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名称(通用8篇)
1.《热风》: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2.《坟》: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3.《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4.《而已集》: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5.《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 „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7.《南腔北调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8.《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9.《准风月谈》: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10.《花边文学》: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11.《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现在的中学生读不懂鲁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能慢慢地喜欢上鲁迅是非常不应该的。要知道六篇课文所包含的信息量, 再加上来自于网络、课外读物对鲁迅的诠释, 已足够学生认识鲁迅、了解鲁迅, 但结果往往不能如愿。原因有多种, 而根本的原因还是一开始老师就向学生灌输了大量的鲁迅是如何的伟大, 作品的思想性是如何的深邃, 战斗性是如何的强大等等内容。让学生一下子就望而生畏、畏而止步了。讲《故乡》必讲社会黑暗;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则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三味书屋”的不自由;讲《孔乙己》更是向学生大讲特讲封建科举的毒害。诚如刘发建老师所言习惯性地对鲁迅进行贴标签式的“政治图解”, 其结果是“很容易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语文教学一旦主题先行了, 孩子们创新学习的大门也就就此关闭”。既然如此, 我们做老师的倒不如抛弃那些冰冷的、枯燥的政治图解, 把鲁迅和鲁迅的作品从神坛上请下来, 当做一般的作品来对待。老师不必进行政治上的说教, 而应该让学生认真细致地阅读作品本身, 从作品的文字里寻找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人和事, 感悟他们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 使学生从内心真正地喜欢上鲁迅, 喜欢上鲁迅的作品。
刘发建老师说走进了鲁迅的故乡, 进入了鲁迅的童年, 就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此语道出了鲁迅语文教学的真谛。在鲁迅的作品中, 特别是小说《阿Q正传》里的赵庄, 《祝福》里的鲁镇都和鲁迅生于斯、长于斯的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河大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 五篇文章写的都是故乡的人和事, 其中《社戏》里的平桥村更是给所有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鲁迅称为“乐土”。鲁迅把“故乡”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鲁迅终其一生, 都在守护这个精神家园 (刘发建老师语) 。这就是说对故土的神情凝眸, 作为鲁迅教学中另一个突破口, 理应得到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特别重视。老师可以给学生留足够的时间, 让学生亲近鲁迅作品中那些充满了泥土气息、弥漫着故乡情绪的文字, 品味鲁迅对故土的思念, 对故乡的关注。进而勾起学生自身对家乡山水深情触摸, 学生回忆自己发生在家乡的那些快乐和忧愁。用自己的眼光观察、思考家乡发生的一切, 激发起学生创作的冲动和勇气。我个人就有这方面的经历。小时候读鲁迅的文章, 深深被鲁迅的描写所吸引、所折服, 觉得和自己的生活很贴切。河里摸鱼、草里捉虫、庄稼地里剥玉米、瓜地里搬西瓜, 那些快乐而有趣的事, 不都是发生在故乡吗?故乡, 是鲁迅的创作源泉, 也是我们 (包括学生) 的创作源泉。
结语:受这三篇文章的影响, 我似乎已明白了鲁迅教学应该走的正确路线了, 我敢肯定以后上课, 我一定会执拗地坚持走进鲁迅的孩提生活, 走进鲁迅的故乡, 走出鲁迅的“脸谱化”误区, 和学生一起“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慢慢地亲近鲁迅。最终在鲁迅的文字中发现鲁迅, 也发现自我, 认识鲁迅, 又认识自我。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6日
[2]臧克家回忆录, 臧克家,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3]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作品名称的多维法律保护真空对策浅谈
■黄梅艳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作对品名称的保护并不明确,实践中常运用的法律包括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种类不包括作品名称,《商标法》只保护经注册的作品名称,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仅规制同类商品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文章探讨了作品名称的法律保护问题,建议借鉴英美法设立独立的商品化权。
2001年3月,著名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赵季康和王公浦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曲靖卷烟厂提起诉讼。原告诉称,被告云南省曲靖卷烟厂未经其允许,使用并注册“五朵金花”商标,侵犯了其作为剧本作者的著作权,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被告辨称,“五朵金花”一词不具有独创性,并非《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其注册使用“五朵金花”商标的行为并未侵犯被告的著作权。
