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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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9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总结农村改革经验,特别是发现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改革之间的关系,对于开拓新的改革思路,推动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经济特区到土地承包责任制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从经济到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到“三农”决策到关系千家万户的教育问题,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带给我们的是翻天覆地切切实实的改变。
改革开放前的几乎家家户户住的房子全都是毛草房。改革开放30年来,现在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楼房了,就连平房也逐渐变少了。以前劳作耕田全都是用牛;而现在,先进的耕田机器代替了简单的劳作。以前窄小的土路一到下雨就变成了“水泥路”。现在变成了真正宽阔的水泥马路,中间三四辆车可以并排通行,在街道上畅通无阻,路两边的人行道栽满了高大的树。下雨天也不怕出不去了。现在国家又给农民减免了农业费,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农业税,被彻底取消。现在农民孩子上学的学杂费也免了,义务教育彻底落实了,父老乡亲们得到了实惠心里美滋滋的。
国家政策好了,农村人的日子活络起来了,文化教育也跟着前进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也越来越多,科技日益更新了,农村人致富的门路也越来越多了,路越走越宽了,全民奔小康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改革开放30年发生的变化世人瞩目,对中国农民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对很多人是一场梦一样,发生这么大、这么深刻的变化。举几个简单的数据来说明,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包括农民的温饱和整个国家过去都是实行配给制,要粮票、油票、豆腐票,现在都没有了,不用拿票了,说明农产品供给极大丰富。从供给方面,比如说粮食,粮食在1978年改革之前我国粮食总产量在6000亿斤多一点,到了去年粮食总产量是10030亿斤,30年内粮食增产60%以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条,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且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各地政府共同努力,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概去年年底全国农村3400万农民纳入低保,从这一点上来讲解决了农民,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因此后来在城里头,工业、商业其他方面的改革开放,相当重要的基础就是提供了足够的食品,使得市场极大地丰富起来了。
但是总体来讲,城乡之间,就是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本来讲是先进的城市经济和落后的农村经济,这是技术方面的,但是这两种结果带来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和城里相比,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里来说,每个人的收入仅仅相当于城里人的1/3左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的改革开放给农业、农村带来很大的变化,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也使得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但是由于过去农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30年的改革还仅仅是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从当前的城乡发展差距来看,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更快发展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这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之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要求把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去。现在中国有34000多个乡镇,64万多个村。从目前来看,每个乡镇都通水泥路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就是85%以上的行政村都有了公交班车,农民出行比较方便,这都是最近几年实现的。1998年以后,国家加大投入,大概一共投入2千多亿,帮助农村改造电网。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有了电,一部分特别边远的,大电网拉过去经济效益不好。国家想办法在当地开发小水利,给他们进行太阳能、风能的发电等等,来解决照明问题。考试大 网站整理所以,我想再往前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逐渐向城市靠近,当然差距还会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住房。农村居民很少在经济生活的指标上能超过城里人的,但是住房是超过城里人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没有农村大。当然农民自己的房子是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大一点是有道理的。很重要的一条,过去是茅草房,现在逐步改造成砖房,再进一步是改造成水泥,有的改造成两三层小楼房。在一些发达地区,大概农民的房屋改造有三四次,后来经济又富裕了,看到人家有更好的,又去学人家,拆了重盖。
还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讲的最多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农民的合作医疗,这些方面最近几年有非常大的变化。到2007年,全国农村县以下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九年制的一共有1.48亿,从去年开始已经完全免交学杂费,读书不用交钱。从去年9月份秋季开学开始,对将近1.5孩子,政府提供免费的教科书,这其中还有700-800万由于家庭比较远,需要寄宿,对这些孩子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一些补助,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从医疗来说,目前有7亿多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水平虽然不高,去年以前的水平每个农民自己出10块钱,中央政府贴20块钱,地方政府再贴20块钱,就是50块钱,但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从2008年开始,中央决定提高这个水平,大家都发一份,农民出20元,地方政府出40元,中央政府也出40元,就是一百块钱。另外刚才讲农村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属于社保网,对农民来说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1977年以后正式恢复高考, 因我大哥已参加过两次高考, 均以失利告终, 方知高考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于是自已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读书, 争取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可谁知, 命运并没有安排我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之路。正是改革开放为我指引了另一条同样充满考试坎坷的奋进之途。
1978年2月, 新干县采茶剧团为了培养因“文化大革命”断了档的古装戏演员, 到全县各中学挑选青少年学员。仍在本村读书的我, 本来是没机会被选上的, 据选拔我的老师曾日升、蒋新辉说, 是因为在界埠中学走了一圈, 还不太满意, 这才扩大范围来到郑家小学 (当时附设初中) 。老师让唱了一曲《红梅赞》, 真没想到竞然被录取了, 而且是与同村同学两人一起去了县剧团。这次考试倒是轻松, 我不禁暗自欢喜。有谁知, 高兴得太早了, 更艰辛、更激烈的考试、考验正在后面等着呢。
我们这一批学员到剧团后又经过了一次考试共留下了12人, 剧团当时就明确规定要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淘汰4人。要想留下来可得脱层皮。这半年真是泪水和着汗水、心痛并着伤痛一路走过来的。决定去留的大考到来了。1978年9月, 在新干剧院, 县委宣传部、文教局、人事局、剧团的领导、老师在舞台下一字排开, 舞台上学员个个神情紧张, 考试拉开了序幕。经过“唱、念、做、打”十八般武艺的较量, 这一大考, 我又幸运地留下来了。有四名朝夕相处的学员抚着泛青的伤腿回去了。考试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我有了深刻的体会。
成了正式学员, 就等于参加了工作, 当上了吃工资的人。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是天大的好事, 在赢得家人称许的同时, 我们在剧团仍然经受着磨难, 日子并不好过。考试仍是如影随形, 每一年都要进行一次基本功考试, 三年要进行转正考试。到了1983年又有了事业单位以工代干的转干考试。只可惜我书读得太少, 竞然连考试资格也没有, 失去了一次转为国家干部的机会。痛定思痛, 下决心要开展在职自学, 努力提高自已的文化水平。于是同剧团的师兄师弟一道练书法、学文化,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1985年月1月, 我的一幅书法作品参加了县文联举办的迎春书法展, 没想到引起了县文化广播电视局领导的注意, 很快把我从剧团调到了县文广局任打字员, 这次可以说是我经过的一次在无意识状态下的暗考。到机关工作后, 学习环境得到改善, 而且江西省首次开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这可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给像我一样无缘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奉送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欣喜之余, 在局领导的支持下, 我于1986年首次参加了中文专业大专自学考试。每半年或考四门或考三门, 到1987年12月就通过了全部12门功课, 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
1988年, 全省开考高中以上学历人员政法系统招干, 满怀信心的我指望着小试锋芒, 却是铩羽而归。所考科目, 语文、政治尚好, 数学是一窍不通。学, 然后知不足。自学路上才走了第一步。
