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讲稿

中共一大代表讲稿（共6篇）

中共一大代表讲稿篇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以下是与会代表生平简介：

№１毛泽东（1893 ～1976）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 ～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 ～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 ～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 ～1959）。

№２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学名瞻岵，湖南宁乡县杓子冲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冬同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沙秘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和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负责人，并按党的指示，帮助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中国济会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向闽西转移，在福建上杭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３王尽美

王尽美生于189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４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五年后毕业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

1915年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董必武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时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泽东闻讯连续几日伤感不已。开天辟地一代英杰虽相继凋零，党的事业却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变便足慰英灵。

№５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长）。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代表们并不知道，早在1年零9个月前，陈潭秋已告别了全党同志，在新疆被国民党杀害。

№６邓恩铭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1918年，倚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在监狱中，邓恩铭领导其他党员组织越狱斗争。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残酷地将他杀害。水族人民的好儿子———邓恩铭

董必武同志1961年8月21日在纪念王烬美的一首诗中写道：“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７李达

李达生于1890年10月，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８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９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又名养初，后改名刘宇。湖北应城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１９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1922年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同年9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后，曾在上海担任过团的书记，后到北京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赴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与托洛茨基派活动。1929年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前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后调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由于颅骨破裂，当场遇难，终年８５岁。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是这样去世的。

№１０张国涛

张国焘（1897 ～ 197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 年成为叛徒。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 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1923 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 “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 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 年9月擅自率8 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 年 6 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 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 4 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 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 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11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县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12陈公博

广东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处死。

另外一个特殊与会代表就是包惠僧

曾用名晦生，亦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外勤记者。1920年与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1922－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支部书记等职。

1924年包惠僧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次年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东征。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出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随北伐军抵达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任内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包惠僧回忆录》等。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

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

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

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篇2

1923年春，邓恩铭来到青岛进行革命活动，致力于青岛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工人运动。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组建了青岛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任书记。由于邓恩铭的努力，青岛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4年秋，青岛党员人数增至5人以上，由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在创建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青岛团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并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他深入四方机厂，通过帮助和教育，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会，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1925年四方机厂大罢工，建立了四方机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的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5年4月，青岛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罪名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之后，邓恩铭曾两次秘密返青，指导罢工，并把遭敌人严重破坏的青岛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从1925年8月至1928年初，邓恩铭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区委委员、山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

中共一大会址观感篇3

031211222 倪天扬

一、活动目的

了解一大历史意义及其影响，并学习探索先辈们所留下的革命精神及革命思想。

二、活动主题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其后开始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革命和发展的道路，并引领人们走向革命的成功。

通过实地的观光使得小组成员通过这次参观，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去感受当时先辈们为了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时遇到的艰辛，激发大家的爱国爱党情怀。

三、活动内容及感想

在兴业路上有一小排朴素平整的房屋显得格外安静，在高楼大厦掩映下的它显得如此普通，但它却一直默默得诉说这一个不凡的故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幢石库门民房里召开，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发展壮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就焕然一新了。”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们进入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厅里，这儿收集了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有大量的早期马列主义宣传刊物：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共产党》、《曙光》月刊等杂志，这些早期马列主义刊物，为提高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的觉悟和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看着这些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让我们彷佛穿过时空的隧道，仿佛亲身体验到在时空那一端正在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列强侵略中国时分赃的《时局图》，复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中共“一大”的蜡像模拟场景，无不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尤其是位于二楼的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蜡像真实的重现了1921年，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里，有这么十三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里这个不起眼的老式石库门住宅的简陋客厅里开起了秘密的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等人围坐一起，个个踌躇满志，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灵活生动的蜡像定格那伟大一刻。正是这一刻，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开始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开始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历程，开始了新中国现代化的脚步。

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共）篇4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感篇5

——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活动有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她便领导勤劳的中国人民探索我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同时上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所以，上海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辛酸成长的历史。

2011年7月10日中国航天二院试验队的同志们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之情，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缅怀革命先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高楼大厦掩映下的兴业路，一小排朴素平整的房屋显得格外安静，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党的一大以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八十年间的沧桑巨变。76号，两扇乌漆大门上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拙朴厚重。一幢再平常不过的石库门民居，却凝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幢石库门民房里召开，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发展壮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拿着参观票，怀着激动地心情，我们进入了会址的大厅。首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面火红的党旗在灿烂的鲜花掩映下显得分外耀眼夺目；环绕的墙壁上陈列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经典记忆，见证了革命先烈和党的领袖们克服的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带领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全貌。