对于本案的判决,存在各种分歧。云南省高级法院法院判决认为:“五朵金花”一词作为作品名称,仅仅是《五朵金花》这部完整的作品所具备的全部要素之一,并非《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作品名称不能单独受《著作权法》保护。国家版权局的意见是:由于《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保护文学作品的名称,考虑到纠纷中利用他人作品主要是利用其影响力,以便在市场上展开不正当竞争,所以作品名称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以下就本案中作品名称的法律保护问题,从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作品标题又称作品名称,系标明作品内容的简短语句,它不仅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的高度概括,而且是一部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重要标志,一个成功的标题更是一部作品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关于作品标题是否受法律保护?如受保护,应受何法律保护,如何保护等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的规定并不明确。当前,出现了一些涉及作品标题的纠纷和诉讼案件,有擅自将他人作品标题作为商标注册、使用,如“O岁方案”,有擅自将他人作品标题与内容一起使用的,如《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在此,笔者将参照国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法律现状和部分典型案例,针对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
从我国著作权法的现行立法状况来看,没有明文规定对作品名称的法律保护。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作品名称纠纷时,作品名称在事实上就沦为无论是否具有原创性,都没有实证法保护依据。
那么,作品名称为何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这就需探讨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我们所处的社会,价值体系是社会权利义务的双重本位和社会个人的双向本位,这样就要求人们在注重和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还要注意度的限制和约束,顾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著作权法最基本的立法目的就是平衡创作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激励智力创造者积极进行创造,并使社会从中受益。为激发创造活动,著作权法需保护创造者的著作权,保证其排他地使用作品并从中获益。而著作权的客体正是作品,作品的实质就是对于思想观念的不同形式的表达。
实践中认定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往往是从独创性加以考量。独创性即原创性,体现出作者的精神劳动和智力判断。不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有观点认为,作品名称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为在事实上名称过于短小,或为概括反映作品内容,或为揭示作品主题,很难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我认为,作品名称是否具有独创性,不可一概而论。因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作者为寻求画龙点睛的标题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为使作品标题与内容相得益彰,投入的智力劳动自是不言而喻。这样,事实上的多种可能性就给作品名称独创性认定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势必引起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程序效率极端低下。
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作品名称,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但由于实践中的效率低下而不可行。
我国实行商标注册制度,商标专有权的取得以注册为必要条件。①原则上,如果作者对作品标题没有进行商标注册,则不能要求法院适用商标法对其进行保护。不过,任何权利都是在一定边界内的自由,商标权的使用也会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主要是与其他在先权的冲突。《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明确规定,侵犯第三人既得权利的商标不得注册。理论上存在为作品名称提供商标法保护的可能性。如在美国,即使该作品标题没有被注册为商标,只要其获得了第二意义,也可以获得商标权的保护。以华纳兄弟电影公司诉雄壮电影公司案为例,拥有题为《掘金者》剧本的原告认为,被告以《巴黎的掘金者》为一部电影的名称侵犯了其权利,要求法院禁止被告使用该标题。法院根据著作权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一部剧作的著作权不能延及对其标题的使用享有专有权。然而,根据普通商标法,法院发出一项禁令,由于该标题获得了第二含义,公众已把它当作原告的产权,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因为被告的行为存在着欺编公众的可能性。
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只对在先权利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在先权利的种类、在先权利对抗在后商标权的条件,所以在本案中,即使以作品名称的在先权主张卷烟厂的商标侵权,也很难使其主张得到支持。主张商标法的保护也成为实践中的不可行。
无可否认,利用知名的作品名称获取商业利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这种行为无偿地利用了他人作品的广泛社会影响力,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护是事后救济式的消极权利保护,不能以积极保护的方式正面有效地解决商品化权中的权利,且在适用不正当竞争法时,传统上首先确定有无竞争关系,并且将竞争关系限于狭隘的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极大地限制了商品化权的保护范围,这也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作品名称保护方面的重大缺陷。以本案为例,昆明中院经重审认为:赵继康的电影剧本《五朵金花》和曲靖卷烟厂的“五朵金花”牌香烟并非同类商业经营领域,“五朵金花”牌香烟和电影剧本《五朵金花》虽然名称相同,但同一名称下的内容却各不相干,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畴。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能为作品名称提供完备的法律保护。
