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律师工作内容(精选8篇)
依据会见时所了解的内容,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如下法律帮助:(1)提供法律咨询。指就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罪名的实体法问题、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问题等提供法律咨询。(2)代理申诉、控告。律师根据向侦查机关了解的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的案件情况,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涉嫌犯罪,不应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代为申诉,请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3)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如认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即可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4)代为申请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代犯罪嫌疑人申请要求解除或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询问案件事实,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对犯罪嫌疑人所述和《起诉意见书》所述事实有出入的,辩护律师要询问清楚,即使是细节上的出入。(2)核对有关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无新的人证、物证和证据线索。(3)告知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权利义务。如,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其讯问时,其自己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申诉的权利等。(4)询问案件有关情况。询问其已被羁押的期限、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有刑讯逼供、变相拘禁等违行为、随案有无被扣押、冻结的财产等等。根据前述会见所了解的内容,辩护律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对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或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应建议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若犯罪嫌疑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辩护律师可以代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若随案有扣押、冻结的财物,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予以解除。若羁押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则可代犯罪嫌疑人要求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若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变相拘禁等违法行为,可以代为控告。
审判阶段的律师会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除会见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应经执行机关批准外,辩护律师的会见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无需由人民法院出具证明(或介绍信),人民法院和看守所也不应派员在场,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通信也不应受到检查和随意扣押。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的内容,主要有:(1)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律师做他的辩护人,进一步确定委托、指定关系。(2)听取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进一步核对案件事实。(3)听取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意见,并将辩护律师初步形成的辩护观点给被告人交待,以征求其意见。(4)询问和核对有关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5)询问被告人有无新的证据和证据线索。(6)询问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意见。(7)给被告人以法律帮助。这主要是:一是询问其是否如期收到《起诉书》;二是介绍审判程序,告知其应享有的诉讼权利,指导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三是询问办案人员对其讯问时是否有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并讲明可代为控告;四是了解被告人犯罪后的思想动态,教育其端正态度,促使其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五是启发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情况,争取立功,以求获得从宽处理。六是根据会见所了解的内容,辩护律师可以依法进行调查,参与刑事审判,依法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从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一、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对辩护律师会见权的新规定, 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可以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进一步规范自身执法行为, 树立公正执法的观念, 提高公正执法水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彻底动摇了目前职务犯罪办案的传统侦查模式, 促使反贪侦查工作由“相对秘密和半公开透明”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和透明”, 使侦查工作由静态向动态发展, 侦查人员与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性增强, 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更趋激烈, 反贪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都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1)
(一) 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增强, 审讯工作难度加大, 传统的“由供到证”侦查模式面临极大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除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侦查机关许可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且会见时不被监听, 同时还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上述规定可能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抗审心理, 使其拒不交代问题, 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即使产生交代问题的念头, 也可能拖至与律师会见权衡利弊后再供述, 加大了审讯突破的难度。