1989年江西开考中文本科, 又为我搭就了学习知识的阶梯。我一如继往再一次报名参考了。日出日落, 寒来暑往, 一考就是六年。这期间, 前两年每半年要考两三门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考得是顺风顺水, 且门门都是八、九十分, 自有一种考试丰收的喜悦。然而, 烦恼也接踵而来。按规定, 自考本科是要考英语的, 只有年龄超过35周岁才能免考英语, 加试三门选修课程。我当时才二十五岁, 不考英语岂不要等待十多年才能本科毕业?别无他途, 自学英语。于是, 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一至三册成了我随身必带的书本。各种英语语音教学磁带充满了我的书桌。听英语节目用坏了十几台收音机。英语是屡考屡败, 屡败屡考。终于迎来了1994年10月英语考试的胜利过关。1995年领到了渴望多年的自考本科毕业文凭, 而且获得了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捧着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我没有陶醉于自学的收获, 而是回顾了自已在自学的同时是否因学误事, 只考试不工作?
没有。考试促进了我的工作, 考试要求我不断进取。1988年, 文广局指派我负责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我沉下身子抓市场管理, 潜心整顿市场秩序, 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连年评为局先进工作者, 1990年被任命为文化稽查队队长, 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3年又被任命为县博物馆副馆长, 1995年主持县博物馆全面工作。
到我负责县博物馆全面工作时, 我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 走过了自学的近二十个年头。改革开放是一次永不竣工的革命, 我的自学路程也应永无尽头。自已从事的是文物博物工作, 文博业务专业性很强、涉及面广, 必须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博闻强记加紧自学。作为单位负责人, 从1996年起, 不但以身作则学业务, 而且想方设法带动全馆干部职工学专业知识, 并采取每年组织全馆业务考试的方式促进学习, 从自已参加考试转而带动大家都来考试, 本馆相继有5名职工参加了大专及本科的函授和自考并毕业, 全馆职工文化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1996年到2001年的全馆业务培训与考试, 有2人取得中级以上文博职称, 其中, 我本人在2001年全省文博中级职称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
2001年以后, 因文物保护行政执法工作需要, 我感到学习法律、掌握行政法学知识十分重要, 又自觉参加了法律专业本科的自学考试。到2003年已经通过了六门法律课程。当年6月, 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建成开馆, 县委、县政府以面向全省公开选拔的方式招聘县博物馆、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馆长。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 我积极应考, 并顺利得以考中聘任馆长。上任以来, 作为副科级干部年年接受县委、县政府的考试考核、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考评, 从来不敢懈怠。2007年, 经县委、县政府组织的聘期届满综合考评, 我得以再次任命为馆长。同年, 取得文物博物副研究馆员 (副高) 职称。最近, 我又参加了贵州省贵阳市文物局长职位的全国公开选拔考试, 经过笔试、面试、综合调研报告三场考试下来以总成绩第一接受了贵阳市委组织部门的考察。
这29名候选专家,绝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他们之中有: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位地道的“老外新闻主播”;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极大贡献的“健康卫士”;为北京、香港、苏州留下建筑杰作的20世纪最为杰出的华裔建筑大师;为深圳的产业结构优化及高科技产业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特區功臣;北京奥运成功申办和举办的功勋人物;精神康复“武汉模式”缔造者;长期参与内地培训人才事业的香港新一代商界领袖和慈善企业家;用实际行动和成果打消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首次聘请非华裔的外国人当系主任疑虑的洋系主任;带领中国女曲以罕见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魔鬼教练”;指导中国弟子打败自己的法国同胞夺得中国男子击剑选手第一枚奥运金牌的佩剑教练;为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作出特殊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欧元之父”;来自美国的河南十大爱心人物;从以色列来到四川抗震救灾现场的“白求恩”;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酒店业经营管理大师;帮助中国各地农民致富的“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自掏腰包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而奔波的数学家;给西藏盲童带去光明的德国盲人专家;改革开放后我国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坚持参与长城研究与保护志愿服务活动的“长城之友”;给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的经济学教授;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项目总协调人;“红色旅游”的倡导者;浙江省首位外籍劳动模范;毅然决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回到中国定居和工作的计算机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引发中国水稻栽培史上一次革命的外国专家楷模;将自己退休后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治沙事业的“治沙愚公”;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的评选,主要有以下两个标准:(1)贡献力(政府和行业领域认可度),30年中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人才交流和培养作出特殊贡献,其贡献得到同行高度认同,并由此而获得过行业表彰或我国各级政府表彰。(2)影响力(大众认可度),30年中在华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其举动和工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认同,反响强烈;国内外媒体曾经对其相关事迹进行过广泛宣传报道。
今天,好多同学都说到了给个开放的纲领,成就,弊端以及前景还有自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进军超级大国之列,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拥有太多太多的成就,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实施是一件多么英明的举措。我们做得很优秀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做到了极限,我们仍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当然也需要改进。
下面简略介绍一下改革开放的简要历程:改革开放逐渐终结了生产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确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方针,以及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开放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借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自然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科技含量低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权利寻租,贪污腐败不断恶化等...当然,这些问题也不是我国的个案,很多发达国家也同时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比我们还要严重,但这并不能作为阻止我们更好的改革开放的借口,归根究底,我们还是谋求发展的,就向毛主席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同学们说的很全面,在好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观点,在大多时候我的观点与他们并不相左,但是就科技的落后而言,我还是比较揪
心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科技的建树,那么发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纸空文。
按现在的趋势,好多国内大型企业把自己的资金都用来购买美国债券来作为一种稳定的外汇储备,在讨论这个举措的利弊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美国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的战争,他们崇尚绅士就像我们崇尚君子一样,显然,他们发动“劳民伤财”的侵略战争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就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答案是为了石油。那么,为什么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美国普通百姓为什么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价的煎熬?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答案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当美国大侠伊拉克时,首先出现的就是去求油价飙升,而油价的飙升又以美元结算,这就意味着油价的飙升拉高了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当全世界的人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除了产油国,当然就是美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美元给你,你必须拿你自己的东西去换,从而再依次加入食物换绿纸的游戏。此时美国政府印钞行为可以说是名正言顺,而用不着向金融危机的今天,明目张胆而又失信于人的在全世界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增发美元。
如此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了其他国家的手中流到了产油国的手
