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特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一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所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成绩和灾难怎么看？
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毛泽东的资料中，看到的主要是他的成就。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我想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是在现在的红色经典中看不到的部分。确实，毛泽东的成就，没有人可以抹杀。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可以列举很多，其中一些是举世瞩目、很让这个被人欺压了一百多年的多灾多难民族骄傲的。但我们必须明白两点，第一，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特别是因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多大；第二，假如换一个人领导或是另一种情况会不会有这些成绩？甚至会不会有更大的成绩？同时，代价是不是更合理、科学一些？当然，这不是叫我们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成就，只是要全面的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
与此相反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对由于毛所带来的成绩进行全盘否定，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灾难是空前的，仅以文革为例，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曾沉痛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如此，那么“文革”前的历次运动呢，解放前毛泽东在根据地和党内发动的各种清洗呢。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从广度看，完全可以说是冤狱遍国中，凡是他影响所及的地方，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除他一人之外，人人自危，甚至包括被千夫所指的林彪、“四人帮”。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彪的叛逃和“四人帮”也是他过度放纵的后果。如果要追究文化大革命的责任的话，毛应该是最大的责任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是没错的，但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联合一下国内外的形式再下定论。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更多的灾难也好，是成绩也罢，因为那已经成为了历史。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教训。1.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
2.防止个人崇拜。
3.不要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中苏关系恶化就是主权之争，但是，中方有人却说成是主义之争，即“苏联变修”。结果，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和做法也因此被联想为是修正主义。
4.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避免打击面过宽，避免冤假错案。
任何政治活动都不能以打断正常的教育和生产、生活秩序来进行。
5.严禁打砸抢烧等社会破坏性行为。
6.经济建设要注意规模和适度发展，切忌急于求成和盲目攀比。
一.地是毛泽东的根脉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韶山的土地孕育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小便钟爱这片土地, 但他的眼光不拘于韶山, 他的足迹不囿于乡土, 当他为求学而离开韶山冲时, 他向父亲言志“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长沙是毛泽东早年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青年毛泽东“立奇志、交奇友”, “以天下为己任”, 面对辽阔的土地, 他发出了“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世纪之问;当美丽的国土遭到外族践踏之时, 他“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 大声疾呼:“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还我河山, 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 永矢勿谖”, 他带领着共产党人奋力保护着华夏土地;面对腐朽的国民党统治,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炸桥挖路为团结, 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 无非一念救苍生”;新中国成立后, 百废待兴, 他指挥千军万马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当“一丛大地起风雷”的时候, 他面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 号召人民“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鼓励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到大地上的丰收景象, 他不禁高歌:“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的一生稳稳地站在中华的土地上, 他像一棵参天大树, 牢牢地植根于这片沃土之中。
二.天是毛泽东的胸怀
脚踏实地, 仰望天空, 成就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
他有“与天比高”的情怀。书生意气之时, 仰望“鹰击长空”, 追求“万类霜天竞自由”;“万马战犹酣”之时, 期望“刺破青天锷未残”;“大地微微暖气吹”之时, 深感“天地转, 光阴迫”, 发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之声。他有拨云见日的气量。为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 尽管“漫天皆白”, 但内心却燃烧着“雪里行军情更迫”的火焰;经受挫折, 转战山路, 仍坚信“狂飚为我从天落”;听到“长空雁叫”, 看到“残阳如血”, 面对“雄关漫道”, 坚强地“迈步从头越”。他有“天若有情”的挚爱。对妻子, 他有“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英雄之思;对革命, 他有“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大爱之举;对烈士, 他有“泪飞顿作倾盆雨”的伟人之泪。他有“巡天遥看”的视野。他看到了中华从“长夜难明赤县天”走向“一唱雄鸡天下白”, 他看到了祖国“洞庭波涌连天雪”、“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大好局面。
毛泽东既是望天之人, 也是后人仰望的“天”!
