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刑罚执行理念

监狱刑罚执行理念（推荐4篇）

监狱刑罚执行理念 篇1

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承担着惩罚犯罪、改造罪犯、确保稳定的主要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势必对监狱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监狱治理也就当然地存在着如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惩罚犯罪、改造罪犯、确保稳定三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笔者以监狱刑罚执行如何进一步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切入点，就监狱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一些想法。要完善法律规范，真正实现有法可依；要转变执法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提高专业化程度，保证制度的正确执行；要强化执法监督，确保做到阳光执法。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 刑罚执行 公正执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的任务。同时，维持监狱的安全稳定又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大局。国家治理现代化势必对监狱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监狱治理也就当然地存在着如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作为一名在监狱工作十多年的人民警察，笔者仅通过此文，以刑罚执行工作如何进一步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切入点，谈谈本人对监狱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的一些思考。

一、监狱刑罚执行的性质

《监狱法》第二条明确了监狱的性质，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监狱的性质很明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那么刑罚执行的性质呢？对于监狱的刑罚执行权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刑罚执行是整个司法活动的最后一环，其属性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部分。有的教授则认为，行刑是一种司法行政活动，因而行刑权属于行政权的范畴。笔者认为两种观点的存在恰恰说明了，监狱刑罚执行兼具司法和行政的双重特点。监狱刑罚执行兼具司法和行政的双重特点就决定监狱在思考如何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从刑事司法和依法行政两个方面出发，充分考虑如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刑罚执行作为一个整体是刑事司法的最后一环，应当属于司法权的延伸。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通过限制罪犯人身自由执行刑罚，使得刑事判决得以执行，没有监狱的刑罚执行，刑事司法的侦查、起诉、审判都将落空。很显然，从这个角度上讲，刑罚执行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同时，监狱的刑罚执行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整个刑罚执行过程中，监狱都在行使着管理罪犯的权力，这一权力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例如，法定性、主动性、专属性、单方性等等。此外，监狱的组织管理架构也体现了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的行政性质。

二、监狱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1）确保稳定。一方面，监狱的安全稳定是惩罚犯罪、改造罪犯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安全稳定，其他工作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监狱虽然是相对封闭的，但是监狱的安全稳定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没有监狱的安全稳定，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也得不到保障。监狱发生脱逃、暴狱等事件会给社会稳定、和谐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监狱内的每名罪犯又联系着社会上的一个家庭，他们的稳定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监狱在国家治理中还肩负着确保一方平安，服务于整个国家、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作用。

（2）惩罚犯罪。通过刑罚执行真正惩罚了犯罪，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而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环。没有监狱的刑罚执行，社会公平正义就无法保证。完成好惩罚犯罪的任务不是简单执行法院的刑事判决，应当认识到采取刑罚手段是国家治理过程中，不能通过其他法律手段调整时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必须使用刑罚时，监狱才能也必须要承担好这一职责。因而，监狱的任务还包括如何通过合理运用减刑、假释措施，使得真正认罪悔罪的罪犯能够早日回归社会，使得有限的行刑资源应用于更有需要被关押的罪犯，这也正是监狱公正司法的体现。

（3）改造罪犯。监狱通过管理、教育、劳动等多种手段对罪犯实施改造，使罪犯能够认识到自身犯罪的社会危害，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高遵纪守法意识，提升文化水平，学习谋生技能，最终能够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全社会广大公民的参与，罪犯作为公民，当然也要参与，这个群体理应成为促进全民守法的重点关注对象。罪犯在服刑期间或许很难直接参与社会事务，但罪犯终将面临刑满释放、回归社会。改造好罪犯，让罪犯回归社会后能融入社会，是监狱在国家治理中的应有职责。

三、监狱工作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1）要完善法律规范，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首先要完善法律体系，有法可依不是有法律就可以了，法律要是良法，要可操作，可执行，试问一个不具操作性的法律，执行力如何保证。要实现监狱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首先必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作为执法的依据。应当看到，目前监狱法律规范体系中还有许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一是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如罪犯的减刑、假释要求罪犯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到目前为止，关于认罪悔罪始终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操作标准，虽然监狱也一直积极搞认罪悔罪的评估，但是笔者认为由这方面的上位规定是有缺失的，监狱在认定罪犯认罪悔罪程度存在很大难度。二是法律制度于理相悖。一方面对比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都要求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少数罪犯因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获得减刑），但是对假释比减刑增加了“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法定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对罪犯回归社会以后又规定假释对象纳入社区矫正，而减刑罪犯回归后却少有监管。据此逻辑，也就是“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罪犯，必须要接受监管，接受矫正，而没有作出“没有再犯罪危险”判断的罪犯不需要监管和矫正。再者，要求监狱或法院对罪犯做出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判断，事实上也是勉为其难，对社会上的公民要作出没有犯罪危险的判断也有相当的难度，何况是对一名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罪犯。再者，罪犯释放后是否会重新犯罪，社会环境也是重要因素，要监狱或是法院做出这样的判断，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因而，从立法层面上，应当要修改不符合法律精神和实际要求的法律制度，细化完善不具操作性的法律规定。

