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史读后感

中国抗战史读后感（精选8篇）

中国抗战史读后感 篇1

《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五—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关捷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出版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著作。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暴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相互支持，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完了《中国人民奋战》，书中分为淞沪奋战树丰碑，抗敌御辱的坚强堡垒，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风云，国民党军队的对日抗战，慷慨雄浑的战歌，白山黑水铸英魂六部分，一方面我对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残忍侵略感到愤怒，另一方面我对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精神非常钦佩和感谢，若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9月在沈阳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侵略和扩张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地开动战争机器，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到处攻城略地，基本上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从此，日本走上了武装侵略和征服中国的道路。中国人民由此展开了长达14年之久的英勇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当日本关东军的铁骑践踏东北大地，把血腥的侵略战争强加于东北人民头上之时，1932年1月，日本海军又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在淞沪地区挑起了另一场战争。（源自《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第1页）日本在上海挑起事端一是要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护日军对东北的侵略，二是要扩大其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和占领区域，三是要打击抗日救亡运动，逼迫南京政府让步。“一·二八”抗战是异常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协力抗战，成为淞沪抗战的基本特征，并贯串于这场战争的全部进程。在“一·二八”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各界民众强烈声援抗战，抗日义勇军奋战淞沪，上海地方和各界民众踊跃捐献，支援前线，日资纺织厂掀起抗日大罢工，上海各界努力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正因为中国军民的团结统一才有了“一·二八”的胜利。在淞沪战局呈现敌我相持的态势下，日本政府接受停战谈判，在1932年5月5日正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的产生，是日本殖民地化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对华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协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上，又增添了屈辱的一页，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它也是从反面激发中华民族新的觉醒的一个起点。（源自《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第69页）“一·二八”抗战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高举起抗日军国的旗帜，冲破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淞沪地区开辟民族战争的战场，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淞沪一战，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均在我国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中国抗战的信心，为武装反对日本侵略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一·二八”抗战悲壮激烈，显示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献身为国的英雄气概。“一·二八”抗战再次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二八”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段，是抗日

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淞沪抗战虽然最后并未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它体现的民族团结、抗日御侮的精神，却代表着民族的大义和历史的方向。淞沪抗战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成为后来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涨的先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建立了十几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保存、积蓄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源自《中国人民奋起抗战》76页）比较出名的有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斗争。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艰苦卓越的环境中坚持抗战，为中国的抗日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源自《中国人民奋起抗战》148页）在日军全面侵华、民族危难严重的历史关头，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压力和中共的推动，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共产党联合抗日。根据国工两党会谈协议，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八路军肩负了起抗日救国的重任，奋战在华北广大地区，与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在山西战场上比较辉煌的战役有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和奇袭阳明堡机场，重叠设伏七亘村，贺龙巧用兵收复晋西北七城。之后我八路军健儿挺进华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辽阔的敌后战场。当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支军队—新四军，也正向日军占领的华中地区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运用强有力的战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其中非常典型的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击战—“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投降危险和抗战困难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造的惊天动地的壮举。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凶恶气焰，阻遏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提高了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最终通过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最后的抗战胜利。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在对日作战中，国民党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承担了多数的对日军的正面作战，使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成为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同时也成为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战略部署、部队动员和兵力调动；在军事上进行了努力的抵抗，负担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不怕流血牺牲，奋起抵抗侵略者，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日军以较大的歼灭，并丧失了较多的国土和城市。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武装，在艰苦的条件

下，前赴后继，同装备精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昼夜不安。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广大民众展开了声势好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生力军—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主力军—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运动，经济御侮—商业界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全救会的救亡运动，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而重大事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

中国抗战史读后感 篇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序厅,有一幅宏伟的浮雕,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英勇的战士与不屈的人民站在一起,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幅浮雕展现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4年里,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地奋勇抗争。

正因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举办隆重的阅兵仪式,既是对历史的铭记,对英烈的追思,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对“抗战精神”的凝聚。的确,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一场同样伟大也同样艰难的挑战,既是实力与能力的考验,更是意志与精神的比拼。全面深化改革,多少硬仗要打,仍需满腔爱国情怀; 走向民族复兴,多少难关待克,仍需保持必胜信念。

