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精选8篇）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曾有10多年到各省份招生经历，担任招生主任成员，目前是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
对话人物：
北京大学教授 陈跃红
11月8日，北京大学11位教授联名公开致信北大校长，呼吁在高考招生录取中“打破唯高考分数论”，提出“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等高考招生改革措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11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呼吁，提出这样的议题？他们强烈建议的“在高考中加入教授面试”是否有可行性？又如何施行？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11位教授中的一员陈跃红教授。
着眼于撬动应试教育的根本
记者：请问，北大11位教授的这封公开信是怎么产生的？
陈跃红：去年教学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招生问题议论了很多，认为自主招生虽然成效不错，但只占招生总额5%，惊动的只是小部分。另外，按分数线招生，使学校在这项工作上越来越耗费时间和精力。会后，这个议论一直在持续，到今年9月又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时，有人提出给校长写封公开信，几个人拟了草稿，通过电子邮箱传来传去，最后到差不多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确定了公开信的内容。
记者：对于这封公开信，教授们有什么期许？
陈跃红：大家直觉上意识到，对于这封信提出的方案，如果能做一点试点，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撬动高考制度的根本，甚至是撬动本科教育、高中教育的根本。
记者：为什么有这种直觉？
陈跃红：现在大学讲求个性化教学，中小学讲求素质教育，可这些如果仅仅靠国家设计教材，中学进行选修、模块化教学，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仍难取得良好效果，现在大学千校一面，中学万校一面，学生都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要从根本上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我们认为，在录取制度上下工夫，用好这个杠杆，会让大学的改变带动中学的改变。
记者：你认为，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对素质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
陈跃红：我们并不完全否定高考。我们认为：只要人在智力和知识掌握上的差别存在，只要“蛋糕”不够分，考试就会存在。事实上，考试对人的知识掌握和智力程度进行分层的功能，有其稳定性，不可想象一个三本线上的学生到“985”高校可以学下去。即使高等教育大众化，考试仍然非常重要，纵览全球，美国、日本、欧洲，没有一个制度没有考试。
我们不是在讨论取消高考，我们的主旨是把高考成绩用到合适的度上。目前最大的麻烦是把分数绝对化，考生之间按一分甚至半分进行区别。事实上，我们都明白，一分、两分，能有多大差别，凭我个人经验，30分之内的学生在智力、能力上是没有差别的，还有的教授认为100分之内的学生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提出在录取时采取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就是高考在对学生进行适当分层后，教授们可以依据专业所需，对那些分数差别在30分或更多一些分数的学生进行面试，从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志趣爱好、意志品质进行考察，而这些不是仅仅通过一张试卷就能进行的。
教授面试重视公平和潜能
记者：那么教授会有“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中出类拔萃者？
陈跃红：这是经常被问到的：学生的素质如何，教授通过一个小时面试就能判断出来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得相信教授的眼力。为什么？教授常年和学生打交道，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对他们的观察和了解，使教授在看学生时还是有一些“法眼”的。
当然，面试并不能单纯靠教授的“法眼”，还需依靠一些制度的保证。首先，面试教授要经过招生培训。其实，针对自主招生工作，北大近年来已形成一个面试专家团队。其次，我们的面试题目和形式，也可以有效帮助教授进行判断。因此，不要小看北大教授的面试水平，他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个小时之内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做出比较到位的判断。
记者：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考生能说会道、能歌善舞，农村考生则可能怯场、不善表达，甚至知识面不够宽泛，面试时教授会不会偏爱前者？
陈跃红：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面试形式，有些人以为面试就是一名或几名教授和一名考生谈谈话，其实不然。北大在自主招生中进行的是无组织面试：一组学生进来，教授们基本不说话，给出两组题目让学生选择，学生选好题目后，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剩下的是主体发言和参与发言。教授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一组学生在互动讨论中的表现做出判断。
至于教授是否偏爱城市生源，其实不需要担心。我们在对教授进行招生培训时，就专门提出要避免招收五种学生：歌功颂德型、大专辩论赛型、故意做秀型、自我表现一味批判型、颠三倒四型。另外，面试教授由三个学科领域组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据我了解，教授们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教授们才不看重谁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些学生表达能力很强，也是某方面的人才，但教授们不会忽略那些不太会说话的学生，而会从另外一些角度去观察其可能具有的潜能。
记者：面试要测试出考生不能在试卷中体现出的素质，那么怎么保证命题有这些功能？
陈跃红：每个面试命题要经过多轮论证。一般有四个原则：一、这个题目一定与现实生活有关系；二、这个题目一定不是只运用一种知识；三、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四、这个题目具有可批判性。
说起素质，素质不能简单地与唱歌跳舞划上等号，这在教授当中已经有共识。那么什么是素质，用周其凤校长的话说，种地插秧修水库，爬树掏鸟都是素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学习好的农村考生也并不熟识周校长说的这些了，他们甚至比城里孩子还受宠。但是他们要求改变命运的迫切性大于城市学生。在努力程度上，也要高于城市孩子。他们的抗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比城市孩子强很多。面试中教授会更重视这些方面的素质。
制度完善杜绝可能的招生腐败
记者：面试会不会增加考试成本？
陈跃红：不会，反而会降低成本。我们提议的教授面试，是在高考出分后，向每个省级单位派出由5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学生只要在当地省会城市参加面试即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负担，对于农村孩子更是如此。
有人认为学校会因此增加大量支出，其实不然。目前，高校间生源大战越来越激烈，每年冬天，许多高校会专门成立不同省份的招生组，成员从两三人到十几人不等，到各地摸底。更有甚者，一所高校有一年为了争抢某省一名“裸考状元”，为赶去游说，单是飞机票就买了8张。
