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北伐战争》有感

观《北伐战争》有感（共8篇）

观《北伐战争》有感 篇1

信息五班 万强

北伐战争开启了中国用武力保卫自己的篇章，观看这段历史，总能使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在此，以我的拙见进行浅显的总结并表达自己的一些感悟。

北伐战争真正起源于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长期不懈的沟通下，在此次会议中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为实现华夏民族的安定崛起伟大目标决定与国民党展开第一次合作。不久，在1924年的国民一大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们也同样接受了合作倡议。

国民一大后不久，黄埔军校建立，可以说，为前线优秀陆军将领的输出提供了有力保障。当莘莘爱国学子报考军校之时，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强国！不再受人欺凌！

只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核心人物孙中山在1925年3月不幸因病逝世，他的那句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一直警示着后人。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在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有种未战先折将的感觉，只是凡事不能只看坏的方面——孙中山的死，激起了爱国人士心中的悲愤之情，而这种内心的力量在不久之后直接得到了验证，那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大罢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上街游行，直接在气势上打击帝国主义，更在心理上让各路军阀寝食难安。所以说，孙中山的逝世，即使

是一种缺憾，也是一种财富。

想要理解北伐战争胜利的不易，就要了解当时的北伐背景——1926年，在剿灭了广州的叛乱势力后，起义军成功建立了广州根据地，理论来说以此为根基向上剿灭军阀是很有利的，可当时现有的条件是三大军阀中有两个与广州接壤，张作霖的25万兵力可以先不考虑，但吴佩孚以及孙传芳的各20万军队早已虎视眈眈，想要清除眼前的这道障碍。更不容乐观的是，吴佩孚把想法转化成了实际行动，率先出兵进犯广州西北部。大军来袭，我军岂有不战之理？幸而孙传芳采取暂时观望态度，没有形成双面夹击。基于现实情况，当时的广州军队只有10万余人，我军决定采取避其锋芒，划而分之，各个击破的理念，首先派遣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遣军，阻击外敌。

可喜可贺的是，在激战了数天后，叶挺最终得到了两湖之战的胜利，成功打开了通往河南等地的通道，为起义军进驻中原地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场战斗，叶挺的独立团被冠以铁军的称号。

打仗靠的就是士气，在旗开得胜的顺势下，起义军横扫中原，在击溃了吴佩孚的军队后，又顺势向东，收复了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成功剿灭了孙传芳的部队。至此，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基本胜利。

北伐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救军阀混战的中国于水火之中，可以说，在前期的实践中，效果显著，得到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支持，为祖国建设注射了新鲜的血液。可是，这场战争究竟有没有取得胜利呢？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战争没能进行到底，实在可悲。可从根本来看，这又是情理之中的事，在没有像孙中山这样英明领袖的带领下，用军阀去打军阀，也只是相当于打到一个又亲手扶植起来一个罢了。不能不说，在偏离了原有初衷的情况下，中国也必将陷入另一场混乱的内战之中。

但我们不能否认北伐战争的重要作用，即使没有完全使中国恢复安定的秩序，但至少它向热血青年们证明了我们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去捍卫家园，不再仅仅停留在道义层面，而是真正地拿起枪杆，终结那些欺凌我们的敌人。

纪录片将尽，细细回味其中的心酸，才体会到前人的艰难与困苦。北伐战争已过近百年，而这场战争也只是中国屈辱史的一小部分，反观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受压迫与欺凌的史书，在那个民族几近灭亡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武器强硬的反抗了吧。可为何那个昔日受人尊敬的礼仪之邦会落到如此田地，我想这才是值得我们后人认真思索的问题吧。

观《北伐战争》有感 篇2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涉及先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祭祀、婚恋、农事、田猎等各个方面。其深广繁厚的信息内容也使其自身交构成一个复杂特殊的体系。诗与诗之间可能并不同类, 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古代的田猎和军事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大猎常常用以教战。所以田猎诗和战争诗的划分界限是模糊的。由此可见《诗》三百零五篇并非是单独孤立的存在。孔子就指出过:“《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引自《论语·为政第二》, 中华书局, 2006年版, 第8页) 将《诗》三百零五篇合而为一来表达“思无邪”这一核心的思想。所以对于《诗经》战争诗的风貌特征分析不论是拆解或是聚合, 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明确定位后, 还需要对其兼及多方面的探析。

那么在表述《诗经》战争诗风貌特征之前, 首先还是得对战争诗的界定做一番考量。因为战争诗的界定标准会直接影响了《诗经》战争诗的分类及其整体风貌的走向。对于战争诗的界定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战争诗是指纯粹直接描写战争的诗歌;一说战争诗是以战争为题材, 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强调战争诗最核心的基点要关涉战争, 但允许牵涉与战争有关的其它方面;一说战争诗是指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诗歌。认为无论是直接描写战争还是仅仅以战争为叙写背景的诗都可以统括为战争诗。从这三种对战争诗的界定来看, 其范围在一步步扩展。所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去划分《诗经》中的战争诗不仅类型不一样, 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诗的数量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袁行霈的《诗经研究反思》以最严格的标准去界定战争诗—战争诗即是直接描写战争的诗歌, 所分列出来的战争诗不过十几首而已。另外夏传才的《诗经讲座》指出战争诗是以战争为题材, 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所罗列出来的战争诗就有了四十多首。而王显臣的《古代兵书杂谈》则以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诗歌称之为战争诗所划分出来的战争诗却高达一百多首。