里,也流到了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的手里。这么多的美元攥在这些国家的手里处理作为财富的符号让人开心外,变为废纸的前景也很让人担心。因为美元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贬值,天天在贬值,在一步步变为废纸。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美国人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选择,购买美国的国债。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们其实是中了人家的圈套,在不知不觉的做一场赔本的买卖。有人就说了,既然不划算,那我们就不给他借钱了!答案是,在当今世界,除了美国国债,还真没有什么能够吸纳中国的外汇储备。
我们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投入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全盘否定我国的科技方面的投入,而是对比上面的情况而言。那我们为什么不买些欧美国家的高科技呢?事实是,我们想买,但是人家不卖,怕我们学会了,他们更没得过。
就像溶血们说的那样,目前,政界以及学界都意识到了,出口导向战略是有问题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生产玩具、衣服,挣得辛苦钱,最后又借给美国人去花,我们这是图什么呢?以前我们穷,人家老是用外汇卡我们的脖子,所以我们要多挣外汇,但是现在中国外汇世界第一,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把出口换汇视为目的?
面对我们的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我觉得我国国内的大型企业有必要在科技创新以及培养人才方面加大投入,把中国生产不了高新产品的尴尬事实终结,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完美过渡。
加大客气方面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藏富于民的手段,同时也拉动了国内的需求,扩大了国人的消费,通过新产品的发明与投入生产以及后来的流通市场,来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好更幸福。我个人认为,这才是平衡繁荣之道。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清江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1)虽然精神文话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一些传统文化被慢慢遗忘,逐渐消失。同时,青少年在面对各种新兴的娱乐方式,不能正确地选择,而老年人又很难适应新鲜事物,所以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A积极组织村民参加公共文化娱乐活动。B建设、完善一些公共文化场所,兼顾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定期举办传统文化的表演等。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渠道,监督指导未成年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
(2)虽然清江村目前义务教育推行较好,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主要是因为农村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和教师水平较落后,并且学生缺少家的正确引导,学习成效不高。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A继续坚持落实九年义务教育。B加大农村中小学教学硬件。C提高乡村师资队伍文化水平及道德修养。D加大职业技术学校在农村中的宣传力度,改变人们对职业技术学校的态度;E相关部门加强对职业技术学校的管理,提高师资水平,确保每个学生入校后能学有所成;F加大对年轻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拥有科学管理孩子的思想,减少留守儿童数量。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村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素质修养,增强竞争力,同时也保持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健康成长。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让更多的人拥有谋生是手段,提高村民整体生活水平。
70后的一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阳光沐浴中长大。我是一个“70后”,我出生在桂北的农村。转眼之间已过而立之年,改革开放也已30周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向了世界,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开放的世界,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发展的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活力。这30年,我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之下,经历过时代的洗礼,感受过改革开放的成就所带来的欢呼雀跃,见证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年,多么漫长的岁月!我是多么幸运,因为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长,并且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说改革开放。但是我并不理解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同样也感觉不到什么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温暖。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我也曾经怨恨过大人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童年娱乐场”——杂坡给铲除。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的前面是一大片杂坡,上面长着很多野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摘野果,捉鸣蝉,还可以在里面捉迷藏……。但是后来不久这个坡的杂树全部给清除了,然后种上了各种果树。而且那时仅有的一条小的像羊肠的
路也给加大加宽,现在是建成了交通十分便利的水泥大道即312国道。小时候对于杂坡的变化实在不习惯,因为这样,我童年的许多活动失去了色彩。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村的青瓦房很多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平房或楼房;而自行车不再是稀罕物。彩色电视、床头电话、手机早已经普遍;电脑也开始进入一些先富起来的农家。不免想起,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校长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晚自习的时候,校长发现有学生逃出教室在他家门外偷听电视的声音。然后他特意回到教室给我们上“政治课”,他如是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好工作,自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并向我们描述了今后种种美好的前景。我那时候觉得,校长所描述的一切是多么遥远,简直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直到自己读到高中,才真正理解了校长的那番语重心长并充满深情厚爱的话。
从自己懂事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每一件大事都是那么的牵动着我的心,都会让我足以激动,欢呼上好长一段时间。记得在香港还没有回归之前,我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香港回归的各种信息,并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当然,那时也天天在盼望着97年的到来,似乎觉得它的回归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七月一号的那天,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到街头游行,对祖国的大事表示庆祝,“庆祝庆祝,香港回归”的口号至今还在我的耳际回荡。我还能感受到那种自豪的热烈的欢腾气氛:到处是欢腾 的人群,到处是喧腾的锣鼓,到处是五彩缤纷的礼花......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景象,而且当时真想插上双飞的翅膀,遨游整个祖国的蓝天,亲身去感受整个神州大地上的欢腾。香港的回归,让我明白了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了一大步,使祖国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添上了一颗坚实的基石。也让我渐渐在觉得我们的祖国在一天天强大和繁荣,而这一切,都和改革开放有着紧密的联系。
香港回归之后两年即1999年就是澳门回归,澳门的顺利回归,祖国统一大业又进一步,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祖国完全统一的希望,心中的那种爱国热情再次得以升华。这一年也是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年。十月一日,伟大的祖国50华诞,这一天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各种武器接连亮相,威武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形铿锵有力的走过,使人足以感觉到他们的威武与庄严。当时的我真想自己就是一名伟大的士兵,能够保护祖国的安全和抵制一切的外部侵犯。
申奥成功的时候,我们总以为2008年还是一个好遥远的年份,但是转眼间2008年已成为过去时,我们的奥运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实现了奥运会上的历史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祖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祖国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30几个春秋,我成长在祖国的辉煌中,但是我的成长也只是改革开放逐渐辉煌的一段。30多年了,我不会再因为杂坡消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下表显示的是从1978到2005年我国主要发展指标的世界排名, 从表中可以大致看出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三十年的演化轨迹。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购买力平价按1990年美元计算。
