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鲁迅观（通用6篇）
（胡安静12122767）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
——《小杂感》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孤独的鲁迅。
初中时候，课本里出现第一篇鲁迅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大概的有关内容的记忆已经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消失，只是隐约记得他似是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当时班上有同学笑道：“呀，这鲁迅刻的‘早’字就是鞭策自己。若是我们来刻，那班主任定是要来骂的了。”后来似是还上过《少年闰土》和《社戏》的课。
不喜欢在中学时候读鲁迅，这时候的鲁迅是被神化的鲁迅。他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寓意，像是“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类的句子，也可以作为语文阅读题的“语句品味”题。非逼着人从最普通的一句话里“品味”出什么巧妙地手法、深刻的思想，要人使出浑身解数来扯到鲁迅的批判精神。
那时候的鲁迅被挖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不只是不喜欢、是讨厌、是惧怕这种形式。
正因为鲁迅的形象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化了的，所以当看到鲁迅与自己的妻子以及许广平之间的事时，我鄙弃他。是的，鄙弃。那时只是年少，心中的感情纯粹，亦是极端的人。自以为已经了解世上的百般辛苦，认定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就不应该结婚，更不该误了别人的一辈子，之后还可以心安理得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心安理得的写着些什么长篇大论来讽刺别人、批判社会。只觉得这样的人应该隐姓埋名的销声匿迹，以被别人发现而羞愧，怎么还会被那么多的青年崇拜。
因为年少，所以情感浓烈而极端。从此若非不得已鲁迅的文字是决绝不会再去碰触的，总觉得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高中的老师也认为若是在考试时遇到鲁迅的文章会很麻烦，因为他的文章隐喻太多。一是怕没有想到这样东西之后所指代的是什么，二是怕想得太多把一些
无关紧要的话也扯了上去。但他还说高考时候遇到鲁迅的概率不大，因为他已经快要被人读“烂”了。
现在想来当时老师说的“读烂了”是个什么意思，是被人反复挖掘文章深意而要烂熟于众人心中，还是因为被不同的人反复品读研究太多遍所以鲁迅的本意已经枯栏不见？
许是因为之后经历过的事，心态变得不再太过锐利、极端，也真的开始了解这世上的各种不易，所以理解，理解每个人都可能身处一种迫不得已的境况之下。而这世上存在的可以让人为之奋不顾身喜爱的事太少，能遇上已是人之幸事，要珍惜、努力追求才是。
正是理解到了这一点，才明白他的苦楚，如他这般骄傲的人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会遵从母亲的意愿成就这样他所鄙弃的包办婚姻形式，“躬行先前所憎恶的一切”。
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怎么能真的强求他像神一样完美无瑕。
他会彷徨、会孤单、会绝望。
曾经的鲁迅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一代，《故乡》中“水生”和“宏儿”之间像是曾经的我和少年闰土这一比喻就是想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鲁迅也用明亮的月亮来代表希望，这是的鲁迅至少是怀揣着希望的。他认为只要我们教好了下一代，中国就还有救。但在五四的大浪潮过会，当人们开始又对革命丧失兴趣和热情的时候，鲁迅看到这些心中又覆盖着的失望甚至绝望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中显示出来。
《在酒楼上》鲁迅通过刻画吕纬甫这一形象所表现的失望，对生活的失望、对理想的失望和对于自己曾经想要为之奋斗的目标的“无所谓”，散发着绝望的黑烟，慢慢的覆盖，吞噬人的心灵。“‘无聊的事’——但我们还是谈谈罢。”这样缺少生气、灵气的语气昭示着曾经热心于改革中国青年死去，被残酷的生活打磨成如今这般的沧桑面目。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像是另一个鲁迅，一样的傲然孤独，一样的屈服于封建的部分礼制，一样的曾对孩子抱有极殷切的希望又一样的失望着放弃了这一念头。之前固执的认为孩子全是天真的，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是没有的。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之后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又被环境所攻击，只得卖书为生。变得对人绝望，对自己的命运绝望，对自己的理想绝望。最终放弃自己的本心，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这样的结局让人沉默。
鲁迅的作品多是会让人沉默的，他的笔太冷，总是容易把人心凉的太透彻。他的《孔乙己》、《祝福》、《药》曾给我多么大的震撼：这社会是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吃人的社会，无处不是凶手，这些冷漠直接间接的杀死了多少人，还要用这把尖锐的冷剑杀死多少人？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冷漠，而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后整个人类都会有的冷漠。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人不可能感受另一个人的痛苦，所以有人可以忽视别人的痛苦，这远远比感受到一个人的痛苦更为简单。所以无视给人带来便利，并且没有负罪感，可以自我安慰到：我只是没有注意到，假如我有注意，我一定会做到怎样怎样。而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
鲁迅用最冷的笔描绘最热的心。
他受到尼采的影响很大，所以成为一个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最开始写白话文小说之前，他与朋友钱玄同在S会馆的谈话就可以证明：“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而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但他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不是在遥远的地方，而是从悲观中开辟出来的。绝望是希望的，所以有了希望。他在自己的绝望中用双手挖掘着希望，又用血淋淋的双手把希望给我们看。
