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的背后（共8篇）
「摘要」针对目前流行的从法官个体素质讨论判决书写作的观点，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法官的判决书写作的问题。文章考察了一系列影响判决书撰写的制度因素，其中包括在不同法系中判决书的不同司法制度功能，不同的判决书写作激励机制，判决论证的不同社会需求以及判决书的不同预期受众。文章结论认为，基于中国司法已有的大陆法系传统和相应制约，在改进判决书写作问题上，中国应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经验，尤其且应侧重完善相应的制度激励机制。
「关键词」判决书撰写，制度功能，预期受众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生动教材”。[1]
一
随着司法改革的步骤加快，法学界人士对我国法院的司法判决书提出了很多批评。除了一些规格上的问题外，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我国的判决书公式化，判决理由普遍过于简单，缺少甚至没有法律论证和推理。[2]
这些批评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目前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我国法官的法律素质普遍比较低，缺乏理论思维的能力，因此无法撰写出高质量的司法判决。在这种思路引导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很自然是，把着眼点放在培训法官，提高其理性思维的能力，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能力，以期提高法官们撰写司法裁判书的能力。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不少法学家作出了各种努力。一是大力论证法律推理和解释在司法中的重要性，[3]二是引进介绍或撰写法律推理和解释的学术著作，[4]三是加强对法官在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训练，[5]四是针对一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具体案件，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撰写了一些具有示范意义的、细致的学理分析。[6]
这种努力应当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已经在法律界和法学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对司法部门乃至法官们也有了相当广泛影响，[7]作为本文题记而引证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那段文字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最高法院近期已分别颁布了《法院刑事裁判文书样式》(试行)、《国家赔偿裁判文书样式》(试行)。[8]
我称这种进路为“人的进路”。这一进路的前提假定是，司法判决书之撰写主要是法官个人的司法素质和能力的问题。因此，只要法官提高了对司法判决书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了适当的规范，通过教授、学习和模仿直至掌握了如何写作良好的司法判决书的技巧，就可用提高法官撰写的司法判决书的质量，乃至保证司法公正。
这种进路肯定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目前中国法官专业能力普遍偏低的状况来说很有针对性。但是，这种进路在我看来又不很完全。我将在本文论证，中国目前司法判决书所表现的状况仅仅是一个症候，一个结果;引发这一症候的，在我看来，是中国司法的一系列制度。如果(暂时不讨论是否“应当” [9])要全面提高中国司法判决书的质量，就必须如同医生那样，首先从诸如头痛、发热的症候中看到病因，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一、我国判决书改革的演进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法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但判决书改革与创新的步伐却从未停下过脚步。1982年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了判决书应当写明的内容。1992年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 (试行) 》和1999年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了判决书的样式。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 系统部署了2009年至2013年法院改革各项措施。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针对判决书的制作又一次进行了修订。
目前, 我国的判决书基本上是按照先前最高法院发布的各类诉讼文书样式来制作书写的, 案情讲解粗略, 法条罗列简单, 公式化的判决书形同流水账。当然, 一些地方也结合当地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添加了法官后语。山西黎城判决书后附加相关法律条文, 同时规定了统一的书面形式和严格的格式体例。同时, 专家、学者们针对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出改革与创新方案。例如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判决书存在说理不充分、说理缺乏针对性、说理缺乏逻辑性、说理不符合程序性等问题。[1]也有学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 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
二、我国判决书存在的问题
(一) 判决书统一模板下过于注重效率
在我国, 判决书写作无硬性要求, 无统一审查标准, 同时法律提供了各类判决书的写作样式, 但各类法律文书制作的统一模板, 使得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像做简单填空题一样。在凡事喜欢讲求效率的今天, 模板确实功劳不小, 但对当事人来讲, 他们的利益就无从保证。
(二) 判决书冗长复杂
判决书中当事人举证和法官质证的事实和理由的叙述部分存在太多的重复和赘余, 使得利害关系人都难以理解, 其他公民更无阅读兴趣。如“京城大盗”袁宝洪一案, 判决书长达345页约20万字要全部念完需两天, 这是北京最长判决书。
(三) 判决书难以体现法学逻辑、法学思维
法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影响判决书制作的质量。法官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 是捍卫我们正当利益的使者。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众多非法学专业出身的人担任法官, 裁判缺乏必要的法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素养, 对法学理论性知识了解不够, 对案件的法理分析不深, 有的甚至根本不能用专业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四) 法律专业用语过于深奥, 超出受众范围
判决书中的专业用语超出普通公民的理解范围, 对于他们而言判决书就犹如“天书”。法律人讲求法言法语, 法官作为法律的传播者和使用者, 法言法语自然体现在判决书当中, 而案件当事人毕竟不是法律人, 对法言法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五) 判决书制作重实体轻程序
这是最为关键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判决书的主体部分本应该是案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 但在法官和当事人眼中却不一定如此。当事人和案件的利害关系人要的只是结果, 这关系着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而法官要的是办案效率, 这关系着他是否能升官加爵。法院案多人少是现实问题, 增加法院工作人员因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难以实施。所以有人会说案件处理的差不多就好不能苛求完美, 因为现实本不允许过程做到完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一定程度阻碍了判决书的改革。