三.山是毛泽东的脊梁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是毛泽东意志与力量的写照。毛泽东的一生和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山记录了“马背诗人”的足迹:“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的小序中写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 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三十二年里, 他“踏遍青山”。山记下了他学生时代“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立下的拿云之志;井冈山上听“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所发的兴奋之情;红军征战转移途中, 历经“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之险、“七百里驱十五日”之艰辛, 收获到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利喜悦;长征路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六盘山上“何时缚住苍龙”的急切期盼和“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欢笑之声。是“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的浩瀚, 给了这位伟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是“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的山的气势, 给了这位伟人“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山记下了他在“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狮过大江”时发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铿锵之音, 在“风樯动, 龟蛇静”时, 构筑的“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没有“跃上葱茏四百旋”的体验, 是吟不出“无险风光在险峰”的自强者之音的;没有“又踏层峰望眼开”的亲历, 是道不出“卅年仍到赫曦台”的自信者之声的。
山, 沉稳厚重, 锻造了毛泽东巍峨挺拔的脊梁, 正是这种脊梁顶起了中华民族屹立东方、科学发展的天空。
四.水是毛泽东的血液
毛泽东平生最喜欢“到中流击水”, 水融进了他的血液之中, 他的思维如水一般灵动, 他的人生似水一样波澜壮阔。
毛泽东恋水。湖南境内湖泊江河众多, 自小给了他乐水的天性, 游泳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习惯于同变幻莫测的江河湖海对话。在湖南游过湘江、韶山水库, 在湖北游过长江、东湖, 在广东游过珠江, 在广西游过邕江, 在江西游过赣江、庐山水库, 在杭州游过钱塘江, 在河北游过北戴河, 在北京游过十三陵水库。儿时“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宏愿, 在他的振臂搏击中得以实现。
毛泽东悟水。他认为水中有哲学,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他认为水中有人生, 鼓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他认为水中有政治, 他曾对卫士长李银桥说,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 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 就是藐视我们”;他认为水中有外交, 他曾跟老朋友斯诺说, 想畅游密西西比河。后来尽管未能成行, 但这位会游泳的政治家还是征服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烟雨迷茫时, 他能“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风急浪大时, 他能“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他有“四海翻腾云水怒”的革命家的气魄, 他有“可下五洋捉鳖”的挑战者的潇洒。
毛泽东治水。物有两性, 水不例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带来的“人或为鱼鳖”之灾, 他“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 把长江治理好, 让水给新中国的百姓带来福祉。畅游长江时, 他勾画出的“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终成现实。见证历史的神女, 也该惊叹于毛泽东的睿智吧。
五.“红”是毛泽东的颜色, “旗”是毛泽东的身躯
“红”是火焰的颜色, 是热血的颜色。毛泽东对“红”爱得深挚, 爱的浓烈。他创建的军队叫“红军”, “镰刀斧头”的旗帜叫“红旗”, 成立的政权叫“红色政权”。他的诗词中所用“红”频率之高, 在历代诗人中也是少见的。“万山红遍”描绘的是“红于二月花”的美丽秋景:“万木霜天红烂漫”、“赣水那边红一角”;“红装素裹”写出了残酷斗争年代工农运动的红火和希望;“红霞万朵百重衣”表达对妻子杨开慧烈士的赞美与思念;“不爱红妆爱武装”、“红雨随心翻作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和事的歌颂。“红”是毛泽东心中最美好的色彩。
毛泽东更爱红旗。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 红旗是火炬, 是灯塔, 是航标, 是号角, 是毛泽东的身躯, 它指引着工农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一路前行, 一路高歌。从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武夷山“风展红旗如画”、广昌路“风卷红旗过大关”到六盘山“红旗漫卷西风”、保安城“壁上红旗飘落照”, 处处都有红旗辉映着的毛泽东的身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红旗插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那一刻, 猎猎飘扬的红旗和毛泽东伟岸的身躯, 组成了一幅“日照大旗红”的美妙画图, 定格为中华民族最骄傲的瞬间。
六.花木鸟兽是毛泽东表达情感的行囊
毛泽东像历代诗人一样, 擅长在诗词中运用特定的意象, 赋以特定的含意来表达情感, 这是对我国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光大。
一是花木传情:他的《咏梅》词“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和《七律·冬云》中“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用“梅花”象征坚定的共产党人, 赞扬了革命者的无私、奉献和乐观、坚强。“杨柳”对毛泽东来讲有特殊感情, 她既有树姿的婆娑, 更兼妻子杨开慧、战友柳直荀的姓氏, 作者借以表达对他们无尽的思念。此外, 还有“战地黄花分外香”, 借花香表达战斗胜利的喜悦, “暮色苍茫看劲松”, 借“劲松”喻做人的风骨等。
二是鸟兽达意。有时用一种意象表达一种情感,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中用“鹰”和“鱼”表达对青年人蓬勃向上、青春自由的向往;“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忽报人间曾伏虎”中用“虎”“豹”“熊罴”表达对敌人的极端蔑视;“冻死苍蝇未足奇”中用“苍蝇”表达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的有力讽刺。有时用同一种意象表达不同情感。“长空雁叫霜晨月”通过雁叫渲染凄厉、悲壮的战争氛围, “望断南飞雁”则借望雁表达对老根据地人民和留在那里的战友的怀念;“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中, 把“鲲鹏”比做貌似强大的敌人, 给以鄙夷;“鲲鹏展翅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中, 用“鲲鹏”比喻马列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 不尽赞美。纵观其诗, 花木鸟兽仿佛是毛泽东的囊中之物, 他以娴熟的技巧, 信手拈来, 择而用之。
1936年6月21日，红军西征解放了盐池，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盐池刚解放时，由于战争和国民党马鸿逵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一时还不了解党的政策，工匠、商贩停工停商，满目萧条，百废待兴。盐池县虽地广人稀，但却是资源丰富，盛产“咸盐”、“皮毛”和“甜甘草”，素有“三宝”之称。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携夫人钱希钧、工矿科长高登榜等风尘仆仆赶到盐池，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指导开展经济工作。
毛泽民同志听取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汇报后，讲到“盐池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大了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使苏维埃货币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信誉。”他耐心教给大家一些宣传发动群众的方法。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按照毛部长所说的办法分头行动，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带领一部分人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动员商号开门营业；县武装部部长牛占彪带领一部分人到县城周围的村庄向农民作宣传，动员他们进城卖米面，卖柴禾。毛泽民还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安民告示，外地商贩可以自由来盐池做生意，驮盐的脚户可以自由出入，法幣和苏票一样通行，自由兑换，买卖公平，不许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等。不几天，盐池县城民心安定，各商号相继开门，农民进城买卖，盐池的市场活跃了起来。
