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数学传播到中国（精选5篇）
代数学的西文名称algebra来源于9世纪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的重要著作的名称。代数学的历史悠久，它随着人类生活的提高，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和数学本身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
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他们也引入了 一些欧洲知识。由此，西方数学被引入中国。至19世纪末，中国数学家已基 本认同了西方数学的内容、方法和思维方式，传统数学方法亦随之被取代。
《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即是探讨这一阶段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及特点的专 著。本书共分七章。前四章从跨文化和社会史的角度，分析西方数学在中国 传播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高度严谨和独立的科学分支，数学的发展及传播 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在本书的第五至七章中，作者选取代数学、三角学和中 国传统的垛积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学分支作为个案，以这三个分支的发展 探讨中西数学的交汇与互动，西方数学的传播及中国传统数学的消融的过程。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随西方商船来到中国，通过他的翻译和传授，西方数学开始传入并对我国的数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广东省登陆，他把从西方带来的一些当时制作比较精巧的自鸣钟、各国地图、西洋琴等物品献给了当地的一些官吏，获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在那里学了一年的中国语言，然后到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在那里又认识了更多的高层官员。然后又到南京等地活动。他看到当时使用的“回回历”和实际天时有较大的误差，而他用欧洲的方法推算出日食、月食出现的时间比较准确，从而取得明朝政府的信任。于是他建议译书改历，这个建议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当利玛窦动手修改历法时，感到的自己天文知识有些欠缺，便写信给派遣他的教会请求派天文学家来华，这些人对促进中国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1606年，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数学家徐光启（1562—1633）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从此在我国正式使用几何学这个名称。
徐光启是明朝的高级官员，曾当过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对数学很有研究。他和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后，又一起翻译了《同文算指》、《图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这些书的内容都是当时西方迅速发展的数学知识，包括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等。他们翻译得非常认真，这些书对后来的中国数学发展影响很大。徐光启后来又和明朝数学家李之藻（1565—1630）编著了《崇祯历书》137卷，编写的方法都是根据利玛窦介绍的西方历法进行的。他们用到的数学理论和计算工具大部分是西方的。李
之藻当过明朝南京工部员外郎，他自己还编有《天学初函》20种，详细介绍了西方数学。
后来，波兰传教士穆尼阁（1611—1656）来到南京，向数学家薛凤祚（？—1680）传授对数，这是对数传入中国的开始。同时穆尼阁还和薛凤祚共同翻译了讲述三角函数的《比例四线新表》一卷。穆尼阁去世后，薛凤祚根据穆尼阁所传授的内容编著了《历法会通》一书，其中包括《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三角算法》各一卷。
西方数学的传入对我国传统数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清朝初期，许多朝廷的官吏、民间学者都开始学习西方数学。据记载康熙皇帝也在1689年把法国传教士传入宫廷讲授数学。
从顺治皇帝开始，朝廷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掌管“钦天监”，推行西方的新历法。直到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钦天监”都是由外国人掌管。
遗憾的是，尽管当时有不少传教士来中国传授数学知识，但他们一直没有传来《微积分》和系统的《解析几何》知识，可能是由于这些传教士自身的数学知识有限，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这些数学新知识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两个分支的数学知识的传入是以后的事情。
五）、转折时期
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提出大批外国人在华对朝廷的统治不利，于是皇帝下令，除少数外国人在“钦天监”编制历法以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被驱赶到澳门，不允许他们进入内地。从此开始，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数学的传入便暂停了。中国数学家又有刚刚接触到的西方数学转回到中国的古代数学，他们只能研究和整理我国古代的各种算学经典著作，但是在理论创新方面没有多少原创性突破。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一批“洋务派”，他们派人出国留学，在学校设置算学课程，教授数理启蒙知识、代数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和弧三角、微积分和航海测量等。从教育制度到教学内容都是抄袭西方的，对于中国数学的研究，除了一些研究数学史的学者之外，再也没人过问了。中国数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这段时期内对数学作出过贡献的数学家有戴煦、李善兰等。
戴煦（1805—1860）对项名达的《象数一原》作了续写，并著有《四元玉鉴细草》，同时对西方数学进行了编辑。
李善兰（1811—1882）主要从事西方数学的翻译工作，他所翻译的书包括力学、数学、天文学等共八十多卷，他自己也写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四元解》、《麟德历解》等数学著作。我国第一部关于微积分的书叫做《代微积拾级》，就是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7）合译的。同时还翻译了《代数学》，这部书对我国现代数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数学中的许多名词和术语都来自于李善兰的翻译。他还翻译了《圆锥曲线》等书，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外还有一些数学家在翻译和研究西方数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从阮元（1764—1849）撰写《畴人传》起，华蘅芳（1823—1902）、华世芳（1854—1905）、诸可实（1845—1903）、罗士琳等人都陆续写过《畴人传》，对历代数学家和数学的发展进行了考证和叙述，是研究我国古代数学史的重要文献。
从明中叶开始, 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又由西方传遍整个世界, 至今仍生生不息。中国文化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为什么当时中国文化能够传播到西方呢?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说明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以及如何进行汉文教学才能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
什么是文化?