三、我国判决书改革与创新的建议
(一) 注重证据
想要判决书走出模板控的怪圈, 应该重视证据在判决书中的作用, 增强判决书的说理性和逻辑性。案件不同, 证据链条不同, 证据和案件的逻辑讲解不同, 怪圈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当事人举证和法官认证必须严格依据各类证据, 用证据说话, 用事实证明。基层法院制作判决书的一般做法是简单列举证据, 然后由法官认证是否采信, 最后得出判决结果。这样的判决书没有逻辑可言, 很难使当事人心服口服, 法院威信更难树立。判决书应该清楚记载着各个证据属于何种证据种类,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获得, 证据和案情的逻辑关系一一怎样体现, 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在制作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 要具体说明通过哪些事实、哪些证据, 怎样得出这个判决结果。我们认为这样的判决书才会是民众所期待的相对严谨的判决书。那么这样的判决书应该如何制作呢?首先, 阐述原告起诉的具体诉讼请求和在提交诉状和进行询问笔录制作时阐述的案件事实、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案情与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 阐明对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内容、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案情与证据材料的逻辑关系;最后, 法官代表本法院表明观点, 依据相关法律, 串联证据链条, 做出判决。
(二) 法言法语使用要结合实际
从实际出发, 遣词造句方面做到专业用语与通俗用语的有机结合。如今的判决书面向的不仅是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 而且包括其他公民、组织, 因此必须考虑到群众的理解能力。现在判决书中出现的专业词汇, 别说大多公民甚至法学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想不透的, 这简直是强人所难。例如薄谷开来案中,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指出薄谷开来患有精神障碍, 辨认能力完整, 控制能力削弱, 应评定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公民不禁会发问: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测评, 二者是否存在一定关联与矛盾, 精神障碍到底是怎么界定的?我们想对于此类状况, 可以在专业词汇后面对其略加解释使其通俗化, 尽可能满足普通公民的法律需求。由于判决书制作这项工作一直由书记员和法官负责, 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些工作人员的专门化培训, 推动优秀判决书制作。
(三) 判决书应体现法官的自由心证
判决书中大胆写出法官自由心证, 使法官确信更加明确化, 杜绝因自由裁量权滥用。法律赋予法官神圣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必须依照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对案件作出最为公正的判决。现实中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判决书中的体现并不明显, 究其原因主要为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 怕因自由心证错判案件给当事人、院领导、上级法院揪住辫子而刻意回避。很多法学家固执地认为自由心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而反对自由心证, 而有学者提出判决书的对话性, 法官之所以对判决书进行说理, 目的是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到判决的正当性, 通过自由心证的过程向社会公开, 以对话的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 从而增强判决书的说服作用, 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下解决纠纷。[3]邓小平同志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既然自由心证能够推动判决书的改革, 我们就应该借鉴吸收, 让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化, 为我所用。同时, 法官的自由心证并不是说要把参与案件审理的各个法官的不同意见都写在判决书中, 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是法官一致得出的结论, 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 不同意见极可能会造成司法工作在公民心中的模糊化, 引发社会热议,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实质上是对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诠释。法官的职责就是将枯燥乏味之法条, 通过自己的劳动, 挖掘出法理基础, 将其运用于判决书中, 判决就是法官将法律解释, 运用于具体案件中的司法行为。[4]
(四) 重实体也要重程序
制作判决书的过程确实让人堪忧, 我们认为各级法院应积极落实判决书的上网工作, 解决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 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也就是说一般的判决书谁对谁错, 我们也有了知情权, 这无形中也赋予了我们对法院的监督权。然而2013年1月1日之前, 我们在网上能看到的判决书数量很是有限, 均为各级法院定期定量上报的判决书, 经过精雕细琢、千挑万选, 很难发现问题。2013年1月1日以后, 网民查阅判决书需要在各类网站中筛选, 才能看到较为可信的官方判决书, 且网站首页显示的多为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制作的优秀判决书, 搜索查阅时的搜索条件又比较严苛, 如非本院人员不可查阅, 可能会给公民的查阅造成不便。落实判决书上网, 对每个法院都非易事。因为对案件本身不了解所以简单的查阅判决书很难看出漏洞, 电子卷宗可以适当对律师等专业人员开放。先说判决书上网公开, 首先应当让公民明确在哪个网站可以找到, 其次要做好网站的建设和维护工作, 最后提供意见反馈收集专栏来确保进行法制监督。同时, 判决书上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需要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来实施, 人才和财力问题都将是一个挑战。因此, 我们建议各级法院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召集专门人士操作判决书的上网工作, 并且将判决书质量和绩效考核挂钩, 督促其优质高效完成任务。至于财政方面, 我们建议裁减并且合并工作量小的工作部门的人员, 不浪费名额同时减少财政压力, 做好节流工作;人力方面, 增加判决书上网专门人员的数量, 填充人手的不足, 提高判决书质量, 做好开源工作。
法院的判决文书是司法判决所采用的书面形式, 是体现司法判决权威性的重要载体以及案件的直接结果。由于有民事、刑事、行政等各种不同的案件类型, 裁判文书的书写制作也有各自的特点。它既能充分体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又对于树立司法权威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存的判决书制作模式并非坚不可摧, 但改革和创新也非一朝一夕, 需要不断的探索, 需要人才, 需要配合, 也需要时间。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社会各阶层对判决书的考量标准也不断提高。判决书存在着统一模板化、篇幅冗长化、法律逻辑混乱化、用语过分专业化、重实体而轻程序等问题, 判决书改革迫在眉睫。对判决书进行改革可增强判决书说理性、逻辑性, 提高判决效率, 体现法院判决公正性, 树立和巩固司法权威。
关键词：判决书,问题,改革
参考文献
[1]王仲运.判决书说理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05 (8) .