从表中可以发现改革三十年的成绩是辉煌的, 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进路径, 展望未来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进一步走向。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改革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任何生活品的生产和供应都是由计划来完成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是不存在私人经济领域的。改革突破了原有的产权制度, 在农业部门, 实现集体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家庭的制度, 这种制度大大调动了普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产值迅速增加。同时在工业生产领域, 国家逐渐放松对私有经济的发展约束, 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 逐步改革国有企业, 这些政策使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化。在劳动力方面, 逐步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带动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 使得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
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影响是深刻的, 据估算我国到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550美元, 到2006年, 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5.8%, 农村为43%, 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 比改革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二) 社会保障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社会保障是一国经济的安全网, 对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至关重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同经济改革一样也经历了数次变化, 到2007年, 我国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城镇实施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建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经济的探索阶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截至2006年, 已有2241万城市居民和1509万农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5400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近几年, 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以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增加, 社会保障基金年收入增长20%左右。
(三) 国民享受教育文化、就业自由的机会不断增加
我国教育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了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实行了九年制义务, 近几年,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实施了教育学杂费免除, 并从2007年起, 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投入标准, 为农村1.5亿学生全部提供免费的教科书。教育体制的改革效果明显, 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化, 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同时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贫困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 保障了普通家庭子女入学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同时, 国家逐步放宽劳动流动的限制, 大批劳动者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就业, 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实行《劳动法》, 确定了劳动的单位合同制度, 这一法律确立了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新型用人机制, 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 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修订《劳动法》的基础上, 与2008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新劳动法更加注重对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各种权益的保障, 促进新型劳资关系的形成。
三、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保证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但由于改革是在各个部门和行业渐次推进的, 很多的改革不到位或者是由于改革已形成的既定的利益集团而难以推行, 由于改革前期过于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了在收入分配领域相关改革的协同推进,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依然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贫富差距水平过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总体收入差距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尼系数从接近零上升到接近0.5 (胡鞍钢) , 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收入差距水平已经过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贫富差距水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依然赶不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2. 城乡、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从1981年到2005年城乡收入比从1.8上升到3.2,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城乡收入比已接近6, 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7的警戒线。同时,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 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6, 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10, 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劳动复杂程度或风险程度所导致了, 很多情况是因为垄断利润和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此外, 我国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巨大, 区域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呈现发散趋势, 从2000年到2004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 差距持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但是2005年最高的5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5个省份的2倍以上, 而且增长速度还快于收入低的省份。
3.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现象严重, 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对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2004年, 在金融市场里, 20%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城镇居民资产的55.4%, 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只占1.5%, 两者相差36.9倍;农村里20%高收入户拥有农户存款的55%, 14.6%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拥有农户存款的3%。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 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 而“穷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 加之我国反贫困政策投入较少, 可能导致我国社会结构向“哑铃型”发展。此外,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
(二) 灰色收入侵蚀着社会发展的成果, 拉大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
王小鲁将灰色收入定义为:非法收入、违纪违规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不明收入。我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由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来计算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 但可以通过统计来大致计算, 资料显示, 全国城镇2005年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4万亿元, 约占GDP总量的24%。根据王小鲁的预测, 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转、企业用于行贿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接近3万亿, 巨大的灰色收入拉大了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曾经将腐败滋生和灰色收入规模过大列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六因素之一。