1936年7月22日，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盐池县在开展土地斗争中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准，执行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四区雷记沟游击队的叛变；二是打土豪，曾出现了扩大化，把有些本不该关押的人扣押起来了。毛泽民同志发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毛部长和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的领导下，大家立即纠正错误：一派县委组织部长王敬民同志去郑记堡子做叛变游击队的争取教育工作；二当即释放在押的王维善、唐文焕等人，并退还了毛生秀等人的牛、羊、骆驼等财物。这些行动影响非常大，那些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纷纷回乡操持家业。
为了便利广大劳动群众买卖货物，加大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力度，毛部长亲自指导由城市革命委员会开办的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城市消费合作社，经营油、盐、酱、醋、火柴、毛巾和布匹、文具、锄头、犁铧等人民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收购本地“三宝”（成盐、皮毛、甜甘草）向敌占区出售，换取边区军民急需的布匹等日用杂货，供应人民生活，支援前线。
1936年10月，在毛部长的指导下，盐池县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税务局，并在盐池五个区政府中建了四个税务所（税务局在县城，一区除外）。政策规定的税率都较低。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开展经济工作的同时，始终把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在首位。1936年7月，毛泽民同志与驻盐池西征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研究决定，将盐池境内的北大池、苟池等盐湖划给绥远（现内蒙古）蒙民管理。
毛泽民在盐池期间，几乎天天要到盐池各地去考察指导工作，为方便工作，盐池县委的同志们考虑到毛泽民工作很辛苦，吃饭往往不准时，就给毛泽民的警卫员配备了必要的行军物资，又专门送了一只铜手炉，这样在行军中就可以加热干粮喝到热水。开始毛泽民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每次总能很快喝到热水、吃到热干粮，便问其原因，警卫员就向毛泽民展示了这只铜手炉，并告知铜手炉的用法：将铜手炉的盖子揭开，里面放上盐池地区小煤窑出产的一种叫做“砟子”的无烟煤，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着，这种无烟煤火力旺，热效快。毛泽民听警卫员说完，就拿起铜手炉来仔细端详，感慨地说道：“在南方很少见到这种东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山时，有这样的铜手炉就可以挽救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后来在盐池工作的毛泽民，每天都要拿起铜手炉看一看，有时还亲自用铜手炉热干粮，喜爱有加。直到1936年12月，毛泽民、钱希钧夫妇离开盐池，将铜手炉留给盐池县委。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回汉支队政委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捐赠给博物馆。细观此铜手炉，光泽度极好，红铜制造，长方形，长16厘米，宽12.5厘米，高7厘米。有一个长28厘米的提手，盖子中间有一圆形“寿”字装饰，盖子其他部位则全部为镂空花格图案。铜手炉又称“袖炉”“手熏”“火笼”，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遍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
博物馆人员访问原盐池县第一任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这位当年负责陪同毛泽民在盐池工作过的老人，谈起毛泽民在盐池的工作时仍然满怀感恩思念之情。
毛泽民同志以他卓越的经济才能，组织恢复和发展了盐池经济，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在他的指导下，盐池人民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像我们这一代80后，已经对开国领袖了解的少之又少。因此，了解我们伟大领袖的一些事迹，有利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我们树立起远大的志向，更好的报效祖国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看完《走近毛泽东》以后，我觉得他的一生是辉煌而有意义的一生。究竟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吧！
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毕生反对剥削压迫，为工农兵争名争利争自由的人。
他是一个历经二十八年艰难险阻，硬是把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牛做马的亿万奴隶托为新主人而把骑在奴隶头上作威作福屙屎屙尿的“原主人”打翻在地的人。
他是一个造就千百万治党治军治国的英才，带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终身的人。
他是一个把火柴称为洋火，铁丝称为洋丝，棉布称为洋布，水果糖称为洋糖，却把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改变为能够制造两弹一星，工业门类齐全让世界刮目相看，令欧美又恨又怕的东方巨人。
他是一个手不释卷而又不唯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孜孜探索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为人类创造巨大精神财富的人。
他是一个虽然在人们心中贵为天子却身穿补丁衣服补丁鞋的，以辣椒红烧肉为佳肴却又三年忌肉与人民共度艰难的人。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看完《走近毛泽东》，为他的深谋远虑，雄韬大略而折服，为他的英勇机智善于外交的风采而折服，也为他的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而折服。
作为80一代，我们的确应该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首先，我们应该像毛主席一样，为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并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一生。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今天觉得这个挺好玩，明天又觉得那个不错。同时，我们应该培养一点高雅的兴趣，比如爬山，游泳，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能陶冶情操。当今时代，青少年整天沉迷于网络，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命运，更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兴旺发达与繁荣昌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毛主席敬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说的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那个让人激动不已的时刻！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着中国，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位伟大的领袖者一生经历坎坷，遇到过无数的困难和挫败，他在痛苦中挣扎过，萎缩过，但他的信念告诉他：成功就在下一次！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最终成为一代伟人。
也许美好的明天是在痛苦后出现的吧！毛泽东从一个贫苦的书生到一个中央委员，最后成为国家主席，这一步步走过来，他经历了多少痛苦，我们这些晚辈又怎能完全体会？他指挥作战，英明神武，果断自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全中国，他做了多少贡献，直到现在，人们还难以忘怀，而他自己呢？却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那一刻，从他脸颊上滚过热泪，我们看到一个热血男儿，他又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惊讶，但更佩服！
于是每当我们面对晶莹的珍珠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孕育珍珠的蚌和毛主席联想到一起。当初一粒沙子不经意进入蚌的体内，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它鲜嫩的生命。它日复一日的痛苦中包容着那粒沙子，最终把沙子变成自己体内最灿烂的部分，因此它成了一只高贵的蚌。