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西方的“culture”的本义是“耕作”和“种植”的意思, 西方人把耕作和种植也看作“文化活动”, 所以西方人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文化”。
西方的“culture”被译作“文化”, 中国的“文化”一词中“文”指“文字”, “化”指“变化”, “文化”的本义是学习文字使人得到教化, 而文字是写文章的, 书中的文章是记载人的思想和哲理的, 学习文字就是学习读写文章, 所以中国人只把识字读书和知书达理之人称为文化人, 也就是说, 中国的文化观和西方的文化观是不同的。中国人认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有区别的:物质财富是器物的, 是有形的, 是具体的, 是一时的;精神财富是思想的, 是无形的, 是抽象的, 是久远的。因此, 中国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只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中国文化?
根据中国的文化观, 中国文化是只指中国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而精神财富是靠汉字记载的, 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文字是书写文章的, 古人云“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人的思想只有靠文章书籍的形式才能传之久远。“文以载道”, 因此, 汉字文化就是记载着中国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汉文经典。千百年来, 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和老子道家哲学的《道德经》等汉文经典被中国人世代传承, 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1) 灵魂是精神, 是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是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和老子提出的道家哲学。因此,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所信仰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
二
中国文化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呢?
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 而汉字文化是记载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 也就是说, 中国的汉文经典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呢?
中国的汉文经典是通过文本翻译的方式传播到西方的, 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费正清认为来华传教士扮演着先锋和“核心的角色”。费先生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史料记载, 最早把孔子的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 但译文只是被人带回意大利的手稿。最早把《四书》部分内容的拉丁文译文刊印出来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 1543-1607) 。1662年江西建昌府刻印了一本拉丁文书, 书名为《中国的智慧》 (Sapientia Sinica) , 书中有《论语》和《大学》的译文, 译者殷铎泽也是意大利传教士 (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 这是《论语》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出版。而后殷铎泽又翻译了《中庸》并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
使孔子学说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是1687年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由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r, 1623-1692) 、殷铎泽等几位传教士合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的拉丁文译本在巴黎正式出版, 此书汉文标题是《西文四书直解》。此书的出版使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 当时不少读过此书的欧洲学者尊孔子为天下先师, 称孔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大的学者和预言家, 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看过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写道“今年巴黎曾出版孔子的著述, 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 由此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久此书又出版了法英文译本, 进一步扩大了孔子学说在欧洲的影响, 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了中国文化。
在众多翻译汉文经典的西方传教士中不应忘记的还有被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的英国人理雅格 (James Legge, 1814-1897) 、法国人顾赛芬 (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 和德国人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
理雅格受英国伦敦教会派遣来华, 后回国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他从1861年到1882年间先后出版了他用英文翻译的七卷本巨著《中国经典》, 内有《四书》《五经》《道德经》等几乎全部汉文经典。
顾赛芬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河北献县天主教堂, 他也几乎翻译了全部儒家经典, 涉及之广, 数量之多, 达到惊人的程度, 他从1895年到1916年先后出版了他以拉丁文和法文两种文字翻译的《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和《仪礼》。
卫礼贤在青岛传教, 被称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 因为他从1910年到1930年间先后出版了他的《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中庸》《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几乎全部汉文经典的德文译本。
来华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后, 西方出现了不少专业汉学家, 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学在传教士的建议或直接参与下都先后建立了汉学研究机构, 从此, 汉学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总之, 来华传教士当中有相当多数量的人是把全部身心和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研读和翻译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等诸多汉文经典之中, 他们确实充当了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先锋和核心角色, 实事求是地说, 没有这些来华传教士, 当时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传播到西方的。
三
为什么西方的传教士能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呢?
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 传教士除了具有西文能力以外, 还要具有能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而要获得这种能力, 早期的传教士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 因为没有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学校, 也没有现成的供外国人使用的教科书和工具书, 因此, 早期的传教士, 如利玛窦、罗明坚、郭居静等都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研习汉文文法和编写汉西字典之中。但是当有了专门的学校和供外国人使用的教科书以及文法书和工具书后, 一般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获得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 就能从事汉文经典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之丰富和参与的传教士人数之多就是一个证明。很多西方传教士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获得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 这说明汉字和汉文并不难学, 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 (Abel Remusat, 1788-1832) 在其专著《汉文启蒙》中对西方人学习汉字和汉文是这样说的: (2)
汉文文法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不需要过细的描述, 汉文的困难被夸大了, 学习汉文并不比其它文字难, 人们从此书中可以看到这点。
汉字被认为要花毕生精力学习的, 这是人们的一种偏见, 人们感到汉字难学是源于这种文字系统的奇特和汉字数量的庞大。其实, 成千上万的汉字并不可怕, 因为大多数汉字是不常用的, 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两千多汉字, 看书就没什么障碍了。汉字的字形确实很奇特, 但如果我们会分析字形, 汉字是很容易记住的, 他们的字典编写得很清楚, 也很有规律, 所使用的方法是令人赞叹的。
现在我不再认为获得阅读汉文的能力是需要花毕生精力的事, 其实, 学两到三年就可以阅读汉文文献了。
雷慕沙并不是仅通过理论上分析得出的结论, 而是有切身体会的, 是用自己亲身学习的实践证明的, 因为他本人就是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高的阅读中国汉文经典的能力, 他是使用由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在巴黎学习汉文经典的, 23岁时就发表了《中国语言文学论》, 25岁时就以研究中国医药论文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年仅26岁就成了当时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 和雷慕沙有同感, 他来中国前只学了两个月汉语, 也只在中国学习和逗留了两年, 可是他在不长的时间里也获得了中国语言和文字能力并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很高成就。因此, 他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一书中这样讲道: (3)
一个外国的成年人经过一年的学习, 要熟悉两到三千汉字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
我们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独体字, 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 因此, 要学习新字, 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包含的分子, 就像是学习西洋文字用字母拼写一样知道怎么拼写新字。
可见, 大量的汉文经典之所以能被如此多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西文, 使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说明中国的汉字和汉文不是难学的, 不是只有极少数高智商的西方人可以学习的, 而是一般的西方人都能学习的。
四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来华传教士要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呢?而且还把这项工作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呢?