高校为争生源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有的学校为了不让高分考生和别的学校招生人员见面，干脆出钱送考生一家到外地旅游。还有的家长干脆拿着孩子的成绩去跟学校谈判，辗转于几所高校间，奖励价码由5万元一直谈到10万元，外加上最好的学院，和出国学习一年。
高校为争生源，花费有多么巨大！何不将这些钱省下来资助有困难的孩子到省城参加面试，多让一些学生来参加面试，给考生一个机会，也给学校一个机会？
记者：教授面试会不会滋生腐败？
陈跃红：关键看制度设计是否周密。我们的构想是三道防火墙：省籍回避、时间压缩和独立打分。省籍回避，比如江苏人不能到江苏招生；抽签制度，学校直到最后24小时，才通知教授抽签决定所去的省份。第二天教授就上飞机，到了地点就考试。就算知道哪个教授去考试，谁有本事在24小时之内搞定5个教授？独立打分，北大自主招生面试实行6年，教授们各自打分，不能面谈，6年来对教授面试打分的有效投诉为零。
《中国青年报》就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展开了关于语文教育大篇幅的讨论, 并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 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把把脉、开开方。陈平原说:“知道很多, 体会很浅, 这是今天我们语文教学与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只要求学生初步了解某一时代的作家、文类、风格、流派等, 并不苛求对作品有深入体会,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 首先是有兴趣, 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 这样, 语文就一定能学好。现在, 不管中考还是高考, 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恶补别的科目有用, 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 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 根本没预备语文。不是说语文不重要, 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 不适合爆炒、猛煎, 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 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 语文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 心态要摆正, 不能太急。”
从世界冠军到北大教授，跨越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时代，其间有过多少沧桑、多少故事。前不久，我有幸有几次机会和已在北大医学部任职当教授的梁戈亮有了几次接触，近距离地感受这位世界冠军。
当年，他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一个“奇兵”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梁戈亮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同在中国乒乓球队。在平时训练中，梁戈亮偶尔能战胜庄则栋。能战胜世界冠军，这给了梁戈亮鼓舞。也得益于这一点，庄则栋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梁戈亮。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希望通过乒乓球运动重新打开国际交往的大门，在一次乒乓球训练之后，周恩来问起中国乒乓球队的后备力量，庄则栋就这样推荐了梁戈亮。梁戈亮因而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这对于梁戈亮来说，是改变他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为此梁戈亮终生感激年长他10岁的庄则栋，更感激周恩来总理。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 梁戈亮第一次作为国家队主力队员参加的国际大赛是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1届世乒赛不仅对于梁戈亮意义不同寻常，就是对整个国家也是不同寻常。在这届比赛中，中国队的“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杰作已作为“外交经典”载入史册，就连中国队的比赛经历同样也是跌宕起伏、动人心魄……此时的梁戈亮年仅18岁，他是攻守结合打法，外国选手不熟悉他，属中国队的一个奇兵，是中国队的“秘密武器”。当时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是在中日间展开，首盘梁戈亮上场但失利，但随后庄则栋、李景光、梁戈亮连赢四盘，大比分已是4比1,按说大局已定，谁知庄则栋在这关键时刻竟败在了河野满手下，日本队似乎有了一线生机。接下来是李景光对日本的伊藤，最后终于战胜了日本队。离别六载的斯韦思林杯又回到了中国。梁戈亮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为男团夺冠做出了贡献，也从此让中外记住了一个叫梁戈亮的中国运动员。以后1973年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混合双打冠军（与李莉合作），1979年第三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混合双打冠军（与葛新爱合作），还是1975年第三十三届、1977年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团体亚军的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
梁戈亮的辉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忘记他。2002年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面对中国记者“你最喜欢中国哪位运动员”的提问时，他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梁戈亮！他说：因为梁的打法非常全面，他攻守兼备，变幻莫测，无论近台、中台、远台，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用分别是长胶和反胶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制造出来的精湛球技都给人以无尽的享受，令自己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国际乒联主席的评价也是很多球迷的评价，很多人只要一提起来梁戈亮，就会提起他攻守兼备变化多端的技术，据报道在2002年12月22日晚，在老中青三代乒乓国手纪念中国乒乓球队建队50周年颁奖文艺晚会上，梁戈亮挥拍上阵，对手是两位现役国手陈奇和李平，其中刚被国家队收编的陈奇因2002年三胜孔令辉而声名大噪，但在梁戈亮面前，他还是很难占到便宜。当年凭借时攻时削、变幻莫测的手上功夫取胜的梁戈亮虽然体力难与当年相比，技术却仍炉火纯青。他的球路让陈奇难以捉摸，只能无奈地对在旁边“支招儿”的李平说：“打不过，梁老的球太飘了，拉不开。”
几次与梁戈亮接触，我发现他不善言谈，但只要谈起为国家拿冠军、争荣誉时，他却会显得话多，他说：他一生中作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是为国家拿了冠军，一个是见证了乒乓外交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变化，乃至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化。深谈下去，我发现他常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挂在嘴边，这几乎成为他生活的一个准则，以至我们在场的人谈起现在让球意味着让出经济利益的时候，梁戈亮在一旁说出的仍是这一句话："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该让还是得让。"可见其真情真意。
