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精选8篇）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 篇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强化各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职责，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效能意识，促进恪尽职守、依法检测，为服务对象和客户提供科学、公正、高效、满意的服务，根据《云南省质监系统行政问责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问责坚持权责统一、赏罚分明、责罚适当、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确保问责工作健康发展。

第三条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四条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对岗位职责内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各所、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所管辖部门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章问责事项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规检测；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康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野蛮、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工作不力、处置不当。

第三章问责方式

第六条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纯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按相应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条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１年内出现２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九条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服务对象、客户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问责程序

第十一条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院领导以及综合部门在业务工作、纪律检查、政纪监督、法制监督、人事和财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三、服务对象、客户的投诉和举报；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监督机关及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七、巡视（巡查）、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八、新闻媒体的报道；

九、本院干部、职工反映的突出问题；

十、其他渠道反映的情况。

第十二条经初步核实，如反映的情况存在，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是否启动问责程序的建议。

第十三条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启动问责程序。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四条调查组一般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五条调查终结后，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作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被问责人享有对所问责问题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申辩、申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七条被问责的行政负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八条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消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 篇2

一、为什么要建立健全问责制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 尽职尽责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要做到事事尽责, 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促使经营管理者按规矩行政, 另一方面对不尽职责、不恪守有序经营之道的行为, 要进行责任追究。因此, 在防治商业贿赂中, 建立健全问责制十分必要。

1. 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层面上看, 建立健全问责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 提升企业竞争力。商业贿赂使市场经济固有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不仅造成物价虚高, 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严重影响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 妨碍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问责制, 可以规范市场秩序, 增强经济活力, 进一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 从提升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层面上看, 建立健全问责制有利于规范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权力, 增强履职责任心, 防治腐败行为发生。商业贿赂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违法犯罪, 腐蚀了企业干部队伍, 影响了企业持续有效和谐发展。通过问责制, 可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企业干部从政行为, 有利于对权力制约, 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寻租。

3. 从企业文化建设层面上看, 建立健全问责制有利于打造诚信企业,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商业贿赂损害商业信用、败坏商业道德、恶化社会风气, 造成社会的道德滑坡, 助长了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等歪风邪气。通过问责制, 可以从思想上筑牢严防商业贿赂意识, 积极倡导诚实守信、公平竞争, 引导干部员工和广大经营者自觉遵守社会基本规范和商业道德, 推动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良好风尚的形成, 提升企业文化的教育力和影响力。

4. 从打造国际品牌企业层面上看, 建立健全问责制有利于维护国家形象, 提升国际竞争力。商业贿赂恶化投资环境, 损害我国国际形象, 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 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投资环境和商业活动的正面评价。通过问责制, 可以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为实施好互利共嬴战略,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怎样建立健全问责制

1. 一把手问责制

一把手作为企业的主要管理者, 对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各项措施以及实施手段的监控, 负有主要责任。因此, 凡在经营活动中违反经营规则, 擅自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都应该追究一把手的责任。

2. 违反内控制度问责制

会计信息失真、企业经营失败、各种经济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企业内控制度缺失有关。内控制度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监督的制度, 它是集投资、金融、管理、营销、法律、信息等综合知识为一体的, 是一种素质要求和能力要求, 控制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素质和能力作保证, 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作保证, 就一定会造成管理失控。因此, 对造成管理失控, 都要对有关人员问责。

3. 违反审批规定问责制

商业贿赂的症状在于权力私有化。大力削减人为权力和审批事项, 将审批权分解, 严格按照集体决策, 集体审批, 择优审核, 公开招标, 公正竞标的方法去办理, 就能根除产生商业贿赂的媒介, 大幅度地减少商业贿赂的机会。因此, 凡是不细化审批权限, 不分解审批权力, 大搞“一支笔”审批, 都要进行问责。

4. 审计不力问责制

审计制度是对会计人员所作会计记录, 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系统审核, 查明企业的经营或财务状况, 在此基础上提出审计报告, 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制度。随着新形势新任务的新要求, 审计的职责已不限于事后审核财政收支情况的消极查错防弊范围, 而应该积极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提出如何避免资产流失或控本增效的科学建议。如果审计紧紧停留在账面上, 审计不出经营活动中的非正常行为, 都要进行问责。

5. 公开不到位问责制

暗箱操作是商业贿赂的最终结果。凡是项目审批、项目招标以及重大事项安排, 都要做到全过程公开。修订完善“三制”、“三书”制度, 坚持重大事项及时公开、彻底公开。对于不落实公开制度, 或公开不及时、不到位、不彻底的, 都要进行问责。

6. 监督缺陷问责制

监督缺陷就是不制定监督制度, 不落实有关监督条例, 不创造监督环境, 不设立监督机制, 不支持有关监督部门专项清查, 不鼓励员工义务监督和拒绝媒体监督等, 都要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7. 处罚不力问责制

重点审办产权交易、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案件;严肃查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效益产生过程中, 有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有没有行贿受贿的举动, 有没有侵害国家利益, 多贪多占, 损公肥私, 中饱私囊, 坑害国家, 破坏公平竞争的问题。凡是对以上违纪违法行为, 熟视无睹, 姑息迁就, 处罚不力, 都要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三、如何积极开展问责