鲁迅喜欢魏晋。相似的环境让他对那时的文人产生种惺惺相惜的情感。社会都是空前的黑暗，动荡、黑暗、恐怖、变世。旧有的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社会思想、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都被破坏、摧毁。每个人都感到了迷茫空虚，对未卜的前路充满恐惧。同时他们都目睹着生命的逝去，且对生命保持敬意敬畏而非麻木，这是在看多了生命凋亡后很难以做到的。他还说了：“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般清醒的话。
鲁迅还清楚地找出了那时的隔膜矛盾，也是至今都存在的隔膜矛盾：等级之间的隔膜，先驱者与群众间的隔膜，同阶级间的隔膜。这是人类的天性（nature）。人性本凉，难以从中获取什么温暖。越来越冷漠的社会，验证着鲁迅的预言。
同时他会不断地反省自己，敢于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人看。《一件小事》中就有他对有自己的反省，“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他有熬得苦痛，教他惭愧，催他自新，增长他的勇气和希望。让他在自己的路上艰难却不停歇的前行着。
现在我心中的鲁迅早已不是当初的严肃、呆板的他。变得鲜活起来，我可以看见他的皱眉、咬着烟发呆、凝望着远方一言不发的思考。他起身，慢步走向亮着灯书桌，手夹着烟开始写字。因为可以触及，所以不再觉得遥不可及。开始思考些当时他在思考的问题，或许他有自己的答案，但我想自己试试，自己来得到一个自己的答案。也许我的答案没有先生的有深度，可自己得来的更有意义。这与我来说就是进步。
在这门课结束之后，我想我会继续读下去。鲁迅先生是影响中国几代人的人，只有自己真真正正读过他，才能了解到他的深刻之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鲁迅。我想要找到自己眼中的鲁迅。
鲁迅是黑暗，是光明，或是黑暗中的一缕光。他想要剖看自己给人们看些什么。他又说，我的本心太黑暗，只是展露了一隅，那些热爱温暖的人就觉得冷。希望青年人看，与不想他们看到而失去了希望。
又说：“我的写作是为了忘却的记忆。”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 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 “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 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 以历史循环为必然, 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 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 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 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 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 日日背诵的, 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 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 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 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 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 而他厌恶现实, 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 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 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 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 而是过去, 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 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 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 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 《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 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 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 《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 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 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 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 既盛不可复衰, 既治不可复乱, 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 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 鲁迅到日本后, 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 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 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 就是要立人立国, 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 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 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 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 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 