在德国18年，根却永远扎在中国
梁戈亮到德国，在国内不算是什么新闻。我从多年以前的报道中就得知：在德国，梁戈亮为自己立下规矩：不在德国国家队当教练，不申请德国护照，不加入德国国籍。
梁戈亮是1985年出国的。那年，他35岁。谈起当时为什么出国，他说："周恩来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产生了影响。我打乒乓球走过很多国家，但都是走马看花，我要像周恩来那样，在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和当地人在一起处一处，了解外面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抱着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的想法，梁戈亮最终选择了德国，因为德国乒乓球俱乐部比较多，挣钱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容易生存。初到德国的时候，梁戈亮发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他以往所熟悉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生活在集体之中，一切都有人照顾，但在国外，全部都要自己管，要学做饭，要学自己管理自己，要学会挣钱、花钱和用钱，一切都要自己去做，要学习如何生活，学会如何在另外一种环境下工作。
梁戈亮本想呆上几年就回国,不料想，为了在德国长大的孩子，一呆就是18年。18年里，梁戈亮在德国先后在慕尼黑等城市学习语言、打球、教球，最后还做一些体育产品方面的生意，在慕尼黑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直到一次意外，让他再次作出了选择。
那是1997年复活节的一天，梁戈亮对夫人马力军说：训练完后他会早回家。但是，早早回家的马力军左等右等，不见梁戈亮回家，打手机没有声响。正当马力军焦急万分的时候，电话来了，是当地警察打的，说是梁戈亮的车在回家的路上被撞了，人也受伤了。等到马力军急忙赶到现场时，眼前的场面让马力军心痛：车在冒烟，梁戈亮满身是血，毛衣，皮带和血肉粘在一起。梁戈亮被送到医院抢救，在医院的日子里，因骨折躺在病床上的梁戈亮想得最多的是：还能不能打乒乓球。当时德国一些媒体报道说：梁戈亮不能再打球了。
乒乓球是梁戈亮事业的支撑，是他价值的体现。此时梁戈亮心中的信念是：我不能离开乒乓球台，我不能不打乒乓球。于是住院没有多久，梁戈亮就强烈要求出院，以后开始顽强地恢复锻炼，腿刚有好转，就开始天天跑步。车祸3个月后，梁戈亮自费到美国参加中美乒乓外交25年活动，他腿还未好利落，就参加了表演赛。对手还是25年前在北京比赛中与他比赛的那个黑人选手，这个黑人选手本想趁梁戈亮腿伤尚未彻底痊愈赢上一回，不料还是输了。又过了两年，在英国伯明翰一场中老年比赛上，梁戈亮参赛还进入了半决赛，令观众大为惊奇，一些原以为再也看不到梁戈亮打球的欧洲观众，高兴地说：又可以看到梁戈亮打球了，因为看梁戈亮打球是一个享受。
在身体恢复阶段，梁戈亮想得最多的是：该回国了。他对我说：出事以后，我就想：该回去了，是时候了。你这次不死，就是要你回去。如果没有这次车祸，我可能还不会回去，因为我们刚刚在慕尼黑，开了一个店。
2002年底，梁戈亮终于回到北京。
世界级冠军当上了教授
梁戈亮终于回来了。
他回来也正是时候。国内高等院校的用人制度正发生着变化，他因而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听到的多是世界冠军当老板的，做买卖的，梁戈亮成为教授，一时间也成为不大不小的新闻。
谈到当教授的感觉，梁戈亮对我说：我愿意做培养人的事情，是国家培养了我，我愿意为国家在多做一些事情。
梁戈亮更希望为国家多拿冠军做点事情，他说：我的打法属于冷门，是一种怪异的打法，是一种风格。我想总结出来，传下去，我认为对国家是一件好事。梁戈亮有一个愿望，能够培养未来的国家主力运动员，他说：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能送出自己培养的运动员。
梁戈亮还有一个愿望，说出来后竟让我有些惊奇。他说：我想恢复我的党籍。当今的时尚是追逐物质利益，淡化政治，梁戈亮的愿望让我有些不理解，他却笑着说：当年为了祖国出力的时候，我要求入党，现在我回来了，继续为国家效力，要求恢复党籍，这是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在成熟，这就是我要求恢复党籍的原因，
梁戈亮说：路这样走，才对。
2016年11月09日06:16 第一财经日报
[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
[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拙文《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见报后，贾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这让我感到意外，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愤怒出诗人；也许可以补充道，愤怒出不了理论家，或者至少难以做出冷静的理性的反应，因而不必认真对待之。几天后看到了贾教授作出的所谓“柔性回应”，然而拜读之余，他的这个正式回应没有超出先前愤怒反应的范围，没有针对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做出反驳或讨论；反而说他现在作此“柔性回应”，是出于对“其他因素”以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应式的非理性推波助澜”的考虑。“其他因素”是什么，“推波助澜”之类说法有何根据和深意，贾教授没有明说，但他这些话却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这使得对其作出回答变得必要了。
几点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况贾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摆在那里，是非曲直不难弄清。贾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们的书名时多出“经济”二字，这是明显的大意和失误，我应向作者道歉，不过，贾教授回应中提到的其余各点则只能另当别论了。
首先，关于贾教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下称《读本》）的定位和意义，他说我不该说那是作者“声称”，还说那不过是“出版公司宣传用语”。可是，“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核心内涵”，“深度阐释‘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着力创构‘十三五’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升级版”，白纸黑字，与书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该书封面之上；套在书上的折纸还逐个介绍作者在一些省委学习会上作报告的情况以及向社会各界隆重推荐该书的语句，这让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确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却不料作者现在说那是出版公司的宣传用语，不是作者自己说的。这也许是实情；实情若如此，作者为什么不早说？广而告之大半年了，现在却推诿于出版公司，这合适吗？
其次，我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不具备（如作者所做的）对之进行单一市场供求关系分析的前提条件；我还认为，只有基于存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以及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两种市场的现实，分别对它们做出市场供求关系分析才是合适的，可是，作者却说我的这些观点是反对对当前中国经济进行供求分析，这不是明显的误解和曲解吗？