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一幕 篇3

此举造成近百万人死亡（国民政府说八十万，美国名记者白修德〔T.White〕说约五十万，惟不少史家指这些数据“大大低估”）的“人祸”，淹没一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土地及两千多个村庄，为此逃难者约千万……英国的拉纳·米特在2013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二次大战中的中国》一书处处流露出对蒋介石的同情，但谈及“花园口决堤”，他对蒋此导致大量伤亡的决定，不假辞色，说此举是他对中国人犯下最粗暴的罪行，“任何有人性的领袖都不会这样做！”（a leader more humane than Chiang might never have considered！）可见决堤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

负责此任务的熊先煜将军为“鼓励士气”，利诱徒手（没有炸药）“决堤”的军士及民工（临时拉伕），若于6月8日（1938年）达标，每人可获两千圆（法币），如9日上午才“完工”，亦可获一千圆赏金——真是金钱万能，花园口于8日凌晨决堤。曾指挥炸毁黄河大铁桥的熊先煜的日记写道：“我很痛心，洪水倾泻而出，犹如万马奔腾……”目睹此种“人祸”，熊先煜的日记有这段记事：“我们以此来阻止敌军，所以我们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牺牲，因为此举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当洪水淹至时，熊和他的上司魏汝霖将军等乘木船逃离灾区，但“正面遭遇洪峰的成千上万农民们便没这么幸运了！”

可惜，决堤“泄洪”不仅无法阻遏日军前进，日军还于此期间狂炸广州。决堤造成重大伤亡并使数万顷良田成为泽国，我国损失惨重而又无法阻止日军南进，为免受世人责难，国民党宣传机器因此将之归咎为日本滥炸所致，此说当时的普罗百姓深信不疑……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篇4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诬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占领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派共产党员杨靖宇、赵一曼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共产党员吉鸿昌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们奋起抗战，收复了多伦等失地，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后来，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下，同盟军弹尽粮绝，宣告失败。抗日将领吉鸿昌被国民党杀害，就义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5年，日本再度南侵，威胁平津。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同日本的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内容是“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撤出河北省，取缔一切抗日活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会，确定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处死蒋介石，可能导致亲日派掌权，国家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如此一来，日本便有机可乘、进而独霸中国。如果给蒋介石留一条活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就有可能答应停止内战，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共决定不计前嫌，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去调停，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

1937年8月22—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会议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随后，八路军开赴敌后战场。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第115师的一部2000余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展开游击战争。1937年11月，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日军组织两万多人进行扫荡，八路军迎头反击，歼敌2000多人，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攻，收复了晋东北12个县，冀西20个县，察东4个县。后遵照中央指示，于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以后，随着游击战争的进行，晋察冀边区进一步扩大；西起同蒲路，东至渤海；北起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南至正太、德石路。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五省之各一部，面积40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县治108个，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华北敌人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八年抗战中，根据地军民与日伪军作战3.2万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日本军一时不敢向前推进，把很大数量的军队停留下来，企图用以消灭那些游击队，但是，它却没有根本影响到那些游击队的发展，他们反而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的边界上建立起了和日本军长期作战的根据地。现在这个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军包围下和日本军继续战斗的最坚实的一个堡垒。”-----安特尔《晋察冀边区视察记》

从1937年至1945年反抗日本占领军的统治而建立的根据地有：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也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下辖１０８个县，人口约２５００万。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３．２万余次，毙伤日伪军３５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下辖４６个县，３２０万人口。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后又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滏阳河，南跨陇海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下辖９６个县，１３５０万人口。１９３７年冬至１９３８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１９３８年４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日军侵占广州后，原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在曾生等领导下，组成抗日游击队，建立东江根据地。

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由杨靖宇领导。“卢沟桥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他们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日为中心任务，破坏交通，使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后来，日军主力回师敌后，东北抗战转入极端困难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被迫出没在大森林中。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和装备优势的日军坚持斗争，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苏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它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是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东临黄海，南至长江，与苏北、淮北、淮南、皖江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相连。皖南事变前统称苏北。

苏浙皖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３块根据地组成。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它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

皖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皖中无为地区组建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河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河南新区，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是１９３８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习惯上称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或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

