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情怀的范文

关于爱国情怀的范文（精选8篇）

关于爱国情怀的范文 篇1

荣正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开的。爱国主义这条主线贯穿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

热血青年立志报国

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期间，钱学森在无意中得知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是在来北京的路上第一次看到火车。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觉得祖国的交通太落后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钱学森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决意日后攻读火车制造专业，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火车，力行实业救国。1929年从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钱学森如饥似渴地求学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飞机与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中国当时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急需航空工程方面的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学森决心争取出国留学，以后做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为国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这是钱学森的第一次改变专业方向。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赴美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在赴美留学前，清华大学安排他去各地实习，以补习相关知识。在飞机修理厂，钱学森亲眼目睹中国空军的落后，发誓要在美国学会制造飞机的全部知识，回来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钱学森向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表露过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刻苦学习，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实习，而当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因为种族歧视都不欢迎外国人，所以钱学森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航空工程面临困难。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不满足于做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还希望成为一名有雄厚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家，直接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于是，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这是钱学森的第二次改变专业方向。1936年10月，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钱学森在航空工程理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还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7年春，同学弗兰克·马林纳邀请钱学森加入“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从此踏上了航天之路，并很快成为小组中的理论专家。1938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要求加州理工学院研制火箭助推器，使军用飞机、特别是重型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及太平洋小岛的短跑道上起飞。钱学森意识到这项研 1

究有助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与马林纳等人毅然改变研究方向，全力以赴研制火箭助推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钱学森先后参与研制了美国的“二等兵”固体燃料导弹、“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下士”液体燃料导弹。1945年5月，钱学森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赴欧洲重点考察了德国的火箭技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考察结束后，科学咨询团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共9卷带有展望性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蓝图，其中有5卷为钱学森执笔。此时，他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航空领域逐渐转移到航天领域，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更适合优先发展导弹，而不是飞机。这是钱学森的第三次改变专业方向。

人无志不立，非立志无以为君子。钱学森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赤诚的爱国情怀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三次改变专业方向都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

冲破罗网毅然回国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旅美期间，他时刻思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当时，钱学森在将风洞原理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所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八千米以上。这正是祖国的自然条件，其爱国热情可见一斑。正是因为钱学森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新中国召唤他回国效力时，不论是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还是牢狱之灾和长期软禁，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此时，钱学森也正处于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在这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受聘的“戈达德教授”，并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当时钱学森的年薪大约为1.2万美元，相当于1955年时的29541.6元人民币，换算成月薪为2461.8元人民币。他回国后的月工资是331.50元，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已属于“高工资”。钱学森还兼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和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等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当时是搞火箭导弹的。钱学森每个星期到这些单位去一次，指导他们解决工程中的难题，并得到一笔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他们一家的生活，在当时一般美国人眼里是优越的，就是在美国科学界也是上乘的。然而，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准备长期在美国生活。1989年，他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的讲话中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5月20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转来了中共党员曹日昌于5月14日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殷切希望。钱学森兴奋地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他的要求直到1949年底才得以实现。

1949年中秋之夜，庄逢甘、罗沛霖等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传统佳节，热烈商讨归国计划。同年，在看到香港《大公报》关于新中国的相关

报道后，钱学森以儿子永刚的名义购买了500美元的胜利公债。

1950年8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已经买好回国机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逮捕，被关押在特米诺岛联邦调查局监狱长达15天。期间，钱学森收到非人的折磨，不仅瘦了15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钱学森在被朋友保释出狱后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钱学森每月必须到移民归化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想到其它地方必须向移民局申报。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在一次听证会上，钱学森郑重声明：“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机智地给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写了求援信，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国参加建设，但遭美国政府阻挠、有国难归的困境，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在祖国的关怀下，钱学森在8月5日终于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得知最快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他决定马上购买，只求能够早日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登船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十·一”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人员商议过港时应该向新闻界发表一份书面声明，钱学森参与并领导了这一活动，发表了《向祖国致敬》一文。

10月8日，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回答：“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这段对话深刻地反映了钱学森多么看重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这一天，钱学森一家人终于抵达了深圳海关，回到了祖**亲的怀抱。为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在美国整整斗争了五年。在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犹如一盏明灯，刺破笼罩在周围的黑暗，照亮了漫长而艰难的回国之路。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被中国科学院安排去东北考察。当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够造的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十分高兴，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钱先生，我就是要您这句话！”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党中央知道钱学森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火箭专家，所以向他咨询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火箭？历史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身上。他敢于非常确定地说可以，一方面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了他无穷的动力。

此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关怀下，钱学森很快就投身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中。周总理让他写个意见书，谈谈具体怎么干，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白手起家地搞导弹，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钱学森对此充满了信心，精心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面对巨大的压