再次，我关于作者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的看法，是依据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论述得出来的，现在作者说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该书前言和后面关于需求管理的论述，还说他们一直秉持的理论是供求均衡论，一直认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等等，意在说明我曲解了他们的观点。可是，假定作者所说属实，那么何来作者所声称的独创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提出来了。假定作者所说属实，又何来他们反复强调的注重“供给管理”的“独创性”？
还有，关于“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指出，在作者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长菜单中，独缺体制改革这一项。作者认为我的说法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违反基本常识，我对此指责至今不得其解。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怎样的常识？谁人说过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学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为什么作者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结构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断言，我指出他们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他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之中，就是给他们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更没有那个权利（新浪财经注：原文如此，此处应为权力），事实上也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不过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罢了，何必耸人听闻！然而，老实说，我对作者的如下观点和主张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某种担忧，甚至还发出了要警惕出现回归计划经济做法的危险，这总不该被理解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只是对于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的，并不适用于每个具体场合；作者还一再强调政府要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向抓“供给管理”，却不见作者强调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请问，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最后，我在前文中指出，《读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所谓忽视供给的“共同的失误”和另一个所谓强调供给的学术传统，意在证明他们的学说是对前者的克服、对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从而表明他们的学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据我所了解的史实作了澄清，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对此未置可否，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学术讨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可以将其纳入不同理论框架之内，然后便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云云。这岂止是文不对题，简直是强词夺理和强加于人了；这种态度不改，谁还敢跟他讨论学术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最后这个话题，提出一个新问题，并表达一种看法，以求教于《读本》作者和广大读者。这个问题是：既然《读本》所体现的学说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何在？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关于理论层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论及，不再重复，这里只就实践层面的根源尝试作一说明。
大家知道，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例如危机前两年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人称“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的格林斯潘（见其《动荡的世界》一书），以及一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见其致英国女王回答“为什么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报告），通常都将当年未能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归咎于预测机制及相关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将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纳入其中）；同时指出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则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如格林斯潘所说，对自由竞争终会导致最佳结果这一信念的盲从也是一个教训。基于这些认识，危机后美英各国着力加强了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监管。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际背景。
至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一般的共识是：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主要得力于所谓“三驾马车”的推动：政府巨额投资、不断扩大出口，以及消费增长等。它们大体属于需求管理的范畴。人们看到，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种结构比例不均衡、不协调的矛盾，以及如不再着力加以扭转、终将难以为继的严重局面。于是，人们取得如下基本共识：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和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学者从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既然需求管理已经不适应客观需要，则急需注重于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组织实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给管理”，简而言之，从以往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内背景。
