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精选8篇）

民国时期 篇1

教学思路

本课重点介绍了在杂文、历史剧、小说、电影、音乐、绘画等领域涌现出的一批着名文学家、艺术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掌握这类知识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从众多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其共同的特征,也可以从其共同的本质中找出各自特征的表现形式。针对本课涉及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成就,只要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及其所处的地位,进行认真的比较,就会找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内在联系、各自特点,从而加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印象。

重点分析

郭沫若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借古喻今,表达了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黑暗统治的悲愤,对光明自由的渴望,为制止顽固派的@@降日活动,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文学革命发展的原因:随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一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用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斗争,涌现了一批着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进步文学是当时文学的主流。一些进步的学生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大量作家联盟,团结和培养了大批文学艺术家,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重点突破方案

民国时期 篇2

通过查阅档案, 从档案中反映出的民国时期上海监狱感化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犯人的知识文化教诲”

笔者查询了“上海监狱第一分监狱教化课教育用品和书目登记表” (1936—1938) 。并做一分类, 统计书籍共计151本, 其中宗教类书籍11本, 占总数的7.3%;文学类书籍74本, 占总数的49%;法学类书籍3本, 约占总数的2%;政治类书籍共10本, 占总数的6.6%;书法类书籍5本, 占总数的3.3%;文教类书籍共48本, 占总数的31.7%。综上, 在当时的监狱教诲教育书籍中, 位列前三位的是文学类的、文教类的以及宗教类书籍。表明监狱再教育教诲的工作中, 比教注重宗教感化罪犯以及对罪犯文学素养和文化修为的提升。

另据统计, 1937年江苏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在其几千册藏书中有2066本是关于道德的小册子, 1119本关于基督教, 910本关于佛教, 还有217本关于道教, 另有38本涉及党派的思想。

2“犯罪人监护团”

监狱对犯罪人的改造以犯罪人出狱后不再犯为原则, 并且组织“犯罪人监护团”以达到犯罪人觉悟提升和社会秩序安宁的目的, 监护团的责任在于督促家庭人员尽到责任, 功能在于帮助罪犯出狱后适应社会。此外, 监护团还在犯罪人没出狱的时候就先访问其过去行为的家庭了解情况, 犯人出狱后临时招待的一切费用由监狱负担。并且将期限暂定为三年, 由监狱每季度派人访查出狱人详细生活状况。

司法部对于真心悔悟者给予假释、保外就医等奖励, 根据司法部1924年3月载于《司法公报》上的“监狱改良纪要”显示, 1915年至1923年, 民国假释人犯逐年呈上升趋势。1915年为20人, 1916年72人, 1917年82人, 1918年121人, 1919年129人, 1920年147人, 1921年214人, 1922年249人, 1923年330人。经假释考验警察报告, 假释之人犯, 或回家谋生, 或助人营业, 成绩均属优良。

3 宗教教诲及“监狱‘弘法社’”

据档案显示, 民国三十五年, 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在文件中批准建立监狱弘法社, 并于八月初报结社上司进行备案。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监狱弘法社向上海监狱赠送三经样卷, 并选定教诲罪犯的人选。弘法社设立之初, 为监狱的感化教诲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将宗教引入监狱感化教育, 是民国时期监狱的一大特色。

4“监狱教诲工作报告制度”

笔者查询的另一份档案是民国二十二年下半年, 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沈家彝要求江苏第二监狱监狱长蒋凤义呈报教诲工作报告及教育月报表的指令。报表上显示监狱人数在十月份里达到最多, 为三百五十五人, 每次教化人数约为一百人左右, 监狱一般将整个监狱罪犯分为两组, 一组二十人左右, 另外一组八十人左右, 六个月教化人数最多的为八月, 约为两千七百九十六人次。分别教诲课程为:算术、习字、作文、国语。并且教诲时间均为四个小时, 一个月的总共课时大概能达到一百零四个小时到一百零八个小时。

据档案显示, 每个月监狱都要向法院递交关于对罪犯改造的教育教诲报表和情况报告;司法行政部门会不定期的要求法院转送教育教诲工作报告和情况报表以供审阅;并且, 每隔六个月, 高等法院会派员进入监狱检查教育教诲情况并上报司法行政部门。

“刑罚之目的, 重在预防, 而监狱之精神, 端赖感化。”胡逸民在中华民国中央陆海空监狱训练班上如是说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的教育刑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 并由此奠定了民国时期监狱教育模式的主体格调。

参考文献

[1]上海档案馆资料:上海监狱关于各教会来监传道情况[Z].档案号:Q177-1-95.