既然以不同的标准去界定战争诗, 战争诗的分类会呈现一个相当大的差异性状态。因为诗歌材料的差异性, 推演归纳出战争诗的风貌特征想必也会呈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为保存战争诗整体风貌特征, 对于战争诗的界定夏传才先生所确立的标准应该是比较可取的, 即认为战争诗是以战争为题材, 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这种标准既避免了对战争诗严格苛求式的精选而导致的绝对, 也免于将战争诗统括成大标准其实无标准的泛化。采取相对中立平和的科学态度来界定战争诗也才能在《诗经》战争诗风貌特征的把握中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

《诗经》大约产生于商、周之交。历经周的盛衰, 至春秋中叶。在这样一个时域内,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战争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诗经》里的诗可以说“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可是《诗经》中的战争诗真正写到出征, 直接联系到战争场面描绘的出征诗至多不过十首。如《大雅·常武》言宣王亲征淮夷, 威风凛然, 军势大振;《大雅·江汉》言召虎率师征讨淮夷, 整师前往, 气势恢宏;《酌》言武王伐纣, 盛赞王之师等等, 但这些诗直接描绘战争其实并没有对战争的场面进行刀光剑影的精细刻画, 而是将战争的场面以大的视角进行全局鸟瞰。没有详细的战争过程, 但却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环境和人物刻画。没有详尽的史实叙述, 但却有以情动人的真情抒发。而《诗经》战争诗的独特风貌也就恰恰在于此。其具体表现在:一是采用以点衬面式的表达技巧直接描写战争;二是注重对战前氛围的描写, 战后余波的渲染;三是以情动人从不同的侧面共同表达对战争的同一看法。

一.采用以点衬面式的表达技巧直接描写战争

《诗经》中的战争诗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句大都只是一些片段, 以一笔带过、点衬面的技巧对战争进行直接描绘倒是最惯用的表现手法。但是这一笔却是选取得最有表现力的一笔。

如《大明》以点衬面式地写牧野之战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在牧野战场上, 两军摆开阵势, “其会如林”将军队人员和丛林作比, 战场上兵多将广的宏阔场面也就跃然纸上。紧接着通过“檀车煌煌、驷騵彭彭”战车的鲜明闪亮, 战马的矫健奔腾表现了军队磅礴的的进取之势, 仿佛蕴含着摧枯拉朽的爆发力。横扫千军如厉风席卷寸草般轻而易举的战争态势, 使得“会朝清明”, 一战而以定天下。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 全诗仅仅通过两个关节点:对丛林般军队的静态描写和“煌煌”“彭彭”战车战马的动态形容就将战争场面表现得生动传神。寥寥数语的重点刻画, 着实让这场牧野之战打得惊心动魄。

二.注重对战前氛围的描写, 战后余波的渲染

《诗经》战争诗描绘的很多战争大多采用了“不战而屈人人之兵” (引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88页) 的战略战术。简单地说, 战争不是靠一刀一枪实实在在地打赢的, 而是靠军事的威慑力量吓赢的。其实这种方式也恰恰说明了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战争不是目的, 以战争的胜利争取某种特定的和平才是交战双方想要达到的结果。只要一方屈之于另一方, 战场就是盛大的和平交接舞台。但是要做到屈人之兵, 就要有盛气冲天威慑对方的力量。所以战争诗凸显的是重视对战争氛围的渲染, 强调王师示战的壮大恢弘和将士们志在必得的勃勃雄心。

例如《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说:“先叙出军车旂, 旟旐飞扬, 仆夫况瘁, 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 惊心动魄, 照人耳目, 次又言王之命仲, 仲之承王, 愈加郑重, 义正词严, 声灵百倍, 早使敌人丧胆, 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 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诗中并没有写两国交兵, 但是强弱之势, 胜负之局却已成为定势。诗注重对战前的氛围的描写意旨也就在于此。

另外战争诗对战后余波的渲染同对战前氛围的描绘可以说是等量齐观的。对战后结局和回声的详细摹写也无非是对战绩的炫耀和颂扬, 是对英勇抗战的一种纪念仪式。如《小雅·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 末章写道:“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执讯获丑”是说战争获胜, 敌人就擒;末二句说北伐玁狁的胜利, 迫使荆蛮不战而屈, 畏威来降。方玉润说:“末章振笔挥洒, 词色俱厉, 有泰山压卵之势。”对战后的描写比写千军万马的厮杀似乎更能突出军队的声威和战绩。所以为了强调王师的强盛, 战争诗对战后的渲染也就予以浓墨重彩的表现。

三.以情动人从不同的侧面共同表达对战争的同一看法

中国的文学是一种抒情的文学。“是为情而造文。”因此, 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 可以想见《诗经》战争诗同样是以情入诗, 重情感参与的诗歌。战争诗表达出情意, 即是在战争背景下从不同侧面去刻画征夫思妇对战争的情感反应。像《小雅·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这类作品从征夫、思妇不同的侧面抒发了对战争或控诉、或激愤、或悲叹的浓烈情感。以情动人, 扣人心弦。

如《豳风·东山》全诗共四章, 每章开头都重叠“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强化在一个烟雨濛濛极其凄凉的氛围中征夫回到家乡悲凉的心境。以哀景来表现哀情, 而愈见其哀。“濛”字一语双关, 它既是细雨的迷濛, 也是士兵征夫心情的迷茫。“其新孔嘉, 其旧如之何?”征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步步返乡, 途中心绪的百感交集可想而知。而造成这种局面是战争, 是战争所造成的。征人对于战争, 只能说是难言无奈和凄凉。