(三) 普通劳动者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低,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学中, 一般使用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或者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反应一国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从1998年到2005年, 我国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和国家财政的平均增长都在30%以上, 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平均增长只有9.9%, 这期间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只有7%。据统计, 1989年我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6%, 到2003年下降到12%, 约占城乡居民收入的21.3%。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11.8%, 人均经营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23.7%和19.8%, 其中出租房屋收入增长54.5%。200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3.3%, 而农民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了30.5%。
四、新的起点——对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展望
在一个经济体制中, 民生问题若要改善, 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是来自于市场收入;二是来自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在民生领域主要从完善市场机制和调整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两方面进行。
(一) 通过法制和行政手段, 进一步完善市场的调节功能
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中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 在初次收入分配中, 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 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均等是地区行业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深化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改革, 构造竞争机制, 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 同时应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 严肃法纪, 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让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竞争。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 国家应该加强对其经营和收入的监管, 对于公司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收入进行关注, 对于管理者和员工制定相应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工资。此外,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就业歧视、择业差别、二元社保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等二元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
(二)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改革财政预算机制,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1. 加强立法, 完善法规, 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
法律对于收入分配的的调节过程不是国家直接进入收入分配领域, 而是通过相关的法律约束灰色收入等其他不合法的收入行为,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是运用法律调节收入分配的两个主要方面。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工资立法、公务员工资立法、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而司法则是法律实施的保障, 收入分配领域司法主要是监管相关收入分配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分配司法的重点将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制订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体系, 使收入分配的调控有法可依, 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2. 使用适当的财税手段改革相应的税收机制, 充分发挥税收的反向调节作用。
政府在再分配中应发挥其经济职能反贫困, 这就要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 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 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支出较少, 在未来应该加大财政预算的改革,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同时政府还应完善税收制度:首先, 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其次, 对居民财产征税。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必须改革和规范我国财产税体系, 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 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最后, 征收商品税, 纳税人可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 直至最终消费者。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的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尤其是在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和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的压力下, 应该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尤其重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保障。具体来说, 应在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的社会统筹, 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提供物质帮助, 对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某些社会成员及家庭实行安抚和补偿的同时, 解决好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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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口出狂言,中国必定会放弃大锅饭体制而转向私人产权发展。果不其然,不久中国真的调转船头,开始了从计划体制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渡河计划。张五常也由此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崭露头角,与他相关联的制度产权学派也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大红大紫起来。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个年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今年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斯氏的“河中央”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改革由此进入“过大关”的关键时期。
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也提醒我们这些过分沉溺于11%经济增长率的中国人有必要在现今GDP可谓奔腾发展、同时又与物价飞涨、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想想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改革的核心。而且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的那句至理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更是提醒我们要在有限期完成改革,至少某一部分路线图计划,要不又要被人嘲笑成遥遥无期的马拉松式改革拉力赛,再好的未来改革宏图也真的只是一个饿汉画饼充饥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盡管我们的改革遍地开花,但当初的改革既不是张五常这样“经邦济国”的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也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所能预见的“穷图匕现”,谁料竟是那十几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冒死签下的一份生死状!可悲?!可叹?!可喜的是,终于有人弄明白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前计划体制的“大锅饭”注定是要走向死亡,而小岗村农民滚打摸爬出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恰恰能将民众的进取意愿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找到这一突破口。于是,接下去的中国改革道路就是在民众的进取心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相互博弈,不断讨价还价,不断演进中进行的。