[2]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江苏第二监狱分监教育教诲报告[Z].档案号:Q177-5-275.

[3]上海档案馆:上海市监狱教化课书籍、教育用品登记簿[Z].档案号:Q177-1-678.

民国时期的商会 篇3

后来市面渐渐安静下来，京外有些人贪利，偷偷地往城里带粮食。再后来，粮店里也有了货，娘也准我时不常地在门口看看闹热。

八国联军退出北京之后，西城几个大字号的老板来找我爹：白老板，我们几个议了一下，北京城这样不行啊，一旦没了朝廷，没了衙门，好多事没人管，咱们是不是也成立个商会啊?这样，支应地方，调配粮资，都有个管事的不是?

那就成立呗，正好庚子之后，地方上也比较宽松，一来二去农工商总会就挂了牌。那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事。

商会招牌很大，运作倒有点夹缝生存之意。传到我这代的时候，世道不稳，就更艰难了。

1937年，天天盼着华北战事和平解决，但日本兵还是进了北平城。

之前，大批四乡农民拥入城内避难，商会成立“临时救济会”，收容那些无亲友可投的难民，难民不断增加，大家一直发愁能维持多久。现在不用愁了，救济会被占领军解散了。

他们保留了商会，但他们说“主席”这个词带“党性”，改掉!只能叫董事、监事……商会也不是从前的商会了，日本商人像潮水一样地涌入北京城，他们自有一个管理组织叫“组合”。一切重要物资，都掌握在“组合”手里。布匹、煤炭这些行业都不得不听他们的话。

到处都是白面馆、土膏店，烟贩们吃穿阔气，还成立了“华北土药业公会北京分会”，商会管不着。日本、韩国的浪人，满街逛荡，每到一处铺面，就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目中满亲善”，强迫商户购买日本天皇和宣统的照片。不买，他们会恶狠狠地看着你：“宪兵队的说话!”

商会头两年还能平粜一些粮食，维持每年十月的粥厂、暖厂，后来也撑不下去了，先是规定“计口售粮”，再就是统一配售“混合面”，色如烟灰，食有异味，吃下去拉不出屎。

我早已经不是商会理事。一大早上起来，在大街上胡同上转了一大圈，无事可为。绸店没什么货源，全靠有人从天津、上海来，跑单帮带的一点儿小货撑着。买主也少。回到家里，只有满家人口和一锅混合面窝窝。我走到堂屋神主牌前，看着爹的照片：

“您老人家不是说，北京是首善之区，灾不过三月。有了商会，咱们开铺子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吗?这都五六年7……”我的眼泪，一颗颗掉在砖地上。

1945年初，他们在南苑修机场，让每个商铺都出劳工。我家能出谁呢?凑了些联合票，雇了个叫化子去顶缸。过两天，说：死了!再出人!

4月，最惨的日子来了，每人每月只能买杂粮面十斤。

8月16日清晨，我走出大门，迎面碰到赵老板，他已经饿得摇摇晃晃，胖脸只剩下一张皮。他还是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白老板!给您道喜!”

“同喜同喜!天终于亮了!”

“不用吃混合面了!”

日本商人都开始甩货准备离开，拿吃的换也行。可是经过八年，谁还剩下什么家底儿?看着满大街的被面、家具、杂物，我忍不住回头看看我家的院门，上面本来有两个大大的铜门钮，铜门环，伪市政府要求商会逼铺户“献铜”，商会老拖着，最后来了几个职员，挨家搜查，连纸烟包里的锡纸都不放过。我的铜门钮，铜门环，去哪儿了呢?