力和殷切的期望，他满怀爱国热情，勇于承担责任，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争取，苏联在1957年10月15日同意帮助中国仿制四种导弹。不料，随着中苏关系剧变，苏联在1960年7月16日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党中央果断决定，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8月的一天晚上，钱学森来到聂荣臻元帅家，两人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终于，聂帅打破了沉默，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吗？”“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他来找聂帅就是要表这个态：下定决心，不惧万难地造出中国的导弹。此后，钱学森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1月5日仿制成功近程导弹。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钱学森家的食品供应也很紧张，他却主动提出来减工资。有一次，五院调进一批猪肉，聂荣臻办公室专门打电话交代给钱家半边猪。钱家的炊事员每次到食堂割一小块，切成肉末，放在菜里，以便细水长流。炊事员看到钱院长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人瘦了许多，心里难受。于是有一天他割了一大块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想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当他把红烧肉端到饭桌上时，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下来，严肃地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炊事员见首长生气了，而且批评得这么严肃，只好把红烧肉又端下去，还是像往常那样，剁成肉末，吃了好几天。

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一次发射试验中，因为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被推迟到第二天凌晨。到了深夜，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大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几个小时后，钱学森又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

我国国防力量的迅速增长是与钱学森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科学知识全部转化为保家卫国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那特殊的年代，钱学森从来没有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半句怨言。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从低水平改善到高水平很受欢迎，但是自愿放弃富裕生活而从此过上简朴、清贫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就难能可贵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各种困难，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呕心沥血培育英才

在中国航天事业艰难的起步阶段，最缺乏的就是专业人才。钱学森是整个五院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他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通过办学授课、开办研究班等多种形式，悉心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一支品格优良、技术精湛的航天科研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的导弹研制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技术名词都是由钱学森翻译的。1956年，他亲自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航天教材——《导弹概论》，并开始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钱学森用这份讲稿，在五院成立前后，亲自向刚刚分配来的一百多名大学生和其他技术人员，深入浅出地讲授导弹的基础知识，启蒙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为了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在钱学森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于1957年联合开办了工程力学与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讲授《水动力学》课程。这两个班一方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也为航天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因为力学和自动化是航天的基础性学科。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创办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是科大筹备委员之一，还兼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他聘请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和教授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并亲自为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还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办学条件。1958年，钱学森将所著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的稿费1000多元捐出，专门用于给学生买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钱学森又捐赠1.15万元资助中国科技大学购买实验仪器设备。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科研人才，许多人直接或间接为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回国后二十多年里，钱学森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悉心培育年轻科技人员上，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纯科学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工程力学研究班的同学有一次问钱学森：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几篇重要论文，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学森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学生们无不感动。在钱学森看来，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的人才，远比自己发表几篇著名的学术论文重要。

钱学森不仅无私地培养提携年轻人，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替他们承担责任。孙家栋院士曾回忆说：“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老骥伏枥心系祖国

上世纪70年末到80年代初，钱学森逐渐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随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此时的钱学森内心依旧火热，头脑仍然睿智。他除了继续关心国防建设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上，对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生态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猎学科非常广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1978年，钱学森深感我国的组织管理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他对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演、书信，积极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分析。1991年3月8日，钱学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1979年起，钱学森倡导并指导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大力推广作战模拟技术，使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走出

了纸上谈兵和沙盘模拟的传统模式。

为了开发利用沙漠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阳光资源，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钱学森在1984年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即用高新技术在干旱半干旱区进行农业开发，形成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提高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1984年6月，钱学森结合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思路。为了支持沙草产业的更大发展，钱学森不仅多次莅临有关会议鼓励支持与会代表加强沙草产业研究和实践，而且破例担任内蒙古、甘肃沙草产业协会名誉顾问。1995年1月，钱学森荣获“1994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这笔100万港元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学森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2008年1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钱学森的沙产业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学森在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1991年，钱学森再次指出：“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2005年到2009年，每次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时，钱学森都会强调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

爱国典范科界楷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国防科技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聪明才智，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赤诚的爱国之心赋予钱学森非凡的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他在面对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时坚贞不屈、英勇抗争，在面对众多的航天技术难题时不畏艰辛、开拓进取。长期以来，钱学森倾囊相授，甘当人梯，举贤荐能，为祖国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了进一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晚年广泛涉足各个学科领域，潜心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钱学森长达九十八年的人生画卷中，到处洋溢着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关于爱国情怀的范文 篇2

一、走近屈原

屈原 (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 , 名平, 字原, 楚国丹阳 (今湖北秭归) 人, 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 “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 “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 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 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 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 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 主张“彰明法度, 举贤授能, 东联齐国, 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 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 :“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 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 “造为宪令”, 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 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 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 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 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 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 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 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 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 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 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 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 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 采取“绝齐亲秦”方针, 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 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 提出秦楚两国联姻, 要与楚王会面, 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 冒死进谏, 陈述利害, 楚怀王非但不听, 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 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 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 楚怀王悔恨交加, 忧郁成疾, 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 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 万念俱灰, 仰天长叹一声, 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 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 坚持真理, 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 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 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屈原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 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 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 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 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 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 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 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 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 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