1993年,将近10年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终极目标。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发现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股份制改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原则开始确立。不过,这一轰轰烈烈的专制改革却在2005年的“郎顾之争”的民族情结中偃旗息鼓。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不少经济学家极端地认为,实际上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那么就不会有私有企业的增量溢出效应。不管这些论断的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过程,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与经验,才能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改革比那些正式制度的确立更加重要。正式制度,我们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确立,而观念的惯性是整个制度系统变迁中最关键的内核,也是最慢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改革生死攸关的“咽喉”。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所谓的经济成果其实只不过是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而已,而不是改革的充要条件。这样,我们也能回答萨克斯等人所辩解的中国经济成果。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济成果背后折算的是产权观念的形成和确立。
[编者按]2008年10月10日,诗刊社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歌创作座谈会,与此同时,我们又约请诗歌界几位知名人士就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主题发表意见。我们在此基础上摘要发表有关观点。
林希(诗人、小说家):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在我是有切身感触的。1980年,忽然告诉我,你的事没有了。平反,回到文学岗位。我开始写诗,用一颗赤子之心,从我的遭遇中,反思民族的命运。要感谢那个时代虔诚的读者,我的一组《无名河》得到读者肯定,后来还得了大奖。
从诗歌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能有如此真诚的心灵去歌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诗人应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剧烈分化的社会动荡中,一些诗人失去了勇气和责任。严肃的读者不难发现,欲望写作的潜流已经潜入诗坛,而更多严肃诗人的作品,却以销路不畅为借口被拒之于出版社大门之外。
当诗人的眼睛里不再充满泪水,诗歌就不再是时代的声音。我们痛苦地发现,诗人们珍贵的眼泪在民族巨大灾难的时候涌现,原来中国诗人并没有失却良知,但我们更有权利期待诗人们能在社会兴旺时期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深刻的思考,我们期待听到历史真实的声音,我们有权利听到诗人真诚的歌声。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尽管诗歌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尽管诗人对诗歌生存状态的不满由来已久,尽管我们深信一种枯竭而单调的诗歌不可能永存,即使在严酷的时代,诗歌变革的潜流依然在无畏地积聚并等待着冲决。但显然,要是没有一个广阔的背景,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在中国,一切的可能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我始终认定,是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的解放,伟大的时代将造就伟大的诗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歌的浮出水面,是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相伴随的。经历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现代经济的谋求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包括写作权利在内的许多权利,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得以极大的发展。
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作的自由。我们可以想想它争取的过程以及它在今天所拥有的程度。当然也有新问题。下半身、垃圾派的出现,从客观上证明这是历史的宽容,但中国人能否学会使用这种自由?自由不能滥用。诗歌界的一些乱象,就是自由滥用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技术的成熟,以及在文本方面的复杂,并没有使诗歌建立起应有的信誉。面对一个具体文本,可能会说很不错,经得起语境转换。现在来看,八十年代最复杂的写作也显得简单了,有些不过是中学生的写作水平。过去主要强调伦理学意义上的真善美,今天,不仅要写真善美,而且要写出整个世界的复杂性。今天的诗歌更成人化了。如果说朦胧诗是诗歌的青春期,今天的新诗写作则走到了成人期。技术含量比朦胧诗更高了,但为什么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诗人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地位呢?
没有办法很快改变。对诗歌传统的根基因素,我们还是应该乐观的。今天怎样来传承我们的传统,还要拭目以待。道路是漫长的。相信巨人不会是有祈求就能出现的,这需要文化的长期积累。
林雪(诗人、《天津文学》编辑):2005年前后,我对沈阳铁西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向往,那时每天都坐着公交车去那里转。工人村、商业街、已经拆迁的工厂、车间、工人宿舍和食堂等等。那时,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生活在那个城市的市民,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就是你将要亲眼见证一些东西的消失,也亲眼要看见一些东西的建立。是那种要作为见证人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沈阳是个功勋的、光荣的、英雄的城市。工人阶级骑着自行车后面夹个饭盒,迎着朝阳,走到每个副部级的大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内心充满了光荣和骄傲。现在和铁西区的下岗工人聊天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
所以,写与那里的工人命运有关的诗歌,就不能粉饰现实。底层写作的概念虽然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写作的潮流里面,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许多诗里的主人公,都是人生超出想象力的忍耐,和崩溃前的沉默。工厂的住宅,白天满是失业的、无所事事的人们。太阳升起落下,人们饮食男女。零星的小商贩生意给这里带来一点商品气息。晚上,各家交错的炖菜味儿,又给这里添加了市井的酸败的味道。
社会主义文化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创造的文化,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向这个文化寻找资源。这个资源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美、真诚等等。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都在消失,人越来越富裕,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阂。而诗歌就是要往这里面注入一些温情的东西,反对遗忘,建筑纪念。要有一种类似责任或使命的感情:去变成他们的声音,抗议将他们的价值虚无。人们越生活得无言,诗歌越应该为之呐喊,越要重新找到一个时代道德精神上的起点和支点,战胜那种集体内心的空洞虚无。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意义。
刘功业(诗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驻会签约作家):三十年来的诗歌发展,最突出的就是诗人和诗歌社团的广泛崛起,学生刊物和民刊的蓬勃出现。诗歌的发展,也显现了自由的艺术精神与开放的思想潮流正在越来越被人接受。
我们这一代人,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走进大学校门的。当年,北大的未名湖,武汉的珞珈山,我们山东大学的云帆,吉林大学的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都成为全国的旗帜。
后来,诗歌重归象牙之塔。疏远了大众情感,也疏远了百姓心灵,成为个人的独吟、语言的玩物。诗歌和诗人在经济的压力中承担着难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近些年来,很少有诗集能在出版社里正大光明地出版。连高考,都取消了诗歌。诗歌成为最早以买书号的形式面世的自费出版物。这让因习惯了懒惰和依附着吃软饭的出版社,最先尝到了可以从生活穷困、精神富有的诗人身上再剥一层皮的快感。诗歌和诗人。背负沉重,却依然激情如火。以优秀的素质传承于世的诗歌,永远是时代的编年史,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见证者,是永远不会临阵脱逃的战士与歌者。
真正的好诗,并没有远离生活,远离民生,体现出了诗人们永远无法被世俗功利和金钱财富所泯灭的高蹈情怀。令人感动的诗歌,充满了激情,也关注着民生。既有语言上的精粹和纯熟的艺术之美,又匍匐于底层与世俗的生活里,发掘着诗歌思想与艺术的最+美最真的精髓。从民众的生存视角,洞悉更高的生命哲学意义。
杨志学(《诗刊》一编室副主任):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诗歌有过两次大的浪潮。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诗歌具有启蒙意义。以诗的形式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二是八十年代中期,诗歌流派纷呈,显示在文本道路上巨大的迈进和实绩。这两次大的浪潮,也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的两座山峰。越过这两座山峰,中国诗歌向着大海流淌。现在是诗歌无主潮时 代,但也可以说是最丰富最开阔的时代。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诗歌传播是一个庄严的时代课题。当前的诗歌传播可以说是多方位的。主流媒体、民刊、网络诗歌,以及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构成了诗歌传播的四大主要力量。这一切,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没有物质基础的依附,是不可想象的。围绕上述几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力量,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群体。不同诗歌群体在艺术立场、诗歌主张方面有分歧,但是可以共存。
诗歌的政治价值大于它的文本价值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如“文革”时期的诗歌,政治价值大于甚至淹没了它的文本价值。
今天诗人们写地震这样的灾难,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写法。今年的地震诗歌,抗冰雪诗歌。就不能说它们只具有文献意义,许多诗很深刻、很感人,注重艺术表达。估计会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价值和文本意义上留下来。这也体现了时代发展与诗歌的进步。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像诗歌这样的独特的精神产品,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产业化?诗歌产业化是否一定会带来低俗化?