10月20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从重庆飞抵北平。

11月1目，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派秘书杨伯明接收商会资产、账簿、卷宗。然后，到各铺户登门，干什么?催缴欠费!你们八年没交会费啦，而今百废待兴，需资孔亟，限于某月某日补齐……

11月8日，我收到通知，凡曾在“旧商会”任过职的人员，均需到商会听训。“我都没干好几年了……”“那也得去!”

我走到珠市口西“旧商会”，那所房子的门脸儿已破败不堪。五年前，日本宪兵队要求商会集资买下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旧址，没有钱，先让银行垫付，每间商铺加收三个月营业税，共计三十万元。房子买下来后，宪兵队说，房子里有“军用物资”，不能交，商会只能担个主名儿。光复后，国民党北平支部在那儿开了“临时国军被服厂”，更甭提收房的事儿啦。

一年后，这房子才由商会“收回”，市党部来人说，要给蒋总统庆寿，北平总商会捐点什么呢?捐所学校吧!你们不是有栋房子空着吗?盖了个章，房子变成了献给蒋总统的生日礼物。

我走进旧商会，社会局局长温崇信正等着呢。人到齐，他开始训话：“市商会早应当整理与改组，只是物色人选困难，同时，也给各位一个反省的机会……大家自己想想，互相看看，抗战期间，谁是含垢忍辱、委曲求全，谁是甘心附逆，背叛国家!”

听完训话，我们默默地走出商会大门。北面，是几百年来一直屹立的正阳门。我眯着眼睛看着它，不让尘土迷了我的眼睛。赵老板终于忍不住了，他朝道旁啐了一口：“我操你大爷!”

民国时期的儿童阅读探究论文 篇4

儿童阅读的动机主要有六个方面:满足兴趣的好奇心、因有诙谐意味、扩充儿童的知识范围、搜寻特别事项、要告知或取悦他人、寻求指导和安稳。〔4〕因此，要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应该要充分考虑影响儿童阅读兴趣的因素以及儿童阅读的动机，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从而提高儿童阅读兴趣。具体而言，引起或提高儿童的阅读兴趣应该注意四个方面:阅读材料要适合儿童的需要和能力、要有阅读的环境、良好的教学技术、组织读书会和发行小周报等。〔5〕

儿童阅读指导

美国的格雷教授曾经指出:“吾人将努力于增加与扩大儿童阅读之内容、材料，改良其阅读方法，增进其技能。旧式阅读方法指定某书的某页到某页，使儿童囫囵吞枣般地读下去，实为无益。今后儿童阅读应集中于某种重要问题，每次阅读时间，尽可延长至一周或一周以上。总之教员必须鼓励儿童自动阅读，发展其由衷的兴趣，教者不过处于指导地位而已”。“现今儿童阅读最重大的过失，是只读书中的字句，而对于字句的意义，反觉茫然，以为读音正确，即自觉满足。此为亟待改正者。又现今关于成人教育之进行，不遗余力，自动阅读的习惯，尤应于儿童时期中养成之。”〔6〕从这里可以看出，儿童阅读指导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儿童阅读指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培养儿童自学能力、辅导儿童解决困难问题、指导儿童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儿童温习已读书籍。〔7〕

1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

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要注意以下七个方面:要切近儿童生活、要适合儿童经验、要适合儿童心理、以适合儿童阅读程度、要能培养儿童德育、要有文学价值。〔8〕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原则也可以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去考察。形式方面有七条原则:(1)适合儿童心理的;(2)适合儿童程度的;(3)适合儿童兴趣的;(4)语调切合儿童口吻，可资吟唱表演的;(5)字体大小合度，无碍儿童视力的;(6)插图多而描写真实的;(7)封面绘画美丽，为儿童所喜欢的。至于内容方面也有七个方面:(1)事实寓有警惕教训，足以陶冶儿童德性的;(2)思想言论切合儿童环境与生活需要的;(3)能引起儿童阅读兴趣，且无道德上不良影响的;(4)立意纯正，足以发扬民族精神的;(5)富有革命思想，可以矫正社会恶习的;(6)阐扬总理遗教、言论的;(7)切合抗战建国需要的。〔9〕关于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具体落实到书籍的层面上，则更应该考虑得细致一些，大致需要从著作和出版、书的组织和形式、书的内容、文字以及适合年级等五个方面来考察儿童读物。仅就书籍的内容来说，就应该考虑到教材主体、重要意义、次要意义、著者的特殊目的、真实性、道德的影响、儿童经验以及来源等诸多方面。〔10〕