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 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 怎样做父亲, 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 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 而“觉醒的人, 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 便须一面清结旧账, 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 他批评所谓的“国粹”, 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 他对不易普及的繁难文言古字猛烈抨击, 他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作透彻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 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6]在他看来, 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7]
三、进化论的湮灭——跌入历史循环的挣扎
对一种理论产生怀疑来自于实践中的挫败, 而对一种理论怀疑而产生巨大的创痛感, 是因为对这种理论曾经过分相信与推崇。接受了进化论, 并对之进行一番考校后, 鲁迅确立了自己新的信仰, 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 做一个新中国的启蒙人。然而《新生》杂志却在一阵喧嚷后流产了。《呐喊<自序>》记录了这一经历, 也记载了鲁迅的心绪, 他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 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 进入“历史循环”的旧的体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为生计奔波的时候, 辛亥革命爆发了, 他参加过的光复会的旧识在绍兴军政府当了都督, 他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内心的热情又被迅速点燃了, 一切仿佛都在朝他曾梦想的那样在“进化”。他鼓励学生创办《越铎日报》, 恢复了原来办《新生》的热情。然而, 现实却很快让他失望了。王金发不仅不再维护革命的纲领, 而且与原先的官僚勾结, 摧毁了《越铎日报》编辑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当部员, 却又在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压迫下过着抄校古碑以避文祸日子。[9]
“试将记五代, 南宋, 明末的事情的, 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 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 仿佛时间的流逝, 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 是宋末, 是明季。”在这篇中, 鲁迅先是揭露了被传统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奋起的人民, 而是按照传统的固定的思维, 阻碍着历史的前进。鲁迅愤慨而痛苦的质问“‘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用了这许多好材料, 难道经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10]
鲁迅对“中华民国”抱有的憧憬烟消云散, 经历了辛亥革命, 他醒悟中国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过是农民的一种造反逻辑, 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说造反是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他一向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思想, 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伤痛的同时也从内心得到了瓦解。他发现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机思想, 这与原来的小农造反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 他再次发出了警告“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 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 好像这椅子很可恨, 一夺到手, 就又觉得是宝贝了, 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 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 他的摆架子, 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 还可笑。”[11]随着鲁迅的进化论的瓦解, 还未接受阶级论的时候, 他不住地跳入历史循环的困惑中, 在其中悲痛挣扎。
四、鲁迅小说中循环的悲观生命意识
鲁迅极力想要摆脱悲观的历史循环论, 甚至否定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 但正是这种不断挣扎而产生的决然反叛态度, 反而说明了这种循环意识对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为鲁迅在幼时便扎根意识的观念, 这种循环的悲观不知不觉生长成意识的背景, 即使被暂时遗忘, 在某种境遇独自面对自己时, 它便会不知不觉在生命中弥漫起来。鲁迅小说中就不时透露出的这种悲观的循环意识。