1. 要提高问责意识

一方面, 要加强反商业贿赂教育。扭转一些错误观念和看法, 使人们认识到商业贿赂不是交易活动中的“润滑剂”, 更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剂”, 而是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腐蚀剂, 必须认真加以治理;另一方面, 要加强责任观教育。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国家有关奖优、治庸、罚劣的法律法规, 解剖有关案例, 使干部切实认识到只有兢兢业业, 时时问责, 处处尽责, 才能够创造新业绩, 提升新形象。

2. 要制定问责办法

合理划分权责, 明确问责对象和范围, 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 明确机构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 并以制度形式规定问责执行者的职责。而且问责时必须要分析责任同事件的关联点和因果关系, 对于问责事件, 应该追究到哪一级的领导干部, 就必须追究哪一级的领导干部。问责中, 要认真分析研究事件本身内在的关联性和因果性。对过错行为的具体表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处理办法、审理程序等做出具体规定, 而且要注意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界限, 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界限, 前任责任和后任责任的界限。

3. 要建立问责体系

除有问责办法外, 还要进一步完善问责相互协调联动责任体系。企业财务、监察、审计、工会组织等各部门要相互配合, 加强协调和联系, 建立问责相互通报制度, 尤其是要支持职工代表大会的问责, 支持媒体代民问责, 并建立健全职代会和媒体问责相关制度, 切实保护职工代表和新闻工作人员参与问责的权力。同时要设置举报电话和网址, 便于职工群众举报, 进一步营造全员问责的良好氛围, 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增强问责合力。

4. 要完善问责程序

即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和问责的审理程序。在责任的认定程序中, 必须有明确的责任划分, 积极认定责任的归属和严重程度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中, 必须界定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对企业相关经营管理者进行问责。在问责的回应程序中, 必须清晰被问责的经营管理者, 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在问责的审理程序中, 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提出问责处理意见。有关监督部门在独立行使问责权时, 要严格把关, 保证质量, 把问责结果反馈纪检监察部门, 进行备案, 存入本人廉政档案, 作为干部使用和奖惩的依据, 确保问责结果落到实处, 增强问责防治商业贿赂的特殊功能。

摘要：在开展商业贿赂防治中, 对失职渎职人员存在着问责不够的问题, 使商业贿赂之风屡禁不止, 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 阻碍了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问责制。以问责遏制商业贿赂的发生。

关键词：商业贿赂,问责制,问责

参考文献

[1]李玉赋: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国监察》 (2008.4)

行政问责制有待完善 篇3

问责风暴近日越刮越猛。不久前，孟学农因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尾矿库溃坝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为“奶粉事件”引咎辞职，成为最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中下台的高级别官员之一。

在这两起事件中受到牵连而去职的还包括山西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书记和市长、临汾市市长等数十名官员。此外，在深圳火灾和登封矿难中，又有一些官员被免职。

如果说这些问责是因为出现重大生产事故和安全事故，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损，那么有一些问责则是属于细节上的过错，或是其他方面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四川省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中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3名官员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嫌喝的茅台酒价格太贵而打人被免职；河南漯河市裴城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因为给农民办玉米“砍伐证”被免职……

这些问责虽然标准不一，但都体现了从严治吏、执政为民，它既释放了管理好干部的信号，也是在以一种权责对等的方式给人民一个交代。而且，此次问责力度之大，近几年少见，凸显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决心和信心。它要让官员们明白一个常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要对得起人民，就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惩。

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在党纪和国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当中就有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6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也有着类似的规定，而且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而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我们党和国家有着问责制的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刚打开时的从严问责，再到非典时的大规模惩处失职官员，都体现着党和国家问责式的管理。毫无疑问，此轮问责风暴将更有助于推进行政问责向着制度化、常态化、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应当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对我们的管理体制和权力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它不但要求我们要以监管者的角色规范市场的运营，更要求我们以权责对等的理念为权力的合理运用划定界限。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就是对权力运用的一种常态化监督。它提醒着官员，不能“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当然，问责的标准也需要制度化的规范，写错别字是不是就一定要免职，免职后的官员们可不可以东山再起，都还有待细节上的规定。相信在今后的问责制中，这些都能得到解决。无论如何，伴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不断走向成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篇4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 行政 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

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2.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中担负领导责任的过失现实中关注的相对还比较少,行政问责制应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个领域。

3.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关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不作为行为。行政问责制不光要问责出现失误的行政行为,也一定要问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4.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对领导干部道德责任的问责是意义深远的,他们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义、诚信、健康的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其次,问什么人的责。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乃至各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对象自然是行政正职即“一把手”;但同时,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委员会委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活动当中,一般行政正职负全面责任,应对组织的行为全面负责,可是,在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当中,往往是由副职在事发后承担领导责任,正职却没有承担起于其权力对等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只处理有问题的直接当事人,而对其负有相应过失责任的上级领导却不问责。当直接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负主要责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应对该部门负责的上级部门所应承的的领导责

任。

再次,由谁来问责。重大问题出现时,往往是由政府责令相关当事人辞职,我们却忽略了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应由人大任免的,这样一来颠倒了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需要我们强调的是相应的问责权限应由相应主体实施,权力问责应向制度问责转变。