不可否认。诗歌的经典时代已经结束,今天很难再出现艾青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即使今天的诗人付出了比艾青更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诗歌的默默的存在。在多重价值、多重形态的时代,诗歌除了自身的文本价值,还具有对抗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维度,这永远是诗歌的光荣与高贵之所在。
张大为(天津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三十年来的诗歌文化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阶段。1989年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一段的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化焦虑上。朦胧诗中的文化焦虑最明显。也对现存的文化秩序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我曾经把朦胧诗的文化主体性称为心理学主体。朦胧诗从民间到国外的轨迹,在现实的文化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文化焦虑的最后是进而对诗歌本身的质疑。这在第三代诗歌中达到一个极致。
第二阶段是在1989年之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在这时的诗歌批评当中,最热的术语是边缘化。人们以各种表述方式,反反复复地描述这种边缘化的悲情的状态。朦胧诗人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是被动的放逐。九十年代诗歌不仅放弃了中心,也放弃了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被生产的客体,呈现出被无穷客体化的失重状态。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放弃。
第三阶段,进入了新世纪,是诗歌主体意识的重建。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大争论,当时给大家以有点无谓之争的印象。不过今天看来。这好像可以标志着诗歌内部的自我离间效果。当一个主体把自己当做客体来考量的时候,这时表现了一种更坚实的主体性。人们常说介入性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客体,就谈不上介入。诗歌伦理,打工诗歌,底层写作。都体现了诗歌重新介入和重新书写文化秩序的主体意识。从这一点上看,从世纪之交,到今天,是诗歌的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阶段。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综观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我认为还应该充分肯定它是不断进步的,似乎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诗人辈出、作品纷呈,成就巨大、问题重重。
我大致赞同张大为对这三十年诗歌基本线索、阶段和特征的描述,但我觉得稍显简单了。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前后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以为就不能仅仅用主体的原因进行解释,应着眼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一角度予以考察。在九十年代以前,诗歌与时代始终保持着某种紧张的张力关系。诗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如“朦胧诗”对历史进行批判的英雄姿态、“第三代诗”对社会乃至语言做出的反叛姿态等,都表明诗歌以强悍的力量(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背后是一种整体历史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时期的诗歌写作,是当时文化对抗的产物并参与了那种文化对抗,因而与彼时的各种文化活动、现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在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震荡之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诗歌自身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它与社会文化的整一关系遭到了破坏。诗歌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虽然此际诗歌写作的技术和语言越来越娴熟(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性评价),却得不到公众的认可,诗人的正面形象也难以树立起来,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当固有的文化对抗消失后,诗歌陷入了一种没有压力、而压力又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中,一时找不到将自身撑起来的支点。以往诗歌中的种种异端、先锋、实验性极强的写作,已经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认可,诗歌似乎失去了重新创造的动力。有人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诗歌处于边缘了、不被承认了,于是对它横加指责,说诗歌没有直面现实生活、没有承担社会的重大事件,云云。这其实只看到了诗歌在当下的某些表象,而未能分析出现这种情形的错综复杂的原因。
我以为,在诗歌无法回到一种文化张力的背景下,诗人们应该自己寻求创造的动力。这并非要求诗歌重新归于对抗,而是呼唤诗歌应该始终葆有一种批评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和自省的精神。只有经过反省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
刘希全(诗人、《光明日报》出版发行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诗歌三十年来发展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的解放和“人”的归来。在这里,我想说一下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不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又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原始资料,上面一次次的改动,观点上的一次次充实,让人十分感慨。思想解放表现在各个领域,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1992年的关于姓“社”和姓“资”的讨论,以及1997年的姓“公”姓“私”的讨论,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是如此,许多封闭的、堵塞的、落后的思想观念被突破、被摈除。
在思想解放中,我们看到了人的主体性的复苏。从前的那种“我是一粒沙子”。“我是一颗螺丝钉”等所谓的诗歌,那种政治图解诗,由于其中没有真正的“人”,而被人们摈弃。在思想解放中,诗人们以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自我,重新审视现实和生活,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写出了大量的感人的诗篇。