2儿童阅读指导的原则及其步骤

指导儿童阅读要拟定一个妥当而缜密的计划以便于按部就班地开展指导活动，减少儿童阅读指导的随意性，从而提高儿童阅读的质量。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四条原则:教师的态度要和蔼可亲、鼓励儿童课外阅读、提高儿童阅读的兴趣、要顾及目前的实际情形。〔11〕儿童阅读指导应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在进行指导前还应该对儿童读物作相应的调查，即应调查本校平日爱读的书籍，调查书局出版的儿童书籍，调查当地图书馆儿童读物等。〔12〕在做好充分的儿童读物调查之后，就可以对儿童进行阅读的指导，分为阅读前、阅读时和阅读后三个步骤。阅读前应该做到五个方面:要引起儿童的兴趣、要帮助儿童决定阅读的目的、要和儿童的阅读经验相一致、要利用儿童的竞争心态、要先介绍书籍。阅读时则要做到四个方面:养成默读的习惯、养成儿童有规则的眼动、阅读时有不认识的字要积极采取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猜字义以及询问教师等措施、其他的还应注意要及时除去桌上一切障碍物要注意姿势以及注意空气和光线等。至于阅读后，还要及时报告心得、做大纲练习、列出要点练习、笔记研究内容和测验等。〔13〕

3儿童阅读的指导方法举要

就现有资料来看，在民国时期提出儿童阅读指导方法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就黄诗澹、杨自廉和刘效骞的儿童阅读指导方法一一作介绍，以窥一斑。黄诗澹认为指导儿童阅读的方法包含七个方面:儿童阅读环境的建造、默读习惯的养成、字典词典的运用、注意力集中的训练、营造读书的氛围、发表儿童阅读的心得、解释疑难字句。另外，还要注意检查阅读笔记、注重阅读能力的考察以及定期举行测验。〔14〕杨自廉指出指导儿童阅读的方法有十二方面:分配课外阅读的时间、指定限期阅读的书籍、布置课外阅读的环境、设置阅读室及巡回书库、借书还书的手续力求简便、多作直接的督促与指导、要作儿童的朋友且时常共同商讨、解决儿童阅读疑难，勿生厌烦心理、指导儿童查字典和词典以帮助阅读、指导儿童阅书、要有始有终，不可随意翻阅、规定时间，由儿童报告所阅读书籍的内容或心得、指导儿童做阅书笔记，并按时批阅。另外，还要注意批阅读书笔记、定期举行默读测验、定期举行阅读比赛以及定期举行阅读报告等。〔15〕至于刘效骞则认为应该从布置阅读环境、组织读书会、奖励勤奋的儿童以及选择课外读物等四个方面去指导儿童阅读，相对比较简单。纵观黄诗澹、杨自廉和刘效骞对儿童阅读指导的方法，其共同点都是强调在创造良好阅读环境的同时，教师(指导者)应该给予儿童阅读上的具体指导，以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另外，对于促进儿童阅读的各种措施也要随时实施并落实。