(二) 侦查工作更趋公开透明, 部分审讯策略受限或失效, 窝案串案成案率大幅下降
侦查与反侦查是一种智力较量, 侦查部门往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和深挖案情, 而审讯策略成功运用的关键一点在于侦查部门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律师的提前介入且会见次数不加限制, 使侦查工作的神秘感和信息优势荡然无存, 许多原本行之有效的审讯策略在这种情形下被大大折扣甚至失效。一旦运用不慎, 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施谋效果, 反而使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丧失信任, 影响审讯工作的有效开展。一些在审讯过程中掌握的有价值线索, 一旦被泄露, 同案犯或相关涉案人员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 这将使侦查取证和深挖串窝案更加举步维艰。
(三) 口供的稳定性降低, 犯罪嫌疑人翻供可能性加大, 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
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 不但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还可以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犯罪构成要件和后果, 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 因而其供述产生反复也必然存在。但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 甚至违纪违法, 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 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 翻供、拒供, 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四) 证人证言趋于不稳定, 证人避证、逃证或伪证现象将更突出
在受贿案件中, 行、受贿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受贿人在某一地域或者行业一般都有较大的“能量”。行贿人一旦作证, 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经营的各种关系甚至在行业内的“声誉”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2) 在司法实践中, 行贿人勉强配合, 通常都是迫于法律的权威以及政策压力下利弊权衡后的艰难选择。一旦律师介入其中, 行贿人的心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在律师的点拨下, 一些证人因某种原因或压力, 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 这将使反贪侦查取证工作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 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 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二、反贪部门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律师会见权的几点建议
(一) 切实转变观念, 以积极的心态认识和应对新刑诉法有关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新规定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辩护律师双方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法律价值观, 即无论是律师的代理、辩护活动, 还是检察自侦工作, 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都是广义的司法活动的有机组成, 基本着力点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和工作作风, 牢固树立保障人权、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观念, 树立“拖延会见未必对办案有利, 积极提供会见未必对办案不利”的理念, 理性认识到辩护律师既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忠诚维护者, 也是自侦案件质量的铁面检验员。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积极适应在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做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以自身执法能力的提高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挑战, 确保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依法、规范进行。
(二) 建立健全与公安机关看守所的沟通协调机制, 依法保障不同情形下的律师会见权
检察机关应主动与公安机关、看守所沟通协调, 探讨刑诉法修改后如何在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基础上保障案件审讯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 反贪部门要敢用善用但不滥用新刑诉法赋予的辩护律师会见“许可权”, 特别是对案情有较大发展价值、有形成窝串案可能的, 应该充分行使“许可权”, 反之则可许可公安机关、看守所直接安排律师会见。对于普通自侦案件, 在依法保障律师直接会见的权利的同时, 反贪部门要与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建立相关信息反馈渠道, 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委托律师、律师是否与其会见等基本情况。特殊情况下, 如果反贪部门提审时间与律师会见时间发生冲突的, 应优先保障审讯活动的顺利进行, 但公安机关、看守所应保障在律师提出会见后的48小时内安排会见。当然, 律师已经开始会见的除外。
(三) 建立健全与辩护律师及其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 形成良性互动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律师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及沟通协调, 要求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后, 在3日内将委托情况告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 以便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的情况和及时联系辩护人。在辩护律师会见或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前, 反贪部门可与辩护律师加强沟通, 向辩护律师通报案件的相关情况。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 反贪部门可以主动与辩护律师联系沟通, 及时了解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如具体了解犯罪嫌疑人家庭状况及相关诉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对侦查活动提出异议以及律师对案件侦查的相关意见等, 积极配合其履行职责, 依法保障其知情权, 及时回应其诉求。 (3) 同时反贪部门还可以适时通过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法制教育, 促使其认罪伏法, 争取从轻处理。这样, 反贪部门与辩护律师相互尊重配合, 形成良性互动, 达到双赢局面。
(四) 动态收集证据, 及时固定、补强证据