二、文本意蕴

(一) 解题

“颂”是一种诗体, 是对美好事物的描写和赞颂。

南国多橘, 楚地更可以称为橘树的故乡。早在汉代以前, 楚地江陵即已以盛产橘子而闻名遐迩。《晏子春秋》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橘树的生长习性非常奇特: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 才能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 倘要将它迁徙到北方, 就只能吃到又苦又涩的橘子了。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来看, 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对于深深热爱故国故土的作者屈原看来, 橘树这种“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的秉性, 恰恰可以作为自己砥砺志节的榜样, 所以, 在被逐出郢都, 放逐期间, 诗人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橘颂》。另外, 从题材上看, 这是一首咏物诗, 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咏物诗之祖”, 开创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优秀传统, 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

(二) 内蕴

从全篇结构来看, 全诗结构很清晰, 可以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重在描绘橘树俊逸动人的外在美。

诗中前三句, 在诗人的笔下开篇立意, 不同凡响, 似乎使读者看到了一株坚挺的橘树, 傲然屹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 根深深地扎在南国故土上, 那凌空而立的坚强意志、那受命不迁的坚定神采, 都会使人内心升起无限的敬意。橘树是令人可敬的, 橘树又是俊美可亲的。接下来诗人以精工的笔致, 为读者描绘了诗人眼中的橘树形象。

在诗人笔下描写了橘树的根、叶、花、枝、棘、果这六个方面。橘树的根———深, 表现了橘树生长在南国的坚定不移;橘树的叶———绿, 表现了橘树生长得生机勃勃;橘树的花———素, 表现了橘树的花正在蓬勃开放;橘树的枝———曾, 这是一个通假字, 通“层”, 表现出橘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橘树的棘———剡, 表现出橘树自身具有防范侵害的能力;橘树的果实———抟, 表现出橘树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指出, 橘树所贡献给人类的, 是无数“青黄杂糅”、“精色内白”、光彩照人、香气弥漫的果实。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 如此“纷缊宜修”, 如此“姱而不丑”, 如此堪托大任, 可以说, 在每一个字里行间, 都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后皇嘉树”的一片自豪、赞美之情。

第二部分, 热情讴歌了橘树独立不迁的内在品质。

诗人赞美橘树, 年岁虽少, 却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等它长大以后, 更是“廓其无求”即胸怀广阔, 无所欲求, “横而不流”即醒世独立, 内心坚定, 不随波逐流, “闭心自慎”即清心自守, 谨慎自重, 始终也不犯错误, “秉德无私”即坚持公正无私的品行, 立于天地间,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 更加表现出橘树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的高风亮节。这些诗句, 表现了诗人对橘树内在品质的倾心赞美。

咏物诗最大的特点是托物言志, 借物抒情, 那么, 诗人是怎样将“橘树”和“我”联系起来的呢?诗人用“愿岁并谢, 与长友兮”一句, 作为实现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 橘树也依然郁郁葱葱, 绝不肯向严寒屈服。在这里, 面对严寒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 与面对严峻的岁月, 不改操守屈原自己的形象便叠印在一起了。诗人愿意与橘树长相为友, 常相为伴, 永远相守。

而后诗人思接千载, 以“行比伯夷, 置以为像兮”收结, 使全诗境界得到了升华———橘树的精神堪比商末的贤士伯夷, 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 文中所赞美的橘树精神, 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高高印在历史的天幕上了。

纵观全诗, 这首诗既是描写橘树, 又是表达自己的理想, 写物与写人完全结合起来, 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式与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诗中的描写未脱离橘树的特点, 却又不局限于橘树, 而是把橘树拟人化了———就是通过对橘树的赞美, 抒发了作者独立不移, 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屈原赞美橘树, 实际上寄寓着自己人格的修养。作为一个追求崇高人格的爱国诗人, 屈原借橘的特性表达了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橘颂》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作者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 运用类比联想, 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 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 以物写人, 既沟通物我, 又融汇古今, 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 句句不是颂橘, 但见 (屈) 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 彼此互映, 有镜花水月之妙。” (《楚辞灯》) 此后, 南国之橘便因蕴含了仁人志士“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 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 尤其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 也很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健强.屈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6.

[2]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 2010.5.

[3]张亚新.人格的独立:从陆游到屈原.济南出版社, 2008.4.