因为学习了中国汉文经典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产生了强烈的翻译欲望, 或者说, 他们都产生了希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他们远方同胞的强烈愿望。理雅格的英国家人曾对他以全部精力翻译和介绍中国的汉文经典一事感到不解,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讲道: (4)
中国人拥有值得珍视的文学, 而且极不寻常的是, 他们是一个有教养的, 甚至是一个热心阅读的民族。他们的文明与我们极为不同, 但他们早已经摆脱了野蛮和愚昧。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一些更为现代的帝国兴起又衰落, 但是中华帝国依然耸立。在它的国民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伟大的德性和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学术精华开发得像中国那样,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如此高地看待和尊重他们的学术。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是在耶鲁大学建立美国第一个汉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他在其代表作《中国总论》中对中国的孔子学说这样评价: (5)
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 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自我”之中, 毋庸置疑, 他的很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 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 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 并在两个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学被广泛应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 二是其哲学突出的实用性。
有比较才有鉴别。理雅格、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是了解西方文化的, 是具有文化鉴赏力的人, 他们来华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化, 最初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俯视世界的, 但当他们学过中国的汉文经典后高傲的西方人被中国文化深深震撼了, 他们觉得在中国发现了一座其价值可与古代希腊和罗马圣人比肩甚至有过之的文化金矿, 从而激发了他们开发和利用这一金矿的极大热情。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是来传播《圣经》, 传播西方文化的, 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是要把西方人的信仰传播到中国, 结果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 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传播到了西方, 或者说, 把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对待人生的态度和观察万物的方法传播到了西方, 这是西方人始料不及的。西方人传播他们的文化是主动的, 中国人是被动接受的, 而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不是中国人主动推广的, 是西方人自愿接受的, 是西方人主动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
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 交流是双向的, 创造不同文化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本文不想讨论文化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 但我认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至少应该是能被其他民族自愿接受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 中西文化的这种交流方式说明,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文化是更有价值的。
五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中国文化能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前提是中国有汉文经典, 而且来华传教士也能学到汉文经典。因为当时的中国教育是只让孩子读汉文经典, 也就是“读经”, 所以为了传教的方便希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每个来华传教士自然都能学到, 或者说, 也只能学到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和老子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的教育不是只让中国孩子“读经”, 不传授中国的汉文经典, 来华传教士也就学不到汉文经典, 学不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 那么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画卷也就不存在了。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但为什么我要提出这种假设呢?
因为这种假设确实在中国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靠船坚炮利打败了中国, 从而导致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变革,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推翻了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把落后的中国建成一个不再被列强欺辱的西方式强国, 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1920年9月下令小学改用以白话文编写的国语教科书, 取消“读经”, 于是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和老子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逐渐退出了小学课堂。我提出上述假设的目的是要让国人了解取消“读经”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今天来中国的外国人已经学不到汉文经典了, 了解不到中国文化了, 中国文化也只能是在国外由西方的汉学家们替我们传播了。这正常吗?取消少儿“读经”就是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 而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必然是让中国人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时至今日, 我们中国已有三代人不学中国的汉文经典了, 有三代人不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了, 有三代人不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了。学习汉文经典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而灵魂是精神, 是人的信仰,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有三代人已经没有中国人的精神了, 已经不再信仰中国文化了, 难道这种现象不可怕吗?我们想过没有, 有谁会相信由学习和信仰西方文化的人能把中国建成一个让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尊重和放心的强国呢?因为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世人,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后都是要侵略弱小国家的, 都是要掠夺别国的资源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是因为学习西方成为了第一个东方强国, 但强大的日本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不是, 是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有朝一日, 崛起的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强国, 我们将拿什么让世人相信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呢?难道是拿西方文化吗?