进入二楼的历史文物陈列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四十余年的历史文物展览，是中国从屈辱到觉醒奋起，从一盘散沙到无坚不摧的见证。第一部分主要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时局图》，黄兴随身携带的武士刀，梁启超使用过的手枪和子弹，“鉴湖女侠”秋瑾送给好友的题名照片，甲午海战中国将领邓世昌使用过的水晶印章，巡捕制服、警棍等一件件历史文物都深刻揭示了下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以及英雄的中国人民为此做出的英勇抗争，但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苦难的中国没有走向独立和自由，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甲午海战的溃败，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到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历史重任必然要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第二部分主要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运动发展统计，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曙光》以及一份份传单，救国报纸，都深刻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客观的阶级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展览的重点部分，详尽展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5名代表的肖像，他们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席了会议。而在该展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按中共“一大”会议室原状开辟的一个蜡像室。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蜡像复原了当时的情形：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个个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伟大一刻：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承载着光荣和梦想的巨舟，从这一刻起航，接下来的岁月里，无论狂风暴雨，无论巨浪暗礁，党始终是伟大的舵手和方向，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带领着苦难的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由，带领着苦难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当初的53名党员发展到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第一大党，成为领导13亿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每一件文物，都代表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同学们沿着历史的足迹，仔细观看每一件文物，时而驻足观看，时而低声讨论，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让每个人的心灵都接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革命先烈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追求真理，革命精神处处闪烁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再一次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参观者。

通过对一大的参观，我们对党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展馆中那些逼真的、真实的物品仿佛把大家带到了当时的中国，使大家热血沸腾。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从展馆中渗透出来，激励影响着我们。从诸多同志的口中我们看出开展这样的一次参观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说一大大家都有印象，但是亲自参观一次，会真实体会到共产党创党时的不易，同时也会深感骄傲。

时光不再，先烈们已经远去；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这次参观活动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向党靠拢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缅怀先辈们的光辉业绩，学习革命的精神，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自己的工作生活结合起来，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前进的目标和动力。我们要树立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一份力量，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试验队

中共一大代表讲稿篇6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诗怀挚友，亲切朴实，充分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深的缅怀之情。随着思绪的波涛，40年前与王、邓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及在南湖游船上研讨磋商的情景，乃至王与邓的音容笑貌，一起涌上心头，使董老心情激越，不能自已。

无独有偶。早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召开期间，分组讨论时毛泽东对与会的山东代表马保三说：“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毛泽东说着，陷入深深的回忆与怀念之中，王尽美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接着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热地称他‘王大耳’。”追思之情，溢于言表。

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笔名烬美、烬梅，1898年6月14日生于山东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大北杏村（现属诸城市）一个佃农家庭里。他自幼才思聪慧、敏而好学，曾在地主家陪读，后于枳沟高小毕业，并返乡务农。他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命运，较早萌发民主主义思想及救民于水火的宏愿。191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是年秋，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主编。此杂志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1921年春，又组织“劳动周刊社”，出版《济南劳动周刊》，并与邓恩铭等一起，秘密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他与邓恩铭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坚定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全心全意投入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中。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在山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并任书记。1922年1月，王尽美与邓恩铭、高君宇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苏参观、学习，5月回国。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成立，王尽美任分部主任。7月，他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同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一起起草了《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1922年10月，在他直接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历时9天，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紧接着，他作为总同盟罢工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同年11月，他在山海关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1923年1月，他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任总工会秘书。同年2月，他遭反动军警逮捕，后经工人营救获释，继续主持山东党组织的全面工作。

中共“三大”之后，王尽美根据党中央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他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讲演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这一时期，他正确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指导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使党在山东的工作获得迅猛发展。

长期日以继夜地工作与艰难困苦的生活，夺去了王尽美的健康，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25年春节前夕，他因劳累过度吐血晕倒，入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他与邓恩铭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4月，他到青岛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同年6月，王尽美肺疾复发，党组织安排他回家养病，后又转青岛治疗。病重弥留之际，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终年27岁。

王尽美的一生，是短暂又辉煌的一生。他义无反顾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宛如一颗世纪流星，光芒永存人间。

领导山东工人运动掀高潮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王尽美回到济南，他与邓恩铭商定，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一大”确定的“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的基本任务，迅速燃起工人运动的火焰。

经过多方考察，王尽美认为淄博矿区是开展工人运动的首选之地。据统计，至1920年底，博山工人总数已达1.5万人，这些工人受到“三座大山”的层层重压，过着“犬马亦难耐”的辛酸生活，尤其是占工人总数65%的煤矿工人，采掘条件恶劣，生活没有保障，因而更急于改变现状，接受先进思想。于是，王尽美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恩铭、王复元等商定，决定先到博山、淄川、章丘一带矿区，发起煤矿工人运动。

1921年冬，王尽美与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一起来到淄博矿区。他们在低矮黑暗的工棚里与工人们亲切交谈，发动工人们团结起来，同中、日资本家作斗争。

1922年6月，经王复元介绍，王尽美结识了工人骨干王用章。王用章原为博山县沙子顶煤井机工，过去曾赴法学习蒸汽机技术，工人们很佩服他的技术，他与工友们的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王尽美指派王用章到博山、淄川一带矿区，发起筹建矿业工会组织。王用章先后到淄川煤矿电气部、土木部、机器部、翻砂部及采煤部等处，为建立工会广造舆论，激发了工人们的入会热情。月中，王尽美第二次来到博山，带领王用章等人一起深入西河、大昆仑等矿区，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同时，王尽美印发《劝工友们速来入会》传单，传单指出工人受苦的根源，明确提出建立工会，为工人谋福利的主张，在矿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1922年6月25日，山东淄川、博山、南定、西河一带的煤矿工人代表250多人，在洪山镇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院内，召开了山东省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大会。会上，王尽美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演，群情激越，使工会组织的观念愈加深入人心。