湘鄂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日军侵占武汉后，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区。

东江抗日根据地：地处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琼崖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马白山分任正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队员３００多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随着战线的延长，日本国内兵员不足，自然资源紧张，不得不改变侵华方针。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文蘑发表声明，提出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在日本政府的引诱下，国民政府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灭亡中国是日本侵略者既定方针，但不同时期其侵华方针有所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产生的后果更是不一样。抗战初期，它以主要兵力进攻国民党军队，企图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相持阶段到来后，它迫于战线太长和中共敌后抗日活动的压力，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九二师和晋察军区等共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的必胜的信心。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抗战读后感作文 篇5

抗战读后感

今天，我在报纸上面看到有一些打日本倭寇的故事，

有一次，中国人在和日军打仗的时候，中国兵在战场上打死一名日本军官，抗战读后感作文。日本人拖着那个军官的尸体往回跑，中国兵看到此情景后觉得官兵的尸体很重要，马上就加大火力猛攻，最后官兵的尸体被中国人夺回，中国人在官兵的衣服里看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读后感《抗战读后感作文》。知道他们的做战计划以后，中国军队就巧设包围，将日军杀得人仰马翻，四处逃命，最后日军被杀了一大半人。

我觉得打仗是要靠人的智慧。

抗战读后感作文200字

小学生作文（http:///）

抗战英雄故事读后感 篇6

篇一：抗战英雄故事读后感

今天，我看了一篇《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这篇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杨靖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曾经五次被捕入狱，屡受苦刑，坚贞不屈。1939年在东北地区反“讨伐”作战中，他率警卫旅转战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人周旋五昼夜。渴了，抓一把雪吃;饿了，吞一口棉絮或树皮。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当敌人将杨靖宇割头刨腹后，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竟无一粒粮食。

杨靖宇,革命的战士、人民的英雄，他的革命精神、抗日精神还有保家卫国的精神是千古不朽的，是抗日事业中的一段抹不掉的记忆，就如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中的一样：”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啊，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对事业有贡献的人虽然死了，但他还活着，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心中。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了国家的财产，不惜以“头颅不惜抛弃，鲜血可喷洒”的意志为抗日战争努力奋斗。五次被抓捕，受尽各种酷刑，他就是不屈服，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在一次任务中，他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五昼夜，可是在这漫长的五天里，他又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呢?渴了就从地上抓一把雪吃;饿了，就把树上的树皮扯下来吃，没有树，他就把棉絮或枯草一口吞下。他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艰苦战斗，最后被残忍的敌人割头刨腹的时候，胃里只有树皮和枯草，没有一粒粮食的踪迹，谁看到这一幕后不会泪流涕下，泪流不止呢?

抗日英雄杨靖宇，我们永远记住你!

篇二：抗战英雄故事读后感

翻开《抗日英雄小故事》这本书，妈妈给我念了吉鸿昌、姚子青、高志航等一批英雄的故事，但最让我感动和学习的是小英雄夏秋生。1937年8月13日，日本开始攻占上海，11月松江地区沦陷，松江杨家桥小学(现在是中山小学)学生夏秋生目睹日寇烧杀抢掠、鱼肉百姓的暴行，眼看城破屋塌、家毁人亡的惨状，他悲痛万分，在松江方塔壁上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面对敌人的屠刀，夏秋生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夏秋生牺牲时只有12岁，为了纪念这位小英雄，在中山小学树立了夏秋生雕像。有机会我一定让妈妈带我去瞻仰夏秋生的雕像，为他献上一束花。我知道我有娇气、爱哭的弱点，我要向夏秋生学习，学习他临危不惧和大义凛然，克服自己的弱点，做一名坚强勇敢的孩子。

以史为鉴，我们要牢记祖国妈妈曾经经受的凌辱和创伤，维护世界和平，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篇三：抗战英雄故事读后感

最近，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读完了《红岩》这本书。《红岩》是一部中国军事文学名著。它描写了众多革命英雄：成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许云峰英勇斗敌，舍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从不畏惧;刘思扬出身豪门却参与革命;成瑶在的熏陶下，渐渐成长，懂得处理各种事;渣滓洞的难友们，相互帮助，智斗敌人;白公馆的人们战胜敌人，迎来新中国。