《豳风·东山》是从征夫的这个侧面来反映战争所造成的凄凉惨境, 而从思妇这个侧面来反观战争也写得别开生面。如《伯兮》, “其雨其雨, 杲杲出日”盼爱人归, 却只是事与愿违。思妇的等待等来的是绝望。痛心疾首, “焉得谖草”, 何其可悲可叹。应该说《伯兮》将思妇对征夫的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 其缱绻绵绵的思念在煎熬和等待中让人心生怜爱。到最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叹这一切都是战争惹的祸, 怎叫一个“苦”字了得。

从上述对战争诗风貌特征的分析中不难发现, 战争诗表现出了对战争的距离。首先从战争诗的叙写方式上来看, 战争诗并不重视对战争场面的白描, 或以史实呈现的方式进行对战争的陈述, 而是重点了加强对战前战后的艺术渲染。其次从内容上来看, 对征夫思妇受战争所累的描写在战争诗中占绝大多数。

所以综合来看, 从《诗经》战争诗的风貌特征离析出来的战争观即是一种反对战争, 向往和平的战争观念。其实这也恰恰是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回应。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是国人固持的修身标准, “德不孤, 必有邻” (引子《论语·里仁第四》, 中华书局, 2006年版, 第30页) 是其君主秉承的处事原则。正如辜鸿铭所说:“战争在中国是个意外, 当然战争也很有可能发生, 但是人们绝对不会对战争上瘾, 不会生活在对战争的不断期望之中”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版, 第3页) 所以战争仅仅只是一种手段, 为争取和平稳定的手段。如果说以其它方式同样能达到安定的目的, 如政治游说和政治谈判等, 那么战争就不会是第一顺位的选择。因为正如朱东润先生在《诗心发凡》讲到:“自《诗》三百五篇言之, 吾国人之厌恶战争, 不乐从军者, 处处可见。”

本文从《诗经》战争诗的风貌特征离析其所蕴含的战争观, 重点从战争诗的风貌特征的角度去探究其战争观念的倾向。整体把握战争诗的战争观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诗经》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 中华书局, 2001年版, 第56、123、139、152、236、244、319页

[4]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第116页

[5]方玉润:《诗经原始》,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327页

《史记》战争观初探 篇3

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战争观，探寻军事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探寻它的战争观。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包括战争的本质、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与和平、战争与经济、战争的正义性等内容。

关于战争的本质。《史记》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的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工具，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这已经触及到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同时，《史记》也注意到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论述了战争胜负和政治得失的关系。首先，战争的胜利可以促进或保证政治目的的实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正是因为有了“以征不享”，“战于阪泉之野”，“战于涿鹿之野”，“从而征之”等一系列的战争的胜利，黄帝才能“得其志”于天下，顺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次，战争的失败可以阻碍政治目的的实现，周桓王十三年，周王亲自率兵“伐郑”，企图通过战争来惩罚对周天子不敬的郑庄公，保持周天子的威望和尊严，但由于“王师大败”，“郑射伤桓王”，战争失败，结果不但未能达到惩罚郑庄公、保持周天子威望和尊严的政治目的，反而使周天子的威望一落千丈。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史记》认为：“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动用武力使一个时代兴盛、一个时代废弃，由胜利者来执掌天下，这都是受命于“天”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不是指那种宗教上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而是指一种“势”，一种时代的、具体的“形势”，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里，司马迁已经意识到了历史规律的存在：“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臾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黄帝、颛臾、成汤之所以能够“定火灾”、“平水害”、“殄夏乱”，取得战争的胜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某种的历史必然性，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当时的形势，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所以才能受命于“天”，“胜者用事”，取得胜利，执掌天下，可见，在这里，“天”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心的向背。“天”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的本质就是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武王伐纣之战中，由于周武王深得人心，所以商军“虽众，皆无战之心”，反而“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阵前倒戈，攻击商纣，周武王很快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会失败，卫懿公即位之后，由于他“好鹤，淫乐奢侈”，结果民怨沸腾，“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败之”，后来“翟伐卫”，卫懿公发兵拒之，但卫兵不愿意为他作战，“兵或畔”，临阵溃散，翟人几乎兵不血刃就攻陷了卫国，“杀懿公”，不仅作战失败，自己被杀，卫国也几遭亡国之灾。《史记》中关于人心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反映了《史记》作者对于民众地位的认识，即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这种对于民众地位的正确认识，对后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史记》充分肯定了战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张重战而不好战。首先，“诛罚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认为国家不能忘记战争，忽视战争，否则“大至君辱失守”，丧师辱国，葬送社稷，“小乃侵犯削弱”，使国家受到削弱，所以国家必须重视战争。其次，重战不等于好战，要对战争采取慎重态度，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固然应该重视战争，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大事，不能穷兵黩武，一味好战，否则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百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但他们“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使“百姓弗堪”，“闾巷之人为敌国”，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好战而不慎战。

关于战争与和平。《史记》通过赞扬西汉高祖、文帝时偃武习文，变以奇用兵为以正治国的措施，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思想。高祖时，“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与人民休养生息，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孝文时，“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边陲”，保持了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可谓“德至盛也”，司马迁通过引用孔子的“善人之治国，亦可以胜残去杀”，对这一时期坚持和平、与民休息的措施做了高度的评价。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史记》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的保证，“太公劝其功，树技巧，通鱼盐”，通过发展齐国的经济，使“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富强至于威、宣”；其次，战争对经济具有破坏作用，在任何时候，战争都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战争必须控制在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如果用兵过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增加人民负担，破坏社会经济。汉武帝时，对匈奴连年用兵，致使“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使汉朝的国库空虚，人民负担沉重，汉朝也在汉武帝之后由盛而衰。

