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文化维度

缺失的文化维度（共9篇）

缺失的文化维度 篇1

维度的缺失：文明比较研究的误区

文明从结构学角度考察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和精神结构;从功能学角度考察是人的一种生存样态;从发生学角度考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等值尊重，人的本质得到越来越全面和丰富的展现的过程。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架构中，因此，对文明的科学考察必须将时间维度(发展维度)和空间维度(结构维度)结合起来，既考察其发展的阶段性，把握发展的类型特征，又考察其结构的规定性，把握结构上质的同一性。以往文明比较研究的误区在于，在方法论上割裂了时空维度，使比较抽象化，导致比较结论的莫衷一是，对外来文明态度的根本对立。

作 者：吴克昌 WU Ke-chang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年，卷(期)：24(6)分类号：G04关键词：文明 比较研究 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 civilization dimensions time dimension space dimension

缺失的文化维度 篇2

一、德育实效性有待创新

目前大学德育始终缺乏与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 致使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1. 理论认知不深。

由于德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多是单向理论灌输, 缺乏实践环节的感悟和体验, 不注重解决学生思想和认知上的困惑, 在知情意行思想转化的整个过程中, 很多人停留在第一步“知”那里, 上升不到道德情感的高度, 也难以引起学生思想的共鸣, 更无法从心灵深处触动学生的情感。

2. 了解社会不多。

目前德育理论课与实践教学两支队伍单兵作战, 各管一片, 力量分散使育人效果相互抵消, 大家的视野仍然局限于课堂教学, 始终没有走出理论说教的误区, 青年学生因为缺少火热的社会生活, 总觉得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奉献谈起来很空洞、离自己很遥远, 不了解社会和国情。

3. 主体责任不强。

从小独生子女的生长环境使大学生形成了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不愿与人交流沟通, 组织协调能力差, 由于缺少去广阔天地间接触和感知最鲜活、最生动的生活历练, 在人际交往中缺少自醒和自信, 在现实中不懂得珍惜和感恩, 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得不到锻炼, 难以唤醒德育主体意识。

4. 认同效果不大。

近年来德育的实践教学几乎停留在搞几个情景教学, 带学生下去做几次社会调查等浅层次上, 缺少统一规划、统筹管理, 缺乏内容的系统性和时空的持续性, 很难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理论的认同感, 不懂得关爱和奉献, 也不了解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 使德育工作经常处于尴尬地位。

二、文化调节的德育内涵

文化调节德育并不是一种主观的随意组合, 其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德育与文化在精神本性上的协调一致、在育人功能上的互相承载, 文化性是德育的内在属性, “通过文化关照, 使德育深入心灵, 进入头脑, 使被教育者‘心悦诚服’, 最终实现文化自觉。”[1]

古人把德性认知活动看作是人的本然存在, 明确“尊德性而道问学”是成就君子人格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在大学德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合理精华, 如:见利思义、宽容敬爱、励志奉献、自强不息等, 它所倡导勤俭诚信的人格修养, 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 注重人际之间的道德伦常调节, 以及执中尚和、推己及人的文化精神, 是大学德育的重要指南和充足养料。将这些思想道德原则传递给学生, 播撒到学生的内心深处, 让学生们在温和浓厚的人文氛围中启发心智, 在潜移默化的服务学习中调节德性, 从而激发其内在的道德认识, 开启学生思维智慧, 引导德育对象秉持一定的价值取向, 主动接受一定的行为准则, 分辨是非、善恶、荣辱, 使“知者不惑”, 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内自省, 自觉地追求真善美, 并向着德育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处事智慧, 以文化的内在属性来观照大学德育, 是“人们既有地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 承载着德性的基本价值取向”, [2]立德树人不仅是大学德育的终极目标, 也是文化调节的至善追求。大学德育中的文化调节是高校教育者根据社会和青年学生的一定需求, 采用一些有效的文化手段, 通过一系列文化认知活动的调节以及文化育人氛围的营建, 进一步把文化调节融入到大学生的道德养成过程之中, 让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孕育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文化认可和德性养成之中接受并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 并将德性文化知识内化、积淀和渗透于心理结构之中, 自觉地将其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思想品德和心理行为等人格修养方面的教育活动过程。

三、文化调节的德育维度

1. 文化调节激发主体意识。

人是文化的主体,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 只有把文化渗入德性养成之中, 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 才能充分彰显出主体人的本质特征。“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 [3]激发学生自觉进行思想转化的潜能和愿望, 提升自我品行修炼, 实现理想德性人格。首先文化调节是主体自觉的前提与基础。其次文化调节是主体自信的动力及保证。第三文化调节是主体自强的手段和方法。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物, 但其能够引导主体发展方向, 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 使作为主体的大学生在对未来的预期中不断超越自我, 以顽强的意志力面对各种矛盾和困惑, 克服千难万险以完成自身的美好愿景。

