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工作报告
周强
各位代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五年，也是人民法院工作发生深刻变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决议，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效率、队伍素质能力和司法公信力。2013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2383件，审结79692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60.6%和58.8%，制定司法解释119件，发布指导性案例80件，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审结、执结8598.4万件，结案标的额20.2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8.6%、55.6%和144.6%。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各级法院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48.9万件，判处罪犯607万人，努力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犯罪。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大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力度，依法严惩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意见，依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暴恐犯罪，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坚持“打虎拍蝇”不放松，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严厉打击和震慑腐败分子。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19.5万件26.3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101人，厅局级干部810人。依法审理***、***、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白恩培案中首次依法适用终身监禁，彰显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判处罪犯1.3万人。依法审理贪污扶贫款、农资补贴等犯罪案件，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审理任润厚等案件，决不 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依法审理“红通1号”杨秀珠等案件，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正义的审判。
严惩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制定办理盗窃、敲诈勒索、抢夺、抢劫等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审结相关案件131.5万件，判处罪犯153.8万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依法审结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严惩重大责任事故、危险驾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审结相关案件127.1万件。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7.1万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依法惩治暴力伤医犯罪，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办理传销案件等意见，审结传销、非法经营等经济犯罪案件28.2万件，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性侵害行为，审结相关案件13.1万件。制定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对偷盗婴幼儿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685件。会同教育部等出台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见，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犯罪。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2万件，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和“舌尖上的安全”。制定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依法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审结相关案件8.8万件。
严惩电信网络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意见，依法惩治网上造谣、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依法审理“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案件，净化网络空间，决不让网络成为法外之地。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适用法律意见，审结徐玉玉被诈骗等案件1.1万件。出台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司法解释，严惩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卖信息等犯罪行为，维护公民信息安全。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大力推广陕西富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江西寻乌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等经验。针对审判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社会风险防控。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在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社会关注案件中，加强以案释法，既体现法律尺度，又体现司法温度，实现法理情有机融合，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二、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坚决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加强审判监督，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 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以纠正错案推动法治进步。深刻汲取教训，出台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指导意见，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措施。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依法特赦罪犯31527人。落实公开审判、法庭辩论等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联合司法部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完善社会调查、轻罪记录封存等机制，积极开展回访帮教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下降，有力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台加强司法救助意见，发放司法救助金26.7亿元，帮助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受害人摆脱生活困境，加强权利救济，传递司法温暖。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制定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解释，会同有关部门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依法公开公正审理相关案件，让“暗箱操作”没 有空间。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核查，决定收监执行6470人，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许对任何人法外开恩。
三、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1643.8万件，同比上升53.9%。积极开展破产审判工作，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出台“执行转破产”意见，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审结破产案件1.2万件，重庆钢铁、东北特钢等破产重整案取得良好效果。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规范公司治理，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审结买卖合同案件410.6万件，促进公平交易。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132.1万件，促进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服务经济发展重大战略。出台为我国企业参与境外贸易、投资等提供司法保障16条措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北京、天津、河北法院建立协作机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围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司法服务。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法院围绕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
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台加强金融审判工作意见，审结借款、保险、证券等案件503万件，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审结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等案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融资租赁案件法律适用规则，支持和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审结民间借贷案件705.9万件，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审结互联网金融案件15.2万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北京等法院审结“e租宝”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17条意见，依法审理各类涉产权案件，从严惩治损害企业家、创业者合法权益和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直接提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发布7个保护产权典型案例。出台改善营商环境、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等意见，制定保障企业家创新创业10条具体措施，发布10个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典型案例，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着力营造保护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法治环境。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作用，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68.3万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探索在知识产权审判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措施，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 权成本高等问题。