由于初查阶段受到手段措施限制和隐蔽性考虑, 无论初查再精细化也无法弥补和取代搜查及审讯中获取证据或证据信息的作用。因此, 要高度重视外围调查取证与审讯活动的内外配合, 审讯活动为外围取证提供取证信息和方向, 外围取证为审讯活动提供谈话内容和审讯思路。因此, 立案传唤后, 要及时进行全面搜查及调取档案资料等, 细致整理归纳分析, 结合前期初查资料, 研判出可能存在腐败问题的内容和方向, 化繁为简, 为快速审讯突破提供“炮弹”。考虑律师频繁会见后信息不对称优势的丧失和犯罪嫌疑人心态可能发生的转变, 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及时固定容易反复、证据关联性小的言词证据,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形成基本的证据体系。办案人员对每节犯罪事实应当按照“零口供”的证据标准进行固定, 及时审查证据本身及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瑕疵, 在律师全面介入案情、行使调查取证权前及时补强。
(五) 注重各方协作配合, 为案件的成功办理争取有利环境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今的复杂情况下, 反贪部门要办好案件, 往往需要加强检察机关内设业务部门之间以及检察机关同纪检监察、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一方面, 牢固树立反贪侦查工作“一盘棋”的思想, 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反贪部门与侦监、公诉、监所等部门的协作, 形成合力。如邀请侦监、公诉部门适时介入案件, 指导调查取证, 为审讯办案需要;与侦监部门协调逮捕决定下达的时间等;发挥监所检察室的职能作用, 及时了解监管场所内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加强对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是否符合新刑诉法规定的监督。
另一方面, 加强与纪委监察、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在必要时请求或者接受纪委的组织协调, 解决反贪侦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重视与公安机关的协作, 加强技侦手段的运用, 有效开展狱侦工作, 加大对律师妨碍刑事诉讼、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与法院的配合, 在犯罪证明标准、证据效力等方面形成共识, 做到不枉不纵。同时要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 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 (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 信息资料联网。 (4)
参考文献
①参见叶莹:《律师法修订实施后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载《上海检察调研》2008年12期。
②参见王利民:《适应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 提高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水平》, 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7期。
③参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通知》, 渝检 (职侦) (2013) 4号。
本阶段是本课题的结题阶段,工作时间是从2016年11月—2017年3月。其主要任务是写出课题的实验报告,召开课题结题报告会。经过全体课题研究小组的努力,本课题的研究已接近尾声,纵观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我们发现,各阶段反馈过来的资料显示:学生对小学数学雨学科活动的认识已有明显的认知,数学与生活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观,对教师的数学教学也起到一定的帮助。
一、实践与课堂相结合,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农村孩子的数学教学模式,同时也让“小学数学与学科活动的联系”这一难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教师依据新课标,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学生的解题效果以及解题主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二、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儿童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尽力去完成。并且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主动的去探索、研究,努力寻找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创设出各种具有问题和故事情景实践活动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为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在一年级学生学习分类之前,我指导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课外实践活动:收集喜欢的商品,并尝试着当一当小小售货员,把喜欢的商品摆放好。这个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通过收集、思考,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试,亲身感受到数学知识与自己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激发兴趣,增加体验,培养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的主动学习的状态。这次实践活动大体分四步进行:
(1)收集。以小组或个人为单位,到超市、商场收集一些喜欢的商品。
(2)思考。假如你是小小售货员你会怎样摆放商品,为什么这样摆呢?
(3)尝试。大部分学生将自己收集到的商品进行较科学的分类。学生的体会丰富多彩。有的学生发现,可以按一种标准进行分类,还有的则认为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4)交流。在实际进行的分类中,有的学生为某种物品设计的分类方法非常出色。亚里士多德讲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推动力。数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应用的广泛性,通过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会“使学生体验到一种理智高于事实和现象的权力感”。
因此,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设计实践活动环节,以数学知识来解决学生身边的问题,通过问题创设、调查活动、交流报告等环节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使学生经历一个学数学、用数学的过程,引导学生尝试探索与成功,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三、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数学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建构过程,即通过内部认识结构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建构知识。这就是说,我们的教学必须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创设条件使新的学习材料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让学生主动地建构新的数学认知结构。