2. 文化调节指向生活体验。

文化来源于生活, 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 如果没有文化的浸润和推动, 我们的生活与动物没有区别。“道德存在于人的整体、整个生活之中, 不会有脱离生活的道德。品德的培养应当遵循一种生活的逻辑, 而不是一种纯学科的逻辑。”[4]寓含丰富文化资源的生活是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的最好形式, 只有让学生带着由课堂教育所激发的内在心理矛盾和思想疑惑到生活实践中去体悟揣摩, 才能深化对理论的理解, 达到思想与情感的认同, 进而外化为行为取向, 这就是实现文化调节德育的生活化内在逻辑。大学生思想的感悟、提高和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 文化调节需要以生活化的持续时空为依托, 还需要一个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动态情境做保证, 火热生动的社会生活是青年学生最好的教科书, 它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思想转化和持续感悟的历练时空, 从培养大学生的情商入手, 通过把学生感兴趣的各种生活实际问题当作教材, 模拟再现生活场景, 让学生们“在践行中反复对照角色、相互比较学习, 感受自身价值, 进行实训演习”, [5]真切地感知如何做事与做人, 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知情意信行思想的转化和提升。

3. 文化调节回归伦理关怀。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 优良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价值的养成, 表征着文化的伦理深度和高度。”[6]一种没有或失去伦理信念支撑的文化是没有灵魂的文化, 也不可能担起塑造“道德人格”的使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一种优良的文化观念或实践一定伴随着优良的精神生活形态, 而野蛮的文化定会导致一种不合理的伦理信念。也就是说, 人的道德良知、人们所崇尚的美德, 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由文化所缔造的, 如果没有文化的滋养与支撑, 德育进展则难以取得实效。面对当代中国文化在审美情趣和道德价值标准的评判方面日益多元化的倾向, 特别是这一倾向不可避免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现实, 文化要真正代表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必须以强有力的引导性实践, 进一步淡化说理性的知识传递功能, 以具有思维创造力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行为, 通过真实的道德情境引导学生发现和感悟生命成长的伦理需求, 促成青年养成优良的道德风习, 从而建构和重置伦理生活经验, 提升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进步。这样才能避免被媚俗的潮流同化, 青年也才能找到合理的伦理关怀, 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 否则势必会导致个体道德心理的荒芜, 出现道德约束和伦理底线的丧失。

摘要：大学德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启迪人生的教育, 除了需要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导向外, 更需要借助文化德性的浸染和滋养。从文化调节视角来审视和剖析德育, 加强德育中的文化调节力, 全面厘清文化调节的德育维度, 形成大学生知情意信行以及思维创造等方面和谐发展的比较优势, 实现文化先进性和德育有效性的双重建构, 是高校提升德育工作实效性改革与创新的根本要求和生命力所在。

关键词：大学,文化调节,德育维度

参考文献

[1]金雁.文化视域中的大学德育[J].江汉论坛, 2008, (10) .

[2]李兰芬, 王国银.论德性的文化视域[J].哲学动态, 2007, (11) .

[3][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阿邹进, 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4]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5]刘晓霞.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论一体化”教学实践解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1, (11) .

家族传承的文化维度 篇3

对于大多数的“创一代”而言，财富的传承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而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却还处于摸索的阶段。多数人在心理上非常认同家族精神、家族文化的传承比物质财富的传承更重要，来自台湾的“创三代”黄衍嘉就是其中之一。

三代族人与酒结缘，创业不易

东朋贸易是公司台湾知名的家族企业，三代与“酒”结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衍嘉的外婆在码头奔波时，认识了很多船员，船员可以带回很多日本、美国或者香港的舶来品，有生意眼光的外婆就先跟当地人下单，然后转手卖给当地人。当时很多人有买洋酒的需求。父亲黄平海为了帮助外婆，从香港举家搬回到台湾，帮她卖酒。

1985年，台湾首次开放洋酒进口时，父亲黄平海即成为加拿大饮品巨人锡格蓝洋酒公司台湾区总经销商，引进马爹利系列以及芝华士、皇家礼炮，当时美国产品受到各阶层消费者的青睐，从行销渠道到消费者，这在当时掀起了一阵风潮，黄平海经销的洋酒当时占据了台湾市场50%的份额。