《读本》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即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管理”，大体上就是从上述背景产生和引申出来的。乍一看，这种思路和观点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说，难道借鉴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强调对包括金融财税体系在内的供给侧加强监管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这样一般地提出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余地。可是，请别忘记，金融风暴不是源自我国，我们是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不仅如此，我国还以自己的实力与全球眼光对克服危机做出了贡献，我们没有理由照搬他们的理论和举措。再说，与美英等国早已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们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和交叉，决定了加强监管在我们这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和对象、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存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只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金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管，而不是将包括监管在内的对供给侧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们也许还会说，难道从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吗？的确，应当承认，被认为属于需求管理范畴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可是，由此便得出应当转向供给管理的结论不免有欠谨慎，因为对支配着管理方式的背后的体制因素缺乏足够的估计。
“三驾马车”初期的成功，显示了原来旧体制的动能，它后来逐渐失效或基本失效，则显示旧体制潜力已经基本耗尽。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以上论述说明，对一个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转型、当务之急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头”的中国，却主张只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要求，我认为这是《读本》的最大失策。难怪人们会对这种经济学思潮和主张产生那么多挥之不去的疑问、担心和质疑。事实上，依照“供给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坚持和推进体制改革？《读本》并没有给出令人放心的回答。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指出，体制改革本来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长长的结构性改革的菜单之中；而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本文乃北大教授王强的关于英语口语的讲座摘录.【讲座摘要】
有没有机会在美国生存、发展下去，关键是要看有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和别人交流。如果你学的是哑巴英语，到了美国你将十分困难。而目前我们的大学英语教育是有缺陷的。学一种语言，交流是目的，而不是语言本身。我们往往把英语仅仅当做一门知识在学，从小学到大，到最后，还是不会说英语。
语言的交流与掌握大量的词汇、句型、语法是两回事。就语言本身的知识来说，我们已经过关了。我们缺少的就是在交流中来运用英语，只有在交流中我们才能与对方进行思维密码的相互破译。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言交流环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建议要把我们学习的目标收缩，把追求大而广的英语知识转化为追求一种定量性的技巧，我认为有6种技巧，是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关键性东西，如果我们能掌握这6种技巧，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的思维，从而学好口语。
第一，如何用英文简单界定一个东西的技巧。美国人和美国人交谈80％是想告诉对方这个事物是什么。我们的课本尽管词汇难度不断加深，但思维逻辑结构却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中国人常说Where is the book（这本书在哪儿）？很少有人说What is a book（书是什么）？而美国的小学生就开始问：What is the book？这种Where is the book只是思维的描述阶段。但是我想连大学生也很难回答What is a book？因为中国传统英语教学模式没有教会学生表达思想的技巧。
第二，如果已经学会界定，但理解还有偏差，那就要训练How to explain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事物）。一种表达式对方不懂，美国人会寻找另一种表达式最终让对方明白。因为事物就一个，但表达它的语言符号可能会很多。这就要多做替换练习。传统的教学方法也做替换练习，但这种替换不是真替换，只是语言层面的替换，而不是思维层面的替换。比如，I love you（我爱你）。按我们教学的替换方法就把you换成her，my mother等，这种替换和小学生练描红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替换没有对智力构成挑战，没有启动思维。这种替换句子的基本结构没变，我听不懂I love you，肯定也听不懂I love her。如果替换为I want to kiss you，I want to hug you，I will show my heart to you等，或者给对方讲电影《泰坦尼克》，告诉对方那就是爱，这样一来对方可能就明白了。这才叫真正的替换。也就是说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或者一个表达式对方听不清楚，举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来表达，直到对方明白。
第三，我们必须学会美国人怎样描述东西。从描述上来讲，由于中美的文化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我们描述东西无外乎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坐标上去描述。美国人对空间的描述总是由内及外，由里及表。而中国人正好相反。从时间上来说，中国人是按自然的时间顺序来描述。我们描述一个东西突然停住时，往往最后说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美国人在时间的描述上先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再说陪衬的东西。只有发生悲剧性的事件，美国人才在前面加上铺垫。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时间描述上的巨大差别。
第四，要学会使用重要的美国习语。不容易学、易造成理解困惑的东西就是“习语”。比如北京人说盖了帽儿了，外国人很难理解，这就是习语。所以和美国人交流时，能适当地运用美国习语，他马上就会觉得很亲切，也很爱和你交流。那么什么是习语？就是每个单词你都认识，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第五，学会两种语言的传译能力。这是衡量口语水平的一个最重要标准。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天生就有自己的母语。很多人都认为学好外语必须丢掉自己的母语，这是不对的。
第六，要有猜测能力。为什么美国人和美国人、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交流很少产生歧义？就是因为他们之间能“猜测”。我们的教学不提倡“猜测”。但我觉得猜测对学好美国口语很重要。在交流中，有一个词你没有听懂，你不可能马上去查字典，这时候就需要猜测来架起一座桥梁来弥补这个缺口，否则交流就会中断。