实践活动提倡“做中学”也就是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操作探究、体验活动中,去参与知识的生成过程、发展过程,主动地发现知识,体会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培养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数学是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具体思维的有机结合,相对于其它一些学科而言,显得单调、粗糙。然而,数学本身蕴含着特殊的美,只不过没有被一些老师重视而未被发掘,数学实践活动能使原本单调的内容置于情境之中。来自生活的情境生动有趣,美妙无穷,必然激起学生的参与热情。比如,在教学“人民币的认识”一课时,老师设计了购物活动,当“小小文具店”的场景伴随着音乐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学生兴趣盎然,立即主动读出橡皮、卷笔刀、直尺等物品的价格。在购物时,学生对照价格选择相应的人民币,与“营业员”交换实物,似乎此时真的进入商场购物,积极性很高。这种源于生活情景的学习,自然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达到主动参与认知的全过程。钟启泉教授指出:“在情境认识论中,认知带有极其具体的性质。它强调认识活动不是单纯地积累抽象的逻辑操作与概念性知识,具体的情境是在该社会生活中活生生地进行活动的实践过程。”理论的阐述,进一步证明了实践活动与生活紧紧相连,能把学生带入现实社会之中,产生亲切感,使其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数学问题,从而产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可见数学实践活动能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积极性。
四、有效发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和学生数学素养的提高是实践活动的核心任务。数学的思想方法是指比较分析的方法、模型方法、估测方法、推理方法、转化方法、统计方法等。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这些数学的思想方法都是通过解决问题而渗透,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数学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和感染。因此,教师总是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让课堂中充满着研讨、探究、思考的气氛。在实践活动中,教师应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束缚,让学生大胆尝试,要允许学生失败,鼓励学生克服困难,不断探究。数学实践活动能为学生探索知识形成过程,掌握思想方法提供广阔的空间。因为,它可以让其通过观察、操作、分析、比较、归纳,清楚地发现其本质的内在联系,从而获得知识,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如,在教学几何形体体积的复习与整理一课时,老师出示两个长方体形状的鱼缸,问:“这两个鱼缸是什么形状?如果想给小鱼找一个宽敞的家,大家准备选哪个做它们的家?我们给小鱼搬家前,需要先往鱼缸里倒水,倒多少合适呢?”同学们开始往鱼缸里倒水。接着老师问:“大家估测一下,现在鱼缸里水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学生通过动手量,得出水缸里水的长宽高的数据,进而算出体积。接着,老师又说:“让小鱼住进一个正方体的空间里该怎么倒水呢?”由此复习了正方体体积。最后,出示圆柱体、圆锥体形状的鱼缸,老师往里倒水,问:“这时鱼缸里的水是什么形状?要计算水的体积,需要测量什么数据?”这些实践活动,不仅直观形象地让学生看到了四种形状的容器所盛水的形状的变化,同时,让学生动手操作,取得必要数据进行计算,既达到了整理复习的目的,又使同学们直接感受到几何形体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当中老师提出问题:“这些计算公式看起来各不相同,但他们有没有内在联系?”从而得出,要计算体积,当两个底面相同时,可以用底面积×高而得出。学生通过动手实践,很快掌握了每一种图形之间的联系,以及相互可以“转化”的思想。学生参与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将知识发展的过程观察得直接具体、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五、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为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是激发学生主体意识的最高体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教学,更应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开展一些有组织的数学实践活动,可以给更多的学生施展才华的机会。特别是对一些数学成绩不很好的学生,在活动中常常可以扬长避短,产生很好的结果。教师再对这些学生鼓励,可以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数学能力。活动可以在教师的参与和指导下由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完成。
例如,一年级学生在初步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圆等几何图形之后,设计“拼出美丽的图画”操作性实践活动课,让学生利用七巧板等学具,开展“折一折,拼一拼,剪一剪,画一画,说一说”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形象地看到当两个或几个图形拼起来会出现一个新的图形,这样易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另外应鼓励学生拼出不同图画,让学生在求异、求新中培养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
又如:小学数学第七册教材学生认识了几分之一后,我指导学生拿出几张同样大小的长方形纸,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去折叠出它的,并用自己最喜欢的图案表示出来。学生亲自操作实践,手、眼、脑并用,启迪了大脑思维,得出了很多种的折叠方法,再用美丽的图案画出来,得到美的享受,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动”激“活”,营造出富有生机的学习氛围,实现了数学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数学课上,学习目标让学生发现,问题由学生提出,规律由学生来探究,方法由学生摸索,结果由学生来评价。这样,学生就有了探索新知的欲望,能够不拘泥于书本,不依常规,积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发现、新思路。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思路畅通、灵活、有深度。
“环境建设年”第三阶段工作计划
“环境建设年”活动整改阶段工作是“环境建设年”活动中动真章、见实效的关键阶段。为将办公室整改工作进一步抓好抓实,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办公室工作实际,特制定此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县领导在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办公室工作实际,按照县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的总体部署,以实现办公室工作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和谐威宁建设为目标,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定措施、见行动,对第二阶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处理。
二、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制定整改实施方案(4月1日至4月10日)。一是召开会议,对征求意见、揭摆问题、梳理剖析阶段的情况进行总结,对实施整改阶段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二是通过动员发动,使全体职工进一步明确整改阶段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和基本要求。前一阶段揭摆出的问题已经通过召开班子会议,按领导分工进行了认领,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整改内容、整改责任、整改时限。三是分管领导与相关科室拿出解决办法,将具体办法经班子会研-1-