每当面对鲜艳的花朵时，我便心不由己地像赞美鲜花一样赞美毛主席，毛主席是一朵成功之花，人们往往惊诧它开放时的艳丽，却不知道开放前它遇的痛苦，当它还是一颗种子时，被埋在土里的日子里，它在心里做着春天的梦，它努力舒展着生命，最终破土而出笑对蓝天。
这些都告诉我们：只有经历过痛苦后的美好才是显得真实，试想：海伦凯勒如果没有经过种种痛苦，又怎会成为美国著名作家？而保尔柯察金、张海迪、居里夫人„„这些英雄人物如果没有反抗过痛苦的经历，又怎么能成为人们心中的崇拜者呢？毛泽东如果没有“万里长征”的创
举，又怎么能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呢？
痛苦是生活中最厚重的底蕴，它能历练掉你太多的缺点和不足，使你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伟大的贡献。经霜历雪，松柏更为青翠，只因有一颗岁寒之心。在痛苦中抱怨，只能使痛苦加剧。我们应该像蚌，把痛苦结晶成珍珠，我们应该像种子，把痛苦注释成反抗！
在痛苦中孕育美好，就像风雨后出现的彩虹一样的灿烂，就像黎明时看见的朝阳一样的夺目。毛主席对青年人有着殷切的希望“你们是早晨八九点种的太阳，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对！正是毛主席的这种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脑海。这，让我们更加相信自己，我们一定会鼓足勇气，在痛苦的边缘绽放出最美丽的人生。
自上个世纪1978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刮起一阵阵“反毛”、“非毛”的狂风恶浪。他们首先是从所谓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打开缺口的。
果真是这样吗？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无耻诽谤！事实是最雄辩的。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所领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经过人民大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1页）为此毛泽东奋斗了终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极大的牺牲。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
1316-1318页）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头八年内，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认识，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那时，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艰苦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1958年起，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此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张宏志同志所著《还清白于毛泽东》，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情况；给“反毛派”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这对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有好处）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2页）
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号召全党：“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进行艰苦地探索。他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条基本路线经过至今40多年的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
证明了它的远见卓识和客观真理性。
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当时，经济发展形势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此情势下，确定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提出更加长远的奋斗目标，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年第1358页）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工业发展问
题》的党内文件。
这个文件写上了毛泽东以上关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也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0页、341页。）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做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在政治制度改变之后，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
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1964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他特别提出当时有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三线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仗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62页）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快一些，更多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此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62-1363页）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之后，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那时国民经济计划，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会，将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12月11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13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和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
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之后，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宏伟目标的鼓舞下，遵循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到20世纪的70年代，我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具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一直达不到第六的地位，到去年才勉强奔上第六位）。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先生所著《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伟大的现代
化》中所指出的：
“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
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
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
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
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我以上这篇拙作，是我读《毛泽东传（1949-1976）》有感而发。不知能否给以“走资派”“资改派”之类攻击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的无耻谰言以沉重一击。亲爱的同志，愿我们携起手来，共
系别：艺术系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完成时间：2011年10月
这次我们09级的学生外出考察，在南京的雨花台，我参观了毛主席纪念馆。了解毛主席的生平，甚至包括毛主席脸上的痣的由来。毛主席脸上的痣并不是天生的，那颗痣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长出来的，预示他中年得志。感觉自己对毛主席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12月25日是圣诞节，这恐怕妇孺皆知。但我们却未必知道，在118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位伟人，他就是毛泽东。