关于战争的正义问题。《史记》肯定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史记》盛赞了成汤的“南巢之战”，称其为“所受于天也”。与此同时，《史记》还批判了汉武帝“欲侯庞姬李氏”的伐大宛之战，汉武帝征伐大宛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结果因沿途的国家“各坐城守，不肯给食”，大败于郁成，损失惨重，“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第二次动用了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又“发戌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作为伐宛军队的援军，由于军力强大，此次作战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而所得仅是“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对于此次得不偿失的战争，司马迁用“奋行者官过其望”来讽刺“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的非正义之战，表达了《史记》作者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严正立场。

《史记》的战争观，主要是司马迁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在许多问题上都受儒家战争观的影响，儒家的战争观在《史记》的战争观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由于司马迁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渊博的知识面，这使他能够比一般的儒家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在很多方面他又超越了当时儒家在战争观上的看法，不拘泥于儒家的立场，对儒家战争观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立足于儒家而又超越儒家，是《史记》在战争观上的根本特点。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2][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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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汉]司马迁.史记·郑世家第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6][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7][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十[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8][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9][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10][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毛概作业观战争电影有感 篇4

纪录片japan war教育了我，更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知道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幼稚，因为曾经我甚至还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靠武力来收回台湾，恢复国土的完整。但是当我看到了这部纪录片，我就后悔了，战争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真希望可以一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可以和家人一起安定，幸福，平静的生活。

我第一次看二战题材的纪录片，但仅仅是一个片头我就已经震惊了，那段妻子给自己即将离去的丈夫的话，丈夫留给妻子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要让那么多善良无辜的人经历那样残酷的分别呢？战

争使亲人分离，即使他们彼此间是多么的不舍。战争带来了饥饿，贫穷，使经济无法得到发展，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却无法消费甚至还要靠高利贷才能生活而高利贷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他们负担不了那些高额的贷款时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我实在没法想象。

日本人所谓的天皇统治者最让我鄙视，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但我依然不屑于他们的天皇，他根本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怪兽。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事情要具有两面性，但是对于日本以“拯救中国，拯救世界，解放所有处于黑暗中的人民”为旗号而发动的战争，我不管怎么想都是十分鄙视,这根本就是一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损人不利己。他们却还能以一副救世主的摸样进行那么罪孽的行为。就是因为日本天皇个人想要统治世界的野心害死了那么多的人，破坏了那么多的家庭，还使那么多的无辜的人民无家可归！在胜利的时候大力的宣扬，扭曲事实的夸耀自己是多么的伟大，事实上却是那么的冷漠，还在战胜的时候纵容自己的军队对那些无辜的战俘，可怜的人民实施暴行，泯灭人性，以杀人为乐，甚至还篡改历史不承认自己的暴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忽视人民的需求、忽视人民的温饱，而把几乎所有的物

质都输送到战场上，征走了那么多的青壮年，后方的供给又要如何保证呢？ 甚至人民自己都吃不饱却还要忙着保证前线上战士们的食物。简直是本末倒置，如果说战争是为了通过非法的扩张获得更多的资源使自己国家的发展更加快速而投机取巧走的一条路（虽然即便如此我也不赞成，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那么日本天皇仍然是走错了，因为战争时他不仅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反而陪上了自己国家的人民，资源，根本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愚蠢行为。并且在战争后期战争失败时以隐瞒事实的方式，欺骗民众。他们自己是那样的人性泯灭居然还对自己的国民进行了歪曲事实的宣传，人们确实是应该对自己的敌人保持警惕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居然会使出那么幼稚的手段去歪曲对手，把对手描述的那么邪恶，没有人性，而把最无德的自己描述成为一个圣人。看着那些哭泣的亲人，呜咽的母亲，哭泣的孩子，我觉得很难过，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而且，远不止这些，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也不足以描述我对战争感觉。即使是最后的幸存者他们就真的幸运了吗？再经历了那么多恐惧的事情之后，他们还可以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开心幸福的活下去吗？虽然他们活下来了，可是他们的家人呢？从此要独自生活在这样一个只剩下

他们的、伤痕累累的国家，自己的心也同样是伤痕累累，还要怎么过幸福生活呢？而且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会给这些幸存者的生活带来困难，混乱的治安使上街觅食的女性遭到不道德的对待，使外出的男人遭到抢劫。天皇曾经还说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中国，到头来却把自己的国家搞的一塌糊涂，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吗。人们的祈求不是希望战争停止而是希望全家可以一起死，也许还希望一家人可以死得好看一些吧。多么微小的愿望，甚至在现在我们这些处于和平年代的人看来是那么无法理解的愿望。终于，美国以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投降，一个让日本人无法接受的词汇。最终还是被他们回避了，哈，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去回避投降这个令人尴尬的词汇却没时间去理会民众的死活，更可笑的是人民却还把他当做神一般的拥护着。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轰成了废墟，生灵涂炭，那里的人民真的很无辜，就这样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死去之后甚至连尸体都没有办法留下。作为一个根本政府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些目光短浅的个人利益优先的决定而危害到一个国家以后的发展。