中国人学习口语讲究背诵，背句型、背语调，结果就是很多人讲口语的时候讲着讲着眼就开始向上翻，实际上是在记忆中寻找曾经背过的东西。如果他要是能猜测的话，我想也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以上就是我所说的学会用美国人思维方式的6个技巧。中国学生如果能做到这6点，用较短的时间肯定能学好口语。
2.失言就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3.选择太多，所以困顿。
4.去到自然中。不追求物质的奢侈，追求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5.以怨报怨不可取，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去。你用不值得的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负于你的人和事，这也是一种人生浪费。
6.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
7.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8.在我看来，庄子也罢，孔子也罢，所有作用于生命个体的古圣先贤学说，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大的提升人的幸福感，只要你的内心觉得你是清醒的充盈的，你有幸福感，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先贤的一种意义了。
9.当你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得到的时候。
10.能放下且放下，宽容一点给自己留下一片海阔天空。
11.所有外在的形式是为了内心的安顿。
12.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却忽视了心灵的荒芜和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
13.心灵被所得推满最后会累于得，成为生命的隐痛。
14.中国人学美国人容易，中国人学中国人难。
15.有一种人只做两件事：你成功了，他妒嫉你;你失败了，他笑话你。
16.耳顺就是悲天悯人，理解与包容别人。独孤求败的境界。
17.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18.每个人心里开出一片乐土。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
19.君子之骄，骄傲的是一种风骨。
20.多思多想多看，少职责少抱怨少后悔。
21.真诚并不意味着要指责别人的缺点，但意味着一定不恭维别人的缺点。
22.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技巧之外的东西则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悟。
23.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24.我们可以躲开大家，却躲不开一只苍蝇。生活中使我们不快乐的常是一些芝麻小事。
25.宽容一点，给自己留下一片海阔天空。
26.圣经里面说：世界上追不来的三件事是说出的话射出的箭和失去的机会。
27.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28.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生命中的遗憾。
29.一个人幸运的前提，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
30.结交好朋友要有”仁“”智“二字，有两个前提一是意愿，二是能力。
31.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32.恒心和定力是一个人接近君子的标准。
33.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34.如果是棵小草，即使在最好的企业里，你也长不成大树。果真如此，不如历经风雨，把自己培养成名贵花卉。
35.古典的美就是一种和谐的美。
36.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
37.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也是一件不好的事。
38.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
39.距离和独立，是对人格的尊重。
宏仁村重建，或许能成为一个范本。
“宏仁村的老村曾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如同战争之后的废墟一样。”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这样向记者形容道。
宏仁村，是一个位于云南滇池边的240亩的小村落。据朱晓阳介绍，这个村子有三分之二被拆除，其间曾发生过村民抗拆事件，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2012年，村民们提出改造方案，希望将未被拆除的古庙和一些古建筑群保存下来。
朱晓阳作为专家，参与了这一保护过程。“这是当地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他说。
抗拆风波
作为宏仁村的小组长，李绍荣这段日子从早忙到晚，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
宏仁村隶属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原名叫小耳村。“宏仁村是个汉化的彝族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他两个村子已经完全拆掉了，目前只留下这个老村。”李绍荣说。
在老村中间，很难得地保留下来一部分彝族文物和历史建筑，有云南现在极少能见到的三幢“一颗印”（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屋形式）和70多幢“一颗印”变体古建筑，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五口古井。据说，这五口古井即使在云南大旱时期也总是水量充沛。
据李绍荣介绍，老村里好多人家的房子都是上百年的建筑。“我们祖辈都生活在这里，每家每户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情关系。村里有一座古庙，老人每天都要去庙里拜拜佛。”
宏仁村独特的人文景观，使其成为了滇池东岸最独特的村落。
然而，2010年，这个老村却差点被彻底拆除。
在昆明，问起宏仁村，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说到2010年7月1日因拆迁而引发的宏仁村群体冲突事件，很多人都是记忆犹新。
“那年7月3日，朱教授带着他的12个学生来到我们村时，是村民与政府矛盾最激化的时候。”李绍荣说：“朱教授来后，新村的拆迁被制止了，在这之前，他们（拆迁办）准备拆掉新村全部的公共设施，大型拆迁机都开到了村子里。”
7月24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新村为何要拆迁》的报道后，宏仁村才算真正逃过一劫。
据李绍荣介绍，2005年，当地政府规划出一个宏仁新村。“在老村的西边，开始建设大小和户型都是一样的楼房。”
新村整整建了5年，于2010年5月才分到村民手中。可是，村民们刚刚拿到钥匙，有些人家还没来得及装修，他们又接到了拆迁通知。
原来，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
宏仁村的村民们不干了，他们选择了抗争。
《焦点访谈》播出后，当地政府对宏仁村拆迁计划进行了调整，新村保留下来了，可老村还是要拆。村民们当然不能答应，李绍荣与村民代表一起苦苦寻找解决方案。
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朱晓阳教授打来电话，我和村民代表莫正才就去参加了这个会。”李绍荣说，他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国内顶级建筑和规划专家。“他们讲了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很多是村民参与自主改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朱晓阳指导下，村民们经过反复讨论和设计，提出《宏仁村改造方案》。“这是一份有坚持也有妥协的方案，兼顾到已经签订了协议村民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在保留老村核心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留出了相应土地，供政府和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朱晓阳说。