儿童阅读能力训练与实践

儿童阅读能力的训练主要包括速率、理解力、组织力和记忆力。对于习惯于朗读的儿童来说，往往速率太慢。因此，提高儿童阅读的速率是非常重要的，在儿童速率的提高训练上要做到五个方面:(1)养成静读的习惯。(2)养成儿童有规则的眼动。具体的要求包括:眼停时间要缩短、眼停次数要减少、回复眼动的次数也要减少、扫视要有规则。(3)遇到疑难字句要有跳读的习惯。(4)用比赛方法做速读练习。在参加比赛时还特别注意:第一，在比赛时，要使儿童自己负责，尽力求良好的成绩;第二，比赛时，要尽量鼓励儿童，使其有决心超过上次比赛的成绩;第三，每次计算每分钟所读的字数，要告诉儿童，让其知道;最后，每次每分钟所读的字数要画出相应的曲线图，比较进步的情形。(5)改良印刷的方法。改良印刷方法，要做到:其一，排列最好用横排列;其二，字形的大小要合度;其三，字与字的距离及行与行距离，与字体的大小，要成正比例;最后，文字须分段落。理解力强的速率必快，理解力弱的速率必慢。可以说，理解力和速率是因和果的关系。提高儿童的理解力也有五种办法:(1)要使儿童的阅读有一定的目的。(2)要联系儿童的旧经验。(3)举行默读标准测验。(4)阅读之前先介绍读物的内容。具体地说，包括该读物的内容大概，该读物内容的系统，该读物中的背景，该读物中的寓意及主旨，该读物与各学科研究上的关系。(5)其他增进理解力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教师提出特殊的问题，让儿童到图书室去阅读，找出答案;儿童读完某种材料后，须口述一遍，或作笔记;用图表记载理想成绩，以资鼓励;要使儿童明白一篇文章的序或跋的意思;理解力弱的儿童，不要强迫他读得快。〔16〕

民国时期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篇5

5月10日星期五晚上6:30在高A116举办了主题为“民国时期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学术报告厅暨春季论坛第二场总第243次讲座，主讲人是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陈滔娜。

陈教授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面引入主题，通过介绍钱钟书，吴健雄等名人的大学生活来向同学们展示民国时期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陈教授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这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大家都听得很专注。陈教授还讲述了民国时期大学生关于读书的趣事，在引得同学们发笑。

通过陈教授的讲述，我们了解到民国时期大学生的读书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大学生们的读书欲望却是相当强烈，读书氛围也很浓厚，从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横扫清华图书馆”可见一斑。这也不禁引起所有人思考，为什么在资源如此丰富的当今社会却没有那样的读书精神。

民国时期 篇6

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局限

防灾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工程.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惨重.国民政府采取诸如发放赈济粮、款、以工代赈、修渠建库、植树造林、建立居养设施、防疫治病、仓储积谷等赈济灾民的救治措施,加上民间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的治灾救荒,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也未能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建立防灾救灾的`基本制度;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借助科学技术防止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群众性生产自救能力弱.

作 者：王美蓉 WANG Mei-rong  作者单位：河西学院历史系,甘肃张掖,734000 刊 名：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SU LIANH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5(4) 分类号： 关键词：民国时期   甘肃   自然灾害   治理   局限  

民国时期的教授高薪制度 篇7

民国时期, 为推动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民国历届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

1917年5月, 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 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4等, 每等又分6级, 共24级。其中, 正教授月薪300~400元, 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 预科教授月薪140~240元, 助教月薪50~120元。当然, 各校在实行过程中又根据各自的情况制订了不同的标准, 但浮动不大。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 对教师薪俸的等级规定和发放形式建立了较完善的体系, 教师薪俸额保持增长的趋势。1927年9月, 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薪俸表》, 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 副教授260~400元, 讲师月薪160~260元, 助教月薪100~160元。1929年12月制订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员薪俸现行标准》就遵照了这一规定, 稍有不同的是将助教月薪最低定为90元, 但同时规定助教可每年加薪10元。如清华大学, 在1928~1936年期间, 教授月薪300~400元, 高的可达500元;专任讲师128~160元;教员120~200元, 助教90~140元。资料显示, 教授最高月薪600元, 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 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因此, 教授们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抗战期间, 物价飞涨, 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 多数教授生活困难。但国民政府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确保高等教育的发展, 通过提高薪金、平价供应及实物补贴等不同的方式, 来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

总之, 在整个民国时期, 高校教授虽然说在不同时期待遇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来说, 教授们的薪金待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尤其是1927年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 由于政局相对稳定, 物价平稳, 教育经费相对充足, 这一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生活状况非常优裕, 如不少教授出门有车、家有佣人、居处有独家院落, 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