[4]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关于爱国情怀的范文 篇3

关键词： 大学生 爱国主义 情怀与表现

为了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与表现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在广泛收集有关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关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与表现》项目调查问卷”，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3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分发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8份，回收有效率为89%。在认真梳理、分析调研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以下调研报告。

1.调查情况简介

根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在爱国主义方面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刻关注国家动态

据统计，87%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阅读网站新闻，搜索相关论坛，观看电视新闻报道等方式了解国家时事，关注国家动态。

尽管寝室没有电视，学生在了解外界信息方面主要依靠网络和报纸书刊，信息量有限，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有绝大多数同学了解和关心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说明多数的学生是时刻关心国家时事的，从而反映出多数学生是爱国的。

（二）从实际出发，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调查显示，93%的学生愿意加入志愿者行列，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纵观近几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志愿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志愿者第一时间到达灾区，救助受灾群众。同样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更有大批志愿者出现在大街小巷，向国内外友人提供帮助。这些行为都在无形中感染着人民群众，唤醒着更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理性表达爱国主义情怀

据了解，81%的学生在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方面偏向理性化，反对用暴力或更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

大部分学生对在抵制日货方面的打砸抢行为表示反对，认为应该用理性的方式解决为题，如参加由合法的签名游行示威活动、在外国餐厅就餐时索要发票等。

（四）提升自身修养，展现爱国主义精神

调查中发现，有68%的学生愿意在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去，成为国家的后备力量，在国家为难之时挺身而出。75%的学生有意向继续相关专业的深造，希望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以现代化非武力的专业化技能解决国际争端。

2.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的过程中虽然反映出了很多主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人们的期望相比，有些学生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教育的。根据调研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有：

（一）一些大学生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成度还不够

调查数据显示，12%的学生对国家大事一点也不了解，同时，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还有一小部分对国家的事的了解基本源于听周围人的讨论，甚至根本不知道。

就此我们认为，对待时事的关注程度很大程度上能显示出一个人对国家的热爱程度。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校大学生对时事的关注程度还不够，这就显示出了大学生对国家现状和前途的不关心。

（二）一些大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参与热情不高

调查数据显示，14%的学生表示不会参加合法的爱国游行等活动。与此同时，8%的大学生认为当中国遭到外来侵袭的时候，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他们表示不会去参军。

我们认为，大学生缺乏参加爱国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来，大学生对爱国行为的认同度和参与程度还不够的，有8%的学生认为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这些学生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在国家主权遭到侵略的时候也不会挺身而出，为国献身。

（三）一些大学生对爱国主义行动过于偏激

据调查分析，一部分学生认为对于达赖集团策划暴力犯罪事件、破坏奥运圣火传递、西方反华势力恶毒攻击中国等事件，应动用武力来解决。这种激进行为过于偏激，更多是寻找娱乐趣味，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事件，不应采取不理智的行动。

（四）一定比例的学生对祖国的认同率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32%的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表示如果有可能将会移居海外，不打算移居海外的只有26%，另外还有18%的人犹豫不决。

打算移居海外的学生认为，国外的经济较比国内发达，国民素质较高，教育体系发达，生活条件好，政治制度完善，生活环境优美等。他们认为国内各方面较比国外都相对落后。我们认为崇洋媚外的心理，已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较低。

3、解决办法

（一）增强集体荣辱感

参加座谈会的同学纷纷表示要做好分内工作，多参加校园活动，增强集体荣辱感，作为表达爱国热情的最好方式。只有集体观念强，才能形成强烈的爱国情。

（二）不断推陈出新

爱国主义教育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应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滋润我们的心田，让人们在感动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不一定要铺天盖地，也许一部电影，一卷著述，一则故事，一首歌曲，一个游戏，一个活动都可以让人们感受到祖国的可爱之处，让人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由此看来，形式的创新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确保与时俱进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媒体在宣传爱国主义的时候，引用的还是很久以前的例子，虽然很有代表性，但对于大学生来说符合时代特征的人物事迹会有更好地宣传效果。

（四）正确引导，注重实践

大学生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年龄段，做事容易激进，易被眼前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理性思考问题，因此需要大学生用一种理性的思维指导自己的爱国行为，学校和社会应该加大这一方面的教育，学校方面可以举办相关社会实践，如体验贫苦生活，让大学生亲身去体验，去了解，使感性思维方式上升到理性高度。

参考文献：

【1】陈海青.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2】朱桂莲.爱国主义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梁衡.爱国的理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于爱国的演讲两篇 范文 篇4

我自豪，我是中国人

俞曦如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打开地图，请指出你喜欢的国度，有人会指法国，国为他们向往香水般的浪漫情怀；有人会指意大利，因为他们热爱那里的美食；可是，我们别忘了自己的国家——中国，关于爱国的演讲两篇。

我为自己祖国的山河壮丽而自豪。祖国江山多娇，是那么秀丽，壮观！有着“五岳之首”之称的泰山可不是浪得虚名，险峻巍娥。万里长城凝聚着祖先的汗水和鲜血。平静的西湖好似一位窈窕淑女，引得多少人流连忘返。形态万千的桂林山水，让人陶醉其中。

我为自己祖国的灿烂文化而自豪。一个个活泼可爱的方块字，为我们写出一首首美妙动人的诗，写出一篇篇精彩的文章；唐诗宋词洋溢着诗人们非同一般的感情。一篇篇古文向我们讲述有趣的故事；车胤囊萤让我们体会了古人勤奋苦读的精神。中国灿烂的文化，我怎么能不自豪呢？