最后,怎么样问责,即按什么程序问责。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说来,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行政问责制要走向公开、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必需的。

针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一,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明确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动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导价值理念。这样才能从更高层次上确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继而促成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对社会良好的治理。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要转变理念,建立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监督意识,形成问责和被问责的习惯。

第二,健全我国现有人事制度。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要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晋升机制,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官员淘汰机制,使不负责任的官员被淘汰,保证问责制度的真正实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包括:1.基于权属关系的内部问责,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机关对责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体

系内的专门机构的问责,如监察、审计机关对责任者的追究;3.行政体系外部的问责,如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4.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大的监督。通过行政问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使问责制不但产生真正的约束力还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强化优化问责制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尤其是立法部门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例如在所有的问责案例中,由人大机构或人大代表主动提出对官员问责的质询案数量极少。推进政府问责制,其核心运行渠道是由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实施的问责。

第五,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赋予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透明行政、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应通过立法,对哪些信息必须公开、通过何种渠道公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政府为公众提供信息查询的义务及不履行相应义务的后果等做出系统完整准确的具可行性的规定,从而从法律的高度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决定着一个政府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是否负责任也成为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从根本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它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篇5

一、缺乏制衡，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反映。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必须实现体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培养公民问责意识，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形成多元主体问责网络，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行政问责制； 异体多元； 执政理念

自从行政问责制提出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条例、法规、规定、办法，通过行政问责追究了某些官员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官场之风，对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与实施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行政问责主体的同体单一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的转化是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着重阐述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价值理念及其构建问题。

一、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问责制转变的必然

同体单一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设计中，问责的主体是行政系统内的机关和相关人员，问责只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与非行政的外部机关、团体、组织无关或关系不大。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机关中实行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单一问责，主要有纵向问责、横向问责和专门机关问责等类型。纵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横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问责；专门机关问责是指系统内特设的行政监督机构进行问责，其相同之处都是问责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制作为学术语境专用话语是一个舶来品。2003年“非典”之后，对它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在行政权力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当看到，同体问责是一种主体单一的问责方式，问责方式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上级机构或领导

对下一级或同一部门内相关机构对责任的追究。同体问责有直接性、低成本、好操作、可控制的特点，它是现行行政问责体系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问责形式。但是，同体问责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体制不科学。同体问责的主体设置比较单一，缺乏制衡。它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问责，对体系中更高一层行政权力往往缺乏有效问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同体问责无法有效的解决。单一问责主体设置还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特别是处于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问责的效果。个人的责任心强，敢于和善于承担责任，就会更多地将个人行为置于问责框架下，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相反，就会凌驾于组织、制度之上，将责任视为儿戏，同体问责约束力就弱。依靠个人修养的制度设计很容易造成官员行为的出轨。二是问责范围较窄。同体问责易形成问责的内容狭窄，很多官员把问责的范围仅仅锁定在举报、重大事故、媒体曝光，或者上级指定查处的人或事上，导致问责消极被动，使得行政问责难以常态化，问责成了一种无奈的应付行为。加之，很多官员对行政问责的内容缺乏全面的了解，认为问责只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的，或有重大违法乱纪事件发生时才适用的，而属于日常行政职责范围内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影响小的事件往往被问责所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大错不犯、无所事事”的昏官则无法被问责的现象。三是问责力度较弱。首先，同一行政系统内部的纵向同体,导致下级只看重上级关注的问题与领域，甚至存在着为了投其所好或为了本部门利益，而有意规避和推卸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客观上弱化了问责力度。同一行政系统内上级对下级问责还容易把个人感情掺杂在问责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避重就轻、有意袒护和息事宁人的现象，上一级的问责主体常常成为下级的保护伞和庇护神。其次，同一行政系统内横向存在的不同部门，由于同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都是对同一个行政首长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复杂、利益紧密相关，造成问责中领导的意志和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影响很大、考虑过多，使问责力度大打折扣。最后，同一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问责机构，相对来说职责与任务更加明确，能够解决某些问责主体缺位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问责机构还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机构，行政隶属于本部门领导，其问责的独立性仍然要受到本系统领导的左右，受到部门内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使问责阻力较大，问责结果往往流于形式。四是问责效用难以发挥。问责的效用在于能够使公务员的失责行为得以追究，并给予相应的处罚，以达到警戒预防的作用。惩罚只是手段，使责任得以切实履行才是目的，而同体问责却使问责效用难以全面发挥。由于本系统、本部门内的同体问责缺乏透明性，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的行为，会使行政官员在承担责任时避重就轻，以引咎辞职、组织处理、行政处分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责任，使问责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失责行为难以界定，责任的真正承担者难以惩罚，惩罚的措施也难以达到警戒的目的。五是问责缺乏程序性制度设计。在同体行政问责制中，往往由权力大的人来确定和追究权力小的人的责任，实际运作的结果是权力小的人，责任越大；权力大的人，责任越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同体问责主体对问责的启动、内容、方式、结果、效能的规定实际上不清楚。如果存在程序性的制度设计，问责的启动是根据原则、按程序来进行的，就能避免了强者对责任的推卸与规避，对作为弱者的被问责方权力的保护也就有了依据。［1］目前同体单一问责中存在的职责不清、实效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

