关法律27-295.3.1个人征信法27-285.3.2隐私权保护法285.3.3个人破产法28-295.4完善信用卡违规的法律处罚力度29-325.4.1刑法29-315.4.2民法31-325.5完善相关法律的规定32-355.5.1担保法32-345.5.2保险法345.5.3合同法34-35结论35-36参考文献36-37致谢37-38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38-39
一、抓住整合初期的黄金时期，提前做好“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
“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一般情况下应由收购方在交割前准备好，其制定应依据项目法律、财务、技术各方面的尽职调查报告来制定，然后交易各方在交割后的100天之内按照计划认真执行，完善并购目标公司的运营，从而达到各方的并购目的。
实施100天运营改善计划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并购好比两个人相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结合，但毕竟之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存在太多的差异，初期肯定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与其在未来各方心生嫌隙，不如就利用好这100天的磨合期尽快相互适应。
笔者曾经提供服务的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就从实际上印证了这一点。项目的股东协议对于合资公司的产品销售做了原则性约定:股东有权按照各自股份比例分配合资公司的权益矿产品。合资公司成立后，运营整合未能及时跟上，关于销售的详细流程迟迟未能制定，在市场尚好的时候，各股东还能彼此协商，分销合资公司的产品，但是遇到市场不景气时，外方个人股东单纯追逐利润的木性充分暴露，不肯再接受合资公司的产品，甚至出现认为:按照股份比例享有权益矿产品是权力，但是却无义务支付上述产品货款的“荒谬”论调，导致合资公司一度资金短缺，频频告急。合资公司成立3年有余，各方股东利益几经较量，股东间的信任基础一再动摇，在此情况下，不够具体的销售模式难以为继，成了公司存续的一块“绊脚石”。而此时中方想按照章程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变更销售模式，却遭遇外方股东无理拒绝。试想，如果在3年前，大家合作伊始，制度先行，丑话当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现在的处境轻松些?
通常情况，“一百天运营改善计划”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层的变更计划，在作出调整时应尽可能的考虑到“激励机制”与“价值提升可能”相连:业务连续性的风险避免计划，要尽力确保目标公司交割后供货商、客户、人员的稳定性:明确交割后公司战略的计划:价值捕捉计划，即如何做，如何实现公司的战略?协调和动员计划等。
二、做好人员队伍的建设和配置，尽快完成投资团队向运营团队的转变
项目交割后，合资公司设立，就需要一支专门的运营团队全面接管，该运营团队应由运营董事、专家、齐询顾问等专业人员组成。尤其是海外投资，运营团队最好应是跨职能、跨条线、跨国界的执行团队，同时最好在项目的交割前就可以充分的了解项目背景和进展情况，将投资团队和运营团队的衔接期尽可能缩至最短。另外还应注意，海外投资在当地的运营应当充分借助并购国当地专业中介的力量，尤其是当地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一直以来极力主张海外公司设立后应该及时聘请当地的法律服务机构作为合资公司的法律顾问。
三、正确认识家族企业作为合作目标的风险
基于海外资源类项目的特点，合作目标公司往往是家族企业控制的公司。这种情形下，私营家族企业在战略决策、公司治理及长远发展等方面与国有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谈判和后期运营整合过程中对太钢这样的国企充满挑战，很难控制其失信的风险。家族企业通常内部控制相对较弱，多存在以下问题:缺乏有效地财务核算系统，有关财务信息的编制主要为了满足税务需要，为达到避税的目的在收入、成木及人力方面存在严重的操控行为。通常和关联企业进行资产和人员共享、或者发生代垫费用时不按照合理比例在各方间分摊或者确认合适的承担方。缺乏内部审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松散，某些家族成员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人随意性大。
国企的经营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利润和效益目标，还有许多不易公开的.非经济目标，比如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就业目标、规模目标等。这种机制上的缺陷和国企自目扩张规模、通过国际扩张在政治上增加业绩的冲动，势必与以利润为最重要并购目标的外国合作伙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表面反映为文化冲突，但实质是经营目标和战略决策的冲突、经营手段的冲突、短期和长期经营理念的冲突。两家合作伙伴在目标上往往“同床异梦”。四、尽职调查是保护购买方利益的重要手段，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应认真应对做好风险规避
笔者曾经经历的印尼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在尽职调查中查明对方的部分权证没有列入“清洁清单”③，对此律师提示了风险，但是对方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限制出ii矿业政策出台，再次印证了该问题的风险，由于没有列入该清单，导致这些矿区无法获得出许可，从而影响了整个项目可采储量的近1/3。
除了审慎对待尽调发现的问题，作为法律顾问还应该在交易架构和文件做认真的设计，例如:
通过特定的保留事项一票否决制、优先购买权、出售跟随权、TP 0进程的承诺和交割后48个月内利润保证机制，有效控制外国个人家族股东的相关风险。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矿业板块股权利益100%回到目标公司，设置了《掉期协议》、《股息抵押协议》、《认扣协议》和《长期贸易合同》的利益回流体系，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
一、合同签订前的法律风险控制
1. 设立签约主体资格调查制度。
我国法律规定, 经营活动的主体应当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可分为法人、非法人经济组织和自然人。但主体资格不同其承担债务的方式也不相同, 公司法人是以其注册资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自然人、私营公司和个人经济组织的出资人需要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此外, 国家对有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对经营的禁止性规定, 对某些行业的从业资格也做了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如果公司违反此规定, 或与没有资格的主体签订此类合同, 合同不但无效, 还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作为外部市场的公司我们更应该注意设立这样的调查制度的, 不但要求提供原件, 还要进行跟踪制度。
2. 建立签约主体资信调查制度。
公司要调查合作方的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尽可能对合作方进行实地考察, 或者委托专业律师对其资信情况进行调查。其主要包括合作方的财产状况、生产和经营能力。调查公司经营状况是否正常时, 看是否能满足履行合同项目的条件, 避免签约后对方不能履约。同时需要注意了解对方的经营历史、客户评价等商业信誉情况。尽可能使用国有公司队伍或者大型公司的队伍及改制单位。
3. 完善授权代理制度。