商品化权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权利,英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判例涉及这一问题。商品化权是指将一切具有公众吸引力的文字、图形、肖像或者其组合应用于商品或服务的权利。上述内容往往具有“第二含义”,并享有较高知名度、联想度、美誉度,可进行商业应用,具体包括:商标、商号、广告、包装装潢、产地标记、作品名称等。世界各国的一般保护方式是,设立商品化权,并规定其可以构成在先权,一旦他人未经本人许可将这些内容投入商业化使用,即构成侵权。
这项制度,在保护作品名称方面具有诸多优越性。首先,商品化权的客体并不以原创为要件,只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足以吸引公众,创造商业利益。避免了著作权法上的原创性判断。其次,现实中可能侵犯商品化权的行为多种多样,也存在着各种权利冲突的可能性。商品化权从保护作品名称本身出发,可抵御包括商标权在内的各种商业上侵权行为。最后,商品化权不仅提供事后救济、解决权利冲突,更重要的是法定权利的确立,增强了公众认知,通过法律的明确指引、评价,避免纠纷,引导市场行为,克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对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的规定,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作品标题一旦被擅自使用,权利人如考虑以著作权法获得司法救济,其前提是该标题必须具有独创性;权利人如考虑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司法救济,其前提是作品本身具有“知名度”,系“知名作品”;权利人如考虑以商标法获得司法救济,其前提是该标题已申请注册为注册商标。但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著作权法对作品标题的保护更为直接。
我们的社会是信息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艺术作品等的需求量将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也必须予以同样法律上的保护。必须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和问题同时产生的。
注释:
①参见彭学龙著《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②具体还可参见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祥林嫂是鲁迅哪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她的人物形象是如何的?有哪些特点?
《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形象
祥林嫂是《祝福》中的主人公,她是不幸的化身,她虽然勤劳、善良、质朴,但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作为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她,几经抗争非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被践踏、被愚弄、被鄙视,而最终被封建社会所扼杀。作者最后安排祥林嫂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现从“四权”对其悲剧命运进行简单分析:
一、吃人的社会制度——封建政权
祥林嫂生活在鲁镇这样一个封闭的农村社会中,和旧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村一样,封建势力对农村的统治处于绝对的地位,旧中国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在人们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她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封建卫道士鲁四爷,他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权代表,是封建势力的化身,他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每天有特别繁重的劳动,从身体上进行摧残,不仅如此,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祥林嫂初到鲁家,就受到鲁四爷“皱眉”的冷遇,鲁四老爷心里极不痛快,嫌弃她是寡妇,这就为她的悲剧形象涂上了重重的色彩。第二次来做工时对她更嫌弃,并因为她寡而再嫁,指责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更被视为是“谬种”,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了惩罚她这个不守节的女人,他叮嘱四婶切不可让祥林嫂做出辱没祖宗的事——参加所谓的祭祀活动。这是对祥林嫂精神上的打击,即使她勤劳能干,永远都不能抹去她的污点,她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获得政权的宽容。
祥林嫂,她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善良,这样的安分,在她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幻想。她的全部希望是能够过平常人最起码的生活,但就连这个希望也不能实现,终于全部破灭。她在来到鲁四爷家里的时候,她任劳任怨,日夜操劳,
这种繁重的劳动,便使她感到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这在我们平常人看来,是多么渺小的愿望呀!如果这样的要求并不受到破坏,祥林嫂也许便这样安然地度过她的一生,忙忙碌碌,为鲁家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就连这起码的生活要求,封建社会也不满足她,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就没有如此可怜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一席之地,她处处受到压迫,甚至一顶奴隶的桂冠让祥林嫂都不可企及,那么她的生命里还有什么呢,世界之大,竟没有她的立锥之地,于是她的生命中只剩下死。