我为自己祖国的人才而自豪。小时候听长辈说到一些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糊里糊涂地点头，长大了，学了知识，才觉得这些人多么伟大，为自己的祖国撒热血，我们要学习蕾锋精神，乐于助人；这些为国争光的事，我能不自豪呢？

啊！祖**亲，你是一个充满爱的摇篮，是一个美好的家园，演讲稿《关于爱国的演讲两篇》。我自豪，我是中国人！

谢谢大家！

祖国在我心中

应雨滉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祖国在我心中》。

从小，爸爸妈妈就告诉我，我是一个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读小学以后，我又渐渐地知道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米的大国。尤其是当我在学校的一次次升旗仪式中看到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祖国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党的带领下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高楼大厦遍及城乡；科技战线捷报频传；卫星，火箭接连发射，在天空呼啸，在宇宙畅游，在1964年，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沙漠成功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我国正发稳健的步伐向前飞奔！

我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英雄辈出。古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机智聪惠，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还有忠心于刘备，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等。现有愿用胸口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有宁可被活活烧死也不愿让敌人发现自己和战友的邱少云，有带领红军东征西讨的毛泽东……他们用鲜血谱写的赞歌将永远传唱下去，我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

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我国的运动健儿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勇获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位列金牌第一位，奖牌榜第二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新的历史性突破，赢得了许多崇荣誉。

作为跨世纪的新一代，我们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们唯有好好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建设祖国而奋斗，辉煌的前景，灿烂的未来，一定属于我们！

爱国情怀的作文 篇5

古代仁人志士都俱爱国情怀，那么如今呢?在这无比开放、昌盛繁荣的当今时代，我们不也应该具备这种情怀吗?难道只有在古代社会背景才会孕育爱国情怀吗?在当今时代，我们国家虽不像过去那样战争频繁，民族处于危难和水生火热之中，但我们有应具备这种爱国情怀，因为新时代拥有新挑战，只有具备这种怀，才能让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现同样也需要爱国情怀，只有具备爱国情怀，中华民族精神才会绽放耀眼的光彩，神圣的魅力，中华民族精神才能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灵魂中，让我们的民族知难而进、百折不挠并最终在挫折中奋起。

因此，读书可以感受到爱国情怀，让爱国情怀种子在我们心中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让我们的心中拥有爱国情怀吧!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共同谱写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篇6

宁波里小学 刘德玲

语文教学是一种“人本思想”为指导的人性关怀教育，特别关注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成长。语文课程也是学生成长过程的一种催化剂，对提高学生人文素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责任感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责任感是一个人日后能够立足于社会、获得事业成功与家庭幸福的至关重要的人格品质。

那么什么是责任感呢？所谓责任感，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而产生的情绪体验。责任感在儿童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儿童人格社会性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感不仅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影响着儿童的智力开发与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儿童健全人格的基础，良好个性品质的有机组成，儿童能力发展的催化剂。责任感是做人的基础，要让学生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应该教育他们成为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国家民主负责的人。人自身的发展，人与人的交往，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来自于明确且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

一、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发挥课堂的阵地作用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学生一天在课堂里度过的时间约占他们生活时间的二分之一。在这长长的时间里，他们的认知、情感、性格、意志都在变化着。师生间、同学间、学生与教材间的交流日复一日，个性处于迅速的变化和发展之中，他们接触到的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对他们的个性发展和思想形成无法估量的影响。首先，我们应以学生为本，在充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德育本身的目标与各学科所蕴含的德育因素，自然地、有机地、不显痕迹地结合起来，把德育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内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其次，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次作业，甚至回答好每一个问题，写好每一个字，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学生的责任意识。再者，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也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上课从不迟到，批作业从不含糊的教师，其一丝不苟、细心踏实的行事作风，也会给学生以受益终身的影响。藤野先生总是认真细致地帮鲁迅先生修改讲义，连血管图的微小偏差都不放过，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敬业精神激励了鲁迅一辈子。这样的责任感教育才真正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极高境界。

二、从名家身上培养对人生的自信力

学生成绩的好坏，并不能说明他们智商的高低。成绩差的学生，由于基础差，或勤奋努力不够，每次考试时都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甚至自暴自弃，对待这样的学生，教师千万不能冷言相讽，或另眼相看，而应该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如学习《童第周》和《法布尔小时侯的故事》，不仅要使学生掌握课文内容，还要让学生记住成功和胜利是属于那些遇到困难肯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本领要有毅力、不灰心，要勤于观察、勇于探索的人，从而记住任何时候不该向困难屈服，更不应该悲观失望。

三、从现实出发培养对挫折的承受力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胜利与失败机会参半，每个人都时时面临着生活的考验。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心理脆弱，承受不了意外的打击，不能正视现实，以至于发生很多学生因为成绩不佳自杀的事件。作为教师，结合自己的课程特点，对学生加强教育，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和勇于承受挫折的心理，显得日益迫切。在《童年的发现》一课教学中，当引导学生阅读理解课文内容之后，学生明白了 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时还面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危险” 引导学生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应该坚强乐观的面对。这样使得学生将课文中的我寻根问底大胆想象精神很自然地与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将课文的中心思想转化为学生自身的甚至是内在的一种人文素养伴随其终身，使得学生终身受。