战争还带来了很大的污染，美国的原子弹使日本广岛和长崎一瞬间变变成了废墟，一个原子弹扔下去只

是区区几秒就可以把一个城镇，一个国家变为废墟，但是后人们却要花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进行重建，为战争造成的混乱买单，更为严重的是战争破坏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类的家园还有那些动物，植物。虽然他们没有说话但不代表他们就不会痛了，他们是那么的无辜，因为我们人类之间的恩怨利益瓜葛而被牵连，摧毁。而且我觉得后来的原子弹造成的灾难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的，如果日本政府在中途失败时醒悟而收手的话也许后来就不会发展成那样的局面了，也许我不是当领导的料但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死撑呢？对呀，就算死撑毁掉的也只会是这个国家和属于这个国家的愚昧的人民而已，他们那么信任的天皇又会怎样呢？可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吧。虽然我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不管怎么说那些日本人也是天皇自己的子民啊！他居然明知会输还可以让那些青壮年去进行自杀式袭击来进行最后一搏，那些青年还是家里的孩子 爸妈的宝贝，这让一个家庭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战争也毁了孩子们，使儿童们都失去了应有的纯真。当知道日本要对英美开战时，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孩子们不仅没有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兴奋、高兴，我不禁疑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看着电影里那一张张可

爱的面孔，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的微笑竟是因为即将开始的一场可怕的灾难，是因为自己的民族即将诛杀世界上其他无辜的民族。我同样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有的日本军人在对抓来的无辜民众实行过惨无人道的虐待，杀害之后还能那么的开心、激动甚至兴奋。战争结束了，他带来了些什么呢？4500名日本罪犯，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突然看到数以千计的罪犯被判刑觉得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全球性的灾难，4500人也许只能算得上是九牛一毛了。而且直至最后，这次战争的始作俑者——日本天皇仍然脱掉了他应有的惩罚，即便是他害死了那么多的日本国民伤害了那么多其他国家无辜的群众，却仍然得到了大家的包庇。8年的战争，250万日本人的死亡，广岛长崎的毁灭，1500万人以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被杀。这就是日本天皇以拯救为名发起的战争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

观《北伐战争》有感 篇5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始终让我们难以忘怀，他们就是在抗战中奉献出他们宝贵生命的人群。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现在的安居乐业；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现在的小康之家；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现在的欢声笑语，正因为有了他们……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政府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阅兵。阅兵仪式上不仅有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抗战老兵及爱好和平的群众们，还有那些军姿整齐，气势轩昂的三军战士。此次的阅兵仪式声势浩大，军人们的每个动作都精雕细琢，每个方队的步伐都铿锵有力。除了精神抖擞的仪仗队以外，还有那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们个个精锐、智能，它们的展示也代表着中国现有的国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我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事队伍。在我看来这场阅兵仪式虽然只有短短的90分钟，但却饱含着众多历史和未来的意义。

目光让我们一起拉回1931年，当时的中国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百姓吃不饱饭，还要饱受日本鬼子的摧残。当时，只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拯救了人民百姓的生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百姓的安居乐业，用正确的思想感化了人民群众并将他们汇集在一起。正因为有了这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始终相信人间正道，所以才能带领新中国走向了胜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它时刻印记在我们的心中，同时我们还要教育后人不能忘记国耻，要时刻牢记烈士先辈的泪水与血水，是他们让我们拥有了现在的和平生活。

我们现在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一切都不能忘记先辈们它们用血泪筑造起来的城墙。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认为这场阅兵仪式是一场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它带给人民的是坚定的政治思想，总书记爱好和平，他向国人、世界提出裁员30万大军，这一举动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威武之师，更是一支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和平之师。在我看来，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一瞬即逝，而是长久的思想教育。我们要教育后人不要忘记历史，并不是要后人利用手段去报复他人，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强国、兴国。

观《北伐战争》有感 篇6

电影里中国军人坚守仓库英勇抵抗与一河之隔的租界里的歌舞升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1937年的大部分国人并没有觉醒，他们不认为这个国家的战争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很多人认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那是军人的事情，就算日本人已经轰炸了上海，摧毁了这个城市，也依旧炸不醒租界里的人们。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是不敢进入英国租界的，生意继续做，大戏继续听，日子一切如常。就连支援淞沪会战的地方保安团的民兵，都琢磨着赶紧溜号回家，好把家里的那几亩麦子给收了。

四行仓库保卫战让租界的国人看到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舍生取义，仓库对岸的芸芸众生也最终完成了从麻木到奋起抗争的转变。