说起毛泽东，他就是今朝的风流人物。无论从老一辈的口中还是从教科书上，我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伟人的伟大之处！在教科书上我们知道，从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他在1976年9月于北京逝世，这55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犹如一滴水，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会料到会有如此变化，而这一切的存在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他的出现宛如太阳般耀眼！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毛主席语录。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就从这里学会了如何做人。
我们从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里学会了强身健体，张弛有度，懂得了友谊比成绩更重要。我们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懂得了团结和严于律己。我们从“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中学会了立志。从“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学会了节俭。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学会了争分夺秒，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学会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学会了选择人生。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学会了自信。从“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学会了沉着。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学会了乐观。甚至在高考时，我的数学老师都用“不打无准备之战”，“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教我们如何对付考试。
而这些语录却影响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之要做到谦逊、诚实、乐观、向上、坦荡等，应该听从老人家对我们的教导。可以说，毛泽东不仅仅影响了一个时代，他应该是影响了一个世界，影响了中国从1927年以后的整个历史。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这位出身农民家庭的伟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他在革命年代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5年，在被迫长征的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往后的革命日子里，毛泽东在实际当中实事求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与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一起努力地改造着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新中国建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然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在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也犯过错误，那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晚年的错误。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结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的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难以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虽然毛泽东的晚年犯下了如此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毛泽东的一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果要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功亦有功，但功大于过！”
中国的改变与与毛泽东分不开，更与毛泽东思想分不开！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同时我也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毛泽东个人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的错误观点，明显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因此，我们既要坚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要坚决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人民群众中寻找力量。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也让我很感动。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重点只是放在高层，而缺少了对台湾群众的细致工作。所以我对毛主席很佩服，也很尊敬。
---1935年以前
五 古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七绝·咏蛙
1906年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1909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五言排律·（残篇）1910年秋
晚霭峰间起（萧），归人江上行（萧）。云流千里远（萧），人对一帆轻（毛）。落日荒林暗（毛），寒钟古寺生（萧）。深林归倦鸟（萧），高阁倚佳人（毛）。（下佚）
四言诗
1914年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五 古1915年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五 律
1915年5月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七古·（残句）1916年冬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七 绝1917年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竹杖草履谒学尊（萧）。途见白云如晶海（萧），沾衣晨露浸饿身（毛）。
五言诗·（残句）1917年夏
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约1916年－1917年间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归国谣1918年春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五言诗·（残句）1919年
苍山辞祖国，弱水望邻封。
贺新郎
1919年3月
挥手从兹去。
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祭文·祭母文
1923年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虞美人
1919年10月8日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沁园春·长沙1920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西江月·秋收起义1925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西江月·井冈山1927年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四言韵语·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8年秋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国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1月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1929年秋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如梦令·元旦
1929年10月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1月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2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0年7月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菩萨蛮·大柏地1931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清平乐·会昌1933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1934年夏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忆秦娥·娄山关1934年—1935年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七律·长征1935年2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念奴娇·昆仑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四言诗