四、从家庭亲情出发培养坦诚、理解的品质

廖仲恺的爱国情怀与高尚品德 篇7

一、“爱国、爱民”, 正如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1. 良好的家庭教育, 并深知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是廖仲恺爱国情怀萌生的土壤, 他的父亲廖竹宾曾经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 并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侨。廖竹宾一向热爱祖国, 并在教育子女上主张以国学为先, 廖仲恺每天都去华人开办的学校学习古诗文。他的父亲还经常鼓励他要爱国爱乡, 并努力学好中国文化。美国的种族歧视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特别是在19世纪末爆发的排华运动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廖仲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社会背景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他经常从父亲口中听到侨胞受到迫害的事情。进入大学后, 廖仲恺经常听到美国人辱骂中国人为黄狗, 并亲眼目睹了流氓用石块袭击华侨的事情, 特别是旧金山警察通过暴力手段, 迫使华侨迁居别处的事情更令其愤愤不平。美国社会这种排华的行径撞击着廖仲恺这颗幼小的心灵, 他经常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受屈辱?”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父亲总是叹息道:“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懦弱与无能, 无力保护华侨。希望你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为中国的复兴作出自己的努力。”在其父亲病逝后, 廖仲恺陪伴母亲回到了中国, 在抵达香港时, 他亲自看到了帝国主义者殴打码头工人的场景, 从那时便感知到祖国富强的重要性。

2.“救国必须革命”, 爱国救亡思想的形成。

在回国初期, 廖仲恺在身为清廷政要的叔父的鼓励下开始走仕途的道路, 刻苦攻读四书五经, 准备进行科举考试。就在此时, 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及割地赔款屈辱的消息传来, 廖仲恺觉得中国处在危亡之中, 从古书中找不到救国的良策, 要想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就只要学习西学。所以, 廖仲恺放弃了研读国学的道路, 开始在香港黄仁书院学习西学。在这一时期他打开了眼界及增长了知识, 并于广州与何香凝女士结为伉俪。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中国从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危机加重。廖仲恺时刻注意着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及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加速了其爱国救亡思想的形成。面对国势日趋衰弱的局面, 廖仲恺决定前往日本留学, 并对自己的夫人何香凝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我等怎能坐视不管, 我想东渡日本留学, 共图大事。”[1]从爱国走向革命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深化的重要体现, 他始终将爱国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 特别是听取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积弱, 应彻底革命”的教诲后, 更认识到了救国必须革命的重要性。

二、后世风范的人品道德, 后来者汗颜的人格力量

1.“忠诚为人处事”, 高尚的道德品质。

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及战友, 廖仲恺在人格及品德修养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于1925年8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民党人在悼念他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称赞了其崇高的品德, 并足以为后世所垂范。有人在文中指出:“廖仲恺先生足为一切革命者之典范, 其立身之风范, 更足供后人模仿与敬仰。”有人指出:“廖仲恺先生平日的人格修养上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就是勤劳、廉洁;其职务方面的美德更是对党的决议的忠实与服从, 一切以公事为重点, 毫无私人之见。”廖仲恺一生奉行“忠诚为人处事”的原则, 他追随孙中山二十多年, 并不遗余力地赞助革命, 实现为“勋业之最大者”。他完全献身于党, 成为团体行动的唯一规范。在武昌起义胜利后, 他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领导, 为新生地方政权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袁世凯篡权的日子里, 他在广州积极开展支持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革命失败后,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 并一直留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其重建革命政党的工作, 并毅然写下了《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 表示:“为救中国危亡及民生之困苦, 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 并附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在五四运动后, 中国的新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廖仲恺始终奉行三民主义。根据何香凝的回忆:“当晚胡汉民加入了同盟会, 不过他对三民主义不能很快地接受与了解, 特别是平均地权方面, 经过丈夫的详细与反复的解释, 胡汉民才最终加盟的, 当时已是凌晨三四点了。”[2]

2. 勤政为民, 忘我的工作作风与品德。

勤政为民及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皆是廖仲恺先生的重要品行与作风。在广州军政府时期, 开始了廖仲恺为民执政的生涯。他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务, 并经常出入督抚审议事务。在这时期, 他想方设法为国民政府广东共和政权的创建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孙中山进行讨伐袁世凯及护法运动中, 廖仲恺曾多次担任党政要务, 特别是理财的重任。他一如既往地踏实实干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了筹措护法运动的军政费用, 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多次发行及销售公债来筹集巨款, 并对各地债券的销售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明确的任务, 他在此项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勉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称颂。他多年掌管财政要务, 并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 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款或支款, 这足以说明其勤政与廉洁。工作中, 他任劳任怨、不畏强权、废寝忘食等是其重要的品行与作风, 这也是其首次国共合作中所给人的印象。这时期他先后担任二十多个党政方面的职务。根据何香凝的回忆:“在筹建黄埔军校的日子里, 他从早忙到晚, 快九点了, 还没有吃早餐, 午饭到下午两三点才吃, 有时候深夜三四点才回家。”在孙中山病逝后, 廖仲恺以一人之身担当财务、军事、党务要冲, 且每件事都是亲力亲为, 日常工作在十几个小时以上。这种拼命工作的勤政品德及作风无疑是其忠诚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体现。