民国高校教师高薪制度得以推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教授高薪制度,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是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民初之际, 有识之士愈发重视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素质的作用。尤其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 他们看到了西方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 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 不管是民初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 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 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确保现代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 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 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 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 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 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 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 应予保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教育经费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宪法中的规定, 但是以宪法的形式来规定教育经费的数量, 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各项开支中, 要优先保证各地教育经费的使用。

其次, 这一制度之实现, 也得益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在兵荒马乱、内战频仍、军费开支巨大的民国时期, 教授的薪水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 与当时的高校规模小、教授数量少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 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起步, 因此, 高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资料显示,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 也只有110所左右。1932——1933年, 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 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1934年, 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 其中教授2801人。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 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 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 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1936年, 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 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员之总数。正因如此, 教授们的高薪制度才得以基本保障。抗战前夕, 曾任罗家伦助手、兼具清华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后, 教费从不拖欠, 教授生活之安定与近二十年来所未有。”试想, 如果民国时期的高校规模与现在相当的话, 那么在那个政治较量和军费开支优先的年代, 教授们如此优越的薪水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保证不了的。

民国教授高薪制度的影响

1.促进了民国学术的卓越发展

高薪制度保证了教授们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 使其可以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无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他们的教育、科研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民国时期, 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 如清华的文史、数理, 北大的文史, 协和的医学 (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 都蜚声国际;此外, 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 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 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

2.有利于知识分子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风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物质条件成为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精神独立的重要因素。比照当今学术界,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几乎成为民国教授们的精神写照。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教授, 之所以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 在种种藩篱之中, 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 除却时代和个性的因素之外, 不能不说优裕的物质条件是其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

3.有利于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充裕的物质条件, 使教授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仍有不少资金节余, 这为他们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他们利用这些资金或是办学、或是资助青年学生留学、或是创办刊物, 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例如, 胡适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 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

摘要：民国时期, 中国内忧外患, 几无宁日, 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却成就斐然, 培养出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创造了一流的学术成果、造就了一流的高等学府。究其个中原因, 确乎不少。其中, 民国政府实行的教授高薪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制度, 对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教授,高薪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娜.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待遇情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10 (7) .[1]陈娜.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待遇情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10 (7) .

民国时期的四川戏剧 篇8

民国时期的川剧

川剧的成型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此时中国古代的昆腔、弋阳腔、秦腔和二黄腔传入四川，与四川本土的“川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川剧。到清末，川剧的影响遍及整个四川，甚至云南、贵州、湖北也拥有大量观众。

清末四川掀起川剧改良运动，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提出“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口号。公会组织文化名人编写改良川剧剧本，并且出版推广，还对演员进行考核，对演出进行质量评估，建立了必要的奖惩制度；同时，还集资兴建了“悦来茶园”（旧址在今成都锦江剧场）、“可园”、“蜀舞台”、“锦新舞台”等十余家剧场。从此川剧正式进入专门剧场演出。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赵熙、黄吉安、尹仲锡、冉樵子等一批杰出的川剧剧作家，他们创作了二百多部新剧本。川剧进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

辛亥革命后，川剧艺术延续了发展的势头，在成都的发展尤为兴盛。1912年，康子林、杨素兰、萧开臣、李甲生等著名川剧艺人，联合八个戏班的一百多位演员和琴师、鼓师组建了四川第一个川剧艺人自治的组织“三庆会”，杨素兰为会长，康子林为副会长。杨素兰去世后，康子林继任会长。“三庆会”拥有强大阵容，是成都当时艺术水平很高的剧团。“三庆会”组织民主，演出严肃，对艺术精益求精，主张打破流派局限，促进了川剧艺术发展。其所在的悦来茶园成为成都川剧的一个重要阵地和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成都的新兴剧团还有很多。1913年，成都还成立了“教育会”，也致力于川剧革新，经常演出以时事为内容的新戏，被称为“时装戏”。而由川剧玩友组成的剧团“进化社”，在川剧艺术家贾培之、浣花仙主持下，艺术水平也达到很高的程度，其名气不在“三庆会”之下。后来，贾培之应邀加入了“三庆会”，担任副会长，更加壮大了“三庆会”的力量。最盛时“三庆会”达到三百多人。康子林去世后，贾培之继任会长。在“三庆会”的带动下，川剧界把晚清的“川剧改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戏班也开始改组，重组为实力强、阵容整齐、有一定影响的新班子，如重庆地区的“义泰班”、“新民社”的扩大重组，川东地区各县“跑码头”流动演出戏班合并重组，川北经过重组出现的“十合班”等。由于川剧繁荣，相应出现了培养演员的科班。据统计，全省较有影响的科班就有近二十家，为川剧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尤其是培养出女演员（之前川剧没有女演员）。民间的“玩友”和“围鼓”等票友组织更是遍布全省，不计其数。