1935年10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
毛 泽 东 诗 集
---1936-1949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注释
原驰蜡象：指秦晋高原
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底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主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 人吗？别解释是错的。后三句指无产阶级。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祭文·祭黄帝陵
1936年12月
中华民国2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1937年3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四言诗1939年6月1日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五 律
1939年7月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七律·忆重庆谈判
1942年秋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五言韵语
1945年10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注释
钟山：紫金山，天南京市东。苍黄，同仓皇。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4月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附：柳亚子原诗 七律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骥。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 泽 东 诗 集
---建国后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鬼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附：柳亚子原词
浣溪沙·和柳先生
1950年10月
颜斶齐王名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1950年11月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4年夏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1955年
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1955年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宠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6年6月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7年5月11日
七绝·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1957年9月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7月1日
七 绝
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马翁。1958年12月21日
七律·读报有感
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日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寻全球侵略者，惟余此处一孤家。
1959年
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59年6月
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59年7月1日 五 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1959年11月
七 绝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恋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1959年11月
七律·读报有感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黑，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1960年6月13日
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1年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2月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1961年9月9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61年11月17日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1961年12月
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1962年12月26日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1月9日
杂言诗·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63年8月1日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1963年12月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歌未竟，东方白。1964年春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1965年5月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965年5月
五律·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1965年7月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1965年秋
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1965年12月
七 绝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1971年9月以后
七 绝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1971年9月以后
四言诗·赠尼克松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1972年
五言韵语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1973年5月
五言韵语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1973年7月
七 古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1973年7月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973年8月
诉衷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1974年
七律·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京, 毛泽东乘火车“进京赶考”, 到197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巡, 26年风云变幻中, 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 他大多乘坐铁路专列。铁道部专运处至今保存着详尽的乘务记录。数据表明, 毛泽东曾72次乘坐专列, 共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了2 148天, 累计起来有5年10个月零23天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使用的专列由国产客车改造而成, 设备条件很差, 没有空调。1957年, 从民主德国进口一列普通客车, 配备毛泽东使用, 条件略有改善。毛泽东的专列外形与普通旅客列车基本相同, 为深绿色;车厢里是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和卧室, 带有独立卫生间, 警卫人员的岗位和休息室也在他的车厢里面。
毛泽东专列上的办公室摆有写字台、靠背椅、沙发和几个大书箱。列车上的会议室配有会议桌, 毛泽东经常在那里召集会议, 会见地方政府领导, 听取工作汇报。像在中南海一样, 毛泽东在列车上也是晚睡晚起, 彻夜读书办公, 有时连吃饭也手不释卷。
列车的卧室和餐厅是他外出生活的“家”, 陈设朴素简单。卧室里除了一张硬板床别无他物, 卫生间里的生活用品极为普通, 都是国产品。他在列车上的饮食从不讲究, 粗茶淡饭, 红烧肉是最好的菜, 辣椒却是一餐也离不了。
苏联首脑层最关心自己的领土安全，毛泽民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便紧急通知他汇报新疆问题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在苏联养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又给毛泽民带来指示：“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最新情况。”