三、“为官不能爱财”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为官不能爱财”的廉政思想。

廖仲恺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 并将其视为中国救亡的重要手段与不二法门。他的这一认识正是其行动的驱动力, 并促使其成为一位毕生献身国事及顽强斗争的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先生先后担任十多个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的领导, 深刻认识到了贪污、腐败对社会的危害性, “为官不能爱财”成为其执掌财权的口头禅, 并坚持两袖清风, 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其担任广东财政司长期间, 署中无一人私自收取财物, 他除了本人严格财政制度外, 还制定规章制度, 尽力防止职员徇私舞弊。根据职员的回忆说:“我们任职期间, 所见到的长官不少, 然无一人如廖仲恺之精勤廉洁的。”在广州二次革命后,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东京, 他与胡汉民同居一室, 并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根据胡汉民的回忆:“海外人士看到我们那种流亡的生活很是奇怪, 他们知道仲恺做过广东都督, 都认为我们应该很有钱。谁料到我们同住一处, 只有两间简陋的草屋, 每月房租不到二十元, 其他的各种开支也是很节省。”廖仲恺多年为革命精心理财, 其廉洁品质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及其他同志的好评, 人们还称其为“孙中山的荷包”, 并说其里面装的都是公款, 无私钱。同时, 他还发行短期债券来平衡财政收支, 他统一全省的“军财两政”, 对贪官污吏不讲情面, 这样也招致他们的嫉恨, 并有谋杀之举。廖仲恺先生的廉政品行都来源于其执政为民的思想, 他生前曾说过:“作为革命党的人, 目前的私心是不能不放弃的。为官爱财则民穷, 民穷则国弱。”[3]44正是基于此, 廖仲恺堪称一代楷模及世人学习的榜样。

2.“杀身成仁、死得其所”的革命崇高意志。

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怕流血牺牲也是廖仲恺先生高尚的品德, 在其留给后世的手迹中就有“杀身成仁、死得其所”的墨宝。廖仲恺先生的大无畏精神是在革命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留学生考试, 中法政科举人, 被派往吉林巡抚任职。在其任职的两年多时间内, 并没忘革命救国之大志, 秘密进行了系列策反的地下工作, 暗中营救被囚禁的革命党人。他在《吉林岁暮杂感》中提到“松柏励志, 风霜改颜”等诗句以激励自己的无畏的斗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势力作恶, 当右派将刺杀廖仲恺的行动张扬出来并妄图吓退他时, 廖仲恺坦言道:“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 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他们如果想来暗杀, 预防也是没用的。总之, 生死由他去, 革命工作我是一步不能松懈的。”他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是准备临时死的, 吾无负于国家、政党及人民, 不谋私利, 要暗杀便暗杀, 余复何恤。”他甚至还将暗杀之事当做笑话讲给他的朋友:“听说他们用来暗杀的家伙不是手枪, 而是手提机关枪, 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总之, 廖仲恺先生以其毕生为人处事的优良品德及高尚的爱国情怀, 不但是其本人生前言行的规范, 而且还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

参考文献

[1]周兴.论廖仲恺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特色[J].中山大学学报, 1998 (2) .

[2]李文山.试论廖仲恺的行政人格[J].文史博览, 2011 (4) .

郑裕彤的爱国投资情怀 篇8

周大福珠宝、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君悦酒店、北京新世界中心，上海香港新世界大厦......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名词都与一个人的名字有关，这就是郑裕彤。从金铺打工仔到香港新世界集团的创始人，郑裕彤被称为香港的超级富豪，其个人资产在香港排名第三。有人说他是运气，而他自己却说是勤奋。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郑裕彤对踏足内地市场也是战战兢兢,如今他对中国信心十足，旗下新世界中国地产拥有内地最多的土地储备。郑裕彤的投资策略胆大心细，奠定了他成为一代香港大亨的地位。郑裕彤对内地各大城市投资数以百亿计，动机除了赚钱，也少不得他那份爱国心。郑裕彤这种爱国投资，带着热忱与坎坷漫漫走来，成就感是他最大的收获。

