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僚中, 有一个群体显得尤为特殊:他们往往埋没于历史的长河被人们遗忘,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 他们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无论是上令的下达还是下情的上传, 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 就是胥吏。
对于“胥吏”一词的含义, 韦庆远先生解释得很详细:胥, 指的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 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押解官府物品的杂事;吏, 指的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 负责文书事务, 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工作。总而言之, 胥吏是“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和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
从文献记载看, 胥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礼·天官·宰夫》中有对“府、史、胥、徒”的记载, 这些人其实都属于胥吏, 负责文书档案的管理和征收徭役等工作;《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记载的“少吏”、“掾吏”也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胥吏”, 但与后世不同的是, 这个时候的胥吏与一般官员只有职责上的区别, 没有身份地位上的差距;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后, 出任高官的人基本出身于门阀士族, 垄断了入仕途径, 胥吏的地位明显降低, “吏”与“官”的差距被逐渐拉开, 形成了单独的群体。
隋唐实行科举制后, 对胥吏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家关于科举取士的一些规定一方面提供了胥吏政治产生并强化的空间, 客观上促使胥吏权力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严格限制了胥吏的升迁, 阻止胥吏通过正常途径入仕, 使得胥吏始终徘徊在官场的最底层。本文就主要论述科举制度对胥吏政治产生的双重影响。
大家可能有疑问, 胥吏政治难道不是与胥吏同时产生的吗?其实, 胥吏政治产生的时间要大大晚于胥吏产生的时间。如前所述, 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胥吏一职, 经过汉代和魏晋的发展, 胥吏队伍成熟并且壮大, 但这时的胥吏还不足以干预行政。胥吏政治产生的时间则是在唐宋科举制发展之后, 从这个时期开始, 胥吏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造成了“吏强官弱”的局面, 到了清朝甚至出现了“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的说法。“胥吏专权”局面的出现就是胥吏政治发展到鼎峰的表现。
科举制度客观上促进了胥吏权力的扩大, 对胥吏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首先, 科举制使得朝廷在选官用人时大大降低了对官员的家世背景的要求, 担任官职的人可以出身寒门而无任何家族势力, 这在官员的出身贵贱和家族地位上缩小了与胥吏的差距。上海社科院的程念祺先生认为, 两汉时期官员自辟僚属, 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员的一言之间, 因此官员对于胥吏还是有很强的约束力, 胥吏的权力受到官员的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 依靠家族门阀势力选官用人, 因而做官的人都是些门阀士族, 有很强大的家世背景, 也绝不会受制于属吏。唯有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的官员, 多数人在为官之前不过是一介草民, 没有什么家世背景, 因此容易受制于胥吏。而且我认为, 出身寒门的官员与胥吏相比, 在身世上已无高低贵贱的差别, 在心理上没有了优越感和自信心, 因此缺乏一种与胥吏相抗争的勇气和魄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胥吏权力的扩大。
其次, 就科举考试的内容而言, 着重于考察读书人对经义的记忆和理解、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 要么就要求读书人对经典文籍死记硬背, 要么就鼓励读书人对治国之道高谈阔论。后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更使得士人的知识局限于四书五经, 考生更加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种考试内容, 使得通过科举做官的士人缺乏对法律条令、行政文教等实用性知识的掌握, 上任之后根本不知道政务运作的规则, 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 行政能力远远不及参与具体工作的胥吏, 一旦遇到问题不知所措只能求助于有经验、有能力的胥吏, 因而长期参与实际运作的胥吏获得权力的上升空间。
