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简介

湘江战役简介（精选3篇）

湘江战役简介 篇1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21日晚，中革军委以红1方面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开始抢渡信丰河，于25日全部渡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在随后的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直到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蒋介石欲围歼我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于11月2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洲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结集；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2个师与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全洲、兴安一线敌兵力比较空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洲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洲、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个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2师发起进攻，敌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2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击了数十倍于红军的优势之敌，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被俘，后遭杀害。其他各部也遭到惨重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

湘江战役简介 篇2

湘江战役爆发于1934 年11 月。当时中央红军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开始战略大转移, 主力部队算上中央纵队、军委纵队, 共8.6 万余人。从瑞金转移到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 共经过20 多天的作战, 期间中央红军共伤亡2.2 万人。红军来到湖南省南部地区后, 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又转而向广西北部进军。从红军的动态中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接下去的战略目的, 便任命何健为前线总指挥, 指挥16 个师共77个团, 计划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此外以王家烈为首的黔军和桂军也有参与此次湘江地区的围剿, 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前线总兵力达到了近30 万。

但中央红军方面, 当时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仍然处于李德博古手上, 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式, 坚持左倾主义路线, 带着部队朝僵化的方向前进, 缺乏灵活机动。而且当时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也未清楚认识到红军面临的险恶环境。

此外,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部队出发时, 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 反而把直属队扩大, 在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 再加上中央直属的供给部、卫生部中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导致整个队伍行进缓慢, 作战能力差, 无形中给负责掩护任务的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据聂荣臻回忆录描述: 当时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 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1]

在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 李德博古固执地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的暂缓进入湖南, 最大限度上保存自身实力, 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议题。李德依旧坚持原有的计划, 想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构想。并下达了强渡湘江, 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 最终险些导致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最终中央红军以伤亡过半 ( 一说伤亡人数为3 万人) 的代价突破了国民党湘江封锁线, 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的顺利转移。但是不得不承认,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 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是“左”倾军事错误主义路线酿成的恶果。值得作为后世的我们总结反思其中的经验, 获得深刻的时代启迪。

二、湘江战役前红军长征规划

( 一) 战略转移的想法由来已久

中共中央在内部开始产生“转移”的思想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根据驻留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交通员纳尔逊回忆: 1933 年, 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就曾经专门辩论过是否有撤出江西即中央苏区的必要。1934 年2 月, 共产国际通过上海局向博古发送一道电报, 对于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五点指示。其中包括: 允许红军在保卫其总部时, 制定能够确保部队有机制撤退的应急措施; 建议红军在今后转移时要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地点作为可能的突围点等指示。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写道: 1934 年初, 李德就曾同博古说, 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2]但是结合这时的外部斗争情况, 这种转移思想应该仅仅是在核心领导中间酝酿。况且当时还没有达到后来反围剿失败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那时的战略转移也只停留在假象, 并无明确的转移方向。

( 二) 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之初并未明确战略转移的方向

按照最初反围剿失败后, 提出的西征的想法来看, 中央红军并未预计到此次战略转移会走如此远的路程。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半游击半行军, 运动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且行军过程也是秘密进行的。但没想到由于指挥失误、行军速度过于迟缓, 不久秘密的行动就被蒋介石察觉了。原定计划被识破。

湘江战役遭受巨大损失的初期, 军队中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许多高级青年军官纷纷发声, 大家强烈的要求立刻召开一次扩大会议, 专门来讨论部队行军路线问题。可见当时红军内部许多指挥员对于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是处于茫然不知的状态。

面对敌我实力差距悬殊, 博古、李德一筹莫展, 暂时接受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湘江战役真正的影响是在战役结束后随着失败迷茫情绪在部队中间持续发酵, 部队非正常减员情况不断加剧后才凸显出来的。

三、湘江战役对长征战略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湘江战役的失败引起了全党全军上下极大的震撼与思考, “左”倾错误也开始受到了多数指战员的反对。这在组织上为毛泽东的复出重掌指挥权和进一步废除“左”倾路线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促使长征战略发生转变。