总之，同体问责由于本身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众多的缺陷，很难适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实现从同体单一主体向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

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问责的主体有多个，并且处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系统内，主要包括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新闻媒体、民主党派、公民等。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西方一些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于多元主体问责有较完整的论述，认为政府官员要受到四种力量的问责：一是民主授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政府专门的监督机构，三是行政系统内部机构，四是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如司法、公众、舆论等。这种问责不仅是系统内的问责，更是系统外的问责。这种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两者相结合构成的问责体系，可以较好地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监督问责。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遵循和体现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在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同的，所表现的价值理念也是有差异的。



异体多元问责是问责制进一步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的多元主体问责理论是建立在政治市场和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同样是自私的，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权力容易被滥用，所以人民要对政府进行限制，否则政府官员很容易背离选民利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是实现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的转变，这源于现代政府责任的内涵，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对人民负责，因为“只有受治者同治理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2］。这也是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人民主权论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政治理论。卢梭认为，人民通过出让部分个人权利缔结成国家，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利，并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利的滥用，因而政府的权利属于人民，政府的目的在于服务人民。人民通过选举用议会制来监督政府，媒体通过自身的特点来揭发政府的不良行为，人民通过成立团体或是行使个人权利来质疑政府的不合理行为，如此问责的主体便走向了异体化和多元化。

在我国，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作为自己的最根本的执政思想。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分水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4］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6］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监督政府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就必须让人民用更多的形式来监督政府，而多元主体问责就是监督问责的最佳选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成为了问责主体异体化和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2004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2006年，在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时，他又

明确提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诉求，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必须是负责的。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导向，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要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舆论、公民监督等等［8］。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实现的有效途径，而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问责制的内在要求，问责主体的异体化多元化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公共行政所提出的 “善治”理念，也为多元问责主体提供了一种价值解说。善治理论认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多元主体之间是权利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它表现在机制上必然是一种资助自治的网络，这一网络要求各种治理主体都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确立共同目标并相互信任、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9］善治的理念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体现民主社会的发展，这个理念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民主多元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善治理论要求政府的监督必须是多元的、网络的，这也为多元主体问责提供了理论支持。

当前，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异体多元问责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防止行政权利滥用的客观要求。行政权力具有管理领域广、能动性强、自由裁量权大、可以强制实施等特点，是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种权力。由于行政权利掌控着国家资源，如果利用不当，很容易造成行政机构膨胀，资源浪费，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因此 “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完全避免的”［10］。孟德斯鸠认为，有权力的人们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只有用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达到平衡。而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安排能够较好地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而行政权力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问责主体必须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弥补同体问责缺陷的必然选择。同体问责在实践中的诸多缺陷，可以由多元主体问责来弥补。第一，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减少人情行政。单一的同体问责易造成人情行政，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而多元主体的问责将问责的权力交给多个主体，因而减少了由于上级领导的偏好而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第二，多元主体问责可以明显提高问责的效果。由于监督是多方面的，行政官员就会时刻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会被问责，这样就在日常行政行为过程中实现了行政责任的明晰化，达到了通过行政问责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第三，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弥补同体问责的制度缺陷。同体问责制下同一行政系统中的行政一把手，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主体，常陷入无人问责的境地。而多元主体问责能很好地解决体制内最高领导无人问责的问题，把行政问责的主体从同体扩展到了系统外的异体，且问责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各个层级的首长和官员都是问责的对象，从而可以从制度上保证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三、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构建

从全国范围行政问责制实践的情况看，问责的主体还主要是强调同体问责，各地很少有关于异体问责的规定，更不用说多元主体问责。所以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实现政府自身改革出发，构建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为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行提供理论指导。

1.构建异体多元的行政问责体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的异体多元问责体系必须建立在五种力量之上，政府行政行为要受到这五种力量的问责。第一种力量是我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第二种力量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第三种力量是行政系统内的主管部门和专门机关；第四种力量是民主党派；第五种力量是来自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公民等。这五种力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立体网络，形成多元主体问责的格局。

要构建异体多元问责主体体系，需要有主有次，有所侧重的逐步推进。体系构建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如此的制度安排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和五种主体力量的各自特点决定的。

第一，共产党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共产党必须是问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不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府管理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特别是政府外党的系统对政府内党员的问责，不仅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更会起到领导示范作用，保证多元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共产党为多元主体行政问责的领导核心。

第二，人大是多元问责主体的中枢。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宪法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等，人大又与其他的问责主体紧密相连，是其他问责主体权利的保证。公民通过人大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人大则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特别是人大的重视，共产党要通过人大来领导国家，而民主党派最主要的参政议政的场所之一便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各个问责主体的枢纽中心，只有通过人大这个问责主体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第三，司法审查是多元问责主体的法律屏障。司法检察机关是一种重要的问责主体。特别是在行政问责惩罚手段上，行政责任不仅是撤职、罢免这么简单的行政处理，对违法者还要移交司法部门，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当行政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时，司法的问责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震慑那些不负责任和触犯法律的官员。司法问责既是最有力度的问责手段，也是其他问责主体的最后屏障。

第四，民主党派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是议政和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它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民主党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主党派多由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界别代表人士组成。各类专家和各类精英云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有利于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更好地发挥多元主体问责的优势。