2002年，黄平海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在经营人头马时与旗下的豪华奢侈品牌“路易十三”创下全球销量之首。2005年黄平海成为格兰父子公司系列格兰菲迪的进口商，同时把此品牌在中国的单一纯麦威士忌销量带到领先位置。2014年，黄平海获得拉菲传世干邑在大中华地区（澳门、香港、中国内地）的总经销权。

如今家族的接力棒传递给了第三代，黄平海的儿子黄衍嘉身上。黄衍嘉不同于父亲经营烈酒，在他眼里，红酒市场更别有一番天地。他在上海外滩经营的NAPA酒窖享誉一方，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爱酒藏酒的社会各界名流。

酒文化的传承迭代更新

加拿大的锡格蓝家族旗下的马爹利系列以及芝华士的品牌后来卖给了法国保乐力加集团（pernod ricard）。因为当时，锡格蓝家族的第二代认为做酒不过是在贸易市场买卖产品，当时做娱乐产业前景似乎更好。于是合作了多年的锡格蓝家族就这样决定改弦更张，购买一家唱片公司。当时还在加拿大留学归来修读商科的黄衍嘉对家族遇到的棘手境遇记忆深刻。他感叹，我们做代理的有时不得不面临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品牌走了。直接后果就是，选择的渠道和制造商都随之改变，所以当时父亲带家人撤回了加拿大。

谁也不曾想到，契机的转折点源自一纸合约的签署。中国在2001年如愿拿到WTO的通行证。正因为此，家族才得以进入中国市场打拼出一番天地。

黄衍嘉感谢老爸给他铺垫的中国市场渠道。在2001年始，家族企业就已经在和人头马合作，把当时的货铺得“漂漂亮亮”。

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黄衍嘉发现只有芝华士，不然就是JOHNNY WALKER“黑牌”的垄断，当时没有一个人认识“单一纯麦威士忌”，所以企业推销得很辛苦，要一直跟人解释“单一纯麦威士忌”的品质有多好，但店家关注点总是费用。而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抢“单一纯麦威士忌”，而“格兰菲迪”这种几十年的品牌，一到国内就全买光了，“纯麦威士忌”更不用讲。

保存与开拓并行不悖

三十余年在酒的圈子里摸爬滚打，并且传承了两代人，对酒类经销商来说殊为不易，因为酒永远是一种易于购买、口味偏好更迭迅速的快速消费品，经销商而非生产商要想得到消费者的长久青睐并非易事。而黄衍嘉带领他的家族企业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

被问及消费者为什么会信赖你们的家族企业，黄衍嘉归功于父亲给家族品牌建立的诚信。“客户可以去其他很多地方拿到威士忌，为什么会想在我父亲这边取货？因为客户对于我父亲有一种信赖，我父亲是采用一个非常传统的营销方式，更特别的是我父亲其实是完全不喝酒的，他很会品酒，喝一口就好。我们的品牌靠的还是真诚和信誉。”

作为企业的第三代，黄衍嘉并非激进的热血青年，凡事都要推倒重来，他思考的更多的是要怎么把家族文化的特色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他眼中，家族企业最重要的路、 最有特色的框架都是父亲以及一些老前辈打造的。现在的年轻人拥有的可能是先进、便捷的生意手段，但是如果说到开疆辟土，还是要从老前辈那里寻找起点。“他们给我们框架，最重要的是应该要怎么去好好地保护自己公司的名誉，这是最重要的。”

“自缢门”背后的华为文化缺失 篇4

张锐自缢后，张锐父母与华为公司进行了三次协商，华为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刚表示，根据公司规定只能给予1万元的安抚费。他说，张锐是自杀而且发生在公司外，其死亡并不在公司的员工伤亡补贴制度之内，这1万元也是公司对家属的慰问。

张志刚承认华为公司的员工的确都有压力，但对于张锐来说，压力实际上远没到把他击垮的程度。他说，张锐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没有转正，也不能独立承担项目。

以上事件散见于国内媒体，大家对于一个年青人的离去都表示了扼腕和不解，按照公关的处理方法，华为应该做什么?而华为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华为的情况通报――

情况通报 公司全体员工：

沉痛地向大家通报，公司员工张锐(工号69016)，男，年龄26岁，毕业于武汉大学，5月11日加入华为，参加为期二周的大队培训后，于205月25日到华为供应链管理部报到，工作岗位为物料品质部元器件工程师，试用期期间未分配正式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物料品质相关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

该员工于7月17日起请假，7月18日下午被警方发现在某小区自杀身亡。

自杀的原因警方正在调查。公司对张锐的情况表示惋惜，并已成立小组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特此说明。