究,形成具体的整改措施和周密的整改实施方案。
(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整改措施(4月11日至6月20日)。采取职工座谈会及征求群众对整改措施的意见等方式,论证整改方案和解决措施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是否促进威宁长远发展。
(三)全面实施,建章立制自检自查(6月21日至8月30日)。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时间服从效果的原则,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原则,做到思想到位、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整改的重点要从群众最关心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开展好自检自查,要采取改善服务流程,减少中间环节,修订相关制度等方式,切实地提高服务质量。
三、基本要求
一是加强领导,以身作则。办公室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职工当好表率,带头找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积极动员干部职工结合工作实际,高标准地进行整改。要找准自身定位,集中精力抓好中心工作,打造出本部门良好的“小环境”,为打造全局环境建设的新局面出力。
二是制定方案,细化措施,全力推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整改工作台帐。细化整改措施,对于属于本单位本部门的问题,立即采取行动,落实解决,不属于办公室职责范围内的情况,要耐心细致的说明原因,讲清道理。要做到“十六字方针”,即:周密计划、科学论证、严密实施、限时完成。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增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下联动形成整改合力,务求取得实效。
三是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建立长效机制。要针对查摆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多种方法,深刻分析产生的原因,进一步修订、补充相关制度,使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对整改问题公开承诺解决的措施和时限,让群众直接监督我们的工作,要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保证监督落到实处,形成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
四是抓好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搞好干部职工思想的再发动、再动员,掀起整改工作新高潮。要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环境建设年”主题、目标,宣传发展环境的工作任务及主要措施。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要及时宣传好作法,新成果,为全力推进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今年以来,××法院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六大体系”建设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把工作抓得更加深入扎实,近日,该院在认真总结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和构建“六大体系”建设的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深入查找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并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少数干警对三项重点工作和六大体系建设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考虑问题过于片面,仅有法律智慧,缺少政治眼光,个别干警单纯讲业务,不顾及政治责任、不顾及社会事实条件,就案办案的陈旧观念依然存在。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力度和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关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意见,赋予了人民法院工作以时代特征和新的职责,今年“三项重点工作”和“六大体系”建设的开展,使法院工作面宽了,事多了,任务重了,其中还包含很多全新的工作,给新时期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重大机遇,少数干警则在司法理念、思维方式上存在不适应,暴露在工作中就是理念落实不到位,导致工作的滞后。
(二)法院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法院现有的信息化硬件设备与新形势下法院工作开展的需要不相匹配,虽然已经建有法院局域网,但功能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的配备;法院内网网站建设;视频会议系统的安装等问题上。制约信息化建设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新的审判大楼目前正在建设之中,法院现有办公大楼和基础设施较差,导致法院信息化建设无法全面展开。
(三)法院信息化应用水平相对较差。××法院老干警较多,计算机使用水平相对有限,且缺乏系统的信息化办案办公培训,加之部分干警对法院信息化建设消极对待,从而制约了该院信息化的发展。目前,如何尽快提高审判人员网上办案水平已成为该院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四)法院规范化建设还存在差距。××法院今年新建9个人民法庭,其中5个人民法庭严重缺员,现有人员编制配备与法院工作任务很不适应,且干警年龄结构不合理,目前该院的办案主力仍是40岁以上的老法官,30岁以下的年轻法官较少,法官断层问题凸显,且新老法官办案能力、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更制约了该院规范化建设的步伐。
二、解决以上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强化教育,提高认识,落实责任。面对理念问题,首先重视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理念水平问题,因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思想理念水平直接影响着队伍整体的精神状态。为此××法院班子一班人积极调整工作思路:一是强化务实理念。把各部门、各庭室工作进行细分,落实分管领导,任务到庭,责任到肩,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落实社会管理新观念。为帮助干警摒弃陈旧观念,建立健全学习机制,成立以各部门、各庭室为单位的学习小组。在分管领导的组织下把法院工作放在社会管理层面来进行思考,把办的每一件案件、化解的每一起纠纷,放在社会矛盾治理结构调整中来分析,考虑它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帮助干警在办案中学习办公,提升干警自身政治素养,全面提升司法能力。
(二)立足现有条件,完善信息化建设功能。在完善信息化硬件设施方面:立足现有办公条件,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投入,完成法院局域网改建扩容及内网网站和视频会议系统建设。确保六月底前实现三级、四级专网互联,力争实现人手一台计算机,全面推行网上流程管理、实行审判活动网上监督、案件质量网上评查,建立完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提高审判监督管理水平。发挥好审判职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一、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地位的重要意义