观“企鹅还巢”有感 篇7

“企鹅还巢”中所说的企鹅, 是指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水域的一种小企鹅, 其体态娇小, 身长只有30cm左右, 行走起来摇摇晃晃、憨态可掬。小企鹅奉行“一夫一妻”制, 雄企鹅是家里的顶梁柱, 承担全家的食物供给责任, 而雌性企鹅则担当慈母角色, 留守洞穴, 养儿育女。每当傍晚时分, 劳顿了一天的企鹅爸爸就会拖着疲惫的身躯, 步履蹒跚地向自己的小家赶, 一拨又一拨集结在一起, 秩序井然而又憨态可掬, 堪称世间一奇妙景致, 而守巢终日的企鹅妈妈则会在巢穴中期盼着自己的“夫君”早点回来, 若是企鹅爸爸稍晚一点返回, 心急焦虑的“爱妻”就会发出“啾啾、啾啾”急切的呼唤声, 翘首以盼亲人的归来。据说, 如果有的企鹅因故遇难, 不能返回, 那么那些未能盼到亲人的“妻儿”, 就像是受到了伤害, 又像遭到了遗弃, 会在自家的巢穴中长时间发出痛苦的哀鸣。笔者虽未亲眼看到这不幸的一幕, 但还是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企鹅只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但就是这样一种小动物, 都有发乎自然的本能, 都有舔犊、护家之情, 更何况我们人类!笔者也曾看到过这样一组视频画面:当华灯初上时分, 万家灯火点亮之际, 一个手捧皮球的小男孩, 正在家门口焦急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或许父子俩已经约好晚上一起玩皮球、做游戏, 或许……总之, 小家伙着急的神态令人心焦, 当听到一家又一家房门的响动, 亲人走进家门的招呼声, 小家伙愈发焦虑不安, 这时的妈妈虽在口头上安抚焦躁的孩儿, 却也难掩内心的不安, 频频拨打电话, 打听丈夫的消息, 正在这时爸爸破门而入, 一家三人竟喜极而泣, 长时间相拥在一起, 沉浸在相聚的喜悦里。试想, 如果这幕情景的主人公因事故发生意外, 没能回家, 其情其景又将怎样?

由于工作关系, 笔者曾目睹或听说过一起起惨痛的事故, 在每起事故中, 不仅仅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当事人瞬间命丧黄泉, 而且还因此使年迈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使可怜的孩子失去了自己敬重的父亲, 娇弱的妻子失去了可依靠的肩膀。每当看到听到此情此景, 笔者都不禁在想, 那些心存侥幸因违章而丧命的当事人如果在“天国”有知, 是否早已把肠子悔青?

自己的性命受之于父母、系之于家庭, 如果因为自己侥幸心理而引发不安全行为, 可能不仅会使自己命丧黄泉, 而且还要给自己的父母、妻儿以及所有牵挂自己的亲人带来终生的痛苦和无尽的哀伤!头脑简单的小企鹅们尚能体恤亲情、爱意, 更何况人类!

因此, 当我们在做任何一项工作的时候, 都应该认真地想一想, 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在做何事, 首先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到第一位, 因为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你的亲人在期盼、挂念着你!在进行一项常规操作时, 每项程序、每个动作, 都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去做, 因为这些规程、制度可能就是他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切勿心存侥幸而违章违规, 切勿耍小聪明而走捷径, 切勿贪图一时之快意、逞一时之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 当我们在尝试一项没有规程规范的非常规作业之时, 更不能鲁莽行事, 一定要在作业之前, 好好动动脑子, 想想这项工作究竟应该怎么做, 看看作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会引发什么事故, 应当采取什么措施等, 尽量做到胸有成竹, 宁可不为、不做, 也决不能冒生命之险。

希望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家庭的幸福, 遵章守纪、安全生产!安

观《北伐战争》有感 篇8

关键词：侵华战争；“他者”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妇女解放观

中图分类号：1313.0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4-0130-05

1938年8月、11月，日本军部先后两次派出知名作家组成“笔部队”赴中国战场采访报导。“笔部队”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以及多篇描写侵华战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芙美子极力美化战争，宣传日本皇军的救世思想。《运命之旅》是林芙美子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通过“他者”展现了日本女作家对侵华战争的思想认识。

一、认识“他者”的视角

法国形象学者布吕奈尔认为：“一个国家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运命之旅》中刻画的“他者”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从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他者”形象的形成有其公众心理的历史文化背景。

侵华文学的创作，主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些作品中，从军作家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恣意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歪曲与丑化，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建构“侵略有功”论和“皇军救世”观，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寻找合法性依据。日本军部号召文学家协力战争，且对具体创作有明文规定。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准则。强制性的规定必然对作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家不能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遭遇即为最好的实证。

一个作家或集团若把异国现实看成是绝对落后，则必然于主管上带有一种先天的憎恶之情且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象征模式。在将中国视为敌人、失败者、日本的战利品的叙事过程中，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加入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与个人的主观情感。

(一)对中国军队的歪曲

《运命之旅》是日军攻陷南京后，林芙美子眼中所看到的中国士兵、百姓和首都败落的景象。正文之前编辑对此作了评价：由于作者“事变后和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数度到中国以及南方战线从军”，这篇作品“很可以表现出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黄土和四襟结婚不久即遭南京陷落，作家就主人公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南京失陷的景象。

林芙美子从几个角度描绘南京之战中中国士兵形象。在她眼中，中国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不仅战斗能力很差，而且军纪涣散，还经常掠夺百姓财物。

穿灰色军服和卡西色短洋服袴的兵士们，这时候也如雪崩似的挤进了南京街，这些乌合的兵士们从闭着门的商店里，毫不客气地拿出东西来，很使得逃剩下的民众们叫苦。

从四川来的兵干得最厉害，所以丢下家而逃去的人们，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跑了。

假若日本军队来到南京时，这些性子粗暴的乌合的队伍又该把南京市街化为焦土而往别的地方雪崩似的逃去吧?来了就跑，民众这样的批评着。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在中国人“国民性”中，体现出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作家眼中的中国民众狡猾、自私、阴险、愚蠢而又贪生怕死，这些特征都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这种种族偏见，成为整个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6日一1989年1月7日)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总体表征。