2012年3月22日上午，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民代表，将这份摁有宏仁村1053名成年村民红手印和签名的方案，交到了负责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领导手中。
重建方案
宏仁村的改造方案，采用了朱晓阳推荐的国际上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方法。
“宏仁村的文物和古建筑比较集中，非常合适成片区保护。”朱晓阳说：“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者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
在这位人类学博士看来，首先要承认现代化的发展。“将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符合政府、农民各自所需的发展。”
宏仁村改造方案主要出自村民莫正才之手。朱晓阳说：“村民的方案非常有实用主义智慧。”方案保留了80亩古文物集中区域，剩下的土地留给城市化改造。“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和开发商，收入作为村落的改造资金。”
2012年3月，这个方案递交给政府后，宏仁村的重建一度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宏仁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这个项目无利可图，没有房地產商愿意来开发。
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朱晓阳发现了很多新亮点。“住建部已经组织开展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宏仁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一旦成功，村民重建的计划就能正式启动。”
朱晓阳凭借着自己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积极寻求云南当地各类专家的帮助，对宏仁村改造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成为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另一方面，他积极与昆明市政府进行协调与沟通工作。“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操作空间就大了。”
从去年开始，昆明市文管部门的专家按照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大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对宏仁村进行了整体性的综合考察。
“专家们给的结论是，老村的形状和脉络非常清晰，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很完整。”而在朱晓阳看来，宏仁村的重建也完全契合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
“故乡”情结
“谁会像我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去关注一个普通村落的变迁。”朱晓阳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从40年前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宏仁村插队开始，就对这个小村的村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1978年，朱晓阳考入云南大学学习经济学，后辗转来到北京，1996年出国留学。但他说，“我对宏仁村的关注从没有停止过。”
2003年，朱晓阳出版了《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记录了宏仁村60多年的发展历史。
“这本书其实来自于我的社会学英文博士论文的翻译和拓展延伸。”朱晓阳说，他对宏仁村的田野考察，是以文学体裁的形式面世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滇池边的小村落保持着原生态的民居方式，“小村里沟渠环绕，景色怡人，村民们世代以种植蔬菜为主，一直是昆明的菜篮子。”
宏仁村的改变始于1999年。李绍荣说：“先是修建广福路，随后是昆洛路，我们的土地被大量地挤占。”没几年时间，当地相继开发了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
朱晓阳的朋友、云南诗人于坚曾受朱晓阳之托，在1990年代中期多次来这个小村拍摄图片。在他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整个小村生活看上去其乐融融。”
但是，2007年，当于坚与朱晓阳再次来到宏仁村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变了。
“10年前村庄那种天堂般的生活，村民们那种宁静悠闲的生活，那种鱼米之乡的美好已经消失了。村中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破楼。”于坚说，“小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与过去撕裂开来。”
故乡的剧变，让朱晓阳心痛不已，于是，他和于坚耗时两年时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
于坚说，因为有朱晓阳的前期调查，他们的镜头很快就深入这个村庄。于坚说，拍这个片子，他坚持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色。而且，随着拍摄的进行，他也由起初的冲动和愤怒，“越来越转变为对村庄的赞美”。
朱晓阳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在政府看来脏乱差的地方，随时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但我们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欢乐的，灿烂的，并不像我们最早看到的那样是走向死亡的。”
正是這种发现，让朱晓阳看到了重建乡村的希望。
记住乡愁
在纪录片《故乡》中，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视点：镜头锁定一个16岁就嫁到这个村子、已经快90岁的老奶奶，她总是在自说自话，她不愿跟儿孙们去住楼房，她说高摇摇的楼房她住着不安心，她愿意一个人待在她家的老屋里养养鸡。她说这里她住惯了，还能望得见天的。院场还有一块泥土地，那些鸡就是要有土给它们刨刨啄啄才好，它们自在，她也自在。
“中央新提出的城镇化任务，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朱晓阳非常看重“记得住乡愁”这个说法。
在朱晓阳看来，每个人的乡愁都是不同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养着几只鸡，她的乡愁，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漏风漏雨的老房子和脏乱的园子。我这种人的乡愁，就是昆明从正义路到武成路、文庙以及翠湖边这些消磨我少年时光的街道。”
朱晓阳非常激烈地批判了当下很多城市将城市和村庄拆一遍，为的是要建一座仿古的城市的行为。“将万顷良田征收，理由是要建一座‘古滇国文化城’，都打上建‘乡愁’城市的旗号。这是什么乡愁？这是谁的乡愁？”