鲁镇是整个黑暗社会的缩影,这样冷酷的社会环境势必会孕育祥林嫂的时代悲剧。当时社会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之下,生活的鲁镇上人们更是如此,同处于社会的最下层,麻木的人们抛给她的只是“鄙薄”、“嘲笑”、“烦厌和唾弃”,一切依旧的鲁镇,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风俗习惯依旧。祥林嫂失望于愚昧冷漠的人群中,她以为丧夫失子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但变态的社会,人们的心灵都是畸形的,她的遭遇不会博得任何人的同情,她们只是觉得社会就是如此,她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麻木了。在人们的眼中,死了丈夫祥林,她是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她仍是祥林嫂——一辈子都是“祥林”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寡而再嫁是整个社会所不能容纳的,“不守节”就是女人的奇耻大辱,她们都会用另类的眼光来看她。阿毛的故事,起初曾赢得些许同情,日子一久,时间便腐蚀了这份浅薄的同情,不久竟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话题,后又居然成了嘲笑、挖苦祥林嫂的材料,甚至额角的伤痕,也成了人们奚落的内容。拿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谈笑的资本,封建社会的畸形是可想而知的。吃斋念佛的柳妈主观上想救祥林嫂跳出苦海,客观上把祥林嫂推向更恐怖的深渊。“三从四德”“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封建毒素充斥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浸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许多深受其害的普通群众的心灵深处。封建统治造成了国民的愚昧和冷漠。这么一群愚昧冷漠的看客,他们甚至还无形中成了帮凶,有意无意地将祥林嫂推向深渊。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病态社会中人们麻木的精神状态。面对这样愚昧冷漠的群众,悲剧的发生完全成了可能,正如丁玲所说,“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二、惨绝的家庭暴力——封建族权
祥林嫂挣扎于冷酷的封建制度下,她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丈夫,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虽然要不辞辛苦的劳作,遭受婆婆的虐待,还要照顾比自己小的丈夫,但她的心理是踏实的,最起码还有希望。而丈夫又过早地丧命,这已经是一个女人的不幸了,在当时中国的农村,女人失去丈夫就意味着要听婆婆的呵斥,她要为死去的丈夫守寡,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双手活下去,但惨无人道的家庭暴力,严厉婆婆的逼迫使她不得不出逃。这是对生存的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出于生存的目的,她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鲁镇,善良的祥林嫂想法还是那样的简单,只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混口饭吃,以为辛勤的劳动能换来安心生存,但寻求一条生路的愿望很快破灭。封建族权向她伸出了魔掌,像捆牲口一样抢回她,这在我们想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然而活生生的现实就是如此,封建族权的力量之所大,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婆婆硬让她改嫁,改嫁的原因是为小儿子换取一笔彩礼,被当作商品的祥林嫂卖给了贺老六,多么荒唐的理由,她像牲口一样被卖是一次严重的精神摧残,封建社会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什么尊严。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观念,妇女“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旦丧夫失子,则连在家庭中生存的权利都要被剥夺,代表族权的大伯来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可怜的祥林嫂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他是一个激情派的作家,同时他又是十分严肃严谨的,他的思想是深邃无比的。在《玩偶之家》这个话剧给人的震撼背后,他却出乎意料地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明确地指出一颗觉醒的心并无力改变女人玩偶一样的地位,只有要求经济权才是关键;雷峰塔倒掉后,他辛辣地讽刺中国人“奴才式的破坏”与“盗寇式的破坏”(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又继续颇满无奈地嘲笑了一种“合群、爱国的自大”(随感录三十八)。鲁迅永远把公众看来是平常事的另外陈腐、病态、丑恶、龌龊的一面无情地展示出来。他用深邃的思想当指南针,永远地走在大家的前面,指引着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他写道:“‘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是深得捣鬼正脉的。”(捣鬼心传)鲁迅从来对他人得讽刺都是不羞不恼、不以为然、安然面对。竟然在文章中加入了这些他人对自己的讽刺,流畅自然、真真切切,其中稍加一点小戏谑,这也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风格。鲁迅写杂文不精雕细琢,而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切自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我们在品他的文章之外,也感受到他“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闪光灵魂。
在无尽的黑暗中,总会有一丝光明,而光明终将吞噬黑暗,走向幸福的未来。鲁迅便是新中国作为光明的火苗慢慢燃烧壮大的起点。鲁迅的精神可能已经成为“中国魂”了。虽不曾、却可能还有像鲁迅这样的人把中国人民带进更远更高的文明之中!