（2）要转变执法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转变执法理念，正是行刑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当前社会上，相信重刑主义、刑法万能在监狱和社会上仍有一定市场，很多人包括一些监狱民警，认为对待罪犯就要严格、甚至严苛，不能宽容。笔者认为这样的观念实际上与依法治国是不相符合的。在转变执法理念过程中，应当尽量让民警接受刑法谦抑的精神。具体说，就是刑罚应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宽容的适用，即能不用就不用，能用轻刑就不用重刑。刑罚的执行要公正、人道、宽和。要避免片面突出惩罚、人为扩大“刑罚之恶”，要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实现行刑人性化。“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本身具有很多的局限性，之所以要用刑罚，主要目的是以“刑罚之小恶”防止“犯罪之大恶”。因此，当我们运用这一“小恶”时，应当采用审慎的态度，否则刑罚这一“小恶”有可能因为执行中的不当而转化为一种“大恶”（导致罪犯再犯罪的原因之一）。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仅仅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刑罚执行人员以刑法谦抑为根据，以宽容的、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教育和引导罪犯，以取得最好得刑罚效果；另一方面，当严则严。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要坚决打击，毫不手软，要确保监狱的刑罚执行切实起到惩罚犯罪的威慑作用和改造罪犯的引导作用，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有机结合。对于职务犯罪等三类罪犯应当从严管理，从严控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近年来，监狱执法还是存在许多执行刑罚中当严不严、失之过宽的问题的案件，比如社会影响相当恶劣的“张海案”。因而，当严则严还是有必要强调的。同时，刑罚执行还要公正严明，对所有罪犯一视同仁，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罪犯，任何人犯罪都必须受到惩罚和改造，任何罪犯不符合法律条件，都不能获得减刑假释。

（3）要提高专业化程度，保证制度的正确执行。一是要提高民警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程度。人民警察是监狱管理、刑罚执行、教育改造的组织实施者。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监狱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人民警察队伍。要强化民警的专业分工，看守型和矫治型的民警要有区分，开展专门的业务培训，提升监狱民警的专业素养，用职业化、专业化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要坚持法治教育，强化法治意识，做到处处事事时时依法管理服刑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真正做到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二是要有执行制度的程序保障。监狱在将法律规定的内容落实到具体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有程序的保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治的实现首先体现在规范、良好的程序上。执法工作需要有严密的工作流程规定，要明确、具体、便于操作，还要确保做到无缝衔接，环环相扣，程序和流程越细化、严密，就越能减少执法过程中的随意和不统一。最近司法部修订了减刑、假释的程序规定，实际上也是在这方面的努力，监狱在完善程序规定，强化制度执行上正是应当抓住减刑、假释提请等重点环节。

（4）要强化执法监督，确保做到阳光执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确保监狱执法能够规范运行，必须持续强化执法监督。从上海监狱近年工作总体情况看，一直很重视执法监督工作。内部建立了由纪委、监察、审计、督察组成的强有力的四位一体监督机制，监督方式上逐步由被动、事后、静态向主动、事前、事中、动态转变；法律上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或意见时，应将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裁定或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监狱同时还一直推进狱务公开工作，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都已实现网上公开。监狱今后还要逐步扩大狱务公开范围，明确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的事项范围，今后不是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都应当可以向社会公开，要接受罪犯、家属以及全社会最广泛的监督。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监狱刑罚执行理念 篇2

关键词：监狱刑罚执法,警务保障,合法权利

一、引言

监狱作为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机关, 能够对罪犯起到惩罚和教育改造的双重作用, 进而降低犯罪率, 维护社会稳定。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 近些年来我国法律部分方面有些调整, 监狱体制也有了新的改革。立法的目的在于执行法律, 预防犯罪, 所以执法是否规范显得无比关键, 就目前而言, 国内监狱刑罚执行上还存在着某些缺陷, 比如执法效果不佳, 起不到良好的实际作用, 暴力犯罪依然不减, 甚至出现了重新犯罪。这就要求, 必须了解监狱刑罚的执法现状, 针对出现的问题, 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