对公司职工签订合同授权的管理是防范合同风险的重中之重。由于公司不可能将所有的合同签订都集中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上,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公司往往是预先给销售人员盖有公司公章的空白介绍信或者盖有公司公章的格式合同, 以方便其签订合同。这其实就是公司的一种授权行为, 但是法律风险常常会出现在这里。由于授权不规范就会产生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行为, 此方面应有法律人士把关。
4. 建立公司印章管理制度。
公司印章应由公司专人保管, 严格按规定使用。在公司合同上, 就算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人的签字, 只要盖上了行政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 该合同对该公司就有了法律约束力。若公司因行政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管理保管不善, 行为人擅自利用单位印章签订经济合同, 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 除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外, 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公司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合同签订时的法律风险控制
现以买卖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控制为例进行探讨。
1. 首先对外部市场所属当地的产品进行实地考察:
要优先最合适的产品供应商 (杜绝皮包公司和三无产品) , 对产品供应商考察的内容有: (1) 产品供应商符合法律资质单位有多少家; (2) 符合资质的供应商的信誉度有最高; (3) 符合资质供应商那家的产品质量物美价廉。 (4) 对供应商的供货能力进行考察。
2. 对供应商质量标准条款的审查:
产品质量标准一般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公司标准。公司要根据自身的产品质量情况明确约定质量标准, 并约定质量异议提出的期限, 超过质量异议期未提出书面异议即视为质量符合约定, 但国家规定有质保期的除外。
3. 对产品交货方式条款的审查:
在买卖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公司交货地点的所在地, 这关系到纠纷处理时法院的管辖。此外, 合同中应列明收货方经办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收货方不承认收货的事实, 导致诉讼举证困难。
4. 付款条款的审查:
应明确约定付款的时间、金额、方式等。模棱两可的约定会给合作方找到拖延付款的理由。
5. 定金条款的审查:
注意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定金条款应写明“定金”字样, 而非“订金”。“订金”没有定金性质, 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外, 对于超过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部分, 只能作为预付款, 可以要求返还, 但不具备定金性质。
6. 违约责任条款的审查:
审查对方起草的合同中有无不平等的违约责任条款或加重公司责任的违约责任条款。公司起草签订的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对方的违约责任, 约定违约金或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而且应与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为标准。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违约金或赔偿金的数额, 法院就会视双方放弃此权利, 而不予支持。对违约金约定过高, 对方可能会提出减少, 减少多少则不容易举证, 最好是对赔偿金计算方法做出明确约定, 有利于以后发生争议后能迅速确定赔偿金额。
7. 争议管辖条款的审查:
在诉讼实践中会经常遇到诉讼管辖争议的问题,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合同中明确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或约定公司所在地为交货或合同履行地, 这样就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8. 其他事项的审查:
双方应加盖单位的公章, 合同文本经过修改的应由双方在修改过的地方盖章确认, 注意提取合作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及其其他行业特殊许可证、或身份证复印件等。
三、合同履行中法律风险控制
1. 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风险。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因此, 公司应当经常关注诉讼时效问题, 对即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民事权利及时向法院起诉, 或向对方主张权利, 或要求对方做出书面承诺履行;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民事权利, 应当采取补救措施, 签订履行协议或要求对方以书面形式承诺履行义务等。
2. 超过法定期限和约定期限的法律风险。
主要是指公司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而丧失《合同法》规定的一些法定权利的行使权。《合同法》中许多法定权利的行使都有明确的期限规定, 超过该期限, 行使权也就丧失了。如《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 超过一年则该撤销权丧失。
3. 交付时的法律风险。
如果按照约定由公司送货, 必须由合同中注明的经办人签收货物, 或者由经对方书面授权的其他人签收, 当然, 由对方在《送货单》上加该印章最好。
4. 合同变更、转让的法律风险。
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变更、转让必须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合同方可有效。特别是货款支付问题上, 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如果对方提出变更收款单位或变更付款期限等, 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条款作为原合同附件, 由双方盖章确认后方可生效。
中国商人：2012年1月19日，就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吴英案二审作出判决、维持死刑原判的第二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同样因民间集资引发的刑事案件作出了相似的判决——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死刑，现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湖南湘西地方财政贫弱，当地政府曾大力发展民间融资，在“全民集资”的背景下，湘西GDP以年均11.1%的速度递增。2008年后，湘西政府对民间集资态度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当地20多家企业老板因集资被捕。曾成杰作为湘西州首府吉首市最大的企业之一——三馆公司的总裁，通过民间融资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但也酿就了他如今的悲剧。辉煌与悲剧的转折点则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融资态度的180度急转弯。因政策转向问题而判民营企业家死刑，是不是很冤枉？您认为在政策扭转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应如何保护自己？