鲁迅的作品读后感2忘记了是在几岁开始知道有鲁迅这个人物,只是随着年龄增大,也逐渐有了他的文章的接触,更知道了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人民战士。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自选集》没选杂文,他还说,“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其实,这里的“创作”一词,是鲁迅故意借用别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杂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种“创作”。如果我们偏信了他的话,是否就可以认为,鲁迅在《自选集》里不选杂文,就是对杂文“不甚满意”,要“删去”了呢?
鲁迅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自选集》?
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而且极细微的字句。不知道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者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编辑《野草》时细心修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鲁迅后来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而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鲁迅的小说并没有如高中课本中学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来的深奥。大约他出生在那个环境中,生长在那个时代吧,基本上所描写的都是穷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包括自己在内。他的《呐喊》,所写的都是身边的小事,就如一篇《一件小事》一样,生活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但他却能以此小事催他自醒,增长他的勇气和希望。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翻阅,更给我启示。
《狂人日记》,我不能给它下个定义,在一开始读它时,我甚至摸不着头脑,我不清楚自己这是在看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有点害怕,有点疑惑,那吓人的语句,吃人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身边使我不禁联想自己所生活的生活,是该怎么样?也许他的“吃人”也可理解为当今社会中金钱为上,以利为友的没有亲情友情可言的只顾自身,榨人不眨眼的冷酷的竞争吧,没有钱就不能生活,就只能乞求,去要饭,这不是跟吃人一样吗?但生活中,我也是相信有那么些温暖可言的,毕竟每天的太阳是温暖的,在人类越来越文明之际又怎么可以发生人吃人的这种野蛮行为呢。很欣赏阿Q的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认为得胜的心态,称之为妙法不为过。但被人打了之后还有愉快心情,还能和别人调笑一通,回到土谷祠倒头就睡着了,这就是阿Q精神吗?有点愚甚至有点蠢,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调节心理的好办法,凡事换个角度想或许会有收获吧。
一本书看完,总有些个味道,这种味道又似乎只有心里知道。
鲁迅的作品读后感3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享受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有采摘野花野果。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学就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充满激情。我和伙伴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努力得读书,因此,也不能在沉醉在儿时的天真散漫中了,少了几分亲切,少了几分自由,也少了几分对大自然的热爱。
权
颉
[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同情。其中在作品《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这一农村妇女形象的成功描绘,反映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祥林嫂 悲剧人生 社会地位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他在《祝福》中成功地塑造了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形象,正是通过对祥林嫂的描写,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个性特征造成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年轻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艰苦度日,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而要使儿子在那个社会上过平稳的生活,做母亲的就必须严守“贞节”,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明文规定,其实也是封建思想中的一个毒瘤。但是“贞
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个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4]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她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迫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婚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种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
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注释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2]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第98页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8页.151页
[5] 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第26页
参考文献
面对这道坚硬的风景, 学生们望而生畏。当下在中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 二怕周树人, 三怕写作文。”亲近鲁迅, 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事情。
其实, 鲁迅的文字是充满柔情和怜悯的, 那些文字像一杯普洱, 需要慢慢品味, 你才能从中有所悟。
教师如何引领学生学会欣赏这一道道坚硬的风景, 走近那个充满柔情的鲁迅呢?