在心情颓丧而苦闷的《彷徨》小说集中, 这种循环的观念更以一种直观的形象表达出来。《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比喻“我在少年时, 看见蜂子或蝇子停留在一个地方, 给什么一吓, 即刻飞去了, 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 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 也可怜。”吕纬甫问向作者“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文中“我”的回答是“这难说, 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12]这种对话, 两个人的境遇仿佛在此重叠, 形成了一种更深刻的互相印证的悲观循环。吕纬甫曾经和“我”一起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 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至于打起来, 那时的反抗少年却变成了对什么都“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颓唐中年人, 每天从让母亲开心的小事来寻找生活意义, 甚至靠教授他从前反抗的《诗经》、《孟子》、《女儿经》来维持生计。他絮絮叨叨的讲述, 内心藏着一个不想向这种对历史复归的自己, 然而却没有了反抗, 只剩下一种悲愤。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是比吕纬甫激进许多的反抗者, 他相信“小孩子总是好的”, 信仰的仿佛就是鲁迅的“人性进化论”, 他的不遵循虚情假意的传统个性被自己的家族所排斥。这样的启蒙者没有生活来源, 奔走异地, 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这所谓的好, 是魏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 投靠了传统的军阀, 成了“魏大人”, 曾经对孩子抱有热切希望的他用逗狗的方式对待孩童, 他的后半生是用理想不能实现的悲痛力量, 反过来亲手对抗自己的理想, 撕碎自己所有的信仰的过程。用更猛烈地压迫来对社会实现着一种反抗。他的死可以看做是一种精神“自戕”的死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 安静地躺着, 合了眼, 闭着嘴, 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13]文章以传统的送殓始到传统的送殓终, 在结构上也形成了一种循环。
鲁迅在历史循环观的浸淫下生长, 通过“进化论”的学习, 意识到这种轮回的悲剧症结, 拼命地用尽力气来反抗摆脱循环, 但这种摆脱的拉力越大, 传统的循环观念对他的反作用力就越重。从小说中看出鲁迅的这种循环的深层生命意识正是说明了他内心的苦痛挣扎, 这两种力量的反向运动, 使鲁迅拥有了一颗极为苦痛的灵魂。
摘要：中国的历史循环观自先秦就建立了理论的根基, 一代代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在悲观循环中被消磨殆尽。鲁迅自幼也在这种传统史观中成长, 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变, 他接受了“进化论”并以此建立自己的“人性进化”信仰。然而在沉重的传统束缚的社会中, 进化的思想逐渐坍塌, 传统的循环观却不断地与他的人生紧紧纠葛。本文旨在分析鲁迅与中国的历史循环观的关系, 并对鲁迅小说文本中所反映的悲观的循环生命意识作揭示探析。
首先,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投入。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相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薄弱基础,相对于我国数量众多的职业院校,相对于我国数千万的职校生,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投入来说,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上的投入总量是不足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水准是不高的,效益是较低的。职业教育是高投入、高产出的教育类型,只有加大了投入,职业教育才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才有可能根本解决“专业对接产业”的问题。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充分认清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停留在弱势教育的状态,积极地肩负起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加大投入,以实现真正的创新发展职业教育。职业院校也要根除强调客观的“毛病”,破除“等、靠、混”的意识,瞄准学校专业与区域产业的对接,主动争取政府投入。成为“专业对接产业”能动的主体。只有职业教育投入到位了,学校才可能真正有“专业对接产业”的能力。
其次,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要系统协调相关主体的行为。“专业对接产业”不应只是职业学校的“单相思”。所谓对接,必然是至少两个主体的事,其基础是相关主体对应、能动的互动行为。从社会大系统来说,专业是学校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管理产业的主体是谁,是政府?是行业?是企业?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是不明确的,至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不明确的。现在政府往往关注产业的运作、管理,这是政府的职责吗?院校在努力与企业合作,就能对接产业吗?我认为,行业协会应该是管理产业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主体。但行业协会在目前我国发育得很不好,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从教育内部小系统来说,就是学校认准了专业对接地方产业的方向,昂贵的实训实验设备经费从哪儿来?从事相关教学的合格教师从哪儿来?配套合适的教材从哪儿来?等等。所以,目前对“专业对接产业”进行单向思维的话,真是为难职业院校了。众多主体行为不能协调,即使对接也是无效对接、低效对接。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要系统协调相关主体的行为,各自承担起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明确目标、齐心协力。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解读
本篇是应北京大学学生会邀请，为纪念北大成立二十七周年而作。这是1925年年末，攻击鲁迅先生的人，给他扣上一个帽子，称他是北大派。
派别这样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不好的名词，拉帮结派，旁人看来，就觉得危险。什么“党”，什么“帮”，在古代都是罪名，如果有人指他人为帮派，便是把这些人当作了敌人，准备着加以攻击了。反动政府打击迫害进步人士，常常就把“派”祭出来，深文周纳，强加罪名。
但是鲁迅先生却宣告说，他并不惮以北大派自居。