( 一) 改变行军阵营, 提高机动性

湘江战役之后, 大家对于“大搬家式”的转移深恶痛绝, 积极吸取了突围及过湘江中的惨痛教教训。红军渡过湘江后,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联合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 1 将军团、师级的直属队人员进行大幅度缩减, 取消师级单位的后方机关和兵站, 将后方机关的直属队削减下来的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2.全军进行轻装简行, 抛弃不必要的辎重物品。解散了后勤队伍中庞大的挑夫队伍, 将挑夫队伍中能战斗的人, 充实到作战部队不久后, 临时中央又将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 把被李德贬职的刘伯承调回, 任命他为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撤销红八军团称号, 将其余各部并入红五军团。[3]

从上述诸多举措, 我们可以看到湘江战役后, 组织结构精简化、军事人员专业化、行动能力机动化成为了中央红军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 二) 瓦解左倾主义路线阵营

湘江战役后, 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战士们普遍意识到只有毛泽东的路线才能挽救党和红军。长征初期, 部队行进速度极慢, 结果处处挨打, 伤亡惨重。有资料显示, 中央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 损失约3700 余人;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则损失约9700 余人; 到了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一带的封锁线一共损失近四万多人。[4]血淋淋的事实使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左”倾路线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和强烈抵触的情绪。左倾主义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认为毛泽东应该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此外受湘江战役惨败的影响, “左”倾路线阵营也发生了分化, 部分核心人物转而支持毛泽东, 其中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王稼祥、张闻天。

( 三) 为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湘江战役后, 博古、李德依旧没有对军事指挥作出相应改革, 固执的坚持向原定目标进军。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去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封锁。危急关头, 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后来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的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为后来红军四渡赤水, 转战川北等部署作了铺垫。湘江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 1934 年12 月12 日在通道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 中央红军的众多高级指挥官同王稼祥、周恩来一起, 纷纷站到了支持毛泽东的这边。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红军前进方向的主张, 改向贵州转移。这也是自1932 年10 月宁都会议后, 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被中央和军委采纳。

在之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 毛泽东成为了会议的主要发言人, 尽管当时博古、李德还没下台, 但是可以看到党内威望和公信力已经从博古李德身上发生了转移。正如聂荣臻讲的: “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 不再往敌人口袋里钻了, 但领导问题不解决, 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主动。”从聂荣臻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湘江战役之后随着军事战略的调整, 对于我党领导层人选的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参考文献

[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上)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3:214.

[2]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J].星火燎原, 1982 (1) .

[3]中国共产党-大事聚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83.

湘江战役简介 篇3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1934年，中央红军在这里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8.6万人撤离苏区，连续打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洒满了烈士鲜血。

日前，记者走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和湘江战役纪念馆，缅怀那段壮怀激烈的史诗，仿佛看到了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一幅幅历史画面，听到了将士们的拼杀声、枪声……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然屏障，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包围中央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形成一个“口袋阵”：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将被追入广西的中央红军压缩到湘江以东、龙虎关以北的全县（今全州）、灌阳、兴安三县范围东西不足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域。同时，蒋介石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30多个团）协助拦截中央红军，再扎紧口袋，迫使中央红军进行决战，依仗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在中央红军硬闯湘江这道“血网”时将其全部歼灭。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中央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介石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中央红军的路线，就是两个月以前红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为此，蒋介石调兵遣将30万，参与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拖着长长的队伍“漫步”，在湘南足足走了20天。在做进军广西渡过湘江的准备时，敌人已经基本部署到位，形成了依托西南湘江屏障自东追击、南北夹击、四面合围的阵势，只等红军去钻他们的“口袋”。这时，中央红军已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11月23日，中央红军决定：坚决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越过湘桂边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的道路，为进行湘江战役做好准备。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坚决打击尾追之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前出至越城岭的西延山区。发现红军从全灌兴三角地带西进意图后，桂军主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向北调动，湘军11月27日进入全州城。27日下午，红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11月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在湘江纪念馆的序厅左边，刻着几个金色大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讲解员蒋艳玲说，这几个字是朱德在周恩来发给全军的电报后面特意添加的，“这几个字反映了当时的紧急情况，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蒋艳玲还讲到了湘江战役中的两封著名电报。一封是林彪、聂荣臻的电报。1934年11月30日深夜，率领红一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的林彪、聂荣臻，遇到了长征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危急关头，他们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这封电报给中革军委带来极大震惊，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各方面军下达紧急作战令。第二封电报是周恩来签署的。12月1日凌晨3时30分，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给全军起草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