人力资源管理部

二OO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笔者看到华为的情况通报，第一反映是华为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要不怎华为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处理问题方式如此欠妥;第二是如果“自缢门事件”给华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人力部的“张锐选择了这条路，将痛苦留给你们，也给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说法则更把华为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将使华为遭受媒体和网友的集体攻击。

关于“自缢门”事件，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人才观，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个中国的故事：

燕国的昭王即位以后，为了要复国中兴，就广求天下良才，交接贤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谋大事，

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机会，去对燕昭王说，你如果要招纳天下贤士，就先把我这个并不见得有特殊本领的人高抬起来，那么天下的贤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国来效力了。燕昭王问他，这是什么道理?他说，从前有位喜欢千里马的国君，出千金的高价去找。后来派去买的人，花五百金买了一具千里马的骨骼回来。这位国君起初很生气，但派去买马的人解释说，连死马都花高价买了来，更何况活马呢!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千里马很快就会来了。果然，他爱马的名声传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马。现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这里，自然天下贤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国来了。燕昭王听了他的建议，用了他，后来果然许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国。

我们不能完全根据“华为回应”断定他们将流失很多人才，但是一而再的事件发生却凸现出华为处事缺乏中国智慧。按照公关管理ABCD 理念association(联合)、believe(信任)、communicate(沟通)、driving(推动)来看待华为事件，我们发现华为对于媒体和公众没有任何的“联合”手段，比如在网站专题开展“职场压力”专题，使公众由“自缢事件”转向到“生存压力”，进而理解华为。在公众联合的处理上，华为没有动作，就意味着不及格。从“信任”角度看待华为，华为显然站在了公众的对立面，回应仓促，而且措词不诚恳，直接影响“沟通”效果，那事件自然不会由华为来“推动”发展，所以使这次事件变的对华为更加不利。

1万元的安抚费绝对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这件事情的处理由两个核心，是考较企业文化和企业高度的：第一是公众理解华为，明白事件本身和华为企业关系不大，其实当一个员工心理极度脆弱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华为需要大家的理解，而更多的“张锐”们则需要全社会的关怀。第二个问题是取得张锐父母的理解，通过张锐父母传递华为的爱心。在山东，也是两家全国知名的家电企业，前后都发生过员工死亡和游客被点击的事件，但是两家企业显示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底蕴，把员工死亡事件变成了企业的宣传机会，在各地卫视专题中“企业关爱死者 爱心传递”的新闻使企业获得了无数的赞誉，这就是企业智慧的不同，华为强势的忘记了“危机也是机会”，冷漠的结果自然是大众的敌视，谨慎!

春节文化缺失感想 篇5

如今，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变迁，人们心中对所谓的传统，看得也是越发的淡了。春晚的3D效果做得一年比一年好，看得人却是一年比一年少，甚至今年出现了“春晚睡觉姐”这样的“明星”。当除夕看春晚，渐渐演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任务式的无奈，春节也变成了表面上单纯的庆贺，那是何种的悲哀呢！

国内，面对春节一片淡然。反倒是国外的一些大城市中，敲锣打鼓，舞龙舞狮，欢庆春节，合家团圆，一片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我们几个勉强撑住门面的活动，与之相比，怎一个“悲”字了得？那已不仅仅是“辛酸”，更多的是“心酸”，是对传统文化缺失的无奈，是一种对冷漠人世的透彻心扉的寒！

缺失的文化维度 篇6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古诗英译中由于文化背景和隐喻模式的不同会造成文化缺失.使古诗词的意境和音韵之美难以表达.为此,在翻译中要在源语的隐语模式下进行语言选择;寻找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唤起读者美感的表达方式.

作 者：杨秀芝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40 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年，卷(期)： “”(1)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   古典诗词   前景  

缺失的文化维度 篇7

在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中,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如果一味固守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假定交流对方也跟自己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或者忽略对方与自己的文化差异,交流障碍便时常发生,因此如何辨别文化差异,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交流策略变得尤为重要。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在其语言可预见性理论中提出Given an example of language use,we can make predictions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at the time that it was produced及Given a description of context we can predict what language willbe used.(Suzanne Eggins,2004:52)从中可以看到语境与语用的相互作用,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系统化地研究了两者具体如何相互作用。本文基于霍夫斯泰德建立的文化维度,利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不同的文化如何影响语用,以帮助读者体会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下调整自己的语用,或通过实际交流中的语用推断交流对方所处的文化特性。