在红岩里，我最钦佩江雪琴江姐。红岩开头不久，江姐的钢铁形象就已经在我心中树立起来。当她知道丈夫牺牲了，她不像普通女性一样面对残酷的现实变得不堪一击，擦干了泪水，重新站起来了，因为她知道托付给她的命令还没完成，要舍小家为大家。而在渣滓洞监狱的生活过程中，她还是穿着那蓝色的旗袍，始终以干净的面貌迎接大家。当敌人拷问她时，她不透露党的任何秘密，当敌人用竹签钉她的手指，她坚强地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最后江姐将要牺牲，她也让大家不要哭。

面对这些敬佩的同志，国民党只能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却动摇不了他们精神上的一分一毫。现实生活中，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只要遇到小小的挫折，就会想到放弃。读了红岩之后，我知道了越是充满困难的路我们越要走，越是艰巨的任务我们更要坚定不移。

中国抗战史读后感 篇7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 是以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热爱人民、服务人民、英勇顽强、坚韧不拔为主要特征的, 是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 是否发扬革命道德传统, 是我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道德问题上, 党员、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大量情况表明, 道德情操和生活情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 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1]郑淑欣指出, 中国革命道德是在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这种道德实践加以概括和总结, 并用以指导党和革命军队的建设, 便形成了中国革命道德传统。”[2]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纪律性, 对革命军队建设与党领导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还是在中国古代优秀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中形成和发展的, 许多民族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与历代思想家的伦理见解均为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发展源泉。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应当身体力行和应在当今社会认真加以宣传和提倡。在论述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时代内涵时, 她这样总结:1.追求真理、勇于献身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核心内容;2.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本质特征;3.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支点。

二、中国革命道德与当代国家伦理内涵

中国革命道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治制度革命和经济制度革命成功后上升为国家伦理。张博颖认为,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国家伦理也将与时俱进, 但中国革命道德仍然是当代国家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革命道德”、“国家伦理”、“和谐社会”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首先, 中国革命道德在革命的杰出的先进分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是“精英道德”, 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伦理的首要选择。新中国成立后, 革命道德上升为国家伦理后, 全社会倡导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德。当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后, 革命道德教化开始向着“和谐社会”方向转型。这个转型也是在由于政治形势等的变化, 未适时做出调整,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境界以及道德标准的层次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我党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 从此, 国家伦理内涵的再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一个情况下的必然要求。但是, 强调与提倡“和谐伦理”并不是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否定, 也不意味着建构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而是对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研究展望

抗日战争时期,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面对亡国的危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国难, 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价值诉求。为此, 中国共产党呼吁各界人士放下阶级仇恨与政治偏见, 最终建立了最全面、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面对物质和金钱都极其匮乏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中日国情与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出发, 呼吁全民族统一战线, 坚定抗战信心, 最终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拥戴, 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并使共产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核心价值观。学界虽然有从不同视角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道德”的学术研究, 但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对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革命道德的评价与选择均有较为成功的践行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鲜明地体现了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包容性以及人道主义原则。最后,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亦有道德滑坡、利益纠葛、共产党员党风作风等现实问题, 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德优良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Z].十七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2009-11-12.

抗战之书，报道中国（上） 篇8

我有一个书架，摆放多年收藏的英文原版书，主要与中国相关，作者为外国传教士、探险家、记者、外交官、作家、旅行者等，他们叙述中国亲历，呈现百年演变和生活原貌，将他们眼中的历史景象一一留存，实属难得。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立即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历史、文化、地理到战争现场，各类与中国相关的图书相继出版，一时炙手可热。开始，英国曾有相关图书出版，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忙于战事，条件艰苦，大多作品在美国出版。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日战场由中国大陆移至太平洋，关于中国的书也相对减少，直到一九四五年开始，渐次增加。

我的收藏十分有限，但是，出版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间的著作中，颇有一些代表性作品。这些亲临中国现场的外国作者，及时向世界报道中国状况和抗日战争进展。抗战胜利之后，更多的关于亲历中国抗战的回忆录相继出版，但就及时程度和影响力而言，当年与中国抗战行程相生相伴的时效性强的图书，才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抗战之书”。