(一) 在惩治犯罪的同时, 兼顾保障人权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将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作为直接目的, 以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充当控诉方的角色, 依法行使其控诉权利, 通过搜集证据、明确犯罪事实、抓捕犯罪嫌疑人来实现惩治犯罪的目的。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侦查机关在惩治犯罪的同时, 在保障人权方面可能无法全面兼顾, 所以此时需要律师以辩护方的身份介入到侦查活动中, 以维护嫌疑人合法权益为目的, 使嫌疑人的人权得到充分尊重[1]。
(二) 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形成监督
在侦查阶段, 侦查活动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与强制性, 且侦查活动通常保密进行, 这就决定了侦查行为的单一运作状态。在这一状态之下, 部分侦查人员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 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从某种角度来讲, 在刑事诉讼中, 侦查阶段对嫌疑人而言是充满危险的特殊阶段, 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犯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不良事件, 因此, 必须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 通过对侦查程序的监督, 对侦查行为产生一定制约, 进而保障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三) 保障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 因犯罪嫌疑人与案件存在直接关系, 在案件诉讼过程中通常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案件问题, 再加上因受恐惧、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无法做到理智应对, 对侦查人员的相关指控也无法有效防御, 此时, 就需要辩护律师站在嫌疑人的立场进行辩护。与嫌疑人相比而言, 辩护律师法律知识丰富, 具有非常丰富的辩护经验, 且掌握着许多辩护技巧, 能够客观冷静地分析案件, 通过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促进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进而有效保障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现有权利
(一) 会见权
会见权, 即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案件侦查阶段, 会见权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首要权利, 只有赋予律师会见权, 才能保障其他各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嫌疑人来讲, 与律师的会见体现了其已获得律师辩护权, 保障了知情权, 在保障控辩平衡上发挥了重要意义。但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存在一定问题, 例如律师会见审批复杂、难以获得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次数受到限制、会见时间相对较短等[2]。
(二) 提供法律咨询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律师在会见嫌疑人时, 享有法律咨询权, 可向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下面将有关咨询事项举例说明:第一, 强制措施的执行条件与期限, 适用程序的法律规定;第二, 告知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问题的义务, 同时享有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第三, 告知嫌疑人享有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以及在侦查机关笔录上签字的义务, 同时可对笔录进行核对、更改、补充或附加说明;第四, 告知嫌疑人享有申诉权与控告权;第五, 告知嫌疑人自首与立功的相关规定[3]。
(三) 代理申诉与控告权
在案件侦查阶段, 律师享有代理申诉的权利, 通过与嫌疑人的会见, 全面了解案件具体情况。如果律师认为嫌疑人并不构成犯罪, 或认为侦查机关对嫌疑人的指控罪名失当, 则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如果律师发现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例如有滥用职权、暴力取证、刑讯逼供及超期羁押等行为, 则可以代理嫌疑人提出控告。
(四) 申请取保候审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若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 可聘请律师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后, 侦查机关需要在7日内给予答复, 若申请未通过, 律师有权利要求侦查机关给出拒绝理由, 并有权提出复议。但是, 在具体实践中, 侦查机关通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对嫌疑人的取保候审申请。
三、侦查阶段律师地位与作用的完善
(一) 赋予律师辩护人诉讼地位
当前阶段, 因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未获得明确定位, 对其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产生一定阻碍, 影响律师辩护作用的充分体现。因此, 应进一步明确律师的诉讼地位。第一, 将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明确定位成辩护人, 可保障律师辩护职能的有效发挥。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侦查阶段, 可有效避免嫌疑人合法权利在侦查阶段受到非法侵犯, 减少侦查人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第二, 近年来, 律师队伍不断壮大, 素质不断提升, 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应对律师的法律地位重新审视与界定, 进而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双重目标[4]。
(二) 完善律师权利内容
第一, 赋予律师阅卷权。作为案件辩护人, 阅卷权是其诉讼权利充分发挥的重要体现, 不仅能够促进诉讼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为嫌疑人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而且还能有效保障辩护人辩护权利的有效发挥。律师通过对案卷材料的查阅、复制等, 对案情进一步了解, 判断案件发展程度, 有利于律师发现疑点, 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
第二, 完善律师会见权。一方面, 适当简化会见审批程序, 对符合会见条件的律师, 在其提出会见申请后, 应立即安排律师与嫌疑人的会见, 不应以各种理由进行限制。另一方面, 保障律师会见嫌疑人的交流时间, 不应对会见时间与次数进行强行限制, 同时不应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理由过分监视律师会见。