第一, 教师首先应该对鲁迅充满景仰, 对他的作品无限热爱。
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讲出“味”来, 公开课、示范课几乎没有人愿意讲鲁迅的文章。作为语文教师, 虽然不像研究鲁迅的专家那样去深入地研究鲁迅, 但应该多读一些鲁迅的文章, 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了解一些当代学者关于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 那样才能在课堂上高瞻远瞩地引领学生去认识鲁迅、亲近鲁迅, 才能将鲁迅精神潜移默化地滋润学生, 才不至于将鲁迅概念化、偏激化。
第二, 把神位上的鲁迅请下来, 还原一个凡人鲁迅。讲授《祝福》时, 不必一开始就概括反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主题, 先引导学生来认识一个旧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祥林嫂, 再进一步探究“我”这样一个同情像祥林嫂这样的弱者, 为自己说话不妥会给祥林嫂带来灾难而感到不安和深深自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鲁迅也是一个凡人, 鲁迅的文章里也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凡人。甚至他的童年也与我们这些凡人类似, 有百草园里玩耍的快乐, 也有上学学习的苦恼。而有些老师一讲到鲁迅文章, 总要先扣上“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主题, 然后是滔滔不绝地分析句子的含义, 这样做是无法让学生亲近鲁迅的, 更无法让学生体会到鲁迅的童真童趣和柔情。这样的课就不能与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接轨, 也就不能为他们所接受。
第三, 教师要引领学生捕捉对象, 抓住细节, 反复品读。
对于鲁迅作品, 不妨让学生先从捕捉对象的特征、重视细节的特殊作用上加以品读。如《祝福》中对祥林嫂有三个片段的描述:第一次, “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脸色青黄, 但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 “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 脸色青黄, 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第三次,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 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眼神, 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作品仅仅捕捉了祥林嫂一生中的三种形象, 就表现了她一生悲剧性的遭遇和变故后的轨迹, 这三种特征是她无数形象外貌的总结。在阅读中力求抓取这类特征性细节, 既有助于对课文人物形象丰满性的把握, 又有助于学生作文题材的丰富性积累。
第四, 立足于现实的土壤,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光去鉴别,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用自己的经验去审视, 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过去我们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 仔细想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这样一种思想元素, 自我调侃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修辞艺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学生从他们的生活出发, 从他们的自身出发, 理解和把握文章主题。如果从人的生存、生活的方式、状态的角度, 不妨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华老栓、康大叔、夏瑜、红眼睛阿义、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的生存勇气、思想信仰、生活理想各自是如何体现的?这样的问题不仅有深度, 而且会引发学生的思维触摸人性心灵最原始的脉搏, 触摸社会边缘最敏感的神经。在这种开放、活跃的状态下, 学生很容易发现问题, 大胆地提出问题。此时, 教师的作用无外乎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于把鲁迅作品与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行“链接”, 挖掘鲁迅作品中最现实的主题;二是对鲁迅作品中的有关内容作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双重“刷新”, 启发学生对社会和自我的深沉追问。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伟大,核心在于他用自己的全部作品确立了以人的个体生命为价值中心,从个体生命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的观念与方法。由此,他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的民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样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洞察。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残害生命的现象源远流长。人们普遍关注的只是永恒性的道德原则和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没有人来关心人的个体生命的权益与尊严。人们长期处在一种人人吃人又人人被吃的怪圈中,以至于吃人者与被吃者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都向往通过各种途径爬上吃人者的宝座。
《狂人日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一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在这些吃人者中,不仅有作为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还有作为社会的未来与希望的小孩,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各类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甚至连具有清醒的现代人的意识的狂人本身,也醒悟到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的一员。
《阿Q正传》中写到的闭塞落后的未庄,同样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处于未庄上层的赵太爷之流,平时趾高气扬,专横残暴。他们依靠暴力欺压民众,积敛财富,也在暴力革命的高潮中低声下气,遭遇抢劫。处于未庄底层的阿Q之流,受尽欺压,一贫如洗。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劳动收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己的姓名权都没有。但他们同样信奉吃人的道理。阿Q经常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的革命理想首先是毁灭别个与他有过矛盾的生命,其次是拿来别人的金银财宝,接着便是随意占有他自己喜欢的女人。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依我看来,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有特定的涵义,它既是阿Q失败时抚慰痛苦的无可奈何的方法,也是阿Q梦幻中希求宰割别人的精神畅想。他之所以希望比别人阔,做别人的长辈,潜在的目的是想随意地宰割别人。因此,不能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一般的精神安慰等同起来。而只要社会存在吃人的现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决不会断根绝种。