依法审理“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华为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出台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等意见，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解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坚决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万件、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383件、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52件。江苏、浙江、贵州等法院探索实施环境修复司法举措，促进生态保护。宁夏法院审结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督促8家企业投入5.69亿元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7.5万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国法院解决纠纷。完善仲裁司法审查程序，支持仲裁在涉外纠纷化解中发挥更大作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审结一审海事案件7.2万件，有力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和司法主权。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1.5万件，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南宁）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苏州）会议、丝绸之路司法合作（敦煌）论坛等国际司法会议，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139.7万件，同比上升54.1%。制定关于劳动争议、食品药品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司法解释，审结相关案件232.5万件。明确工伤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海南、云南、陕西等法院设立旅游法庭，就地化解旅游纠纷。推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解农民工讨薪难经验，依法惩处恶意欠薪行为，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妥善审理涉及承包地“三权分置”、征地补偿等案件126.1万件，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妥善审理涉及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等案件，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等14个单位建立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在山西、江苏、贵州、新疆等地118个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家事案件冷静期、心理测评干预等制度。依法为老年人追索赡养费，审结相关案件12.6万件。制定审理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全面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2154份，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隔离墙”，切实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审结婚姻家庭案件854.6万件，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维护中华民族重视家 庭的优良传统，让家庭成为人生的幸福港湾。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91.3万件，同比上升46.2%，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司法审查支持“放管服”改革，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妥善审理征地拆迁等案件，支持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配合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工作，坚持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并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努力方便群众诉讼。推广安徽合肥“互联网+诉讼服务”经验，全国86%的法院建立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开发“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实现诉讼服务精准化，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内蒙古、云南、西藏、青海等法院推广“车载法庭”，湖北、重庆、甘肃等法院在山区推广“背包法庭”，新疆和兵团法院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广大法官深入田间地头、草场林区，就地化解纠纷，让司法更加便利人民、贴近群众。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建立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参与诉讼。充分运用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和网上申诉信访平台，方便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9.9亿元，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法律援助，确保生活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涉侨案件8.1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5.8万 件。签署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判决等两个安排，拓宽司法协助范围。出台办理在台湾地区服刑大陆居民回大陆服刑案件规定等4个司法解释和文件，推进两岸司法互助。
加强涉军维权工作。出台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意见，推广涉军维权“鄂豫皖模式”，军事法院和地方法院审理破坏军事设施、破坏军婚等案件6491件，妥善审理有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等案件，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央宣传部联合开展“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在审判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出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明确医院实施紧急救治免责的具体情形，为医生救死扶伤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系列案件，坚决维护英雄形象。依法审理“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五、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 各级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着力破解执行难，受理执行案件2224.6万件，执结2100万件，执行到位金额7万亿 元，同比分别上升82.4%、74.4%和164.1%。
推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2016年3月，在全国法院部署“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制定工作纲要和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高度重视执行工作，普遍将解决执行难纳入法治建设重点工作，有效形成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在北京、河南等地多部门共同参与下，北京法院顺利执结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
有效破解查人找物和财产变现难题。与公安部、银监会等10多个单位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共查询案件3910万件次，冻结款项2020.7亿元，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2017年3月上线以来，共进行网络拍卖36.9万次，成交额2545.3亿元，溢价率5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78亿元，在高风险的司法拍卖领域实现违纪违法零投诉。
不断健全执行管理体制机制。在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开展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建立执行指挥中心，推行执行案件全程信息化管理，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体系基本建成，执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制定财产保全等15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等33个指导性文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挂牌督办，切实解决消极执行、选择 性执行等问题。
强力实施联合信用惩戒。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部署，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联合国家发改委等60多个单位构建信用惩戒网络，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信用惩戒体系。创新工作机制，江西法院建立“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等地法院开展专项行动，有效执结大量案件。全国法院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996.1万人次，限制1014.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391.2万人次乘坐动车和高铁，221.5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加大对抗拒执行行为惩治力度，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9824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初步形成，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全面推开，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深化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按照党中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2017年，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1.2万件，占最高人民法院办案总数的47%，实现最高审判机关重 心下移，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巡回法庭贴近基层一线、就近化解纠纷的优势，共接待群众来访4.6万人次，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接待来访总量下降33.2%，助力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着力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天津、南京、武汉等15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从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加强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问题。