因为他说得明白：和“北大派”联络到一起，并非是私人的利益或者地域的联系，而是自蔡元培先生改革以来，一直提倡和发扬的北大精神：其一，北大是常为新的，其二，北大是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鲁迅先生虽然并非语文教育家，语文教学并未作专门系统的研究，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为我们留下许多关于阅读、写作的宝贵论述，的真知灼见不但能给文学青年以教，也能给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以启。
启示之一：不要让读书“变成苦 ”。
读书至少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讲功课„„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书拿到手，就道“我在读书了%” 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事了。———鲁迅《读书杂谈》
《读书杂谈》一文，是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稿。由于是在学校的演讲，所以对语文教学的针对性更强。教师以阅读教学为苦差，学生以阅读为苦事，并非自今日始，也并非 个别现象。其原因何在呢&是因为带了“利害关系”，是因为没有做到“随随便便”。读书成了职业的读书，而不是嗜好的读书。教师每教一篇文章，必定要条分缕析；学生每学一段文字，必完成思考题若干。课外阅读篇目也受到了指定，甚至哪些精读、哪些泛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此一来，学生不能读自己喜欢的书，不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地读书，自然视阅读为畏途。读书于是也就沦为了“苦事”。应对策略：’、读书自主权适当下放。让学生自己选一些感兴趣的书读。!、灵活增删语文教材，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教师可以于教材之外，多为学生提供一些“例子”。学生从中总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减轻阅读负担，多搞一些“零思考题阅读”或“不求甚解式阅读”。师生都不刻意追求其效果，吸收了多少是多少，而效果自在其中。学生一旦将“职业的读书”变成了“嗜好的读书”，就会出现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理想效果———“他在每一天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 启示之二：不提倡“硬写”。“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不可否认，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确实普遍存在着“教师硬要学生写”与“学生硬着头皮写”的现象。教师硬要学生写，是为了完成作文教学的量化任务，提高学生的作文应试能力。“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文的题材、体裁、题目、篇幅等限定得过死。!、作文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与速度要求，什么时候作，什)!时间范围内作好，都有规定。不作不由学生决定。一般带有强制措施，如：批评、扣分等。在这种况下，学生只能硬着头皮写。他们 于压力，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只好在创作兴趣不浓、创作准备足、思维激活不够的状态下，搜肠肚，图解主题，拼凑素材，堆砌文，来应付交差。“硬写”是一种违背创作规律的 法。“硬写”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作兴趣丧失、创造激情泯灭；无病吟，“为赋新词强说愁”；概念化、式化的平庸之作、矫情之作、空洞作大量涌现。学生几乎都成了炮制文快餐的高手。应对策略：
!出题前作一些“可写性论证”，出无根基之题。尽量出那些学生感趣的、有生活积累的、有感可发、话可说的题目，少出偏题、难题、题。
"让学生充分占有材料，不写无备之文。只有生活经验丰富，头脑贮存大量信息的人，他的脑海里才出现浮想联翩、文思活跃的情况。一次作文前，都必须让学生作好材的搜集、整理工作。写议论文，要用上网、油印、口述、互相交流等式尽可能地让学生多占有一些事例 据与道理论据；写散文，要给予足时间让学生针对文题“精骛八极，游万仞”，让一些尘封的记忆重现，一些被忽略了的细节发出光辉；写状物，作文前要组织或布置学生观 实景、实物或相关图片；写人记，要让学生在作文前对相关人物进“明察”与“暗访”，掌握第一手材。
“临阵磨枪”授写法。通常的法是为学生提供范文并作写法评。但也可以为学生提供针对性较强的“写法菜单”，供学生参考选择。例如：写《春雨》一文，我们可以为学 生提供一份这样的写法菜单：、托物言志；’、融情于景；(、写人记事；)、其它。有了这样一个写法提示，学生就不会面对文题，茫然不知所措了。
$营造良好的创作心境，激活创作情绪。例如：作文的时间最好要在文思通畅的上午；作文课不一定非要在教室里上，也可以安排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作文课前或课中不妨听一听 轻音乐；课前不要批评学生，制造压抑和紧张气氛；作文不一定要当堂完成，当有的学生实在写不出来，冥思苦想仍不见效时，可以允许他们暂时放一下，让文思在潜意识中酝酿，等到酝酿成熟后再写，课前可以作一些心理暗示，让学生放松心情、集中心神；写抒情散文前，教师还可以采用“播放歌曲”、“吟诵诗文”、“激情导入”等方式“煽情”„„ 启示之三：在比较中揣摩“应该这么写”和“不应那么写”。凡是已有定评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应该那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好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的。你看哪，它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从鲁迅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作文教学的好方法：在比较中求进步，在差异中悟窍门。
（一）比较名家的原作与定稿。
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稿与定稿的比较中，悟出一套选材的窍门。魏巍最初搜集了近三十个事例，但最后却只选择了三个事例。学生细加比较，深入 品味，自然就会明白，材料不在多，而在典型。再如：研究鲁迅手稿也可以让学生大获启发。这里仅举一例。《藤野先生》中，“„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原稿的 “精通”原为“熟识”。这一改有如下好处：作为与“时事”配搭的词语，“精通”比“熟识”更为贴切；更重要的是，“精通”二字用在这里，饶有讽刺与挖苦意味。
1. 希望与绝望的统一