中国教育让少儿“读经”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汉文教学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如何传承中国文化, 如何教育中国的后代以及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强国的大问题。因此, 对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重新认真地思考和认识。
六
当年人们认为中国落后是与使用汉字和文言文以及让少儿“读经”有关。
当年中国落后, 有些人用西方的拼音文字和白话文与中国的汉字和文言文相比, 认为中国的汉字复杂, 难学, 所以是落后的文字, 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 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 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 已不适合于现代的时代, ”“文言文是死文字, 死文学, 白话文是活文字, 活文学。” (6)
不少中国的文化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 西学东渐后,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 用西方人提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衡量和看待中国文化, 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 老子的道家哲学是迷信邪说, 汉文经典是封建糟粕的大杂烩, 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 于是有人就公开宣扬:“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以废孔, 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7) 在这种背景下, 人们就提出要改革汉字, 改革教育, 于是就废除了文言文和取消了少儿“读经”。
今天需要反思的是:中国落后真与使用汉字和文言文以及让少儿“读经”有关吗?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 今天中国已成为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而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与改革汉字和废除文言文以及取消少儿“读经”有关吗?其实是无关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国家进行了文字改革, 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了汉字, 汉文教学也取消了少儿“读经”, 废除了文言文而使用了白话文, 贯彻了“我笔写我口”“言文一致”的宗旨。可是我们使用简化汉字和白话文最初二十多年, 结果怎么样?中国依然落后, 而且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是什么使中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的呢?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是中国由计划经济改为了市场经济, 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 解放了生产力的结果, 是中国打开国门引进了国外的企业资金和技术人才的结果, 是让中国人走出国门去考察和留学, 通过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字掌握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的结果。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 清朝末年中国落后挨打, 是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 是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所致, 这与使用汉字和文言文以及让少儿“读经”没有必然联系, 也就是说, 当年推翻腐败专制的政府, 提出建立民主法制的国家是对的,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应该的, 但没有必要改革汉字, 也没有必要废除文言文, 更不应该取消少儿“读经”。
因为学习古文和使用文言文与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 少儿“读经”实际上不仅不影响读写白话文, 反而会对读写白话文起到促进作用。
我们都知道, 曹雪芹、鲁迅、钱锺书、毛泽东, 甚至大力提倡白话文的陈独秀、胡适本人少儿时都是“读经”, 都是只学古文, 结果他们都兼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 是“一举两得”。曹雪芹的老师从来没教过他写白话文, 但他却写出了白话文巨著《红楼梦》, 鲁迅的老师在“三味书屋”也没教他写过一篇白话文, 但鲁迅却成了白话文的写作大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白话文根本不用教, 这说明学古文和使用文言文与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 古文学得越好, 读写白话文的能力就越强。“读经”不仅能传承中国文化, 还能提高白话文的读写能力, 会对读写白话文起到促进作用, “读经”可以使人获得全面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 鲁迅那一代文学大师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反之, 取消“读经”, 不学古文, 只学白话文, 学生就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 不仅学不到中国文化, 不能获得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 而且白话文也写不好, 今天就是让孩子学再多的鲁迅的白话文作品, 他们也不可能写出像鲁迅那样的文章, 因为鲁迅写白话文的能力根本就不是通过学习白话文获得的, 而是通过“读经”获得的, 是通过学习古文获得的。
为什么白话文不用教?为什么只学古文, 学生可以“一举两得”呢?
因为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 是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汉字是可以沟通古今的, 古文和白话文是共存的, 《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等大量小说就是明、清时期的白话文学作品, 古文和白话文是分不开的, 古文“有朋自远方来”中的每个汉字都会出现在白话文中, 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基本一致, 而人是自然会说话的, 所以通过学习古文掌握了汉字的人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 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 当然就不用教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五四时期的文化人都会读写白话文的原因。
白话文不用教, 难道当年的教育家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提倡教白话文呢?除了认为古文是宣扬落后的思想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西学东渐后, 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 当时的教育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根据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 古文是古代汉语, 白话文是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已经死了, 古文就成了死文字。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 就应该“我笔写我口”“言文一致”, 于是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学者和教育家就要“废除文言用白话”。也就是说, 中国之所以发生了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以及取消少儿“读经”, 是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在中国应用的结果。
其实, 汉字是表意文字, 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可以证明, 汉字不是语言的符号, 汉字是书写文章的视觉表意符号, 因此, 用汉字写的文章不是汉语, 语言是当下现时的, 文章是超越时空的, “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语言一时传, 文章千古在, 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和老子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就是通过少儿“读经”的方式在中国代代相传的。汉字作为汉文的载体使中国文化的传统没有中断, 单凭这一点就证明汉字不是落后的, 而是先进的。改革汉字的理由之一是认为汉字复杂, 谁都知道复杂的汽车比简单的马车先进, 复杂的、功能强的工具才是先进的, 怎么能把简单的文字看成是先进的, 把复杂的汉字看成是落后的呢?这是什么逻辑!实际上, 西方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文字”, 但留学西方的中国语言学家却视而不见, 而是迷信西方的理论, 把古文称为死文字, 认为中国人学习古文和使用文言文的现象是畸形的。他们不是根据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反思西方的理论是否科学, 而是用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 改革中国的汉字和汉文教学, 使西方的理论中国化。其实, 中国的古文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不是对立的, 而是统一的, 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和谐共存, 是功能不同, 是各有各的用途。 (8)
汉文是古文和现代文的总称, 汉字和先产生的古文是汉文的基础和源流, 没有古文“以己之矛, 克己之盾”, 哪有现代白话文中“矛盾”一词呢?“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因此, 学习汉字和汉文当然要从基础和源流学起, 如果不学古文或先学白话文后学古文, 白话文和汉字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因此, 让少儿“读经”, 把古文教学放在基础和优先的位置是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的。
中国文化不是落后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人生观, 是讲如何修身做人的道理, 老子的道家学说是世界观, 是讲如何看待世间万物的哲理, 中国文化是教书育人的文化, 因此, 汉文经典自然应从少儿教起, 从小就让中国孩子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 怎么做一个中国人。而且少儿是人生记忆力最好的时期, 古文又比白话文短小精炼, 所以让少儿“读经”, 他们不怎么费劲就能打下坚实的汉文基础, 从小就把中国圣人的思想深深印在脑子里, 终身不忘。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对中国少儿“读经”是这样评价的: (9)