第三, 增加律师在场权。因案件侦查过程中, 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导致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缺少一定的制约与监督, 再加上嫌疑人人身自由受限, 无对抗能力, 增加侦查人员滥用职权的机会。所以, 应通过增加律师的在场权, 提高侦查过程的透明度, 对侦查权进行有效制衡, 实现控辩平衡。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处于主动地位, 侦查活动有一定的强制性, 而犯罪嫌疑人则相对较为被动, 加之办案模式的封闭性, 使得控辩双方处于失衡状态。通过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有利于保障律师权利的有效发挥, 一方面通过强化辩护职能, 能够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 另一方面, 能够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保障控辩平衡原则的充分体现, 最终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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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016 侯佳敏
【摘要】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进行了细化和补充,但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仍然存在缺失,这导致了律师无法充分发挥其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滥用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完善并加强其司法保障。
【关键字】律师权利 刑事侦查阶段 侦查讯问在场权 调查取证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侦查程序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与起诉、审判并列而存, 三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可见, 侦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整个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关键的影响。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常常被适用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的限制,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或者不能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迫切地需要律师给予法律上的帮助。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因而,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相应权利,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是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现状
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相较于原刑事诉讼法中“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刑诉修正案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而根据修正案新增加的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及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以及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利主要有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控告;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相较于未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细化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尤其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这方面,增加一些新的规定,如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更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尽管刑诉修正案对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有所完善,但是,考虑到侦查阶段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律师在侦查阶段可起到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等重要作用,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法律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我国刑事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主体的地位极不平等。一方面,讯问权力的行使不断扩张,日趋呈现恣意性,违法讯问手段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沦为刑事追诉的客体和工具,其享有的权利极其稀少,不仅自行辩护权被事实上剥夺,而且不能获得律师的帮助,不享有律师在场权。这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事被追诉人翻供现象频繁,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事司法效率低下,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更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无疑是一大缺失。
(二)对申诉和控告的方式和内容以及受理机关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代理申诉、控告,但是,申诉控告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 由哪个机关负贵处理? 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处理?有权决定的机关在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后七日内不作出答复应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在立法上没有涉及, 司法实践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可见我国律师代理申诉、控告以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相当于没有权利。
(三)会见权的实现困难重重。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侦查机关任意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 以种种理由拒绝律师的合理要求;即便同意安排会见, 也不遵守规定时限。有的侦查机关限制会见的时间、次数和人数:。这些都使得律师的会见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四)律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按我国法律之精神, 律师依法执行职务, 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 我国关于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措施却一片空白。相反, 刑法第306 条规定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对律师的人身权利保障极为不利。律师因涉嫌上述犯罪被公安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时有发生, 其中不少案案件属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306 条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如误捕或出于职业报复而故意错捕)。因此, 辩护律师既难以保全自己, 更难蔽得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这极大地挫伤了律师辩护的积极性, 使他们顾虑重重, 越来越多的律师把办理刑事案件视为畏途。