进入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莫斯科首脑层最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新疆目前的情势令人担忧。新疆“八办”成立仅9个月，新疆督办盛世才与中共代表邓发之间即产生巨大的隔阂。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首脑层的高度关注。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苏联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1933年靠政变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的盛世才心机诡秘，他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了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新疆“八办”成为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教育厅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海外留学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支部书记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所领导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对的成功。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便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他向斯大林要“党票”，要支援，却被斯大林一一拒绝。盛世才败兴而归。他耿耿于怀，认定中共代表邓发在捣鬼，要在新疆向他夺权。
这时，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在迪化召开，会前会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更让生性多疑的盛世才怒火中烧。
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他认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在会上散发。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个很恼火，认为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
大会的成功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而参加大会的90%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与会名单恰恰又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
“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再也憋不住了，把所有怨气都撒在邓发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盛世才眼中的那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毛泽民也因财政厅档案室无端起火（疑似人为纵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的处分。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请病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盛世才曾几次约毛泽民谈话，发泄对邓发的怨气。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缺点。但方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盛世才一反常态的种种表现，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自习室，毛泽民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报告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他希望由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委会。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与他充分交换了意见。谈话后，毛泽民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在信中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塞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不久，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立即调回邓发，由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接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新疆“八办”负责人。
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民用犀利的笔锋戳穿王明的“天方夜谭”
毛泽民对新疆情形的深刻分析，以及在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将毛泽民的住处从中国党校搬到了柳克斯饭店。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他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马特维洛夫为毛泽民与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之间建立了联系，多次在其间传递指示和书信。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接到任务后，毛泽民集中阅读和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当他感到手中的学习材料还有欠缺，对于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时，季米特洛夫及时给予支持。苏共中央档案馆借出资料，提供毛泽民阅读。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毛泽民决定以一名中共普通老党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
毛泽民的《读后感》很快被译成俄文，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这份俄文文件通篇用铅笔做满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画了圈。从这些重点记号来看，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这些错误论点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这份《读后感》主要包括“痛苦的教训与经验”和“关于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两部分。其中对中共建党以来“左”倾错误的梳理和批判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而重中之重又是剖析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更加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在毛泽民阅读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时，当他看到米夫、王明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气愤至极，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以“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为题，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毛泽民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随后，毛泽民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天方夜谭”——对红军根据地，红军歼敌、缴获数字等不着边际的、连篇累牍的夸大和造假，给予不留情面的“回敬”。
王明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毛泽民援引王明的这段发言，以及毛泽民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注重点的双线。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都要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他对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有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动怒了！他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责成毛泽民，将其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着表中仅存的党员数字，毛泽民痛心疾首，“左”倾错误路线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
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愤怒的词语：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就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延安整风——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了近3年的时间。