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中国圣人的言论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力之所以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究其原因是因中国的教育是把教少儿识字读书与传授孔子思想和道家哲学结合起来的。
少儿“读经”不仅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 而且把识字读书与传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合为一体, 把学习汉文经典作为人生的第一课, 这种教育方式是聪明和智慧的, 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 不仅是独特的, 还是超越西方的。
七
既然让少儿“读经”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 不仅能传承中国文化, 还与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 这样进行汉文教学, 能使人获得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 因此, 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文明的真正的中国式强国, 就必须恢复少儿“读经”。
为什么必须恢复少儿“读经”呢?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说明使用白话文可以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 但所建成的就不是中国式强国了, 因为我们把中国文化丢了。今天中国是比过去强大多了, 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如人无信仰, 思想空虚, 拜金主义, 道德败坏, 唯利是图, 官员贪污腐化以及大气污染,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都在中国出现了, 而且某些方面还有过之, 今天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如果我们用西方文化来建国, 把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强国, 带给中国人民的将是灾难, 带给世界人民的也将是灾难。
如何才能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的真正的中国式强国呢?文化传统是创造未来的必要条件, 因此, 中国人首先要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 然后“会通以超胜”。
“会通以超胜”的思想是中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在接触到西方文明后提出的, 我的理解是“会通”是“融会”和“通晓”, “超胜”就是“超越”和“胜过”,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 (10) 也就是说, 中国人要想超越和胜过西方文明, 首先要通晓中西两方面的文化及其科学技术知识, 作为中国人先要了解自己的, 然后再去了解西方的, 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西方文化, 然后创造出更好, 更新的东西, 而不是丢弃中国文化。而使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及其科学技术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让少儿“读经”, 因为中国文化在汉文经典中, 不在白话文中, 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建筑、水利以及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也都是用古文记载的。
徐光启主张中国人应“通晓”西方文明, 不是拒绝, 不是“固步自封”, 而是学习和了解, “超越”和“胜过”西方文明, 就是比西方更好, 徐光启能有“超胜”的思想, 说明他不“崇洋”, 不是迷信西方, 他对中国文化是充满自信的, 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不是全盘否定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是领先世界的, 但近代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了, 是枪炮不如人了, 中国的科学技术确实造不出汽车和飞机, 造不出能毁灭人类的原子弹, 也创造不出像西方那样大量的物质财富, 中国文化又不允许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资源, 但就此, 就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吗?就能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吗?
不能!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不是造杀人武器的, 中国的文化观本来就不认为物质财富是文化, 中国被西方强盗打败, 是枪炮不如人, 不是文化不如人, 中国文化不是重“物”, 而是重“人”, 重精神, 重修身, 重教化, 孔子的儒家思想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者爱人”, “和为贵”, “和而不同”,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让人做具有高尚情操, 有道德, 与人友好相处, 积极向上的人。
老子的道家哲学也是教化人, 是让人知道“人”与“天”是“天人合一”的关系, 让人知道万物是“阴阳相生”的, 利害是一体的, 有利必有害。
做人, 正确地认识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识世间万物, 这与创造物质财富相比, 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是前者更重要, 因为是人使用科学技术, 是人创造物质财富, 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知道正确地使用科学技术, 才知道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 反之, 科学技术和所创造的器物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器物有利, 有弊, 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知道该怎样使用科学技术, 才知道该创造什么样的器物, 才知道兴利去弊。人类一分一秒也离不开大自然中的空气和水, 离不开“天”, 如果不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用科学技术破坏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 人类都生存不下去了, 创造再多的物质财富又有何意义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观区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不重物, 而重人, 重教化人的原因, 因为中国人知道物质财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中国人是在西方枪炮的威逼下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的, 其实, 学习和通晓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重视读书和善于学习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 改革开放短短二、三十年, 西方人有的器物, 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能制造出来了, 但我们却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丢了, 这样我们还能“超越”西方吗?因此, 为了能超越西方, 我们必须让少儿“读经”, 把丢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找回来, 然后“会通以超胜”。
我通过研究汉字和汉文教学发现, 可以沟通古今的汉字是超越西方文字的, 汉文教学的方式也是超越西文教学的。因此, 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的中国式强国, 我们必须使用汉字, 必须继承汉字和汉文教学的传统, 因为汉字和汉文教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劣势, 而是优势。举例来说, 西方人发明了计算机, 但在计算机上录入汉字的速度却大大超越了西方文字。另外,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使用的文字, 所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汉文典籍是最丰富的, 互联网出现后, 美国谷歌搜索引擎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文本信息资源是汉文的, 如果这一资源放在网上, 能阅读汉文典籍的中国人是具有优势的。
我通过研究语言文字理论发现,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语言是听觉的, 文字是视觉的, 视觉的文字在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上是高于听觉的语言的。西方语言学家没有认识到文字是视觉符号, 而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所以他们长期以来用文字材料来研究语言, 把“文法”当成“语法”。西方语言学理论虽然在逻辑推理上非常严密, 分析得也头头是道, 但其推理的基本概念却错了, 他们把听觉的语言和视觉的文字混为一谈了。一旦西方人进行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的基本概念或者说逻辑推理的大前提被证伪了, 整个西方语言学大厦就坍塌了。中国古人是区分语言和文字的, 知道“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中国古人很早就研究文字了, 但中国人并没有把文字学当成语言学, 也就是说, 中国人在语言观和文字观上也是超越西方的。
人的语言能力是自然生成的, 而人的文字能力是人使用人所创造的工具的能力, 而根据字母文字来研究语言的西方人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不是自然整体生成的, 而是由音素合成的, 西方人之所以产生合成论的语言观并不是孤立的, 这与他们对人和自然的认识有关, 西方科学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与自然是什么关系?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些“本原”问题的看法与中国道家哲学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我是主体, 大自然是客体, 是“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哲学, 是“天人相分”的哲学, 这种哲学的科学观认为整体都是由部分合成的, 而中国道家哲学是“主客不分”“阴阳相生”的哲学, 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整体论哲学, 这种哲学的科学观认为生命体不是由部分合成的, 而是在环境的作用下整体生成的, 中国哲学是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我认为中国道家哲学是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 如果我们中国人用中国道家哲学去重新审视西方人在不同领域所建立的各种学科的基础理论, 就像破解西方人的语言观和文字观一样, 我们将能发现西方人对人以及自然界的万物所形成的一系列错误认识, 从源头上找到他们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和科学观, 从而创新理论, 破解地球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军事和暴力冲突不止等世界性难题。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破解李约瑟之迷, 才能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天文、水利、建筑、数学等知识体系的真正价值, 才能找到一条超越西方的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 实现对西方文明的全面超越。