[2]王霞.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J].政法论丛, 2005 (5) .
[3]何涣涣.民事判决书说理之探析[D].郑州大学, 2011.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针对我国目前裁判文书的质量指出：“现在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论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同时要求“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证据分析、论证说理成为民事判决中的核心部分，成为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重要问题。
民事判决书是公正的载体，是司法机关体现公正的外部表现形式。笔者以为，民事判决书的改革应当实行“繁简分流”。所谓“繁”就是指案情复杂，当事人举的证据较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所谓“简”就是指当事人对争执的焦点分歧不大、双方所举的证据较少、案情简单、双方陈述基本一致，仅就当事人的争执的一、两个焦点分析论证即可释阐法理，判定权利义务归属。该繁则繁，该简就简。
一、几种证据分析的写作方法
(1)先总后分。先总后分就是将原、被告双方陈述一致的事实证据进行归纳确认下来，一般表述为“双方当事人对下列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之后再将双方当事人有争执的焦点归纳出来，一般表述为“原、被告有下列争议的焦点”，将原、被告所举的证据及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分析、论证，决定取舍证据，说明取舍证据的理由，这种方法适用于简单的民事案件。多数案件适用此法。
(2)先分后总。先分后总有三个步骤：一是将原、被告、第三人所举的证据逐一排列，不仅要写清证据的名称，还要写明当事人所举证据拟证明的对象。一般表述为“原告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二是对一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其他当事人对其所列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并将质证过程叙述清楚。质证当事人举出反证的应当交另一方当事人再行质证。质证过程应当一证一质;三是合议庭对举证、质证、反证的情况进行评析，采用“筛选法”对证据逐一进行过滤，逐一进行排除。然后留下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若干个自然事实，且这些自然事实(也叫良然事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并互为印证，形成证据链，从而将若干个自然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为后来的审理查明事实作好铺垫。第三个步骤一般表述为“合议庭评议认为”。这里的“合议庭评议认为”就是合议庭取、舍证据的理由，为什么采信此证据，为什么否认彼证据应当写明。凡是当事人所举证据都要进行质证、认证，都要说明取、舍的理由，不能以当事人所举证据与案情无关或无理搅三分为由随意不论述。一般来说，认证程序中不能用“本院认为”来代替“合议庭评议认为”或“独任审判员认为”，因为“本院认为”是一种制式规范，是判决中将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上升为法院处理意见的必由过程。此类表述方式适用于案情疑难、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所举证据较多、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以上几种对事实证据的分析方法通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使得案情事实已然清楚。可以将自然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一般表述为“综合以上的证据分析与认定，经审理查明”。用简洁的语言将法律事实罗列出来，审理查明即告完成。
诉讼程序中采用其他法律规定的方式解决过实体问题的应在“本院认为”之前叙述清楚。如先予执行、财产保全、财产评估、鉴定等，且独立成一自然段。
二、“本院认为”的几种表述方式
论证说理是“本院认为”的内容。如果说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是判决书的核心，那么“本院认为”中的理由阐述则是判决书的`精华。这是昭示法、情、理的窗口，既不能说的过于专业化，也不能写的过于口语化，要既通俗易懂又循循善诱。既要有张扬、鼓励，又要有规劝、批评，两者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实践中，民事责任大凡分两类，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方式不一，在论证说理的方式方法上也应不一样。
(1)先法理，后事理。
先将案件所应援引的法条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说清楚，使当事人明白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一般情况下应当就案情最直接使用的法条进行阐述。如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对法条有补充完善之功效时，也应一并阐述清楚。尔后，结合案情分析违约的性质、起因、后果以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责任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刑特初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
职务、住
址等）。
本院……（写明在审理××一案中被告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或者在执行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被告人公然抗拒执行的事实、情节和证据）。
本院认为，……（写明定罪判刑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依据的法律条
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处的具体内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怀民初字第033XX号
（部分人员为化名）
原告李文会，男，1964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XX。
原告牛丽丽，女，1967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XX。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吕XX，男，198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喇叭沟门村。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季XX，女，1979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XX。
被告金川川，男，1972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鹿邑县XX。
被告金大川(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XX运输中心业主)，男，1968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鹿邑县XX。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金，北京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北京地产大厦12A。
法定任代表人凌运海，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XX，女，1982年XX月XX日出生，该公司职员，住该公司。原告李文会、牛丽丽与被告金川川、金大川、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文会、牛丽丽及委托代理人吕殿伟、李淑英，被告金川川及被告金川川、金大川委托代理人王金，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文会、牛丽丽诉称，我们为死者李青恒的父母亲。被告金川川系被告金大川的司机。2010年5月3日13时10分，在北京市怀柔区京加路140公里100米处，李青恒驾驶车牌号为冀ALD377的两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适遇被告金川川驾驶轻型普通货车(PRR989)为被告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XX运输中心运送货物，被告金川川由南向北行驶，两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李青恒当场死亡。此事经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交通支队认定，此事故不确定责任。李青恒的死亡给二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故诉至法院，要求：
一、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397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5640元、就医交通费3000元、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11300元、尸体附加费3700元、尸体处理费1500元、住宿费520元、餐费3日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 000元，共计679 210元。二，被告华
