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彭士禄院士事迹学习心得

观看彭士禄院士事迹学习心得（精选8篇）

观看彭士禄院士事迹学习心得篇1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把我往哪里搬。”这句话彭士禄向来身体力行，从年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一直在履行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彭士禄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100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

身为副总工程师，彭士禄是基地技术负责人，但他与大家一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关键技术，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仅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国建造的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就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彭拍板”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

彭士禄一生都勇于创新、敢当使命，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上，外号“彭大胆”“彭拍板”，他将对国家核事业的坚守转化为果敢行动的具体实践。

1967年，彭士禄来到位于祖国大西南的九〇九基地，开展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工作。作为技术负责人，他总能一眼发现问题所在，当机立断拍板作决定，便有了“彭拍板”这个绰号。

“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说。他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20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

“核潜艇工程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彭士禄做到了在工程技术上始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名利晋升、提级授奖上，却坚持“越糊涂越好”。，彭士禄以全票通过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当彭士禄女儿问他此笔奖金100万元港币该如何处理时，他立马说了两个“不要”：一是不要奖金，把它捐给组织，设立人才奖励基金;二是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彭士禄说：“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动力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拼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所以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经组织多次说服后，他才同意命名“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奖励在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短评：深藏功名为国为民

从中国潜艇核动力堆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彭士禄辛勤的足迹与汗水。在他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里，彭士禄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彭士禄不要名、不要利，但要把核潜艇造出来、要把核电站建起来。他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深潜”一辈子，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必将激励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继续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观看彭士禄院士事迹学习心得篇2

海丰县，取义于“南海物丰”，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这片红色故土，他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次子。

1928年9月，海丰县一片血雨腥风，母亲被捕后英勇就义;不到一年，父亲又在上海慷慨赴死。

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也成了国民党在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童年时期，他曾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受尽磨难。

1940年，周恩来派人辗转找到15岁的彭士禄，一句“孩子啊，终于找到你了!”让颠沛流离的彭士禄泪流满面。

1940年年底，彭士禄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悬梁刺股攻读坚。彭士禄倍加珍惜这5年的学习时光，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1955年，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把原子能工业建设列上议事日程。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研制出原子弹、氢弹，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

1956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到苏联访问期间，把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问他：“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回答。

吃百家饭长大的彭士禄，忘不了几十位“母亲”对他的抚养，也忘不了父母为了革命牺牲生命，他早已坚定了“愿将此生长报国”的信念。

1956年9月，彭士禄奔赴莫斯科动力学院进行核动力专业学习。从此，与核动力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自强不息去耕耘

20世纪50年代，面对一些国家的核威胁，毛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

但是，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不但缺乏图纸资料，而且也没有权威专家进行指导，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而且，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据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专项总师陈炳德介绍，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研发。

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论证，很快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

1965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千军民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的密林深处，这个代号叫“九〇九”的基地就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很快，彭士禄告别妻儿，隐姓埋名，进入基地。

当时，中国核潜艇研发团队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但就在1970年12月26日，经过以彭士禄为代表的科研团队6年的艰辛努力，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制。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49岁那年，彭士禄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之后，他仍然不顾一切地扑在我国核动力事业上。

多年来，彭士禄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垦荒牛”。他推进了我国核动力的民用发展，开创了我国核电站自主设计与建设，为我国核电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负责了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建造了我国第一座商用大型核电站——秦山二期，其设计标准、计算程序、研制能力等成功经验，对我国后续核动力的设计和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时代楷模彭士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3

彭士禄院士一生为国家潜艇核动力和核电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在中核集团公司的统一组织下，核动力院副院长刘承敏前期指导党委宣传部和科技处共同完成了宣讲材料的准备和宣讲团的筹备。本次宣讲由党委宣传部领导带队，来自四所和二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潘东、许爱威作为主讲人参加了此次宣讲，将彭士禄院士的坎坷经历和巨大贡献生动地显示给观众们，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让现场许多观众眼中都泛起泪光。

此次宣讲会是何梁何利基金会拟为彭士禄和黄旭华院士举办的四场宣讲会中的首场，后期还会在上海、广州、澳门等城市举行。宣讲会的受众范围广、社会媒体多、传播力度大，对宣传科技强国理念、弘扬和发展核工业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结尾所说，新时代核工业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核动力领域攻坚克难。不负芳华，勇攀高峰，在核电市场奏响华龙新篇章!”