从两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危急程度，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站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前，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前方的纪念碑位于狮子岭，由3支直插云霄的步枪造型构成，体现毛主席“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思想。而面前的群雕，则由4个巨型头像和5组浮雕组成，艺术地再现湘江战役的壮烈场景。特别是主体的那一个年轻军官的头像，镌刻着坚定和刚毅，肩上扛着的红旗仍然在飘扬。“旗杆虽然被打断了，但是我们依然会用血肉之躯守护这面红旗。”蒋艳玲说起那段往事，眼眶湿润了。

据兴安县党史办主任罗基富介绍，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主力在灌阳、兴安、全州分左右两翼阻击追兵，确保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江。新圩—光华铺—脚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

新圩位于灌阳县城北面约13公里处，是恭城和灌阳通往全州和湘江的必经之路。在纪念馆虚拟的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圩战场的全貌：西北面不远的古岭头一带是红军抢渡的枢纽，新圩与往南数公里间的杨柳井、排埠江、枫树脚之间连绵的丘陵紧紧扼住贯穿其中的公路，守住新圩才能保证红军抢渡通道左后翼的安全。

从11月26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由恭城、灌阳北上的桂军，到12月1日被桂军分割包围后顽强阻击，新圩阻击战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安全，但是“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红十八团全团10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兴安光华铺村往北2公里多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叫碗塘岭。桂黄公路从此岭穿过，这一带就是当年红军在光华铺阻击战中临时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山岭两边分别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和一座纪念墙壁。纪念墙壁长约30米，高约8米，墙上刻有“红军突破湘江光华铺阻击战旧址”“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遗址”等金黄色字体及光华铺阻击战简介。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封锁，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部队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堵截，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中。”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当时的战况，“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当天下午，黄克诚率先头部队赶到界首，接防占领渡口的红一军团。军委工兵营在渡口负责架设浮桥，保持渡口畅通。28日，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主力赶到，以第十二团守渡口东岸南面的渠口，第十一团布防桂黄公路西面石门及西北地域，第十团驻守光华铺，正面阻击从兴安来犯的桂军。

11月29日白天，桂军发起攻击，红十团与桂军多次交手。半夜，桂军一部迂回到红十团三营阵地后面，欲直插界首渡口。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剩余敌人占领了渡口西岸。30日拂晓，红十团迅速组织部队围歼了西岸的敌人，团长沈述清阵亡，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也中弹牺牲。红十团政委杨勇腿部被炮弹弹片击中，他拔出弹片继续指挥战斗，收拢部队北撤死守第二道防线，确保了中央纵队当天从界首渡口浮桥安全跨过湘江。

“光华铺战斗距现在已53年了，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仍念念不忘与我并肩作战的同志们，不忘直接指挥我们的领导。这是长征中最艰巨、最激烈的一次战斗。”1987年6月，曾经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沉痛地回忆那场战斗。“有一个红军牺牲了，还端着枪蹲在那里。”90岁高龄的界首镇城东村老屋场组的刘发育，红军来时仅8岁，他见证了那场惨烈的战斗，82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与我一样大的同伴都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了。这些事情只有我才清楚。”

脚山铺阻击战则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血战，红一军团一、二师与湘军激战三天三夜，筑起了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湘江战役纪念馆里，有一处模拟的场景：光秃秃的石头山下，炮火纷飞，一群红军战士趴在废弃煤矿的地道里奋勇作战。远处，战火映红了晚霞，一群红军在与敌人拼刺刀……在场景的右边，有一座小屋，就是著名的三官堂，由过去的小寺庙改建而成。在这间湘江战役指挥所里，彭德怀手持电话在发布命令。我们仿佛听得到他焦急而洪亮的声音：抢渡抢渡，中央纵队快点过江啊……