依法制裁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在福建、宁夏等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试点，构建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结合的立案新格局，让长期以来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告状难”问题真正成为历史。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基础性改革。全国法院从211990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0138名员额法官，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产生367名员额法官。积极开展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充实审判辅助力量，实现85%以上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完善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充分激发广大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构建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机制。推进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着力构建新型司法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改革意见，在全国法院试行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推广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地经验，推进庭审实质化，完善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上海、贵州高院制定常见犯罪证据标准指引，促进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量。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推广四川“眉山经验”、山东“潍坊经验”、安徽“马鞍山经验”，强化诉调对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矛盾。联合司法部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坚持合法自愿原则，各级法院通过调解方式处理案件1396.1万件。建立全国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及时便捷化解纠纷。出台繁简分流指导意见，全国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3241.6万件。积极推进要素式庭审、令状式文书、示范性诉讼等机制创新，切实提高司法效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沈阳、长沙、西安等18个地区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缩短办案周期，让正义的实现进一步提速。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黑龙江、广西、重庆等地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提高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让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完善陪审员参审机制，全国陪审员共参审案件1295.7万件。
七、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基本形成
司法公开取得重大进展。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将司法公开覆盖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开通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在满足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的同时，自觉接受监督，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公平正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64.6万件，观看量48.5亿人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4278.3万份，访问量133.4亿人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加强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建设，主动公开司法信息，让司法公正看得见、能评价、受监督。
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大力实施“天平工程”，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法院初步形成，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和智能化服务。全国3525个法院和10759个人民法庭全部接入专网，实现“一张网” 办公办案，全程留痕，全程接受监督。通过电子诉讼、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信息化手段，减少群众出行，节约诉讼成本，促进节能减排。
大数据应用持续推进。建成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时汇集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信息，为法官和群众提供智能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推进审判领域人工智能研发，“法信”“数字图书馆”“庭审语音识别”等智能辅助办案平台上线应用，为法官提供类案参照、文书纠错等服务。推进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提供电子卷宗网上调阅服务。在吉林、浙江、海南等14个省市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实现多部门一网办案，纠纷解决更加便捷。在浙江杭州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实现线上证据在线提取、线上纠纷快速审理，探索涉互联网案件审理新模式。
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
以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过硬”要求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加强政治建设。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扎实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认真接受中央巡视，狠抓整改落实。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涌现出以黄志丽、刘黎、郭兴利、方金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各级法院共有1777个集体、2739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奖励。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广大干警不辞辛劳，无私奉献，85名法官积劳成疾或遭受暴力伤害因公牺牲，他们是共和国审判事业的忠诚卫士，他们用奉献诠释了为民情怀，用生命捍卫了公平正义。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坚持需求导向加强教育培训，各级法院共培训干警241.6万人次。着力培养高层次审判人才，评选209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通过西藏拉萨、甘肃舟曲等培训基地，培养双语法官，保障少数民族群众诉讼权利。建立挂职学者、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制度，推动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经费保障，基层工作条件明显改善。加大对西藏、新疆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法院援助力度。加强对基层法院工作监督指导，帮助基层提高审判质效。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各级法 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011人，对1762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严肃问责。严格执行司法巡查、审务督察、防止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等制度，持续改进司法作风，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加强警示教育，从奚晓明等违纪违法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53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338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1人。
九、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强督查督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深化司法公开、规范司法行为等情况，根据审议意见改进工作。办理代表建议1381件，在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维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充分采纳代表意见，促进公正司法。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人民法院87批次，通过旁听庭审、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代表意见4530人次，不断拓宽监督渠道。
认真接受民主监督。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觉接受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专题协商等活动，广泛凝聚共识。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620人次，办理政协提案539件，及时采纳各方 面提出的意见。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死刑复核、民事执行等方面法律监督规定，依法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案件，认真对待检察建议，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开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调研座谈、列席审委会等活动360次。通过“院长信箱”等平台，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召开新闻发布会117场，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各位代表，五年来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中国前景无限光明。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总书记作为党中央核心和全党核心的掌舵领航。五年来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工作机制等与新时代形势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二是司法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一些关联度高、相互配套的改革举措推进不 同步，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三是基层基础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有的法院队伍断层、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基层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监督指导机制还需完善。四是内部监督机制尚待进一步健全，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问题仍然存在，司法廉洁风险较高，有的法官徇私枉法、以案谋私，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五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逐年攀升态势，一些法院办案压力巨大。六是司法人员履职保障还需加强，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加以解决。