结束语
“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 汉字文化是记载着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 少儿“读经”是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手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强国, 而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文明的中国式强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复兴中国文化。而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让少儿“读经”, 就必须让中国人具有了解中国文化的能力, 否则, 复兴中国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 因为只有让少儿“读经”, 中国文化才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中国人才能“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人只有了解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和什么是西方文化, 才能“会通以超胜”, 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适合人居的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只有中国文化在中国复兴了, 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全世界人民才能携手来保护我们人类共有的家园。
参考文献
赵晓阳《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0
张西平《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会议论文, 2001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东方出版社, 1949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 文化出版社, 1949
经济学一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才正式奠定它的框架，以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的进展极为有限。因此19世纪初传人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非常迅速，已经形成现代企业的雏形，国民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如麦迪逊、福格尔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趋于停滞，即所谓“高水平陷阱”，虽然经济总量仍然巨大。但增长速度已被西方国家所赶超。
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一些士大夫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魏源、贺长龄从近人的文集、奏折等来源辑录与经济有关的文章，编成《皇清经世文编》。这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然回应。此后陆续有很多人编过“经世文编”，总量不下20种。这些“经世文编”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基础之上，针对很多实践问题都提出了有洞见的看法。
一
在严复之前，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主要还是凭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传播。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办杂志和报纸，另一条则是办学校。
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当属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以及少量科学常识。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发行量也非常有限。马礼逊去世以后，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堪称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他都不应当被忽略。他实践过多种形态的传教活动，诸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参与军事等，常常领风气之先。如在1834年，他和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有一些学者认为，探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1824年他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他很快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就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和传教生涯。1831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马礼逊。此后他又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一生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郭实腊的志向是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关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产出的结果。《贸易通志》一般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当时重视其中经济制度的中国人还很少。故而这本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值得探讨。
另一位传教士伟列亚力则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贸易通志》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eCulloeh)的商业词典。麦克库罗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曾在主持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期间搜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这本商业词典详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他们渴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了这本西方经济学著作。
他说，“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的传播工作确实取得了成功，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计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就承认，“《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指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二
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占领香港，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这里很快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
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或者说，早期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富国策(经济学)是很边缘的学科，偶尔有一些高年级教育中会设立这门课程。
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所以总体的教育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很快退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这一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教育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按宁波方言翻译，但收效都不大，他也没能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1858年，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前往天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E.Ward)的邀请。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
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人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到《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8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传统的“帝国”观念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并介绍说：“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另一方面，“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到儒家伦理，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
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说，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 Hobbs)译为“霍毕寺”，这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描绘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时间过去上百年，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