这一时期，对川剧艺术影响最大的表演艺术家以康子林和贾培之最为典型。

康子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8岁学戏，12岁登台演出，17岁时已在川剧界名噪一方。其一生擅长文武各戏，艺名扬及中外，所具有的精湛艺术造谐和良好艺德深为川剧界称道。他同贾培之一起主持了“三庆会”的改革。旧时，各个戏班实行“包银制”，名演员包银很高，而普通演员非常辛苦但收入微薄。康子林带头废除“包银制”，实行按出场次数多少而定额的民主分账制，尽量缩小名角与普通演员的收入差距。同时，康子林又在内部实行品德、口德、戏德教育，并率先垂范。因此康子林有川剧“戏圣”之称。

贾培之（1882—1954），四川成都人，并非科班出身。他成为川剧表演艺术家完全是出于爱好。最初他是个川剧发烧友，时间长了，技艺大增，在玩友们组织的“进化社”中脱颖而出，成为名角。后来他被康子林等“三顾茅庐”所感动，加入“三庆会”，任副会长。他与康子林一道进行改革，并且身先士卒，带头执行。“三庆会”的改革能长期坚持，与他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同行誉之为“川剧泰斗”。

这一时期在创作上涌现出如赵熙的《情探》，黄吉安的《三尽忠》、《柴市节》、《春陵台》，冉樵子的《刀笔误》，尹仲锡的《离燕哀》等一大批名人名戏，流行剧目多达七百多个。其中以黄吉安尤其突出。

黄吉安（1836—1924），四川成都人。他一生创作了八十余部剧本，作品题材广泛：有提倡改良社会风习的，有揭露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有抨击袁世凯复辟的。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歌颂民族英雄的，像《三尽忠》、《柴市节》、《朱仙镇》、《黄天荡》、《林则徐》、《熊香阁》、《木兰从军》等戏，都是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黄吉安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在戏剧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被誉为“四川的莎士比亚”。

到20世纪30年代，以刘怀叙《光复图》、《川路血》为代表的川剧剧作家们创作的现代戏（时装戏），反映现实生活颇有特色，很受欢迎，引起轰动。

抗战时期，川剧艺术家们也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在成都，著名演员肖楷成、剧作家周慕谦将传统川剧《济公传》进行修改，加入抗日救亡的新台词，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后，杨鹤鸣、萼英的《皮匠爱国》、肖楷成的《姑苏台》等爱国戏也受到民众的势烈欢迎。在重庆，川剧名家张德成、傅三乾、当头棒（刘成基）、筱桐风（阳友鹤）、魏香庭、蝴蝶（胡敕芳）等发起成立“川剧演员协会”，改编、新编并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战的剧目。如魏香庭的《李秀成殉国》、《弦高犒师》（即《商人爱国》），当头棒的《乞儿爱国》，周裕祥的《双拾黄金》以及《滕县殉国记》、《爱国魂》等，都受到好评。由张德成、李大中编演的《扬州恨》，更是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许多外地剧团纷纷学演，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的四川话剧

话剧是典型的来自欧洲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的话剧始于清末，由留日学生曾孝谷、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人创始，最早在上海开展活动。曾孝谷是四川人，民国初年回到成都后组建“春柳剧社”，大力倡导话剧。曾孝谷是四川话剧艺术的奠基人。〔1〕