二
鲁迅在揭露吃人的历史与文化时,特别注重反对一种“精神的虐杀”,尤其是出于“好意”的精神虐杀。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立人”当然包括满足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同时也包括满足人的精神性的个性解放与自由的需求。在鲁迅的眼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但是,一方面是由文学创作的特性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虐杀往往无形,它对个体生命的残害常常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在鲁迅的作品里,揭露精神虐杀的悲剧比比皆是。
《祝福》中,祥林嫂是带着被两位死去了的丈夫在地狱里将她分身的恐惧离开人世的。柳妈本是出于好意,告诉祥林嫂要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以免死后受苦,但客观上却给祥林嫂带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
《风筝》在“肃杀的严冬”环境与“惊异和悲哀”的气氛中,深情地讲述了作为兄长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对自己的小兄弟实施的一次“精神的虐杀”的过程,以及“我”因此而背上的深重的精神痛苦和不尽的忏悔。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将残害者与被残害者作对比性描写,以此来揭示形成人类精神虐杀悲剧的根源。“我”凭着兄长的地位和大得多的力气,平日不仅不准弟弟放风筝,而且嫌恶弟弟对放风筝的神往。后来更是愤怒地把弟弟苦心孤诣偷偷制作还没有完工的风筝折断踏扁。“我”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小兄弟好,因为“我”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但当“我”将自己的意志用言语和武力强加到小兄弟身上时,给小兄弟带来的却是心的向往与绝望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人到中年,“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到自己儿时对弟弟的“精神的虐杀”。这种虐杀无论披上多么神圣的爱的外衣,它的合理性都是值得质疑的,它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戕害也是无法弥补的。当然,“我”在痛苦的反思中做的种种“补过”的努力,虽然毫无效果,毕竟说明“我”已清醒。最可悲悯的其实还是“我”的小兄弟。当年瘦弱多病的他在被我残害时只有惊惶、瑟缩与绝望。他因弱小而被迫承受的心灵痛苦令人震颤和同情。然而多年以后,他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深重创伤却“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我”带着忏悔的心寻求他的宽恕时,他竟“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忘却是人类脱离苦海的办法,也是人类难以进步的病根。鲁迅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不希望弟弟的忘却是真实的,“我”希望弟弟的忘却或许只是为了安慰“我”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不希望精神虐杀的悲剧再次重演。
三
鲁迅的作品因为对历史与现实揭露得深透,往往具有一种入骨入髓的悲凉气氛。但读鲁迅的作品,却不会产生绝望,或者说,总有一种“绝望的反抗”精神在鼓舞着你。因为鲁迅不仅揭示了“吃人”与“精神虐杀”的社会环境,也显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精神。这不仅包括少数在充满敌人的“无物之阵”上坚定地举起投枪的战士,更有大量的在重重压迫和残害中默默生存顽强挣扎着的弱小灵魂。这些混合着恨与爱、死与生、悲与喜的文字,弥漫着鲁迅内心深沉的生命呼唤。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私塾先生,在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中教书,在浓厚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中生存,但他的生活仍然可以达到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他对古典文献的痴迷,读书入神的形态,显现出满带着伤痕的人类那种生命的顽强不屈。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是一位地位低下、相貌平凡,连“我”也不知道她的姓名与经历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她确实有很多令“我”“讨厌”、“不耐烦”,甚至感到是一种“磨难”的习惯与规矩,比如喜欢“切切察察”地饶舌,不许“我”随意玩耍,睡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新年第一天早上麻烦古怪的仪式等等。但她也有一些让“我”感到“特别的敬意”,以至于全身都“震悚起来”,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的地方,比如她讲述的稀奇故事,热心为“我”购买绘画的《山海经》,愿意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等等。鲁迅交替运用成人与儿童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照童年的记忆。当“我”以幼稚任性的儿童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的感情是喜忧参半。当“我”以历经沧桑的成年人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饱经风霜的一生、乐观开朗的个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虽遭压抑却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生命精神,则有着极大的敬意。特别是,长妈妈处于那种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无法独立的环境中,自己的身心都遭受到严重摧残的时候,却仍然对“我”表现出那么恒久的质朴纯真的爱,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生命关怀。文章末句那声洞穿心灵的呼喊,既是“我”对长妈妈的深长思念,也是“我”呼天抢地,希望仁厚黑暗的地母能够用自己博大的胸怀,去安慰那颗曾经给过别个生命无私的关爱而自己却终劳一生默默死去的长妈妈的魂灵。“我”以此来寄托“我”的心愿,平衡“我”的情感。这是人心与人心的沟通,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这些潜存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意识,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既给鲁迅的作品带来超人的思想深度,也带来永恒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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