二、监狱刑罚执行部分执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各方面的社会矛盾越积越深, 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秩序。从这几年国内的犯罪人数来看, 呈现出上升趋势, 暴力犯罪案件居多, 同时出现了其他新型犯罪,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监狱不仅是关押惩罚罪犯的机关, 还具备教育和改造的功能, 根据犯罪程度, 对罪犯适当予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使其通过劳动改造, 认识到自身错误, 尽量获得第二次生命, 在体现法律威严的同时, 也能突显法律人道的一面。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并非一帆风顺, 很多监狱教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教育作用, 非但不能令罪犯改过自新, 甚至可能会出现重新犯罪的情况。相关研究表明, 青少年群体犯罪以及重新犯罪的人数逐年增长。

有些罪犯在犯罪作恶后被捕入狱, 依然没有停止斗争, 在监狱内, 藐视规章制度, 经常违反规定, 严重时可能会激化与警员间的矛盾, 引起袭警行为, 对我国的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在一些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中, 现行法律对其惩罚相对较轻, 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另外, 设置监狱不是为了惩治罪犯, 根本目的在于减少犯罪, 所以针对在监狱内表现良好的人员, 一般都会酌情减刑。但就目前的减刑而言, 标准并不科学, 涉及的范围太广, 这也是罪犯敢于一而再, 再而三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总之, 国内监狱执法方面存在着很多不足, 整体形势愈发复杂, 一来少数罪犯在监狱内依旧可能犯罪, 二来罪犯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 而我国法律在此领域还有许多工作没有涉及, 给了罪犯可乘之机, 往往钻法律的空子。《监狱法》关于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不明确, 加上立法跟不上, 执行起来力不从心。警犯关系恶化是另一重大问题, 面对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 警员的执法手段太过单一, 通常是不能打不能骂, 而关禁闭对罪犯来说,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有极少数干警, 态度比较消极, 不能严格执法, 或者持放纵不管的态度, 使得罪犯更加肆无忌惮。

三、如何完善我国监狱刑罚执法

(一) 改革司法体制, 促进刑罚执行一体化

刑罚执法是一种司法活动, 当前的刑罚执行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对此应当予以改革, 逐步过渡为一元化, 成立独立的刑罚执行管理机关。同时, 立法也要跟上, 对其法律地位和职权予以确定。该机关由狱政管理部门、刑罚执行部门、非监禁刑部门、附加刑罚执行部门等组成, 拘役、有期、无期和死缓、死刑都归为刑罚执行部门, 而管制、罚金、没收财产等属于非监禁刑部门的职责。

为保持刑罚体系的平衡, 必须提高刑罚执行部门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修改《监狱法》时, 明确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 独立行刑罚执行权, 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的干涉。加强对罪犯惩戒力度, 去除监狱的社会福利机构职能。监狱要把诸如养老院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监狱对罪犯不仅要做到“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 还要做到“改造好”, 即监狱注重罪犯刑罚执行改造质量。

(二) 加强警务保障, 明确警察的权利义务

与一般警察相比, 监狱警察有其特殊性。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监狱警察和罪犯之间的关系, 容易导致两种情况发生, 一方面, 监狱警务人员的安全保障不足, 比如袭警事件;另一方面, 可能会出现滥用权力行为, 对罪犯施行不规范执法。因此, 有必要加强警务保障, 在提高警务人员自身安全的基础上, 对其职责和义务进行明确划分。

职权方面, 越详细越好, 应该包括依法收押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奖惩权、日常考核权、刑罚执行权等, 为警务人员提供法律保障, 降低执法风险。具体来说, 比如在使用枪支武器上, 现实执法中经常会遇到不得不使用武器的情况, 对此应详细划分。发现有聚众暴乱行为, 罪犯拒捕或持有武器, 以及抢夺警察武器, 或者正在行凶等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条例, 警察可以使用警械予以制止。

义务方面, 为警察的安全提供保障时, 还需对其义务进行明确规定。最基本的, 监狱警察应秉公执法、文明执勤, 遵守社会公德, 尊重罪犯的合法权利及风俗习惯。当公民遇到纠纷和麻烦时, 应积极予以帮助。此外, 还有许多详细的义务规定, 比如禁止刑讯逼供, 禁止泄漏国家机密, 禁止参加非法组织及相关活动, 禁止违法执法或者在执法期间私自收取费用, 对于上级命令有权提出意见, 但不能随意改变。

(三) 完善相关法律, 实行多方面综合管理

与其他刑事司法活动相比, 刑罚执行应该是一种独立性活动, 更应该有一套独立的法律支撑, 建议完善《刑罚执行法》, 提高其法律地位。在具体执行中, 必须保证执法手段的合法合理, 同样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其加以规定, 对现行法律进行梳理归类, 去除陈旧的部分, 增加新内容, 尤其是执行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必须受到重视。