吸取了诸多教训后, 鲁迅对“希望”和“绝望”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认识:希望和绝望相互渗透, 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 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鲁迅提醒大家要警惕革命精神的腐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 鲁迅又呼唤着民族的“自信力”[1], 积极实践着“绝望的抗战”。
鲁迅的“绝望”, 实质是看透黑暗现实和破除种种幻想后的现实主义精神, 扫除了常人概念中的悲观主义色彩。卸下心理包袱后的背水一战往往倾注着坚毅、果敢和信念, 因而鲁迅的“抗战”往往能获得胜利。
“看透人生以后, 是很容易滑入虚无、悲观、消极隐退那一路上去的”[2], 一如周作人, 这样的人常常被讽为“世故”。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鲁迅没有退隐, 坚持作战, 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之一。难道鲁迅不懂“世故”吗?不是的, 《野草·立论》一文证明鲁迅深谙“世故”之道。鲁迅用大智慧统照了人生, 知道什么事情该“世故”, 什么事情不该“世故”, 这样才能持久地作战。
2. 个人与社会的抵牾
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 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的压抑, 强烈要求重视个性的发展。但是,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知识分子应当引领人民追求独立和富强;同时, 进化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长者应该为幼者而牺牲, 以保证生命的延续和民族的发展。
尽管鲁迅有着“发展自我”的强烈要求的, 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令他最终做出了“牺牲自我”的艰难抉择, 成为先驱者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 鲁迅的“牺牲自我”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唯有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觉悟、国家富强, 他才愿意牺牲, 一旦有人利用他的牺牲, 高度警觉的他便会无情地反击、“复仇”, 同时陷入极端痛苦中。鲁迅曾对一些青年学生给予热情的帮助, 但他认为高长虹“利用”了他, 于是愤怒地写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 在生活的路上,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以饲别人, 虽自觉渐渐瘦弱, 也以为快活。……这实在使我愤怒了, 怨恨了, 有时简直想报复。”[3]
3. 生与死的囹圄
与“发展自我”和“牺牲自我”一脉相承的便是“生”与“死”的矛盾。鲁迅聚焦于“生”, 因为“生”不但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形式, 而且是履行人生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但是, 当时社会上杀戮纷纷, 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鲁迅, “生”与“死”便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一度困扰着鲁迅。
后来, 鲁迅领悟了真谛, 自称为“死的随便党”。他这么说不是为了逃脱痛苦, 他乐观地面对死亡:“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 这便是壮, 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 这便是死;各个如此走去, 便是进化的路。”[4]鲁迅的生死观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变化, 一方面, 是因为进化论和“历史中间物”的意识给了他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在后期接受了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认为个人的“死亡”、“牺牲”是在为人类的“新生”、“发展”做铺垫, 实现了“死”与“生”的转化和统一, 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4. 爱与憎的矛盾
在我们的印象里, 鲁迅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冷峻“战士”。但是, 真实的鲁迅也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人, 爱与憎矛盾着, 又交织着。
鲁迅的爱以尊重彼此、互相理解、互相宽容为前提, 一如他和许寿裳。尽管他们常常因观点不同而论争, 但他们保持独立、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 成为了心灵相通的密友。鲁迅的爱博大、真挚、无私, 这一点在他与“敌人”林语堂、成仿吾的关系中可见一斑。一旦“敌人”承认并改正了错误, 鲁迅则继续以爱待之, 毫无芥蒂。
鲁迅的“爱”很容易被忽视, 人们更多地聚焦于鲁迅的“憎”上。因为他作品里的“复仇”色彩是那么强烈:《复仇》中主人公让看客无戏可看, 并反观看客;《复仇 (二) 》中耶稣“玩味”以色列人;《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遗弃”下一代说出无词的言语……
实质上, 鲁迅的“复仇”精神不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而是以极端的方式去“疗救”国民们麻木的肉体与灵魂。“憎”的表象下裹藏着鲁迅炽热的爱, 倾注了他对民众真诚的关怀和深切的同情。可见, 鲁迅的“憎”植根于对民众深厚的爱, “憎”是表达“爱”的一种极端的方式。
5. 婚姻和爱情的抉择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鲁迅母亲一手包办的, 两人毫无感情基础, 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当鲁迅遇到心灵伴侣许广平后, 他面临着保全婚姻还是追求爱情的艰难抉择:一方面, 他认为无爱情的婚姻违背了人性, 渴望自由的爱情, 另一方面, 旧式女子的不幸和沉重的母爱又让他动摇。
“打破鲁迅在新旧两性道德原则间徘徊的僵局, 给他们的爱情以决定性推动的, 必然是思想更加‘现代’的许广平, 而不是鲁迅”。[5]她批判了叫人们“吃苦”、“委曲忍苦”的传统道德观, 否定了鲁迅半新半旧的牺牲观, 促使鲁迅获得了觉醒, 迎来了幸福温馨的家庭生活。