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形象的歪曲，源于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认知。《运命之旅》这篇小说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认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者”的视角。《运命之旅》中出现的几组中国军队如湖南兵与四川兵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的场面，无非是说明“中国军队的腐败行为给南京制造了混乱局面”。而对中国士兵的杀戮则成为日军维持治安的“合法性暴力”。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本文人视为缺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国家，而侵略就成为维护秩序的合理性理由。诚如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意识：“事件的发生在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激怒了损失惨重的日本军所致。”这成为日军实行暴虐的“正当性的强调”。林芙美子是“笔部队”赴中国战场的第一批成员，先后去过北平、南京、武汉等战场。作为特派记者，林芙美子是最早乘卡车进入南京的，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场面。《运命之旅》这篇小说是完全站在歪曲历史的国家主义立场上，编造的一份掩盖日本军队残暴和兽性的谎言。一场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和平的景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运命之旅》实际上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作家以诋毁、丑化中国人的方式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

二、“皇军拯救”观与“日中亲善”

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狡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人的善良、诚实、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为了粉饰太平，林芙美子在《运命之旅》中不断宣扬日本军队“军纪整然”，日本士兵与南京市民“和平相处”的假相。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疯狂地屠杀30万中国军民，这一数字目前仍为保守数字。林芙美子只字不提屠杀场面，却将日军美化成中国人的救世主。这些“不曾见过的整然的兵士”对待中国百姓和蔼可亲，非但不杀人，还给难民分发面包。致使黄土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起来：“湖南的兵士们又曾给过我们什么了呢。”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鬼子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侵略军俨然是一支秋毫不犯、纪律严明的“文明之师”、“礼仪之师”，这更加深了与湖南兵和四川兵胡作非为、腐败作风的对比。“皇军”所到之处，中国民众拿着太阳旗夹道欢迎，向“皇军”恭敬行礼，小孩子更是与“皇军”玩耍成一片。日军占领几个月后的南京，“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体现“日中亲善”的具体能指。“报馆的记者先生们，人人都很亲切，把在以前生涯中未曾吃着过的昂贵的罐头打开给了黄土”。黄土还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感到皇恩浩荡。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宣抚工作，武装侵略与文化宣传齐头并进。所谓宣抚，就是向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宣传，以稳定占领区民众的思想。侵华时期日军的宣抚工作在小山荣三的《战时宣传论》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反共的实际目的。”作品曾多次出现黄土离开无锡时主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人生是塞翁失马，把运命委之于天。”小说末尾表达了作家对《运命之旅》的真正寓意：南京失陷，对黄土等中国人来说焉知不是因祸得福?

“大陆的日本侵略性战争行为，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构建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林芙美子在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个信息：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军纪整然的日本军给无秩序的南京带来了建设的新气象。因此，小说起名《运命之旅》意即黄土们的命运由此转变。林芙美子的这些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术界把对大陆的“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著书立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1939年有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42年有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等。其中，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在这里，丸山学提出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建设”的谬论，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而“笔部队”作家将这一谬论具体文学化，使侵略战争带来的血腥、残暴的场面得以美化和遮蔽。

林芙美子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代表了“笔部队”作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笔部队”作家对“他者(中国)”的创造层面上，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张扬，它所呈现的是主体(日本)——他者(中国)的对应关系。“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明治维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日本海外扩张政策和对华战略研究思想深深地干预着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并渗入到侵华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内涵中去。《运命之旅》很能代表“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他者(中国)”形象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战略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表达的是一个异己的文化印象，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战略研究“大陆政策”的影响，反映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日本军部创作规则强制性干预以及作家本人的趋势功利思想等多重因素，因此，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作了铺垫。

三、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的国家主义和战争观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日本人权运动也随之发展，日本优秀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关注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普及女子教育是明治维新最显著的功绩之一。女子教育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明治、大正时期，在易卜生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对“新女性”观的体会和认识唤起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1911年，日本最早的女权组织——蓝袜子文学社成立并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具有“新女性”观的女性作者在文学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在追求自我表现中寻求着女性的解放。女作家热衷于自传体的心理描写，这种传统叙事手法使她们只能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主题和题材，女性文学发展越来越受局限，于是女作家们渴望对“女性原则”重新定义。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林芙美子的创作大多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空间，以自我经历为题材表现对贫穷和挫折的反抗。林芙美子在加入“笔部队”之前的文学创作大多具有自叙传成分。当代日本学者中村光夫评价“她的创作特色在于表现出地地道道的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感觉及其缺点则超过了别人，她不是摆脱，而是充分利用，有时甚至是利用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林芙美子早期的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形式描写幼年的生活体验。她曾做过摊贩、临时女佣、女工、女招待等，尝尽了东京最下层生活的艰辛。林芙美子的个性力图使创作题材有所突破，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代表作《流浪记》同样采用私生活手记的形式，一经发表引起了轰动。作品描述了一个青春年华的女性，面对饥饿与屈辱的不断威逼，全力抗争，内心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流浪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作家总是抱着某种希望，勇往直前地生活在逆流之中。“正如她所‘自信的那样，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只要大城市的生活及其‘文化依然吸引着青年男女，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贫穷、屈辱和青春，喜爱《流浪记》的读者就不会消失”。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意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内阁情报部号召作家协力战争。战争为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日本文坛绝大多数作家创作发生了转向。林芙美子也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机会，于1937年作为

《每日新闻》特派员派往中国战场，1938年8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第一批成员奔赴中国前线。林芙美子由此创作的从军记和描写战争的侵华文学，使她一时名声大噪，被当时的日本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这些侵华文学的确使林芙美子的创作突破了狭小的女性自叙传空间，但她极力地附庸和迎合日本主导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却使她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