第二点是多元化。首先是多元化的思维。诗人们放开了视野,并积极从国内外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思维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而是多元思维、多向思维,并且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得很深很远。诗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诗,对什么是汉语诗歌写作。对诗歌语言本身等都有了崭新的,与从前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认识。从前认为是诗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诗,而过去认为不是诗的,现在则可能认为是真正的诗。甚至,对“诗人”的定义,现在人们的看法也与过去不同。这说明,我们的审美心理、我们的审美结构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题材、体裁、风格、流派、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丰富多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诗回到了诗。诗人不再给诗歌加上诸多的社会功能了。目前的诗歌,我指的是大部分诗歌,变得真实、自由、亲切、自然了。这一点,近年来的诗歌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张扬、不炫耀,注重内在,注重诗歌本身。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三十而立”可以概括新时期的小说形态,却无法表证诗歌的运行轨迹。“新诗潮”萌动期甚至应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些令人尊敬的诗人。文学本身是富有弹性的,包含了最高值和最低值。最高值便是诗歌,最低值则什么都有可能。
汶川大地震突降之后,做出“第一反应”的是无数写诗者。我之所以回避“诗人”的称谓,是因为其写作主体多为普通民众,诗歌以集团的方式迅速进入了公众视野。不仅波及到权威主流媒体和各类行业报刊,更是覆盖了所有的民间刊物、草根网站。诗潮退去,焦点转移,只有少数真正的诗人仍在原位空空荡荡地坚守。哀痛作为诗歌创伤记忆的一种储存形式,已成为当今商业社会的稀有品质。市场机制的改变,促使社会文化逐渐完成了从泛政治化到泛娱乐化的转型,新时期文学进程与之共舞,一度甚至发生“空转”,也只有诗歌还懂得哀痛。还有精神痛感,并始终坚忍跋涉在未知终旅的生命之途。这个世界诱惑太多,热点太多,光环太多,只有真正的诗人能够拒绝招安,警觉异化,呼唤良知,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们最清贫也最富有、最落魄也最尊贵。漂泊的宿命。决定了诗人必然是永远的怀疑主义者和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诗歌是一道“在路上”的移动风景。漂泊是诗歌的精神故乡与心灵家园。
冯景元(诗人、《天津通俗小说报》原主编):本来没有准备,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了些感受,1978年的时候,我35岁,一直过来的。也许是老天造就了诗歌界,1976年“四人帮”倒台,是中华民族人心最统一的时候。三十年后,汶川大地震,又出现了诗歌爆发,但是有很多表面化的东西。连年热的小品。却在汶川大地震中消失了。为什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应该反思和总结,在这样时代的关键历史时刻,为什么又恰恰是诗,能发出这样汇聚真情、感染世人的巨大力量?
诗是力量,是草是芦苇。诗是主观的,不是旁观的。诗歌的底层支撑作用很重要。首先不能妄自菲薄了自己。不能忘记,正是诗歌支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诗人的称号非常好。因为首先是人。诗,是不死的。
段光安(天津九三学社):近三十年知识裂变发展,传统的纸质阅读多数已被影视和网络传媒所取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重大改变。某些艺术由主体走向边缘也就成为必然。诸如诗歌、书法、京剧等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就像蜡烛已被电灯所取代,因为它很美,仍作为照明的象征用于祭奠或庆典,依然存在着。我认为,诗现在才真正得到解放,诗人成为普通人,不必承载过多。当代诗人已没有什么光环和桂冠而言,已从高坛上走下,却未失去傲骨。慢慢品尝自己的血,自觉、觉他。诗像纸质阅读已处于边缘,却不会消失。诗像烛火已不作为照明工具,却在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持久呈现。
“中山全球通杯·改革开放颂”全国诗歌大赛揭晓
从今年年初在广东中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赛正式启动,到今年十一月征稿截止。倍受诗歌界瞩目的“中山全球通杯·改革开放颂”全国诗歌大赛圆满结束。大赛共收到来稿一千七百多份,计有诗作八千多首。众多作品激情洋溢,手法多样,其中流露出来的是一颗颗关心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热诚的心。在大赛进程中,主办方、协办方领导对大赛活动高度重视,多次就大赛事宜进行及时交流、磋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从经费方面全力保障,保证了大赛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感谢全国诗人、诗歌爱好者对此次活动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
评委会认真研读参赛稿件,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获奖作品。丘树宏、雷抒雁的诗作虽得到高度评价,但因与主办方有较密切关系,被列为特别奖,不颁发奖金。现将大赛评委会组成名单和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评委会组成名单:
主任:叶延滨(《诗刊》主编)
副主任:陈旭(中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胡伟(广东移动公司中山分公司总经理)
评委:叶延滨(《诗刊》主编)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杨匡满(《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
李小雨(《诗刊》副主编)
林莽(《诗刊》二编室主任)
评奖办公室:
主任:杨志学、李卓文
成员:李容焕、周所同、向兵、高立林、罗军
获奖名单:
特别奖:丘树宏《珠海,珠海„„》(交响音诗)
雷抒雁《大道》(外一首)
一等奖:阎志《城市的和解》(组诗)
二等奖:傅大为《天地伟业》(二首)
华万里《重庆城乡交响曲》(组诗)
普冬《中国,你好》
刘立云《三个中国军人,三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梁平《通天之路》(长诗节选)
三等奖:罗 筱、刘功业、孙晓杰、汤松波、林染、杨泽远、陈人杰、李建华、郑小琼、阳飚
优秀奖:张国军、杨炳麟、徐明德、徐南鹏、郑集思、马治平、姚江平、叶舟、熊国太、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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