彭士禄先进个人事迹素材篇4

国士无双，哀思记之!近日，中宣部决定，追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炽烈激情酿造中国核动力的辉煌

和父亲轰轰烈烈声名远扬的革命事业不同，彭士禄从事的事业注定需要他隐姓埋名。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

在如此决心下，彭士禄接过了此项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几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便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九〇九”的基地，彭士禄也是其中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初期，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在摸索中前行，很多问题存在争论。但那时，彭士禄敢拿主意，因此大家都管他叫“彭大胆”“彭拍板”。对此，彭士禄总是哈哈大笑：“我胆子是大，敢做决定，但我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就是数据，而且坚信一手数据。当时曾有人善意提醒他拍的太多了，当心拍错了。他笑着说：“关键时候不拍板怎么行，拍错了我负责，要砍头砍我，要坐牢我去，陆上模式堆搞出来可以给我提一万条意见。”

经过数年艰苦奋战，1970年8月30日，在“九〇九”基地，由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研制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制，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聚焦核电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彭士禄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技术是国之光荣，事关国计民生。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其建设的老专家郭天觉曾撰文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息”。他经常深夜与大家一起聊工作，问进展。

同时，彭士禄主持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

另外，彭士禄还将敢“拍板”的精神带到了核电建设中。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彼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凝聚勠力杨柳山，实现中国核电国产化

彭士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之后，1986年，彭士禄又成为了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首任董事长，将满腔热情又投入到火热的中国核电国产化建设中。如果说秦山核电站的成功建成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那么秦山二期则是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据秦山二期核电站第一任总经理于洪福回忆，彭士禄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了在杨柳山建设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了初步设计，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为秦山二期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基础、建造水平、材料及管理诸多方面均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导致这个采用国际标准、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核电站，注定要与艰难为伍，以坎坷为伴。

尽管有大亚湾90万千瓦核电作参考，但把核电站反应堆三个环路改为两个环路，并不是像把三只腿砍掉一只那样简单，而是整个核电站的设计多要发生很大变更，133个项目需要重新设计，大量数据需要做兼容工作。

当时有人断言，秦山二期核电站不可能按期建成发电。事实上每推迟一天发电，仅每天财务费用支付就高达上百万元。工程造价的提高，既影响到核电的竞争能力，又会影响到国产化的形象。秦山二期的成功与否，对每一个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都是一种考验。而这一切压力，并没有抵过秦山人“人定胜天”的信仰。

面对困难，在先后担任董事长的马福邦、张华祝、赵宏同志运筹帷幄下，从容决策，精心组织，啃掉一个个硬骨头。中国核电国产化绕不开秦山核电二期的贡献，它既是中国核电国产化的练兵场，又是走向世界的实验田，包括“华龙一号”177组核燃料元件的改进和许多宝贵的数据都是在秦山二期核电站实验成功的。

彭士禄说，搞任何一项核电工程，我们既要懂设计，懂经济，懂辩证法，还要关心建设人员的生活疾苦，要有安邦治国的理想和哀悯的情怀。否则核电站延误一天，损失多少，你心里就没数，你就管不好这个工程。

在坚定建设国产化二期核电站项目中，彭士禄以他独具的个性、超凡的胆略，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昂扬拍板，将中国国防建设中作出贡献的、施工技术超群的核工业二十二、二十三公司5000人挂在嘉兴市的临时户口，由秦山二期出资，全部落户到海盐，不仅满足稳定了秦山核电工程队伍，解决了历史上建筑施工单位建完就走，满地游离的困境，为工程建设者提供了固定的生活家园。这是几代人沉甸甸的嘱望，一份责任担当。

三十年过去了，正是这支中国核电的建设队伍在海盐建起了九座核电机组，现在的秦山已不再有山野的鸟鸣和不奇的峰峦叠嶂，而是变成了中华大地上核电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核电能源基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造福。这支队伍从海盐走出去，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地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绿色能源核电站。“浩荡入溟阔，志泰心超然”，这是彭士禄对核事业的不易情怀。

时代楷模彭士禄光辉事迹材料篇5

中国研制核潜艇起步时的艰辛，是如今很难想象的。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科技处处长孙荣绵介绍，当时主要困难有：一是国家的技术基础很薄弱，基础工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此外，还有外国的严密技术封锁。可以说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权威专家，没有外来援助，没有设备，没有经验，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连核潜艇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难比登天，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而且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1年秋到1965年3月期间，我国核潜艇工程还经历了被迫“下马”的坎坷历程。

孙荣绵回忆说，除了学校物理课的知识，但是仅靠这些研究潜艇核动力装置是不行的，这就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在1964年以前，彭士禄曾掀起一个学习(核动力技术)知识的高潮。

记者了解到，彭士禄一开始并没有在这条战线上，他是在原苏联完成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学业，留学归来后参与到核动力研发设计工作中。1962年2月，彭士禄作为主要负责人，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的研发工作——而这正是在我国核潜艇工程下马后，那段最困难的岁月。彭士禄带领被缩减的队伍继续艰苦攻关，要求他们“钻进去、迷上它”，为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稳定了骨干，积蓄了力量。

1964年，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设计初具雏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杨朝勇介绍说，核潜艇的核心是核动力，核动力的心脏是核反应堆。“潜艇核反应堆的研制，是在彭老总的带领下完成的。”

1965年3月，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早前组织完成了我国第一份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的赵仁恺，被任命为潜艇核动力研制部副主任兼副总工程师，另一名副总工程师就是彭士禄(注：当时是两位副总工程师，未设立总工程师)。赵仁恺一头扎进彭士禄等人制订的核潜艇主方案、主参数中，他由衷地感谢，满怀深情地对彭士禄说：“彭老总，你们辛苦啦!”