上述的这些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的限制和不足,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律师无法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不敢制约侦查权力的滥用。其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大受怀疑,许多人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律师的职能形同虚设。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完善
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果从来都是接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①律师在侦查阶段,尤其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的权利受到限制,这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也不能防止侦查阶段最易发生且首先应当防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律师在这一阶段的权利,并从以下方面设置权利救济机制:
(一)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侦查人员必须通知律师到场,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必须经在场律师签名,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防止笔录制作人歪曲、篡改犯罪嫌疑人所回答问题的原意。此外,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 缺乏程序意识的侦查人员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如采取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进行讯问。这时候, 律师应有权提出异议予以制止, 必要时还可提出控告。这 样就可迫使侦查机关将自己的行为里于法律约束之下, 减少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犯的机会。
(二)确保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
保证律师有权随时会见嫌疑人而不受不正当的干预, 交流时间充足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此外,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录音、录像权和拍照权。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律师会见犯 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罪嫌疑人时可以录音、录像和拍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禁止律师在会见时录音、录像和拍照, 致使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些权利无法实现。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仅作笔录往往不能记录下全部谈话内容,不录音、录像和拍照, 则无法防止个别犯罪嫌疑人歪曲律师的会见记录, 日后若发生争讼律师有口难辩。没有录音、录像, 就无法把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或申诉的谈话内容、刑讯通供造成的致伤致残部位及伤情通过录音、录像固定下来, 作为代理控告、申诉的证据材料移送。因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应当允许律师在会见时享有录音、录像、拍照权。
(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调查取证权,无权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而诉讼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推迟到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进行,这和侦查机关开始取证的时间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时问的推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有可能湮灭,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只允许侦查机关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不允许辩护方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迫诉人蒙受不公正判决的情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可以使其与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互相补充,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决。
(四)赋予律师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给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执业风险。自从刑法实施以来,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司法机关追诉(其中许多属于滥行追诉)案件时有发生, 给律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害怕被追诉, 越来越多的律师放弃了承办刑事案件。为保证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作用,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赋予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极为必要。
总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得以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的滥用, 促进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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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提高阶段2013.6.6----2013.6.15)
一、制定方案
认真梳理查摆出来的问题,抓柱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的重点、措施、要求、时限,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通过向不同群体发放意见询问单,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梳理了问题存在的根源,制定了整改方案。
二、扎实整改
对梳理出来的问题,建立了台账,整改一个销一个号。通过意见梳理表,详细的总结出“四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要限期整改;对需要综合治理的问题,及时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协调整改。
三、建章立制
在“四治“活动过程中,不断健全和落实有关制度,通过此次活动,努力使全镇干部职工教育经常化,作风建设制度化,干部管理科学化。在本次活动中,镇党委、镇政府制定了干部管理条例,干部纪律条例等来约束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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