1925年2月，王尽美抱病再次来到淄博矿区。此行正值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成之时，王尽美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的身份，前来酝酿成立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事。在博山，王尽美与国民党博山县党部负责人、执行委员贾慕谊、蒋敦鲁及博山商会会长张焕宸等人协议，在县商会设立“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并于大门口张贴出署名“王尽美”的《启事》：“请有以国民会议事见询者驾临商谈，凡各团体赞成斯旨者请即加入，共同筹备，以期促成会早日成立。”各界代表人士与诸多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咨询或商讨有关国民会议促成会事宜。与此同时，王尽美深入矿区，在博山县西河同兴煤矿公司的一处煤井组织召开了工人大会，有100多人参加，王尽美发表了热情澎湃的讲话。他在讲演中引用了一些具体数字，并引导工人们算了几笔账，对“剩余价值”、“剥削”、“产业与资本”等这些陌生的名词，都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听者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掀起巨大的波澜。

在王尽美的积极领导与促进下，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终于在博山正式成立，它表明“鲁中地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精诚合作是成功的”。

战士本色是诗人

王尽美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充满才情和文学素养的热血青年。

1918年，20岁的王尽美由于学业优异，刻苦自励，被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录取，他在离乡赴校前，抚今追昔，思潮澎湃，挥毫写了如下诗篇：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诗中的“乔有”指巍峨雄伟的“乔有山”，“潍水”则指碧波汤汤的潍河，王尽美借家乡的一山一水，山河的壮观，引出“谁主沉浮”的话题，从而寄托自己崇高的理想和非凡的抱负。

1921年7月，王尽美与邓恩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王尽美在思想上受到一次更新、更深的革命洗礼，他高屋建瓴，视野愈加开阔。他难以抑止自己赤潮般的情怀，遂作《肇在造化——赠友人》一诗：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

乔有麓下看沧桑。

“尽美尽善唯解放”，这坚定的信念、这燃烧的激情，促使他当即把名字改为“尽美”。

王尽美的诗，一为抒发自己的意志与襟怀，二为以诗的形式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深入到山东省立一中总务处，下伙房跟工人攀谈。访谈中，王尽美了解到炊事员老王因家境艰难而终日忧愁，甚或失去生活的信心，于是就循循善诱地给他讲解脱贫致富之道，并举出苏联的穷人如何赶走贫困、翻身做主人的例子，并随手在老王的扇子上题写诗一首：

为何贫困并非命，

乃因世事太不公。

如把脑筋肯放开，

天下大事无不成。

这首诗给予老王极大的激励与感动，老王的思想由悲观转为奋进，到博山煤矿当了工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王尽美对他的指点教诲，他改名为“王开成”。意思是：倘若一个人的思想开放了，羁绊解脱了，勇于开拓进取，万事皆能成功。

1922年7月9日，在王尽美的积极倡导和运筹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的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付诸问世，在该“创刊号”上王尽美刊登了他的诗作：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工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这首诗从感慨韶华易失，岁不我与入手，反映了工人阶级困苦颠连、朝不保夕的辛酸史，进而鼓舞工人们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及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不懈地奋斗。

备受欢迎的“革命音乐家”

王尽美对于音乐情有独钟。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征途中，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王尽美深感革命宣传的特殊重要性，而音乐则是为革命进行宣传的有利工具之一。

王尽美对音乐的爱好与擅长，从吹拉弹唱到作词谱曲，可谓精湛娴熟、美臻绝唱。他的管弦乐器演奏，优美动听、撼人心魄，往往惊动四座。1922年1月，王尽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在会后举行的各国代表团联欢晚会上，他神采奕奕地用中国乐器三弦弹奏起《梅花三弄》等中国著名的传统乐曲，那悠扬的旋律令人心旷神怡，强烈地吸引着在座的代表们。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公园随意吹起了横笛，那悦耳的笛声回旋在公园上空，听之让人心醉神往，众多的游人竟不约而同兴奋地踏着这跌宕的韵律翩翩起舞。

作词谱曲是王尽美的专长，他时常利用歌曲来宣传革命道理，激发革命情绪。1919年夏日的一个早晨，诸城县城财神庙里人声沸腾，革命呼声接连不断，各校学生在此集会，主题是反日救国。在这斗争的声浪中，王尽美旋即创作了《长江歌》以应革命宣传之需。歌词是：

看看看，

滔天大祸，

飞来到身边。

日本强盗似狼贪，

硬立民政官，

止耻不能甘。

山东又要似朝鲜，

嗟我祖国，

攘我主权，

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