林芙美子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在她笔下，战争之前和战争之中的“他者(中国)”形象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我最初到中国旅行去的，是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天，以后就记不清去了多少次，然而我到中国去多少次都是愉快的。那时候，画画的人好像去得很多，作家到中国去的，是仅少的。

可见，战前的中国给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吸引她“愉快的”去了“多少次”。

中国人也使作家倍感亲切。

从上海曾经去过杭州苏州，虽然是一个独身女子的旅客，我并没有感到过什么不安，钱也费不了多少。就可以得到很愉快的旅行。那时候中日之间的风云就很有着不平静的地方，可是我一回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在杭州住过一家秀英旅舍，茶役待我都是很亲切的。

战前作家中国游记中的“他者”以正面形象出现。作家抱着对中华文化倾慕的心情来到中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博大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如此美妙。无论是北京街头的“兔爷儿”还是国粹京剧，也无论是民间文化的集散地天桥还是秦始皇抵御外侮的万里长城……都深深地吸引着作家流连忘返。法国学者吕布奈尔说：“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林芙美子战前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融入了作家情感的、主观的因素。中国是一个蕴含了唐诗和陶渊明气魄的伟大中华：“我以为中国底文字是伟大的，时常想着有了机会，到中国去看看。”

然而，当伟大的中华成为本民族侵略的目标时，她眼中的一切美好都变成了丑陋。中国人也变成了“支那人”，而她对“支那人”的憎恶显示了作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女作家对生灵涂炭的冷漠令人惊讶!无怪乎她在《运命之旅》对南京陷落的描述中有意识地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美化了侵略战争。当美好的中国和善良的中国人成为作家猎取功名的目标时，作家的情感也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与军部的诱惑驱使着作家以笔为枪，自觉地为侵略战争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林芙美子一生都在为改变个人命运进行不懈的奋斗。对战争的投机使林芙美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出身寒门的林芙美子在侵华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暴发户般的庸俗习气，表明了女权主义在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中自身的脆弱，因此，其思想和情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大语境感召下发生异化和转向不可避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在振兴殖民地建设和继续扩张中，号召日本妇女协力战争。大量的日本妇女从狭小的厨房走进了矿山、工厂，走上了生产线。女性的社会就业率大增。以市川房枝为首的女权运动领导人迫于政府和军部的巨大压力，在观望和痛苦的思考后屈服于军部，表示转向。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在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等四大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下，卷入战时体制中，助纣为虐，成为侵略战争铳后的主力军。当时中国国统区发行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半月刊刊载了对日本妇女现状的描述：现代日本妇女，不幸被驱入贤妻良母主义、爱国主义的轨道之上。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劳动的结果是直接支持了侵略战争。当代日本学者村上信彦曾对此评价：“从站在妇女解放立场上的女性史的角度，这段时期没有任何正面因素，也就是说是女性史负面的时代。”

为追求竞选权和社会主体地位，女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系是女权主义者缺乏更坚定的妇女解放的精神信仰，因此，建立在狭窄的功利思想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观没有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正像妇运领袖市川房枝所认为的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下解放出来。但她的解放观不是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而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看待妇女解放的。在她那里，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画上了等号。

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比起普通的日本妇女，其精神上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创作的战争文学都从不同侧面履行了军部交付的使命。例如，日军军部明确规定了参加武汉会战的“笔部队”作家的写作目的：向国民报导日军英勇奋战的实况和占领区内建设的情况，以使国民奋起。这些作品对激发日本本土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日本的各种学术研究都被有意淡化了“笔部队”作家的恶劣行径。而在中国近年日本文学研究中对“笔部队”作家的不光彩历史也极少提及甚或忽略不计。例如，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1986年第1期，刊载了“林芙美子特辑”，其中几篇评论林芙美子的文章对其战争行为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南京后，芙美子以《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到南京从事所谓的‘报导。后来，芙美子本人的《流浪记》也被禁止出售。到了战争后期，一切文学活动都被迫停止。”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里，林芙美子俨然战争的受害者。作者并未了解林芙美子在侵华时期大红大紫的暴发户经历，反而为其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掩盖和混淆：“尽管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浮云》更为突出。”《浮云》是林芙美子战后创作的描写日本战败惨相的作品，但作家战后的反战行为不能代表其在战争中的侵略行径。战后，国际社会并未对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文化侵略和协力行为追究其战争责任，反而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战后反对原子弹爆炸以及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中发出的声音。日本女作家的社会意识在战争期间异化为协助战争的力度这一问题被学术界大大忽视了。

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益诱惑，吸引了大批日本作家回到官方体制内。日本军部制定的政策像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作家被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群体的狂热之中。这说明日本文人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因此，在强大的时代语境中极易动摇立场。侵华时期，只有少数几位日本作家像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等保持了文学家可贵的节操和良知，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并未起到反战的作用。除鹿地亘夫妇和长谷川稻子流亡中国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加入了日本法西斯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文人的无意识里。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军国主义提出质疑，相反，借助这种运行机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空间。大量的日本作家不惜丧失文学家应有的良知借助于战争而飞黄腾达。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角色时指出：“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在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空间里，应该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包括一场战争的合理性，但这种行为的前提必须具有“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景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正像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日本女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行为和作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妇女解放观的狭隘和薄弱，同时也说明了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屈移。在和平的前提下，超越国家民族的妇女解放尽管很难实现，但却是全世界妇女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