七十年已然过去，翻阅这些抗战之书，依旧可以感受作者与中国人民难弃难舍的真诚情感，字里行间，依旧可以听到历史回响。

谨以出版时间为序，选择若干作品略加叙述如下。依次是：

一、一九三七年，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

二、一九三八年，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中国的第一次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三、一九四○年，Through China’s Wall（《穿越中国长城》）。

四、一九四○年，Burma Road，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Romantic Highway（《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

五、一九四一年，The Soong Sisters （《宋氏三姐妹》），Hong Kong Holiday（《香港假日》）。

六、一九四五年，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红色中国的挑战》）。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

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著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UK， 1937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部最重要的抗战之书最佳时机应运而生。

一九三六年夏秋之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冒险走进陕北采访红军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正值抗日统一战线开始酝酿之际。十月，完成了三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斯诺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他与毛泽东的长谈。斯诺夫人海伦把斯诺带回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的照相馆里洗印。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

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冒险，斯诺的陕北之行，堪称最成功、最具历史震撼意义的一次冒险。随着他的作品的公开发表，曾被国民党宣传为几乎不存在的红军，第一次群体呈现在世界面前。

董乐山先生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根据一九三七年七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初版本。我收藏的一本，是格兰茨公司出版，但封面注明为“左派俱乐部”出版，并且是非卖品。这本书的衬页上，购书人的签名时间为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

《红星照耀中国》配有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其中，他特地选用一张照片，照片上方，共产党的红旗与国民党的党旗一起悬挂，下方站立着两个士兵，一位是红军，一位是国民党士兵。他以此标志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由此展开。

《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从此风靡世界，一版再版，精装本、修订本，我所收藏的版本即有七八种。不过，翻阅所有版本，斯诺拍摄的最有名的那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肖像，却没有收入书中，令人不解。后来，我写《封面中国》，读斯诺的传记和《时代》周刊创办者鲁斯的传记，才明白其中原因。

鲁斯在《时代》大获成功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岁末创办《生活》大型画刊，翌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从第九页起，用六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正是斯诺。此时，西安事变爆发还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的大幅肖像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一九六○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到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的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

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当年为独家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大笔报酬。鲁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缺少这张照片。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配发了另一位也曾到陕北采访过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照片，以及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首次在这家美国的《生活》画刊上亮相，八角帽上的红星，在人们面前闪耀。半年之后，《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中国的第一次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James M.Bertram（詹姆斯·贝特兰）著

The Viking Press， U.S.A.， 1938

詹姆斯·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这本书，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的危机》。

贝特兰在新西兰出生，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一九三六年以罗兹奖学金的访问学者身份来华，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同时兼为英国报刊报道中国情况，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时间巧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在北平，正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斯诺、贝特兰等几位外国记者，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果然也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可是，令他们意外的是，北京当局表现出新的态度。贝特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贝特兰有误，应是《义勇军进行曲》—引者），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在中国的岁月》）

现场他们谁能想到，这天清晨发生在西安的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一事，石破天惊，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晚上，贝特兰从学生那里知道这一消息：“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这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希望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位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在西安，他先后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时，他还接替先前抵达西安的史沫特莱女士，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

贝特兰描述电台现场的情景：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事后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中国的危机》）

贝特兰虽不像史沫特莱那样，亲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但他对北平学生运动的描述，前往西安的沿途见闻，以及在西安亲自介入中国历史的经历与感受，加之后期的深入采访，使他成为外国人中全面叙述西安事变的不二人选。

贝特兰的书中，同样有一些重要照片。如扉页选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合影，杨虎城现场演讲照片，中共出面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骑在战马上的照片。书中还有一张贝特兰拍摄的灞桥风景，令人遐想不已。当日灞桥，不知今日是否依旧？

Through China’s Wall

（《穿越中国长城》）

Graham Peck（格拉姆·佩克）著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U.S.A.，1940

一九三六年一月，美国人格拉姆·佩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走下天津码头，拿着笔，怀揣着画夹，他想认真看看中国，然后用画、用文字记录下他的见闻。在遍游中国近两年后，他回到了美国，带回的有沿途画的百余幅素描和速写，还有笔记。