2018年工作建议
2018年，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切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法院开展全员轮训，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紧密联系实际，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二是依法惩治犯罪，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严厉打击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等犯罪活动，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涉枪涉爆、黄赌毒、传销拐卖等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推动司法审判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依法惩治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三是依法审理经济领域各类案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围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完善司法政策，依法审理破产重整、金融纠纷、股权纠纷等案件，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优化科技创新法治 环境。完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促进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推进“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涉港澳台、涉侨案件审判，积极办理司法协助互助案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服务雄安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四是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保障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法审理教育、就业、医疗、消费、婚姻、养老等案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法审理各类涉农纠纷，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依法审理涉军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安全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人民群众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诉讼与调解对接的司法服务。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共同促进公正司法。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任务十分繁重，人民法院将全力以赴，整体联动，不畏艰难险阻，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坚决攻克这一妨碍公平正义、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
五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及时推广上海等先行改革试点地区经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坚定不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决同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作斗争，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改革已进入全面配套和纵深推进阶段，我们将不惧困难和挑战，坚持改革不停步，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更多获得感。
六是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扩大庭审直播、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及各类司法信息公开范围，全面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信息化、人工智能与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完善智能审判支持、庭审语音识别、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等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世界一流的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深度运用审判信息，促进社会治理。将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优越性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
七是建设过硬队伍，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向纵深发展。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法律适用研究，切实提高司法能力。加强基层建设，关心关爱干警，进一步提升基层司法水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 反腐败无禁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环境。
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有关情况。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所定“霸王条款”内容一律无效。
一些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以“霸王条款”对消费者作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此，《规定》中第16条规定:“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消费者依法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认定“霸王条款”内容无效。
媒体对司法领域的报道今后或有转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副教授周泽前几天给几家媒体爆料提供有关司法不公的线索时,均被婉言拒绝。
周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说明理由时,这几家媒体都提到了最高法去年12月8日出台的一个文件。其中的一条,专就媒体报道司法活动予以约束。由于其措辞严厉,又预留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被网友戏称为“第九条军规”。
这一文件即《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文件与最高法院的另一文件《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同时公布,本为“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提高司法公信”,没想到适得其反,甫一公布,便招来质疑一片。
“第九条军规”
这“第九条军规”,列该《规定》实体内容的最后一条。此前的八条,被人看做有利于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
的内容,比如“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审判场所坐席不足的,应当优先保证媒体和当事人近亲属的需要。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现,“(前八条)细看每一条都很虚,处处预留了拒绝公开和拒绝监督的空间,第九条则面目清晰,那就是对于媒体采访报道中的某些行为要加以处罚。”
这“某些行为”,包括四种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条款”。这四种情形分别是: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另有一个兜底条款是,“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对于“上述”行为,该《规定》给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是“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后一种表述成为舆论攻击的火力集中点。很多人担心,在对媒体的违法情形规定得语焉不详的情况下,“依法追究媒体责任”很可能最终异化为司法借权力之便压制媒体的一个借口。在《规定》第九条中,有大量的诸如“严重失实” “恶意” “倾向性报道”等有着巨大裁量空间的表述。
最高法被公众聚焦之处在于,法院的身份,本属于媒体监督当事人,却欲扮演媒体监督裁判员的角色。这两种角色如果并行,如贺卫方所说:“《规定》的名称叫做‘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那意味着法院的角色是一个被监督的对象。现在,居然是被监督者为监督者立法,让监督者如履薄冰,动辄得咎,说实话,这实在是位卑言高,没大没小。”
除此之外,最高法此举,还涉嫌冲撞立法机关。“因为法院是适用法律的,而不是制定法律的,”周泽说,最高法或有权制定法院系统内部的规范,但《规定》的触角,显然已经伸到了法院系统之外。
这种试图规制媒体报道的举动,最高法此前也有先例。2006年9月12日,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最高法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案件的报道,所列举的事实、证据和引用的法律必须准确,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地方法院则在实践中更进一步。2003年年底,广东省高院发文剥夺6名记者对广东省内的三级法院采访权一年。其做出这一处罚的依据,是该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当年6月份颁发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媒体对司法的报道进行了较为严厉的限制。
比如,“对于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对于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法此次的《规定》与广东省高院2003年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在体例和用语上都惊人地相似:对法院配合媒体采访的部分,行文上多是避实就虚;而对媒体提出警戒的部分,则显得实至而名归。同时,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之大,也异曲同工。
官意、民意与法意
在去年12月23日上述两个《规定》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蒋惠岭阐述了《规定》背后的逻辑。
他说,以前法院对媒体采取的是被动防守的态度,结果导致媒体和公众对敏感事件有诸多的猜忌,此次出台新规定,意在从被动走向主动。而《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就本《规定》联系最高法,并未得到回音。
东北地区某中级法院宣传部门负责人何刚(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规定》出台背后,是司法系统的公信力正日益下降的现实。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尚难一一厘清,但法院系统倾向于认为,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放大镜的角色。
何刚说,在这一过程中,是司法的“闭关自守”,使得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渐渐疏离。他说,这种“闭关自守”的根源,在于法院对于媒体报道的下意识的恐惧,“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法院的工作绝不是无可挑剔。”