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 王金律师 010-82894952
***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被告金川川、金大川辩称，此交通事故责任在于李青恒，他无驾驶资格上路是主要过错。他驾驶的摩托车车牌是冒用石家庄的，是伪造的，车辆没有检测。他车速快而金川川是正常行驶，车辆制动性能比较好。李青恒没有戴头盔。我们没有一点责任说不过去，责任认定请法院判决。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能作为定案唯一依据和最终依据。关于原告要求的请求事项中，死亡赔偿金计算有误；不同意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二原告有劳动能力，没有超过60岁；误工费、住宿费、饭费不合法，无法律依据；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我们已经支付了丧葬费，故尸体附加费、尸体处理费不同意赔偿；就医交通费数额过高。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辩称，被告在我公司投有交强险，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经审理查明，死者李青恒系原告李文会、牛丽丽的独子。二被告共同出资购买一辆轻型普通货车(京PRR989)，并将该丰登记在北京市昌严区百善镇XX运输服务部(个体工商户金大川)名下。2010年5月3日1 3时10分，在北京市怀柔区京加路140公里100米处，李青恒驾驶车牌号为冀ALD377(挪用号牌)的两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适遇被告金川川驾驶轻型普通货车(京PRR989)运送货物，被告金川川由南向北行驶，两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李青恒当场死亡。后经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交通支队核实：金川川、李青恒体内的酒精含量均为零。金川川驾驶的车辆已按规定年检，制动系工作有效。李青恒驾驶悬挂(冀ALD37 7)(挪用号牌)的两轮摩托车，制动系工作有效。金川川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李青恒不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金川川驾驶的车辆载物超载1．58吨。最后，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交通支队经调查，不能确定是哪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对此事故不确定责任。事故发生后，二被告支付原告丧葬费23 000元。2010年7月7日，原告李文会、牛丽丽将金川川、金大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至我院，要求：
一、二被告赔偿原告上述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79 210元。
二、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二被告以上述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文会、牛丽丽提交的证据有：l、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2、尸体检验报告。
3、尸体处理通收据。
4、火化证明。
5、尸体附加费收据。
6、尸体处理费收据。
7、住宿费收据一张。
8、饭费收据47张。9交通费票据156张(金额为2200元)。
10、户口本复印件4张。
11、证明一张。被告金川川、金大川除尸体检验报告、尸体处理通知书，火化证明、户籍证明无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除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尸体检验报告、尸体处理通知书、火化证明、户籍证明无异议外，其余证据均有异议。被告金川川、金大川提交证据有：交通车辆检验报告、酒精检验报告、保险单据。收条，个体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表、行驶证及驾驶证。原告李文会、牛丽丽及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出示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原告对金川川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被告金川川、金大川及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无异议。
另查明，被告金川川驾驶的轻型货车(京PRR989)在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最高限额为122 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 0 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 0 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
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 王金律师 010-82894952
*** 元。
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尸体检验报告，尸体处理通知书、火化证明、尸体附加费收据．尸体处理费收据，住宿费收据—一张、饭费收据、交通费票据、户籍证明、交通车辆检验报告、酒精检验报告、保险单据、收条，个体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表，行驶证及驾驶证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均存在过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在责任认定书中予以说明，因不能确定是哪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因此不确定责任。本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各负担50％的民事责任。二被告共同出资购买的肇事车辆，应按照责任比例共同赔偿原告合理的经济损失。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在被保险车辆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给付原告经济损失。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合理合法，本院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即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予以计算20年，故对原告此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二原告年龄尚未满50周岁，未提交充足证据证实其已丧失劳动能力并无土活来源，故对此项请求，本院难以采纳。原告要求的交通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赔偿金额酌定为1000元。原告要求的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合理合法，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的住宿费，因其提交的证据有瑕疵，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的尸体附加费、尸体处理费，因被告已经支付原告丧葬费，故对这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的餐费，因其不属于交通事故赔偿范围，故本院不于支持。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合法，数额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李文会，牛丽丽死亡赔偿金十—万元。
二、被告金川川、金大川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李文会、牛丽丽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九万六十零——十元。
三、驳回原告李文会、牛丽丽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金川川、金大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零四百五十六元，由原告李文会、牛丽丽负担四千六百二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到本院收费处；由被告金川川，金大川负担五千八百三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到本院收费处。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广来 审判员 赵成杰 审判员 李玉英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彭玉飞
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 王金律师 010-82894952