佩克到中国旅行时，只是想把这里作为他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他在《穿越中国长城》开篇就这样写道：“当我一九三六年一月抵达中国时，我是一个旅行者，希望在中国逗留两三个星期，以此作为我环游全球的第一站。从旅行者角度而言，初次抵达颇令人满足。”他没有想到，这一满足最终改变了他的计划。他由北平北上深入今天的内蒙古一带，回到北平后，又取道上海，走三峡到四川，最远到大渡河才返回。计划中的两三个星期，最后变成了将近两年。

佩克这次中国旅行的成果，便是一九四○年出版的这本Through China’s Wall，他以一个画家兼作家的敏锐目光和才华，生动记述了“七七事变”前后将近两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和社会景象。该书一九四○年出版时，美国上下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战争局势，佩克以及他的书备受关注并获好评。也许美国国务院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一中国经历和在《穿越中国长城》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很快派他到抗战烽火中的重庆，任美国新闻处官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离开中国。

与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同期活动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外国人，如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人不同，佩克在中国仅仅是一个旅行者，并没有亲自参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身处在大动荡中的他，却以自己的方式亲身感受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用他的笔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本书，不单纯是游记，而是不可避免地记录下了中国历史的不同侧面，折射出大事件的影子。

西安事变期间，佩克正乘船在长江上航行。他在《穿越中国长城》中，这样记叙船上人们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后的反应：

在中国，一九三六年的圣诞节是个引人注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这一事件的消息，在那天下午由船上的收音机广播出来。船上所有的中国人欢呼雀跃，当晚还临时安排了一次宴会。我怀疑这些中层和上流社会的乘客们，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事件后来所显露出来的含义，是否还会如此兴奋；如果他们认识到它最终将促成战争的发生，是否还会为之庆祝。

浓重夜色笼罩江面时，马达开始变得缓慢，一直发着咣咚咣咚的声音。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和官员们，用他们快速的、费解的上海话热烈地交谈。在餐厅里开始庆祝。餐厅不大却舒适，摆有三张桌子，另外还有一台小风琴，一个小冰箱，处在陈旧的橡胶管道群中间显得格外醒目。

席间菜肴从炸鱼到煮菜应有尽有，还佐以可以喝个够的中国白酒。饭后，乘客们开始娱乐助兴。明星表演者是一位著名的旦角，他正前往四川要开始他的巡回演出；他的嗓音尖细得让人大吃一惊。他还用胡琴自拉自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小提琴，弓弦虽少，但音调动听。他的女儿和他一起旅行，她堪称小美人，只有四五岁大，当她用早熟而沉着的声音唱起来时，大家都乐了。而后来更让我开心的，是看到她在房间的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在那里吹肥皂泡。另一位表演者是位年轻夫人，她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穿一身绿色的薄纱旗袍，她弹起风琴想让我们开心。她会一些中国小曲，只会一首外国曲子《伏尔加船夫曲》，但她的演奏却让人感到烦。在演奏中国曲子间歇时，她都会插进演奏这首外国哀怨的曲子。每当她演奏时，她和晚会上的其他人都对着我笑，因为我是这条船上唯一的西方人。我当然也是笑，笑，笑，直到哀怨的乐曲最后结束。（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佩克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到北平的，他目睹日本军队八月八日占领北平后，列队入城的历史一幕：

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

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佩克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对离开时北平的凄凉景象记忆深刻：

我最后一次离开北平是在十月中旬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站台登上火车，只见站台静静地躺在爽亮的秋天的阳光里，显得冷清。两个月前，开往海边的火车则是挤满着逃难的人群，自上海爆发战争后，这一状况被中止了。这样，这辆列车上几乎没有中国人，车厢里空得很，只有一些日本军官、叫卖的小贩以及护卫日本士兵的警察。在行李车里，被火化了的日本死者，装在白色的骨灰盒里被运走。（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正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即将展开之际，佩克返回美国。他在中国目睹的一切，使他再也不会摆脱中国记忆对他的精神影响。他会继续关注这里。这样，当他得到机会重访中国时，他便不顾战时的危险和艰苦，毅然来到了正面临着大轰炸的重庆。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走过战争。佩克一九四八年回到美国后，于一九五○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Two kinds of Time （《时代的两种类型》），在美国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中，他的这本书被誉为经典。由于出版时间原因，故不在此叙述。