2理论基础及分析方法

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功能性与系统性。在功能性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实现一定的功能,并将这些功能分为经验功能、人际功能以及文本功能。在系统性上,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看做一个从下到上的三层的符号系统:语音语相层、词汇语法层及语篇语义层,其中词汇语法层研究的是语言的结构(及物模式、语气模式及主位模式),语篇语义层研究的是语言的篇章性及含义(经验含义、人际含义及语篇含义)。依据索绪尔的符号系统理论,下层的能指实现或表达上层的所指,通过对能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能指实现或表达不同的所指,因此,一个文本在词汇语法层中的不同结构能实现或表达该文本在语篇语义层中的不同含义(当然文本的含义不单单通过词汇语法层的结构来体现,比如在语篇语义层用于研究一段文字的篇章性的引用,词汇关系,与连接关系也分别能体现其语篇含义或经验含义)。

语言所处的环境便是语境,韩礼德将语境从小到大分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韩礼德认为情景语境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影响语言的使用:语域[What the language isbeing used to talk about(Suzanne Eggins 52)],语旨[The ro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actants(Suzanne Eggins,2004:52)],语式[The role language is playing in the interaction(Suzanne Eggins,2004:52)]。文本在语篇语义层中的经验含义、人际含义以及语篇含义分别对应并体现不同的语域、语旨、语式。在情景语境之上是文化语境。语言发生过程中一系列的语域、语旨、语式的文本实现步骤构成文本的体裁结构(generic structure)。文化语境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则由文本的体裁结构来反映。(Suzanne Eggins,2004:79)

如上所述,文本结构体现文本的含义,文本的含义体现其所处的情景语境,情景语境体现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反之,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限制情景语境,情景语境限制文本的含义,文本的含义限制文本结构。下文将逐个分析每个文化维度中不同的文化是如何限制或影响语言的使用的。

3基于文化维度对不同文化下的语用分析

霍夫斯泰德提出一套理论模型用于区分不同的文化,其中包含四个主要的文化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

权力距离:I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subordinate(王维波、车丽娟,2008:76)。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是小权力距离文化,而中国、日本则是大权力距离文化。大权力距离文化的特点是权力不平等,比如上级与下级、老师与学生、长者与幼辈之间。在情景语境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语旨,在大权力距离文化中,语旨为“权力不平等的双方”,而在小权力距离文化中,语旨为“权力相差比较小的双方”。为了体现出这种人际含义,在进行常见的人际交互(比如question,statement,offer,demand)时,在词汇语法层的语气模式中,大权力距离文化中的下级与上级沟通时,可能更多地会采用不常用的语气(比如进行question时,可能会采用意态化陈述句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happened.而不是常见的What happened?),并且在表达义务与倾向时,更多地会采用低度意态化结构(比如may/allowed to等),而不是高度意态化结构(比如must/required to)。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ts prefer self-sufficiency while collectivists give more recognition to their interdependent roles and obligations to the group(王维波、车丽娟,2008)。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注重个人主义,而中国、日本则注重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荣誉感。比如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中国选手往往将其成功归功于团队的贡献与支持。受这一维度影响最大的当属词汇语法层的主位模式,在集体主义国家,使用团体名词(比如“我们”“我的团队”)作为主位要明显多于个人主义国家,而个人主义国家则往往使用个体名词(比如“我”“你”)。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In high masculinity cultures,males domina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society and power structure,with females being controlled by male domination(王维波、车丽娟,2008)。比如日本、中国是男性气质文化,而葡萄牙、西班牙则是女性气质文化。在男性气质文化国家,男性占主导地位,这不但体现在交流的内容,而且还体现在其方式上。比如朋友交谈时,在男性气质文化国家,语域偏向于男性喜爱的话题,如体育、政治等;语式上可能更加口语化,比如会出现更多的语法不标准、打断、重叠等;语旨上则偏不正式,可能会有更多的俚语、咒骂等。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refers to the lack of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王维波、车丽娟,2008)。比如美国、加拿大为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而法国则为高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在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国家,人们不惧怕不确定性,因此与高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国家相比,他们更能容忍表示可能性低与频率不确定的句子。这就意味着该文化维度对语旨影响甚大,对应到词汇语法层的语气模式。在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国家,低度情态化结构(比如might/possibly/sometimes)的使用比较多,高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国家则使用更多的高度情态化结构(比如must/certainly/always)。

以上对四个文化维度的分析都是从情景语境开始向下层分析,直至词汇语法层。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语境,每一个文化维度中的不同文化都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文化语境中的体裁结构必须符合某一具体文化的特性,才能使得该文化语境在当前文化中有意义,从而达到一定的功能。以权力距离这一维度为例,比如在中国的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文化语境下的交流文本的体裁结构可能是“老师讲课出现错误^学生沉默不语”(^前后的内容表示体裁结构中的每个步骤),而在美国则可能是“老师讲课出现错误^学生提出异议^老师表示感谢^老师更正错误”。在中国由于权力不平等,如果当场质疑老师,可能会让其丢面子,于是学生会选择沉默;而在美国,老师与学生之间权力差异小,学生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异议,老师不会因此觉得威严受损。可见意识形态的不同,语言的文化语境不同可以直接导致文本的体裁结构的不同。