1867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思德)《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陆续译出，1880年以《富国策》为题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日本也较早地翻译了这本书，但《富国策》出版时间比此书的日译本出版要早。
亨利·福西特(Henry Fawe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他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本人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框架和思想，是当时欧洲通行的教科书。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思德”，书名《富国策》，署名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一般认为，此书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殖”(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美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福西
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丁韪良同样推崇福西特，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斯密的《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所讨论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
丁韪良认为，“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日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丁韪良特地补充解释说，“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所以这里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比如译者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总的来看，富国策可以被看作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书中提到，“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编译者谨慎地叙述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想把它完美地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去。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一下子引发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人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思德《富国策》。
虽然《富国策》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但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坚持根本，坚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历的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以郑观应为例，他有三部公认的代表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1880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如澳门贩卖猪仔)转移到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再转移到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但他的主旨终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王韬曾说，“中国，天下之总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那我们也要记得“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不再横加指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
另一位传统学者陈炽对此说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主要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他所续的不是法思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不能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却必须关注经济问题，故而“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同样批评了陈炽，他称陈著“纰缪层出，开卷即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万国公报》崛起。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得到传播，这时的知识传播质量已经大有提高了。
以美国修订电信法为契机，新闻传播产业本身已经不再作为单独的产业，而是开始与其他相关产业实行大合并。首先是时代－华纳公司与CNN的合并，新的公司集印刷媒介、无线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为一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团，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其次，迪斯尼娱乐公司兼并ABC，将娱乐业、电影制作业与广播电视业融为一个新的集团，该集团成为美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媒介集团，年收入接近200亿美元。欧洲也在这种大兼并的趋势下，出现物质产品产业兼并传播业或在传播业大量投资的风潮，例如法国最大的电视一台，即是一家工业公司经营的；德国最大的卫视一台，则被一家电器公司接手经营。
，又一轮对传播业的兼并开始了。 首先是美国的大型电器公司维阿柯姆（Viacom）兼并CBS，形成美国第四大媒介集团；接着，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美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美国在线，与兼并CNN不久的时代－华纳公司的再合并（合并交易额达1830亿美元），通过了最后一段法律程序。现在这个世界传播业巨无霸的名称叫“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它将最新的传播技术DD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平台与传统的印刷媒介、无线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仅时髦了左右）集于一身，年收入将超过400亿美元。
九，难以预测的未来发展。21世纪还会不会有单纯的新闻传播产业，各种信息传播会不会融为一体？无论未来的发展在技术上呈现何种趋势，包含新闻传播在内的信息传播，主要将以产业的形式经营，这是无法扭转的。当然，这不会排除各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新闻传播媒介的存在，用于公益、慈善、宗教、教育的媒介依然会有活动的空间，但是它们无法在社会中成为主流媒介。例如在美国这个媒介完全私营的社会里，还有一个大型的民营公共广播公司（PBS），它不以盈利为目的，集合了数百家这类电视台和上千家广播电台。
西方国家新闻传播的产业化进程，19世纪以前呈算术级数增长，而在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20世纪，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对此，用“是”或“否”来简单判断是困难的。大规模的媒介集团兼并，以及其他产业兼并新闻传播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新闻资源和其他信息资源，提高效率；但是这也可能带来传播业的更大规模的垄断。尽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皮托福斯基表示，有各种法律的限定，“旨在保证新的媒体集团具有开放、多样和自由的特点”①，但是新的更大的集团利益也可能扼杀公众对新闻的接近权和知晓权，以及意见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现在，西方各国的新闻传播业垄断大多呈上升趋势，澳大利亚最高，已达到95%以上，其次是加拿大，也有近80%，这是令人不安的。西方产业化的过分发展，在全球范围也造成了更大的新闻流通的不平衡，新闻传播如何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将传播业仅仅作为一种产业，这个传播业的两重性问题既然明显地没有被摆平，那么它在新世纪依然会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注释：
① 王如君：《新媒体巨轮将起锚》，人民日报月19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邮编：100026）
[责任编辑：姜依文]
一、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利玛窦 (1552—1610) , 字西泰, 又号清泰、西江等。他是著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人称“泰西儒士”, 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他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马塞拉塔地区一个贵族家庭, 从小由一位神父教养, 中小学在耶稣会学校读书, 中学毕业后进入罗马神学院。他博闻强记, 在进入中国前, 学识已经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 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如此广博的知识, 使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1576年他自愿申请赴东方传教, 第二年经耶稣会批准, 他赴东方传教, 1582年受远东巡礼员范礼安之召赴澳门工作, 这是利玛窦入华的开始, 他曾在澳门传教1年、肇庆6年、韶州6年、南昌3年、南京1年、北京10年、共28年。最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 活动多集中在宣传宗教思想上, 但不久就发觉单纯传教收效并不大, 这不仅因为当时朝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更主要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异端宗教神学的巨大而无形的排斥力量, 使他们的“播道”工作阻力重重。利玛窦来华后,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运用了灵活的传教方法, 试图通过介绍中国人比较感兴趣的西方知识来扩大影响, 逐步收到成效。在中国辗转18年后, 于1601年1月来到北京, 并经朝廷恩准, 获得在北京的永久居住权, 建造了北京第一所天主教堂。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 学者把这称之为“西学东渐”的开始。