但媒体追求影响力的天性,加上其监督的职业性质,让媒体对司法这一新闻富矿难以割舍。在采访法院无门的情况下,媒体大多将注意力转向了案件的当事人。
而“在当事人中间,对于法院的负面评价比比皆是”。河南省高院的一位法官曾在私下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以对当事人的采访为主要材料的报道,犹如对于法院的一次次“缺席审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法院之间成见日深,关系渐行渐远。
而这些民意之所以对司法造成困扰,是因为它的大规模聚集,会向政府传达一种稳定的压力,继而通过官意输送给法院。何刚说,这一路径不能说百打百中,但确实屡试不爽。“虽然大的方向不会变,但一旦有干预,结果就得变。”
何刚说,有些当事人摸清了这一脉络,有时就偷偷地把记者领到庭审现场,借以对法院施加压力。“觉得这个东西有个保障啥的。”北京的一位记者曾被当事人邀请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庭审现场,在法官面前做出与当事人较为熟悉的样子后,又迅速离开。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法院的处境更为尴尬。“以前只是领导有干预,现在又多了一块民意,法院现在是被前后夹击。”何刚说。
2008年全国“两会”,对最高法工作报告的否定性投票(反对票加弃权票)合计675票,已占人大代表总票数的22%强;2009年“两会”,否定性投票升至711票,已占全部票数的24%强。
法院的出路
多位受访学者认为,法院走到如今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系统缺乏一道“防火墙”,不管是对官方的,还是对民间的,但归根结底是对官方的。因为,“法意与民意其实是相通的,只要法院能够把道理讲清楚,都会得民心,顺民意”;“就算法意与民意短期内不一致,也可以通过立法机关修改法律,使法意最终向民意靠拢。”
很多人将法院的这一处境归于体制的无奈,但在成都大学法学讲师王怡看来,在中国,司法独立首先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法官的道德实践问题。就是说,不应该被动等待制度的转型,以便在新制度到来时搭个便车,而应该通过个案的积累,以法官的道德律令和职业伦理来撬动制度的转型。
而在这一过程中,司法需要与媒体的互动。王怡通过近几年对最高法推动的司法改革观察,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最高法院是不可能独自完成司法改革的。“原因在于法院在目前整个政法体系中的地位。”
“法院怎样才能走向一个独立的地位?依靠什么?这中间,当媒体仍然在扮演一个‘代言的角色时,媒体就是司法最主要的同盟军。”
“这种在媒体聚焦下的个案中的互动,是一种最好的互动。”王怡说,“媒体的关注,使法官活在一种张力之中,使法官的困境被放大了。”
他说,这一过程其实是帮司法获得一种决断的能力。“现在司法没有这个能力。你希望有这个能力,而媒体的‘刁难,正是在帮你获得这种能力。”
王怡说,在这一过程中,司法也应该在民间的各种粗糙的力量面前,显示出司法的值得尊重的理性和技艺来。但他发现,媒体一次次将机会送到法官的面前,却被法官一次次地浪费了。“法官在体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让业内人士怀疑其是否曾经努力争取过。”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统一司法尺度，《规定》明确了双重劳动关系、派遣、指派、转包和挂靠关系等五类比较特殊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还细化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明确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三种处理方式。《规定》将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
工伤认定：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工作原因
其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受用人单位指派、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是否基于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因素。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工作场所
其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涉及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
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工作时间
其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
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上下班途中工伤认定
合理时间+合理路线
合理时间
(含早一点或晚一点）
工作地
合理路线（含顺路）
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
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
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
其他
因工外出期间
属于“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情形，应当从职工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
（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
（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
（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
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处理
获赔不碍工伤认定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起诉社保机构支付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社保机构不得拒付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五类特殊责任主体担责认定
工作单位 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指派单位 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用工单位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被挂靠单位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权威解读
下班顺路买菜
属于合理路线
对于《规定》中的“合理时间”以及“合理路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了相应的解释。赵大光表示，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只规定“上下班途中”，但在生活当中却可能有多种情况。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上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各地法院在处理相同或者是相似案件的过程当中也有裁判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同案不同判。
赵大光告诉记者，所谓的“合理时间”可以说比较宽泛，但应具有正当性。“上下班有一个时间区域，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比如下了班以后，还要加一会儿班，或者是等交通的高峰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合理时间”。赵大光随后又举了个例子对“合理路线”进行了解释：“比如下班的途中需要到菜市场买一点菜，然后再回家，而且是顺路，是不是合理的路线，是不是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必需的活动呢？我们认为都应当包括在内。”赵大光认为，理解“合理时间”“合理路线”这一条规定，要抓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合理”。
律师说法
下班顺路接孩子
应算合理路线
昨天下午，记者就《规定》中的一些问题也采访了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贾宝军，贾律师有着多年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办案经验。
贾宝军告诉记者，《规定》中关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规定确实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裁量空间有利于保护普通劳动者，可以避免执行中的僵化。“毕竟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法律法规不可能全部做出规定，这种裁量权避免了在争议处理中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裁决。”
贾宝军表示，在《规定》发布之初，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以举例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由此可以推断，‘下班顺路接孩子’，应该也算在‘合理路线’内”，贾宝军说，此外，按照惯例，最高法今后也会通过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的形式，对类似问题统一认定标准。
对于法律的适用问题，贾宝军告诉记者，尽管我国规定“法不溯及既往”，但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标准，《规定》的适用上，除了2014年9月1日及以后发生的工伤肯定适用《规定》外，9月1日前发生的工伤，但9月1日后才产生争议并引发仲裁及诉讼，也应当适用《规定》，不过贾宝军也表示，是否适用最终还要按照相关机构的规定办理。
（一）（法释〔２００４〕１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２３次会议、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２６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起施行。
二○○四年九月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通过声讯台传播淫秽语音信息等犯罪活动，维护公共网络、通讯的正常秩序，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规定，现对办理该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影、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二十个以上的；
（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音频文件一百个以上的；
（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二百件以上的；
（四）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
（五）以会员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注册会员达二百人以上的；
（六）利用淫秽电子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七）数量或者数额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八）造成严重后果的。
利用聊天室、论坛、即时通信软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实施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实施第一条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三条
不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或者移动通讯终端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一）数量达到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二倍以上的；
（二）数量分别达到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两项以上标准的；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
利用聊天室、论坛、即时通信软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实施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第四条
明知是淫秽电子信息而在自己所有、管理或者使用的网站或者网页上提供直接
链接的，其数量标准根据所链接的淫秽电子信息的种类计算。
第五条