4结论

本文基于霍夫斯泰德建立的文化维度,利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了不同的文化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同时展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应用。本文揭示了语言所处的文化语境的不同可以直接导致文本在体裁结构、语法结构上的不同,通过对每个文化维度中的不同文化进行分析,展示了文本的体裁结构及语法结构如何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展现出哪些不同之处。世界文化博大精深,各有千秋,为方便我们概括与类比,霍夫斯泰德将文化分为几个维度。本文通过对其中四个主要维度中不同文化下语用的分析,希望能让读者大致体会到语用的科学方法,并在以后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具体的问题中去。

参考文献

[1]Suzanne,Eggins.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M].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04.

缺失的文化维度 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60-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的兴国之魂，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的基本的思想基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价值观培育与文化建设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价值观的形成都必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价值观培育即是特定文化系统中文化观念的培植和塑造。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文化路径的考量；文化维度的思考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无疑是必要的。

一、建设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建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根本趋势，科学判断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深刻阐明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根本要求，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根本的遵循。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首要任务，即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根本性作用。只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才能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把个人理想自觉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才能真正在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空前激烈的碰撞与冲击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也才能真正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因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既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梦的根本标志，也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参照。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宝贵资源

文化结构的共同性并不排斥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实际上，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由于所处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世界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体现出多样性。大而言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都是世界公认的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

任何文化系统或文化传统都是历史沿传下来的表现文化共同体特殊本质的价值观念体系，都是历经漫长的历史活动而逐渐积淀、形成的。因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深刻影响着该文化共同体的现在与将来。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而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系统。一方面，文化的传承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对当今中国社会继续发挥其影响和作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完全撇开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念，如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和谐统一的崇尚、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顾全大局的处事风格等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有力地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并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价值理念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吸收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继续发挥其不可取代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我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联系与相一致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封建文化、农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血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也就决定了它的某些固有的文化弱点乃至“糟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方面，采取简单的“剔除”方式，恐怕是难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振兴的。而大力倡导和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是消除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更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勃勃生机与活力的最有力有效的文化发展路经。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新的更新与振兴的过程。

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

现代化是一个含括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生活及人本身的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的社会概念。文化现代化自然也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所谓文化现代化，主要是指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与精华的基础上，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文化需求的新型文化。由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上经济欠发达国家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过程，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尤为突显和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是以美、英、法、德等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人据此认为，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行“全盘西化”，即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观点。诚然，以封建文化和农业文化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存在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并不是唯一的。建设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定文化类型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而其它文化系统都是与现代化相排斥、相对立的。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既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相一致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也是现代化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其次，任何一种文化系统的形成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长时期积绽、沿承下来的结果，它是不可能简单地一笔勾销的。因此，文化的现代化只能是在更新已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最后，美、英、法、德、日等国家的发展事实已经充分地表明，经济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在完全抛弃自己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而实现现代化的。因此，现代化并不是机械地重复和简单地模仿，更不是“西方化”，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也决不是唯一的。

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也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简单的“拿来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从根本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

四、西方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益借鉴

当今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与碰荡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提出，即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也随之以各种形式和方式浸入我国，给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首先，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中西文化属于两种异质的文化类型，差异性十分明显，其中的某些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甚至是相互排斥与对立的。因此，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交汇，相互的冲击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其次，不能否认，西方文化中也有它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先进的文化因子。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一些积极的文化观念和先进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待西方文化，我们不能采取完全排斥与否定的态度，对其文化精华要给予肯定并为我所取所用。再次，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眼中盯”，不遗余力地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发动“价值观之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开放性、自主性和自由度空前增加，价值追求的多样化趋势业已形成，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已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一些非主流的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并且还在不断地被悄无声息地得以强化和固化。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则被逐渐“弱化”，并且其趋势十分明显。随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教育重心方面的变化与转移，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中，我国传统价值观的张力与影响力被逐渐“弱化”和“淡化”。因此，积极培育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

学校规范文化的性格缺失与重建 篇9

学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功能在于传授知识，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使个体社会化。在其运作过程中。学校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正是这种相对封闭性，确保了学校内部的各项事情得以有序进行，并高度同质化。为了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内部发展出了一整套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涵盖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对学生和教师的规范化管理。

不可否认，学校的这种规范化管理促进了教学秩序的稳定和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其正面功效不可低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科教兴国和素质教育的提出，创新教育的实施，以及一轮轮的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规范日益显示出学校规范的局限性，学校已日益成为一种“总体性制度”，一种“规训性机构”。在这种规范化的管理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学校规范的文化性格，只有“刚性”的管理而缺乏“刚柔并济”的管理，从而在这种强大的控制力面前，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都切实感受到了它的压力，而没有合适的应对措施。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自觉地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缺少人文性规范化管理对学校教育而言是必须的吗?如果是必须的，那么，它的限度在哪里?以及随着环境的变化其规范形式有何相应的变化?