6. 鲁迅的矛盾性格溯源
鲁迅的种种矛盾性格首先是时代和教育的反映。“五四”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入的文化共存, 互相攻击又互相影响。此外, 鲁迅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 后来师从章太炎, 因而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他又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前往日本留学, 接受了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因此, 东西方文化的并存和抵牾在鲁迅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其次, 缘于鲁迅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 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 旧式女性母亲和朱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 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面对不同类型的人, 鲁迅必须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矛盾的生活环境, 也许比动荡的时代和空洞的书本对鲁迅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
最后, 缘于鲁迅坎坷的个人经历。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 走投无路之下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前夕前途黯淡, 却有幸留学日本;“幻灯片事件”令其弃医从文, 奋力“呐喊”, 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出山后继续战斗;婚姻、爱情困扰着他, 兄弟失和打击了他, 战友对他频放冷箭……鲁迅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人生观。
为什么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 我们却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数个二元对立经过渐变会达到总体上的统一。可见, 鲁迅的这种矛盾性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 这也是鲁迅精神被视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二、孤苦的鲁迅
鲁迅的孤独意识萌发于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 人情冷漠, 下层人民的贫困深深触及着鲁迅敏感的心灵。留学日本期间, 鲁迅由“幻灯片事件”感受到了国人的麻木, 由此产生了震惊和愤慨之情;《新生》杂志的失败令他的美梦骤然破灭, 孤独感、痛苦感迅速滋生;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强化了他的孤独和痛苦。鲁迅孤独感、痛苦感的高潮期出现在“五四”退潮的这一阶段:由于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种种矛盾, 一连串的人生波折 (像兄弟失和、婚姻爱情纠葛和疾病折磨等) , 因而不得已而采取了“横站”方式。
明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 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 无法形成明确的战线, 这便是“无物之阵”。敌人的“无物之阵”造成了鲁迅的高度敏感和警觉, 让他充满怀疑、否定精神。这既造就了鲁迅作品的深刻性、预见性, 又给他带来了诸多流言谤议。“无物之阵”的攻击力量不仅来源于敌人, 还来自亲密的“战友”, 这正是鲁迅极大的痛苦之处。
先驱者实现了强大的个性, 磨砺出了超前而深刻的思想, 与平庸者的愚昧麻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驱者已认识到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趋势与现实的黑暗、希望的破灭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鲁迅作为一个先驱者, 他和民众之间的隔膜必然会令他感受到侵入骨髓的痛苦、失望和寂寞。
前有敌人, 后有“奴隶总管”, 旁边还有麻木的群众, 唯有“横站”才能抵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枪林弹雨;同时, 鲁迅不得不承受因严重隔膜而采取的“横站”方式所带来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三、伟大的鲁迅
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以笔为枪, 不遗余力地创造着革命文学, 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代言人”。确实, 他翻译过一些苏联共产党人的著作, 亲近、帮助过共产党人, 但这不是他“伟大”的主要理由。
超越他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国民性矢志不渝的疗救等层面, 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伟大”的真正缘由:他忍受着孤苦孤独和痛苦的侵袭, 在深刻、超前的思想的指导下, 始终追求着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在重重矛盾中作出了艰难而睿智的抉择, 在鞭挞社会后坚定地实践着“立人”的道路。正因为如此, 鲁迅才得以凤凰涅槃, 才能够跨越政治和时间的局限, 至今仍焕发着无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 (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17.
[2][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6.
[3]鲁迅.两地书.九五.鲁迅全集 (第1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49.
[4]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 (第1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