以牟利为目的，通过声讯台传播淫秽语音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向一百人次以上传播的；
（二）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六条
实施本解释前五条规定的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具体描绘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的；
（二）明知是具体描绘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而在自己所有、管理或者使用的网站或者网页上提供直接链接的；
（三）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和语音信息的；
（四）通过使用破坏性程序、恶意代码修改用户计算机设置等方法，强制用户访问、下载淫秽电子信息的。
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费用结算等帮助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贩卖、传播淫秽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等以实物为载体的淫秽物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淫秽物品”，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电子信息和声讯台语音信息。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电子信息和声讯台语音信息不是淫秽物品。包含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电子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10〕3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已于2010年1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3次会议、2010年1月1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2月4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 二 月 二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2010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3次会议、2010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通过声讯台传播淫秽语音信息等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规定，现对办理该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内容含有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影、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十个以上的；
（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音频文件五十个以上的；
（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等一百件以上的；
（四）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
（五）以会员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注册会员达一百人以上的；
（六）利用淫秽电子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七）数量或者数额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八）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第二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二条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传播内容含有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一）数量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二倍以上的；
（二）数量分别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两项以上标准的；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三条 利用互联网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群组，成员达三十人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建立者、管理者和主要传播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第四条 以牟利为目的，网站建立者、直接负责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是淫秽电子信息，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管理的网站或者网页上发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数量或者数额分别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六）项两项以上标准二倍以上的；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一百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五条
网站建立者、直接负责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是淫秽电子信息，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管理的网站或者网页上发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一）数量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二）数量分别达到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两项以上标准五倍以上的；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明知是淫秽网站，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等服务，并收取服务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为五个以上淫秽网站提供上述服务的；
（二）为淫秽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为淫秽网站提供代收费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七条
明知是淫秽网站，以牟利为目的，通过投放广告等方式向其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或者提供费用结算服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同犯罪处罚：
（一）向十个以上淫秽网站投放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资金的；
（二）向淫秽网站投放广告二十条以上的；
（三）向十个以上淫秽网站提供费用结算服务的；
（四）以投放广告或者其他方式向淫秽网站提供资金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五）为淫秽网站提供费用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六）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第八条 实施第四条至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行政主管机关书面告知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的；
（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三）为淫秽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
（四）向淫秽网站投放广告，广告点击率明显异常的；
（五）其他能够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第九条 一年内多次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未经处理，数量或者数额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第十条
单位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一条 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本解释所称网站，是指可以通过互联网域名、IP地址等方式访问的内容提供站点。
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为目的建立或者建立后主要从事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活动的网站，为淫秽网站。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已于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司法解释中明确了非法吸金的四个条件，何种行为属于非法集资，非法集资定罪标准等都做了细化，现详述如下：
一、界定了“非法吸金”四条件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司法解释列举十种行为属于非法集资：
1、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3、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4、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5、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7、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8、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9、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10、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界定非法集资定罪标准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及定罪标准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附刑法相关条文：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
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明在沪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在中国大陆法院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宋晓明表示,法院审理涉知识产权案件中,刑庭、行政庭受业务范围所限,缺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知识。在没有“三合一”审判机制的情况下,如果案件审查认定的基本事实相同,对同一事实是由不同审判庭分别审理。这不仅造成审判资源浪费,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而且还容易导致法院裁判标准的不统一。当前,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普遍提高,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权利人的选择。完全实行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后,跨区划管辖涉及的问题将更为广泛,特别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及公安、检察机关及其内设的多个部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协调对接的部门也比较多。因此,他建议最高法院就跨区划管辖方面的相关问题予以明确指导,便于各级法院遵照执行。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行为