二、学校规范和文化内涵的解读

“规范”就其通常含义来说，是指人们行动的“模式”与“法度”，是群体或社会对个体行动方式的统一要求。具体到学校中的规范，其基本作用就是强调标准与统一，学生和老师对学校的规范认同与遵守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校规范的制定与贯彻落实是学校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正是老师和学生两个方面都遵循着共同的学校规范，学校作为社会组织才得以有效运作。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明确提出：“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的日趋堕落的社会，不论它有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物质生活和技术标准来衡量。”衡量的标准“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一词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几乎每天都在使用、评论、感受着“文化”，但若要给“文化”一个科学、全面且得到共识的定义却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至今，对文化的定义就有300多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的是1871年，泰勒在其论著《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从更深层次来说。学校规范是教育制度文化的具体表现。教育制度文化是指社会(统治阶级)或者说国家期待学校(包括其各类成员)具有的文化，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等。它体现着国家对学校在文化方面的正式要求，并通常以国家正式文件的形式被明确下来。

三、现存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在现实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学校的这种规范秩序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其中的“行动者”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量。作为一种特殊的微观的社会制度，学校规范遵循着自身内在的建构逻辑(诸如方便、高效、科学合理等)，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发展形成，并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的学校中获得具体的形式。

规范体系本身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过多的缺少文化性的规范和不适当的规范会压抑学生的个性与生命活力，限制了学生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打击教师的工作热情，从而在本质上违背了教育的根本宗旨。目前学校规范的制定缺失教育制度文化功能。学校的规范体系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教育制度文化的需求，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规范的强制性色彩严重。规范的强制性主要特征就是执行的坚决性，学校规范一旦制定，学生和老师就要坚定不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谁违反谁就要受到制度规定的相应的惩处和纠正。正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和现实中潜在的权威价值取向，刻板、划一的规章制度在现今许多学校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校规范要求：遵守公共秩序，观看演出时不随便走动，保持安静，演出结束时鼓掌致谢。在观看演出时必须保持安静吗?难道不可小声交流一下感受吗?观看演出时必须要鼓掌吗?如果是一场自己不喜欢或非常糟糕的演出呢?同时，在我国应试教育制度大背景下，从事高中教育阶段的教师更是背负着巨大的学生升学压力。为了提高升学率，很多学校给教师规定了一些硬性升学指标，这些指标就像一座无形大山压在老师的肩上，一旦达不到这些指标时，老师的工资可能会被学校克扣。正是这种外在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规范更多强调的是“应该”和“必须”，而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个性特征和主观能动性。我们制定规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规训，而是将其外在的规范变为其成员遵从、认同的内在规范。

其次，学校规范的工具性倾向严重。学校总是在不断寻求制定更科学、更完整的学校规范。不可否认一套科学的规范能够更好地校正和约束师生的行为，具有很好的导向功能。然而我们在一味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即强调了科学性却忽视了人文性。例如学校规范要求中小学生下课不准追逐打闹，说话要轻声细语。尽管从表面上看，学校对于学生安全的负责可谓用心良苦，无可厚非，但若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其存在不合理之处。对于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天真活泼，爱动、爱玩的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要求课上正襟危坐，课下循规蹈矩，学生的生命活力在这样的规范中必然会遭到压抑和遏制，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在很多中小学校内部老师有着严格考勤制度，老师事假、病假一律要按照平时课时费双倍的扣钱，家庭比较困难的老师甚至都“不敢”生病。有的学校甚至在教师办公室安上摄像头，并美其名曰“只有这样，才能监控教师专心搞好教学。”在这样没有人文性的学校规范体系下，把教师和学生当作听话的“工具人”，对其谈不到根本的尊重和爱护。如果学校一味地强调规章制度的统一，关注的是制度而非人，那么人由制度的创造者沦落为制度的奴仆就不可避免。