核潜艇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展开后，国家要求在1970年建成与核潜艇1：1的陆上模式堆，担当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前驱”。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地处西南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在那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地方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代号九〇九。

10月，以赵仁恺为队长的设计队陆续进驻现场。

1967年4月，核潜艇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

1969年，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主厂房的土建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开始。

1970年4月，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安装完毕，迎来了启堆的时刻。

1970年7月25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开始提升功率，8月30日，反应堆满功率运行，试验一次成功!在山谷间的一片欢呼声中，现场总负责人彭士禄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1971年8月完成系泊试验，9月试航成功。

九〇九基地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壮语，我们实际用了5、6年的时间就实现了。

彭士禄和广大干部群众，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陆上模式堆从建设到满功率运行，这个速度，即便在科技和生产发达的今天，也是非常紧迫的。

而研制核潜艇的技术难度，要远远超过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我们国家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核动力综合研发基地，全国26个省级行政机构，1200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工人与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共计8000多人参加了攻关会战。数万台套部件，配套实验室，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首艘核潜艇完全国产，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进口。在当时情况下国家的科技、工业、制造能力，我们能造出来，真是非常不容易。

在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主厂房内，记者看到了一个大约比现在的18寸登机箱略大的集成电路模块，如今同样的功能只要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就能轻松实现。工作人员介绍，这可是当时我们国家最高技术水平的成果。

对于这段历史，彭士禄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一群体顶着头皮，用一股犟劲，只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犟劲精神。我深深感到‘老九’们的可爱，群体的可爱。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工作人员说，彭士禄敢于担当，敢于决策，使“国之重器”，第一代核潜艇提前2~3年下水。大亚湾、秦山等核电基地不断壮大，彭士禄坚持自主发展，使我国拥有了核动力设计人才队伍和设备研发能力。彭士禄无私奉献，为核动力事业贡献的一生。

“彭大胆”和“彭拍板”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彭士禄每天都要遇到很多问题，无论争论多激烈，风险有多大，他都敢于拍板。“彭大胆”、“彭拍板”的雅号尽人皆知。他常对同事们说，错了我负责，对了，功劳和成绩是大家的。出现技术争执，“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但是彭士禄敢于拍板，并非“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说，彭士禄是非常讲究科学，坚持科学决策的，例如支持建造陆上模式堆等问题，他既敢于承担责任，又能够实事求是的处理技术问题。

孙荣绵说，彭士禄做决策胆大心细，第一，靠他自己的技术功底和决策、决断能力，还有魄力;第二，靠我们这支好的队伍;第三，是有充分的实验做基础。要做部件的实验，要做原理样机的实验，最后还要搞工程样机的实验。有这样大量实验做基础，他“拍板”不是胡乱拍的，他掌握重大技术方向，我认为是稳健型的决策。

对于“彭拍板”的称呼，彭士禄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这属本性难移，急性子。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也有拍错板之例。他的体会是：“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时代楷模彭士禄先进事迹素材篇6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时间20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30年后，已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彭士禄患胃病20多年，但他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医生还发现，胃上还留有一个穿孔而自愈的疤痕。

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这一生所吃过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在广州“感化院”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后来在东江纵队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几经生死。留学期间，彭士禄更懂得珍惜时间，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又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彭士禄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彭拍板”，同事们背后喜欢这么亲昵地称呼彭士禄。“这个u雅号u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彭士禄风趣地解释。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

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深爱自己的教育事业。马淑英讲课讲得好，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也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离开化工大学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马淑英。离别之时，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哭着跟她拥抱，久久不能放手。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

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荣誉与得失，人生“三张牌”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院士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出个人要求。多年来，他总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国家科学大会，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说，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下属出了很多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他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先进事迹篇7

1962年起，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和主要设备的论证、设计、试验和运行全过程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彭士禄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对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如惯性导航、水声、武备、造水装置等拍板决定，协调解决，并指导后续艇的研制、生产，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在担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期间，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提出了核电站建设的时间价值观念，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计算了核电站的主参数及经济计算，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作为第一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