2015 年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73 条规定,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即在原有的六种判决类型[1]基础上, 增加了一般给付判决这一判决形式。这意味着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 为行政诉讼相对人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救济。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但这一规定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在现行法背景下如何理解一般给付判决? 再者, 许多学者在讨论一般给付判决增加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将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划上等号, 将其推导为我国给付判决诉讼的建立。那么, 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能否直接等同? 此外, 由于立法的粗陋, 我国一般给付判决客体仅包含积极给付中的财产性给付, 忽视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消极给付, 不利于公民的权利在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得以全面救济。为加强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立法上应适当扩大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二、一般给付判决之概述
( 一) 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博登海默如是说: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 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2]因此, 明确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的关系, 准确地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广义的给付判决, 包括一般给付判决和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 是指法院通过审理, 查明行政机关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令其向行政相对人为一定财产性给付或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的判决。课予义务判决是德国法上的概念, 是指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向原告作出原来拒绝作出或未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两者均以实现相对人公法上请求权为目的, 区别在于给付的客体范围不同。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给付, 包括财产性给付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而课予义务判决的对象为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权的行使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该判决的作出仅针对行政机关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却怠于作为或拒绝作为的情形。[3]简言之, 如果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作出某一事实行为或给付财产性利益, 这属于一般给付判决客体的范畴;若是请求行政机关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 则属于课予义务判决的客体范围。譬如, 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甲支付抚恤金的判决为一般给付判决, 而要求行政机关授予行政相对人乙开办医院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则为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扩大了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范围, 弥补课以义务判决的救济空白。可以说, 一般给付判决对课予义务判决具有补充作用。[4]
( 二) 一般给付判决的立法背景
一般给付判决的产生是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德国公法学者福斯多夫在《当代服务主体的行政》中提出, 生存照顾乃现代行政之任务。[5]许多国家逐渐在立法上承认公民获得国家的给付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行政机关如果拒绝违法拒绝给付或怠于给付, 与违法的干预行政一样会侵犯公民的权益, 公民对此类违法行为有权寻求救济。[6]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是我国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责。如果公民依法应当享受社会保障, 而行政机关没有提供,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待遇。[7]随着类似案件的增多, 审判实践亟待立法上增设相应的判决形式。一般给付判决因此应运而生。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其一, 弥补了我国判决种类的不足, 有利于对公民权利进行全面保障。一般而言, 法院在行政诉讼审判过程中, 要根据诉的种类作出相应的判决。倘若缺乏相应的判决形式, 法院在面临此类行政侵权行为时便难以下判。即便想给予行政相对人及时的救济, 也苦于没有法定救济形式而无能为力。[8]随着我国从管制行政走向福利行政, 要求政府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作为和不作为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增设一般给付判决, 能够使这类纠纷得以解决。其二,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客观上节约司法资源。作出一般给付判决的案件通常与财产性给付有关, 行政赔偿纠纷案件更是如此。在过去, 法院先将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 相对人再申请行政赔偿, 最后再通过行政赔偿案件的执行加以给付。这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不利于及时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9]而通过设置一般给付判决能够直接达到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和行为的目的, 满足诉讼经济的要求。
三、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之争论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并未对行政诉讼进行分类, 仅粗略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及其适用条件。然而, 一些学者[10]认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同的行政诉讼判决, 标志着我国已将行政诉讼类型化。因此,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 可推导为给付诉讼的建立。那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呢? 在探讨之前, 首先需要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有初步了解。
给付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台湾学者蔡志方所认为的行政诉讼类型, 是指习惯上仍遵循一定之方式、形式或类型, 原告始得就其所受侵害, 请求行政法院提供救济, 而行政法院亦仅能就法定之诉讼种类所相应得以救济之方法为裁判。此种诉讼方式或裁判形态之格式化, 谓之“行政诉讼之种类”。[11]对原告来说, 行政诉讼类型是由原告被法律保护的权益决定的, 什么样的权利及谁的权利受保护, 相应地就可以提起与之相匹配的诉讼; 对被告来说, 诉讼类型是由行政行为的种类及通过诉讼而设立的监督手段的种类决定的, 前者如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许可案件等, 后者如撤销之诉、履行之诉等; 对法院来说, 诉讼类型又是与其判决的类型相对应的。[12]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 行政诉讼被划分为不同类型。例如, 德国《行政法院法》将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分为撤销之诉、义务之诉、一般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13]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 条规定: “前条所称之行政诉讼, 是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14]