最后，学校规范的时效性不足。规范的时效性特征在制度文化中表现为完善制度的修复性和创新性。制度文化是一定时空环境下与现实的契合，与时空环境是互为依存的，而时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世界上哪怕曾经是最优秀、最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有效，它需要不断地修复和创新。而目前的学校规范却没能很好地遵守这一规律，在我们轰轰烈烈进行课程改革的同时，学校规范却仍然固守自己的阵地，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出相应的调整。学校规范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应先举手，这是出于对教师权威的尊重，有利于教师对课堂秩序的维护。但当我们进行一轮轮的课程改革，强调把课堂还给学

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成为平等共同探讨问题的朋友时，这种限制也不能改变吗?学校规范的滞后性使规范的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使规范的执行期过长并将之固化导致缺乏演进与完善，从而自身无法拥有应有的活力，无法实现作为资源的效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的规范体系实质上就是学校一整套制度体系的体现。一些学校管理者由于缺乏对教育制度文化深刻理解，就会认为学校制度就是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并使之能严格的落实和贯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学校规范体系就是由各种规章制度、条令、程序组成的条文及其执行系统。但是这种规范体系产生了诸多的局限性，无法对学生和教师产生激励机制，从而影响了教学质量，违背了学校的初衷。

我们所倡导的制度文化性格注重的是制度本身所蕴藏的价值观念，体现的是学校特有的管理理念、人文精神和运行效度，而并非是学校针对师生而制定的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治理学校要依靠合理的制度文化，不仅能保证大家能做正确的事，并且还保证会正确地做事。由于对制度文化价值取向认识的偏差，部分学校管理者在制度文化建设过程中会采取这样一种较为极端化的运作方式，即片面强调制度的约束功能，以严格监督、严格控制、有效惩罚为具体手段，将师生个体生命的能动性、丰富性、潜在性禁锢于“命令服从”的枷锁之中，从而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果。一旦当“人陷入了由制度之网构筑的增笼”之时，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被边缘化之时，失落了精神的制度只会徒有制度的“躯壳”而无制度的精髓，强制性的学校氛围必将使学校文化日趋离散。

四、新规范体系的构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涂尔干认为：纪律精神是道德的首要要素。正是由于纪律的存在，形成了对人类欲望与绝对自由的有效限制，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正常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但是，学校规范必须有一定的范围，体现规范制度的文化性格。通过上述对现存学校规范的分析，可以知道，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需要构建新的规范体系。具体构建途径如下。

首先，强调儿童和教师的参与建构、体现民主平等关系的磋商。传统规范的制定由上到下推演，被认为是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而作为真正当事人的教师和儿童的权益则被忽略。新规范的制定应将老师和学生吸纳进来，强调从下到上的过程，儿童和教师应该成为自身规范的真正主体。对于儿童方面，从小培养他们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控制、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能力。在教师规范制定方面，应积极的让教师参与学校规范的制定，共同协商和讨论。新规范要调动教师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教学潜力，营造和谐的学校文化氛围，更能体现学校对老师的人性关怀。

其次，采用引导性的而非限制性的语言和视角。新学校规范的目的在于导向积极的行动，引导老师和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对规范是自觉的遵守和内化而不是被迫地接受和服从。因此新规范要尽量采用正面鼓励、肯定的语言来代替生硬、带有命令强制性的语言。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上有“一条简单而明智的真理，这就是：你向学生提出一条禁律，那就应当同时提出十条鼓励他们从事积极的活动，对于任何一条规定，都应当让学生看不出是对他们的禁止，而应当让他们理解为是行动的号召，是在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善良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例如，不许在校园里践踏草坪，可以换成：“请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小草的生命”。这或许对于我们制定对学生和教师新的规范不无启发。

再次，注重发展个性、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新课改强调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老师要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但这样的能力在我国教育一直以来注重共性的培养，而忽视个性的背景下，又怎能仅仅只通过课堂的教与学就让老师和学生具备这些能力呢。大大小小的各种规范强调共性，而轰轰烈烈教学改革又强调个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所以新的规范就要适应这样的变革，积极地作出调整和改变，否则就和教育改革的浪潮格格不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因此对规范的理解与执行中必定会存在着个体的差异，老师对学生不应强求他们的一致，同样，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也不应绝对的一致。只要在不违背一些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的予以理解和宽容。

五、结论

新教育的实施，需要构建新的规范体系。新规范体系的建立涉及到教育观念的切实转变，在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构建人文主义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积极地转变观念，系统探究新规范体系的建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对于当前整个基础教育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总而言之，学校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从“人”的角度来管理学校，尊重人：理解人；约束人，激励人；规范人，发展人。只有用这种文化拨动师生的心弦，用这种文化激荡师生的热情，用这种文化鼓舞师生的斗志，才能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团队利益做出贡献，在学校的规范中逐步实现“由他律为自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