朱晓阳很赞赏一些发达国家的“插入式城市更新”经验。“巴塞罗那就是这种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墨尔本也一样，在确保城市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以插针方式，使老城市变成新旧共存的宜居城市。大阪市区到处是‘生产绿地’，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为城市增添绿意。”宏仁村重建的整体思路，就是朱晓阳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地制宜做出的一种探索。
宏仁村村民已将重建老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朱晓阳和各路专家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朱教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传统村落，也不知如何搞申报。”李绍荣介绍说，从2012年5月开始，他就开始接待来宏仁村进行考察的各类专家。云南大学和云南理工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村子实地勘察，对村民的改造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提出了宏仁村申请国家传统村落的整体改造方案。
宏仁村的文物古籍考察和收集，由云南省文物局的专家负责。李绍荣也学会了将专家称呼为“老师”，“去年12月，秋老师和彭老师来村子半个多月。今年4月彭老师又来了，说是要把村子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好后向上申报。”
但是，李绍荣和宏仁村的村民们一样，并不敢确定当地政府是否真能按现在方案来重建他们的老村。今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李绍荣走出家门时，发现自家大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如果再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这样的威胁，成为笼罩在李绍荣心头的阴影。
45之前是青壮年；45－60为中年；60－75为中老年；76－90为老年。人类的寿命应为生长期的5－7倍，即100－175岁。英国有一个人今年为209岁。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80多岁，中国人只有50多岁。
国际公认六大保健饮料（只有此六类）：
1.绿茶（抗癌）（软化血管）（饭后用茶叶水簌口，可以防牙齿疾病）
2.红葡萄酒（少量）、红葡萄皮（延缓衰老，防自由基）（防止心脏病）（防止心脏突然停勃）（早晨不能剧烈运动）3.豆浆
4.酸奶（防止有害菌，促生有利菌）5.骨头汤（延年益寿）6.蘑菇汤（提高抵抗力）保健食品：
1.老玉米、玉米粥（防止高血脂）
2.荞麦（防止糖尿病）（高纤维，防止胃肠道癌症）（用淘米水可以洗掉农药）3.薯类（防止便秘）（降血糖，降血脂，吸收毒素）4.燕麦（防止糖尿病）
5.小米（安眠）（早上玉米粥、晚上小米粥）6.芝麻
7.豆类（大豆行动计划：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有害食品：
1.（松花蛋不宜食用，含有铅）2.（臭豆腐不能常吃）
3.（味精不能多用，最好不要用，特别不能加热；怀孕时候不能多吃，影响下一代）4.（40岁以上不要吃菠菜）5.（方便面不宜食用）6.（葵花子，影响肝功能）
7.（猪肝含有胆固醇过高，不宜多吃）8.（烤羊肉串，致癌）9.（腌菜，致癌）
10.（油条，有害肾脏、脑细胞）容易产生误解的：
1.（豆浆比牛奶更有利吸收，营养价值不次于牛奶）2.（胡萝卜美容！）3.（苦瓜，防糖尿病）
4.（番茄素，番茄加热后产生番茄素，生番茄没有番茄素，西红柿炒鸡蛋；抗生殖系统癌、膀胱癌）5.（大蒜素，大蒜切成薄片，空气中15分钟才产生大蒜素，不能加热；抗癌）6.（黑木耳，可以防、治心肌梗塞，效果比阿司匹林还好）7.（花生米的红皮，提高血凝性，容易心肌梗塞，所以最好剥皮吃）
8.（花粉，消毒、去皮、脱敏，然后食用，可以延年益寿；用在脸上可以美容，祛除所有斑点、皱纹、痤疮；食用还可以有利于治疗便秘）其他知识：
1.（医学黄金分割：副食与主食比例6比4，粗食与细食比例6比4，静与动比例6比4）2.（螺旋藻，1克螺旋藻＝1000克各种蔬菜的总和，营养最均衡，蛋白最高，最优质，所以是太空食品；螺旋藻还有利治疗糖尿病）（20****与原子能并驾齐驱的发现－－螺旋藻）
3.（国际四大杀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高血压）（中国存在第五杀手：肝炎）4.（电脑辐射、微波炉辐射7.5米，容易得血癌）（孕妇最好远离）（微波炉最好放在高处）保健运动－－有氧运动：
1.每天一小时以内，一周3－5次，强度不可太大，最好的运动为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不可猝停。2.早晨6点起床最好，上午9－11点和下午2－4点开窗最好，空气质量最好。3.午休时间为午饭半小时后，午休时间最好为1个小时长。
4.晚上10－10:30睡觉最好，一个半小时进入深度睡眠，即晚上12点到凌晨3点，此3个小时睡好等于8个小时睡好。
心理：（比以上更重要）
1.生气后容易得癌肿瘤。生气不要超过5分钟。
2.躲避、转移、释放、升华、自我控制，这样来避免生气。3.天天有个好心情。
4.人生不能感觉心理累，你感觉到心理累得话，你应该改变它。5.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有的一种功能是“笑”。
6.每天大笑三次，每次3分钟，中间停几秒钟。可以防治偏头疼和后背疼、还可防治便秘。7.不经常笑的人一般活不到80岁。8.男儿有泪就该弹。不要悲叹命运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已不同的人生与经历，不同的地位与身世。比如有的人生来清贫，有的人出生富贵，有的人家境艰辛，有的人收入不高，有的人工作不如意，有的人婚姻不称心，等等。好象都是上天安排的，注定要有一些人去经历磨难，有些人历尽千辛，有些人苍凉饥寒。就象手中拿到的一付臭牌，让你百般无奈。你必须用手中的牌玩下去--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恶劣起来。他母亲见状说了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话：“你必须用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的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我们不能去抱怨生活的不幸，及命运的不公，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定位。但是人生的过程却掌握在自已手中，适时的调整与适应，才是首先要做的。
比尔?盖茨说过：生活是公平的，你要去适应他。
从事帆船运动的朋友说：当一个人在大海中航行时，他当然不能改变海面上的风向，但他却可以不断的调整船上的风帆，让自已一直向目的地驶去。
所以，一个人如何使自已乐观起来，不要被一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压垮，有了向上的积极心态，那么，当你看到一些不起眼的障碍时，就能联想心中的愿望，然后用心的去做，去改变它。
如何获得乐观的心态：
1、用你的行动去影响你的心态；
2、不要经常说消极的词语；
3、心怀感激；
4、学会自我激励。
一个富商在他的双胞胎儿子生日那天，在其中的一个孩子房间堆了很多玩具，而在另一个孩子房间放了很多马粪。结果第一个孩子看到很多的玩具却还是愁眉不展，说：“这里没有一个是我要的。”而另一个非常高兴的说：“看来爸爸要送我的小马就在附近。” 同时，生活中有许多光彩照人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会哪些是需要的，可以得到的，哪些又是无法实现的，不要顾此失彼，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甚至得不偿失。领悟放弃法则--
在南美州，有一种奇特的动物--蜘蛛猴，要捕捉它们非常容易，你只要在一个玻璃瓶里放一颗花生，然后将瓶子放在那里。蜘蛛猴刚好可以把手伸进瓶子去拿那花生，一旦它们握住花生，手就抽不出来了。但它们就是不肯放手，所以才被……
知道自已想要什么的一半是知道自已在得到它之前必须先舍弃什么。
在生活中，还有许多现象，由于人的贪婪或贪便宜，也会造成不该的失误，结果是让原本并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常有的一种聪明与淡泊，有时能改变和挽救一个命运，少走一段弯路。
本能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