将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视为给付诉讼的建立, 笔者实难苟同。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判决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对某一类型的诉讼可能会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判决, 而同样形式的判决完全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譬如, 以广义上的行政给付诉讼为例, 它是相对人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要求行政主体作出某种给付的诉讼, 这种给付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及金钱给付。在法院审查后, 如果支持原告的诉求, 则作出给付判决; 如果不予支持, 则会作出驳回判决。因此, 不能以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不同作为界定行政诉讼类型的标准, 而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标准, 通过行政诉讼的类型化的实现得出最终的行政判决。此外, 上述推理方法也忽视了不同诉讼类型最根本的差异。不同的诉讼类型的起诉条件、审理规则、举证责任、适用范围和判决形式都存在区别。然而,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法院在作出不同判决的时候, 在起诉条件、审理程序等方面都适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国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类型化的行政诉讼, 充其量只能说存在几种类型诉讼的萌芽。[15]行政诉讼类型的建立, 需要立法上对不同类型的起诉要件、审理规则、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分, 并非对判决形式进行分类就得以构建。因此, 一般给付诉讼的增加不能视为一般给付诉讼的确立。
四、一般给付判决之应有范围
根据给付对象的不同, 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积极给付和消极给付。积极给付为法院判令被告为行政处分以外的某种积极给付。与之相反, 消极给付则为法院判令被告禁止作出某些对原告不利的行为, 甚至包括尚未作出的行为。目前, 在我国仅有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财产性给付纳入客体范围之列, 行政相对人在面临行政机关的其他侵害时便显得救济不足。因此, 我国立法上应当借鉴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 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加强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归纳如下:
( 一) 积极给付
1. 财产性给付。财产性给付是一般给付判决最为常见的客体, 其对象主要包括金钱或具有交易价值之物。此类给付主要基于原告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该请求权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 一、法律规定。譬如, 我国《行政诉讼法》便规定了行政相对人享有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当然, 请求权不限于此, 社会弱者也可以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享有向政府请求给付救助的权利等。[16]二、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例如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退还多缴纳的税款。三、公法上无因管理。四、损失补偿。例如请求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五、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管理职责而与行政相对人所签订的权利义务协议。法院经过审查后, 发现行政机关因行政合同而负有给付报酬或违约金的义务, 则判决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财产。
2.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明确排除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因此,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成为此类判决非财产性给付的典型代表。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第8 条就将非财产性给付限定为“作出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之给付”。判决行政机关提供信息、准予原告听证、除去违法状态, 甚至生存照顾均属于此类给付的客体。将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纳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是因为尽管行政行为是行政权行使最为常见的表现, 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 事实行为已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行政机关及时发布公共信息也成为公众知情权实现的必然要求。[17]
3. 规范颁布给付。规范颁布给付是指根据法院裁判, 规范制定者应当颁布或补充相应低于法律的规范。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通过考察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可以发现规范颁布基本被排除在一般给付判决客体范围之外。[18]“这一漏洞令人担忧, 因为公民和团体的权利不仅会由于个别决定被拒绝, 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由于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侵害。特别是在基本权利保护领域内, 对一个为公民授益的规范颁布的停止行为, 常常相当于一种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行为。”[19]我国目前仅有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规定, 却没有赋予相对人规范颁布的给付请求权。从权利救济的完整性考虑,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应当考虑将规范颁布给付归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 二) 消极给付
1. 停止作为给付。即法院判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某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事实行为。其中, 最主要的事实行为是信息行为, 即声明、警告、评价或传播数据、发表一个报告或公布一份名单等。[20]在信息时代, 行政机关通常选择采取公共警告、信息披露等规则手段代替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诚然, 正确作出的信息行为无疑能够维护社会大众的权益, 但一旦行政机关所传递的信息失实, 将严重侵害使因信息遭受不利主体的权益, 故有必要赋予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停止作为的权利。例如,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某产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该产品制造商认为该信息失实, 损害到其自身合法权益时,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行政机关不得再作出妨害其商誉的宣传行为。[21]此外, 停止作为的请求权也包括请求行政机关不为一定公害行为, 譬如军用机场附近的居民可请求空军指挥机关不要在特定的区域作低空飞行演练等。[22]
2.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即法院命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有侵害相对人权益可能的行政行为。[23]与停止作为给付不同的是, 其针对的对象是尚未作出的行政行为。这是基于某种担忧———一旦行政行为作出后, 撤销、确认违法判决等事后救济都难以及时发挥作用, 而有提前保护的必要。此类给付请求提出的前提是, 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足够具体显示出相当的威胁性。[24]为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理论及实务均承认预防性不作为给付的存在。[25]因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 司法权便提前介入, 这可能对行政权的正常运转有损, 所以适用该判决时有一定的限制。例如, 适用的时间仅限于行政行为即将作出或已经作出即将进入执行的阶段; 适用的范围是一旦实施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行为, 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 ( 如行政拘留) , 行政行为 ( 如行政机关批准建设的垃圾场将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和事实行为 ( 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即将发布的影响企业声誉的信息) 等。[26]可见,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极其特殊的一种给付, 使公民在遭受行政权侵害之前及时消除不利影响。
五、结语