首次返回顺德家乡

郑裕彤于1940年到澳门去谋生，六年后带着两万元与岳父来到香港开创金饰珠宝事业，之后飞黄腾达。解放后郑裕彤一直没有踏足过故乡，他和恒基主席李兆基同属顺德同乡，于1976年特地赴澳门拜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何贤先生，经何先生陪同回到了故乡。迎接他们的是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1980年，郑裕彤和李兆基两人合力捐款三百万元成立了顺德华侨中学，1995年郑裕彤又捐助八千万元于大良镇成立郑裕彤中学寄宿学校，之后他筹建顺德大学，又成立了顺德医院及伦敦医院，为家乡顺德的教育及医疗事业作出不少贡献。

北上率先兴建中国大酒店

1980年，郑裕彤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率先涉足内地市场。他说“我是最早进入内地的，相信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好，为投资带来机遇。”当时郑裕彤并非先投资房地产生意，而是从事酒店业。文革后他与霍英东等去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发现内地的酒店服务质量还处于初级阶段，郑裕彤表示要出资兴建五星级酒点，并提出改进管理制度要求拥有聘用及辞退员工的人事权，一改当时的大锅饭局面。当广州市市长答应后，郑裕彤与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郭得胜发起经营中国大酒店。郑裕彤对该项投资很认真，为了测试员工服务水平，特意在中国大酒店居住，并从二千多人中挑出一百名英语良好的员工进行培训。之后他一直以中国大酒店所具备的优秀员工而引以为豪。

在北京改造一大片仍未见回报

祖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是郑裕彤北上投资的信心更加坚实，他于1992年2月到北京考察，首都官员带领他去看城南崇文区。当时这里有贫民区之称，人口居住密度大，环境恶劣。“我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北京民居这么残旧，对首都的形象不利。”于是他找到北京市长说出自己的构想“我不志在此赚钱，而是在于为崇文区政府搞好民生”，并要求争取一大幅土地发展作为。北京市政府遂拨出崇文区内第二、三、四、五、六区给新世界进行改造。“我们对住户拆迁后，不可只赔偿金钱就了事，还要负责回迁住户。住户又不能搬得太远，他们要求交通方便。因此要一路拆，一路搬迁”，郑裕彤在与当时北京副市长继续说“政府划拨农地，我帮助北京整顿改造，政府又帮助搞好各项基础建设和市政建设，房屋建好，再把原居民迁徙入住。”郑裕彤继续说：“旧的道路狭窄，我们都改阔了，修路也要贴上资金，以往连渠也没有，我们都改建造好”，现在五期工程只余下第六区未完成，人们都想象新世界拿下如此巨大的重要项目一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郑裕彤说“区内水电煤设备都没有，道路只有四线行车，我将新世界中心第一、二期的马路开阔为八线行车，开支很大”，他说当年投入一百多亿元，扣除利息，至今投资回报仍未回笼。“当时没有说是不牟利，也没有问收获，目的只想帮政府办点事，为贫民改善生活，不计较利益的问题。”目前北京崇文门区域已经经济兴旺起来，郑裕彤渐渐见到了回报的曙光。为了感谢郑裕彤为首都的贡献，北京市政府邀请他为市政府高级顾问及申办奥运顾问。郑裕彤也捐助五千万元帮助建设奥运水立方场馆，8月更是到北京参观奥运会的举行。

投资武汉长江二桥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郑裕彤也瞄准了中原心脏地带——武汉。眼见长江二桥的地盘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工威胁，他为此派得力助手奔赴武汉说“长江二桥一定要大力支持......在武汉的钱要用在刀刃上，事关国计民生的工程，哪怕我们受点损失也要投入资金，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内地建设”。为了长江二桥早日建成，他投资八亿六千万元，余下四千万元作为汉口江滩改造的费用，这九亿投资解决了二桥建设资金的紧缺危机。1995年6月长江二桥全线通车。他对武汉市长赵宝江说“我作为武汉市政府的顾问和老朋友，是带着义务、责任和感情来帮助武汉发展经济的。新世界在武汉投资几年来得到市委、市政府很大的支持，看到武汉投资项目进展得十分顺利感到高兴，也证明了新世界投资决策是正确的。”

投资房地产要胆大心细

谈到郑裕彤在香港投资房地产的心得，他以“胆大心细”来比喻。1982年正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编者：港译戴卓尔夫人）快要上京与中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之际，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的招标工程无人问津（编者：现在的香港会展中心）。郑裕彤却与当时众多港人的投资策略背道而驰，他认为中国领导人致力实施经济开放，更加坚定了他的投资的决心。“当时会展中心项目没有人敢拿下，我敢......现在回想起来，这块地皮要花上两百亿也买不到。”

郑裕彤继续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得意之作——新世界中心。1971年12月在尖沙咀一片占地约四十万平方尺土地上（编者：约4万4千平方米），正在筹建新世界中心这座豪华建筑群。郑裕彤预见到该地皮的价值不菲。“当时的铁路以尖沙咀钟楼为终点，该地皮由铁路所阻隔。我在斥资一亿三千万购入前，曾向政府了解到火车站明年就要搬到红，原铁路构成的障碍将会消失，后来新世界中心变成了尖沙咀的龙头地带。”

数十年来投资房地产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