以唐代为例, 据程念祺先生考证, 唐代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 明经科分为“帖经”和“墨义”, 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 后来又增加了一门“时务策”, 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科在唐初仅试“时务策”五条, 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最初要试多种文体, 后来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通过这种考试出来的人, 他们“可以讲一套经世济民的大道理, 却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应有的权力, 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的摆布, 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到了后期发展为以八股文章取士, 更使读书人埋头纸堆、脱离实际, 尤其地方官缺乏治理本地所需的法令、经济、文教等实用知识, 又缺乏行政经验, 因而行政事务基本依靠胥吏完成, 使得胥吏的权力空前壮大, 造成胥吏专权的局面。
由此可见, 科举制的创立一方面缩小了官员和胥吏之间出身地位的差距, 使得官员丧失与胥吏抗衡的优势;一方面读书人因缺乏实际行政能力而被迫依靠胥吏处理政事, 凸显出胥吏在政务运作中的作用, 从而促进了胥吏权力的扩大, 推动了胥吏专权局面的出现。
在我们脑海中, 隋唐创立科举制一个重要的进步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取士”的公平性。不论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它们考察的对象都需要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推荐, 此人是“孝”还是“廉”都由当地有声望的人说了算, 因此存在不公平的地方。科举制创立之后, 渴望入仕的读书人不论高低贵贱皆可“怀牒自列于州县”, “即无需推荐, 自由报考”。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所谓的“公平”并不针对广大胥吏。唐代后期出台的科举政策规定, 担任过地方胥吏的人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这在当时以进士科取士的时代, 无疑堵死了胥吏们由吏员跨入官员之列的道路, 破灭了胥吏们升迁入官的梦想。
经叶炜先生考证, 目前所见唐代最早限制胥吏参加科举考试的政策出台于唐宪宗时期。根据《全唐文》卷六一《宪宗》记载, 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 州府所送进士, 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 或曾为官司科罚, 或曾任州府小吏, 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 虽薄有词艺, 并不得申送入。”
由此可见, 唐后期的科举制度对于胥吏不得参考进士科作出了很强硬的规定, 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科举步入官员行列的念头。这个政策限制了胥吏的升迁, 使得胥吏们终日徘徊在官场的最底层。
至于唐后期限制胥吏参加科举的原因, 叶炜先生援引了吴宗国先生的一个观点, 认为随着科举制的发展, 出身于进士的官员比重上升, 成为贞元、元和时期官员的主要来源, 因而进士取士的职责更重;另外叶炜先生认为, 德宗至文宗时期, 君子、小人之分被固定化, 士大夫们不相信胥吏可以通过学习儒家文化来提高个人素质, 是出于对胥吏道德水准的不信任。
以上两点皆有道理, 除此之外, 我认为还有两点可能:其一是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官员和胥吏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 许多具体行政工作的分工也更加细化, 因此国家需要一些底层的行政人员继续担任施行政务的工作, 若放开科举的范围准许胥吏参考, 则有可能出现原本属于胥吏的具体工作无人担任的局面。其二是因为官员和胥吏两种类型的人同治一地, 实现了权力的制衡, 他们相互约束、相互补充, 能够避免一方权力过大。担任过胥吏的人有较高的行政才能和丰富的行政经验, 若再像读书人那样熟读四书五经、通晓治国之道, 则同时获得了官和吏两种人的智慧, 一旦升任地方官, 则获得了官和吏两种人的权力, 该地的胥吏已不能对他实现权力制衡, 当地的政务由他一人说了算, 他在当地的势力便难以控制。
总而言之, 科举制对于胥吏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 它一方面缩小了官与吏在身世地位上的差距, 也使得依靠科举为官的仕人因缺乏实际行政能力而被迫依靠胥吏, 造成了胥吏权力的扩大, 导致后期出现胥吏专权局面;另一方面也规定胥吏不得参考进士科, 限制了胥吏升迁的空间, 堵住了胥吏步入官阶的道路, 使得胥吏始终徘徊在官场的最底层。我想, 科举制对于胥吏的影响, 可以称得上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摘要：中国胥吏的出现由来已久, 但若要论及胥吏政治的产生, 大致要追溯到唐宋时期。自隋创科举制之后, 随着它的完善和发展, 它在制度上的某些规定客观上促使胥吏的权力扩大, 形成并强化了胥吏政治;但自唐朝开始, 国家明文限制胥吏参加科举考试, 尤其禁止胥吏参举进士科, 因此缩小了胥吏升迁的空间, 阻止胥吏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官员之列。由此可见, 科举制度的出现, 既促使了胥吏政治的产生和强化, 同时也阻挡了胥吏跨入正常官阶的升迁之路。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关键词：胥吏政治,科举制,关系
[1] 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3] 程念祺:《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 《学术月刊》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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