第五，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是多元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通过法定渠道和特殊手段对政府问责，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是指社会上自发组成的、具有法律地位的一些团体、组织，它是政府外问责的主要力量。社会团体作为政府政策的直接受众，对政府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发挥社会团体的问责主体作用，有利于政府行为的优化，有利于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西方通常把新闻媒体称为国家的第四种力量，并认为媒体是监督公共部门，保证政府及其人员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力量。真正的媒体问责是指媒体人能够敢于且善于发现和揭露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在责任追究过程通过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保证问责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使之成为问责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人民群众是多元问责主体的基本力量。发挥公民的问责主体作用，是多元问责主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公民问责广泛化，问责体系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公民问责常态化也是多元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标志。事实表明，我国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绝大多数线索来自公民的举报。东西方的民主理论家都承认，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按人民的意愿行事，只有把人民纳入到问责体系中，实现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才有利于政府政策的优化，才能形成公民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目前，我国公民问责意识薄弱，公民问责缺乏组织保证，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多元问责体系的建立，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确保和维护公民问责主体地位的确立。

2.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

要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必须要使多元主体问责体系制度化和法律化，着力培育新型的多元问责土壤，革新原有的官僚思想，培养公民的问责意识和问责精神。

第一，实现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良好的制度设计是行政问责能够有力推行的根本保证。只有把行政问责的理念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确保问责主体的问责地位，问责才能有法可依，问责才能切实可行。如果没有问责制度的确立，问责制不过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摆设，一个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能跟进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的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12］。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就是将多元主体问责体系的构想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变成一种法律，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同时实现五种力量对政府的监督。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法律化不是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问责主体，而是五种问责力量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问责主体网络的形成，多元问责效用才能发挥。只有尽快推出行政问责法律法规，将多元问责的一些可行意见、规定等转变为法律，问责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培育公民的问责意识。多元主体问责需要有现代化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基础的，国家是人民的，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这种观念深入民心，人民才能踊跃参政，公民问责局面才能真正形成。在我国，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深，公民精神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公民问责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推进民主进程，加大民主宣传和普法教育；二是继续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地方，公民问责的意识就越强。所以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制，也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扩大政务公开，推行阳光行政。行政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是尊重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公民对政府和官员问责的重要前提。只有公民对政务知情才能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异体问责才能发挥作用。我国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还非常有限，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很少向社会公布，某些政府行为甚至还存在着暗箱操作现象。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13］。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实行阳光行政，政府就要定时向社会公布政务。首先，定时公布政府公共支出状况，加大人民对政府支出的监督，加强对大额支出的管理，对每次的超过一定数额的公共支出都要由人大通过后政府才能实行；其次，完善电子政务，使政府活动能够及时公开，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性，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人事任免的透明性、公正性，坚决杜绝买官卖官行为的发生。

3.完善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所谓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是指能够确保多元主体的行政问责体系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安排。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实质在于制定确保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途径，实现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转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健全机制：

第一，确保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发挥的机制。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必须继续推行党内民主。“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七大”报告又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我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严格要求党员，近年来推出了诸多党内条例，例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内监督现行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问责提供了依据。要从机制上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要从严治党，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一是加大对政府内党员的监督、问责。按照我国政治惯例和干部组织原则，行政一把手往往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及公务员是中共党员，只要党管好了自己的党员，建设责任政府就有希望。二是实现政府内党员领导干部的专职化，提高行政效率，尽量减少在人大、政协和其他公共部门兼职的现象。三是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民主。执政党的问责主要是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党的纪检部门的作用来追究政府部门中具有党员身份的行政人员的责任。四是进一步加强、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方式。

第二，畅通人大问责的中心枢纽机制。人大是多元问责体系的中心，而现在我国人大监督问责权还不完善，人大问责作用缺失严重、机制运转不灵，主要表现为人大主动问责次数少，问责的广度和力度不够。人大很少主动监督政府行为，我国人大的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很少使用。所以要发挥人大的中心枢纽作用就必须对人大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扩大人大代表的代表范围，体现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正公平。二是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逐步增大专职化人大代表的比例，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现在的人大代表大都是地方骨干，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专门研究问责，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有利于提高问责的针对性，提高问责的效率。三是细化人大问责的方式，完善质询、调查的程序。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和调查权，但不够详细，例如，若人大对质询结果不满意，具体应该怎么办，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积极探索民主党派问责的有效机制。探索民主党派问责主体的有效机制，是多元主体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宪法就赋予了民主党派监督政府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却很少使用，主要原因是民主党派监督问责缺乏科学机制。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民主党派问责职能，却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定，民主党派的监督问责权限就无法落实，也就很难设置专门机构来实施问责，从而导致民主党派的监督问责缺乏组织保障。所以，要发挥民主党派的问责主体作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决贯彻“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方针。各级政府应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特别是民主党派专家的建议，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专业优势，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问责权限，使民主党派问责法律化、程序化。三是成立必要的问责专门机构，提高问责的效用，为问责提供组织保证。