雷丹玫：比如吴英案，我觉得光从法律的角度讲，根据现行的法律判决其死刑也没有错，也许并不冤枉，但是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制度建设上来讲，不宜判死刑，执法者不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原因导致的个人悲剧的这一客观事实与执法隔离开来。
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增长，树立政绩工程，在制定政策或者说在政策的导向上往往存在默许或鼓励融资的态度。就像湖南湘西，改革开放以后，湘西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改革实验区。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无钱，而各家银行对民营企业采取了严格的贷款限制措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非常困难。没有政府扶持、贷款难，只好寻找民间资本，尤其是在创业初期和资金链突然断裂时，很多企业家会通过非法途径来融资，很多经济犯罪就是在这种困境下产生的。如果没有民间融资，那些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就得不到发展。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湘西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只能依靠民间融资，客观上这些资金也帮助发展了经济。但是民间融资在我国没有可操作性的规范，难以监管，问题非常多，以至于发展到政府想调控但无力调控的局面，就像湘西政府一样，最后曾成杰就成了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应改革金融行业，让民营资本也能进入金融市场，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开银行，使民间大量的资金有一个合法出口，有一个合理的投资渠道。
有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家在经营中确实存在短视行为。有时为了眼前利益民营企业家可能出现违法情况，民营企业家在现阶段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困境，部分人无法独善其身。就像您提到的湖南湘西的情况。面对今天政府政策的转向，民营企业家必须要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做到防患于未然。比如注意收集保存有关的证据，包括合同、会议纪要、批文、地方法规、部门规定以及转帐依据等，有时还可以就某个政策向有关部门书面提出质疑，甚至不去附合。这样不管政策如何转变，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条款，就可能避免悲剧。利用法律的方式，比如可以设立专门的法务部门，或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这对规避、管理、控制法律风险有显而易见的作用。事前防范总是好过事后补救。
企业长期安全发展
的基础是依法经营
中国商人：一个民营企业的倒掉，会牵出一大批涉嫌贪腐的官员， “官员与企业”命运攸关的现象反映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种民营企业依靠官员获得快速发展的模式，往往被社会指责为“官商勾结”。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清华企业家讲堂公开表示大连万达集团从来没行过贿，说做中国商人应“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您认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与官员之间应如何保持一种“距离上的美感”，从而实现企业的长期安全发展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允可的基础上？
雷丹玫：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不可能不与官员接触。但是，凡事讲究一个“度”，与官员的交往要把握好尺度和底线，尽量公事公办，不要违法，这也是对企业和官员负责。另外，企业家对政治的关注也应该如此，可以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真正用自己的实力、魅力、才华赢得官员的尊重和信任。
目前，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社会环境来看，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独自创业，缺少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规范及经验，且法律意识不强，与遵纪守法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是“关系”或“背景”。企业的职能之一就是要赚钱，为了赚钱，很多企业家逐渐形成一种惯性，很自然的去接近官员，从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一个企业要想真正做强做大，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要通过技术、创新、人才等方面的提升才能实现。企业长期安全地发展的基础就是依法经营。
中国商人：国外很多企业家在做企业的时候会设立一个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控制体系，而国内企业很少有，多数企业只是有一个法律顾问，显然，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在法律风险规避、管理，控制等问题上是跟不上的。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或者企业家对待这个问题不够重视？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雷丹玫：您提到“多数企业有一个法律顾问”，实际上是“多数企业甚至没有法律顾问”。就我的执业经验来说，民营企业家往往怀着朴素的心理，埋头苦干，意识不到法律风险的存在，也不懂得如何去控制法律风险。很多时候都是在企业或自己出现问题了，或者需要诉讼时才会想起律师。甚至当自己成为被告时还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直到败诉。所以一个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防范、控制法律风险。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控制体系是一种深入到管理层面的风险控制系统。既然说是一个体系、系统，那么它就不单单是通常所说的招几个法务或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处理有关合同等法律事务这么简单，而是从战略目标制定到战略目标执行的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控制，是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一个工程。就中国来说，能够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管理控制体系肯定是好的，但是多数民营企业没有这个条件和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成立一个法务部门或者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这对于规避、管理、控制法律风险也是有显而易见的作用的。
企业经营中法律风险随时存在，要学会防范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