从湘江战役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全州、兴安界首渡口与灌阳，相隔均在70公里左右，因此这3个县被国民党称为“铁三角”，而且有湘桂公路和全灌公路相通，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的主体部分。红军从界首突围，就意味着跳出了国民党的大包围圈。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就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的湘江两岸和中央纵队西进的左右两侧。界首是湘江源头区，那一带湘江并非天险，而且红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早已架起了浮桥。如果中央纵队随红一、红三军团及时赶到湘江，渡江突围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纵队的行动极其缓慢”。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局侦察部收容队副队长梁思久说：“他们仍然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行走20公里，足足走了4天才到湘江边。”28日，湘江战役打响，为了确保渡口安全，彭德怀将指挥所建立在三官堂。光华铺、脚山铺之战，就是在这里指挥的。

在掩护部队顽强地阻击合围之敌时，中央纵队和大批后续部队如何加快速度，争取时间，尽快赶到湘江，实现中革军委在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指令，是湘江战役中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

然而，从11月28日至30日，在抗击了两天两夜后，中央红军没有一支部队渡江。原因在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搬家式转移，各军团都有庞大的后方及大批辎重和非战斗人员，成为军事行动的最大累赘。

12月1日凌晨，除了中央纵队已经过江外，12个野战师只有4个过了江。这时，中革军委下达十万火急的作战命令。经过11月28日和12月1日的两翼阻击战，中央红军以沉重的代价，保住了中央纵队向湘江前行的通道。

“12月1日上午，界首渡口霜风趋紧，冷雨飘零，敌机轮番轰炸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红军野战工兵连冒着敌人的弹雨，迅速跳进冰凉刺骨的江水中，抢修浮桥。可是桥刚修好，工兵们还没来得及上岸，敌机又来轰炸，将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在汹涌的江水中拥来挤去，混和着倒下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湘江里泛起一缕缕血水！”梁思久在回忆录中写道，“接近中午，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就像在昨日；76年前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湘江之侧的群山不会忘记那5个血色黎明与漫长的黑夜。”2011年3月29日，清明节前夕，在广西兴安烈士纪念碑园，当年参加过湘江战役的部分共和国将帅的后代与来自福建、北京、广西等地的数百名群众在这里缅怀先烈，红三十四师幸存者韩伟中将的儿子韩京京说。

当天，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也在那里落成。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建、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解先、李天佑上将的儿子李亚滨等作为出席者的代表向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福建籍红军烈士敬上家乡的酒，并向两旁的桂花树撒放家乡的水、土。

80年前这一场与中央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的战役，一直铭刻在当时参战的将帅们的脑海中。据蒋艳玲介绍，1987年，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中将来到兴安故地寻访，他说是山脚下一座离渡口不远的土地庙救了他，他躲在那里逃过了敌军的搜捕。可惜将军描述的那座土地庙在破“四旧”中早已拆毁，找不到了。张震将军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缅怀牺牲的战友：“在长征中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在光华铺阻击战中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们，从来没有忘记那场惨烈的战斗。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杨尚昆回忆录·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一文中写道：“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粉碎了蔡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在《最后一道封锁线》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又一次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

据罗基富介绍，在兴安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前，刘亚楼上将的女儿刘煜虹面对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潸然泪下地说：“当年的战役打得很惨烈，子弹曾从我父亲的帽子穿过去。”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行动，以龙岩、三明为主的近万名福建籍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英勇捐躯。

每一寸土壤，都染着英雄的血迹，湘江几乎变成一条血河。蒋艳玲说，1984年，著名作家魏巍采访韩伟将军，谈起湘江战役时，韩将军端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地流泪。也许他在梦中也常常想起那场无比惨烈的战役吧，他从福建带来参加长征的3000子弟，湘江一战之后只幸存了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