《时代的两种类型》中译本一九八七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译笔相当精彩，但书名改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却颇为不佳。二○○一年七月访问华盛顿时，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原作翻阅，发现书中原来还有百多幅插图，它们均为佩克在中国时画的速写或漫画，与文字相得益彰，为战时中国的历史场面和日常生活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画面。中译本舍插图而不用，实在可惜，如有机会再版，或许可以弥补。

Burma Road，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Romantic Highway

（《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

Nicol Smith（尼克尔·史密斯）著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U.S.A.， 1940

三十年前，一九八五年撰写萧乾先生传记时，读他在一九三九年滇缅路采访归来发表的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深为他笔下的中国民众的伟大而感动，从设计师、归国华侨到数十万筑路民工。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萧乾的这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是当时最早以文学形式描写滇缅路的作品，字数并不长，却写得极为感人，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在当年交通极为艰难的情形下，年轻的萧乾能够走一趟刚刚完成的滇缅路，也实属不易。

萧乾将滇缅路与万里长城相比较，这样写道：

旅行在崭新的滇缅路上，我重温了这感觉。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微颤，然而那不是沉甸，而是为他们的伟大工程所感动。正如现代人对蜿蜒山脊的万里长城惊愕得倒吸一口冷气，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将抱肘高黎贡山麓，叹止地自问：是可能的吗？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八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国库的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畹段（下关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动工，三月分段试车，五月便全部通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与萧乾所发感慨一样，美国旅行者尼克尔·史密斯也将滇缅路与万里长城相比拟。一九三九年，他令人不可想象地自己驾车走完滇缅路，于一九四○年出版《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一书，他为一张修筑滇缅路的照片写下这样一句说明：“中国伟大的新公路，足以与中国古老长城相比，它完全靠男男女女们用双手修建。”

很遗憾，未能查阅到作者情况。我收藏的《滇缅路》并不是一九四○年的初版本，而是一九四二年纽约花园城出版社（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出版的精装本，为“动身探险”（Take time out for Adventure）系列之一。关于作者的探险之行，该书介绍说：

几年之前，滇缅路只是一条狭窄的、遥远东方的小路，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关注。如今，它已成为通往战时中国心脏的一条最重要的、频遭轰炸的公路。

当尼克尔·史密斯提出自己驾车穿行滇缅路时，有人告诉他这不可能。其中正值雨季是一个原因。如果试图穿越公路，他可能会被冲下去，无影无踪。第二个原因，中国政府不会同意。滇缅路是他们不公开的军事机密，不过，史密斯找到办法如愿以偿。他成功地驾车穿越滇缅路。

这是一次走进东方中心的奇妙旅行—在这条难以置信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景象，可它却又是一条新公路，由数以万计英雄的劳工，历尽艰辛修筑而成。这条公路，穿过位于法属印度支那北面高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从英属缅甸用卡车、大型运输车将军火和装备运进被围困的中国内陆中心。这是一次充满冒险的行程—穿过迷雾笼罩的山谷和悬崖峭壁，不期而至的死亡威胁，几乎随时出现。

尼克尔·史密斯在《滇缅路》中，详细叙述自己从香港出发，前往云南，从昆明开始自己驾车穿越滇缅路的行程。

在撰写萧乾传记时，一直希望能踏上滇缅路。今年六月，前往腾冲，再由腾冲驱车前往怒江之畔的惠通桥—萧乾在文章中重点描写的部分。滇缅路如今仍在使用，当年滇缅路上唯一的惠通桥，旁边新修一座“红旗桥”。老桥弃用，但是，一根根铁索链仍将两岸连接，没有木板遮掩，湍急江水奔腾而去。

一个巧合，就在我伫立惠通桥遗址的时候，收到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短信，告诉我他们将出版一本影像志，全面呈现滇缅路、中印公路、驼峰航线构成的“抗战生命线”，书名为《天堑通途》。回到北京，我重读萧乾特写，最后一段他写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唱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喜爱面格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说得多好，历史感多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