第四，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主体的机制。媒体问责是多元主体问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监督问责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加强，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节目，为媒体监督问责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媒体问责作为多元问责的一个重要主体，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的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政府决策的公开性，保证媒体的知情权。政府决策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公正性和真实性。二是在遵守行业规范和新闻法律的前提下，保障新闻报道自由，保障新闻机构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和评议权，特别是反面事件的揭露权。［14］三是制定《新闻法》，我国现在还缺少一步完整的新闻法，来规范和保证新闻媒体问责的权限范围，监督问责程序。规范和加强新闻媒体的问责作用有利于给行政问责创造一个良好的问责氛围，便于公民和政府的互动、沟通。

第五，确保和强化司法问责的有效机制。司法机关问责是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的底线，是其应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司法介入滞后于组织处理或行政处理的现象，甚至有些纪检、监察部门越权或违法行使职权，以行政处分、组织处理代替司法追究，使一些官员规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司法问责的力度弱化，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化司法问责机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完善：一是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有权独立行使各种权力，但是实际行使中司法机关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为此，可以改由上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直接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以免多头领导的矛盾。二是改革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方式和人事制度。为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建议全国各地的司法经费由公共财政统一支付。改进现有司法人员的选拔制度，司法机关的人员必须有自己严格的选拔制度和任职制度。三是必须建立检察机关与政府监察机构、党的纪检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

第六，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问责的机制。广泛的公民参与是多元主体行政问责体系完善的标志。在我国，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还比较差，而良好的制度安排对公民问责的顺利实行至关重要。当前，要保障公民问责主体地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拓宽公民参与问责的政治途径，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形成一个政府与公民能够互动沟通的秩序。“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订过程和政策制订内容的界定和参与”［15］。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有利于多元问责主体的完善。二是健全信访制度。信访是我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逐步完善，通过公民的信访，揭露和查办了一大批有问题的官员，保护了公民的利益。但现有信访制度还需进一步改善，例如应加强对上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的打击报复。三是加大民意调查。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意，政府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为人民服务。我国现在关于民意调查的机构还很少，调查的手段还很有限，人民的很多意愿还不能充分表达，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完善民意调查的机制，加大民意调查的范围，让政府政策能更好地代表和体现民意。四是继续改进听证会制度。要对听证会制度的程序进行详细规定，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回应。［16］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主体是一个多元的问责主体系统，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各问责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组成一个相互补充的问责网络，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虽然当前我国问责制多为同体问责，但是向异体多元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多元主体问责体制的不断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地方行政问责制立法调研报告 篇6

一、地方行政问责制立法遇到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制立法主要解决：“问谁的责（问责对象）？谁来问责（问责

主体）？问什么（问责范围和内容）？怎样问责（问责程序）？目前，各地在制定行政问责立法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法律依据滞后

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地方立法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难免出现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现象，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流于形式。

（二）地方立法注重规定同体问责，忽略规定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应当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前者是指来自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其问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后者是指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问责，其问责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由于行政问责上位法律的缺失，地方问责立法往往是政府立法，而政府立法只能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不能规定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的义务，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问责主体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启动按钮在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手里，问责往往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说，由最高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什么样的事情需要问责，什么样的事情不需要问责，问责的力度如何，什么样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承担责任；最高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实践，其力度也大，最高领导有其他考虑了，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同时地方立法也只能规定行政体系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而在最关键的地方无人问责会造成责任体系中根本环节的缺失。

（三）地方立法对问责对象规定的不够全面

公务员的区分按照任期与任用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按照职位与职务的不同，划分为领导职务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都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应当无一例外地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目前，在行政问责上由于无相关的上位法律规定，一些地方政府在立法时往往都把行政问责的对象局限于行政首长。把数量众多的一般行政公务人员被排除在行政问责的对象之外，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四）地方立法对问责范围规定宽严不一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制度，其问责范围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职责，也就是“不作为”；所谓“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和时限履行其行政职责，也就是 “乱作为”。问责的范围，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宽有窄。主要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不严格依法执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以及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行政问责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重大安全事故，还包括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监管不严、违法行政以及行政不作为等许多方面。然而，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五）地方立法注重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淡化对行为本身问责

由于地方在问责立法缺乏上位法依据，立法在问责范围的界定上也只能参照被问责的事例中进行界定，如，“非典”、“松花江水污染”、“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湖

南“嘉禾违法拆迁”案、“海宁大火”事故、“沱江特大污染事故”包括即将启动问责程序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对问责范围的界定往往注重对行为产生严重后果或者严重不良影响后果，才对其问责。地方立法上也都参照上述做法注重对行为的后果问责,如，规定“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出现重大事故或造成社会不良社会影响的、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等等。这样规定是应当的，但是造成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有明确的处理规定，问责主体往往依据上述文件对其作出处分决定，制定的问责规定也只能起到“震慑”和“警视后人”的作用。对目前还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或者未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后果的，也就是“有事但没犯事”的还不能对其问责，存在极大的隐患。因此地方立法注重既要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更要对“乱作为”和 “不作为”行为本身问责。

（六）地方立法对责任形式规定的不够全面

对公务员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被通报批评、行政追偿、行政处分以及刑事处罚等。而对于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来说，其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包括：被通报批评；赔礼道歉、承认错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返还权益、恢复原状、停止违法行为、履行职责、撤消违法的行政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行政赔偿。过罚相当原则要求根据责任人的过错大小确定适当的责任形式，在行政问责立法实践中，不论责任大小、有无过错，动辄就是引咎辞职。这样规定，其结果有两种情形：其一，轻责重罚，使本来没有过错或过错较小的人，不适当地承担责任或为下属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其二，重责轻罚，使本来应负更大责任的人避重就轻，利用引咎辞职来逃避党纪、政纪和法记等其他处罚。