明末清初的这次西学东渐的承担者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从表面上看, 这时的耶稣会士利用各种手段不断地传播基督教是为了把中国基督教化。从客观上看, 他们在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的同时, 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利玛窦在为传教服务宗旨下, 撰写和翻译介绍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 包括神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拉丁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在内的各学科, 赢得学术声誉, 充分体现了他丰富渊博的学识。利玛窦在中国度过其后半生, 他来自西方, 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 但他在不同文化之间, 没有评判和论断中国文化, 而是以一颗真挚谦卑的心学习中国文化, 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姿态和精神。他不仅取汉名, 习汉语, 而且穿儒服, 行儒家礼仪, 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字, 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注意适应中国风俗习惯,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比附可以与天主教教义相适应的内容, 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和吸收。他又通过广交士大夫阶层, 使天主教的概念首先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得到传播。他的惊人记忆力使人折服, 而他个人的才智和品格, 以及他所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 成了他名声远扬和广受接纳的重要因素, 得到当时中国学界广泛的称誉。
利玛窦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他为信仰、为基督教事业, 不畏艰难险阻, 不怕生死威胁, 终身不娶。由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 中国朝廷赐给他一块墓地。他是第一位获得在京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 也是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
利玛窦离开我们已经400年了, 但他开创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深远的。中国的小学生, 从一入学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汉语拼音开始, 到算术课上学的竖式笔算法, 自然课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 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 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 物理学的杠杆、滑轮等知识, 无不来自那时“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影响。
二、中国最早的西方图书馆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基督教本身有着普世化的要求, 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 与此同时, 西方的各种科技和文化理念也被引入我国, 其中包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模式和理念, 利玛窦不仅是开创西学东渐的第一人, 也是开创中国“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他在前往东方之前, 已着力搜集和购买了许多欧洲出版的各种门类的书籍, 并随船一起运来中国。他于1584年初在广东省的肇庆市登陆并建造了第一所天主教堂, 在那里, 他开放了教会图书室, 以开放的形式, 让人参观阅览。那时的肇庆官员与读书人, 没有一个到过国外。中国历来, 印书所用的纸张大多是宣纸、玉扣纸和一些土质纸, 遇水即渗洇开来, 印书纸只能印在一个单页面上。但在这里, 人们尽管看不懂洋文, 就这些西洋书籍的外观就让人耳目一新, 书中的绘画更让人大开眼界。这消息不胫而走, 越传越远。人们纷纷慕名而来, 一睹为快。据《肇庆文史》第二辑《利玛窦在肇庆》中记载:“……教堂落成之后, 在楼下辟了一个图书仪器室, 把中西文书籍、天文仪器、世界地图以及各种西洋物品, 一一陈列出来, 公开让人们参观。对前来参观的各级官员、文人、学者和普通群众, 不分贵贱……观众无不赞叹‘番鬼’的东西珍奇……对精装的西文图书赞叹不已。这些书包括教会经典、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水利以及油画、版画、城市建筑美术画册等, 人们对其书籍的精美装帧极为赞叹, 见其纸质坚韧, 洁白光滑、镀金装饰, 赞叹说:‘其纸如美妇之肌, 不知何物也’见其美术画册中的欧洲城市、宫殿、拱门、桥梁、大庙等一览无遗, 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感到惊讶。……当时的学者对此也有记述, 如王背堂说:‘余见西域欧罗巴国人利玛窦, 展示的书籍, 其纸白色如茧, 薄而坚好, 两面皆字, 不相映夺……受墨不渗, 着水不濡, 甚异之’。顾起元说:‘携其国所印书籍甚多, 皆以白纸正反印之, 纸如云南绵纸, 厚而坚韧, 板墨精甚……其书如中国宋折式, 外漆革周护之。其际相函, 周金或银为戌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 开之则页页如新, 合之则俨然涂金耳’。”
尽管在清朝末年中国才出现“图书馆”这个名词, 但明末该图书室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功效。故此, 后来一些学者将它称为“中国最早的西方图书馆”。
不过, 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图书馆的兴趣还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为迎合此需要, 当时输入的西方图书, 亦以器、艺、地理、天文和风土人情介绍为主, 引进西方图书只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和媒介, 是宗教事业的副产品。因此, 当时输入的西方图书不仅在数量上以教理为主, 而且输入的学科其理论性、系统性不强, 较为零碎和肤浅。介绍图书馆的理论、管理方式和技术方法的书籍极少。尽管有种种局限性, 但这是西方图书馆模式第一次输入中国, 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近代图书馆观念———公共、开放、共享、服务和最具代表性的“免费开放”和“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思想。为中国带来了与古代藏书楼不同的西方新式图书馆观念, 成为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 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业产生的参照系, 它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启蒙和示范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三、历史性贡献启迪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不少国人出于对近代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之义愤, 而不辨敌友, 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对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 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学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 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 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介。一般认为, 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 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 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 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 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 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们不否认利玛窦的主要和最终的目的是传播宗教, 但是他客观地传播了科学文化。的确,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 西方天主教曾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相结合, 企图通过宗教来征服中国。所以, 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侵略而进行的一种牧师式的精神侵略。但是这是1840年以后的事。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只是一个片断。尽管在这一时期的主流舆论对利玛窦等人持不公正态度, 但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不乏对利玛窦等人给予肯定评价。近年来, 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厅中将利玛窦列为对中华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同时, 利玛窦本人所折射出的信仰与坚韧的精神、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等众多方面亦引起国内外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 如《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社科院教授杨义在澳门大会的演讲《西学东渐400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 以及《南方人物周刊》、《科技日报》、《东方早报》、《新京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刊文, 多方位回顾了利玛窦在华的曲折历史, 并对他的人格、精神以及贡献予以敬意。
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和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 利玛窦开创的中国最早的西方图书馆在我国近代文化史和图书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为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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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军.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J].北方论丛, 2009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