曾孝谷倡导话剧之初响应者寥寥无几，然而话剧的新颖表现形式却给予了川剧革新以启示。川剧的“时装戏”即是接受话剧的表现形式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风气渐开，成都、重庆等地的中、高等学校学生排练演出话剧（幕表剧）成为时尚。职业演出团体“一九剧社”也于1921年在成都演出幕表剧。1925年成都又创办了“美化社”、“艺术研究社”两个话剧团，演出四川方言话剧。剧目一般来自西方翻译作品，也有剧作家田汉的作品。

1926年，王怡庵由上海返回成都，在“美化社”基础上组建“四川戏剧协社”，将话剧繁荣地区的表演理念、表演技巧等引进四川话剧界，使成都的话剧表演无论是表演方式，还是表演技巧都有了很大进步，推动了话剧艺术的普及。一时间，各个文化团体演出的“时装戏”、“幕表剧”都纷纷转向正规话剧，就连小学生也排演歌舞剧，风靡一时。

30年代是四川的话剧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成都成立了一家业余演出团体“摩登剧社”，男女演员达五十余人，在成都享有盛誉。该剧社还到省内开展巡回演出，大受各地观众欢迎；后由于受到当局的压力而更名为“现代剧社”继续活动。这一时期四川话剧演出的剧本多为著名作家田汉等人的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主的翻译作品。当时一部揭露、抨击日寇侵略罪行，名为《山河泪》的话剧，一经上演，即大受民众欢迎，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是话剧在四川的大发展时期。从全面抗战开始，四川的各个抗日救亡团体就排演了许多街头剧、活报剧。从1937年10月起，先后有以白杨、陈白尘为首的“上海影人剧团”、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村抗战剧团”、由王肇湮、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人抗敌演剧队”、以赵丹、魏鹤龄为首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余上沅率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怒潮剧社”、中国电影摄制场所属的“中电剧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率“孩子剧”团等八个话剧团，分别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入川，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极大地促进了四川话剧的发展。

1938年10月，在重庆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历时22天，参演剧团20个，约1500名专业和业余演员参加演出，演出剧目40个，观众达10万人次。另外，还有“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华北宣传队”等25个街头演剧队，开展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盛况空前。戏剧节对大后方的戏剧，尤其是话剧是一次大检阅。所演出的许多话剧，如《逃难到四川》（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我们的国旗》、《自强》、《女英除奸》、《我们的游击队》、《抗战进行曲》、《打鬼子去》、《王道》、《戴天之仇》等，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而由话剧界200多名演员参加演出的四幕国防话剧《全民总动员》更是把戏剧节推向高潮。该剧由曹禺、陈白尘、张道藩、宋之的联合编剧，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导演团执导，赵丹、顾而已、施超、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曹禺、宋之的、张道藩、余上沅等出演。此举被誉为“戏剧界空前盛举，美满的《总动员》。” 〔2〕

戏剧节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的压制，戏剧舞台冷清了许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文化界进步人士决定用历史题材的话剧来冲破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压制。为此，由阳翰笙、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等发起组建“中华剧艺社”。陈白尘创作了话剧《大地回春》，由“中华剧艺社”首演，获得好评；接着，又演出了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获得成功；随后演出了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受到热烈欢迎。郭沫若又创作了历史剧《屈原》，继续由“中华剧艺社”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一个月，盛况空前，轰动山城，震动国统区。其他各个剧团也演出了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蜕变》、沈浮的《金玉满堂》等剧目。

在抗战期间，尽管国民政府（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进行压制，但进步戏剧工作者冲破压制，想方设法在重庆演出。据统计，演出的话剧剧目仍然有106个，参演的剧团有27个。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如些众多的剧团、剧目和演出，充分表明这一时期是四川、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3〕

注释：

〔1〕参见周止颖：《成都话剧发展点滴》，《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5年。

〔2〕参见孙晓芬：《抗战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第18-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3〕参见孙晓芬：《抗战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第7、30、6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六），第13、14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第223、229、230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