刘东斌先生在《档案行政权力种类与法规依据举要》（以下简称《举要》）[1]一文中认为，按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所列举的行政行为种类，与档案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行政行为也应有26种。并依据《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名称，结合现行档案法律、法规进行了实证举要阐述。笔者拜读后受益匪浅，但觉得刘先生在对《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的性质、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实证举要上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为此，笔者想谈点自己的看法。
1 正确理解《通知》中行政行为的性质
最高法《通知》中规定的26种行政行为，只是针对行政案件案由的统一而提出的。《通知》规定，案件案由构成结构是：管理范围+具体行为。以行政管理范围为“类”，以具体行政行为种类为“别”。因此说，这26种行政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全部行政行为包括一般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政行为等）。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对于行政机关的一般行政行为，法院是不能受理立案的。如，《通知》中的“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针对某项事项或者行政相对人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而不是指行政机关所具备的某项行政权力或者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的立法行为。前者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可诉的，后者依据《行政诉讼法》则是不可诉的。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通知》中26种行政行为的性质，对其的“实证举要”才能做到准确无误。
2 正确理解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
行政权力是行政行为的依据，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表现。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种类既不是完全对等的，也不易将其直接对等挂钩，因为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行政法学理论和实践上说，一种行政权力可以产生多种行政行为，比如，档案行政许可，它可以产生行政立法、行政受理、行政审查、行政批准等多种行政行为。同时，也有的行政行为，不是由行政权力派生的，如，行政协助、行政合同等。对于档案行政行为与档案行政权力的关系，宋飞先生在与刘东斌先生商榷的文章[2]中已有详尽的论述，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3 对档案行政行为涉及的权力项目与依据的实证举要不可生搬硬套
《举要》依据《通知》中列举的26种行政行为，详尽地实证阐述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具有的26种档案行政职权项目。但由于《举要》在对《通知》中行政行为概念、性质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偏差，其阐述的“实证举要”难免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现象。在《举要》所列举的26种档案行政职权项目中，有11种是不恰当的，现分别商榷于下：
3.1 行政补偿。在行政法上，行政补偿是指因合法的行政行为而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由国家给予当事人相应补偿的行为。如，国家因建设需要对所征耕地的青苗补偿等。而因行政过错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则是由国家给予当事人相应赔偿，在行政法上叫做行政赔偿。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的区别在于：合法的行政行为造成的，适用于行政补偿；错误的行政行为造成的，适用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损害发生之前，行政赔偿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损害发生之后。《举要》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职权项目，并列举《郑州市档案局行政责任过错责任追究（施行）办法》第22条作为法律依据，其实是对“行政补偿”概念的一种曲解，是不适当的。这里顺便说一下， 《郑州市档案局行政责任过错责任追究（施行）办法》第22条“因行政过错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在法律用语上是不严谨的，也是不符合行政法学原理和行政法通则的。
3.2 行政执行。《通知》中“行政执行”是与之前的“行政强制”相对应的。因《通知》为了保持案由中具体行政行为名称四个字的统一，将“行政强制措施”简称为行政强制，将“行政强制执行”简称为行政执行，以示区别。因此说，行政执行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管理学上一般意义的行政执行。行政执行作为行政管理学上形成最早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行政机关及其管理人员落实和管理公共事务的全部活动。换句话说，《通知》中列举的26种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执行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学上的行政执行只是一个概念，是泛指，是不能将其套用到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举要》将行政管理学上行政执行的概念套用到《通知》中的“行政执行”上，并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将“实施档案工作制度”作为一种职权项目，是完全曲解了《通知》中的“行政执行”。具体到档案行政管理中，《通知》中的行政执行，应当是指为保障基于《档案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和行政决定而实施的强制执行的具体行为。如，为保障《档案法》第16条规定的“代管措施”实施所开展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知》中“行政执行”，仅指由行政机关本身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依法申请由法院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
3.3 行政给付。《通知》中的“行政给付”是指行政主体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以及在公民下岗、失业、低经济收入或者遭受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的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给付的类型有：抚恤金、特定人员的离退休金；社会救济、福利金；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行政给付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下岗、失业、低经济收入或者遭受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公民。行政给付的性质是行政主体依法进行的依申请或者依职权的外部行政行为。由此可以看出，“行政给付”是一种特指的行政行为，并不包括行政机关所需各项经费的财政支付与拨付。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给付制度设计上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行政给付的职权，进而也不存在行政给付的具体政行为。《举要》依据《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列为档案行政给付的职权项目，明显地是张冠李戴。
3.4 行政征用。《通知》中的“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行政征用必须有专业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行政主体不得实施行政征用行为。行政征用是有偿的，行政主体对征用对象只是暂时取得了其使用权，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具体到档案工作来说，目前档案专业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档案行政征用作出具体的明文规定，因此，档案行政征用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种具体行为也是不合法律规定的，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实践中，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出于公众利益需要，在举办档案史料展览时，对需要展出的非国家所有的重要档案，一般采取借展的办法处理。这种借展的办法，虽然在档案行业还只是个例，但在文博展览中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举要》依据《宪法》第13条第2款和《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收购、征购”列为档案行政征用职权项目，是对《宪法》第13条第2款和政征用行政行为的一种严重的曲解。首先、《宪法》第13条第2款明文写着“依照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规定”是限制性条件，是指公共法律和专业法律的具体条款规定，如《物权法》第44条的具体规定等。其次、《档案法》第16条中的“征购和收购”行政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档案安全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再次、档案征购、收购是一种改变档案所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即通过征购、收购等行政措施，将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档案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征用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是不相符的，因此，档案的征购、收购不是档案行政征用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
3.5 行政征收。《通知》中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凭借国家行政权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性无偿地征集金钱或者实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的法律特征是法定性、无偿性、强制性。具体到档案工作，现行的档案法律法规还没有关于档案行政征收的具体规定。也就是说，按照《宪法》有关规定，目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不能够实施档案行政征收行为的。《举要》依据《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收购”作为档案行政征收职权项目，是对《宪法》 《档案法》条文和行政征收概念的错误理解。因为档案收购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市场行为，卖方可以卖也可以不卖。买卖双方是自愿的，不具有强制性。如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征购”方式取得档案的所有权。收购与“行政征收”的区别：一是性质不同。收购是市场行为，卖方可以卖也可以不卖；行政征收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单方行为。二是依据不同。收购依据的行政决定；行政征收依据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三是取得财物所有权的价格不同。收购的价格是协商一致的市场价格，行政征收则是无偿的。四是双方意思表达不同。收购双方是自愿的；行政征收则是强制性的，不取决于相对人的意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档案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与行政征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是不相符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举要》存在着列举实证的错误。