（××××）×民再字第××号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与本院决定再审的案件用的民事判决书样式相同。）
……（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作出（××××）×民×字第××号民事判决（或裁定、调解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年××月××日，原审×告（或原审第三人）×××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本院提起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参加再审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要写明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以及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与请求）。
经再审查明，……（写明再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着重论述原审生效判决是否正确，申请人提出的理由能否成立，阐明应予改判，如何改判或者应当维持原判的理由）。
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维持原判的，此项不写）。
……（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写：“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按第二审程序再审的，写：“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发布时间：2012-07-20 16:02:31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天民初字第2269号
原告贺凤霞，女，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财务人员，住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代理人王松竹，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娟，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199号政力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陆五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伟博，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皎霖，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住所地长沙市城南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顺虎，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袁维民，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靖，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贺凤霞诉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政力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贺凤霞于2011年10月25日诉至本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本院受理后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会计师协会）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决定合并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周长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宋国英、陈敏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申海涛担任记录。原告贺凤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松竹、刘娟，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委托代理人陈伟博，第三人会计师协会委托代理人袁维民、李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贺凤霞诉称：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在2007年2月12日签订了《购房定金协议》，约定贺凤霞定购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中域蓉城大厦13层C、D号房屋。2008年12月4日进行网上签约，签订了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贺凤霞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由于政力房地产公司要求回购上述两套房产，双方在2009年7月22日签订《商品房回购协议》。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双方又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商品房回购协
议》。但政力房地产公司仍未支付回购价款，又拒绝贺凤霞收回房屋。故请求法院判令
1、政力房地产公司按照2010年6月8日《商品房回购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贺凤霞交回20086605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号房屋（总面积353.6平方米），并办妥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2、政力房地产公司自2010年6月9日起，至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号房屋交回给贺凤霞之日止，按照《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的每月64 618元违约金的标准，向贺凤霞支付违约金，并确认《商品房回购协议》终止履行；
3、本案诉讼费用由政力房地产公司承担。
贺凤霞提供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第一组证据，《购房定金协议》、编号为20086608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份、《长沙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签约备案登记管理办法》、《收据》、《确认书》、维修资金缴款凭证，证明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两套商品房屋，属贺凤霞合法购买的商品房，政力房地产公司应与贺凤霞办理交付手续，并办妥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第二组证据，《商品房回购协议》两份、“便函”、《承诺书》两份，证明自2010年6月9日起，至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号房屋交回贺凤霞之日止，应按约定每月支付违约金64618元，至2011年10月9日止，已产生违约金1 033 888元；《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贺凤霞享有附条件的收回权，鉴于附条件已经成就，故贺凤霞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终止履行协议，并恢复履行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三组证据，商品房合同签订查询，个人维修资金缴付查询，证明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受到了行政监管、登记与公示，满足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规定，满足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27条第2款、《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本案手续”的规定，还满足了《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关于物权变动公示制度的规定，使得贺凤霞具有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和公信力，取得了优先购买权、期待权和第一顺位物权。
第四组证据，贺凤霞向政力房地产公司、政力房地产公司股东陆五一及其家人出借资金的凭证，包括1、2009年12月22日，贺凤霞出借给政力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五一25万元；
2、2010年2月12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0万元；
3、2010年6月8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0万元；
4、2011年3月8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万元；
5、2011年3月24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5万元。以上五笔，只是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陆五一及其家人借款总额的一部分，另有两笔大额借款记载在政力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该组证据证明贺凤霞购买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两套商品房的购房款与借款无关，政力房地产公司、陆五一及其家人通过政力房地产公司财务部门归还以上借款，与贺凤霞支付的购房款无关，不能混淆。