前面已经提及, 罪犯固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也有其合法权利, 比如生存权等。所以, 需对罪犯的权利进行重新认识, 既不能忽视人权, 又不能将其与普通公民对等。法律应该细化, 针对罪犯的权利和义务, 在不违背我国国情的大前提下, 需形成专门的立法条文, 做到有法可依。避免过度滥权, 这就需要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而定, 决不能为了保护其基本人权而破坏监狱秩序。除了权利最大保障和最大剥夺的惩罚, 还应有更详细的分级处理, 能够依据罪犯的表现而适当调节。

鉴于罪犯在服刑期间, 可能会出现再次犯罪, 有必要实行考核制。有些罪犯钻法律的空子, 经常在监狱内违反规定, 但每次都不构成犯罪, 使得警务人员非常头疼。采取考核制后, 如果再有此类行为, 则记负分, 结合其平常表现, 当负分超过一定值时, 予以加刑处理。如此做的目的, 在于体现法律的威慑力, 提高思想改造效果。另外, 监狱执法应当提高透明度, 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既是为了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 又能对警务人员起到很大的保护和帮助作用。

四、结语

监狱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机关, 主要负责司法活动的执行工作, 包括对罪犯的各种惩罚和教育改造。监狱刑罚执法情况直接关乎法律的完善程度, 但就国内目前而言, 此方面还有诸多不足, 今后应加强改革, 提高其独立性, 实现执法主体的一体化。同时, 还要保障警务人员和罪犯的合法权利, 处理好两者关系, 并对相关法律加以健全。

参考文献

[1]张向前.监狱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政府法制, 2012, 24 (20) :62-63.

[2]邹华文.论监狱刑罚执行部分执法现状及完善对策[D].湘潭大学, 2014.

[3]孙江辉.加强社会监督提高监狱刑罚执行的法治化水平[J].中国监狱学刊, 2008, 22 (4) :20-22.

监狱刑罚执行理念 篇3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刑罚执行；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对监狱现行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其涉及监狱刑罚执行内容的解读，与大家探讨此次刑法修改对监狱刑罚执行的影响。此修正案与监狱工作直接相关的法条集中在刑法第50条、78条、81条、85条的修改，主要是对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减刑、死缓和无期犯减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假释制度的修改，既有原规定的提升，又有新制度的创设。

一、刑法第50条解读

（一）修改为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二）解读

1.明确提升了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的最低年限

即从15～20年的比较大的幅度统一明确为25年。既阻断了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又明确统一了标准，刑罚执行更加具体规范。

2.新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

本条第2款中“限制减刑”是本次刑法修改新创设的一种刑法制度，完善了我国刑法制度。

3.增加了可以限制减刑的3类死缓犯

即在第2款里增加了因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3类罪犯，加上原来的6类，共计9类，在他们的减刑时，可以对其限制减刑。要注意是“可以”，而不是“应当”。

本条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死缓犯实际执行的刑期相对较短，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差距过大，掩盖了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应有的关系。

二、刑法第78条（第2款）解读

（一）修改为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1.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2.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3.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二）解读

1.提高了无期徒刑犯的最低实际执行刑期

无期徒刑犯的最低实际执行刑期由10年提高到13年。主要是为了与有期徒刑犯减刑相协调。

2.新增加了死缓犯最低实际执行刑期的限制性规定

（1）缓刑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最低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2）缓期执行期满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最低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 20 年。这亦是本次刑法修改新创设的一种刑法制度，完善了我国刑法制度。

三、刑法第81条解读

（一）修改为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二）解读

1.修改了无期徒刑犯假释的条件

（1）提升了前提条件,即实际执行的刑期由10年以上提高到13年以上。这主要是为了跟第78条中无期徒刑犯的最低实际执行刑期的规定相互协调一致。（2）降低了現实条件，即把“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显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要求高于“再犯罪 ”。

2.增加了不得假释罪犯类型

在原规定的6类罪犯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放火、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3类罪犯。注意，还必须同时具备是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才不能假释。

3.新增加了假释罪犯对社区的影响的规定

即增加了“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条文。主要是罪犯被假释后对社区居民的负面影响。

四、刑法第85条解读

（一）修改为

“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二）解读

1.在刑法中首次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

2.对被假释罪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化

假释在执行方式上“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转变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把公安机关完全排除在社区矫正之外，因为公安机关作为我国治安综合治理的骨干力量，而社区矫正属于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公安机关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此次刑法修改，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规范了刑罚执行，完善了刑法制度，必将对监狱执行刑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红林，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监狱刑罚执行理念 篇4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