3.6 行政合同。按照行政法学的理解，《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行政职能和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与行政相对人就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达成的、经过协商、意思表达一致的协议。“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上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不同于行政机关单方意志而成立的行政行为模式，是一种双方行为。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与行政相对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强给行政相对方，更不能采用命令强迫的方式。而对行政合同的履行，行政机关则享有监督、指挥、单方变更、解除和制裁等行政优益权。《举要》依据《档案法》第16条规定，将“对非国有档案因安全原因的档案代管、收购、征购”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职权项目，笔者认为是不妥的。这里不妨将档案代管、收购、征购与“行政合同“分别做一对比分析：
档案收购与行政合同。“档案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收购过程中，是一种民事行为，档案收购双方的权利是相等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收购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不享有监督、指挥、单方变更、解除和制裁等行政优益权，而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则在合同执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由此可以看出，档案收购不是一种行政合同行为。
档案代管与行政合同。《档案法》意义上的“档案代管”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方的具体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行政合同则是一种双方的行政行为，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合同关系，在行政合同签立时，需要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不具有强制性。因此说，档案代管不是一种行政合同行为。
档案征购与行政合同。基于《档案法》上的“档案征购”，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合同的方式取得相对人档案所有权的一种行政方式，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关系。其特殊性：一是在档案征购关系中，原档案所有人的意思表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档案征购关系的发生、变更和取消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二是档案征购的根本特性是强制购买，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性地购买“处于不安全状态的非国有档案”。三是档案征购行政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单方的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效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一旦作出档案征购决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就必须服从并履行义务，否则，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强制执行。而《通知》中的“行政合同 ”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双方行为，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与相对人协商一致，取得相对人的同意，行政机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更不能采用命令强迫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档案法》上的“档案征购”与《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是不同的，将档案征购行为作为《通知》中的“行政合同”来理解也是不妥的。
3.7 行政划拨。《通知》中的“行政划拨”是指行政机关将国有财产划归行政相对人占有或使用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划拨的主体是具有行政划拨权的行政机关。行政划拨的内容是国有资产。行政划拨主要是无偿的。一般来说，划拨财产的用途和目的具有特定性和先定性，行政相对人只能按照预先批准的用途使用划拨财产，同时划拨机关对于划拨财产的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监督、检查权。对于使用人违反相关规定使用划拨财产的，划拨机关有权收回划拨财产或者要求相对人补缴一定的费用。依据上述对“行政划拨”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职权的设定上看，或者是从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行政划拨权限规定上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不具备行政划拨的权限，不是行政划拨的行政主体，也就不存在《通知》中行政划拨的具体行政行为。《举要》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将“接收档案移交”列为《通知》中的“行政划拨”行为，是完全曲解了行政划拨的概念及内涵。首先从行政划拨的主体上看，行政划拨的主体是具有行政划拨权的行政机关，接收方是行政相对人；而“接收档案移交”的主体则是作为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组织，接收方档案馆也是档案行政相对人。其次从行政划拨中国有财产的流向看，行政划拨中国有财产的流向是“自上而下”方向，而“接收档案移交”中国有档案的流向则是“平行”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方向。由此看，“接收档案移交”与“行政划拨”是“风马牛”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概念。
3.8 行政规划。对于行政规划，目前行政法学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统一的共识。《举要》依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8条第2款规定，将“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职权项目，笔者也是认可的。但是，《举要》将“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的职权行为套用到《通知》中，笔者则认为是不妥的。其原因在于：《通知》中列举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指的是涉及相对人利益的某一事项的具体规划，如，道路用地规划，开发区规划等。而按照行政法学原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计划”的职权行为，则是只具有行政导向作用的一般行政行为，没有侵害具体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具有可诉性的，因此，此实证也是错误的。
3.9 行政允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向不特定相对人发出的，承诺在相对人实施了某一特定行为后由自己或由自己所属的职能部门给予该相对人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行政奖励”是指行政主体为表彰先进、激励后进，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认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的区别在于：从目的上看，行政允诺是行政主体为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行政奖励是行政主体为表彰先进、激励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法定性上看，行政允诺没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行政奖励则是一种法定的行政行为。从对象上看，行政允诺的对象是履行了行政机关要求履行的某一特定行为的相对人；行政奖励的对象是贡献突出或者模范遵纪守法的组织或者个人。从程序上看，行政允诺是临时的或应急的，有时限要求，但没有统一规定的程序要求；行政奖励则是常规化的、有一定的申报、审查、批准程序。从上述分析上看，“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虽然都含有“奖励”的成分，但并不是同一类别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也是《通知》中将二者分别列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到档案工作，对“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给予奖励，是档案法律、法规法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从奖励的目的性、法定性以及奖励对象、程序要求上看，都符合《通知》中“行政奖励”的特征。《举要》依据《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将“奖励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行政行为认定为《通知》中的“行政允诺”行为，明显地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
3.10 行政协助。《通知》中的“行政协助”，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职权的行使过程中，行政主体之间基于自身条件或公务需要，相互配合，共同行使本应由某一行政主体独立行使某一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被要求协助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与要求协助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可以是以共同行政主体的名义出现，也可以以各自独立的名义出现。《通知》中“行政协助”的具体行政行为，则强调的是被要求协助行使行政职权行政主体的行政协助行为，其行政协助的主体是被要求协助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具体到档案工作，则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被其他行政主体要求行使档案行政职权的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行政协助的主体。《举要》在对“行政协助”解释的基础上，依据《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第18条规定，将“档案管理违法违纪案件查处”作为《通知》中“行政协助”的行政行为，混淆了《通知》中“行政协助”的概念和主体。首先，《举要》对行政协助的解释，是对“行政协助制度”的解释，而“行政协助制度”与《通知》中的“行政协助”并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举要》存在着概念混淆问题。其次，《举要》列举的《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第18条规定，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查处档案违法违纪案件时案件移送的法律依据，并不是查处档案违法违纪案件时请求行政协助的法律依据，所以，《举要》存在着引用法律依据不当的问题。再次，《举要》将“档案管理违法违纪案件查处”作为行政协助职权项目的名称，混淆了“行政协助”的主体，存在文字表述上的错误。依据档案法律法规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查处档案违法违纪案件的行政主体，其他行政主体在涉及档案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时，如果出于自身原因，可以请求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协助，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进行协助。所以，《举要》中应该表述为“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档案管理违法违纪案件”，而不是“档案管理违法违纪案件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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