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韶山农民，一个始终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工农干部，据他自己所述“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因此，我所知道的，也仅上述那很少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他在莫斯科对党的路线和政治斗争的脉络能梳理得这样清楚，分析得这样透彻？
毛泽民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经历了复杂斗争环境，加之兄长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党内问题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毛泽民和刘亚楼、林彪联署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导致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共产国际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央根据地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军花费多年艰苦努力创建并巩固起来的。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拥有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10万红军的中国国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在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那里的领导人陆续来到江西，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毛泽东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适合弱小红军作战特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当作“经验之谈”。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逐渐成了“光杆司令”，他的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摆开架势与国民党军“决战”，眼看着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苏维埃给与人民的果实被反动豪绅地主收回，红军空前减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听过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他还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有关调查材料不久将会正式公布。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以及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会议开始，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首先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随后，周恩来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起诉”作证。
第一个发言的是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刘亚楼结合红二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浴血战斗的经历，系统地陈述了李德所犯的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称作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1934年4月，在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和博古不接受毛泽东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进攻，以调动敌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全部武器、弹药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因后勤保障不利，杨至成被贬为队列科长，带领着工兵无休止地筑堡垒、挖战壕。杨至成越说越恼火，他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道：“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愚蠢的打法！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他简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巩固的苏区是如何被葬送，以及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当在座的外国同志得知，这位发言的中国同志正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胞弟时，无不投去好奇与钦佩的目光。
在接下来的会上，马特维洛夫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军事顾问。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执委会。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报告正是根据福洛林的要求撰写的。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他们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次错误的负责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
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把自己完全凌驾在党中央之上。毛泽民他们向“左”倾宗派主义奋勇宣战。在莫斯科拉开序幕的这场斗争，无疑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王明不能代表中共做七大组织报告！毛泽民义正词严。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所做的工作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准他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他的归期一拖再拖，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他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那个夜晚，毛泽民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和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
几天前（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诚恳地请他发言。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做”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他为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这无疑会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认真回顾了自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后的种种表现：
12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3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
毛泽民的心情很沉重，他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李德的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做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做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张闻天做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
这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3月初，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启程回国。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出具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毛泽东】推荐阅读：
毛泽东诗词赏析07-15
毛泽东诗词练习07-27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05-27
毛泽东传学习心得10-13
向伟大领袖毛泽东致敬05-27
毛概读书笔记 毛泽东05-31
我心中的伟人毛泽东06-09
毛泽东诞辰演讲稿06-13
毛泽东概论复习题06-28
《毛泽东调查文选》读后感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