（七）地方立法对责任追究的规定存在弹性

政府立法往往对被问责对象追究责任方能做原则规定，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容易受领导批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存在畸轻畸重的情况。主要是行政问责的法律不够完善，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其次是行政问责主要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其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一旦出了问题，只要新闻媒体未报道、上级领导没批示，就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再次是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二、完善行政问责立法的基本思路

行政问责立法的目的在于约束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监控行政权力运行效益，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误与紊乱，实现行政问责惩罚和教育、安抚和补救、警示和预防的基本功能。

(一)确立责任行政理念

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问责立法必须根据法治社会的要求，实现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通过立法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转变观念，提高对依法行政的认识，充分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改变原来“重权力、轻义务，重管理、轻服务，重行政效率、轻行政程序”的观念；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履行法定职责；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避免或减少越权、失职等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实现立法所预期的目的。

（二）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追究的活动，必须有特定的主体负责。因此，在行政问责立法中，应当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设定问责主体。违法行政行为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问责主体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将问责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的主体，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二是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第二，划分职责权限。不同的问责主体有着不同的问责对象、惩戒权限和工作方式，应当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功能互补。权力机关的问责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正副职以及政府组成部门的领导人；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在其任免权限内对本级或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司法机关对行政公务人员的问责只能通过个案的诉讼来实现。第三，规定问责机关与公民、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之外的公民、组织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不能对问责对象作出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向有关的国家机关反映，或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揭露、曝光，以引起问责机关的注意从而启动行政问责。而这些内容，地方政府规章难以作到，需要通过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来实现。

（三）拓宽问责适用范围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拓宽行政问责的适用范围，应当从问责对象和问责内容两个方面入手。应当将行政问责的对象从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行政首长，拓展到所有行政机关和全体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要担负着行政职责，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其次，地方立法将行政问责的内容从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拓展到对行政行为的“乱作为”和 “不作为”行为本身问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四)明确责任认定标准

在规定行政问责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考虑问责对象是否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之分，只有在未履行法定职责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故意或过失。责任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等因素。

(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7

1 行政问责的涵义

最早对“行政问责”作出明确界定的是美国学者杰伊·M·莎夫里茨, 在其1985年出版的《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一书中, 对行政问责的概念进行了规范, 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官员, 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根据这个界定, 笔者认为行政问责的内涵应当包括几个方面:首先, 行政问责的对象, 是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官员。就我国的情况来看, 问责对象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及公务员, 但主要是指各级行政官员;其次, 行政问责的范围具有广义性, 无论是行为人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还是社会范围内的行为, 只要其行为造成了损害性后果, 行为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最后, 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问责的过程应该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多方面的程序要求。

2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起步不久,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问责内容过于狭窄。

从行政问责的严格定义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员的问责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既包括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 也包括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然而, 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 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 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监管、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 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 而不能全方位地对行政权力起到约束作用。

(2) 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

目前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多, 但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 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其强制规定。部分法律法规缺乏操作性, 导致面临实际问题时执行难的问题。问责制不在“人”, 而在“制”, 要解决问什么事的责、问谁的责、谁来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等一系列的问题, 就必须依赖健全的法律制度来提供制度支撑。目前我国问责制实践中还带有大量的人治色彩, 在一定程度上看, 目前的问责制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人治式的问责”。

(3) 偏重同体问责, 缺乏异体问责。

同体问责是指在行政组织体系内, 具有隶属关系的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的问责行为。异体问责是指来自于行政系统之外的问责。当前, 我国的行政问责多数属于同体问责, 异体问责相对较少。这种问责方式存在许多问题, 特别是容易导致上级对下级的庇护而从轻处置, 问责的随意性较强, 使问责的效力大打折扣。从世界范围的行政实践来看, 同体问责的效果都不甚佳, 因而多数国家倾向于异体问责, 应该说异体问责是一种更为客观、有效的问责方式。

(4) 行政信息偏在问题严重。

信息偏在或曰信息不对称, 是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只有政务公开, 保证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才能真正发挥问责的作用。虽然我国从2008年已经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政府对信息公布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全凭行政机关自己判断, 难免导致信息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 社会公众难以获取全面的政府信息。这样, 公众很难及时发现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失职行为, 从而使得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由于信息的缺失而变成虚监或弱监。

(5) 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行政管理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生态。在一定的国家和社会中, 其整体的文化因素构成行政管理的特定文化背景。而文化具有继承性, 当代行政文化不能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承认传统文化积极作用的同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糟粕。由于受两千余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行政文化中的“特权”观念、“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 至今对行政管理活动产生着深远的负面作用。在“特权”观念、“官本位”观念影响下, 官员关注的是自身官职的大小, 自己能够享受到的特殊利益的多少, 而忘记或忽视了自己身上肩负的行政责任, 形成了“对上 (负责) 不对下 (负责) ”、“位高权重责任轻”的不良行政现象。甚至部分行政官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 变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资本。