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答辩：
1、贺凤霞的陈述没有存在的基础，诉求的房产一直在政力房地产公司的名下，不存在回购事由；
2、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调整；
3、《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两套房产的归属请求法院裁决。
会计师协会经本院批准，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向本院提出独立诉讼请求：
1、判令政力房地产公司向会计师协会交付《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866081303、200866081304）项下的房屋并依法为会计师协会办理过户手续；
2、判令政力房地产公司向会计师协会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37 868.51元；
3、政力房地产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会计师协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合同编号为20086608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的购房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2008年7月25日签订了诉争房屋的购房合同，会计师协会签订的购房合同签订在贺凤霞签订的合同之前，会计师协会按照购房合同交了房款，合同约定的价格是4 000多元一平方米，而贺凤霞的购房合同约定的只有2 000多元一平米，贺凤霞的交易价格不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
经审理查明：贺凤霞分别于2006年6月26日、2007年2月11日向政力房地产公司各交纳购房投资款30万元。2007年2月12日，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定金协议》。约定
1、贺凤霞向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蓉城大厦商住楼项目支付购房定金30万元，预定蓉城大厦商住楼13层C、D号房，最终单价均为2 650元/平方米；
2、原定购D房的定金30万元，贺凤霞已于2006年5月26日支付，此次交付的30万元为C房定金款。2008年12月4日，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完成网上签约后，在二份打印出的纸质《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866081303、200866081304）上签名盖章确认。合同约定商品房单价均为每平方米2 650元，还约定出卖人（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完成该幢商品房的初始登记，初始登记后180日内办妥买受人（贺凤霞）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2007年11月19日，贺凤霞补交了购房款138 733元。剩余的购房款双方协商以政力房地产公司应退贺凤霞的车位款24万元相抵。
2009年7月22日，政力房地产公司与贺凤霞签订《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
1、政力房地产公司回购贺凤霞购买的上述两套房产；
2、回购价格为每平方米4 850元，共计回购价格为1 712 292.50元；
3、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09年7月31日支付第一笔回购价款857 500元，贺凤霞在收到此款后即配合政力房地产公司到房地产管理局办理原电子合同解除手续；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09年8月31日前支付第二笔回购价款854 792.50元。如逾期支付，应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
5、协议经公证生效。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第一笔应付款逾期后，政力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五一在2009年9月2日向贺凤霞承诺：协议延期至9月31日前本息全部归还。
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未按上述回购协议履行，政力房地产公司与贺凤霞于2010年6月8日又签订一份《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
1、政力房地产公司回购贺凤霞购买的中域蓉城大厦1303、1304号房屋；
2、回购价格为每平方米6 100.9元，共计回购价格为2 153 926.50元；
2、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10年6月8日支付回购款2 153 926.50元；
3、如逾期支付，政力房地产公司应按每月64 618元支付违约金；
4、如政力房地产公司逾期超过三个月，此回购协议中止，贺凤霞收回房屋另行处置；
5、协议签字生效，如有争议由天心区法院裁决。
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未按2010年6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回购协议》履行，政力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9月7日答复贺凤霞，承诺在“本周星期四之前付50万元，如未付清将房屋钥匙1303、1304（中域蓉城）交于贺同志，9月18日之前付清房屋余款。”政力房地产公司亦未按前承诺支付款项。后又多次向贺凤霞承诺支付期限，也没有按承诺支付任何款项。政力房
地产公司遂通知贺凤霞交房，贺凤霞收房后放了部分物品在房屋内。贺凤霞已缴纳了上述两套房产的维修基金，但政力房地产公司至今未为贺凤霞办理上述房产相关产权登记手续，以致成诉。
另查明：会计师协会与政力房地产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签订了二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亦分别为200866081303和200866081304，但该二份合同没有进行网上签约和备案。合同约定会计师协会以每平方米5 589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的中域蓉城大厦1303和1304号房。会计师协会按合同约定向政力房地产公司交纳了全部购房款，政力房地产公司亦通知了会计师协会办理收房手续。
再查明，政力房地产公司所售中城蓉域大厦在长沙市房产政务信息网显示为“中域蓉成大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会计师协会以其向长沙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为由提出撤回起诉申请，我院经审查后以（2011）天民初字第2269-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以上事实，有《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商品房回购协议》、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确认书、承诺书、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并经当事人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0866081303和200866081304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自义务。双方虽然又签订了二份《商品房回购协议》，但政力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支付回购价款，而根据协议约定，贺凤霞有权收回涉诉房产。贺凤霞诉求政力房地产公司交付房屋并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贺凤霞依据回购协议的约定，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前提应是贺凤霞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回购款，现贺凤霞选择了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交付房产，故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将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28号中域蓉城大厦（中域容城）1303号、1304号的房屋交付给原告贺凤霞，协助原告贺凤霞办理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二、驳回原告贺凤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2 521元，财产保全费5 000元，共计27 521元，由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是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周 长 军
人民陪审员宋 国 英
人民陪审员陈敏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申 海 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