3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 拓宽行政问责领域。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 应当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因此要突破事故事后责任追究的局限, 拓宽行政问责的适用范围, 对在决策、用人、监管、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等方面的领导责任都要予以追究, 严格要求官员及公务员公正执行公务、恪尽职守、不谋私利。不仅如此, 问责的范围还要由做错事情追究责任, 向因不作为而引起损害性后果拓展, 将问责的内容真正贯穿到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走向规范化发展之路。

(2) 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为了避免“运动式问责”、“人治式问责”的发生, 必须加快行政问责法律体系的构建。目前, 虽然我国各地政府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问责的条例、规定, 但尚未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 这导致各地政府问责状况参差不齐, 问责标准大相径庭的局面。各地问责办法不统一, 从问责对象到承担责任的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类似的行政责任在此地被问责而在彼地不被问责, 在不同地区被以不同缘由问责的现象, 各地处理轻重不一, 导致问责不公。因而亟需加快立法步伐, 尽快完善行政问责的各项规章制度, 以提供一套科学、统一、规范的问责依据, 早日实现行政问责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法制化、制度化。笔者建议由全国人大统一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 由各地遵照施行。唯有如此, 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在行政问责方面存在的法律缺失, 发挥出问责制应有的制度效应。

(3) 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应该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除了来自于行政组织体系内部的同体问责, 来自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异体问责也必不可少。异体问责主要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司法机关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政府的问责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 加之偏重同体问责, 在实践中难免存在问题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异体问责力度不够, 并且经常处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来看, 要使行政问责更好地发挥作用, 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 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问责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 还须将上述的异体问责途径与同体问责途径有机结合, 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网络架构, 以其强大的问责合力来规范行政官员及公务员的行为。

(4) 切实公开行政信息, 防止信息偏在。

建立问责制必须使政务信息公开, 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消解信息偏在。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关于代理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在最大程度上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在政府和公众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利要求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向他们公告其所想知晓的行政信息。因此, 各级政府要严格遵照国务院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信息公开, 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等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他所有政务信息必须予以公开。使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掌握充分的信息资源, 真正将政府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5) 构建行政问责文化。

推进行政问责制, 必须加强行政文化的建设。在“官本位”观念、“特权”观念严重的行政文化环境中, 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困难重重。真正的问责, 既来自于制度的安排, 也来自于民众与舆论的监督, 还来自于官员的自身素质, 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只有将以人为本观念植入问责文化, 并内化于人们的潜意识中, 才能使问责主体在日常工作行为中自觉地利用其问责的权力和机会, 真正发挥问责的监督制约作用。政府问责制必须建构在一个民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官员要坚定“民本”意识;自觉加强自律意识和公仆意识, 依法行政,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史辉.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J].南都学谈, 2006, (6) .

[2]戈登·塔洛克著, 李政军译.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69-70.

[3]周玲, 员智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思考[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0, (2) .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4.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 篇8

一、行政问责制概述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功能是可以对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可以起到监督、惩处、教育和预防的作用。实施行政问责制，对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帮助我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巩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确立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政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自建立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由同体问责逐步向异体问责转变，但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权利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且缺乏独立的行政问责机构，导致行政问责的裁定权仍然由相关部门的上级领导机关把控，公民及各类社会团体缺乏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不具备发动行政问责的权力。

2.问责程序不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在行政问责上缺乏可操作性，上级领导可以随意接入下级单位的行政问责，进而导致问责程序不规范。

3.惩戒措施不严厉。当前，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条文存在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且更多的行政部门内部的同体问责，惩戒措施由行政领导决定。一旦出了问题需要行政问责，而若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或新闻媒体的报道，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惩戒措施相当随意，甚至几乎没有。即使迫于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由于当前行政问责存在较大的自有裁量空间，也会尽量选取较轻的行政惩罚措施，出现处罚和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

4.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适用于行政问责制法规条例都分散在各种法律及政策文件中。而且适用于行政问责的部分条文规定在惩处的尺度、问责的范围等都不尽相同。并且缺乏独立的审核部门和监督机制，广大民众和社会团队缺乏对于行政问责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这对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加强和完善也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水平。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与制度建设。首先，应积极加强行政问责的立法工作。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的作用，必须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并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的主体与范围，允许民众和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最后，要严格执行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避免流于形式，提高行政问责制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2.进一步完善异体问责机制。当前，行政问责中主要采用同体问责机制，为了更好的促使行政问责制发挥作用，应逐步采用异体问责机制。积极引入人大、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各种机构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个人的方式对违规违纪的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并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的问责的范围和程序，形成一种程序完整、监督有力的异体问责机制。

3.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政府官员，务必要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于违法违纪或严重腐败的官员，在行政问责的基础上，应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要使违法违纪的官员承担其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4.应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程序。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程序，是增强行政问责可操行性的关键环节。对行政问责的程序一般包括的行政问责的启动调查程序、问责决定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公众媒体的监督程序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在对违法违纪官员进行问责是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能够进一步确保行政问责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四、小结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措施，构建现代服务型、责任性政府的必由之路。虽然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依然有很多的不足，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制度化建设的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必将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红艳.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J].河北法学,2010(9).

（作者简介：刘益纶，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08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